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制之錯?

(2017年8月30日星期三)

港大前校長徐立之教授認為,新高中學制需要檢討。理由之一是學生升上高中後,修讀附加數學和理科的學生人數,只為舊制的一半。他又指新學制令學生減少選擇數學、工程科目。

新高中學制的確需要檢討,但徐的說法真能成立?在現有制度下,中、英、數、通識是必修,數學科設有較深的「延伸單元」(即M1 M2,內容包括微積分、統計、代數)供選修。徐所謂的學生減少讀數學,是指選修 M1M2的學生較少。

徐教授應該很清楚,香港學生選科,基本上是針對升學。要讀甚麼科,先看畢業「錢」途,追逐興趣是奢侈。因此,醫學院叫甚麼價?要新生拿哪些科成績報考?從無遇上困難。但香港工業沒落,跟70年代徐上大學時相比,理科工科的吃香程度大幅下降,學生轉對商科投懷送抱,當今財技學科所需的艱深數學,理科尖子隨時有供應;那麼剩下來報讀理工科的,成績自然是次等的。港大要取消天文和數學及物理主修科,也不是這股「市場」力量的表現嗎?

徐教授把分析伸延至「3322」,謂大學當時是「被迫」接受。但3322只顯示報考大學最低要求,大學從來是擇優而噬,獲取錄的本科生,成績遠高這水準,怎能說3322令香港學生成績下滑呢?

也勿怪家長學生太功利。大學三改四之時,大學校長齊聲叫好,因為輸入大學的資源大增。當時他們也不是都說過,大一是基礎年,只要中學成績整體上理想,無問題,大學會把專科所需的基礎知識在大一補回嗎?


教改智識貧乏

(2017年8月23日星期三)

鄭燕祥教授在《香港教改:三部變奏》一書中縷述他對香港十多年來教改的觀察。他認為香港的教改,由「誠意開始」,到「大躍進式進行」,最後引來「沉重後果」,開始時謂要為學生進入21世紀作準備,但結果並無改變固有的考試操練文化。

究其原因,鄭認為教改的主事者缺乏知識基礎,他斥之為「教改智識貧乏」。他指出,教改的主事者同時引入一大堆新措施,「其中特別強調教育質素保證、問責、表現評估監察、持份者滿意、市場競爭、校本管理、家長社區參與等」(45頁)。鄭認為上述措施只是「手法」而非「目的」;手法應該為目的服務,但這些東西與教育願景並不見得有甚麼關係。

從社會學分析,鄭所指的這些措施和手法,其實隱藏著一套相當一貫的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t) 意識形態,這在教育上表現為一種「管理主義」哲學,即假借效率和質素保證之名,不管學校裡的人做些甚麼,遇上甚麼特別情況,或要實踐甚麼理想,只以成績向學校問責。英美兩地近年刮起「高風險考評」(high stakes testing) 的風,正是這套意識形態發揮所致。

香港教改初期的文件,曾以大量進步教育之詞,批評香港教育過去太強調成績考試,教育的目的應在於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並強調學習過程,重視學生如何建構知識,貫徹終身學習、學會學習;卻同時引入大量與這些目的背馳的「管理主義」措施,我只能說大概是由於主事者無知或不清醒;若是故意,那就是口是心非、背向異辭了。

參考資料:

鄭燕祥(2017)《香港教改:三部變奏。香港:中華書局。234頁

收生不足是由於教學質素差?

(2017年8月16日星期三)

近日興德學校成熱門教育話題,該校有無「影子學生」,細節未明。

但不少討論轉向學校收生和收生不足的問題。一般的邏輯是:學校收生不足,是由於得不到家長的青睞;家長不願送子女入讀,是由於學校辦得不夠好;學校辦得不好,是由於學校管理不善,教學質素差。

在家長都希望送子女入名校和高 banding的學校的心理下,推論的結果是:低 banding的都是管理和教學質素偏低的學校。又在這個崇拜「競爭」的社會,這些學校因收生不足被「淘汰」,是自己不努力,咎由自取,抵死!

不錯,我曾經目睹某些學校由於校長和高層領導無方,家長和好教師求去,學校 banding 滑落,逐漸收生也成問題。但上述看法並不全面。首先,部份學校收生不足,是由於地區人口遷移和老化,與自身管理和教學並無關係。其次,亦有學校立志服務弱勢學生,並無意爭高 banding,學校也辦得不錯,由他們來承擔人口老化和上移錯配帶來的殺校風險,並不合理。

亦有謂「學校為了可以經營下去,自然要提升教學質素」。這看法是相信「教學質素」和「學生成績」掛鉤的謬誤。我多年的師訓和觀課經驗看,這並不符事實。不少低 banding學校的老師,教學並不差,對學生還多付愛心;學生成績差,是學校以外的因素(如家庭社群)造成,學校無論怎樣提升教學質素,成績的改善空間也不大。不讓這些學校「經營下去」,是錯誤。現行教育制度把學生分3組別,無論全體學生都進步或退步,總有一定比例的 Band 3 學生。

AI是禍是福?

(2017年8月9日星期三)

我愛打乒乓球,朋友傳來一段短片,人和一部拿著球拍的機器對打。人無論怎樣打,出甚麼招數,機器已高度「學習」,總能把球打回來,人會失手犯錯,機器不會,很掃興。

從前沒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放在眼內,沒思想沒靈魂的機器怎能與人的智能相比?但近日圍棋的「人機對奕」,AlphaGo先打敗韓國的李世石,再打敗中國的柯潔,令我改觀。近日看書,明白機器的學習,已從簡單線性反應發展到類神經網絡 (neural network);結構亦由花大量感知器 (perceptrons) 連接輸入輸出的淺層網絡,發展到今天的懂得自我學習的深層網絡。

三十年前,教育界曾流行過「智慧型教學系統」(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ITS),希望電腦程式能為量體裁衣,按學生的已有知識,提供合適的學習切入點,學生如犯錯誤,ITS可作出診斷和糾正。可惜 ITS沒有多大的成功,亦攀不上主流。但在AI 和深層網絡的領導下,有人相信 ITS 可重生,並大有作為。

AI 的發展是禍是福?Stephen Hawking曾指出,由人腦設計出來的電腦,其能力可比人腦更勝一籌!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能解決今天我們面對的疾病、貧窮、甚至氣候變化問題;但懂得學習的機器最終亦有可能變成有自己意志的機器,無法駕馭,甚至與人為敵。Tesla的總裁 Elon Musk 也說:AI的發展令人擔心和震驚 (frightening),它有可能毀滅人類文明。兩人的話都令人聯想到科幻小說和電影所描述的境況和情節。

在香港主流意見一面倒唱好、學生也要學寫 App之時,我只希望指出,AI是禍是福,仍未有答案,請保持清醒和警覺。



無意的洗腦課

(2017年8月2日星期三)

談到課堂的提問,還記得一樁往事。

有次觀課,中四級老師在教一個經濟學概念,叫「規模效應」(economies of scale)。這概念解釋:生產商擴大生產的規模,可能獲得成本節約。老師教完後,向全體學生發出一個問題:Are economies of scale” good or badthe whole class 全班齊說:Good

該老師很高興,下課後跟我說,從學生的反應看他的教學很成功。他自我感覺良好,但他大概不明白,「規模效應」好與不好,並非單純成本節約的問題,最終利益究竟歸生產商或是消費者,還要看市場結構。要學生齊聲說句好或不好,不但不能鼓勵學生思考,且有向學生「洗腦」之嫌。

我相信該老師並無意向學生洗腦,可能只是欠缺經驗,自省不足,或由於有觀課者在場,過份緊張而已。

也有些老師可能解釋,自己只是依書直說。年前看過一中國歷史課,老師給學生的討論題目是:「國共合作至分裂,國民黨最後失敗,是否咎由自取?」但課堂上哪有討論?學生只是朗讀工作紙的內容。老師的工作紙何來?簡化自教科書。教科書作者有既定的政治觀點和偏好?那就沒想過也理不得那麼多了。

許寶強說得好:香港的文化氛圍,是重複陳腔濫調,拒絕學習和思考,是個「缺學無思」的年代,他只是沒說這種氛圍最易受政治和權力的擺布。作為老師,我們實在必須警覺,有否在不經意間傳遞某種價值觀和取向。今天連由教育局編寫的教材也可以偏頗得可以之時,最後一道防線,就落在教師身上:守住這一代孩子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