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談唱國歌

(2017年9月20日星期三)

我在2002年當校長的時候,每在全校周會前,先唱剛被人大立法規管的國歌《義勇軍進行曲》。隔鄰小學的校長察覺了,問我是否很「愛國」?我知道自己的學校並非「左校」,香港大部分學校也沒有唱「國歌」的傳統,這做法的確令人奇怪。但答案太複雜,故只能笑而不語。

為甚麼每周還要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今天中國不是已很強大麼?我曾向同學解釋說,我是希望大家都去看看此曲的抗戰歷史,由此銘記民族所受過的戰爭苦難,同時也希望從了解此曲作者聶耳和田漢的身世,明白一點中國現代史。聶耳23歲遇溺早逝,避過文革的浩劫。田漢活到70歲,只在暴力和批鬥中死去,《義》曲歌詞亦由於田漢文革期間被打倒而遭修改。人類利用強權進行侵略、踐踏和平公義,這些歷史教訓,是需要記取的。

我當校長期間,還未有甚麼刻意的「國民教育」。我也沒想過,作為校長是否要留露一點「愛國」情操?也沒研究學生有沒有選擇「愛國」或「不愛國」的自由?周會期間沒有老師學生看見升國旗而掉眼淚,但也沒有遇上過對升旗禮或唱國歌的挑戰。我認為毋須規管,認為那是自找麻煩。學校裡有非華裔的學生,也有華裔但不懂中文的學生,我私下對他們說:不懂唱或不喜歡唱的,有不唱的自由,只要在升旗和奏歌時保持站立即可。

我相信教育是在最可能寬鬆的環境下的理性討論和潛移默化,故從來沒有對學生說過甚麼問題「沒有討論的空間」。

兩個標準

(2017年9月13日星期三)


對有人在教大張貼對蔡若蓮喪子的涼薄標語,及中大文化廣場的學生粗口對罵事件,我感到不安與不快。

然而,對新亞書院黃乃正院長發公開信,譴責學生有違先賢教晦,我亦同樣感到不安與不快。黃院長搬出先師錢穆和唐君毅來,謂兩位如仍在生,對該同學的表現也會痛心。他的信這樣說:「錢唐兩位先賢在中國文化花果飄零的年代,避居香港,創立新亞書院 … 」

我也是新亞畢業生,亦稍讀錢唐。首先,「花果飄零」一語,出自唐先生的《說中華民族的花果飄零》,他說的是「中華民族」,不是「中華文化」。文章這樣說:「一大樹之崩倒,而花果飄零,隨風吹散,…」黃院長知否唐先生所指的「大樹」是甚麼呢?為何倒下?黃院長又謂錢唐「避居香港」,他們「避」些甚麼呢?

若黃院長以當日錢唐先師避居香港心情,了解今天那些自覺「大樹既倒」的年青人,會認為他們可以「避」到哪裡去呢?

跟教育界某朋友討論此事。他冷眼旁觀,嘆乎今天的人發言有兩個標準。一是道德標準,一是政治標準。當道德和政治都「正確」之時,人人敢說敢言,譴責追究之詞唯恐後人,甚至謂永不聘用教大畢業生也不覺過火。

但劉曉波死也不能出國就醫,劉霞失聯,同樣違反道德標準,應予譴責。可是,談之違反政治標準;道德正確、政治上不正確之時,那是話不好說,大家一聲不響跑了。

問:當道德不正確而政治正確時又如何?噢!更可悲,那是人人爭先,個個叫好!



大學收生分數的啟示

(2017年9月6日星期三)

有傳媒曾以 JUPAS數據,研究8大院校的收生分數。不出所料,以DSE4核心及2選修科成績計,大學醫科吸收了成績最皆的學生,分數要達 38分以上才有希望,即6科成績都 5* 還不夠,還要一些頂級5**的。沒有醫科的大學如理工浸會,最高要求也是與醫療有關的學科,如物理治療、化驗、中醫藥等,平均要2530分。

與醫科要求看齊的是工商管理,尤其是國際商業、環球管理、計量財學,平均要38分以上。至於最不吃香、收生要求最低的科目,是純理科和工程學,大概只要 21分。

香港學生棄理從商,二三十年前已見端倪,例如,大學資助委員會在1996年的報告中已提出:「有差不多五分之一的全日制大學生修讀商學,其中以會計學最受歡迎,修讀的人數佔全部學生的5%。」(10.5) 。徐立之教授當港大校長是2002年,因此應該知曉這趨勢。今天他才擔心香港中學生的數理底子差,讀不了工程和理科,妨礙「創科發展」,可惜他任內也沒做過甚麼,鼓勵學生不要「隨波逐流」。

徐又指香港大學生的水平下降。近年大學畢業生人數增加了,人數多了平均水平下降並不值得奇怪,但要明白差異也同時拉闊了。這點類似一般人說香港的英語水平下降一樣。如果只看街頭廣告、大廈通告,英語錯漏百出,情況的確比從前嚴重。但在充斥「精英頂層」的銀行界、醫學界、資深法律界、以至政府和工商界行政高層,雖然近年多用了中文,英語水平並無下降跡象。

學制之錯?

(2017年8月30日星期三)

港大前校長徐立之教授認為,新高中學制需要檢討。理由之一是學生升上高中後,修讀附加數學和理科的學生人數,只為舊制的一半。他又指新學制令學生減少選擇數學、工程科目。

新高中學制的確需要檢討,但徐的說法真能成立?在現有制度下,中、英、數、通識是必修,數學科設有較深的「延伸單元」(即M1 M2,內容包括微積分、統計、代數)供選修。徐所謂的學生減少讀數學,是指選修 M1M2的學生較少。

徐教授應該很清楚,香港學生選科,基本上是針對升學。要讀甚麼科,先看畢業「錢」途,追逐興趣是奢侈。因此,醫學院叫甚麼價?要新生拿哪些科成績報考?從無遇上困難。但香港工業沒落,跟70年代徐上大學時相比,理科工科的吃香程度大幅下降,學生轉對商科投懷送抱,當今財技學科所需的艱深數學,理科尖子隨時有供應;那麼剩下來報讀理工科的,成績自然是次等的。港大要取消天文和數學及物理主修科,也不是這股「市場」力量的表現嗎?

徐教授把分析伸延至「3322」,謂大學當時是「被迫」接受。但3322只顯示報考大學最低要求,大學從來是擇優而噬,獲取錄的本科生,成績遠高這水準,怎能說3322令香港學生成績下滑呢?

也勿怪家長學生太功利。大學三改四之時,大學校長齊聲叫好,因為輸入大學的資源大增。當時他們也不是都說過,大一是基礎年,只要中學成績整體上理想,無問題,大學會把專科所需的基礎知識在大一補回嗎?


教改智識貧乏

(2017年8月23日星期三)

鄭燕祥教授在《香港教改:三部變奏》一書中縷述他對香港十多年來教改的觀察。他認為香港的教改,由「誠意開始」,到「大躍進式進行」,最後引來「沉重後果」,開始時謂要為學生進入21世紀作準備,但結果並無改變固有的考試操練文化。

究其原因,鄭認為教改的主事者缺乏知識基礎,他斥之為「教改智識貧乏」。他指出,教改的主事者同時引入一大堆新措施,「其中特別強調教育質素保證、問責、表現評估監察、持份者滿意、市場競爭、校本管理、家長社區參與等」(45頁)。鄭認為上述措施只是「手法」而非「目的」;手法應該為目的服務,但這些東西與教育願景並不見得有甚麼關係。

從社會學分析,鄭所指的這些措施和手法,其實隱藏著一套相當一貫的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t) 意識形態,這在教育上表現為一種「管理主義」哲學,即假借效率和質素保證之名,不管學校裡的人做些甚麼,遇上甚麼特別情況,或要實踐甚麼理想,只以成績向學校問責。英美兩地近年刮起「高風險考評」(high stakes testing) 的風,正是這套意識形態發揮所致。

香港教改初期的文件,曾以大量進步教育之詞,批評香港教育過去太強調成績考試,教育的目的應在於幫助學生建立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並強調學習過程,重視學生如何建構知識,貫徹終身學習、學會學習;卻同時引入大量與這些目的背馳的「管理主義」措施,我只能說大概是由於主事者無知或不清醒;若是故意,那就是口是心非、背向異辭了。

參考資料:

鄭燕祥(2017)《香港教改:三部變奏。香港:中華書局。234頁

收生不足是由於教學質素差?

(2017年8月16日星期三)

近日興德學校成熱門教育話題,該校有無「影子學生」,細節未明。

但不少討論轉向學校收生和收生不足的問題。一般的邏輯是:學校收生不足,是由於得不到家長的青睞;家長不願送子女入讀,是由於學校辦得不夠好;學校辦得不好,是由於學校管理不善,教學質素差。

在家長都希望送子女入名校和高 banding的學校的心理下,推論的結果是:低 banding的都是管理和教學質素偏低的學校。又在這個崇拜「競爭」的社會,這些學校因收生不足被「淘汰」,是自己不努力,咎由自取,抵死!

不錯,我曾經目睹某些學校由於校長和高層領導無方,家長和好教師求去,學校 banding 滑落,逐漸收生也成問題。但上述看法並不全面。首先,部份學校收生不足,是由於地區人口遷移和老化,與自身管理和教學並無關係。其次,亦有學校立志服務弱勢學生,並無意爭高 banding,學校也辦得不錯,由他們來承擔人口老化和上移錯配帶來的殺校風險,並不合理。

亦有謂「學校為了可以經營下去,自然要提升教學質素」。這看法是相信「教學質素」和「學生成績」掛鉤的謬誤。我多年的師訓和觀課經驗看,這並不符事實。不少低 banding學校的老師,教學並不差,對學生還多付愛心;學生成績差,是學校以外的因素(如家庭社群)造成,學校無論怎樣提升教學質素,成績的改善空間也不大。不讓這些學校「經營下去」,是錯誤。現行教育制度把學生分3組別,無論全體學生都進步或退步,總有一定比例的 Band 3 學生。

AI是禍是福?

(2017年8月9日星期三)

我愛打乒乓球,朋友傳來一段短片,人和一部拿著球拍的機器對打。人無論怎樣打,出甚麼招數,機器已高度「學習」,總能把球打回來,人會失手犯錯,機器不會,很掃興。

從前沒把「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放在眼內,沒思想沒靈魂的機器怎能與人的智能相比?但近日圍棋的「人機對奕」,AlphaGo先打敗韓國的李世石,再打敗中國的柯潔,令我改觀。近日看書,明白機器的學習,已從簡單線性反應發展到類神經網絡 (neural network);結構亦由花大量感知器 (perceptrons) 連接輸入輸出的淺層網絡,發展到今天的懂得自我學習的深層網絡。

三十年前,教育界曾流行過「智慧型教學系統」(intelligent tutoring system, ITS),希望電腦程式能為量體裁衣,按學生的已有知識,提供合適的學習切入點,學生如犯錯誤,ITS可作出診斷和糾正。可惜 ITS沒有多大的成功,亦攀不上主流。但在AI 和深層網絡的領導下,有人相信 ITS 可重生,並大有作為。

AI 的發展是禍是福?Stephen Hawking曾指出,由人腦設計出來的電腦,其能力可比人腦更勝一籌!人工智能的發展可能解決今天我們面對的疾病、貧窮、甚至氣候變化問題;但懂得學習的機器最終亦有可能變成有自己意志的機器,無法駕馭,甚至與人為敵。Tesla的總裁 Elon Musk 也說:AI的發展令人擔心和震驚 (frightening),它有可能毀滅人類文明。兩人的話都令人聯想到科幻小說和電影所描述的境況和情節。

在香港主流意見一面倒唱好、學生也要學寫 App之時,我只希望指出,AI是禍是福,仍未有答案,請保持清醒和警覺。


video

無意的洗腦課

(2017年8月2日星期三)

談到課堂的提問,還記得一樁往事。

有次觀課,中四級老師在教一個經濟學概念,叫「規模效應」(economies of scale)。這概念解釋:生產商擴大生產的規模,可能獲得成本節約。老師教完後,向全體學生發出一個問題:Are economies of scale” good or badthe whole class 全班齊說:Good

該老師很高興,下課後跟我說,從學生的反應看他的教學很成功。他自我感覺良好,但他大概不明白,「規模效應」好與不好,並非單純成本節約的問題,最終利益究竟歸生產商或是消費者,還要看市場結構。要學生齊聲說句好或不好,不但不能鼓勵學生思考,且有向學生「洗腦」之嫌。

我相信該老師並無意向學生洗腦,可能只是欠缺經驗,自省不足,或由於有觀課者在場,過份緊張而已。

也有些老師可能解釋,自己只是依書直說。年前看過一中國歷史課,老師給學生的討論題目是:「國共合作至分裂,國民黨最後失敗,是否咎由自取?」但課堂上哪有討論?學生只是朗讀工作紙的內容。老師的工作紙何來?簡化自教科書。教科書作者有既定的政治觀點和偏好?那就沒想過也理不得那麼多了。

許寶強說得好:香港的文化氛圍,是重複陳腔濫調,拒絕學習和思考,是個「缺學無思」的年代,他只是沒說這種氛圍最易受政治和權力的擺布。作為老師,我們實在必須警覺,有否在不經意間傳遞某種價值觀和取向。今天連由教育局編寫的教材也可以偏頗得可以之時,最後一道防線,就落在教師身上:守住這一代孩子的思考。

不讀了

(2017年7月26日星期三)

貌似「開放」,其實是「封閉」的問題,不單在課堂提問找到,還在功課作業裡。Kathy老師傳來一篇小六「閱讀理解作業」,其中一段這樣說:

赫赫有名的愛因斯坦,在語文方面的表現向來不出色,亦曾經在應考一所理工學院時名落孫山,但他沒有放棄,第二年終於通過了入學試,之後更在科研領域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成就。誰會因為愛因斯坦曾經考不上理工學院就否定他是一個天才呢?

閱讀後學生要回答、號稱「創意」的問題是:「如果你是愛因斯坦,第二次投考後還沒有被取錄,你會怎麼辦?」但誰都知道,這是偽開放問題,因為大家都希望學生寫「我會以他為榜樣,努力不懈,堅持到底,直至成功」等;給教師的「參考答案」也是提供這類答案。

不料一個學生的回答只有三個字:不讀了。

Kathy 說看後頓時大笑。她想:既然一連考了兩次都考不上,為甚麼還不放手呢?雖然這三個字答案不算「具體清晰」,但比那長篇大論談努力的「參考答案」,不是言簡意賅,甚至更具「創意」嗎?

但問題來了,學生做「閱讀理解」,是為了預備將來考公開試的。在這前題下,誰敢鼓勵學生面對「偽開放」問題運用真創意?公開試考砸了怎辦?Kathy說很想給這個學生加上剔號,最後還是審慎地加上括號,要求學生重答問題。

設立「閱讀理解」,原意可能是要培養學生語文上分析、創造等能力。但考試壓力下又究竟有多少空間,讓教師和學生運用真的創意和說出心裡話呢?

開放式問題

(2017年7月19日星期三)

姬旦、關羽 姜子牙,三人都是歷史上有名的人物,請問他們有甚麼共通點?

答:都是人。錯,再試。答;都是男的。錯,答案是:後人都給他們「公」的尊稱。姬旦是周公,關羽是關公,姜子牙是姜太公。

上述問題被稱作是鍛煉和考驗「創造力」的題目。吓!為甚麼能考創造力?大概是因為這問題屬於「開放式」(open question),開放式問題通常可以有多個合理的答案。但既然是開放題,為甚麼答案一定是「公」呢?這種做法叫做把開放式題目當作「封閉式」問題(closed question)處理。

觀課時也遇過這種情況。有些課堂問題,貌似「開放」,好像容許學生發揮,但由於老師心中只有一個答案,學生要「估中」才算答對。這情況其實比問封閉式問題,或索性不問問題更糟糕,因為久而久之,有觀察力的學生都會明白,這是個不好玩的遊戲。誰願意做老師肚裡那條「蟲」?問題都不回答了!

我們常說要培養學生的「創造力」,他們多想像,逆向思維、跳出框框思考、… …,卻很少留意自己問題的性質和處理答案的手法。有些老師根本沒有把課堂問題預備好,又過份著意於「正確答案」,不懂得應付學生正當但不合意的答案,甚或聽而不聞。他們不知道自己的課堂教學正跟「培養創造力」背道而馳。

卡通片IQ博士主題曲有句話說:創造力量同幻想,會嚇你一跳!假如你的課堂問題,從沒有學生給你一點令你驚訝的回應,那麼檢討一下自己的教學有多少「培養創造力」的成份,此其時矣!

專業與常識

(2017年7月5日星期三)

交通擠塞,幸運地找到的士。附近發生了事故?司機說沒有,只是工人在修樹,把道路堵塞了。他說觀察了很久,以前以為「修樹」是個專業,但看來指揮者和工人根本不懂修樹:樹哪一枝伸出馬路,就把哪一枝鋸去,毫不理會樹的重心會否偏移,會否栽倒。

他對康文署頗有微言,提及早前大埔有人投訴雀糞,他們就去鋸樹,不理破壞雀巢,害死幼鳥。他說:「大自然的動植物也有生存權嘛!」又舉自己為例,駕車幾十年,抹車時經常要清理雀糞,但從無怨言,「雀鳥是不會上廁所的,這是常識!」

他慨歎今天不少人以「專業」自居,就連常識也沒有。受過醫療訓練的怎會利用治癌的方法給人美容,令人永久傷殘或死亡?執法的怎會檢控一元售賣紙皮的婆婆,卻對星期日在外傭聚集區叫喊擺賣的小販,視而不見?… …

他說朋友帶他回內地吃鯇魚魚生,賣者竟說邊吃邊喝點烈酒「殺菌」便不用怕染病;又有友人專業養蟹,准養二萬隻的地方他養夠四萬隻。不怕蟹擠死嗎?不怕,每年給牠們餵一噸抗生素。

他續說,今時今日,人們工作就只懂執行上司的命令,但求了事,不分是非黑白;不然就是為了跑數、追逐佣金利潤,懶理破壞倫理、危害生命。

這司機是個六十出外的老頭,好像很久沒有找到傾訴的對象,滔滔地談了近半小時。下車後我再想想,覺得香港人真是進步了。幾十年前,你可以找到一個上了年紀的的士司機,能說出如此有洞見的一番話嗎?

BCA/TSA米最好吃,你知道不知道?

(2017年7月5日星期三)

報載對家長的TSA調查問卷,有預設立場和誤導。問卷問:BCA/TSA有下列功能和安排,你是否已經知道 / 不知道:  學校可用來優化學校課程和教學安排;教育局不會用BCA/TSA成績決定學校組別及派到該校新生人數;… BCA/TSA不顯示學生個人成績,對學生在學校的成績沒有影響。

被查詢時,負責的侯傑泰教授立即把波踢給教育局:「上述問題只是教育局一向的說法…  教育局有不同的研究,請向教育局查詢。」但報章和侯教授都沒告訴大家的是,調查還帶著一封給家長的邀請信。信這樣寫:

「系統評估可以為學校多提供一項客觀評估的參照,協助學校了解整體學生在各主要學習階段達到基本能力的水平,藉以回饋教學,優化課程設計和改善教學策略,不會考核學生個人成績,亦非作為學生或學校排等級或篩選的工具。

信的下款是侯傑泰教授,並由他親自簽署。請問:1. 這算不算是侯教授向家長展示他個人對 BCA/TSA的立場呢?抑或「只是教育局一向的說法」?2.看完這封信後,跟著要回答上述「知道 / 不知道」問題的家長,會否覺得發問者是希望你答「知道」呢?

打個譬喻。街上遇上市場調查,調查員說:BCA/TSA牌白米,最香最好吃,煮飯煲粥都得。然後問你:「你知不知道,BCA/TSA牌白米最香最好吃?」倘若你答「不知道」,會否覺得很儍,人家不是剛告訴你,BCA/TSA最好吃嗎?但假如你答「知道」,那麼我向你洗腦成功了!

這種問卷安排和設計水平,本不值一哂,卻成為香港最富爭議的教育議題:BCA/TSA的數據來源!

對翻轉教室的反思

(2017年6月28日星期三)

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已流行了一陣子,香港有些學校都對此做過實驗,但結果並不一致。

翻轉教室的理論很簡單:先把課堂上要「教」的內容抽出來,錄影製作成電腦短片,學生上課前先行觀看,完成預習,上課時就無需再「教」,可把課堂時間花在互動、討論、思考、解難這些活動。

然而,從耳聞目睹和學術期刊的閱讀中,我仍找不出「翻轉教室」必然達至較高教學水平的道理。原因之一是翻轉教室只是一種教學安排 (teaching arrangement) ,其定義廣闊,並由實踐者按自己的理解豐富其內容,各施各法,大家都稱在實踐「翻轉教室」,但差異極大。

例如,同稱課前的教學短片,有些跟老師平日上課時的獨白無異,有些卻短小精悍,還帶互動元素,學生的興趣和注意力自然不同,影響預習效果,再而影響課堂活動的成效。又例如,無論課堂設計如何「互動」,始終還取決於課堂問題是否合適,老師如何由預習作導引討論,如何處理不同意見的表達和歸納等。把不同的東西同放在「翻轉教室」的一個籃子內,予以評鑑,並與傳統課堂教學作對比,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這跟早年鼓吹教學「視聽化」(audio-visual) 或「電腦化」(computer-assisted) 的情況相似。不是說這些工具不好,但好與不好,還要看內容和運用,無法一言蔽之。時至今天,課堂學習遭劣質的工作紙或PowerPoint淹沒的情況還多的是呢!

我並非反對教學新嘗試,只是要求不要單從教學形式或安排考慮,老師的教學內容和實踐才是關鍵,那裡才見真章。

打風

(2017年6月21日星期三)

當校長的時候,每逢打風季節,都多了一點頭痛。除了要注意颱風消息,看風打不打成,估計會否或何時會掛8號風球,黃雨警告會否變成紅雨黑雨,還要預備一旦有需要,安排學生和教職員「疏散」,例如確定校巴能否行駛,留心地鐵是否正常運作,對未能歸家的學生,誰在學校留守等待接送等。

曾經試過颱風下學校停課,學生都已歸家去了,數小時後仍有兩名學生因打不通電話,找不到家長,困在學校裡。有老師因此提議駕車送學生回家,我不贊成,就是怕途中如遇上意外受傷,誰來負責?學校的保險在這些情況下會否失效?

教育局的停課決定完全依賴天文台,不到掛出8號風球一刻,不會宣布停課,而天文台是科學機構,掛甚麼風球要看颱風位置和風力,還沒有達到每小時63公里風力,就不會掛出8號風球。也遇過這樣的情況:早上起來,颱風已臨近,看趨勢不久便要改掛8號了,教育局還說照常上課;轉眼間改掛8號風球,教育局又立即宣布停課;但到了這時候,因風而提早出門的學生,已在途中,他們不知是繼續返校好,還是掉頭回家好?

在今天,大部份人都依賴單一的集體運輸系統,為免過份擁擠,部份機構亦實行分段式上下班時間,但要疏散因掛8號風球突然齊齊湧入的下班和放學乘客,只會製造超級混亂和乘客的痛苦。因此,建議教育局做決定時多一點彈性,不應機械地看颱風訊號行事。風若臨近或有可能打成,為免生意外,縱使仍是3號,亦應看情況及早宣布停課。

畢業齊齊丟筆記

(2017年6月14日星期三)

朋友傳來一段網上短片。影片是美國一所中學,學生畢業了,一起把一箱箱的筆記,像倒水般從樓梯倒下,紙張滾動的沙沙聲混著學生的歡呼聲,以此慶祝「畢業」。從前畢業向天空拋帽,現在改為掉筆記。

「丟筆記」這玩意,可能只是貪玩,但想深一層,學生選擇以此方式表達對學習終結的感覺,是否很負面?一切都不值得保留?

記得當年讀書的時候,很想保留一些讀過的書卻沒法子,一來沒空間,二來我是用「舊書」的,要賣掉上年的課本拿錢買下年的新書(仍是舊書),但不少筆記本還是保存下來,尤其是數學科,內裡解決的疑難雜題,是努力不易得來的成果,最後還傳給弟妹親友。

近年到朋友家探訪,知道不再稀罕課本和作業的想法普遍。不但不稀罕,還視為必須清除的東西。朋友的子女多已完成學業,家裡可能收藏玩具、模型、漫畫書、小說,卻沒有半本讀過的教科書。據他們說,保留這些東西非常 uncool ,除非你是書呆子或笨蛋!

學校教育所代表的「知識」,真的那樣不值得珍重?細想下可能也毋需傷感。眼看近20年的香港教育,改來改去,表面宣揚「學會學習」,骨子裡不但「考試主導」依然,考試的索帶還越箍越緊,範圍伸展到初小;天天模擬試題, 晚晚「閱讀理解」,官員還稱這不是操練,甚至乾脆謂「操練不能或缺」;還有,課程指引經常被政治侵蝕,校長教師經常要挺身要求尊重他們的專業決定,… …。我們真能怪責年輕人對學校知識的輕蔑嗎?

多做閱讀理解作業之弊

(2017年6月7日星期三)

每次看到傳媒的照片,課室的家課板寫上「閱讀理解作業」多少篇的時候,心裡就不自在。

不錯,TSA/BCA是要考「閱讀理解」的,學生有需要熟習考試的形式和運作,做點模擬測驗無妨,但今天學校把這些測驗模式視作日常教學,學生購買一本本的「測驗」作業,天天當家課做,那並不是學習,是操練。在這個自詡以「學習」為基本的香港教改中,這是諷刺。

我們每年都做點身體檢查,如檢查牙齒、視力;年紀大了,還檢查聽覺等。聽覺測驗時要戴上耳筒,聽高低頻、聲響大小、測完左耳又測右耳、甚至測試單字讀聲的聽力。這些測驗的目的是要確定我們能否聽到別人說話,過馬路聽到車聲等,而不是叫我們天天聽音叉頻率,或錄音機的單字,多聽多測亦不會改進聽力。若果不會享受音樂,不能看電影,不能欣賞自然風光,上佳的聽力和視力也是多餘。同理,天天做閱讀理解測驗,危險不只在於奪去學生的時間,還可能殺掉自發閱讀的興趣。能做測驗卻不愛閱讀,那是甚麼「學習」?

不過,操練對分數確是有效的。讀書時班裡有些打算到外國升學的同學,要考托福(TOEFL)。由於試題是多項選擇題,又多詞義辨別 (如 adventurous adventuresome的分別),不少因此猛做「近義詞」作業,結果平日英語水平很差的,竟然也考得高分。成功考進心儀學校的,試後煙消雲散,不成功的再練再考。當然,英文差的仍舊是英文差,操練並沒有增進他們英語的能力。

閱讀理解作業

(2017年5月31日星期三)

打開坊間小學的TSA「閱讀理解」作業簿,幾乎本本如是、篇篇如是:先來一段短文字,然後是填充題、選擇題、短問答題。雖然有些還煞有介事地介紹閱讀理解的「層次」理論,例如問題要由淺入深,先問字詞意義,或從文章中提取資料,然後是「聯繫生活或情景」的短答問題。

可是,不少家長發現,子女完成「閱讀理解」作業,原來是先看題目,才開始閱讀文章找答案。有些根本沒看文章,直接看題目,然後才在字裡行間找答案。時間有限,越快完成作業越好。

或有人會問:這種閱讀策略有何不妥?既然能找出正確的答案,不就是「理解」嗎?老師也發現這種閱讀方法較快捷,學生容易取得高分,為甚麼不可以「教」?為甚麼不可以「練」?

這問題難回答,因為我們已習慣把學習都視作分數成績。在這想法下,閱讀的目的就是「理解」,理解的證據就是取得答案。家長教師若認為篇章太長、文字太深、回答問題的時間太少,有商量,可增減;但這個框框不能改,改了就「無法評估」,學校就無法問責喇!至於學生用甚麼方法閱讀,先看文章再看問題,或先看問題再看文章,不甚重要,重要的是在指定時間內有效完成作業。

但我們沒察覺的是,這些作業做多了,久而久之,由此建立起來的意識和習慣,是把閱讀變成一種過眼雲煙、文字處理的差事。要求學生對閱讀或文章發生興趣,或追求所謂的「深層」閱讀,甚至愛上閱讀,豈非緣木求魚?

勿單靠成績論教學優劣

(2017年5月24日星期三)

我曾經提出過,成功教學 (successful teaching) 和優質教學 (good teaching)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教學是否成功,只看學生的學習效果。例如,目標是要學生學會「退位減數」,那麼成功與否就要看學生能否完成「退位減數」的任務 (tasks)。當然,是兩位數還是三位數的的退位減數呢?所需要的認知要求 (cognitive demand) 也有明顯分別。

教學的優劣,主要還依賴老師的識見、經驗、預備、表現,例如能否掌握課題的要求、學生的已有知識、班裡狀況、學習困難、按學習目標設計教學等。然而,最優良的教學也不保證每次都能成功。影響學習「成功」的因素眾多,並非全由教師控制,例如學生睡覺晚,弄到上學遲到或打瞌睡;下一堂是另一科的測驗,學生都在擔心試卷深淺和成績;家裡有人生病或出了問題,致上課心不在焉等。

長遠來說,優良的教學,會有較大的「成功」機會,學生也會有較佳的「成績」,但不要相信有「必定成功」的教學策略,那是吹噓。若以「成績」作為唯一評價教學是否「優良」的指標,那是短視。還有,如只要求保著成績,很多實驗性質的教學方法將難以推行。

那麼,教學的優劣如何評價?個人認為,觀課是較合適的方法。當然,這也要考慮到「觀課者」本身的修養和能力:既要能明白老師的出發點,又能敏銳地觀察實際課堂情況。若只拿個「項目清單」(check-list) ,記個 作評鑑,就很難作深入分析;同儕觀課也是好方法,條件是大家都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觀課,而不是互相吹捧,或交差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