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唱國歌

(2017年9月20日星期三)

我在2002年當校長的時候,每在全校周會前,先唱剛被人大立法規管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隔鄰小學的校長察覺了,問我是否很「愛國」?我知道自己的學校並非「左校」,香港大部分學校也沒有唱「國歌」的傳統,這做法的確令人奇怪。但答案太複雜,故只能笑而不語。

為甚麼每周還要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今天中國不是已很強大麼?我曾向同學解釋說,我是希望大家都去看看此曲的抗戰歷史,由此銘記民族所受過的戰爭苦難,同時也希望從了解此曲作者聶耳和田漢的身世,明白一點中國現代史。聶耳23歲遇溺早逝,避過文革的浩劫。田漢活到70歲,只在暴力和批鬥中死去,《義》曲歌詞亦由於田漢文革期間被打倒而遭修改。人類利用強權進行侵略、踐踏和平公義,這些歷史教訓,是需要記取的。

我當校長期間,還未有甚麼刻意的「國民教育」。我也沒想過,作為校長是否要留露一點「愛國」情操?也沒研究學生有沒有選擇「愛國」或「不愛國」的自由?周會期間沒有老師學生看見升國旗而掉眼淚,但也沒有遇上過對升旗禮或唱國歌的挑戰。我認為毋須規管,認為那是自找麻煩。學校裡有非華裔的學生,也有華裔但不懂中文的學生,我私下對他們說:不懂唱或不喜歡唱的,有不唱的自由,只要在升旗和奏歌時保持站立即可。

我相信教育是在最可能寬鬆的環境下的理性討論和潛移默化,故從來沒有對學生說過甚麼問題「沒有討論的空間」。

兩個標準

(2017年9月13日星期三)


對有人在教大張貼對蔡若蓮喪子的涼薄標語,及中大文化廣場的學生粗口對罵事件,我感到不安與不快。

然而,對新亞書院黃乃正院長發公開信,譴責學生有違先賢教晦,我亦同樣感到不安與不快。黃院長搬出先師錢穆和唐君毅來,謂兩位如仍在生,對該同學的表現也會痛心。他的信這樣說:「錢唐兩位先賢在中國文化花果飄零的年代,避居香港,創立新亞書院 … 」

我也是新亞畢業生,亦稍讀錢唐。首先,「花果飄零」一語,出自唐先生的《說中華民族的花果飄零》,他說的是「中華民族」,不是「中華文化」。文章這樣說:「一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隨風吹散,…」黃院長知否唐先生所指的「大樹」是甚麼呢?為何倒下?黃院長又謂錢唐「避居香港」,他們「避」些甚麼呢?

若黃院長以當日錢唐先師避居香港心情,了解今天那些自覺「大樹既倒」的年青人,會認為他們可以「避」到哪裡去呢?

跟教育界某朋友討論此事。他冷眼旁觀,嘆乎今天的人發言有兩個標準。一是道德標準,一是政治標準。當道德和政治都「正確」之時,人人敢說敢言,譴責追究之詞唯恐後人,甚至謂永不聘用教大畢業生也不覺過火。

但劉曉波死也不能出國就醫,劉霞失聯,同樣違反道德標準,應予譴責。可是,談之違反政治標準;道德正確、政治上不正確之時,那是話不好說,大家一聲不響跑了。

問:當道德不正確而政治正確時又如何?噢!更可悲,那是人人爭先,個個叫好!



大學收生分數的啟示

(2017年9月6日星期三)

有傳媒曾以 JUPAS數據,研究8大院校的收生分數。不出所料,以DSE4核心及2選修科成績計,大學醫科吸收了成績最皆的學生,分數要達 38分以上才有希望,即6科成績都 5* 還不夠,還要一些頂級5**的。沒有醫科的大學如理工浸會,最高要求也是與醫療有關的學科,如物理治療、化驗、中醫藥等,平均要2530分。

與醫科要求看齊的是工商管理,尤其是國際商業、環球管理、計量財學,平均要38分以上。至於最不吃香、收生要求最低的科目,是純理科和工程學,大概只要 21分。

香港學生棄理從商,二三十年前已見端倪,例如,大學資助委員會在1996年的報告中已提出:「有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全日制大學生修讀商學,其中以會計學最受歡迎,修讀的人數佔全部學生的5%。」(10.5) 。徐立之教授當港大校長是2002年,因此應該知曉這趨勢。今天他才擔心香港中學生的數理底子差,讀不了工程和理科,妨礙「創科發展」,可惜他任內也沒做過甚麼,鼓勵學生不要「隨波逐流」。

徐又指香港大學生的水平下降。近年大學畢業生人數增加了,人數多了平均水平下降並不值得奇怪,但要明白差異也同時拉闊了。這點類似一般人說香港的英語水平下降一樣。如果只看街頭廣告、大廈通告,英語錯漏百出,情況的確比從前嚴重。但在充斥「精英頂層」的銀行界、醫學界、資深法律界、以至政府和工商界行政高層,雖然近年多用了中文,英語水平並無下降跡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