鉛禍的一點歷史

(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

鉛水問題至今還未查清來源,竟有議員認為,鉛水或能延年益壽,令人聯想到上世紀英美城市的鉛水問題。

美國鉛業公司(National Lead Company)在1923年《國家地理》雜志賣全篇廣告,亦稱「鉛保衛你的健康」(Lead helps to guard your health) ,插圖有瓷器、浴室潔具、水喉、焊料、含鉛油漆。文字說:鉛增長材料壽命,美化家居,故能促進人類健康,令生活更方便舒適,

19世紀至20世紀初英美城市建設採用鉛喉十分普遍,禍害亦極深遠。Werner Troesken (2006) The Great Lead Water Pipe Disaster 書中詳列統計數字,指出這時期單在美國麻省,鉛中毒令孕婦流產,已佔總量的25%。城市本應比鄉村提供較佳的生活條件,但「鉛水」問題卻拖了數十載,令上百萬居民甚至數代家庭在不知不覺地中鉛毒患病。

問題遭拖延並非因為科學上無知(在這之前醫學界已證實小量的鉛也令人中毒),而是社會患上「不願正視症」。由於當時病例中成人鉛中毒多於小童孕婦,醫生不敢推斷鉛來自食水;政府亦不願承認,使用鉛管是項公共政策的錯誤;此外,更換水喉要錢,政府和業主都不願意換,可拖則拖;再者,法庭處理鉛中毒訴訟,往往把責任放在居民身上,鉛水供應商並無足夠的經濟懲罰作阻嚇。上述四項因素交織,造成鉛禍。

今天情況不同,鉛毒已無人不曉。去年美國加州法庭判決,製造商明知鉛毒仍出售含鉛油漆,罰款115千萬美元,款項交由政府成立機構,防止兒童鉛中毒。由此看,香港對鉛水屋邨承建商只罰停止投標7個月,實在寬大!

教師發展如何好?

(2015年 月 日星期三)

學校每年都有一兩天「教師發展日」,學生放假,校長教師則回校「發展」。要發展是因為校長教師也要學習,吸收新知識,不能長期「吃老本」。有些學校邀請專家學者到校演講,或舉辦主題工作坊(如學習動機、課室管理等)。但活動過後,對教學工作真有影響?據我觀察,作用有限。美國方面的研究也如是說。

史丹福大學的 Linda Darling-Hammond 等人在2009年綜合眾多研究,指出最無效的教師發展活動,正是上述的「一次性」(one-shot)演講或工作坊。演講可能很精彩,但掌聲過後,大部份人就是忘記算了。她們認為,發展活動要較有「學習效力」,有幾項要素。

首先,活動不能一次過,要維持一段時間,最好有示範,支援或跟進工作。這樣大家對新知識才有了解、應用、合作、估量成效的機會。

其次,若談教學改進,不能抽空談原則或理想,要聚焦在具體教學上,尤其是學科教學內容 (specific academic subject matter) 之上。例如,具體課題的學習盲點和難點,是教師最切身的問題,引起共鳴的機會較大。

第三,要跟學校的大方向相同,或是學校整體改進計劃的一部份,而非孤立的活動。若倡議的教學模式,與學校的要求或日常工作的條件相違,找教師來「聽一套,做一套」,無謂。

第四,要改變教師各自為政,敝帚自珍的風氣,專業發展活動必須鼓勵同儕合作、相互觀摩。日本學校的「課堂學習研究」(lesson study) 就是好例子。

學校要發展活動有效用,不變成「放煙花、燒爆仗」(同文德叔語),可注意上述幾點。


考資料:

Darling-Hammond, L. et al. (2009)  PROFESSIONAL LEARNING IN THE LEARNING PROFESSION:
A Status Report on Teacher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US: National Staff Development Council.  Website:  http://learningforward.org/docs/pdf/nsdcstudy2009.pdf

示威遊行的作用

(2015年10月14日星期三)

港大校委會否決陳文敏的任命,若沒有學生馮敬恩的揭露,就只得主席「符合港大長遠利益」一句話。為甚麼這就是符合港大的長遠利益?港大的長遠利益何在?實在不明白。然有人這樣說:只要程序不出問題,輸的就要服輸。按這道理,曼特拉遭南非白人政府拘禁,也是按足審訊程序的(著名的 Rivonia Trial),曼特拉輸了,坐牢27年,難道他天天都在寫「服輸」二字?

一石激起千重浪,港大2000師生靜默遊行,再有4000人中山階集會抗議,當權者毫無回應,還再行使其任命權,讓明顯政治歸邊者進入嶺大當校董。他似乎很清楚,權在我手,就可以順著程序規章,隨心所欲,管他甚麼踐踏香港核心價值和公義。

我曾在港大任職多年,記憶所及,對上一次的大規模師生校內遊行集會,是89年的6月(雖然今年還有紀念集會)。當年萬人空巷,群集黃克競平台,慷慨發言的除師生外,還有王賡武校長。我還清楚記得,曾在邵仁枚講堂口吐真言的,還有今天當特首的梁振英。想不到當年的集會支持遠方學運,20多年後的集會,是要守護自身的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

從前教書時常對學生說:在民主開放的社會,示威遊行是民眾表達訴求的合法工具,因為影響選情,政府會重視和回應;只有在專制獨裁社會,政府才不予理睬,甚或視為打壓對象。當然,那是97之前,我和學生都沒有體驗過真正的民主開放社會,只寄望將來;將來變成了今天,示威遊行對政府有多少作用,大家有目共睹吧!

環境脈絡最重要

(2015年10月7日星期三)

Larry Cuban 最近寫了篇網誌,說有人問他:你常批評教改,說政策制定者經常假設錯誤,又質疑科技應用、在線學習等,有一些較正面的主張嗎?他回應說:我是研究教育歷史的,故知道「環境脈絡」最重要 (because context is all-important) 。教改具體應該如何?我說不出,但我從事教育工作50年,曾在各崗位工作,總結經驗仍可提出一些原則供參考:

1. 沒有甚麼最佳的教學法。學生的興趣、動機、能力差異大,故教師必須是多面手;大班教學、小班教學、小組討論、工作紙、專題研習、上網學習,要件件皆能,適時運用。教改若漠視情況的多樣性,要求教師只搞某一套,我會反對。

2. 課堂教學的改變總是緩慢的、小步子的。要求教師在教學上作大幅度的改變,都很難成功。教師時刻要為學生把關,每從實際出發,憑經驗判斷,教學如何最好,故只可按步前進。不顧實況或跟已有情況脫節的教改措施,都不會有好結果。

3. 學校的體制結構影響老師教學。例如,從歷史看,自學校把學生按年齡分班後,教師開始按既定的規劃授課,發展下來,為了對考試成績負責,教師形成一定的教學模式。體制措施往往引起各種預計的和不能預計的效果。

4. 從美國歷史看,由19世紀中至21世紀初,沒有一項由上而下頒布的教學改革 (instructional reform) 能改變大部份教師的教學實踐。一些較成功的案例顯示,改革必須一開始就有教師計劃和參與,讓他們發展已有之長。
Cuban 4點原則,看來對香港的情況也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