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要讀國際學校?

(2014年6月25日星期三)

在醫院裡認識了一名專科醫生,談論起子女的讀書問題。他有一女兒,剛要升小一,他說無論如何,都要把她送進國際學校。

香港的中產父母爭送子女進國際學校讀書,已不是怪事,甚至成一種趨勢;但我仍一問:為甚麼呢?

他解釋道,自己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並非名校出身,但香港的考試遊戲規則非常清楚,雖然競爭劇烈,只要肯努力,弄通考試的竅門,取得好成績,仍可考進大學,他自己憑力併考上本地大學的醫學院,最後考獲專科醫生的資格,當上專科醫生。他細數舊日的大學同學,部份考進政府當政務官公務員,他們仍可保持政治中立,只要按自己的專業判斷行事,勤力上進,始終會冒出頭來。

他繼續說,不過今天香港的情況已經改變,舊日穩定的社會階梯不復存在,財富、權力、機會已轉移到富二代紅二代和他們的附庸手上,說用人唯才是謊話,要講的是政治效忠,職位升遷隨時是上層權力更換的結果,如何立足社會成就事業更是無路數可尋!因此,我要為女兒的將來著想,給她有不必在香港謀生的能力,入讀國際學校最好。

我問:那麼你不打算讓女兒參加香港的競爭遊戲了?他說:非也。按這計劃我女兒最虧欠的東西只有一項:普通話。我已和數位情況和想法相同的醫生商量過,打算在深圳的大學物色一位教普通話的專家,周末用車子把他接來香港,教我們的子女普通話,相信這會比在香港一般學校普通話學中文更有效。

殺人電玩

(2014年6月18日星期三)

台北捷運血案,據說疑兇沉迷於網上暴力遊戲。時下青少年愛打機,不少遊戲內容還涉及攻擊,格鬥,甚至殺人,故惹人關注。最近英國的 The Psychologist 期刊,就有一篇文章,討論暴力電玩會否引發暴力行為。

作者收集了大量「暴力電玩」和「攻擊行為」的相關研究,進行歸納,發現大部份研究不是定義和方法上有問題,就是犯上過度概括的毛病:即把少量的實驗觀察隨便伸延,並視之為反社會的暴力行為。

文章又指出,美國的確是暴力罪行較多的發達國家,但數據顯示,雖然暴力電玩興起,美國青少年的暴力罪案率卻一直在下降。這種情況在其它國家亦然。亦有研究指出,美國多宗校園槍擊案中,也有兇徒是暴力電玩的愛好者,但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點:愛玩這些遊戲的青少年眾多,但不犯事的人數遠超犯事者。

作者指出,社會對新興媒體多持負面態度,視之為破壞道德的洪水猛獸。例如50年代漫畫興起,就有人認為會引起青少年不良行為,甚至同性戀(因不少人認為蝙蝠俠和羅賓是同性戀者)。80年代美國國會曾對「不雅」流行音樂展開研訊,要它們貼上警告字眼,結果卻令這些音樂更暢銷。

作者的結論是,把暴力行為賴在暴力電玩上,是倒果為因。相反,我們應先問問:甚麼人特別愛玩這些遊戲?怎樣玩?正常人玩,會很明白這些只是遊戲。然而,如果有人選擇躲在黑暗房間裡,每天沉迷暴力電玩18小時,那麼,我們該知道,是玩者的心理健康出了問題,問題可能不在電玩本身。

公民抗命

(2014年6月11日星期三)

1955年美國蒙哥馬利鎮的黑人Rosa Parks女士, 因拒絕讓坐給白人而被捕,最後罰款14美元。當時的法例是:白人登上巴士坐前面,黑人登上巴士要坐後面,若車坐滿了仍有白人上車,原來坐著的黑人要站起來,給白人讓坐。Rosa Parks的抗爭最後發展為一場全國性反歧視民權運動。不錯,Rosa Parks就是知法犯法了,但那是種族歧視的惡法!

今天,Rosa Parks事件被定性為「公民抗命」。哲學家Hannah Arendt 曾說:公民抗命者不應被視為罪犯 (criminals):一般罪犯最怕的是曝光;相反,公民抗命者是要堂堂正正地爭取公眾的眼睛。

不可不知的是,Rosa Parks 事件不但載入史冊,還跑進美國中學課程裡。美國學校《公民教育課程綱要》(1991) 這樣說:公民抗命是一種觸犯法律行為,但那是一種經深思孰慮、公開、真誠、非暴力的抗爭;參與者願意承擔責任,接受處罰。他們的抗爭,是要向不公義的法律挑戰,目的是尋求比法律更高的原則和理想。

由於違法,不是到了最後關頭,不可輕言公民抗命,但因為公民抗命者尋求的是公義而非私利,稍有胸襟的文明政府都不會過份打壓,一般是與抗爭者事前商討,盡量包容。香港的佔中運動,能否符合「公民抗命」的定義和標準,還有待觀察,但政治官員,附庸,以至警察首長單以一句「佔中不可能不違法」予以否定,就是對公民抗命的無知。當然,最令人難過的還是教育局局長,他只懂用威嚇言詞警告老師學生不要參加,好像完全不明白公民抗命是教育上的一道敏感難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