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M 還是 STEAM?

(2016年12月28日星期三)

繼特首《施政報告》提出後,官方去年發表《推動 STEM 教育 發揮創意潛能》文件(STEM 是簡稱,即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 科學、科技、工程、數學四科合體),表示有意推動中小學的 STEM 教育。文件解釋這是為了保持香港競爭力,又香港學生的數理基礎良好,但太著意學科學習,缺乏「動手」學習的機會,因此有需要讓學生就著日常生活問題,設計和擬定具體及有創意的解決方案。

但談到創意、創新、解決日常問題等學習,怎可能沒有藝術和設計的份呢?從歷史看,不少科技發展,都產生自人文和藝術表達的需要。19世紀畫家Charles Nègre,偶然發現 daguerrotypes (銀版照相)可更好地展示人物動感,從此研究化學材料,成為攝影學的前驅。若以人為本,發明創新也必須滿足藝術和人文需要。例如,荷里活發展先進的電影技術,不正是為了令故事更漂亮動聽嗎?蘋果產品高明,並不單在乎科技,而在於更能滿足人的日常需要(包括美感);Nike設計運動鞋,不單靠 Biometrics 3D技術,而是建基於人的運動感覺,因此有「The Art + Science of Feeling」的口號。

此外,數據和科學意念的表達,還須借助依靠語言、影像、圖形、顏色,甚至音樂、表演藝術,這些都屬於人文、藝術、設計的範疇。再者,要學生對「日常問題」進行動手學習之前,他們也需要明白問題的背景,認識問題之為「問題」的所在,例如研究「節能」,認識人類社會對能源運用的「歷史」就很重要。

因此有人提出,在STEM教育裡應揉合Arts元素,成為STEAM教育。


守住這一代的思考

(2016年12月21日星期三)

讀過由「教育工作關注組」編寫的《守住這一代的思考》(下稱《守住》)。

通識科始自2000年教改,當年我曾仔細看過其課程大綱,參加過官員的解說會,亦曾批評過這科的《課程及評估指引》,例如,課程規劃缺乏系統知識作基礎;其聲稱「跨學科」是虛假的;思考應基於知識,訓練思考「技巧」是捨本逐末等。

《守住》的作者都是前線通識科老師,該書記錄了他們的實踐經驗,由教學到評核的心得和反思,頗發人深省。例如,葉玖莉老師提醒通識老師不能依靠「罐頭」教材,要自訂教材必須先開卷、多閱讀。陳家祺老師指出,由於課程指引輕視系統知識,對「陳述性知識」的要求含混,令老師無法了解課程要求多深多廣,這亦同時打擊學生學習的意欲,以為可隨便過關。

不過,《守住》最重要的,還在於正眾視聽,指出今天學校教育的需要:守住這一代的思考。近年的政治變化,不時產生一些荒誕歪理,例如有人說:教育就是洗腦,洗腦就是健腦;當政治壓力令公務員難保持「中立」之時,有人卻說通識科老師「不政治中立」,教導學生變激進傾向暴力;在傳媒噤聲、普選無望之際,有人毫無證據地指責通識科「異化」,偏向政治議題;又有人昨天才力推「三三四」,說過「通識科」無問題,今天卻批評課程鬆散,無教科書,過份強調爭辯,不依官方的「價值觀」教學等。

凡此種種,教人學會笑對今天的政治眾生相,也令人對要頂住強權歪理的新一代老師多一點尊敬!

不記名不記校、隔年考抽樣考

(2016年12月14日星期三)

當局提出明年復考TSA,承諾不會用TSA成績數據向學校施壓。吳克儉局長指「新版」TSA已除掉了操練誘因云。

復考的安排、說法,跟今年2月教育局《TSA檢討報告》的建議大致相同。記得該報告還說過,要加強「學校對政府運用系統評估資料的了解與信心」、「誠意顯示TSA的低風險性質」,但就是得個「講」字。2000年《終身學習、全人發展》提出推行 TSA時,不是也說過TSA屬於低風險評估,並強調要提防變成高風險考試嗎?結果有目共睹吧!

《檢討報告》也並非無較具實質的建議,例如:下調試題的難度,把TSA成績從學校外評指標中移除等。但問題是:真要移除操練誘因,這些措施並不足夠。題目淺了,可以集中操練淺的題目;外評不列出TSA成績,但可識別個別學校的數據既然存在,並由局方看管,怎能保證貓能管魚,官員抵得著誘惑,暗裡不拿來比較比較?

若真要移除操練誘因,應實行「不記名、不記校」的評估。這一點早已有人提過,卻得不到回應。TSA若旨在檢查全港整體成績水平的升跌,根本無需知道誰從哪校來;若要分析學生在考題上的表現,由此改善教與學,學校亦可自行下載題目進行校本測試和處理,不必由教局分發成績。

得不到回應的還有「隔年考、抽樣考」。國際測試如TIMSSPIRLSPISA都是數年考一次,並不影響其測試的可靠性,為甚麼TSA要年年考呢?驗血也只從身體抽小量驗就行,從沒聽過要把全身血液抽光拿出來驗的呢!


當然,在問題還未解決之前,應該擱置TSA

親子旅行

(2016年12月7日星期三)

不少香港父母在假期帶子女去旅行,可是據調查逾20%家長要求子女在旅途中做功課。做功課本是好習慣,可鞏固課室的學習,但功課真如洗臉刷牙一樣,必須每天都做?不做不行?我有懷疑。

其實學習的途徑很多,不要忽略某些生活情景,亦能提供豐富的「偶然學習」(incidental learning) 機會。親子旅行相信是其一。可以的話,自駕遊或自由行更皆。

女兒年幼時,暑假我們常在外地租車旅行。出發前要有計劃,如行車路線、參觀景點、預訂旅館等。小朋友參與,是很好的邏輯訓練。當年還未有導航儀,駕車靠地圖,通常是我當司機,由太太和女兒導航。看地圖和地標,孩子的瞬時反應的確比媽媽還好,經常帶領我們走出「困境」。我想,這是她建立能力和自信的好機會。

遇上不能預見的問題,例如塞車改道、路標不清晰、旅館訂房出錯要跟員工理論,景點門票沽清等,都要即時解決。孩子跟大人在一起,明白問題所在,目睹成年人如何解決問題,甚至參與,亦有助他們增加見識和學習解難!

自由行的好處是有較多時間參觀博物館,或看歷史文物,不像旅行團一般走馬看花,集中在吃喝購物。若說文化興趣是「培養」出來的話,跟父母一起看喜歡的景物,了解他們欣賞之所在,或指出欣賞的途徑,相信是文化培養的途徑。

老實說,親子旅行也不是全為了孩子,有機會的話,父母也應該出去看看外面世界,增長見聞,不要把時間都花在返工賺錢、放工督促孩子做功課的事情上。


TSA數據不是保密的麼?

(2016年12月5日星期)

每天都吃早餐的學生,成績會比一星期只吃一天早餐的學生有所提升,可見每天吃早餐的對學業成績有十分大影響,最近一份中大的研究有這樣的發現。

過往也有對學童早餐的研究。以前的調查,雖然有提及早餐對學習的影響,多從理論層面推斷,例如睡眠後腦部糖份下降,若無早餐的熱量補充,人的集中力會下降等。今天中大的報告卻有所突破,它使用個別學生的TSA成績數據,跟學生吃早餐的數據作研究,得出吃早餐提升成績的結論,更有報章吹噓為吃早餐好過搵補習!

這些結論立即引來質疑:數據有相關性並不代表一定有因果關係。例如,天天吃早餐並顧及食品營養的家庭,可能比較富裕,父母學歷較高,比較關心子女的學業,較有能力指導子女完成功課等,導致成績較好。吃甚麼早餐能提高學能成績30分甚至50分,在閱讀該研究的詳細之前,我以神話故事看待。

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上述研究拿取的是學生的TSA成績數據,但不是說過TSA數據是保密的麼?個別數據也不是說過只作成績評估和學校改進用途的嗎?如何會落在早餐研究員的手上?

學生的個人TSA成績數據,是私隱和高度敏感的資料。因此請問:儲存數據的機構究竟是「教育局」還是「考評局」?儲存多久後會銷毀?這兩局若要對其他機構發放這些數據,如何確保資料不會被不當洩露或利用?


此外還要問研究倫理 (research ethics) 的問題:有關家長是否知悉調查機構會拿取其子女的個人TSA成績作研究?他們是否事前同意?

往事的記憶

(2016年11月30日星期三)

偶然聯絡上多年前的兩名舊學生,她們來我家探望我。這倆都是我頭幾年當中學教師時教過的學生。我只比她們大十多歲。今天見面,她們都已是近50的中年人,有家庭和相當的閱歷。

坐下來不久就談到往事。一個說還記得當年我曾經處理她的「抄功課」事件。她告訴我,我召她見面,告訴她班裡很多人都抄功課,但源頭來自她,即她把做好的功課借給其他同學抄。她當時很害怕,問我怎麼會發現?

她提出後我就記起來了。我告訴她我發覺幾個同學的功課相似,就拿來比較,抄功課的學生通常都會字體潦草,抄得不足或抄錯,所以最完整的那一份多是源頭。我說,這證明她是個勤力可靠的學生,否則不會被別人盯上商借功課,也說明我有改簿,否則不會有此發現。

另一個同學說她有用心聽我的課。當年我教經濟課 supply and demand時曾經用過的例子,她還記得。為甚麼這麼好記性?她說因為當時的老師,大都是上課講過就算,不理會學生是否學會,我比較認真備課。

她們還批評了一些其他老師的言談舉止,和跟學生相處的行徑,。我聽得有點不舒服,也不禁替她們難過,原來當年的同事給她們帶來如此不快的經歷。


不少人都說,兒時的記憶最深刻,大人忘記了的事,孩子卻記得很清楚;記得學校時期的人和事,因為這是他們當時的世界。我回想自己的學校生活,不錯,其中最好的老師和最差的老師,都還歷歷在目,班主任老師的姓名,我還可以由幼稚園數到高中呢!

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2016年11月28日星期一)

葉兆輝教授在《防止學生自殺最終報告》發表前,傳媒曾報導他謂自殺與制度有關,以下是舉隅:

【防學童自殺 做好迎新工作】:葉兆輝認同,學生自殺問題或與制度有關,「在香港這個注重考試的地方而產生的壓力不容忽視,」(星島日報 2016.08.14

【升中難適應,僅兩成學校教抗壓防自殺】:葉兆輝建議改善銜接課程,並擬於委員會終期報告建議檢討教育制度 (蘋果日報 2016.09.01

【學童遺書致歉多, 專家籲家長少說負面話】葉兆輝昨表示,學生自殺涉及系統性問題,本港教育制度過份着重操練、以考試主導, (頭條日報 2016.09.18

【專家籲檢討學制, 防學童自殺】:葉兆輝 表示,「本地『操練式』以『升學導向』的教育制度間接影響學童精神健康,… …,促請政府檢討學制及學程安排。」;他承認學生自殺涉及系統性問題 」(星島日報 2016.09.18)。

防止自殺終期報告於117日發表,在「檢討教育制度」一段內,葉教授說:「 根據現有數據和資料,教育系統所造成的學習壓力與學生自殺之間,並無明顯和直接關連。儘管如此,部分委員認為處理學生生活上的壓力是重要的,教育局應考慮把檢討教育制度以減輕學生負擔列為長遠措施。」

有報章隨即報導:【26招防自殺 減功課紓壓 委會報告:輕生與教育制度無直接關係】… 報告指出,學生自殺涉及精神健康、朋輩關係、學習壓力等因素互相影響,與教育制度無直接關係,…(文匯報 2016.11.08)

不知道是否傳媒的報導不確,葉教授似乎是前言不對後語。他的言論是否「高高舉起、輕輕放下」,讀者請自行判斷。


評防學生自殺報告(五)(完)

提高收生門檻風

(2016年11月23日星期三)

葉兆輝教授的防止學生自殺報告,提出了學生自殺問題複雜,部份自殺與生理因素有關(例如精神疾病),部份與環境產生的心理因素有關(例如適應困難),因此不能寄望於單一對應措施。這說法是成立的。然而,他所提出的預防和支援建議,軟弱無力,這跟葉教授否定教育制度造成的「學習壓力」導致「學生自殺」有關。這好像某地方火災頻頻,研究報告卻只建議增加消防和滅火工具,不考慮獲批准的建屋材料,是否過於易燃?甚至是否有人縱火?

例如,葉教授報告中建議「大專院校收生不應過於著重公開考試成績」。可是那邊廂,不少大學院系正刮起「提高收生門檻風」,把篩選門檻由往日文憑試的5科「3322+2」,提高至6科「3322+33」,目的是為了收錄更優質的學生,提高競爭水平。可預料成績中游的學生,將更難入學,成績的壓力只加不減。你看,報告不檢討制度,只給大學一句「溫馨提示」,能有甚麼作用?

再者,葉教授提出的具體防治建議,如「好心情@學校」、為教師家長提供「守門人」訓練等,均已存在。要強化這些措施,是否現在的落實情況有所不足?如果是的話,那麼它知道執行者的困難在哪裡?又例如家校溝通,實情並非「活動津貼」數額是否足夠。不少有問題的學生,他們的家長根本怕溝通,故意迴避,不想學校知道家裡情況,而不是對輔導服務無知。因此,報告建議若要有用,還應說清楚如何令「活動」有效。


本對葉教授領導的這份報告充滿期待,現在主要是失望。

評防學生自殺報告(四)

自殺念頭

(2016年11月21日星期一)

學生自殺,葉兆輝的報告說研究了自2013年起的71宗(33名大專生和38名中小學生),結論是:自殺原因複雜而非單一;傳媒報導傳染;自殺與教育制度造成的學習壓力無直接關係等。

死者已矣,自殺原因只好從遺物和周圍人的描述推算。但人言人殊,從中得出「自殺原因並非單一」的結論,不足為奇。同理,要把自殺連繫到廣闊的4大範疇:精神健康、心理因素、關係、適應,亦不困難。然而,若要循防止學童自殺方向著手,總不能只分析已死者,還應明白學生為何興起「自殺念頭」 (suicide ideation)

10年前中大的Margaret Lee Catherine McBride-Chang等曾對有「自殺念頭」的學生做過研究,她們利用路徑分析 (path analysis),發現學業自我形象低落 (academic self-concept)  ,感覺父母對自己的成績不滿意 (perceived parental dissatisfaction in academic performance),測考壓力 (test anxiety),三者均容易導致抑鬱 (depression),由抑鬱產生「自殺念頭」。三者相比,測考壓力與抑鬱的關聯最大。

葉的報告指在38名中小學生中, 36名是中學生,其中24人為高中生;其餘為2名小學生,均讀小六;這些年級的考試壓力最大,故數據亦算與上述研究的結論吻合。

有自殺念頭者不一定會尋短,也可能得到若干幫助放棄念頭。因此,葉的報告中提及「及早識別及介入」是正確的。但怎樣的支援最有效?Lee McBride-Chang從數據中發現,父母子女因成績問題而沖突常是主因,因此家庭關係是關鍵。

但考試是我們教育制度的一部份,如果學業成績經常令家庭產生沖突,導致學童抑鬱或萌死念,那麼檢討這個教育制度的設計和運作,還不是必須的嗎?


評防學生自殺報告(三)

你怎樣得出「無關連」的結論?

(2016年11月16日星期三)

葉兆輝教授在「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最終報告》中說:「根據現有數據和資料,教育系統所造成的學習壓力與學生自殺之間,並無明顯和直接關連。」

無關連?這是一項超乎常識的結論!這也不打緊,只要有充足的證據和和嚴謹的分析,打破常識看法是應該受到歡迎的。從研究方法看,要得到「無關連」的結論,應由對立的「零假設」(null hypothesis) 開始。換句話說,應先假設兩因素(即「學習壓力」和「自殺傾向」)有關連,然後在數據和個案中努力搜尋,看看有沒有足夠的反面證據 ,「打倒」這個稻草人。

可惜從報告中找不到任何由數據資料推演出「無關連」結論的章節。講來講去,只是說自殺原因很複雜、並非單一。既然如此,報告又怎能說「學習壓力」與「自殺傾向」無關呢?接著報告又有建議「設立諮詢委員會全面檢討教育制度,特別是識別可能存在過大壓力的地方」。大家可看出,這建議是如何軟弱無力,教育局反對是如何容易!

報告的建議只在於提早識別,防止自殺。但它提出世衛建議的普遍性、選擇性、針對性的3層面支援理論,早已在教育局網頁使用,所提活動亦多已存在多時(如「健康校園政策」),現在說要加強,只會增加已疲於奔命的社工、老師、校管人員的工作和壓力。總體而言,報告講的學童自殺原因,社署的「兒童死亡個案委員會」已講過,分析又欠深入,說教育制度學習壓力與自殺「無關連」又建議檢討制度,只能幫助爭議「軟著陸」,實在沒看頭。


評防學生自殺報告(二)

由學業問題引起的自殺

(2016年11月14日星期)

讀過「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發表的《最終報告》,有些感想。

該委員會的成立,原因是2015-16年學童自殺較過往頻密,而單在3月的9日間就有7宗。突然的增加令人不安,吳克儉局長推出「每校派5000元」,又叫家長老師「加把勁」,遭到揶揄。結果教育局成立上述委員會,由葉兆輝任主席,希望認真地研究學童自殺,找出解決方法。

葉的報告指學童自殺原因並非單一,這一點其實社署在「兒童死亡個案委員會」報告中已講過,不是新聞。「社署報告」涵蓋自2006201185宗自殺個案,清楚列出「學業問題」為原因之一,按年的分佈頻率為1030%

葉的報告指2013起的3學年中小學及大專自殺個案共有71宗。他無歸因分析,只平列4個「關注範疇」的分佈率:心理因素是其一 (63%),內含「自我傷害行為及萌生自殺念頭」(34%) 及「負面思想」(45%) ;適應困難又是其一 (82%),內含「學習適應」(58%) 及「家庭適應」(53%) 。但誰都知道,這些項目並非獨立,因此研究還應包括其中的關聯從屬狀況,例如:「學習適應」問題既然如此廣泛,究竟有多少由此引起「負面思想」或「萌生自殺念頭」,或令「家庭關係」惡化,成為自殺因素?

報告在這方面全缺,隨後卻稱「教育系統所造成的學習壓力與學生自殺之間,並無明顯和直接關連」,這結論不何來。誰也知教育系統不會直接殺人,學童自殺也非單一原因,但如果在某個制度下,「學習適應」或「學業問題」在自殺原因中屢屢佔幅廣泛,難道我們對這制度還不應作出檢討嗎?


評防學生自殺報告(一)

中史科改革欠甚麼?

(2016年11月9日星期三)

教育局發表《初中中史課程修訂諮詢稿》,謂舊有課程需要革新。然需要何來?《諮詢稿》提出的原因是:1. 配合歷史教育和學校課程的最新發展;2. 切合學生未來的需要。但究竟這些東西是甚麼?全稿都無再談。

因此,要了解實質的改變,只能從新舊課程的對比中找。可找到的是:精簡了政治史,壓縮了古代史,減少了講治亂興衰的王朝歷史,增加了社會文化史;但不變的是:1. 欠缺認識歷史學如何以判別是非真偽,最後還原為遵照權威觀點 (orthodox historical perspective)(簡麗芳語)講歷史,不自覺地用歷史傳遞傳統價值觀;2. 以漢人為中心的文化觀點和民族融合論不變,例如,漢武帝就有「文治」和「武功」,征伐匈奴是增加「國力」;秦始皇強攻百越三征嶺南,死人無數血流成河,叫做「秦始皇開發嶺南」。

《諮詢稿》並沒有觸及中史科現存的實踐困難,即我上周談的課程配合(alignment)問題。此際中史教學的困難是:課程內容太多、課時嚴重不足、兼教情況普遍等。相信局方對此並非不知情,卻選擇先搞課程內容修訂。課改要有意義,得回應原則問題,《諮詢稿》既說不清楚所謂「課程最新發展」、「學生未來需要」是甚麼,又沒有對「現存範式」作自覺反省,令人失望。此外,改變要有實效,得回應實踐問題,局方卻又對現存的教學問題視而不見。悠久以來,中史科已是政客相爭甚至是表忠之地,這樣搞課改,我看只能重興中史應否「獨立成科」、「初中必修」等爭議,對中史科的教學實踐,難有甚麼意義或影響。

高問責低配合之弊

(2016年11月2日星期三)

不少課改官員,以為預備好課程大綱,學習目標,測考標準等政策文件,教師就會跟隨執行。美國學者 Coburn 等人近日在 Educational Researcher 發表文章,她們翻看美國歷史,發現80 和 90年代的大型改革,對學校教學的影響極其輕微,主因是任何政策必須交由學校執行,結果大家都只按自己對政策的理解辦事,並以緩震為原則,故沒有預期的成效。

其後政府改變策略,教改加上強烈「問責」(accountability) 制:統一考試,若學生成績不達標,學校會受到處分甚至殺校。教師因此針對考試內容進行教學,但集中只教「可造之才」,放棄能力稍遜的學生;課改的確產生一些影響,但全國成績只錄得輕微改善而已。

Coburn等認為:真正的教改,要有細緻的「配合」(alignment) ,如適當的教材、測考工具、教師培訓、內部組織、防止工作氾濫措施等。從前是「低問責、低配合」,結果大家都敷衍了事;今天的教改是「高問責、低配合」,帶來壓力和反感,大家只求過關跟政策搏奕。他們預測若實施「低問責、高配合」制度,或許能給某些熱心的學校帶來改變,但將拉闊學校間差距;只有在「高問責、高配合」制度下,教師才真能明白課改的意義,實踐改變。

香港教育崇尚競爭,但競爭的內容只是學生成績,學校升Band,可說是實行無形的「達標問責」制。近年的教改謂要撥亂反正,減輕考試對學習的影響,但結果在措施不配合、想法粗疏的情況下,教師工作量大增,考試壓力如唧筒水柱左竄右竄,甚至蔓延到初小,情況比美國更嚴重呢!

參考資料:

Coburn, C., Hill, H.,  & Spillane, J. (2016)  Alignment and Accountability in Polic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and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 45 No. 4, pp 243-251

年輕戒狂妄

(2016年10月26日星期三) 

梁頌恆游蕙禎立法會的宣誓風波不息,各界對兩人的譴責之聲不絕。我曾為他們當選雀躍和充滿期盼,這並不由於他們港獨的立場或言論,而是因為他們是年輕人,應給與年輕人機會。作為教育工作者,這情懷就像一般人看見初生嬰兒一樣,感到新生命可貴,年輕人代表無限的可能,無限的成就。


令我失望的是:宣誓只是項儀式,明知過不了關,何必採用粗口和支那等字眼?兩人既然選擇從政,就該知道工作的重點,並不在乎展示個人姿態,而是在這個惡劣的政治環境裡尋求一條可行的出路。

可是,狂妄、反叛、熱情,又是年輕人的特質。公認的天才,也見年輕狂妄。例如,莫言坦言年輕時偏激,他說寫《紅高梁》時:「釀酒是很神聖的事,我偏要一個孩子撒進一泡童子尿,然後一缸劣質的酸了的酒反而變了佳釀。」他說再寫就不會這樣寫了。才19歲的圍棋手柯潔,贏了韓國的李世石,即自稱「以此年齡有如此成績者前無古人」,並揚言超級電腦程式AlphaGo可打敗了李世石,但贏不了他。柯潔至今還未有和AlphaGo作賽。

今天梁游的行為,狂妄得令人感到冒犯,但以成就計,兩人跟莫柯相去甚遠。但誰能預測將來?我只知道,狂妄自負或給人帶來膽量,卻非優點。梁游也應明白,今天只在起步點,還須證明自己有能力駕馭立法會的工作,在此時爭口舌的上風,實在無謂。我認為較妥當的做法是:尊重權威,但同時要挑戰權威。錯了就向人道歉,千萬不要像今天的特首一樣:死不認錯。

有權別用盡

(2016年10月19日星期三)

雨傘運動失敗,真普選無望,令不少人在立法會選舉中把求變寄託在走抗爭路線的年青人身上。但新一屆立法會開始即變成鬧劇。這邊廂宣誓變成政治宣言和粗口遊戲;那邊廂主席候選人遲遲不放棄英國國籍,只在最後一刻才勉強地展示放棄文件,機會主義本質不言而喻。奇怪的是,明言不放棄多間公司受薪董事的他,在混亂中當選後,郤恐嚇取消其他議員的就任資格。本應莊嚴的立法會,變成上演荒謬劇諷刺劇之地,看來情況只會惡化。香港如何弄到如斯地步,實在是公民教育和通識的好題目。

是屆特首被批評為「有權用盡」。但既然權在我手,又在法律容許範圍內,為甚麼不可以用盡呢?既然我有權委任大學校委會主席,我委任最不受歡迎、師生齊反對的人物又如何?權力讓我打電話給機場人員處理行李,為甚麼不打?… 既然在立法會已數夠票通過議案,為甚麼還要理睬反對者?

文明社會解決權力運用的方法是實行「制衡」制度,但制度以外其實還要求權力使用者同時展示「可見的公平」,例如各國在多黨制下,立法機關下的委員會,其主席和委員人選分配,會依各政黨的整體席佔比例安排,換句話說,委員會主席的人數,須反映各黨派在議會中所佔席位。這並非謙讓,而是令反對派有一定的權力和空間。獲得認同和尊重,才是真正的權力。

遭前蘇聯政府流放迫害的作家索善尼津曾說:要對人們行使權力,就別把他們的一切都奪去。你若把某人的所有都掠去,他就不受你的權力約束 — 他再次自由了。

實事求是的態度

(2016年10月12日星期三)

香港教育界近年興起「反轉課堂」式教學。所謂「反轉課堂」,就是先由教師把要講解的內容先拍成短片 (video lectures) ,學生在家中觀看,上課時可立即進入深層次的討論和互動,同時完成課堂習作。這種做法把傳統「先來上課聽講解,放學回家做習作」的位置次序顛倒,因而得名。

這種教學模式好不好?有人立即給它聯上大量悅耳的概念名字,如互動學習、投入學習、自主學習、強化動機、運用科技學習、多媒體使用、提高學習效能 … 。「反轉課堂」真有如此神效?對不起,我是個懷疑主義者。

有說東方的「反轉課堂」意念可追溯至山東杜郎口中學的「把課堂還給學生」,當年學校因成績差面臨殺校因而興起救亡運動;西方則源自美國兩名中學教師 Bergmann & Sams,為便利經常缺課的學生因而拍下教學短片,讓學生自行觀看補課。兩者其實都不是由教學概念出發形成的模式。

這並不是說理想的教學模式必先由概念出發;相反,被視為優秀的教學,多有其故事性,不少甚至是誤打誤撞、因地制宜的產物,故單冠以花巧的名稱,並無助學習,細觀他們如何克服限制尋求洞識,去走水份保留實例,更能使人明白成功因素。

一位校長朋友對我說,他也曾隨大隊在學校推行「反轉課堂」,結果老師發現,甚麼「高階思維」並沒有出現,但課堂教學凸顯了學生在學習進度上的差異,因而令教師更好了解個別學生的需要,救回不少在放棄邊緣的高中學生。我看就是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令學校進步。

為甚麼他們還反對我?

(2016年10月5日星期三)

還記得1963年甘迺迪被刺殺後,當上美國總統的詹森 (Lyndon Johnson) 嗎?那是美國公民平權和反越戰運動的年代。詹森其實並非不回應社會的訴求,任內通過了「公民權利法」、「投票權利法」,黑人從此有投票權,又以洪荒之力,提出「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 計劃,把大量資源投入教育、醫療、扶貧、治安、城市重建等。然而,年輕人總是不滿,示威遊行無日無之。詹森很失望,在68年不競逐連任。他曾抱怨說:我為人民做了這麼多的事,為甚麼他們還反對我?

詹森不理解的是,他正是把美國帶入越戰深淵的人。他深信打敗北越,才能維護世界安全和和平,否則就是懦夫,並認為以美國軍力,壓服北越比踩死一隻螞蟻還容易。可是年輕人不同意,認為他們有決定自己的生命和前途的權利,反徵召的公民抗命此起彼落。「偉大社會」計劃,修補不了社會的撕裂。

縱觀歷史,當權者不會自動放出權力,其實他們自己也曾年輕過,卻忘記了年輕人嚮往民主自由的特質,因此年輕人常要為爭取民主自由而付出代價。念及此,有自省能力和尊重多元的政府,對年輕人出自關心社會的行為,縱使稍為魯莽,每以諒解的態度看待,這並不叫做姑息。

當年的美國青年不願當兵,實行公民抗命,還可說是帶點私利的考量,但香港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的真普選訴求,並無私利可言;黃之鋒等三人年前衝擊公民廣場被判緩刑和社服令,律政司要求改判監禁,並說是唯一合適的判刑,我看是不必要的,幸好法官最後維持原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