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董願花多少心機和時間

(2016年5月25日星期三)

香港學校的一大特色是津貼學校制度,學校經費由政府資助,管理則交由辦學的社團和宗教團體負責。津貼學校的校董會,雖經歷「法團校董會」條例立法,校董會的成員主要還是來自辦學團體。校董會是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擁有校長的任命權,校長要向校董會負責。辦學團體有大有小,校董會運作方式差異也很大,有些較有制度,有些則人治氣氛濃厚。

但無論是人治或制度治校,校董們對學校的態度如何,提供甚麼協助,往往是學校好壞的關鍵。這裡又有兩個問題。首先,校董們多是社會名流或商界人仕,事務繁多,能真正關心學校的很少,多只求學校不出現甚麼問題打擾他們。其次是學校對他們的回報是「面子」,學校成績好,出了多少個會考狀元,今年榮升 Band One,就是最好的答謝。至於最影響學校成績的因素,如原初建校的理想和理念,學校所處的地區和歷史,社區人口變化帶來生源的改變,家長學生是否愛護學校,教職員士氣等,一概是校長的事,與他們無關。他們不明白,校長並非三頭六臂,改變和進步總是漸進的,成績亦可以按當年學生情況出現反複或倒退;而上述最能影響成績的因素,雖然校長需要自由處理空間,但也需要校董的關懷和協助。不願意花心機時間去了解學校,每年開幾次例會就自以為很了解學校的校董,其實是最差劣的校董。

有些校董甚至認為,好的校長不難找,一個要走,按例招聘另一個便行。他們把學校當作政府機構:鐵的衙門、流水的官。

發考試瘟

(2016年5月18日星期三)

演藝界有樣東西,叫「發台瘟」,指表演者平日表現很好,但承受不了舞台的壓力,無法發揮應有的水準。在學校裡,也有不少「發考試瘟」的學生,平日被老師稱讚為勤力用功,但到了試場臨門一腳,水準驟降,成績遠遜預期。

我自己就是個會「發考試瘟」的學生。會考成績我遠差過我的太太。可是,我對求學時唸過的書,讀過的數學經濟地理,了解和記憶都比她好。這一點,在家裡教導女兒功課時可見。功課上遇上困難,她找我居多;太太總問:為甚麼你還記得這些年代久遠的東西?倒霉的我連考車牌也會「發瘟」,學車時間已不少,但到了考場,就手腳失靈,因此「肥佬」多次,太太和女兒卻頭一次考就車牌到手。

有說這是應付壓力的問題。這點我也知道,如讀書時流行使用「計數尺」(slide rule),計起數來本比查「對數表」方便快捷,我亦用得頗熟,但臨場卻不敢用,生怕壓力下會看錯格。

我們的制度相信考試是公平競爭,成績結果是能力的標記。我當校長時,儘管自己不盡信考試成績,但實際上也不能不依從屈服。收生時若不以考試成績為主,上至校監校董下至主任老師,都不會放過我。

亦遇上過平日跟同儕談笑風生、說話有紋有路的學生,會考中國語文科的「說話能力」和「口語溝通」竟考得「第一級」,理論上獲評此級的學生說話用詞只能「大多數正確」,溝通只會是「基本達意」,心裡就充滿疑惑;究竟眼前的學生,是否跟我一樣,會發考試瘟?還是考試本身出了問題?

教師的兩難

(2016年5月11日星期三)

Larry Cuban 在近日的網誌寫過一篇短文,叫「教師面對的兩難」(Fundamental Dilemma Facing Teachers)。所謂兩難,是指魚與熊掌不能兼得,或追求的價值此消彼長,選擇不能不帶妥協。

生活上兩難的例子很多,如時間分配:一方面工作永遠不會停止和做得完美,另一方面又有家庭朋友需要照顧交往,我們總得兼顧,不能只擇其一。

但作為教師,無論是新手老手,教幼稚園班或高中預科,還會遇上一種教師獨特的兩難。這兩難產生於教師既有「學術」(academic)的角色,但對學生又有「情感」(emotional)的責任,兩者經常沖突,製造困難。

學術角色要求老師要掌握知識和教學法,懂得學生如何學習,且能公正客觀地評估學生的成績。在這角色下,老師要有疏離的空間,講理不講情,例如無論學生如何努力,合格就是合格,不合格就是不合格。然而,我們又要求教師要親近學生,要了解學生的性格需要、優點缺點、處境感受,甚至跟學生亦師亦友,因為感情關係是學習的基礎和動力。因此,我們對那些冷冰冰地說「我只是來教書的」投以鄙視的目光,也認為某些「一頭栽進學生裡」的老師不是味道。兼顧「學術」與「情感」,找出平衡點並不容易,過程中學生會看出老師的品格與真誠流露。


Cuban的這番話令我想到教育現象學家 Max van Manen 談過的「教學機智」(pedagogical tact):當教師的困難,在於既遠且近;作為學生的領路人,教師要能登高望遠,但我們同時也是學生的伙伴,因此要聆聽學生脈搏的聲音。兩者如何處理並無定法,只靠人心。

普通話國語印象記

(2016年5月4日星期三) 

早年陳漢森借給我候寶林的相聲錄音帶,令我愛上了相聲,有某段時間,晚上總要聽一兩段才能入睡。

陳漢森和我都最喜歡他的《夜行記》,故事諷刺一個不拘小節的傢伙,不願意「走路受限制,坐車也受限制」,最後花了28元買了輛「除了鈴兒不響、哪兒都響」的舊自行車,夜間出遊結果「掉溝裡去」!據說這相聲寫於1955年,當年北京交警的文宣隊為推廣剛實行《城市交通規則》,集體創作這段子,結果大受歡迎,故也是寓教於樂的好例子。

候寶林常跟郭啟儒拍檔,精彩相聲頗多,如《關公戰秦瓊》、《改行》、《戲迷》、《妙手成患》等。他們的相聲百聽不厭,是由於說話含蓄、幽默(不是滑稽)、用字精煉,又經常利用諧音字製造笑料,例如「不寫作的作家也算是作家,因為他正在家裡『坐』著」。

候寶林說相聲,抑揚頓挫,滑音漂亮,也一度令我愛上了北京腔,並認為台灣的國語平板不好聽。可是這種感覺近年完全改變過來。君不見,今天的某些治港京官和所謂法律學者,個個一口流利的北京腔,發言就是滿嘴歪理,實在難聽;北京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的發言人,也人人字正腔圓,但不時加上:不存在這問題、不存在那問題等句語,給人趾高氣揚的感覺。相較之下,電視看競選台北市長時的柯P,說話誠懇親切;聽「失敗了再站起來」的蔡英文勝選演說,雖沒有甚麼偉大言詞,作為民選總統,只要求公職人員「謙卑、謙卑、再謙卑」。他們的話不斷在耳中迴響,台灣國語原來幾好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