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三十年後

(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

探望加拿大的一對夫婦朋友。他們在80年代由港來加定居。丈夫原從事實業生產,中國改革開放,香港工業北遷,但他不願意到內地工作。移民時他們帶著2個孩子,還在唸小學。決定移民除香港前途問題外,還有子女教育;太太是個會計師,認為香港教育不好,不利孩子成長。移民後夫婦二人都轉了行,找到新工作。據說收入比從前少了,加拿大稅重,但工作穩定,醫療社保周全,家庭生活愉快,因此落地生根,90年代的回流潮並沒有打動他們。子女後來都上了大學,畢業後成為當地的專業人士。

今年他倆已60多歲,退了休,子女亦已成家,兩人認為使命已達,現在閒來種花看書,含飴弄孫,也覺寫意。回顧過去,他們說在香港認識的朋友中,不少立志高遠,或要成就事業,或要為國為民;結果有人如願,成為名商巨賈,或政壇顯赫,但亦有人仍在奮鬥中,也有人遇上風險以致身敗名裂。

他倆在香港都曾受過高等教育,這是不是一種浪費?他們回應說,每個人都有生命自主的權利;他們選擇放棄事業,把目光放在養兒育女之上,既是一種意義也是權利。高等教育對他們並非無價值和影響,恰恰相反,受過的教育令他們更覺民主自由平等的可貴,因而更珍惜當下。他們又說,多年來仍關心香港新聞,正因如此,相較一個國立不能寫、港獨不准談、李波隨便拉、新聞自審查、政府無公信、民意如流水的地方,當年的決定沒有錯,加國生活雖非毫無缺點,仍是他們的樂土。

人口前景

(2016年6月22日星期三)

發達國家生育率低,但會靠外來移民補充人口和勞動力。例如,加拿大現有人口3500萬,人口不收縮,主因是移民。據說過往10年加國已吸納移民百多萬人;美國人口3億2千萬,人口呈正增長,主因也是吸納外來移民。

Atlantic Monthly 雜志近期指出,中國現有13多億人口,但正朝向收縮和老化。2000年時年齡中位數為30歲,長者人口是1億;預測2050年,該中位數會升到46歲,長者人口3億3千萬;現時工作年齡人口對長者比例是 5:1,到了2040年,該比例將跌至 1.6:1。2100年的中國人口會跌破10億,同期美國人口則會升至4.5億。2010年至2050年間,美國由於吸納移民,工作年齡人口會增加31%,令經濟增長,稅收穩定;但其間中國的撫養比率會不斷上升,工作人口下降,出現勞工短缺,到了某一刻,中國可能要像西方國家一樣,輸入移民作補充。移民從哪裡找?嗯,可能是非洲,…

香港又如何?按政府推算,香港人口會在2043年見頂,達833萬,然後回落,但長者比例則會持續上升,2014年是15%,2034年30%,2064年36%,前景不樂觀。

既然中國人口老化,勞工短缺,若單程證配額制度仍存在,相信配給香港的移民多是老齡人士。今天我們抗拒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明天不但要設法讓她們過來生產,還可能令她們連人帶嬰留下來。今天跨境學童上學成問題,他朝可能要在邊界建專門收錄他們的學校,吸引他們來港上學,繼而留在香港生活。

當然,要吸引外來者願意來港定居,如何保留香港自由開放,公平廉潔的舊貌和核心價值,將更重要。

這邊廂、那邊廂

(2016年6月15日星期三)

這邊廂,公屋食水發現含鉛超標,引起恐慌。食水含鉛,會損害人體功能及兒童智力發展,居民情緒激動,政府最後委出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全面調查。

那邊廂,系統性評估TSA發現造成操練現象,致學生功課過多,壓力過大,戕害學生身心健康。數萬名家長簽名支持取消小三TSA,局長乃發出「嚴禁操練」通告,結果還惹怒學校,最後只成立「檢討委員會」作檢討云。

這邊廂,鉛水調查報告指出,食水不應該含鉛,但有關部門明知鉛有害,卻沒有想辦法防止鉛滲入供水系統,報告狠批這是一種嚴重紕漏。

那邊廂,TSA由2000年教統會的報告書提出,說目的是為了改善教學和學生學習,因為評估不計分,故不應存在操練。然而,負責執行政策的教育局,明知TSA有操練的風險,卻坐視不理,甚至利用TSA成績向學校和辦學團體施壓;考評局出題目越出越深,越出越刁鑽,懶理這是「基本」能力測試。最後負責檢討的委員會,不但沒有叫停TSA,還指題目只須稍作調整,考試即可繼續推行。

這邊廂,公屋發現鉛水後,街坊還可得到樽裝水、街喉上樓的待遇,以暫時確保食水品質,直至問題解決。那邊廂,TSA只改作「邀請」50所小學應考一年,但幾經波折才集齊50所學校,其中只有20間願意公開校名。

這邊廂,鉛水報告書發表後,一眾高官雖然沒有引咎下台,也會鞠躬道歉;那邊廂,教育局不但沒有半句道歉,還在沒有任何保證下,要求學校在行事曆預留明年考TSA的日期,宣布TSA全面恢復推行。

記者應問尖銳問題

(2016年 月 日星期三)

加拿大記者在記者會上問人權問題,包括李波失蹤事件,遭中國外長王毅訓斥,我剛身在加拿大,看到這段新聞幾乎成為所有當地傳媒的頭條。被訓斥的記者 Amanda Connelly 隸屬加國網媒 iPolitics,但她的提問其實並非一已之見,而是事前跟如路透社、華爾街日報等各大傳媒綜合商議後由她代表提出,所以王毅問她本人有沒有去過中國,大概是不知情的話。

兩日後,總理杜魯多說已就記者被罵事件向中國表示不滿,並公開回應說:「言論自由極重要,我們認為傳媒的職責就是要提出尖銳問題 (to ask tough questions),我們鼓勵傳媒這樣做。」杜魯多之前也說過類似的話。在2015年選舉期間,他的競選主任曾涉操守問題辭職,他在記者會上被追問,支持者對記者報以噓聲,杜魯多轉身向支持者說:「請不要噓,我們這國家是尊重記者的,他們問尖銳問題是應該的。」不過,年輕的杜魯多在2013年也曾說過欣賞中國「基本獨裁」的一番話,故他在記者提問是其天職方面表示立場,真情假意,很難判斷。

然而,在西方社會,記者向政要或權勢人士提出與公眾利益相關的問題,不顧他們的面子,甚至窮追猛打,視作理所當然。記者提問的好壞,只在於能否一針見血,找出事實真相;回應者若感覺冒犯,亦不可動氣訓斥別人,只能以唇槍舌劍據理力爭。

香港近年注意「傳媒教育」,但回歸後主流傳媒不斷噤聲,自我審查,炒人封口,究竟我們還要否接受或繼續西方這種「記者應問尖銳問題」的觀念,看來在傳媒教育上還應有所討論。

貧窮的印記

(2016年6月1日星期三)

近日到美國的紐約市辦事,地點是市內較貧窮的「牙買加」區。居民多是有色人種,房屋和道路欠維修,破破爛爛的,在街上走也得加倍小心。我發現當地人一大特點,就是不論男女,肥胖的很多。我說的並不是普通的肥胖,而是非常的肥胖,以至舉步維艱;我想若電梯壞了,他們跑不上或落一層樓。雖說美國胖子多的是,但跟白人和富裕地區如曼哈頓或布魯克林相比,這裡顯然有較多極度超重的胖子。

從前說窮人營養不良,多是瘦峭的,富人營養過剩,容易肥胖;但據說在今天西方社會,情況相反:新鮮的食物昂貴,貧窮家庭難以負擔,再加上工時長,無暇煮食,因此傾向購買較便宜的加工和高熱量食物,結果窮人更易肥胖。孩子在這樣的家庭長大,亦容易養成對高熱量食物的偏好,就算兒時不肥胖,中年後代謝速率改變,肥胖難逃。

相信華人社會也如此。窮孩子就算能力爭上遊,長大後變成中產,兒時形成的飲食偏好也難改變。童年愛吃街上的魚蛋牛雜、吃肥肉碗仔翅,幾乎可以是一種「貧窮的印記」,終生相隨加上華人「食得唔好嘥」的信念,經常飲食過量,肥胖和相關的疾病容易出現。

雖然我不太喜歡新加坡的教育,但他們有一極為可取的地方,就是規定學校要為每一學生每年記錄身高體重指數(BMI),並列在成績表上,按年比較檢討,編制個人的飲食運動方案;學校亦要把數字統計,形成學校的肥胖 (obesity)率,並列為學校的業績指標。香港的教育當局有興趣跟隨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