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和成績的關係

(2015年9月30日星期三)

OECD 近日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時至2012年,家用電腦已相當普及(已達96%),但各國學生在校的電腦使用率平均只有72%,南韓和上海的數字更低,只有42%。然南韓上海兩地在 PISA 的成績冠絕全球,相反,學校電腦設備充裕的國家(如澳洲),學生的閱讀能力不升反跌。報告的結論是:現時在教育方面多作電腦科技投資的國家,學生在PISA測試中所得的分數並沒有比較好。時至今日,在教學上使用電腦,學生獲益不多。

報告發表後,媒體都有報道,但有不盡不實之嫌,例如:「電腦是浪費學習時間」;「別再給學校電腦了,回頭想想教育本質吧」;「OECD報告顯示計算機教學無助提升學生成績」;「閱讀比電腦更有用」;… …

電腦真否無用?這問題我不會答,但眾所周知的是,與歐美國家相比,亞洲學校班大、資源少(當然也包括電腦設備少),亞洲學生成績卻佔優。然這並不表示,假如亞洲學校的電腦設備增加,成績不會更上層樓。OECD的報告也沒有這樣說,它只說學生、電腦、學習三者並無直線關係,如何令電子科技為教學服務,大家要再費心思。

OECD的研究指「電腦使用」與「學生成績」在數據上呈負關係,但解讀數據上的正負關係實在要小心。舉個荒謬的例:亞洲人多黑頭髮,假如OECD以「頭髮顏色」與「學生成績」作跨國研究,也不難發現,「學生非黑髮」與「PISA成績」也呈負關係;這當然不是說,頭髮顏色是成績好壞的關鍵,更不是說,成績較差的西方國家若把學生的頭髮染黑,成績就會提高。

荷賽攝影展 2015

(2015年9月23日星期三)

兩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推介「荷賽攝影展」。全球參與這每年一度的新聞攝影比賽照片有10萬張,新聞攝影師有數千人,賽會每年按主題按類選出作品約100張,在各地作巡迴展覽。

荷賽的得獎作品,技術和藝術水平極高,自不待言;但我曾說過,這些相片也是很好的中學教材,常出現的主題如戰爭、貧富差距、污染、經濟發展、種族教派沖突等,對關心「全球議題」的教師和學生來說,都是很好的材料。展品也有其他主題如民眾生活、大自然、人物描寫、運動等。有說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信焉。

也恕我孤漏寡聞,原來賽會每年都會設計一套給中學生的習作教材,叫 Look & Click,(可以從網上下載),讓教師和學生在參觀展覽後作反思和討論。教材包括一份給教師的參考資料,一份是給學生用的 My Album, 讓學生記錄觀賞感受。沒法實地參觀展覽的,其實也可以在網上點擊觀賞照片(網址是 www.worldpressphoto.org)。

作設計簡潔得宜,部份內容是借用當年的得獎作品提問「新聞攝影」的意義,例如甚麼是「新聞」?如何界定?所謂「新聞自由」?是甚麼意思?為何重要?新聞攝影師應遵守甚麼規則紀律?也有部份內容,引導學生明白攝影師如何利用一張看來「靜止」和「客觀」的照片,帶領觀賞者從某個角度看問題事物,或說上一個故事,或激起觀眾的感情和思考。

澳門原來是今年展覽地點之一,展點是東方基金會,展期由1010日到月尾(注意逢星期一閉館)。

讀書百遍,其義自見?

(2015年9月16日星期三)

西方教育界對東方教育的批評,往往是指教師只懂全班式教學,而學生又只懂得「記誦式學習」  (rote learning),難聽地說,就是教師單線講解學生死記硬背。在西方,記誦式學習和「有意義的學習」(meaningful learning) 是悖向的 ( Ausubel理論) ,後者指學生要動腦筋,有意識地把新舊知識融合,調整對事物的認識,這才是真正的學習。

可是,東方國家在國際學生成績測驗 (TIMSS, PISA) 中屢次名列前茅,令人大惑不解。學者BiggsWatkins稱此為「亞洲式學習謎思」(The Asian Learner Paradox) 。他們指出,西方對東方教育有所誤解,亞洲國家地區如中港台韓日,學生雖似處於不利的教學環境,如大班上課、考試主導等,但生活受儒家傳統文化 (Confucian heritage cultures) 影響,產生一種追求意義的深層學習取向,令記憶與理解並行不悖。Marton 更稱研究樣本中的中國大學生能有意識地分辨背誦與理解,並引成語「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說明反複背誦可形成有意義的學習。

反複背誦真有如此效用?相信天天被抄寫和默書壓迫喘氣的香港家長和學生未必同意。姑不論上述理論孰真否,接下來的問題是:某些西方國家如英國怕落後,希望輸入亞洲的大班教學和高強度教學模式,認為這會幫助提高分數;但究竟教育可否移植?對於這問題,Biggs 曾撰文指出,應從分三層面分析:抽象的學習概念和理論,其有效性應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由文化和實踐發展出的教學模式和方法,並不可以也不可能抄襲;此外,教育制度的配套設施,如班級人數,功課多少等,更不值得抄,抄便是捨本逐末了。

參考資料:


Biggs, J. (1998) Learning from Confucian heritage: so does class size mat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9, 723-738

Marton, F, et al, (2005) 'Read a hundred times and the meaning will appear ...’ Changes in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views of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learning. Higher Education, 49.3., 291-318


Watkins, D. & Biggs, J. (1996) (Eds) The Chinese Learner: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Hong Kong: Centr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談博士

(2015年9月9日星期三)

港大「等埋首副」風波中,對陳文敏攻擊之一是他不是「博士」,因此認為他的學術地位不足出任港大副校長。

所謂博士,一般是指「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簡寫 Ph.D. ) 。要完成這學位,須在某學術領域內(不必是哲學)進行原創研究 (original research) ,呈交論文,經校內外委員評審合格方可。大學也有非 Ph.D. 的博士課程(如教育博士 Ed.D. ,工管博士 DBA),並不要求原創研究,學生只要完成學分課程,做點研究工作,再寫篇論文即可畢業。

在英國讀法律,畢業時學位是「法律學士」(LL.B.);在美國讀法律,先要完成一個學士學位,才能上法律學院,畢業時學位叫Juris Doctor (簡寫 J.D. ),其中雖有 Doctor 一字,但並不能稱作「博士」。

英美大學的法律學院,一般重點並不在於原創研究,而是專業實踐 (professional practice),故很少開設「法律博士」 (Ph.D. in Law) 課程,偶有頒發 Doctor of Laws (LL.D.) 學位,亦只屬榮譽銜 ,頒予捐款人或有成就者。正由於此,著名的美國大學如哈佛、紐約,史丹福,法律學院院長也只是J.D.(耶魯的法律院長縱是博士,但其博士是歷史而非法律)。沒有博士學位,並不妨礙他們升任教授,法律學術期刊的編輯,甚至總統顧問。也從未聽過這些院長因非「博士」而被評為不稱職或缺乏領導地位。

一般人認識的學位階梯是:學士、碩士、博士,這並沒有錯,但不同領域對學術地位的評審亦有所不同,不可一概而言。陳文敏曾獲頒「名譽資深大律師」殊榮,至今還未有第二人,足以說明他的地位和貢獻,攻擊他的人還祈仰觀俯察!

教學常態

(2015年9月2日星期三)

當校長的時候,某年從海外聘得一名資深外籍老師。他人頗自信,告訴我在教學生涯中,有無數成功故事 (success stories) ,後又送來數篇他寫的文章,談教學心得。

上任不久,即發現他的課室異常嘈吵,影響到隔壁上課。我曾觀課,發現他把學生分成多個小組,他輪流到小組講解指導。30多人的班,他每次只教34人,其餘的小組只顧喧嘩談笑,並不投入學習。課後我跟他討論,指出全班教學和小組教學各有好處,宜兩者兼用。他支吾同意,只說「對話式教學」 (dialogic teaching) 是他懂得最好的教學模式,學生將會適應;但往後他的課室還是老樣子,嘈吵如故。最後他歸咎學生,說香港學生並不如想像中好學。兩年後約滿離開。

教學模式孰優孰劣,應看是否切合當地的環境和文化。但問題是,環境和文化也往往給教師形成一種固定的教學常態,正如上述老師已善於某種教學模式,並以此建立起成功和自信,要他換過另一種「常態」,他既不願意也不易辦到。

又如香港教師,不少就只懂得全班教學。曾在香港研究教學的Maurice Galton指出,這模式也不壞,老師利用「多問多答」策略,亦能接觸到每一角落的學生,不一定是滿堂灌或自說自話。當然,小組教學可讓學生多說話和老師較詳盡地回應,應是上策;但要進行小組教學,香港教師和學生都需要時間學習,只要製造環境、適度推行,香港教育將蒙其利。

當然,當局在適齡入學人口減少、財政寬裕下仍不願推行小班教學,就是錯過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