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據異化,這樣練成

(2015年12月30日星期三)

美國近年的教育政策有兩重點:標準和考試。政策認為,只要訂定清晰的標準,學校自然會跟隨;又只要常測試,利用成績數據向學校問責,教育質素就有保證。這政策還副以賞罰,某校若合格人數不達標,學校就會放在「自新榜」(probation list) ,限時改善,仍不達標則殺校。

政策原意是幫助學校改進,但實行起來是何樣子,完全取決於個別學校的「處境」(organizational context)。學者 Diamond Cooper (2007) 在芝加哥對8所「高分」和「低分」小學進行詳細觀察,研究學校如何應用「數據」。

他們發現,只有在「高分」的學校,數據才真會用作檢討和改進教學。處於「低分」的學校,目標在於盡速提高合格率,脫離「自新榜」,避免殺校,只會利用數據找出著力點:強生自然會合格,因此不用多教;弱生怎也扶不上合格線,因此教不得,故焦點要放在合格線附近的中游學生 (這些學生被稱作「泡泡生」,bubble kids)。學校集中資源給他們進補,安排小班授課,個別跟進等,以確保他們合格,成績浮在泡泡之上。結果強生和弱生都被邊緣化。

「低分」學校還會把教學資源集中在3, 6, 8 年級的學生,因為官方規定,這三班學生要參加基準考試,不合格的強制留班。留班生多會被看作學校不濟的表現,故這三班是關口,必須守著。此外,統考只考語言和數學,因此要在這兩科駐重兵。不考的科目如科學、常識,可留待考完試才教。

不過,兩學者還發現,「低分」學校的學生多數來自貧窮家庭,少數族裔和弱勢社群。

參考資料:
Diamond, John B. & Kristy Cooper. (2007). “The Uses of Testing Data in Urban Elementary Schools: Some Lessons from Chicago.” pp. 241-263 in P. A. Moss (Ed.). Evidence and Decision Making. 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Education Yearbook. 106(1).

沒有操練誘因或壓力的NAEP

(2015年12月23日星期三)

在美國,對全國學生進行的系統評估是「國家教育進步評估」(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al Progress,簡稱 NAEP)NAEP1969年舉行,覆蓋全國,長期測試每4年舉辦一次,測試9, 13, 17歲學生的數學和閱讀;州的主要測試隔年舉行,對象是4, 8, 12年級的學生,科目是數學、閱讀、科學、寫作;也有非主要科目測試,包括地理、公民、經濟、藝術、本國歷史。

NAEP看來完全符合香港教育局對 TSA 的期望:「唯一能提供客觀、具質量及全面數據的基本能力評估」,但NAEP卻沒有給學校操練的誘因或壓力。為甚麼呢?

原來NAEP是按人口和地區作比例對學校進行抽樣,抽中的學生也可能分發到不同科目、不同年級的考試;試題庫有不同年份不同年級的問題,各人的試卷不盡相同,但會有部份問題重疊,故每學生只需完成總體試題的一小部份,即可算出該生的成績和對應等級。在這些安排下,無人事前知道哪間學校、哪級學生會被抽中,抽中考哪一科,又題目眾多故無從備試;官方亦恪守原則,不收集可識別個別學生或個別學校的資料,更不會拿成績向個別學校跟進或問責。

每次測試完成後,即發出一張「國民成績表」(Nation’s Report Card),既開列不同年份的全國成績作縱向比較,也有州與州的、地區和地區的橫向比較;成績標準分兩種:標準分數 (scale scores),由 0500分,用來顯示按年成績的起落變化;等級 (achievement levels), 分優秀、熟練、基本合格、不合格四等。當然,某年某科哪個分數屬於哪個等級,是種主觀判斷,亦反映掌政者對學生成績期望的變化。


NAEP的網址:http://nces.ed.gov/nationsreportcard/about/

是教練還是球證?

(2015年12月16日星期三)

教育局稱TSA不能撤,原因是該試是唯一能提供客觀、具質量及全面數據的基本能力評估。但TSA題目越來越深,閱讀材料越來越長,「客觀」一詞從何而來?如果學生的分數是操練之功,怎談得上「具質量」測試的稱號?又所謂「基本能力」測試,其實只限中英數,學校為考試側重這三科而忽視其他方面的學習,得來的數據怎會是「全面」?

教育局又稱,TSA有助找出學生的問題,讓學校幫助學生打穩基礎。但請問證據何在?若真有找出學生問題,教育局又做過多少跟進工作?有何成效?香港的教與學如何因此得到改進?

TSA幫助找出問題讓學校改進的這種說法,聽來就好像是球隊的教練,要找出球員的缺點弱項進行訓練,為的是增強球隊的實力。但實況並非如此,過往十年學童人口下降,政府的政策是縮班殺校,官員或明或暗地拿TSA分數來質詢學校,大家都會察覺,TSA並不是教練,而是隨時會變身為舉紅牌驅逐球員的「球證」。今天經歷殺校潮刀下餘生的校長教師,試問誰能不奮進求存,爭取TSA好成績?教育總監校董校監們求面子的、求收生的,又豈會輕輕放過學校的TSA成績?

教育局最近向學校發通告,明令不可以TSA為名,要求學生補課或測驗,否則會向校監或校董會作出嚴正跟進云。這樣的通告有多少效力值得質疑,校監校董們總不能一方面拿TSA成績向校長施壓,另一方面又不批准補課測驗。

只要TSA的風險繼續存在,只要操練是致勝之道,人總會想出操練的辦法。

數字膜拜

(2015年12 月9日星期三)

教育局長吳克儉喜孜孜地稱,大學畢業後堅持每月看書或雜誌30本。稍作推算,一年就是360本,他畢業已40年,纍積14400本,果然是讀過萬卷書!

不過近日吳局長解釋說,30本的組成是24本雜誌,其餘是書籍或刊物,原來真正讀書的數量是06本!局長又曾說,坐飛機10多小時,已可以完成看10多本書。但讀過點書的人都知道,書有深淺厚薄,怎能以「本數」計?我曾上過中大張燦輝的課,一學期的海德格哲學,還讀不完《存在與時間》開頭的80頁呢!

當今是「數字膜拜」的年代,否則誰會用「數豆」(bean counting)的方式表達對讀書的愛好?書的數量就好像一把尺,一本一本的數,每月讀書30本的,排名(ranking) 自然優於讀029本的!

「數字膜拜」也跑進環球教育界,否則 TIMSS, PIRLS, PISA分數怎會成為一把「國際標準」尺,不但用作排名和區別教育制度的優劣,還成為各國教育政策追求的目標,尋找抄襲對象的指南?在這膜拜下,教育變成一種可標準化、固定、絕對、與本土歷史情景脈絡無關的東西。

就是因為對數字膜拜,所以要有一把便利的尺。達官貴人們竟充心相信一把TSA尺可用作長期的系統評估,大概是忘記了被評估的不只是「系統」,系統裡還有人,教育是件複雜的事。若知道評估結果還會用作在哪裡開刀,縮班殺校,誰能不想「耍弄系統」(game the system) ,爭取較佳的讀度?操練過後,懂得答題的不等於懂得,懂得的不懂得答題,把學生都弄成高分低能兒,你真相信這是成功的系統評估?

從「孟母三遷」談起

(2015年12月2日星期三)

今年文憑試中文科口試出題目「孟母三遷」,有考生作答時指孟母太溺愛子女,是怪獸家長表現。考評局報告以此為例,批評學生推論粗疏,信口開河。在此之前,2013年的考評報告亦曾批評學生運用成語和古語並不恰當,張冠李戴,例如考生把周星馳電影句寫成「古語有云:沒有夢想和鹹魚沒有分別」,以為是古語。

要學生學懂語文規範,明白和運用典故,固然很重要,上述例子的確顯示學生犯了錯誤,不過也有同情學生的看法:今天樓價高企,誰家母親可搬家3次?學生在急促的口試中想出這樣的答案,推論並不算粗疏;又生活裡有周星馳電影,夢想與鹹魚句雖非古語,亦算是積極的生活態度。

社會現實和潮流俗語影響學生學習規範語文,但考評局在2008年的會考中文卷,亦出現「見鬼勿O嘴,潛水怕屈機」的閱讀題目。這不但不是規範語文,還令不少考生一頭霧水,然考評局卻能解釋說:只要求考生分析潮語,而非使用它們。

考試就是這樣的一回事:主考和考生的權力並不對等。學生即使對試題產生疑問,也無法即時提出,只得猜估擬題者想要甚麼答案。猜不中者可能是不夠醒目,卻未必是欠缺「能力」。例如, TSA作業問:「老鼠為何認為鴕鳥沒英雄氣慨?」,答案為甚麼一定是「鴕鳥經常把頭埋在沙裡」?為甚麼陳家洛田北辰答「鴕鳥不敢面對自己的困難」還不可以?

出題目的、評卷的、提供標準答案的、撰寫考評報告的,宜多加思考注意。

美國的罷考運動

(2015年11月25日星期三)

美國政府恐怕教育優勢不再,自2009年推動所謂「共同核心標準」(Common Core StandardsCCS),辦法是先決定進大學和就業前畢業生要懂些甚麼,然後推演為由幼稚園、小學、中學各階段的學習目標(即各科各年級學生在數學和語文兩科要懂些甚麼)。標準形成後,各州政府逐漸採納為公立學校的共同標準。

既然有了標準,就有達標問題,答案自然就是「考試」:共同核心考試 (Common Core TestsCCT) ,由此學生每年都要參加標準考試。有考試也自然就有壓力和流弊,如操練、不考不教、拒收弱生、作弊等,尤其當評估分數還或明或暗地被用作針對學校,情況跟香港的TSA可能相似。

反對CCT的聲音漸隆,家長也來加入,他們的策略是「罷考」(Opt Out) 。不讓子女參加標準試迅速發展成為由家長領導的全國運動,單是紐約州今年就有20%學生罷考各級標準試,隔鄰緬因州有10%

據教育學者 Diane Ravitch稱,家長反對原因之一是由於當局為追求卓越,不斷提高考試合格所需分數,因此「肥佬」比例 (failure rate) 按年上升。這好像是說學校越來越差,學生越來越蠢;家長不服氣,認為這些評估對他們別無好處,只削弱子女的自信心和學習動機,故不考也罷。

如香港一樣,美國政府的反應是強調這些考試很重要,數據可測量學生的進步,及跟其他國家進行比較,並威脅控告罷考家長,懲罰有太多學生缺考的學校,削減其經費,開除支持罷考的教師等。但家長並不以為然,這場「罷考」運動有可能形成一場「公民抗命」運動。

罷考

(2015年11月18日星期三)

加拿大安省有 EQAO (Education Quality and Accountability Office)考試,相當於香港的TSA。雖然加國的考試壓力較輕,但有教師指出,EQAO考試帶給師生的壓力越來越大,近年還多了校長教師作弊的個案(如事前洩露試題,更改學生答案等)。

也有家長反對考試,索性不讓其子女參加。網上有一故事:某家長有兩子女,長子有學習障礙,並患妥瑞氏症 (Tourette Syndrome ,患者不能自控動作和聲語),母親跟校長說,希望兒子不參加小三的EQAO試,校長不但不反對,還即時表示支持。兒子在考試期間探望祖父母,請了兩星期假,高興得很。事後老師對他兒子的態度也懸殊,有人對他不屑一顧,但亦有教師沒有放棄,在教學上多作關懷遷就。

今年她的幼女也升至小三,學習正常,態度積極,成績也不錯,然夫婦決定兩子女看齊,女兒也不參加EQAO小三試,但不打算其間讓她休學兩星期,而是照常回校上課。校長多番來電說項,要求他們三思,並問女兒是否過度焦慮,因這才是豁免的「理由」。校長又保證學校沒有事前預考,也不作考試操練(當然誰都知道,這不可能是事實)。不考試有懲罰嗎?校長說:無,零分也不影響成績。別人考試時她坐著看書便可。(故事可看網址:http://andrewscampbell.com/2013/03/26/opting-out-of-eqao-one-parents-story/

今年夏天,安省教師與政府的勞工談判破裂,實行按章工作,首項行動就是不協助進行EQAO考試,並指政府若要取得相關數據作比較用途,根本無需全面覆蓋,抽樣測試便可,這樣每年還可省下3千萬元教育經費,回流到學校去。結果今年5月後的EQAO考試全部取消。

煤礦坑的金絲雀

(2015年11月11日星期三)

美國已在1978年禁售含鉛油漆,但舊屋含鉛,例如舊鉛喉、含鉛油漆造成對兒童的毒害,仍揮之不去,2000年仍有2.2%嬰幼兒血鉛超標 (0.1 ppm)。

由於完全清除鉛的成本太高,政府退求「減鉛」辦法。美國霍普金斯 (Johns Hopkins) 大學就曾在90年代進行過一項研究,在Baltimore舊區招募108個家庭,為其家居提供不同程度的減鉛措施,並監察孩子的血鉛狀況;結果有兩名孩子血鉛上升,其餘則下降。其後這兩孩的父母控告該大學,法院頒下的判詞,令大眾則目:內容指該研究既無治療目的,明知鉛有毒,仍讓孩子蒙受風險,其不道德與納粹拿囚犯作實驗無異。

學者Markowitz及 Rosner曾著書分析上述個案的背景始末。他們指出,公共衛生政策如何,並不全賴科學知識,還要看誰有辦法在議會和法庭找代言人 (advocacy) 。大企業經常僱用「專家」為其利益發言,例如稱鉛已存在於自然界,故推論汽油含鉛亦無礙健康,政府不應干預;有些攻擊和排擠研究血鉛的科學家,令他們無立足之地。這些人先把問題政治化,卻反指摘別人炒作把問題政治化。兩學者還指出,政府拖拖拉拉,不積極除鉛,只進行觀察,猶如把兒童當作「帶進煤礦坑的金絲雀」,以雀的生命作示警工具,然而,受鉛毒影響的多是低收入、住舊區的黑人和兒童,而非貴價房屋或中產白人地區,故做法涉階級和種族岐視。

香港鉛水問題尚待解決,制定和執行公共政策者若不要掉進美國遇過的困難,可讀讀上述著作。

G. Markowitz and D. Rosner (2013) Lead Wars: The Politics of Science and the Fate of America’s Childre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論 TSA

(2015年11月4日星期三)

TSA的操練有礙正常學習,近4萬家長教師爭取取消小三TSA

我看TSA有不少問題有待釐清。首先是TSA試題是否過深?官方堅稱只測試「基本能力」,局長吳克儉指太深的只是坊間習作,不是TSA題目。然而,從公布的TSA題目看,的確不淺,例如小三數學用天秤圖問:A:B=10:6; B:C=3:6; A:C=? ;中文閱讀題越來越長,內容越來越複雜,很難說是小三基本水平。究竟「基本能力」為何物?有無飄移?題目是否不操不懂?當局理應回應。

局長亦稱TSA屬低風險,不發學校報告,故不用操練。不過,每年學校仍會收到報告,顯示該校逐題的成績,名義上是分析學生強弱項,以便教師適時為學生提供支援(但「適時支援」是甚麼?多少學校因此改進課程設計?從來無跟進研究),實際上學校仍能自行計出總體成績,造成壓力效果,故怎能不操練?

教育局堅持TSA不能廢,主因是TSA為學校提供「客觀標準」的測量工具,校內測考無法替代;亦有學者則稱,政府有責任定期檢驗學生的水平,這些水平與社會發展經濟表現有關;廢除TSA會破壞建立多年的教育品質監察系統。

醫生為監察病人器官,從血管注入顯影劑,也須確定顯影劑安全,不會造成傷害。從家長的角度看,誰能接受一個只為監察教育品質,實際上驅使學校變成操練場地、戕害子女的教育制度?TSA宏觀理論上的好處,哪能抵消子女天天受折磨的痛楚?因此,假如我是TSA下的家長,極可能也會說:「你度還度,但唔好搞我個仔,唔好搞佢間學校,讓他們正常地學習!」

鉛禍的一點歷史

(2015年10月28日星期三)

鉛水問題至今還未查清來源,竟有議員認為,鉛水或能延年益壽,令人聯想到上世紀英美城市的鉛水問題。

美國鉛業公司(National Lead Company)在1923年《國家地理》雜志賣全篇廣告,亦稱「鉛保衛你的健康」(Lead helps to guard your health) ,插圖有瓷器、浴室潔具、水喉、焊料、含鉛油漆。文字說:鉛增長材料壽命,美化家居,故能促進人類健康,令生活更方便舒適,

19世紀至20世紀初英美城市建設採用鉛喉十分普遍,禍害亦極深遠。Werner Troesken (2006) The Great Lead Water Pipe Disaster 書中詳列統計數字,指出這時期單在美國麻省,鉛中毒令孕婦流產,已佔總量的25%。城市本應比鄉村提供較佳的生活條件,但「鉛水」問題卻拖了數十載,令上百萬居民甚至數代家庭在不知不覺地中鉛毒患病。

問題遭拖延並非因為科學上無知(在這之前醫學界已證實小量的鉛也令人中毒),而是社會患上「不願正視症」。由於當時病例中成人鉛中毒多於小童孕婦,醫生不敢推斷鉛來自食水;政府亦不願承認,使用鉛管是項公共政策的錯誤;此外,更換水喉要錢,政府和業主都不願意換,可拖則拖;再者,法庭處理鉛中毒訴訟,往往把責任放在居民身上,鉛水供應商並無足夠的經濟懲罰作阻嚇。上述四項因素交織,造成鉛禍。

今天情況不同,鉛毒已無人不曉。去年美國加州法庭判決,製造商明知鉛毒仍出售含鉛油漆,罰款115千萬美元,款項交由政府成立機構,防止兒童鉛中毒。由此看,香港對鉛水屋邨承建商只罰停止投標7個月,實在寬大!

教師發展如何好?

(2015年 月 日星期三)

學校每年都有一兩天「教師發展日」,學生放假,校長教師則回校「發展」。要發展是因為校長教師也要學習,吸收新知識,不能長期「吃老本」。有些學校邀請專家學者到校演講,或舉辦主題工作坊(如學習動機、課室管理等)。但活動過後,對教學工作真有影響?據我觀察,作用有限。美國方面的研究也如是說。

史丹福大學的 Linda Darling-Hammond 等人在2009年綜合眾多研究,指出最無效的教師發展活動,正是上述的「一次性」(one-shot)演講或工作坊。演講可能很精彩,但掌聲過後,大部份人就是忘記算了。她們認為,發展活動要較有「學習效力」,有幾項要素。

首先,活動不能一次過,要維持一段時間,最好有示範,支援或跟進工作。這樣大家對新知識才有了解、應用、合作、估量成效的機會。

其次,若談教學改進,不能抽空談原則或理想,要聚焦在具體教學上,尤其是學科教學內容 (specific academic subject matter) 之上。例如,具體課題的學習盲點和難點,是教師最切身的問題,引起共鳴的機會較大。

第三,要跟學校的大方向相同,或是學校整體改進計劃的一部份,而非孤立的活動。若倡議的教學模式,與學校的要求或日常工作的條件相違,找教師來「聽一套,做一套」,無謂。

第四,要改變教師各自為政,敝帚自珍的風氣,專業發展活動必須鼓勵同儕合作、相互觀摩。日本學校的「課堂學習研究」(lesson study) 就是好例子。

學校要發展活動有效用,不變成「放煙花、燒爆仗」(同文德叔語),可注意上述幾點。


考資料:

Darling-Hammond, L. et al. (2009)  PROFESSIONAL LEARNING IN THE LEARNING PROFESSION:
A Status Report on Teacher Develop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broad.  US: National Staff Development Council.  Website:  http://learningforward.org/docs/pdf/nsdcstudy2009.pdf

示威遊行的作用

(2015年10月14日星期三)

港大校委會否決陳文敏的任命,若沒有學生馮敬恩的揭露,就只得主席「符合港大長遠利益」一句話。為甚麼這就是符合港大的長遠利益?港大的長遠利益何在?實在不明白。然有人這樣說:只要程序不出問題,輸的就要服輸。按這道理,曼特拉遭南非白人政府拘禁,也是按足審訊程序的(著名的 Rivonia Trial),曼特拉輸了,坐牢27年,難道他天天都在寫「服輸」二字?

一石激起千重浪,港大2000師生靜默遊行,再有4000人中山階集會抗議,當權者毫無回應,還再行使其任命權,讓明顯政治歸邊者進入嶺大當校董。他似乎很清楚,權在我手,就可以順著程序規章,隨心所欲,管他甚麼踐踏香港核心價值和公義。

我曾在港大任職多年,記憶所及,對上一次的大規模師生校內遊行集會,是89年的6月(雖然今年還有紀念集會)。當年萬人空巷,群集黃克競平台,慷慨發言的除師生外,還有王賡武校長。我還清楚記得,曾在邵仁枚講堂口吐真言的,還有今天當特首的梁振英。想不到當年的集會支持遠方學運,20多年後的集會,是要守護自身的院校自主和學術自由!

從前教書時常對學生說:在民主開放的社會,示威遊行是民眾表達訴求的合法工具,因為影響選情,政府會重視和回應;只有在專制獨裁社會,政府才不予理睬,甚或視為打壓對象。當然,那是97之前,我和學生都沒有體驗過真正的民主開放社會,只寄望將來;將來變成了今天,示威遊行對政府有多少作用,大家有目共睹吧!

環境脈絡最重要

(2015年10月7日星期三)

Larry Cuban 最近寫了篇網誌,說有人問他:你常批評教改,說政策制定者經常假設錯誤,又質疑科技應用、在線學習等,有一些較正面的主張嗎?他回應說:我是研究教育歷史的,故知道「環境脈絡」最重要 (because context is all-important) 。教改具體應該如何?我說不出,但我從事教育工作50年,曾在各崗位工作,總結經驗仍可提出一些原則供參考:

1. 沒有甚麼最佳的教學法。學生的興趣、動機、能力差異大,故教師必須是多面手;大班教學、小班教學、小組討論、工作紙、專題研習、上網學習,要件件皆能,適時運用。教改若漠視情況的多樣性,要求教師只搞某一套,我會反對。

2. 課堂教學的改變總是緩慢的、小步子的。要求教師在教學上作大幅度的改變,都很難成功。教師時刻要為學生把關,每從實際出發,憑經驗判斷,教學如何最好,故只可按步前進。不顧實況或跟已有情況脫節的教改措施,都不會有好結果。

3. 學校的體制結構影響老師教學。例如,從歷史看,自學校把學生按年齡分班後,教師開始按既定的規劃授課,發展下來,為了對考試成績負責,教師形成一定的教學模式。體制措施往往引起各種預計的和不能預計的效果。

4. 從美國歷史看,由19世紀中至21世紀初,沒有一項由上而下頒布的教學改革 (instructional reform) 能改變大部份教師的教學實踐。一些較成功的案例顯示,改革必須一開始就有教師計劃和參與,讓他們發展已有之長。
Cuban 4點原則,看來對香港的情況也適用。

電腦和成績的關係

(2015年9月30日星期三)

OECD 近日發表的研究報告顯示,時至2012年,家用電腦已相當普及(已達96%),但各國學生在校的電腦使用率平均只有72%,南韓和上海的數字更低,只有42%。然南韓上海兩地在 PISA 的成績冠絕全球,相反,學校電腦設備充裕的國家(如澳洲),學生的閱讀能力不升反跌。報告的結論是:現時在教育方面多作電腦科技投資的國家,學生在PISA測試中所得的分數並沒有比較好。時至今日,在教學上使用電腦,學生獲益不多。

報告發表後,媒體都有報道,但有不盡不實之嫌,例如:「電腦是浪費學習時間」;「別再給學校電腦了,回頭想想教育本質吧」;「OECD報告顯示計算機教學無助提升學生成績」;「閱讀比電腦更有用」;… …

電腦真否無用?這問題我不會答,但眾所周知的是,與歐美國家相比,亞洲學校班大、資源少(當然也包括電腦設備少),亞洲學生成績卻佔優。然這並不表示,假如亞洲學校的電腦設備增加,成績不會更上層樓。OECD的報告也沒有這樣說,它只說學生、電腦、學習三者並無直線關係,如何令電子科技為教學服務,大家要再費心思。

OECD的研究指「電腦使用」與「學生成績」在數據上呈負關係,但解讀數據上的正負關係實在要小心。舉個荒謬的例:亞洲人多黑頭髮,假如OECD以「頭髮顏色」與「學生成績」作跨國研究,也不難發現,「學生非黑髮」與「PISA成績」也呈負關係;這當然不是說,頭髮顏色是成績好壞的關鍵,更不是說,成績較差的西方國家若把學生的頭髮染黑,成績就會提高。

荷賽攝影展 2015

(2015年9月23日星期三)

兩年前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推介「荷賽攝影展」。全球參與這每年一度的新聞攝影比賽照片有10萬張,新聞攝影師有數千人,賽會每年按主題按類選出作品約100張,在各地作巡迴展覽。

荷賽的得獎作品,技術和藝術水平極高,自不待言;但我曾說過,這些相片也是很好的中學教材,常出現的主題如戰爭、貧富差距、污染、經濟發展、種族教派沖突等,對關心「全球議題」的教師和學生來說,都是很好的材料。展品也有其他主題如民眾生活、大自然、人物描寫、運動等。有說一張照片勝過千言萬語,信焉。

也恕我孤漏寡聞,原來賽會每年都會設計一套給中學生的習作教材,叫 Look & Click,(可以從網上下載),讓教師和學生在參觀展覽後作反思和討論。教材包括一份給教師的參考資料,一份是給學生用的 My Album, 讓學生記錄觀賞感受。沒法實地參觀展覽的,其實也可以在網上點擊觀賞照片(網址是 www.worldpressphoto.org)。

作設計簡潔得宜,部份內容是借用當年的得獎作品提問「新聞攝影」的意義,例如甚麼是「新聞」?如何界定?所謂「新聞自由」?是甚麼意思?為何重要?新聞攝影師應遵守甚麼規則紀律?也有部份內容,引導學生明白攝影師如何利用一張看來「靜止」和「客觀」的照片,帶領觀賞者從某個角度看問題事物,或說上一個故事,或激起觀眾的感情和思考。

澳門原來是今年展覽地點之一,展點是東方基金會,展期由1010日到月尾(注意逢星期一閉館)。

讀書百遍,其義自見?

(2015年9月16日星期三)

西方教育界對東方教育的批評,往往是指教師只懂全班式教學,而學生又只懂得「記誦式學習」  (rote learning),難聽地說,就是教師單線講解學生死記硬背。在西方,記誦式學習和「有意義的學習」(meaningful learning) 是悖向的 ( Ausubel理論) ,後者指學生要動腦筋,有意識地把新舊知識融合,調整對事物的認識,這才是真正的學習。

可是,東方國家在國際學生成績測驗 (TIMSS, PISA) 中屢次名列前茅,令人大惑不解。學者BiggsWatkins稱此為「亞洲式學習謎思」(The Asian Learner Paradox) 。他們指出,西方對東方教育有所誤解,亞洲國家地區如中港台韓日,學生雖似處於不利的教學環境,如大班上課、考試主導等,但生活受儒家傳統文化 (Confucian heritage cultures) 影響,產生一種追求意義的深層學習取向,令記憶與理解並行不悖。Marton 更稱研究樣本中的中國大學生能有意識地分辨背誦與理解,並引成語「讀書百遍,其義自見」說明反複背誦可形成有意義的學習。

反複背誦真有如此效用?相信天天被抄寫和默書壓迫喘氣的香港家長和學生未必同意。姑不論上述理論孰真否,接下來的問題是:某些西方國家如英國怕落後,希望輸入亞洲的大班教學和高強度教學模式,認為這會幫助提高分數;但究竟教育可否移植?對於這問題,Biggs 曾撰文指出,應從分三層面分析:抽象的學習概念和理論,其有效性應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由文化和實踐發展出的教學模式和方法,並不可以也不可能抄襲;此外,教育制度的配套設施,如班級人數,功課多少等,更不值得抄,抄便是捨本逐末了。

參考資料:


Biggs, J. (1998) Learning from Confucian heritage: so does class size matter?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29, 723-738

Marton, F, et al, (2005) 'Read a hundred times and the meaning will appear ...’ Changes in Chinese University students' views of the temporal structure of learning. Higher Education, 49.3., 291-318


Watkins, D. & Biggs, J. (1996) (Eds) The Chinese Learner: Cultural, Psychological,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Hong Kong: Centr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







談博士

(2015年9月9日星期三)

港大「等埋首副」風波中,對陳文敏攻擊之一是他不是「博士」,因此認為他的學術地位不足出任港大副校長。

所謂博士,一般是指「哲學博士」(Doctor of Philosophy,簡寫 Ph.D. ) 。要完成這學位,須在某學術領域內(不必是哲學)進行原創研究 (original research) ,呈交論文,經校內外委員評審合格方可。大學也有非 Ph.D. 的博士課程(如教育博士 Ed.D. ,工管博士 DBA),並不要求原創研究,學生只要完成學分課程,做點研究工作,再寫篇論文即可畢業。

在英國讀法律,畢業時學位是「法律學士」(LL.B.);在美國讀法律,先要完成一個學士學位,才能上法律學院,畢業時學位叫Juris Doctor (簡寫 J.D. ),其中雖有 Doctor 一字,但並不能稱作「博士」。

英美大學的法律學院,一般重點並不在於原創研究,而是專業實踐 (professional practice),故很少開設「法律博士」 (Ph.D. in Law) 課程,偶有頒發 Doctor of Laws (LL.D.) 學位,亦只屬榮譽銜 ,頒予捐款人或有成就者。正由於此,著名的美國大學如哈佛、紐約,史丹福,法律學院院長也只是J.D.(耶魯的法律院長縱是博士,但其博士是歷史而非法律)。沒有博士學位,並不妨礙他們升任教授,法律學術期刊的編輯,甚至總統顧問。也從未聽過這些院長因非「博士」而被評為不稱職或缺乏領導地位。

一般人認識的學位階梯是:學士、碩士、博士,這並沒有錯,但不同領域對學術地位的評審亦有所不同,不可一概而言。陳文敏曾獲頒「名譽資深大律師」殊榮,至今還未有第二人,足以說明他的地位和貢獻,攻擊他的人還祈仰觀俯察!

教學常態

(2015年9月2日星期三)

當校長的時候,某年從海外聘得一名資深外籍老師。他人頗自信,告訴我在教學生涯中,有無數成功故事 (success stories) ,後又送來數篇他寫的文章,談教學心得。

上任不久,即發現他的課室異常嘈吵,影響到隔壁上課。我曾觀課,發現他把學生分成多個小組,他輪流到小組講解指導。30多人的班,他每次只教34人,其餘的小組只顧喧嘩談笑,並不投入學習。課後我跟他討論,指出全班教學和小組教學各有好處,宜兩者兼用。他支吾同意,只說「對話式教學」 (dialogic teaching) 是他懂得最好的教學模式,學生將會適應;但往後他的課室還是老樣子,嘈吵如故。最後他歸咎學生,說香港學生並不如想像中好學。兩年後約滿離開。

教學模式孰優孰劣,應看是否切合當地的環境和文化。但問題是,環境和文化也往往給教師形成一種固定的教學常態,正如上述老師已善於某種教學模式,並以此建立起成功和自信,要他換過另一種「常態」,他既不願意也不易辦到。

又如香港教師,不少就只懂得全班教學。曾在香港研究教學的Maurice Galton指出,這模式也不壞,老師利用「多問多答」策略,亦能接觸到每一角落的學生,不一定是滿堂灌或自說自話。當然,小組教學可讓學生多說話和老師較詳盡地回應,應是上策;但要進行小組教學,香港教師和學生都需要時間學習,只要製造環境、適度推行,香港教育將蒙其利。

當然,當局在適齡入學人口減少、財政寬裕下仍不願推行小班教學,就是錯過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