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理「錯誤」

(2017年12月27日星期三)

老師問:圓直徑4cm,面積是多少?學生答:2 x 4 x 3.14  = 25.12 cm。老師:錯喇,係 4 x 4 x 3.14 = 50.24 cm2

老師問:需要移動「供給曲線」還是「需求曲線」?學生答:供給曲線。老師:錯喇,係需求曲線。

課堂互動,問答最常見,但學生的答案常有錯誤,需要處理。這並不容易,原因是老師必須立時判斷錯誤的性質,才能作出適當的回應。在第一例子,學生明顯把圓周和面積掉亂了,若是無心之失,提點一下就行。可是,在第二例中,為何是需求曲線而非供給曲線應該移動,答案並不明顯,因此必須進一步提問,才能知道學生答錯(甚至答對),是否包含「概念上」的錯誤。概念上的錯誤,學生需要調整的,不是答案,而是思考。在這些情況下,老師幫助學生探索知識、建構概念,比得到正確答案,更形重要。

但在眾多測考壓力下,老師多關注「程序式學習」(algorithmic learning),學生要認題形,只要題形吻合,使用同一程序,便得到答案。要點是快而準,發生錯誤需要處理視為浪費時間,妨礙進度。


其實,老師如何處理錯誤,也間接包含了一種訊息:即教導學生如何面對自己的錯誤。若錯誤被視為獲取老師讚賞的「絆腳石」,那麼最好默不作聲或加以掩藏,表面上不犯錯或錯了也無人知最好,當然,學習的機會也同時丟掉了。

考試操練與教學策略

(2017年12 月20日星期三)

反對 TSA的其一理由,是老師若專注考試操練,會影響其教學策略。一般來說,較進取的教學方法,是引導學生進行探究、思考、解難。但考試壓力會把教師推向保守的教學,如多叫學生做重複練習,學認題形以提升速度,不必深究內容,盡快求得答案,得到分數就了事等。

事實是否如此?美國學者 Blazar Pollard在上月的 Educational Researcher 發表研究報告。數據來自高小數學科的三年研究。他們向教師發問卷,又進行課堂錄影,甚至觀察同一老師在教考試班和非考試班時的行為差異。結果發現,「考試操練」與「進取的教學」呈負關係。他們指出,負關係雖然並不如想像中那麼大,但確實存在。換句話說,考試壓力越大,教師越不傾向採用較進取的教學方法,這說法孰實。

美國近年推行「考試問責制」,學校跑上「學習就是為了求分數」的道路,但操練情況與香港相差還遠。上述研究中,恆常操練只是每周堂上兩三次,臨近考試的數星期,操練才加密。香港的操練強度密度驚人,時間包括課前課後放假補課,又有專門作業;考試甚至控制課程,不考不教,無謂「浪費」時間。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研究把焦點放在「教師」身上,即認同教師的意見和行為的重要。香港嘛,官方委員會所謂調查中「支持」TSA復考的,是校長和家長,卻不談教師!

參考資料:

Blazar, D. & Pollard, C. (2017) Does Test Preparation Mean  Low-Quality Instruction?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 46, No. 8, pp. 420-433

姆拉迪奇罪成

(2017年12月6日星期三)

最近海牙國際刑事法庭,判處前塞爾維亞 (Serbian)部隊司令姆拉迪奇 (Mladic) 戰爭罪名成立,終身監禁。在2006年,前總統卡拉季奇 (Karadzic) 以相同罪行判監40年,米洛舍維奇(Milosevic) 則在同年審訊期間死去。

信奉基督教原教的塞族在歷史上本非一獨立國家。奧圖曼帝國 (Ottoman Empire) 在14世紀打敗各塞族皇子,統治塞人,但帝國其後積弱,版圖縮小,遂出現塞人立國之聲。但偉大的「塞爾維亞夢想」,原來是把旁邊信奉天主教的克羅地亞人(Croats)和回教的波斯尼亞人 (Bosnians) 的居地,以至九成是阿爾巴尼亞人 (Albanians) 的科索沃 (Kosovo) ,都看成為塞爾維亞的固有領土,並稱這些人都曾逼害塞族,必須趕走。

1992年南斯拉夫解體,民族主義抬頭,前聯邦紛紛要求獨立。塞族領袖米洛舍維奇高舉「塞族共和國」旗幟,表面是為了維護國家民族利益,實際是發動內戰,驅趕在種族混居地的非塞族人,強姦、屠殺、甚至實行種族滅絕,例如1995年由姆拉迪奇指揮的斯雷布雷尼查大屠殺 (Srebrenica massacre)

1999年北約空襲,科索沃戰爭失敗,米洛舍維奇政權在2000年倒台,有人稱他為「巴爾幹屠夫」,但亦有塞人視他為民族英雄。他在被捕後自辯說:我為人民鞠躬盡瘁,並沒有做過任何危害國家民族利益的事。

米和多名塞族領袖其後被控以戰爭暴行罪。所以別相信,以國家名義殺人,係不犯法。


TSA風繼續吹

(2017年12月6日星期三)

教育局吹風,傾向明年小三復考 TSA,並指檢討委員會做過「全面」調查,校長和家長都支持復考云。

但在這段期間,官方對TSA作出了甚麼改變,改善了甚麼,令人對 TSA刮目相看?我們能理解的,就只在調整試題的題型和難度。但 TSA 為人詬病的操練壓力,並不單在於題型和難度,而是源自官僚制度利用測考分數,作為問責、評鑑、監控個別學校和學生表現,甚至是向學校施壓的工具。

TSA這種屬於由上而下的「總結性評估」(summative assessment),還說能改善教學、促進教學,實難置信。事實也證明它沒有這樣的效能。

令人不安的是,今次的所謂檢討調查,雖稱由教授設計,但處處存在偏好,就像做了手腳的骰子一樣,擲出來的結果當然是「支持復考」。這一點我在從前的文章已揭露過。

這一切距離全面公正的檢討甚遠。大家提出過的不記名、不記校、抽樣考、隔年考,保證個別學校和學生身份不洩露,TSA只進行對「系統」的評估,不會變成駕在老師頭上的一把刀的一切建議,基本上是零回應。

TSA這場爭議,實在令人疲累。大家好像對著一幅牆說話,道理講過百遍,但官方和檢討委員會的態度是「睬你都儍」,認為改改題型和難度就夠。

最令人擔心的是,學校把考試操練埋在課程裡,滲入日常教學,學生因此只變成考試的機器。

國殤紀念日所見

(2017年11月29日星期三)

11月11日,內地稱「光棍節」,單身人士在該天舉辦慶祝活動。淘寶改稱為「購物狂歡節」,趁機大做生意。

歷史顯示,1918年11月11日,德國和俄法英簽訂停戰協定,結束第一次大戰。因此多國定每年該日為「國殤紀念日」(Remembrance Day) 。在加拿大和其它英聯邦國家,政府、學校、公眾場所,都會舉行悼念儀式,不少人襟上還戴上一朶「紅罌粟花」,向為國犧牲的軍人致敬和致謝。

在加拿大,今年該日剛巧是星期六,購物街道熱鬧。在多倫多某大商場,早上先傳來一段廣播,指到11時會有紀念儀式,包括默哀和奏國歌,希望在場人士配合,並會在儀式開始前10分鐘,重播該段訊息,給時間大家預備。

到了儀式前10分鐘訊息重播時間,商場內所有人,包括商店職員、購物訪客、各種族人士,竟然都停止活動,原地站立聆聽廣播。到了11時儀式開始,連美食廣場的食客也放下刀叉食物,站立起來;先播由小號吹奏的 The Last Post ,接著兩分鐘默哀,全場鴉雀無聲,像時間停頓了;奏國歌時各人都保持肅立和和唱。

奇怪嗎?全是自動自覺的參與!加拿大雖有國旗法國歌法,但只鼓勵國民以國家為榮,沒有罰則,卻也未聞噓聲或看到甚麼不敬手勢。這是「愛國教育」成功?相信不是,是眾人覺得這個國家可愛,由衷地表達對國家的尊重。




印度夢

(2017年11月22日星期三)

公元前三千年在印度河谷出現了哈拉帕 (Harappa) 文明,令印度晉身四大文明古國。按考據,由於雅利安人入侵,傳染病散播,河流乾涸,哈拉帕文明在公元前1800年已消失。

但推行民族主義、宣揚祖國偉大的印度人民黨 (BJP) ,否定「哈拉帕文明曾遭摧毀」論,並堅稱整個印度次大陸,自古以來就是印度教徒的領土。BJP 1998年上台,其人力資源部長 Joshi宣布,印度文明其實比哈拉帕還要久遠,並且是世界文明的總起源;所有古代發明源於印度,漢人其實是印度戰士的後裔,梵語是世界語言之母,梵文也是數學之始。

為加強學校教育,宣揚「大印度主義」 (Hindutva) ,學校必須使用「正確」歷史觀的教科書,且要教授梵語、瑜咖、星相學、梵文數學。課程委員會和教研機構,一概由「民族主義者」出任,清除防礙「印度夢」的歷史痕跡。例如,早年印度教徒曾經吃牛肉一事,學校不准提不准教,理由是不能令學生「困惑」;沙賈汗皇朝在17世紀統治印度的一段歷史,只是雞毛蒜皮,應該略去,原因是沙賈汗是回教徒,令印度教徒不光彩;沙賈汗為亡后建造的「泰姬陵」,被聯合國列為世界遺產,BJP建議連同其它回教廟宇,一併拆掉。

歷史和教育在政治勢力面前,軟弱無力。當然,那還要多得那些幫手指鹿為馬的歷史學者和教育官僚喇!

不要以為移了民,就不是中國人

(2017年11月15日星期三)

最近到歐洲參加郵輪旅行。某日船駛進港口,上岸觀光要靠駁船。

船坐得擠,我們旁邊是帶著年長父母、會說英語的華人家庭。他們另一端坐了一對說普通話的夫婦,似是內地人。船行駛中,男的竟然要穿過這家人和狹窄的通道,跑到跳板旁拍照。船員向他示意浪大危險,乘客必須坐下,但每隔兩三分鐘,他就跑出去一次,屢勸不止。

華人夫婦忍不住開口,言語間引起不快。上岸後臨離開前,那對普通話夫婦要「攞尾彩」,給他們贈了一句:「不要以為移了民,你們就不是中國人。」

這句話實在刺耳。如何解讀?我想他們大概是說:就算你們移了民,受過西方教育,在西方長大,會說英語,還不是跟我們一樣?中國人就是我們這個樣子,你們永遠擺脫不了。

這種「以我為主、你要做甚麼人由我話事」的想法,令人想起美國蓄奴時期,園莊主人常對黑奴說:不要以為出現了個林肯,你們就不是奴隸了。你是個奴隸,你生的子女也是奴隸,世世代代都是。

對抗以頭髮、膚色、甚至血緣決定一個人的身份和地位的故事,歷史記載了不少。1825年黑人 William Grimes 曾在自傳 Life of William Grimes, the Runaway Slave 結語說:我很想死後把皮捐給政府,讓他們製成皮紙,記載那將令美國人偉大和快樂的憲法,只可惜當奴隸時遭鞭打留下的傷痕並不好看





可借髮夾一用嗎?

(2017年11月8日星期三)

朋友有個四歲的外孫女,爺爺嫲嫲上月外遊回來,送她一個漂亮的髮夾。她試戴在頭上,對著鏡子看了又看。

朋友到女兒家探訪,看見髮夾,就想起下星期去旅行要戴的帽子。她想,把這髮夾襯在帽邊,會很好看。於是跟女兒商量:可借髮夾一用嗎?

女兒答:這髮夾是你孫女兒的,我不能作主。你跟她談談吧,看她會否借給你。婆婆於是找外孫女借髮夾。外孫女打開盒子拿出髮夾,對婆婆說:好,借給你吧!但我很喜歡這髮夾,請你小心用,千萬不要丟了,回來時記得歸還啊

這故事頗有趣。首先,今天的小朋友,衣服玩具多到不得了,要學懂愛物惜物,殊不容易。這證明良好的家庭教育。其次,雖然求借者是外婆,只涉及一個小小的髮夾,但母親並不以自己長輩的地位,隨便把女兒的東西借出去。這叫尊重,也是孩子學習尊重的途徑,比長篇大論解釋甚麼是尊重好得多了。

再者,小朋友要學習如何跟別人商量,表達意見,合情合理地自行解決問題:既照顧外婆的請求,又保護自己的權益。這是很好的事例。家長常問:如何令孩子獨立?須知獨立需要有足夠的溝通和自主能力作前題。

不過,留心回頭路走不了。在開明、互相尊重、培養獨立自主的家庭長大的孩子,將會很難適應威權的統治和漠視理性訴求的社會。


求學韌力

(2017年11月1日星期三)

誰都知道,學童自殺,學業壓力是重要原因之一。

教育學者 Carol Dweck 在近作中,用上一個新詞語:求學韌力 (Academic Tenacity) 。她認為學校過分強調成績分數,並在有意無意間灌輸智商、能力、天份等概念,忽略了學生非認知 (non-cognitive) 的發展,例如自信、相信能力可變、培養遠大眼光等。求學的韌力,正來自這些非認知方面的培育。

學校和老師可以做些甚麼培養「求學韌力」?Dweck 提出三要點。

一、要保持對學生有較高(注意:不是較低)的期望,因為老師的期望正是學生向上和進步的動力。要想辦法鼓勵學生花力氣踏出「舒適區」(comfort zone)  而不是原地踏步。然而,也必須確定這些期望在學生眼裡合理和可行。

二、給予適當的指導扶持 (scaffolding) 包括學業內容上的和學習動機上的。所謂適當,是指鼓勵學生訂立合理的進步目標。當學生遇上問題時,要從進展上著眼,不要過早或太快出手提供答案,讓學生有充份的時間思考探索,累積解難的經驗,享受解難的樂趣。

三、培養對學校的歸屬感,促進同學間的友愛、協作、互助,同時也要增進師生的感情聯繫,讓學生感覺學校是安全愉快學習的地方。

Dweck 的意見,其實與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NRC) 的看法一致。NRC曾指出,學生需要的,是一個對他們有學習期望、有支援和關愛的環境。在這些環境下學習的學生,成績進步最快。



考資料:

Dweck, C., Walton, G., & Cohen, G. (2014). Academic Tenacity: Mindsets and Skills that Promote Long-Term Learning.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心態之別

(2017年10月25日星期三)

經常聽到描述人在逆境中奮發自強的勵志故事。但不禁要問:為何有人能積極面對逆境,努力奮鬥,有些卻見難即止步,甚至放棄呢?

研究學者 Carol Dweck 指出,差異在乎「心態」(Mindset) 。抱「定型心態」者認為,自己有多聰明、IQ有多高、天生本領有多強等最重要;這些能力是固定不變的,而別人的評價就是自己能力最好的證明。為了保持自己的形象,免受失敗打擊,最好別遇上困難,或可避則避。

抱成長心態的則認為,「能力」是可改變的。今天的失敗,不等於永遠的失敗;今天做不到的,明天可能做到。別人的毀譽無損動力,凡事總有不完美的地方,只要知道如何改進,努力堅持,樂趣就會跑出來。他們勇於接受挑戰,不會沉迷於勝利,也不會遇難即退。

若問:「定型心態」與「成長心態」又是如何形成的? Dweck 做過一點研究,指出這與個人際遇、得到的指導、社會文化都有關係。在重視誰是天才的社會,或經常以學生成績作篩選的學校,或經常被稱贊:「你好叻,你真聰明,你是天才」的孩子,最容易形成「定型心態」,把學習動機建立在個人能力之上。

相反,若接受學生不一定是天才,子女不一定是貝多芬或愛因斯坦,不強求成就,相信所謂「潛質」並非決定性因素,不計較成敗,鼓勵子女努力超越,較容易讓孩子建立「成長心態」,也令他們相信能力是可以發展的。

天資聰敏,努力向學。兩句都是贊美語。你若是老師,你會多用哪一句贊賞學生?

點解?

(2017年10月18日星期三)

兩年多前妹妹添了孫女,自始家庭聚會增加了不少熱鬧歡樂。這些日子裡,我們看著襁褓嬰兒漸漸長大,近日已進入模仿大人說話的階段。

近期她最喜歡說的話是:點解?媽媽說不准看電視,她問點解?要穿外套,點解?吃飯時不給她吃肥肉,點解?蛋糕只可吃一小片,點解?是時候收拾玩具準備回家了,點解?記憶所及,這個「點解」,似乎是每個孩子的必經階段。

要回應這個「點解」其實頗費勁。我見過有些父母,開始時還好好的給孩子解釋,但很快便累了,或認為孩子的提問只是對不合意的事情的一種情緒反應,三兩句後便說:係咁嘅喇!無得解!

父母中見過最有耐性回答孩子提問的,是一對西人夫婦。父親是我當年工作間的同事,彼此經常到對方家中作客。孩子問 why? 他們從不拒絕解釋,還發現他們所用的語言,其複雜程度 (level of sophistication) ,經常超越孩子應可了解的水平。被問到他們不懂的東西時,會先說句:Good question,然後去找書看(當年還未有互聯網)。

西方研究指出,孩子成長期間,4歲至10歲是語言詞彙的最佳發展期。到了10歲,大概認識兩萬字,即平均年增3000多字。但過了這階段,學習速率大幅下降,有人每年只增加數十字。無獨有偶,孩子最常問「點解」的時間,也是這個年歲。那麼,兩者究竟有可關係?為甚麼10歲以後小朋友對問「點解」的興趣下降?大人的負面回應對抑制好奇和探索有多大的影響?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題目。

評世銀報告(二)

(2017年10月11日星期三)

上星期談到世界銀行剛發表的報告,《學習作為完成教育的使命》(Learning to Realize Education's Promise)。報告謂,在多國有教育而無學習的情況,已達到「危機」程度。

若問:學習是回甚麼事?報告引用流行的腦科學 (brain science) 談「學習生物學」(The biology of learning),把「學習」描繪為神經突觸的形成和變化,並引伸至教學方法,例如:讓學生探索新事物能刺激腦的反應,長期和過大的學習壓力則會干擾腦的運作和學習功能等。

但報告認為:若是對學習認真,就不能不量度它。各國應以系統性的量度為依據,令學校改進,並清除各種障阻,令體制為學習服務。閱讀至此,按報告的條理,要量度「學習」,我們豈非要量度大腦活動情況和突觸數量?

噢!對不起,原來報告所謂「學習」量度,是指各國在PISA TIMSS 所得的測考分數!接下來的論述,基本上是以此為基礎。香港、南韓、新加坡被視為高「學習」水平,只因「分數」高,但這些地區學生在學業上承受的壓力,又應否視為負面的「學習」並予以量度?這方面報告就是隻字不提。

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多,熟悉「投入-產出」模型,把事物都看成指標和數量,不值得奇怪。測考分數固然是「學習」表現的一種,提醒教師要有評估的眼光和工具,不能只問耕耘不問收獲,這也很好,但把「學習」也視作一種容易量度的東西,並鼓吹大家運用量化指標來指揮系統的運作,依我看並不會解決「教育危機」,還可能製造新的一場教育危機呢!

(評世銀報告之二,完)

參考資料:


World Bank (2018)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8: Learning to Realize Education's Promis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oi:10.1596/978-1-4648-1096-1.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IGO

評世銀報告(一)

(2017年10月4日星期三) 

世界銀行發表《世界發展報告2018》(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8),題目是「學習作為完成教育的使命」(Learning to Realize Education’s Promise)。

教育的好處在哪裡?報告不厭其煩地重覆了一遍,例如,教育促進人的自由、給人得到更多選擇、更大的能動性、生活更美滿等;社會亦因教育而受惠,如改善勞動力質素、促進經濟增長等。

報告也有一些亮點,例如:報告研究「教育水平」和「民主信念」的關係,發現在中低收入的國家,接受過高等教育的人,比較支持社會民主理念;在高收入的國家,接受高教的人比例更高,他們更相信民主的重要,這是推動國家和政府提高其問責性的一種動力。

「分析28國的數據顯示,學校讓課室開放,容許學生討論政治和社會問題,與建立信任和包容有正面的關係。鼓勵合作而非灌輸式的教學風格,有助建立社會資本:這些學生對公民社會和合作的信念較強」(43頁)。在香港,那些容不下學校裡「討論」社會議題的人,大概也應該讀讀。

報告也提出一個頗時髦的觀點:有「教育」並不等於有「學習」。不少國家在教育投放大量資源,甚至延長國民的在學時間,卻沒有確定學生有否「學習」。報告指出,有返學但無學習情況普遍,這不單是一種浪費,也是不公義,因為低收入家庭和社會最受此影響。報告認為,這種有教育而無學習的情況,已達到「危機」程度!

那麼,究竟「學習」又是一回甚麼事?我們如何知道「學習」是否出現?下星期再談。
(評世銀報告之一)

參考資料:


World Bank (2018) World Development Report 2018: Learning to Realize Education’s Promise. Washington, DC: World Bank. doi:10.1596/978-1-4648-1096-1. Licens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CC BY 3.0 IGO

跨境學童

(2017年9月27日星期三)

網上重看港台攝製的電視片《跨境學童》,頗受感動。每天來回深圳香港兩地,在香港幼稚園、小學、中學的,原來有近3萬人。跨境上學的孩子,每天花在交通的時間可長達5小時,年紀輕輕,已是早出晚歸的一族。孩子要背著沉重的書包,獨自乘車過關,穿過擠迫的人群,處理途中突發事情,家長不擔心?甚麼令家長和學生,頂著困難也要來港上學?

有些可能是內地戶籍問題,但也有比較過兩地教育,對香港教育較欣賞和滿意的。其中一位有兩孩的父親,特意把幼子送來港讀書,成為每天的跨境學童,他說:「香港的教育比較人性化、較好,因為注重開發孩子的思維,又注重英語學習。」另一家長說:「內地老師喜歡收別人的禮物,香港老師便不會,有錢的無錢的,他們都不介意,不理會你的身份,盡力教好孩子。」

有內地家長這樣說:「大陸做生意,有很多潛規則,會影響小孩子日後的思想行為,我覺得不是很正常。我希望兒子將來在香港發展。」有些家長連北區的學校也不想去,特意跑到較少跨境學童的南區,就是希望子女成為「真正」的香港人。

部分學校因為收生不足,轉向跨境學生招手,但也有香港校長老師,明白兩地文化和價值觀不同,立志於教育。雖然要花上大量的包容、耐性、力氣,他們仍努力工作,由最微小的事情做起,充滿期盼和希望。一位校長說:「大手拉著小手,學生的成長,也會改變其家人,乃至下一代,國家民族便透過教育慢慢進步完善。」

也談唱國歌

(2017年9月20日星期三)

我在2002年當校長的時候,每在全校周會前,先唱剛被人大立法規管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隔鄰小學的校長察覺了,問我是否很「愛國」?我知道自己的學校並非「左校」,香港大部分學校也沒有唱「國歌」的傳統,這做法的確令人奇怪。但答案太複雜,故只能笑而不語。

為甚麼每周還要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今天中國不是已很強大麼?我曾向同學解釋說,我是希望大家都去看看此曲的抗戰歷史,由此銘記民族所受過的戰爭苦難,同時也希望從了解此曲作者聶耳和田漢的身世,明白一點中國現代史。聶耳23歲遇溺早逝,避過文革的浩劫。田漢活到70歲,只在暴力和批鬥中死去,《義》曲歌詞亦由於田漢文革期間被打倒而遭修改。人類利用強權進行侵略、踐踏和平公義,這些歷史教訓,是需要記取的。

我當校長期間,還未有甚麼刻意的「國民教育」。我也沒想過,作為校長是否要留露一點「愛國」情操?也沒研究學生有沒有選擇「愛國」或「不愛國」的自由?周會期間沒有老師學生看見升國旗而掉眼淚,但也沒有遇上過對升旗禮或唱國歌的挑戰。我認為毋須規管,認為那是自找麻煩。學校裡有非華裔的學生,也有華裔但不懂中文的學生,我私下對他們說:不懂唱或不喜歡唱的,有不唱的自由,只要在升旗和奏歌時保持站立即可。

我相信教育是在最可能寬鬆的環境下的理性討論和潛移默化,故從來沒有對學生說過甚麼問題「沒有討論的空間」。

兩個標準

(2017年9月13日星期三)


對有人在教大張貼對蔡若蓮喪子的涼薄標語,及中大文化廣場的學生粗口對罵事件,我感到不安與不快。

然而,對新亞書院黃乃正院長發公開信,譴責學生有違先賢教晦,我亦同樣感到不安與不快。黃院長搬出先師錢穆和唐君毅來,謂兩位如仍在生,對該同學的表現也會痛心。他的信這樣說:「錢唐兩位先賢在中國文化花果飄零的年代,避居香港,創立新亞書院 … 」

我也是新亞畢業生,亦稍讀錢唐。首先,「花果飄零」一語,出自唐先生的《說中華民族的花果飄零》,他說的是「中華民族」,不是「中華文化」。文章這樣說:「一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隨風吹散,…」黃院長知否唐先生所指的「大樹」是甚麼呢?為何倒下?黃院長又謂錢唐「避居香港」,他們「避」些甚麼呢?

若黃院長以當日錢唐先師避居香港心情,了解今天那些自覺「大樹既倒」的年青人,會認為他們可以「避」到哪裡去呢?

跟教育界某朋友討論此事。他冷眼旁觀,嘆乎今天的人發言有兩個標準。一是道德標準,一是政治標準。當道德和政治都「正確」之時,人人敢說敢言,譴責追究之詞唯恐後人,甚至謂永不聘用教大畢業生也不覺過火。

但劉曉波死也不能出國就醫,劉霞失聯,同樣違反道德標準,應予譴責。可是,談之違反政治標準;道德正確、政治上不正確之時,那是話不好說,大家一聲不響跑了。

問:當道德不正確而政治正確時又如何?噢!更可悲,那是人人爭先,個個叫好!



大學收生分數的啟示

(2017年9月6日星期三)

有傳媒曾以 JUPAS數據,研究8大院校的收生分數。不出所料,以DSE4核心及2選修科成績計,大學醫科吸收了成績最皆的學生,分數要達 38分以上才有希望,即6科成績都 5* 還不夠,還要一些頂級5**的。沒有醫科的大學如理工浸會,最高要求也是與醫療有關的學科,如物理治療、化驗、中醫藥等,平均要2530分。

與醫科要求看齊的是工商管理,尤其是國際商業、環球管理、計量財學,平均要38分以上。至於最不吃香、收生要求最低的科目,是純理科和工程學,大概只要 21分。

香港學生棄理從商,二三十年前已見端倪,例如,大學資助委員會在1996年的報告中已提出:「有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全日制大學生修讀商學,其中以會計學最受歡迎,修讀的人數佔全部學生的5%。」(10.5) 。徐立之教授當港大校長是2002年,因此應該知曉這趨勢。今天他才擔心香港中學生的數理底子差,讀不了工程和理科,妨礙「創科發展」,可惜他任內也沒做過甚麼,鼓勵學生不要「隨波逐流」。

徐又指香港大學生的水平下降。近年大學畢業生人數增加了,人數多了平均水平下降並不值得奇怪,但要明白差異也同時拉闊了。這點類似一般人說香港的英語水平下降一樣。如果只看街頭廣告、大廈通告,英語錯漏百出,情況的確比從前嚴重。但在充斥「精英頂層」的銀行界、醫學界、資深法律界、以至政府和工商界行政高層,雖然近年多用了中文,英語水平並無下降跡象。

學制之錯?

(2017年8月30日星期三)

港大前校長徐立之教授認為,新高中學制需要檢討。理由之一是學生升上高中後,修讀附加數學和理科的學生人數,只為舊制的一半。他又指新學制令學生減少選擇數學、工程科目。

新高中學制的確需要檢討,但徐的說法真能成立?在現有制度下,中、英、數、通識是必修,數學科設有較深的「延伸單元」(即M1 M2,內容包括微積分、統計、代數)供選修。徐所謂的學生減少讀數學,是指選修 M1M2的學生較少。

徐教授應該很清楚,香港學生選科,基本上是針對升學。要讀甚麼科,先看畢業「錢」途,追逐興趣是奢侈。因此,醫學院叫甚麼價?要新生拿哪些科成績報考?從無遇上困難。但香港工業沒落,跟70年代徐上大學時相比,理科工科的吃香程度大幅下降,學生轉對商科投懷送抱,當今財技學科所需的艱深數學,理科尖子隨時有供應;那麼剩下來報讀理工科的,成績自然是次等的。港大要取消天文和數學及物理主修科,也不是這股「市場」力量的表現嗎?

徐教授把分析伸延至「3322」,謂大學當時是「被迫」接受。但3322只顯示報考大學最低要求,大學從來是擇優而噬,獲取錄的本科生,成績遠高這水準,怎能說3322令香港學生成績下滑呢?

也勿怪家長學生太功利。大學三改四之時,大學校長齊聲叫好,因為輸入大學的資源大增。當時他們也不是都說過,大一是基礎年,只要中學成績整體上理想,無問題,大學會把專科所需的基礎知識在大一補回嗎?


教改智識貧乏

(2017年8月23日星期三)

鄭燕祥教授在《香港教改:三部變奏》一書中縷述他對香港十多年來教改的觀察。他認為香港的教改,由「誠意開始」,到「大躍進式進行」,最後引來「沉重後果」,開始時謂要為學生進入21世紀作準備,但結果並無改變固有的考試操練文化。

究其原因,鄭認為教改的主事者缺乏知識基礎,他斥之為「教改智識貧乏」。他指出,教改的主事者同時引入一大堆新措施,「其中特別強調教育質素保證、問責、表現評估監察、持份者滿意、市場競爭、校本管理、家長社區參與等」(45頁)。鄭認為上述措施只是「手法」而非「目的」;手法應該為目的服務,但這些東西與教育願景並不見得有甚麼關係。

從社會學分析,鄭所指的這些措施和手法,其實隱藏著一套相當一貫的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t) 意識形態,這在教育上表現為一種「管理主義」哲學,即假借效率和質素保證之名,不管學校裡的人做些甚麼,遇上甚麼特別情況,或要實踐甚麼理想,只以成績向學校問責。英美兩地近年刮起「高風險考評」(high stakes testing) 的風,正是這套意識形態發揮所致。

香港教改初期的文件,曾以大量進步教育之詞,批評香港教育過去太強調成績考試,教育的目的應在於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並強調學習過程,重視學生如何建構知識,貫徹終身學習、學會學習;卻同時引入大量與這些目的背馳的「管理主義」措施,我只能說大概是由於主事者無知或不清醒;若是故意,那就是口是心非、背向異辭了。

參考資料:

鄭燕祥(2017)《香港教改:三部變奏。香港:中華書局。234頁

收生不足是由於教學質素差?

(2017年8月16日星期三)

近日興德學校成熱門教育話題,該校有無「影子學生」,細節未明。

但不少討論轉向學校收生和收生不足的問題。一般的邏輯是:學校收生不足,是由於得不到家長的青睞;家長不願送子女入讀,是由於學校辦得不夠好;學校辦得不好,是由於學校管理不善,教學質素差。

在家長都希望送子女入名校和高 banding的學校的心理下,推論的結果是:低 banding的都是管理和教學質素偏低的學校。又在這個崇拜「競爭」的社會,這些學校因收生不足被「淘汰」,是自己不努力,咎由自取,抵死!

不錯,我曾經目睹某些學校由於校長和高層領導無方,家長和好教師求去,學校 banding 滑落,逐漸收生也成問題。但上述看法並不全面。首先,部份學校收生不足,是由於地區人口遷移和老化,與自身管理和教學並無關係。其次,亦有學校立志服務弱勢學生,並無意爭高 banding,學校也辦得不錯,由他們來承擔人口老化和上移錯配帶來的殺校風險,並不合理。

亦有謂「學校為了可以經營下去,自然要提升教學質素」。這看法是相信「教學質素」和「學生成績」掛鉤的謬誤。我多年的師訓和觀課經驗看,這並不符事實。不少低 banding學校的老師,教學並不差,對學生還多付愛心;學生成績差,是學校以外的因素(如家庭社群)造成,學校無論怎樣提升教學質素,成績的改善空間也不大。不讓這些學校「經營下去」,是錯誤。現行教育制度把學生分3組別,無論全體學生都進步或退步,總有一定比例的 Band 3 學生。

AI是禍是福?

(2017年8月9日星期三)

我愛打乒乓球,朋友傳來一段短片,人和一部拿著球拍的機器對打。人無論怎樣打,出甚麼招數,機器已高度「學習」,總能把球打回來,人會失手犯錯,機器不會,很掃興。

從前沒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放在眼內,沒思想沒靈魂的機器怎能與人的智能相比?但近日圍棋的「人機對奕」,AlphaGo先打敗韓國的李世石,再打敗中國的柯潔,令我改觀。近日看書,明白機器的學習,已從簡單線性反應發展到類神經網絡 (neural network);結構亦由花大量感知器 (perceptrons) 連接輸入輸出的淺層網絡,發展到今天的懂得自我學習的深層網絡。

三十年前,教育界曾流行過「智慧型教學系統」(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ITS),希望電腦程式能為量體裁衣,按學生的已有知識,提供合適的學習切入點,學生如犯錯誤,ITS可作出診斷和糾正。可惜 ITS沒有多大的成功,亦攀不上主流。但在AI 和深層網絡的領導下,有人相信 ITS 可重生,並大有作為。

AI 的發展是禍是福?Stephen Hawking曾指出,由人腦設計出來的電腦,其能力可比人腦更勝一籌!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能解決今天我們面對的疾病、貧窮、甚至氣候變化問題;但懂得學習的機器最終亦有可能變成有自己意志的機器,無法駕馭,甚至與人為敵。Tesla的總裁 Elon Musk 也說:AI的發展令人擔心和震驚 (frightening),它有可能毀滅人類文明。兩人的話都令人聯想到科幻小說和電影所描述的境況和情節。

在香港主流意見一面倒唱好、學生也要學寫 App之時,我只希望指出,AI是禍是福,仍未有答案,請保持清醒和警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