兩個標準

(2017年9月13日星期三)


對有人在教大張貼對蔡若蓮喪子的涼薄標語,及中大文化廣場的學生粗口對罵事件,我感到不安與不快。

然而,對新亞書院黃乃正院長發公開信,譴責學生有違先賢教晦,我亦同樣感到不安與不快。黃院長搬出先師錢穆和唐君毅來,謂兩位如仍在生,對該同學的表現也會痛心。他的信這樣說:「錢唐兩位先賢在中國文化花果飄零的年代,避居香港,創立新亞書院 … 」

我也是新亞畢業生,亦稍讀錢唐。首先,「花果飄零」一語,出自唐先生的《說中華民族的花果飄零》,他說的是「中華民族」,不是「中華文化」。文章這樣說:「一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隨風吹散,…」黃院長知否唐先生所指的「大樹」是甚麼呢?為何倒下?黃院長又謂錢唐「避居香港」,他們「避」些甚麼呢?

若黃院長以當日錢唐先師避居香港心情,了解今天那些自覺「大樹既倒」的年青人,會認為他們可以「避」到哪裡去呢?

跟教育界某朋友討論此事。他冷眼旁觀,嘆乎今天的人發言有兩個標準。一是道德標準,一是政治標準。當道德和政治都「正確」之時,人人敢說敢言,譴責追究之詞唯恐後人,甚至謂永不聘用教大畢業生也不覺過火。

但劉曉波死也不能出國就醫,劉霞失聯,同樣違反道德標準,應予譴責。可是,談之違反政治標準;道德正確、政治上不正確之時,那是話不好說,大家一聲不響跑了。

問:當道德不正確而政治正確時又如何?噢!更可悲,那是人人爭先,個個叫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