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理解作業

(2017年5月31日星期三)

打開坊間小學的TSA「閱讀理解」作業簿,幾乎本本如是、篇篇如是:先來一段短文字,然後是填充題、選擇題、短問答題。雖然有些還煞有介事地介紹閱讀理解的「層次」理論,例如問題要由淺入深,先問字詞意義,或從文章中提取資料,然後是「聯繫生活或情景」的短答問題。

可是,不少家長發現,子女完成「閱讀理解」作業,原來是先看題目,才開始閱讀文章找答案。有些根本沒看文章,直接看題目,然後才在字裡行間找答案。時間有限,越快完成作業越好。

或有人會問:這種閱讀策略有何不妥?既然能找出正確的答案,不就是「理解」嗎?老師也發現這種閱讀方法較快捷,學生容易取得高分,為甚麼不可以「教」?為甚麼不可以「練」?

這問題難回答,因為我們已習慣把學習都視作分數成績。在這想法下,閱讀的目的就是「理解」,理解的證據就是取得答案。家長教師若認為篇章太長、文字太深、回答問題的時間太少,有商量,可增減;但這個框框不能改,改了就「無法評估」,學校就無法問責喇!至於學生用甚麼方法閱讀,先看文章再看問題,或先看問題再看文章,不甚重要,重要的是在指定時間內有效完成作業。

但我們沒察覺的是,這些作業做多了,久而久之,由此建立起來的意識和習慣,是把閱讀變成一種過眼雲煙、文字處理的差事。要求學生對閱讀或文章發生興趣,或追求所謂的「深層」閱讀,甚至愛上閱讀,豈非緣木求魚?

勿單靠成績論教學優劣

(2017年5月24日星期三)

我曾經提出過,成功教學 (successful teaching) 和優質教學 (good teaching)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教學是否成功,只看學生的學習效果。例如,目標是要學生學會「退位減數」,那麼成功與否就要看學生能否完成「退位減數」的任務 (tasks)。當然,是兩位數還是三位數的的退位減數呢?所需要的認知要求 (cognitive demand) 也有明顯分別。

教學的優劣,主要還依賴老師的識見、經驗、預備、表現,例如能否掌握課題的要求、學生的已有知識、班裡狀況、學習困難、按學習目標設計教學等。然而,最優良的教學也不保證每次都能成功。影響學習「成功」的因素眾多,並非全由教師控制,例如學生睡覺晚,弄到上學遲到或打瞌睡;下一堂是另一科的測驗,學生都在擔心試卷深淺和成績;家裡有人生病或出了問題,致上課心不在焉等。

長遠來說,優良的教學,會有較大的「成功」機會,學生也會有較佳的「成績」,但不要相信有「必定成功」的教學策略,那是吹噓。若以「成績」作為唯一評價教學是否「優良」的指標,那是短視。還有,如只要求保著成績,很多實驗性質的教學方法將難以推行。

那麼,教學的優劣如何評價?個人認為,觀課是較合適的方法。當然,這也要考慮到「觀課者」本身的修養和能力:既要能明白老師的出發點,又能敏銳地觀察實際課堂情況。若只拿個「項目清單」(check-list) ,記個 作評鑑,就很難作深入分析;同儕觀課也是好方法,條件是大家都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觀課,而不是互相吹捧,或交差了事。

再問普教中的理據何在?

(2017年5月17日星期三)

審計署又出報告,指教育局和語常會對「普教中」的研究,不盡不實,花了錢資助和推行普教中,卻不知道有甚麼成效。

請勿忘記,提出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為香港教育長遠目標的,是官方的課程發展議會,時年為2000年。當年已有人問:這是個「政治」決定?「經濟」決定?還是純粹基於「教育」和「學習」的考量?

語常會曾在2007年撥出了2.25億元,資助160間學校推動普教中,引起全城騷動。我曾在2008年本欄問:普教中的理據何在?有甚麼研究和證據,說明普教中能提升學生的中文水平?要花這麼多錢,不是應該先完成研究,確定可期待的成效嗎?

當年的主席田北辰曾以個人印象式回應說:普通話聽說能力比用廣州話學習的學生有進步,寫作也較流暢。

要留心的是,語常會在1996年接管了「語文基金」,目的之一正在於加強其研究功能,可惜,這個語常會原來只是個大花筒,連自己花了的錢有甚麼「成效」,也闊佬懶理。2007年拋出2.25億,到了2012年,錢都差不多花光了,才找來4間學校來做相關的「研究」,結果是「研究對普教中沒有明確的結論」!

有支持TSA的某校長說,其學校上學年收到2,800萬元政府公帑資助,認為拿了這麼多公帑做事,「有一個問責精神有咩不妥呢?」上述的普教中2.25億元帳單,大概是她學校8年的經費,如果用相同的問責精神,10年間當語常會的主席共有三人:田北辰、程介明、黃嘉純,究竟誰該負責?

講教學要些怎樣的測評?

(2017年5月10日星期三)

NCLB以來,「標準考評」和「測考問責制」興起,但美國教育界並沒有停止過進行反思和研究,甚至跟政府唱對台戲,這是美國學界可愛可貴之處。

高風險測考的興起,Nichols & Berliner (2008) 歸因於政商界從「生意管理」看教育。做生意講效率,用分數做個指標,製造一張學校成績表,就能揪出懶惰的教師,令他們受壓而改進,不費分毫就可以提高效率,豈不快哉?至於教育其他目的,或學校無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學生能力水平),就無關宏旨了。

香港的侯傑泰教授,原來也嚮往這種測考文化,並相信學校的TSA/BCA成績差,就是教學差,故也要給學校弄張成績表,令其「知所改進」。某校長又謂:學校使用公帑,須「自覺提升學與教的效能」,但其所謂提升效能,原來是指「應用BCA數據」。

應用 BCA 數據,真有如此神效?誰都知道,這類測試目的不在於教學,而是統計常模 (norms)。莫慕貞教授 (2017) 曾指出,對個別學生來說,這些題目不是太深,就是太淺;要講教學,正確的策略是「因材施測、因材施教」。

其實,留心學生的老師,拿試題上手,大概心裡已知道,班裡誰會答對,誰會答錯。改進教學所需的,是「診斷性」的測考(diagnostic tests),即在開授某課題之前,能告訴老師,學生已懂些甚麼,會錯在哪裡,從而確定教學的進路,及授課後的考評 (trailing indicators),告訴教師教學的成效。

這也是我從前從事「課堂研究」(lesson study)之時,堅持由老師設計「前測」和「後測」的原因。這些由任教老師製作的測試 (teacher-made tests),可能不盡善盡美,卻最管用。


References:

Nichols, S. & Berliner, D. (2008) Why has High-Stakes Testing So Easily Slipped in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fe? Phi Delta Kappan, 89, 672-676

莫慕貞 (2017) 「後TSA」評估策略:因材施測 因材施教,明報2017420日觀點版

TSA若認真,成績表這樣做

(2017年5月3日星期三)

當大家遏力阻止異化操練之風再起,倡議TSA 要「不記名不記校、抽樣考隔年考」,現屆政府卻堅持復考!

支持者侯傑泰教授說,TSA追蹤全港學生整體成績外,還要有對個別學校「進行回饋、促進教學」功能,因此堅持每年每校發給一張「TSA成績表」,讓學校知所改善。他說抽考就達不至這目的喇!

候又列舉英美流行的「學校排行榜」做法,說政府頂著千百倍壓力也要推行。當然,他沒說這種以成績論斷學校質素、甚至殺校的政策,令英美學校產生了前作未見的「操練文化」和摧谷作弊歪風。在侯熟識的「測考學術界」,對這種政策的批評尤為猛烈。

然而,我看就算要讓學校得到一張TSA成績表,理論上亦不必「不抽測不取樣」,問題在於這張成績表是否真要有「回饋教學」功能,還是表面以競爭之名,用羞辱威嚇方式向學校施壓問責。若只是前者,以下方法是否可行?

堅持取樣抽測,中央立即計算各科各卷各題的全港常模(Norms),連考卷分發給學校,學校再拿考卷給有關學生做,接著按常模計算自己學生、年級、科目、全校的成績。這張成績表是由學校自己做、自己看,教務組和科組同事純粹用來分析學生成績,看學生錯在哪裡,其間如覺有需要,局方亦可設有支援組提供意見,看看教學能否更有效。

既然只求「回饋教學」,可立例禁止這張成績表交給校董會或教育局,或故意向外泄露,由於無人可以做學校間成績表的比較,消除操練的壓力,但學校仍得到所需資料,知所改進,完成侯教授的「心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