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OECD報告有感

(2014年1月29日星期三)

OECD在2011年出版了名為《美國可從PISA成績得到的教訓》(Lessons from PISA for the United States)的書,目的是選出成績最好的國家,解釋他們的教育政策制度,如何產生優良的成績。

上海和香港成績都好,故成該書案例,但竟收錄在同一章,叫Shanghai and Hong Kong: Two distinct examples of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雖稱上海和香港不同,但一談到「教訓」,卻把兩地混作一談。例如,它這樣說:「本章以上海和香港的創新為例,說明中國如何取得快速的成就。主要的教訓是:政府放棄重點學校概念,營造一個讓每人都能在高水平發揮的共融制度;給老師加薪,提高師訓和教師水平;減少背誦,強調深層理解,應用知識解難,創造性思考。這些改變,由課程和考試改革帶動,增加學生對課程的選擇,讓地區政府有權決定考試內容,結果給課程和教學鬆綁。」究竟這些教訓所指的政策,多少來自香港?相信香港的校長老師,會摸不著頭腦。

其實從分數看,香港的水平穩定,並沒有明顯升跌。2000至2009年間,閱讀是510至536分,數學547至555分,科學542至549分。國際排名高了,只因其他人差了。但該書卻說:在不足10年間,香港排名高了,是由於小學製造出越來越多的主動學習者,進入中學,並稱這是2000年以來香港推行「學會學習」教改之功!

把香港的好成績歸因於教改,實屬穿鑿附會。美國若真以此為鑑,真令人擔心美國教育前途。章末說明上海的資料來自會見20名校長老師、教研人員;香港的資料,嘩,原來只是基於一名香港教授的印象!

小組討論教學之難

(2014年1月22日星期三)

在教改的驅使下,這幾年課室裡流行「小組討論」方式教學。老師先把學生分成若干小組,然後移動檯椅,圍圈而坐,討論課題。按學理,小組討論有助同儕互動、合作學習、溝通表達等。教改文件又謂學校要擺脫灌輸式教學,推廣共建知識、學習社群等概念,故小組討論漸成時髦。

然而,小組教學的好處只會在理想條件下發生,課室環境和設備正是條件之一。香港的課室屬排坐式設計,改作圍圈小組,課室更形擠逼,聲浪也互相騷擾,故不少老師會移至較寬敞的特別室進行。然而,學生若要利用文字圖像作匯報,還得先把文字圖像抄上黑板,浪費寶貴課時。此外,一般教室只有一部供教師用的電腦,亦未必可上網,故討論期間學生無法上網找資料,亦因此,老師給學生設計「任務」的空間,亦不可能包括資料蒐集、整理、評鑑,大大削弱小組討論的效能。或有學校因此購置多台流動平板電腦,供課堂內使用,但現時68%學校仍無wi-fi網絡覆蓋。

儘管如此,香港的教師仍多努力嘗試,但任何人只消到學校走一圈,看看老師如何進行小組討論,當知問題所在,苦其艱難。當局若真心推行教學改革,還須明白香港的校舍、課室、設備並不匹配,亟需重建,例如,學校須有更多可靈活組合的小組學習室,會議室,自修室和相關設備。我們愛與新加坡相比,但大家似乎沒留意,為配合新的教學理論和科技,新加坡教育部不斷地給學校設計和更新校舍教室,他們的 Classroom of the Future (COTF),始於2005年,已達3.0階段。

誰可以休養生息?

(2014年1月15日星期三)

財政預算案對「基金注資」可謂情有獨鍾,每年都大灑金錢。在教育方面亦如此,如自2011年「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共獲35億撥款,「政府獎學基金」獲12.5億;每年都獲數億元注資的「語文基金」,去年更多撥50億。但教育支出卻不加反減,由715億減至645億,中小幼特教育削資由507億至448億。政府的解釋是,希望讓教育界休養生息,不想推行新政策,再者,教育局年年有餘,每年還退回庫房數十億元。

那邊廂學校教育界卻在叫苦。教改、新學制、融合教育等措施增加老師工作壓力,但校內常額教師不加,課節不減,教師患情緒病抑鬱症不斷增加。各種「基金」的確有錢,但由寫申請撥款計劃書,執行管理,監督教學助理,寫報告,工作都由教師承擔,越多基金越慘。

教育局不願提增加常額教師,卻奢談休養生息。誰在休養生息?試看一例,去年預算案建議向「獎學金」注資4億8千萬,每年資助20名尖子出國留學,然後回港教書兩年。但誰都知道,實習是職前師訓的重要部份,外國畢業生回港教書,還先要完成一年帶實習的教育文憑課程。那麼,我們憑甚麼相信計劃中的尖子畢業生可以稱職,並給他們兩年教席保證?

由於教育局長沒有想清楚,故該計劃至今還未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報載計劃需要重新整理,再在下年度提出建議。對此,財政司可能不介意,因為這有助減輕香港盈餘過多、教育支出過少的印象。不過,教育局長這職位真好當,休養生息可年復年!

教書比造火箭還難

(2014年1月8日星期三)

美國有一個叫 Teach for America機構,專門聘用年青專業人士,送他們到全國最貧窮的地方當教師,為期兩年,藉此縮窄社會貧富差距。其中一名教師近日寫了一篇文章,叫「教書比造火箭還難」(Teaching Isn’t Rocket Science – It’s Harder) ,頗堪閱讀。

作者原任職航空航天工程師,公司的業務是替太空總署設計新一代的太空船。工作既困難且複雜,原因是每項細節都要同時滿足多項要求,又經常遇上嶄新的問題,壓力很大,但這正是年青工程師夢求的工作。

他說,當上教師後,才知道教書比原來工作更複雜。解決工程問題,用的是腦袋,遇上難題總可以停下來想一想,找資料做研究,才提出解決辦法。然而,解決教學問題,教師要用足渾身解數,隨機應變。例如,在課堂上回答某學生的問題時,同時可能會有人在裝睡,發短訊,甚至吵架。教師必須設法不讓這些事情發生,保證所有人都集中精神上課。還有,解決方法必須有效,且得到學生尊重和接納,否則問題再現,更難解決。這種精神緊張狀態,每天持續好幾小時,沒有喘息機會。

他指出,教學涉及兩項工作。其一是課堂教學以外的工作,包括備課改簿,開會填表,見家長帶活動等。這項工作所有教師都很清楚,但多為其他人忽視。其二是課堂教學,這有點像樂團指揮,隨時預備上台表演。教師必須熟識內容,解釋正確,令學習有趣,並處理任何事端。教師是策劃者,要令所有人都渴求學習,願意學習,學有所得。

教師並非每事成功,但一次成功足以補償多次失敗的經驗。

競爭力與教改

(2014年1月1日星期三)

1957年,蘇聯人造衛星上天,美國人大吃一驚,認為蘇聯的科技已超越美國,因此,為加強競爭力,美國的教育必須改革。翌年,國會通過國防教育法案,又委派科學家和數學家替中小學編寫課程,進行教改。然而,美國沒有國家統一課程,接受新課程的學校也不多,大量的課程設計工夫就是白費了。該次教改結果無疾而終。

提升競爭力一詞,卻從此成為教改的口號。今天美國白宮的網頁說,美國教育必須「贏盡世界」(out-educate the world);教改的名堂也很動聽,No Child Left Behind, Race to the Top,但政策只強調學校對學生的分數問責,這究竟提升了多少國民競爭力,就只有當權者說了算,從沒真憑實據。

又如國際成績比較,如PIRLS,PISA,TIMSS,本是讓參與國反省本身教育長短的工具,在追求競爭力的名義下,卻演變為各國「借用政策」(policy borrowing)的指南。去年芬蘭成績好,各國湧往朝聖;今年上海分數高,訪客絡繹不絕,世上好像真有一種最好的教育政策,只要走訪一下,找領導人談一談,便可借來作本土移植,進行教改。

例如,英國前任學校教育部長Jim Knight (2009)就曾經到北京跑過一趟,回國後說:「中國的成績好,主因是儒家文化,我們的學校應該輸入儒家文化,提升成績」。現任的教育部長 Michael Gove (2010)也說:「我很想發動一場像在中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他們真明白甚麼是儒家文化,或中國文革是甚麼樣子?

香港由於成績好,原來也成為了英國的抄襲對象。這真好笑,他們知否,香港的教改不少還是抄至英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