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工作徹底失敗

(2014年12月31日星期三)

香港發生佔領運動,有議員認為這是「政府對於一國兩制的教育工作徹底失敗」。按此邏輯,教育工作徹底失敗何其多!請看下例。

政府前政務司被控貪污受賄罪成,被判入獄。聞說該官員初出道時還當過教師,一跑進官場便染上揮霍的習慣。看,香港培養出這樣最高級的官員,證明廉政教育工作徹底失敗!

知名地產商和聯交會高層竟對政府官員行賄,罪成判監。看,這些人都在香港受過教育,足以證明商業教育工作徹底失敗!

解款車跌錢,大量鈔票散落在馬路上,竟有人貪心執錢。這些人都忘記了學校教過路不拾遺的道理。香港的道德教育工作徹底失敗!

亞視自詡為香港人的電視台,是「香港良心」,但管理層拖欠工資,員工不知如何生活!這些人都讀過書明白勞工法例吧!這豈不證明勞工教育工作徹底失敗?

據悉全港現有合法非法劏房7萬戶,住了17萬人。這些居民都應知道,劏房環境惡劣,衛生欠佳,但仍然要住。呀!這證明健康和安全教育工作徹底失敗!

中環長年塞車,令香港GDP損失嚴重,老闆車貨車佔據雪廠街畢打街遮打道,除長泊在「將予控告而不先行警告」斜線格內,還經常多霸一條車線,不怕抄牌,警察亦懶理。香港的交通運輸教育工作真的徹底失敗!。

再回到本文的第一句:「政府對於一國兩制的教育工作徹底失敗」。但政府怎會有「失敗」的呢?我看他的意思是指教育局監管不力,沒好好地控制校長教師。威武!大棒侍候!

啟蒙與巴金

(2014年12月27日星期六)

談到啟蒙,聯想到自稱受五四運動「啟蒙」的作家巴金。

巴金的《家》《春》《秋》三部曲,寫一個封建大家庭的故事。高老太爺是無尚權威,認為自己是家庭最好的領導人。他包辦孫兒的婚姻,並對此心安理得,認為自己是按家族的「需要」辦事,夢想高家在他的安排下,將會變成繁榮顯赫的大家族。

高家的長孫覺新雖然心愛梅表姐,卻忍氣吞聲地接受高太爺的指示,迎娶名門李瑞珏。他從不抗命,唯命是聽,迴避任何跟長輩的沖突,因此婚後獲安排在家族的實業公司工作。巴金寫他:好個無抵抗主義!好個作揖主義!

覺新的二弟覺民,要娶琴表姐為妻。高太爺反對,並安排他跟好友馮樂山的侄孫女成婚,覺民不接受祖父的包辦方案,不肯「袋住先」,他的不妥協態度最終獲得勝利:高太爺死前彌留之際,還是同意了他和琴的婚姻。

可能是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的「啟蒙」,巴金筆下的三弟覺慧,常為家裡把婢僕視為下人而慚愧和憤怒;他認為人是平等的,不應該有等級想法。他又背著高太爺私下參加學生聯合會活動,上街遊行派傳單,因此遭高太爺訓斥,他卻不肯屈服,用高太爺的眼光,他就是「唔聽人講,令人害怕的年輕人」一族。他愛上婢女鳴鳳,高太爺卻把鳴鳳嫁給老友作妾侍,結果鳴鳳投江自盡,覺慧逃離高家。最後,高太爺和諧昌盛、四世同堂的願望並沒有實現。

巴金要寫的,當然不是家庭婚姻風俗,而是對不公義制度的控訴,對民主的追求和人道主義的嚮往。

再啟蒙

(2014年12月24日星期三)

京官認為一國兩制現在的問題不在於保持和不變,而是發展,因此要對港澳社會進行再啟蒙。

回顧歷史,啟蒙運動 (Enlightenment)發生在17至18世紀的歐洲:封建解體,神權沒落,人們認識到知識來自理性、科學實證而非權威,壓迫是由迷信和愚昧造成,改變來自人的智慧而非命運的安排,自由平等並非賦予而必須爭取。有說中國的五四運動也是一場「啟蒙」運動,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認識到,要找尋國家的出路,必須追求科學與民主,要用理性反對傳統,要爭取自由反對權威。

歷史說明,啟蒙運動的發展方向都是朝向自由民主,反對壓迫、愚昧、非理性的權威。試問,今天強迫港人自行包裹在不許問對錯的民族主義裡,尋找所謂國家的感覺,好讓當權者安排你的命運,還不是恰恰跟「啟蒙」精神背道而馳?

為關門打仔,阻英議員訪港,竟稱《中英聯合聲明》已「失效」。政改三部曲可變成五部曲,教育局吳克儉局長稱人大常委8.31決定為「大躍進」,叫學生詳細了解。政府稱緊隨基本法,其實是按喜好重新演譯;英文版《香港便覽》「港人治港」暗地裡改寫為「港人管港」。今天京官更老實不客氣,說要弄清楚講明白基本法,好讓一國兩制有所「發展」,明目張膽地給篡改工作作準備,竟說成是對港澳民眾的「再啟蒙」。

對香港人來說,要接受這些顛倒是非、指鹿為馬的措詞,應稱為荒謬的壓迫,理性的踐踏,愚昧的橫蠻,智慧的侮辱。究竟誰要給誰啟蒙,還不清楚?

頻頻外訪

(2014年12月17日星期三)

近日報載教育局長吳克儉上任兩年半,帶同官員外訪共21次,花掉公帑368萬。

近年關注官員外訪新聞,先有2012年5月的審計署報告。該報告透露,特首曾蔭權外訪頻繁,又經常獲接待入住總統套房,懷疑是「禮尚往來」所致,他的酒店房租亦平均超過標準60%,公眾譁然。其後又發現政府裡的政治助理,亦進行與職務不相稱的公費外訪活動。

2013年12月,傳媒再問有關政府官員外訪次數和開支,結果顯示曾蔭權時代的「瘋狂花費」雖有所遏止,但局長中有人全年外訪達8至21次。該年吳克儉局長共外訪9次,花費89萬,即平均每次10萬。

據吳克儉局長的書面答覆,2014年吳局長的外訪次數達10次,花費153萬,即平均接近每月1次,每次15萬元。去年被問及為何多次外訪時,吳局長反問記者:「如果其他國家無人知香港嘅教育發展,咁邊個問責?」可見局長在2014年加倍努力,可能是向更多國家解釋香港的教育發展。

香港的教育不是先要有「發展」,才有解釋的內容嗎?香港的教育制度,去年有立法會建制派議員轟為「千瘡百孔」,還未見檢視;2012年宣布的「15年免費教育」,研究再研究,亦未有下文,只知教育局拒絕資助全日制及長全日制幼稚園。然而,局長就是我行我素,頻頻外訪,無遠弗屆。

假如有日有人問:上帝和吳克儉局長有何分別?答案是:上帝無處不在;吳局長也是無處不在,就是不在香港。

假如香港有真普選,有真問責的官員,你認為會是這個樣子嗎?

派鉛筆改革教育

(2014年12月13日星期三)

教育學者 Seymour Papert 曾寫過以下的寓言。

從前有個國家叫Foobar,傳統的文學科學,全賴口頭 (oral)記錄,書寫 (writing) 和書寫工具只剛發明。民眾討論熱烈,認為鉛筆、紙張、印刷大可引進學校,改革教育。有人提議學校應停課半年,先讓師生學懂如何使用紙張鉛筆;較保守的則主張先研究鉛筆對學習的好處。討論過後,當局拍板,以最慷慨的措詞實行最保守的方案:四年內向全國學校每課室派發鉛筆一枝,拍紙簿一本,讓所有學生,不論貧富,都享受到知識科技的好處;同時派員收集數據,研究政策實施對學習的影響。

Foobar的教師面對這些筆和紙,哭笑不成,只好用作記分咭,繼續以口頭方式教學,但為了交差,乃在堂上向學生講解鉛筆的構造,如何刨鉛筆等。最後的監察研究報告說:鉛筆對學習並無實質好處。

Papert 寫這故事,是在上世紀個人電腦剛興起,學校趨之若鶩之時。我想起他的故事,是由於近日香港「電子教科書」的新聞。2008年當局要推行電子書,源於回應實體書太貴太重,家長學生不勝負荷,今天教局電子書網頁卻說:「電子學習加強互動和自主學習,已成世界潮流」;申請撥款半億並擾攘至今,原來可上架的書僅得16套,參加計劃的學校沒有ipad,還要向教育局借來40套試教,又無線網絡不穩,試教成效不彰等。

Papert的Foobar國花四年時間每班派鉛筆一枝冀望改革教育,跟今天當局花6年催生16本電子書,冀望加強「互動和自主學習」,是否有雷同之妙?還望讀者自行判斷。

給教育起革命

(2014年12月10日星期三)

青年教育工作者Derek Muller創立了一個稱為 Veritasium的 YouTube網站,上載了不少出色的、自行攝製的短片,教人澄清誤解,從科學角度認識現象和事物。最近他上載的短片叫《給教育起革命》 (This will Revolutionize Education),頗有意思。

片中他問:甚麼東西能給教育起革命?發明家愛迪生在1922年曾預言:是電影,從此教科書將被淘汰;30年代有人說是收音機,收音機進駐課室,教師將被淘汰;50和60年代有人說是教育電視,學生可直接從聲畫影像汲取知識;80年代是電腦,因為電腦無所不能,此外,學校還可以藉教編寫電腦程式教曉學生思維技巧;90年代有人說會是LaserDisc,因為這些光碟可儲存大量影像資料和互動材料;時至今天,大家會說是智能手機、平板電腦、互聯網、MOOC,因為這些東西能讓學生自行學習,無需教師在場。

上述科技真能給教育起革命?Muller指出,多年的研究顯示,應用科技進行教學,學生得到的好處並不明顯,百年來經歷多次教育「革命」,學校還是老樣子:課室裡由一名教師帶領多名學生學習。

這並非由於學校疏懶或保守拒變,而是因為學習的關鍵不在於科技應用。科技可以加強資訊流通或協助互動,但學習具高度社會性的一面,過程中學生需要得到別人的關懷、重視、啟發,從而超越困難,肯定個人的學習能力和知識的價值,承擔學習的責任。能提供這些東西的不是科技,而是一個有思想感情的老師。因此,利用科技把人際間親密接觸去掉的所謂教育革命,成功機會極微。

小盒子

(2014年12月3日星期三)

美國的民歌好手 Pete Seeger 在年初逝去了,享年95歲。他的歌膾灸人口,如Turn, Turn, Turn; If I Had a Hammer;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等,稍上年紀的多會聽過,甚至會唱。網上有 Seeger不同時期的錄音。60年代Seeger風華正茂,歌聲嘹亮,到了2013年體虛力弱,聲音沙啞,吐字困難,就知道他時日無多了。

Seeger不但能彈擅唱,還是社會活躍份子。他經歷過麥卡錫年代的審訊,因選擇緘默被判藐視國會,監禁一年(上訴後脫罪);他支持民權運動,反對軍備競賽,支持環保運動,終生以行動追求理想和公義。

他的歌中有首叫「小盒子」(Little Boxes),看似兒歌,其實是諷刺中產人士只懂維護建制,追求延續既得利益。歌詞說:

山坡上的小盒子,用低價材料製成的小盒子,…,有綠有紅有藍有黃,但看來個個一模一樣。

住在這些盒子裡的人,個個都上大學,那兒他們也是住在盒子裡,出來時個個一模一樣。有人當醫生,有人當律師,有人當行政人員。他們都是用低價材料製成,看來個個一模一樣。

他們都去打高球,喝同一款馬天尼,都有可愛的孩子,孩子都上學,去夏令營,再進大學,然後被放進盒子裡,出來時看來個個一模一樣。

小伙子跑進商界,結婚成家立業,然後住在低價材料製成的盒子裡,看來個個一模一樣。

聞說今天支持雨傘運動的,不少是中產子女。按道理,他們只要肯聽話,不問公義何在,不理普選真假,把自己關進盒子裡,將來最有資格承繼社會權力。為何要破盒而出,成為當權者眼中「最害怕」的年輕人呢?費解!

「自主學習」就是好?

(2014年11月29日星期六)

有教育界人士聲稱,推行「自主學習」是解決學習問題的辦法。所謂辦法,就是把學生分組,由老師提供「導學案」,要求學生事前備課,上課時間則交由學生自行講解討論,老師只從旁點撥。有些稱此為「反轉教室」或「把課堂還給學生」,並指實行這些方法後,學生會取得好成績。

然而,究竟甚麼是「自主學習」?為何上述方法能推動「自主學習」?在結構上,「自主學習」與成績有何關係?就不見有詳細的說明了。

就是在研究領域裡,「自主學習」的定義也是棘手問題,例如,Dinsmore (2008) 等人認為,研究者經常把「元認知」(metacognition) 、「自我調控」(self-regulation) 、「自主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 混淆,也沒留心測量是否與概念吻合?又不少研究根本沒有開列概念的定義,因此沒法解釋為甚麼所使用的考察工具真能反映「自主學習」。

「自主學習」的測量方法也非無問題。在地式考察或個案研究幾乎絕無僅有,近半研究使用的是「自我評估」式 (self report) 調查,例如問學生:你認識對自己最有利的學習方法嗎?你有反思自己的學習策略嗎?這些提問的缺點是:回應者經常高估自己,答案不能反映實況。此外,這些抽離式的答案亦無法令我們了解,所實行的教學方法如何增進「自主學習」,更遑論解釋「自主學習」與成績之間有何因果關係。

每逢教育界出現新詞語,如愉快學習、目標為本、多元智能、照顧差異、全方位學習,學校都很快吸收,並聲稱已化為課程實施。當中究竟有多少人會尋根究柢,認真地了解這些概念和理論,真難估計。

投入學習的目的

(2014年11月26日星期三)

有說教學設計應以「推動自主學習」為目的,假如學生學會自主學習,那麼連串的問題,例如學習動機不足,學習差異等,就會迎刃而解。這種說法有點像醫生向病人說:你的內臟機能不好,假如能好一點,心肝脾肺腎就不會有問題了!

學者Kaplan (2008) 認為,要認真了解「自主學習」,要問三個問題。一,由誰操控?既然是「自主」,學習過程應由「自控」而非「他控」;二,控制的動機何在?要深入了解所學的事物,還是只求把工夫打發?要滿足老師的要求,還是要增加自己的知識?追求外在的獎勵,還是嚮往學習的歡愉?三,用甚麼手段?有沒有設立可行的計劃,檢查進度,調整方向,評估目標是否達到?

Kaplan 認為,自主學習的關鍵還在於「投入學習的目的」(purpose of engagement):不同的目的,「自主學習者」自會有不同的策略。例如,老師要學生以某題目作文,有學生真心希望擴展自己的知識,因此會先搜集有關材料,補充自己知識不足的地方,並在過程中特別重視資料的新舊真偽;另一學生可能只想取悅教師,因此會選擇最簡單的題材,自覺地把重點放在詞藻上,以突顯自己的措辭能力。又有另一學生認為,寫作要講求創意,下筆前先天馬行空地作聯想,再自覺地運用寫作方法把意念串連。三個學生都可能被評為「自主學習者」,他們都很有自覺,懂得設定目標,檢討進度和成效,但學習目的各異,因此過程和結果大不相同。

由是觀之,單以「推動自主學習」設計教學,並不足夠,也非上策。

知識物流業

(2014年11月19日星期三)

歐美大學開發「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MOOC,可能本出於善意:假如大學的教學和評核都可以在網上進行,那麼,要實現低成本無疆界,切合任何人學習需要的環境,豈非即近實現?「世界級」的大學教育,豈非人人唾手可得?

相信上述想法是MOOC這幾年間迅速興起的原因。據說去年MOOC全球用戶達65萬人。雖然人數眾多,但成功率卻極低,例如史丹褔大學 Coursera平台下的MOOC,完成課程的比率還不到5%。此外,據報學員抄襲功課的情況也十分嚴重。發生這些問題,可能是由於報讀門檻低,來者不拒,參加者不了解課程要求,單向方式教學,學生沒有得到輔導等因素。

但值得令人深思的是:若MOOC真的很成功,它將改變大學的教學模式和社會功能,及大眾對知識的看法。MOOC實行虛擬教學,操作成本低,將意味著傳統面對面的課程可能被淘汰;傳統中教師要擔任傳道授業解惑的角色,以後教師只是知識物流業從業員,負責把知識分拆打包,傳送至消費者;以前我們相信知識需要慢慢咀嚼和內化,現在衡量知識的價值,只在於便攜、快速存取、無用即棄。大學企業化、知識商品化的步伐將會加快,管理階層最要考量的是:課程掛在哪個平台?跟誰結盟?將來能否在市場轉手買賣圖利?學術自由和研究價值等問題更形次要。

上述問題可能都是出於想像,但據悉香港各大學的高層對MOOC甚表興趣,並打算積極開發,故提出一些問題供大家斟酌。

MOOC

(2014年11月15日星期六)(代小思)

美國大學學費昂貴,已到難以負擔的地步,因此有人想出一條絕世好穚,叫做 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s) (中文大概譯作「大型開放式網絡課程」)。參加者不必是大學的註冊學生,也不要求學費,大學把課程拍攝成一節節的短片,放上互聯網,參加者從網上觀片,然後完成一些選擇題習作,便可完成課程。參加者完成若干課程後,可付費取得文憑證書,完成學業。

為了體驗MOOC,數月前我報讀了某大學的一項Pre-calculus MOOC。我從前也讀過點數學,對於三角函數等東西還略記得,因此相信有能力完成。等了一個月,課程開始了。網上的教授鄭重地說這是個很難的課程,第一課是基本函數。教授用圖畫、動畫很生動地講解,我自覺看得很明白,並不深奧,因此按指示跳到習作篇。但習作真的不容易!剛才的教學只解釋數學定義,習作則每題都要求多項複雜的概念操作,深淺程度顯然跟教學不相稱,部份甚至沒有教過;我把教學短片看了又看,依然無法完成習作,又無導師可問,結果只好放棄作罷。

在學校裡,教學與評估不對稱不銜接,是常見課程學上的毛病,糾正要靠老師的經驗和自覺,及同儕的提點,只估不到會在號稱開放給全世界的 MOOC課程發生。不少人(通常是外行但有權勢的人)以為教學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把考慮放在次等的問題上,例如,怎樣開放資源,如何拍片上網,以為有了這些技術,教學問題就會自然得到解決,例如,有了MOOC便可以打破舊框框,改造世界教育。

據研究資料說,MOOC的退學率(dropout rates)為70%至90%。


一萬億元的學位債

(2014年11月12日星期三)

Ivory Tower 是齣美國紀錄片,講述美國大學教育近年的情況。片長只有90分鐘,但話題太多,不夠深入。然而,預備把子女送往美國升學的父母,應該看看。

美國上世紀推行普及大學教育,經費由國家負擔,學生不會因為缺乏經濟能力上不到大學。但隨著80年代右派經濟思維興起,政府縮減支助,大學縮減獎助學金,並增加學費。無法負擔的學生,只有借貸一途,待畢業後分期攤還。

大學認為學生都相信,學位是將來前途的投資,不會嫌貴;因此,各大學為廣招徠,不但不會節省支出,還猛建新樓增加設備,鬥多鬥豪,然後加費。70年代非私立大學學費每年約千元,但時至今天,已增至平均三萬多,學生畢業時平均欠債十萬元,全國欠債總額已達一萬億元!

但那邊廂美國經濟不好,不少大學畢業生連廁所清潔工也找不到,何來還款能力?有說這將發展為美國自房產塌市後的另一場金融債務危機。也有人開始懷疑,以學費和所花時間而言,大學教育是否物有所值?

懷疑的另一原因是:大學認為學生追求的只是學校的名氣,因此各大學只緊張教授的研究和地位排名,教學則交由助教或兼職人員擔任,只在課程完結時派張問卷,調查一下學生滿意度便算。為求討好學生高抬貴手,這些教師都不敢有嚴格的學術或功課要求,給分從寬。有研究指出(例如 Arum & Roksa, 2011),學生入大學後學問並無寸進,不少畢業生還未上過要讀40頁書或寫20頁文章的課程。大家默默地進行文憑買賣,大學已不是「學習」之地。

遷怒於通識科

(2014年11月5日星期三)

據聞政府對大批學生參加佔領行動,遷怒於通識科,認為該科涉及香港政治內容太多,應予削減。教育局隨即發聲明否認。然而,課程發展處剛向通識科老師派發的備課參考資料中,卻有多項時政議題建議被刪去,在「今日香港」單元的四十多頁簡報中,大幅刪改多達二十處,是該科六大單元之冠。

2000年推行教改以來,高中通識被列為「核心科目」。該科指引說教學要以問題為本,鼓勵學生自主建構,培養共通能力,高階思維。但推行以來,問題繁多,我從前已說過,不贅。究其根本問題,在於只懂借用時髦詞令,缺乏課程基礎,無視學生的本科知識是否足夠,因此容易流於常識淺見,學生難獲得系統知識和真知灼見。

雖然如此,我並不認為該科有能力煽動學生。學生的政治教育,最大來源莫過於每天眼前可見的政治事件。例如,田北俊因公開說句「特首應考慮向中央請辭」,竟成為撤銷其全國政協委員職務的理由,連他的胞弟也不敢替他說句公道話,那還不是最公開最具說服力的政治教育,說明甚麼是以言入罪及其可怕?

回顧歷史,每當社會出現困難,政客常將之包裝為教育問題,算在教育的頭上。97前如是,97後如是。從前學生對政治和周圍冷漠,乃是教改原因之一;2000年《終身學習全人教育》教改文件,措詞是期盼學生「願意為社會的繁榮、進步、自由和民主不斷努力,為國家和世界的前途作出貢獻」。然而,今天學生稍有政治醒覺,願為爭取真普選抗爭,政客又說成是學校課程煽動!

經濟貢獻

(2014年11月1日星期六) (代小思)

特首梁振英說,宗教界和體育界對經濟沒有貢獻,其後又承認自己講話不夠清楚,引起誤解。他的話其實非常清楚易明,只是包含了對「經濟貢獻」一些典型的誤解 (misconception)。

要量度經濟貢獻,經濟學家是以有記錄的交易金額作標準。例如,甲造了一張椅子,以500元買給乙,有單有據,甲就算為社會提供了500元的「經濟貢獻」。把某社會所有人全年的「貢獻」加起來,乃得出「國民所得」(例如 GDP或GNP)數字。

然而,沒有金錢交易、非經市場買賣的產品或服務,就不會收錄在國民所得帳裡。例如,甲如果把椅子留作自用,或免費送給慈善機構,那麼他500元的經濟貢獻就會隱去了。又例如,家裡煮飯和帶孩子的工作,誰也得承認有相當的經濟價值,但由於沒有金錢交易,因此也不會算在所得帳裡。曾有人打趣地說,各家庭只要互調煮飯帶孩的工作者,並「出糧」給對方,該社會的國民所得必大增。

讀過中學經濟的學生都知道,「經濟貢獻」一詞有廣義狹義之分,因此不能說非統計對象的活動就沒有經濟貢獻。經濟學家在比較「國民所得」數字時,也必小心翼翼或加上附註,提防誤解。梁特首說宗教界體育界無經濟貢獻,就是不明白「經濟貢獻」的意義。

當然,最糟糕的是,他在談話中把經濟貢獻和政治權掛鉤,因此認為宗教界體育界無「經濟貢獻」,就不應該有政治權利。看來他所謂的「均衡參與」,結果只會給予市場和財團超乎比例的政治影響力。

數字遊戲

(2014年10月29日星期三)

特首梁振英在接受外媒訪問時說:若特首選舉提名變成一個數字遊戲,就等於由佔全港人口一半,入息低於一萬四千元的基層主導選舉,政府政策將向他們傾斜,香港將變成一個福利型社會。

梁認為「基層」人數過了半數,若給予他們選舉提名權,代表他們利益的候選人便會勝出,把香港變成福利社會。因此,只好利用遊戲規則遷就,堵塞這種可能,故公民提名不可行。

從邏輯看,讓基層有選舉提名權就必然導致福利型社會,是假設基層會不顧大局,只懂追求自身利益。但事實並非如此,香港就是很好的例子:這裡相信雙手打拼不願拿福利的人是大多數。此外,梁的推論也沒有事實佐證。西方社會「基層」從來都過半,但自由選舉並不一定導致福利主義。褔利主義能否抬頭,受流行的政治意識形態影響。再者,縱使基層人數過半,大財團資本家左右選舉結果,令政府政策向他們傾斜的情況比比皆是,還須設法制止,因此堵塞基層參與選舉提名並無需要。

梁把基層參與選舉提名的方法稱作「數字遊戲」,堵塞他們參與的則稱為「均衡參與」,這跟他的競選承諾「盡力保護每個市民的權利,確保他們的權利得到尊重」背馳。哪時的話孰真孰假?只有他知道。或謂他只求逢迎上級說話,果真我只能替他難過,並提醒他:「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人還是老實說話好!

又在學校裡,我們從來沒有教導學生公平的選舉提名是「數字遊戲」,不知吳克儉局長要否安排課程檢討,以配合特首的需要?

可能與不可能

(2014年10月22日星期三)

喜歡物理學的朋友,可能認識加來道雄 (Michio Kaku) 這名字。他是個日裔美藉物理學家,數年前曾拍過一輯「不可能的物理學」(The Physics of the Impossible) 片集。他解釋科幻小說中的隱形斗蓬、時光旅行、光劍等東西,從理論上均可成立;片中他又訪問科學家,展示多種原型 (prototypes) ,雖然這些都是未完成之作,卻說明「科幻」並非完全不可能實現。

數學運用「機率」(probability) 研究事物的可能與不可能。機率低代表事情的可能性低。不過,數學上又有一條大數法則 (Law of large numbers) :即只要有足夠的機會,極低機率的事情仍可發生。

在社會事務上,認定甚麼事情可以改變或不能改變,經常影響人的視角立場;有人認為社會事物受「光向直行、水向低流」般的定律規管,因此常以「不以人意志而轉移」、「不存在這問題」等措詞描述一己的立場和好惡,並由此推論反對者的結果。例如,前大學校長指罷課改變人大決定不可能,機會近乎零,因此勸學生省點力;政府首長和一眾高官亦以「存有論」(ontological) 口吻告誡市民:政改方案不可變,因此可變的只有反對者。

上述的一番話並不是鼓勵罷課和佔領行動,而是想說明「教育」的本質。學校裡我們既要教導學生認識物理學和數學等知識,令他們明白事物背後的原委,認識甚麼是極可能或極不可能,但同時不能不鼓勵學生超越現實的局限,培養對理想社會的追求。理想、夢想、幻想,是生活和學習活動意義之源,也可能是為甚麼加來道雄的「不可能的物理學」這麼好看的祕密。

得民心者得天下?

(2014年10月18日星期六) (代小思)

前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向傳媒說:得民心者得天下。驟耳聽來還以為這句話是說給特首梁振英聽的,細看下才知道,梁錦松先生是在勸戒佔領行動的示威者,叫他們別阻礙市民的生活和生計。

說示威者要爭取民心沒有問題,這可能也是運動成敗的關鍵。然而,說示威者要「得天下」,就顯然不符事實,也是風馬牛不相及。我看運動的出發點和目的,只在於求香港實行真普選。梁先生要為「得天下」者進言,相信是找錯對象,找有權者如梁特首或中國領導人說這句話,可能較合適。

作為一個前學運人士,梁錦松先生該問問:「得天下」一語是否太封建了?時至今日,我們該明白,執政者是人民的公僕,應由人民自由選出來,替人民辦事,「天下」並非一人、一家、一黨持有的「產業」,不勝任的政府隨時要有下台的準備。

學者 Steven Pinker說,語言並非單純是思考的工具,還反映思考者的立場和接受的框架。他舉例說:2001年美國發生911事件,紐約世貿中心兩大樓相繼受襲倒塌。他問:那究竟是一件事還是兩件事呢?保險章程規定,每樁事故的最高賠償額為35億元,因此保險公司堅稱這是一樁事;受保一方說兩座大樓先後倒塌,因此這是兩樁事,最高賠償額應為70億元。說這是一件事還是兩件事,看你的立場和關注。

我不想對「得民心者得天下」這句話作過分的分析和解讀。誰在想「得天下」?「得天下」這想法是否要不得?請讀者自行斟酌思考。


警察故事一則

(2014年10月15日星期三)

在佔中發生前的故事。

過去一年來,為了應付佔中,總部抽掉大量人手進行模擬演練。部門原本已經人手不足,現在更吃緊,工作積壓情況嚴重,令人累極了,真希望佔中不發生或快點完結。

但從另一個角度看,從前在學堂學過不少控制暴動的理論和方法:排陣布防,發射催淚彈,還未使用過一次;佔中若真的發生,這些東西可派用場了!

今天下班回家,一進門太太便拉著我說,讀中學的兒子有話要跟我說。我很累,但孩子有事商量,我從不拒絕,因此把他叫進房來。「我要參加罷課和佔中!」「佔中是違法的,你爸是當差的,你去參加犯法活動,是不是要我親手拉你?」

「那犯法我知道,但這是公民抗命行為,抗議不公不義的假普選方案!」我有點不耐煩地說:「你受人教唆?抑是通識科把你教壞了?」「不,這事我想了很久,雖然有跟同學討論過,但最終還是自己的判斷。學校通識課雖然有不少政治議題,但也沒有這樣的力量,驅使我要參加佔中。」

「那麼是甚麼力量驅使你?」孩子帶怯地解釋說:「自幼你和媽便教導我要愛自由公義,做人要講原則,對不平的事不可以默不作聲;學校自幼稚園也教導我們不要容忍欺凌,不應逆來順受。受了你們這麼多年的教導,這次政改的假諮詢和假普選,還不能一眼看穿嗎?」他繼續說:「警訊也呼籲,若果遇劫也應在適當時候呼叫。今次政府劫去我們的選舉權,難道連喊一聲也不准?」

我忿怒了,真想一腳把他踢出房門外。

官方的「公民抗命」教學指引

(2014年10月8日星期三)

在2011年,香港教育局曾向全港學校派發「法治與《基本法》」教學指引,其中談及公民抗命。教育局是希望我們這樣教導學生的:

第32頁標題是:「公民抗命」是否違反法治精神?結論第一段這樣說:「公民抗命是人們反抗法律不公的方法之一。透過拒絕遵守某一條法律,喚起民眾或輿論的關注和認同,從而向立法者或政府施加壓力,期望能修訂或撤銷這些法律。公民抗民可以促使政府改善法律不公義的地方,進一步鞏固社會的法法基礎。」這章的內容還談到印度甘地「食鹽的長征」,甘地帶領群眾到海邊自製食鹽,故意違反鹽稅法。甘地最後被捕,但他並沒有反抗。

第34頁問:「甚麼是公民抗命?」,並列出4大要點:曾嘗試從其他途徑要求修改不公義的法律;無效後以和平、非暴力、理智方式進行抗命;只針對法律中不公義的地方行動;準備認罪及承擔法律上的責任(包括坐牢)。

由此可見,教學指引不但沒有否定公民抗命,還給予非常正面的描述。指引只提醒大家不要濫用公民抗命,否則社會有可能大亂。但我個人最欣賞的,還是指引對「公義」一詞給予這樣的定義:公義考慮的不是個人喜好,而是每個人合理應得之分。進行抗命以別人和整體社會合理權益作考慮,而非一己之私出發。

請判斷今天香港的「雨傘抗命」有多少跟教學指引的「公民抗命」理念相符?是否濫用?有真正選擇的普選是否才符合「公義」?是否每個人合理應得之分?

波斯王的教育觀

(2014年10月1日星期三)

維梅爾 Johannes Wermeer是17世紀傑出的荷蘭畫家,他的油畫構圖優美,細節豐富,透視準確,光影巧妙。究竟維梅爾是如何作畫的?他沒有留下片言隻語,後人要從他的作品學習他的畫法,幾乎不可能。

現代美國人Tim Jenison認為維梅爾利用了放大鏡和暗箱技術,把實景投射到畫布上,然後用顏料準確地填滿畫布作畫的,因此是種技術多於藝術。為了解開維梅爾如何作畫之謎,他花了多年時間,走訪各地的歷史學者,最後還在家裡搭建實景,親手重畫維梅爾的畫。他完成的作品,跟維梅爾的幾乎沒有差別。Jenison 把整個研究過程拍成紀錄片,叫 Tim’s Vermeer。

最近我曾到伊朗旅行,在波斯波利斯 Persepolis 參觀2500年前波斯王朝的宮殿遺址。宮殿曾遭焚毀,只剩下頹牆和石柱,但在大殿的石牆上,仍可見一列列精緻的波斯士兵浮雕,栩栩如生。奇怪的是,有好些浮雕好像還沒有完成,有些只有粗略的士兵輪廓,有些在粗略輪廓上加上面容,有些再加上飾物。導遊員解釋說,波斯王為了教育後人,讓他們學習如何製造浮雕,刻意命令工匠製造一些半製成品,同時放在牆上,毫不認為這樣會破壞牆壁的美觀和完整,教育比美觀重要。

在科學藝術文學等領域,不少人都希望留下令人驚歎的傳世之作,卻沒興趣展示如何由意念開始的創作經過,有些還刻意把這過程神秘化,不讓別人學習。維梅爾若有波斯王的胸襟和教育觀點,荷蘭畫壇在他死後將更進步,有更多精彩作品。起碼今天的Jenison 也毋需花這樣的力氣和時間揭露他作畫之謎。

課時不足

(2014年9月24日星期三)

傳統的想法認為,課時與學習效益成正比,即課時越長,學生成績越好。這想法沒有錯,但有一先決條件:學生上課時投入學習。假如學生不投入,補課只會變成師生間的拖累,補得越多,學得越差;是故懲罰性的留堂補課效果最差。

但我們沒有方法「保證」學生會投入學習。從教學角度而言,有清晰的結構,學習內容設計得宜,不過難也不過易,算是最好的辦法。

課時不足是否真的影響學習?在這問題上,教育研究指出,課時的起碼考慮是:是否足以覆蓋所需內容?假如像高中企會財科一樣,有關當局「打錯更計錯數」,配給的課時根本沒法教完考試範圍,學習成效當然會受影響。

在美國,Clark & Linn (2003)曾做過一項實驗。他們把3000名同一級的初中生分成4組,由同一老師執教,所教的科學課題相同,但4組課時長短不一,由濃縮組的3星期至伸延組的12星期不等。他們發現,各組在多項選擇題試卷的得分差異並不顯著,說明學生對課題都有表面認識;然而,當試卷進一步要求學生以文字解釋其想法之時,伸延組學生的得分比濃縮組高幾倍,顯示伸延組學生在概念認識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上的優勢。他們的結論是:要學生進行表面學習並不困難,但如果要追求深入和堅實的學習 (deep and robust learning),課時長短起關鍵作用。

額外的課時何來?我的看法是一般香港學校的測驗考試太頻密,次數太多,佔用了大量的教學時間。假如能減少測考,把時間撥回教學裡,課時不足的問題或可舒緩。

罷課

(2014年9月17日星期三)

發起香港中小學罷課,這似乎並非第一次。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二十五年前的八九民運。期間學校處於半停頓狀態,就算沒有罷課,學生回到學校,早上集會幾發言乎全是師生對中國民主的訴求和希望,課室裡大家都把課本擱在一旁,整天盯著電視新聞報導,為北京學生打氣吶喊,最後為鎮壓痛哭無奈。

六四慘劇發生後,為組織遊行上街,製造橫額標語,校內停課情況普遍,之後有百萬人上街,亦有人在6月7日發起舉行全港罷工罷市罷課;奇怪的是,當時社會沒有「損失課時」的討論,沒有「嚴懲參加罷課學生」的威嚇,也沒有「救救孩子,舉報罷課」的熱線。大學生因民運未能參加考試,港大還給他們安排補考。

罷課是一種社會抗爭手段,而抗爭常帶政治成份。上述事實說明,當社會對政治議題意見比較統一,或反對勢力微弱,或機會主義者還未敢押上賭注以前,罷課是可以容忍的,甚至被視為正當的。

從師長的角度,我們當然希望學生不要罷課,可以正常地學習,更不想孩子受傷受苦。今天的「救救孩子,舉報罷課」策劃者用盡了關心孩子的措詞,不惜以吸毒和黑幫給罷課作喻,看來就只為掩飾其政治上的偏好,是不擇手段。

倘若要從教育考量,學生如相約罷課,無論其理由正當與否,我們同意與否,作為教育工作者,我們當然可以坦言己見,但我們的角色不是警察、法官,因此不需要製造一些讓學生出賣朋友的機會。舉報罷課熱線只是政客無聊的暗招。

零和遊戲

(2014年9月10日星期三)

每年暑假,學校都要編定來年的上課時間表,但在開展這項工作之前又先要決定各科的節數。這是個頭痛問題,數學科說每周5節教不完考試課程,英文科說學生的底子差,明年時間表要每周多加一節,中文科說會考新增了說話能力考核,明年不能不加堂啊!

但每周只有40堂,只得挖東牆補西牆,甲科加了堂乙科便要減,要做到人人滿意皆大歡喜,幾乎不可能。

這些都是盡心盡力的老師,經常淘出額外時間給學生補課,全年無休,怎能對他們加堂的要求不予回應?因此,有些學校增加每日的堂數,由8堂加至9堂,因而每周多出5堂可供分配,但這只會壓縮小息和午飯時間,或延遲放學,甚至壓縮課後進行的課外活動。也有學校實行6日循環周,把可供分配節數由40節增加至48節。

上述辦法只是把時間重新分配,重新分配後總體時間其實並沒有改變,是個零和遊戲。然而,在考試課程和評估的壓力下,最易被排擠或邊緣化的是非考試科目,諸如音樂美術體育等。記得我讀中學時,學校根本沒有音樂美術課,預科時就連一節體育課也取消了。

可是,我們又說以「均衡教育」為理想。要「均衡教育」就要讓學生有多樣化的學習機會,不能只讓考試成績掛帥。多樣化的學習機會還包括小息和午飯的自由時間,學生如何交友,互動,合作,和其它偶發性學習 (coincidental learning)經常在這些時間進行,也無需教師特別指導。為趕考試把這些時間擠掉,就是可惜。

負責任的對話

(2014年9月3日星期三)

在我的觀課經驗中,不少所謂「課堂討論」,只停留在學生被動地回覆老師的查詢,就算是分組討論,學生間的對話亦多只為完成工作紙的填充題。也有些頗能搞氣氛的老師,進行開放式討論,場面也熱鬧,但教學含金量低,課堂結束時看不出學生對知識有所追求或得著。

學者Lauren Resnick 曾指出,不是有討論就好,有建設性的討論來自「負責任的對話」(accountable talk)。負責任是指三方面:一,向群體負責,即參與者必須願意聆聽別人的說話,表達自己的意見,若認為對方發言有含糊的地方,會要求澄清解釋;二,向思考負責,即遵守思考推理的一般標準,避免一面倒地提出支持或反對,小心思考別人的結論背後有些甚麼假設;三,向知識負責,即發言必須有根有據,尊重事實。

「向知識負責」這點老師角色尤其重要,因為課堂討論的資料,多由老師提供,因此必須確定其可靠和有合適的深闊度。但更重要的是,若要課堂討論超越「吹水」或原地踏步,在過程中還要用上新概念或新知識,這時候老師必須是「權威知識」(authoritative knowledge)的來源,例如:數學裡甚麼是奇數偶數,生物學裡的進化論,經濟學裡的需求彈性,政治歷史裡的傀儡政府等,學生是不會在討論中「發明」這些概念的。

我們沒法把知識灌進學生的腦裡,學習是學生自行建構知識的過程,這說法全沒錯,也正因如此,互動討論、親身體驗、動手參與等都是很好的教學方法,但千萬不要為討論而討論,忘記了向知識負責,失去系統知識在學習過程中的作用。

一堂歷史課

(2014年8月27日星期三)

這是一堂40分鐘的中五中史課,課題是「國共二次合作與內戰」。老師先播放3分鐘電腦簡報,然後著學生朗讀課文,接著是分組討論,完成工作紙上的填充題。15分鐘後,學生作匯報:第一組是國共兩次合作的原因;第二組是最後為何分裂;第三組評價國民黨之失敗是否咎由自取?匯報期間只見學生朗讀老師工作紙的內容,包括其所示的結論:國民黨敗,咎由自取。打鐘下課。

雖然這一課有齊教改推銷的教學方法:小組討論、匯報、電腦應用等,但從學習的考慮,學生要明白這段歷史,起碼有三條件:一、歷史背景知識;二、有時間和機會查看史料及不同觀點的論述(例如,國民黨教科書就不會同意「咎由自取」說法);三、懂得如何判別歷史真偽和因果關係。可惜的是,據我觀察上述三條件全欠奉。下課時我跟學生一樣,只有「又過一堂」的感覺,對於這個極需思考的課題:「國民黨敗是否咎由自取?」,沒有任何洞悉體會。

或問:教改後推行的通識科,不是強調學生要學習審視不同觀點,作批判思考嗎?為甚麼這些「共通能力」不在這中史課出現?原因很簡單,每門學問都各有其思考方式,不可能以「共通能力」概括。例如,歷史裡的因果關係,跟科學的就很不同,研究方法也各異。學者 Lauren Resnick曾指出,學校教一般通識 (literacy),是弄錯焦點;學科知識和思考的關係密切,學生應該學的是「學科通識」(disciplinary literacy):學習學科裡慣用的讀寫和思考方式,掌握概念知識,才是學習思考之途。

我的愛國教育

(2014年8月20日星期三)

我早年的愛國教育,來自父親下班帶回家的新晚報。父親對政治無興趣,但新晚報的副刊內容豐富,又有梁羽生和金庸的連載,是他買這份報紙的原因。這時候我不還未懂報章分左派右派,通常就是把晚報讀遍。中國成功爆炸第一枚原子彈,成功製成人造胰島素等新聞令我雀躍,感到身為中國人光榮。

接著是文化大革命,報紙標題經常是毛林講話,慶祝豐收,爸媽卻要不斷加寄匯款糧油回鄉,我漸生疑。香港67年發出暴動,傷及無辜,左派報章總是說「反英抗暴,愛國無罪」,我才明白報紙可以是政治宣傳工具,父親也停看新晚報。事實上,當時上街買份左報,或在國貨公司門前流連,都有被視為「左仔」之虞。

考上大學後讀過點書,才明白左派理論並不可怕,其中也有崇高的理想,希望締造更美好的社會。經反覆思量,我明白愛國不是盲目的認同,相反,愛國者更應用開放批判的態度認識國家;堅持追求民主人權,是防治執政者腐敗濫權的辦法。然而,當年學院裡國粹派當道,不少同學被「祖國從前一窮二白,今天立足世界列強」說法感召,籍愛國產生自豪感,大公文匯說甚麼他們就信甚麼,說甚麼,直至四人幫倒台,… …。

九七回歸後,愛國再起變化,不再是對那文化歷史和十三億同胞的關懷鍾愛,並逐漸脫離了「兩情相悅、悠然而生」愛的範圍,變成一種獲取權力和經濟利益的工具,更滑稽的是:今天誰是愛國還要通過上級認證。凡此種種,我只能嘆息是「愛國」的異化。

教育成敗超乎考試成績

(2014年8月13日星期三)

剛落任的英國教育大臣Michael Gove曾屢次提出,英國學校應該向中國學習,因為在國際成績測驗中,上海學生在閱讀、數學、科學方面皆名列前茅,英國只排26位。

著名私校伊頓公學(Eton College)校長 Tony Little 最近公開回應說:上海某著名學校的校長最近來訪,他跟我說,中國學生正受盡考試壓力之苦,教育制度培養出來的,恐怕只是懂拿分數的考試機器,考試以外的事情就一竅不通。但如何改變既有制度和想法,讓學生得到均衡教育,他們感到束手無策,因此要來英國找靈感取經,因為全人教育是英國學校的傳統。那麼,我們有甚麼理由反過來捨己之長取彼之短呢?

Little繼續說:關心學生的成績並沒有錯,但我們相信,教育的任務遠超過在成績榜上爭取排名 (there is a great deal more to an effective and good education than jostling for position in a league table)。

Little 的話令我想起另一位英國校長 David Summerscale。在我上任校長之前,他曾到訪我的學校,並臨別贈言:教育的成敗,遠超乎考試成績 (there is much more to education than just passing examinations)。

我的學校當時是所新校,早年考試成績不算好,要多加注意,這點我並不抗拒,但我始終記得 Summerscale 的這句話,並視之為學校的願景。事後證明,只要肯花時間和耐性,要把考試成績搞上去並非難事,最難的還是辦一所上上下下都明白甚麼是全人教育,長期堅持全人教育理想的學校。

「教育的成敗,遠超乎考試成績」,有人說這句話能講配講的只有傳統名校,因為這些學校的成績不會太差。不過,據我所見,香港的傳統名校會說這種話的校監校長也絕無僅有呢!

知識是主軸

(2014年8月6日星期三)

一般人對學校的批評,是經常要求學生背誦,生記死背,又過份操練,把學生訓練成一副自動機器,不但見題即會答,還要反應夠快。

針對這些弊病,有人會說:學習應該是個思考過程,鍛煉「腦筋」令人靈活思考,比擴充「腦袋」多載知識重要,學校應該教的不是知識,而是思考技能。也有人說,21世紀是知識爆炸的年代,知識半衰期短,學生要學就學「共通能力」,最化算是他們「學會學習」。

然而,我們只要想深一層,就會明白這道理說不過去。思考是不可能沒對象的,思考永遠有個思考些「甚麼」(what)的問題。在不同的知識領域,如何 (how) 思考問題的方法並不一樣,不能劃一概括,能共通概括的也只是空泛無力的東西。也曾經有人設計過純粹的思考課程,結果証明對學習的效用極微。

教學上有不少人嚮往建構主義的理想。建構主義者提出,知識是無法灌輸的,學習方法最好是讓學生親歷其境,親自動手解決問題,但不要忘記,他們提出學習的目的,還在於讓學習者建構新概念、新見解、新知識;故說到底,知識才是學習的主軸。當然,要求學生記死背、進行機械式操練,跟建構主義者「知識是主軸」的理想風馬牛不相及。

由於上述原故,作為老師,必須一方面對學科知識掌握通透,另一方面對教學有認識體會;有學科知識才會知道學生是否掌握知識,有教學體會才能設計出令學生掌握知識的方法。沒有這些條件,很難是稱職的教師。

琴瑟和諧

(2014年7月30日星期三)

學生有不同的性格,有好動的,文靜的,愛獨立的,愛跟同伴一起的,我們都會接受。但也見過情緒極端的,經常充滿敵意的,愛打人的,終日咬手扯頭髮至皮破血流的,就知道是超乎性格差異了。據經驗,學生出現情緒和行為問題,往往跟家庭父母有關,不少父母卻拒絕承認問題源自家庭生活。

明顯的家庭問題,例如父母酗酒和家暴,社會上談論得多。但有些隱性的家庭問題,影響孩子的成長,卻沒得到重視。其中一種相當普遍的問題是夫婦間的沖突。夫婦間偶爾口角難免,可是很多夫婦不明白,他們經常冷戰或惡言相向,縱使不涉暴力,也足令家庭處於緊張狀態,令年幼子女惶恐擔憂。更差的情況是,父母以子女為磨心,在他們面前力數對方不是,進行拉攏,令子女無所適從。其實,兒童很難解決成年人間的糾紛,尤其是父母的糾紛,留在家裡就像被關進籠裡看困獸鬥,只能自責無力斡旋,甚至以為自己才是問題的根源;也見過學生不願上學,要留在家裡看管父母,怕他們吵架出事。

研究顯示,家庭長期處於緊張狀態,與青少年患上焦慮症,躁鬱症,強迫症有關。遇上上述情況,學校能做的不多,只能對孩子疏導包容。不少父母都說,為了孩子好,願意戒煙戒賭,卻不知道琴瑟和諧,締造安穩的家庭氣氛,對子女心理健康的重要。我只能說:解鈴還須繫鈴人,為了子女的幸福,夫婦間必須努力化解這些沖突,若解決不了,應及早求助。

考試操練

(2014年7月23日星期三)

香港的學校教育,受篩選和考試操練的影響最大。香港早年學額嚴重不足,升中學額只有60%,靠升中試派位,要進行考試操練尚可理解。七十年代後,升中學額足夠,升中試換成學能測驗,只考推理,按理再無操練需要了;可是推理作業大量湧現,大家一面大罵考推理無聊,一面在課堂課後操練模擬推理習作,理由是「學能測驗」仍是篩選機制,家長還要爭入高Banding的「心儀」中學。

學能測驗終於在2000年取消。但升中派位問題必須解決,當局在2004年設立全港性系統評估 (TSA),並由2006年開始,修改派位方法,用學校前兩屆學生考「中一入學前的香港學科測驗」(俗稱中一分班試)成績,決定下屆學生在各組別的派位比例。2011年還決定分班試和TSA兩試交替舉行。按道理,學生的成績只會影響下兩屆學弟學妹的派位,壓力應該是舒緩了。然而,學校還是要強操TSA和分班試, 有些學校TSA操練在小一便開始了。

香港這地方真奇怪,大家都批評考試操練窒礙學生成長,官員也不斷度穚,令考試作為篩選工具變得迂迴間接,每次有新考試,官員都說無需操練,大家也期盼均衡教育將現生機。實情是:新考試通常帶來一段混亂期,當大家都摸熟門路後,操練如故。

學校要操練,部份原因與評估有關,例如:TSA試題深奧,不操不懂;部份原因是家長不安心,新考試叫促進學習的評估也好,低風險評估也好,只要有篩選功能,影響升中派位,必向學校施壓。學校要令家長放心,否則影響收生校譽,豈能不操練乎?

「學會學習」2.0版

(2014年7月16日星期三)

報載有調查發現,四成受訪的高中生有焦慮情緒問題,因為考試壓力出現煩躁、胃痛、心跳加速、哭泣等狀況。但調查指學生有學業情緒問題,這不是第一次,類似的調查結果不少,顯示情況持續。

不少教育研究都指出,正面的學習情緒(例如享受學習、希望、自豪感),和負面的學習情緒(例如煩悶、焦慮、無助感),均影響學生的學業成績,甚至有很強的預測能力 (predictive power)。這些情緒如何作用?最近有研究從數據結構著手建立模型,證明正面和負面情緒,通過影響學生的學習動機 (motivation)和自主學習(self-regulated learning)態度,最後影響學業成績 (academic achievement)。

近日有教育局官員表示,「自主學習」是香港的「學會學習」2.0版,這是好事。「自主學習」不但在定義方面清晰得多,研究歷史較長,測量較有標準,理論較嚴謹,文獻也很豐富。然而,假如官員真的留心「自主學習」的研究,致力培養學生在這方面的能力,而不是紙上談兵,講過就算,或用作裝飾性語言,就應該非常重視學生的焦慮情緒。

遇上學生和子女出現學習情緒問題,個別老師和家長可以做的,多只限於開解、打氣、輔導、轉介等;更重要的其實是制度方面的回應,例如調整考試課程內容,考核方式,拆科重組,改善大學入學比率等。新高中宣傳單張說過,新高中的優點是避免「一試定生死」,減輕學生的考試壓力;從今天的情況看,學生的考試壓力只有增無減,學習情緒問題依然嚴重,我只能相信「自主學習」的成功機會渺茫。

反轉教室

(2014年7月9日星期三)

「反轉教室」(flipped classroom)成為教育界潮語,但不少人不知道的是,它源自美國的一所中學,兩名教師由於部份學生不時缺課,拖慢進度,遂買下一套錄像軟件,錄下教學片段,編序後放上網,請缺課學生自行上網補課。事後兩老師設想:假如我們把教學程序倒轉過來,學生上課前都要先上網看教學片段,完成預習,那麼上課豈不一開始就可以長驅直入,把時間全用在討論、互動、解難上?「反轉教室」概念乃變成新生事物,有人為它套上協作學習、認知負荷等理論;搞線上課程 (MOOCs)的更希望把它發展為教學模型。

在香港,近日有位立法會議員,在批評中小學買電腦鋪網絡是「無內涵」之餘,也呼籲引進「反轉教室」,並相信一旦由教師拍片放上網,學生先在家完成預習,上課時學生就會變成「學生問,老師答」的主動學習者。

假如「預習」真有如此神效,香港應算是先驅。這幾十年來香港的中文科教科書,每本每課開頭都是預習篇。但誰都知道,只有極少數的學生會預習,堅持預習的老師為了檢查預習,還花上大量課堂時間進行「老師問,學生答」活動!

在美國,「反轉教室」作為學校教學模式,實際問題仍多得很,例如,如何保證教學片段質素?教學片段和課堂活動如何整合?怎確定省下來的課堂時間不是用在壞的教學上 (more time for bad pedagogy)?學生都願意預習?亦有家長反對,認為新增的預習剝奪子女的課餘時間。

我不是要否定「反轉教室」,而是怕某些一知半解的外行人士,帶領香港教育「氹氹轉」。

鹹魚與夢想

(2014年7月2日星期三)

教育界泰斗 Maxine Greene上月去世了,終年96歲。Greene 是教育哲學家,現象學和存在主義學者。她的文章經常以文學、藝術談論教育的意義,探討生命和自由等問題。

去年考評局的報告,曾提及有考生在中文科答卷中把電影對白「做人沒有夢想,和一條鹹魚沒有分別」誤引為「古語」,惹來一陣訕笑。但究竟夢想是何物?在教育裡為何重要?似乎很少人談及。

Greene 在著作裡經常談論夢想。她認為人如果不想埋沒在制度的冷漠 (apathy)裡,就要有夢想,一心有所追求。在教育裡,不少教學問題,解決方法還在於質疑一般見識的智慧,打破常規,發揮想像力,從而構思那些似不可為而該為的事。只有這樣,當老師才能看出學生還未發揮的潛力,完成育人的使命。

Greene 相信,時代進步還在於大家敢於想像。例如,曾幾何時,我們還認為兒童無知,不可能明白世事,今天卻相信兒童的世界充滿意義,甚至樂於閱讀他們寫的詩歌和故事。這些改變並非由於我們思考技術進步了,而是因為我們願意運用同理心,進行逆地而處的想像。也是由於敢於夢想,我們才會堅持不合理不公義的事情必須改變,創造出更合符人性的處境。例如,從前的白人認為,有色人種都是智力低下的民族,今天這種想法改變了,這是由於我們能想像出這樣的一個新世界:人生而平等,不論膚色宗教都獲得相同尊重。

也可能是由於夢想,六四過去25年後,我們還要上街悼念,堅持平反。沒有夢想跟一條鹹魚沒有分別,這話雖然不是古語,卻充滿哲理。

為何要讀國際學校?

(2014年6月25日星期三)

在醫院裡認識了一名專科醫生,談論起子女的讀書問題。他有一女兒,剛要升小一,他說無論如何,都要把她送進國際學校。

香港的中產父母爭送子女進國際學校讀書,已不是怪事,甚至成一種趨勢;但我仍一問:為甚麼呢?

他解釋道,自己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並非名校出身,但香港的考試遊戲規則非常清楚,雖然競爭劇烈,只要肯努力,弄通考試的竅門,取得好成績,仍可考進大學,他自己憑力併考上本地大學的醫學院,最後考獲專科醫生的資格,當上專科醫生。他細數舊日的大學同學,部份考進政府當政務官公務員,他們仍可保持政治中立,只要按自己的專業判斷行事,勤力上進,始終會冒出頭來。

他繼續說,不過今天香港的情況已經改變,舊日穩定的社會階梯不復存在,財富、權力、機會已轉移到富二代紅二代和他們的附庸手上,說用人唯才是謊話,要講的是政治效忠,職位升遷隨時是上層權力更換的結果,如何立足社會成就事業更是無路數可尋!因此,我要為女兒的將來著想,給她有不必在香港謀生的能力,入讀國際學校最好。

我問:那麼你不打算讓女兒參加香港的競爭遊戲了?他說:非也。按這計劃我女兒最虧欠的東西只有一項:普通話。我已和數位情況和想法相同的醫生商量過,打算在深圳的大學物色一位教普通話的專家,周末用車子把他接來香港,教我們的子女普通話,相信這會比在香港一般學校普通話學中文更有效。

殺人電玩

(2014年6月18日星期三)

台北捷運血案,據說疑兇沉迷於網上暴力遊戲。時下青少年愛打機,不少遊戲內容還涉及攻擊,格鬥,甚至殺人,故惹人關注。最近英國的 The Psychologist 期刊,就有一篇文章,討論暴力電玩會否引發暴力行為。

作者收集了大量「暴力電玩」和「攻擊行為」的相關研究,進行歸納,發現大部份研究不是定義和方法上有問題,就是犯上過度概括的毛病:即把少量的實驗觀察隨便伸延,並視之為反社會的暴力行為。

文章又指出,美國的確是暴力罪行較多的發達國家,但數據顯示,雖然暴力電玩興起,美國青少年的暴力罪案率卻一直在下降。這種情況在其它國家亦然。亦有研究指出,美國多宗校園槍擊案中,也有兇徒是暴力電玩的愛好者,但這些研究都忽略了一點:愛玩這些遊戲的青少年眾多,但不犯事的人數遠超犯事者。

作者指出,社會對新興媒體多持負面態度,視之為破壞道德的洪水猛獸。例如50年代漫畫興起,就有人認為會引起青少年不良行為,甚至同性戀(因不少人認為蝙蝠俠和羅賓是同性戀者)。80年代美國國會曾對「不雅」流行音樂展開研訊,要它們貼上警告字眼,結果卻令這些音樂更暢銷。

作者的結論是,把暴力行為賴在暴力電玩上,是倒果為因。相反,我們應先問問:甚麼人特別愛玩這些遊戲?怎樣玩?正常人玩,會很明白這些只是遊戲。然而,如果有人選擇躲在黑暗房間裡,每天沉迷暴力電玩18小時,那麼,我們該知道,是玩者的心理健康出了問題,問題可能不在電玩本身。

公民抗命

(2014年6月11日星期三)

1955年美國蒙哥馬利鎮的黑人Rosa Parks女士, 因拒絕讓坐給白人而被捕,最後罰款14美元。當時的法例是:白人登上巴士坐前面,黑人登上巴士要坐後面,若車坐滿了仍有白人上車,原來坐著的黑人要站起來,給白人讓坐。Rosa Parks的抗爭最後發展為一場全國性反歧視民權運動。不錯,Rosa Parks就是知法犯法了,但那是種族歧視的惡法!

今天,Rosa Parks事件被定性為「公民抗命」。哲學家Hannah Arendt 曾說:公民抗命者不應被視為罪犯 (criminals):一般罪犯最怕的是曝光;相反,公民抗命者是要堂堂正正地爭取公眾的眼睛。

不可不知的是,Rosa Parks 事件不但載入史冊,還跑進美國中學課程裡。美國學校《公民教育課程綱要》(1991) 這樣說:公民抗命是一種觸犯法律行為,但那是一種經深思孰慮、公開、真誠、非暴力的抗爭;參與者願意承擔責任,接受處罰。他們的抗爭,是要向不公義的法律挑戰,目的是尋求比法律更高的原則和理想。

由於違法,不是到了最後關頭,不可輕言公民抗命,但因為公民抗命者尋求的是公義而非私利,稍有胸襟的文明政府都不會過份打壓,一般是與抗爭者事前商討,盡量包容。香港的佔中運動,能否符合「公民抗命」的定義和標準,還有待觀察,但政治官員,附庸,以至警察首長單以一句「佔中不可能不違法」予以否定,就是對公民抗命的無知。當然,最令人難過的還是教育局局長,他只懂用威嚇言詞警告老師學生不要參加,好像完全不明白公民抗命是教育上的一道敏感難題。

(暫停)

(2014年4月16日星期三)

因眼疾要做手術,暫停寫稿8星期。

老師的滿足感

(2014年4月9日星期三)

Elliot Eisner (2006) 在一次演講中,談到當老師的6大滿足感:

1. 好老師的成功,在於令學生產生懷疑,甚至是可以終生思考的問題。這些問題可能沒有確切的答案;正因為沒有答案,我們才會努力追尋,發揮想像,開闢新路。這些問題是有腿的,帶人登高望遠。
2. 好老師總是令人念念不忘,他們像坐在我們的肩上,指出我們何時行差踏錯,需要反省;何時幹了好事,值得表揚。因此大家活在彼此的生命裡。好老師可能不是世界偉人,但他們長存在個別學生的心裡,受到愛戴和懷念,因此也是不朽的。
3. 制度雖然限制多多,但我們仍無必然奏效或必須依從的教學法;這裡還有一片自留地,讓你發揮,留下印記。在學生眼中,你教些甚麼,跟你是誰,如何教,難以分割。課程最終是甚麼,取決於教師的演譯。
4. 教學留給你最難忘的美感經歷。40年前我曾教中學美術,當時的情景和學生的模樣,我都清楚記得,每次想記也心滿意足。教學要把內容、速度、節奏、情景融為一整體,這是藝術,一門需要修煉的藝術。
5. 教書給你機會,讓你把最珍貴的東西跟學生分享。教學過程中學生明白你的所愛,受到觸動,愛你的所愛,這還不是最真誠和有力的分享邀請?
6. 某學生可能20年後與你相遇,告訴你當年說過的一句話,對他有多大的影響。教書就是這樣,你不會完全知道你對學生有多少貢獻和影響。這些貢獻不一定是學業上的,可能就是某情景下的一句話,令人終生難忘。

從藝術看教育

(2014年4月2日星期三)

Elliot Eisner 是美國的教育學者,也是個視覺藝術家。他的著作在教育界影響廣泛深遠。他說自己在小學時期,對數學語文等科目都不感興趣,成績欠佳,但熱愛美術。中學時期成績也只及中游,期後考上美專,再上大學,主修美術和教育。畢業後他曾當中學美術教師,再考進芝大研究院讀博士,畢業後任藝術和教育教授,最後轉到加州史丹福大學。

Eisner的藝術背景,令他對教育有很多創見。例如,他認為認知是有組織性的。以藝術言,舞蹈是否優美,畫作是否動人,有賴各種元素 (qualities) 如何結合,表達意義。教育亦該如此,學生是從表達知識、情感、價值中體驗學習。但他說:表達的方式不必限於語言文字,因為「我們知道的,多過我們能說的」。(We know more than we can tell.) 然而,他認為今天的學校課程,以數學語文為主流,貶抑學生對事物尋求多元認知;表達性的科目如美術,卻被邊緣化。

在教育問題上,Eisner認為人們過份信賴自然科學,假設所有教育成果都可以事前描述,事後測量,令教育標準化工廠化。他打比喻說:你和朋友去看電影,總不會說:我有一條公式,戲如果好看,應有一幕愛情故事,兩次爆炸,一場飛車吧!電影好不好看,是看過後坐下來討論的事情。學校教育也是這樣。在學習過程中,某些屬於表達性的成果 (expressive outcomes),我們無法事前預測或知曉,卻往往比其它成果更重要。因此他說:「並非凡重要的東西都可以量度,也不是凡可以量度的東西都屬重要。」(Not everything that matters can be measured, and not everything that is measured matters.)

五種課程觀念

(2014年3月26日星期三)

美國教育學者 Elliot Eisner 逝去了。曾涉獵課程學的,大概都聽過他的名字。

一般人認為,課程就是學校要教給學生的「東西」,其實課程問題涉及面廣泛,亦可有不同觀點。Eisner (1974)提出 「五種課程觀念」 (Five conceptions of curriculum):一,教育的任務是發展智能,學校教些甚麼並不重要,最重要是在教學過程中培養學生的各種能力;二,教育是為了改變世界,因此課程必須培養學生的批判意識,為將來建設一個更平等幸福的社會;三,學校是給學生提供經歷的場所,讓他們探索意義,自然成長,故課程內容最重要,設計者必須由學生的主觀感受出發,教師只扮演輔導角色;四,課程本身並無目的,只是技術和手段,課程設計只要有系統和重視執行效率,自然會產出學習成果;五,教育的目的是文化傳承,課程設計應涵蓋傳統科目,讓學生得到適當的學術熏陶。

上述五種課程觀念,每種都言之成理,但各有其對教育的基本看法,價值取向亦迥異,由此推論學校應該如何運用資源,教些甚麼,如何教,學生如何學,結論也不同。Eisner指出,教育問題常引起公眾爭議,教育主事者如多從課程觀念作分析,當更能令爭議各方明白彼此的差異,前題在哪裡。

香港的中小學課程屬哪種?我看香港教育還是跑不出應付考試的困局,故儘管課程文件時而強調能力培養,時而談個人成長需要,時而以配合經濟發展為教育宗旨,隨便配搭,概念上互相矛盾,卻沒有引起討論或非議。無它,大家都習慣了把課程只視作考試範圍。

塞錢入佢袋

(2014年3月19日星期三)

最近到台北旅行,和一名朋友一起在餐廳吃早餐。服務員是一名小伙子,領我們到一張靠牆有沙發的桌子。我們再坐下點了餐,但覺得沙發太矮不舒服,要求換桌。由於店內客人不多,那年輕小伙子領我們到另一桌子。

這時,幾名客人陸續進來,佔了我們原來的桌子。很快咖啡送來了,並沒有送錯,說明那小伙子記得我們換了桌。等了一會,早餐來了,卻送到我們原來桌子的客人那兒去,服務員把食物放下頭也不回便跑開了。那客人也拿起刀义,翻弄了幾下,預備把食物往口裡送之際,服務員才察覺:送錯了。他急忙收回,並跑進廚房,把碟上食物整理一下,又送到我面前來。由於那是個開放式廚房,我告訴他我們目睹一切,別人弄過的食物請不要送給我們,應該重新做過。他臉上有點無奈,卻照做了。

我想了一會,按捺不著自己,把服務員召來,告訴他:一,他沒把客人放到心上,忘記了我們換了檯;二,放下食物時應主動檢查一下,確保沒送錯才離開;三,既然客人已翻弄過食物,就不應送給第二家吃。總的來說,這是工作知識和態度的問題。

我想,當餐廳服務員可能不是這年輕人的最高理想,但既然當上了,就該對自己有所要求,用心學習和實踐工作的標準。這小伙子馬虎地幹,相信幹上十年也難有成績,然後他又可能回過頭來對自己說:社會對我不公平,捱了十年,為甚麼還不給我一個出頭的機會?

這時,旁邊的朋友跟我說:你知道嗎?你是在「塞錢入佢袋」!

你想要幾多隻鳥?

(2014年3月12日星期三)

城中富二代李家傑近日上京開會,狠批香港某大學進行的民意調查。他並非質疑民調是否客觀,數據是否可靠,結果是否反映民意,只問:為甚麼這些民調結果總是對愛國愛港陣營不利?因此提議由商會社團成立基金,自行進行民調,像是說:我有錢,請給我順耳滿意的民調結果。

這令我想起,艾青曾經寫過一個叫《畫鳥的獵人》的故事。某人想學打鳥,向獵人拜師學藝。獵人先教他如何持槍,瞄准,射擊,並叫他到林裡練習。那人以為自己能打獵了,獨自走進林裡,但還未舉槍,鳥已飛走了。於是他回到獵人處問道:「鳥太機靈,怎樣可以打不動的鳥?」獵人想了想,告訴他說:「你回家找張紙,上面畫隻鳥,把紙掛在樹上,朝那鳥打,一定會成功。」那人真照獵人的方法做,由於眼界太差,仍沒有打中紙上的鳥,於是又跑回獵人處求教。這次,獵人教他先找張大一些的紙,把紙掛在樹上,然後朝紙打,包保成功。那人問:「那紙上還是畫著鳥嗎?」獵人說:「不,打完後把紙拿下來,在有孔的地方畫上鳥,打幾多個孔就有幾多隻鳥!」

由上述故事想,富二代的提議其實還可以再修改一下。假如只求結果稱心滿意,民調大可省掉,喜歡甚麼索性就稱之為民調結果便行了。記得當年電視台也另有一位家傑兄,叫劉家傑,他報導毛主席逝世新聞時說:「全港市民都同聲一哭。」他也沒有做過民調呢!當然,時勢對他不利,若把話留到今天才說,他肯定會當上人大政協!

饕餮

(2014年3月5日星期三)

古代傳說中饕餮是頭怪獸,樣子凶惡,只有一個大頭和一張大嘴,它貪飲貪食,見到甚麼就吃甚麼。由於吃得太多,最後飽脹至死。

法國人愛吃,誰都知道,但他們絕對不是饕餮。他們喜歡吃,享受吃,而不是貪吃、狂吃。他們嚴選食材,細意烹調,吃一頓飯,動輒數小時。雖然美食當前,他們從不會大口大口地吞,習慣是以酒佐餐,慢條斯理地吃,當然還講究吃的環境,跟誰一起吃飯等。這種細意品嘗的習慣,令他們的食量並不過大,加上法國人少吃零食,愛步行或踏單車的人也多,令他們縱使愛吃也不過胖。

美國人也愛吃,但眾所周知的是,他們是以量取勝。餐廳牛扒動輒是16安士一客。但吃得過量引致肥胖和疾病,又令不少美國人聞吃色變。由於愛吃又怕吃,美國人也當不上饕餮。相反,就是因為容易吃過量,怕肥胖而節食者漸眾,食物變成一種焦慮,吃前先問有多少卡路里?吃多了會生甚麼病?有人做過一項調查,分別問美國和法國大學生:「聽到 chocolate 一詞想起些甚麼?」,答「脂肪、肥胖」的美國人有20%, 法國人則只有5%。

食物本來只是充饑之物,但發展下來,有些社會可以把它變成一種享受和樂趣,有些卻把它變成一種負擔和焦慮。這令我聯想到「學習」。學習也本是人的本能,但不同社會對學習也有不同的想法,例如香港的家長,總以為課程越深越好,考試越多越妙,令孩子聞「學」色變,然後又問:為甚麼孩子的學習興趣沒有了?

不要忘記,饕餮最後是飽死的!

為了學懂還是為了表現?

(2014年2月26日星期三)

同文趙志成談「自主學習」。他指出,不少人視自主學習為美麗願景,卻說不出具體條件和方法來。也有人以為,學生上課前做好預習準備,上課時把成果拿出來分享討論,就是自主學習。然而,肯在課堂以外完成大量預備工作的學生,都是高動機的學生,但高動機何來?

趙說得對。很多人就是不明白自主學習是一種精神,不是一種措施。這種精神跟學生本人認同甚麼是學習的目的 (goals),對學習採取甚麼態度(approaches),很有關係。學者Elliott及Dweck 指出,按學習的目的分類,學生可分兩類:一為「學懂」(mastery)而學習,一為「表現」(performance)而學習。前者為的是掌握知識,自我完善,因此相信努力和收獲成正比;後者為的是要與人比較,保護自我形象,因此會贏才會併,預輸便會縮。研究顯示,相對於後者,前者培養出自主學習精神的比率高得多。

老師要推動自主學習,絕對不是設計大量課前預習,然後把課時還給學生,自己退居點撥位置,而是提倡「學懂」而非「表現」的學習態度。學者 Ames (1992) 提出三點關鍵。首先是教學內容,能否讓學生感覺到所教所學有意義,並從追求知識中獲得樂趣,是否有明確的短期目標等。其次是課堂內的評估,老師能否避免學生間的比較,鼓勵學生多冒險多嘗試,不要怕犯錯。其三才是給學生分享課堂主導權,但這並不等於接受任何活動主張,而是檢視學生的選擇是否只求好表現捨難取易,還是追求真知灼見和學習興趣等。

有了上述條件,談自主學習策略,自我管理,才有意義。

身在福中不知福?

(2014年2月16日星期三)

前副廉政專員郭文偉撰文指出,1974年成立的ICAC,促進了香港的法治,令香港把握經濟起飛的機遇。他又說,我們周邊的國家,對此羨慕不已,曾半恭維半嘲笑地說:香港人身在褔中不知福。

香港人真是「身在褔中不知福」?我看亦非全然。我的老師 Ference Marton常說:認知源於對比。假如所有事物都是綠色的話,我們根本不會知道甚麼是綠色,甚至不會有「顏色」這概念。對於我們這批曾生活在貪腐盛行ICAC以前年代的人,怎會沒有對比,怎會不珍惜ICAC,怎會不明白ICAC是福?

然而,又的確有不少我們認為是習以為常東西,在回歸以後逐漸失去或改變,令人識福惜福。例如,97前為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言而戰,真沒想過今天要為保衛廣東話和繁體字而努力。從前以為,電視台只會互鬥節目質素,提高收視率以增加廣告收入,也沒想過今天營運者不怕無廣告零收視,一心只求霸佔頻道,證明自己維穩有功,以求政治獎賞。

讀書的時候,資本主義市場學教科書總是說,廣告客戶追逐是傳媒的發行量收聽率,從沒教過廣告經費原來可以是恐嚇和滅聲的手段。97回歸前對不喜歡的事情,大家總可清心直說,據理批評,並以此為傲,認為有話不好說,會遭秋後算帳,只是深圳河以北的事,從沒想過今天的傳媒和論政者若不靠邊站,自我審查,將要承受打壓甚至解僱的風險。當然還有回歸時對民主政制的樂觀和期盼,只消看看今天的民主黨一眼,就知道已灰飛煙滅。

幸福真的並非必然。

惡劣的工作教育

(2014年2月12日星期三)

一名世侄女從外地大學畢業歸來,最近獲某著名會計師樓聘用為審計員,大家都慶賀她找到好差事。可是,從她口中知道,她每天都要加班,經常工作至凌晨三點才能下班,回家抱頭睡過幾小時,又再上班去,周末也得拿工作回家裡做。由於超時情況嚴重,部份跟她一起新進去的同事,捱不過走了,但工作只會再攤分給餘下來的人,變成一種惡性循環。

還有,加班是沒有加班費的。行內稱這為「食鐘」:即無力議價的僱員,為了滿足上級訂下的工作死線,自願無償加班。當然,公司成本因此降低了,產品或服務價格變得更富競爭力,利潤提高了;但似乎沒有人想過,這是種不人道的剝削制度。

世侄女的父親不同意我的看法。他也是個會計師,早年亦曾在「大行」捱過這種長年加班的工作,卻認為這是種磨練,並給他最豐富和廣闊的經驗,因此不介意女兒隨其腳步。況且,一方願打,一方願捱,何剝削之有?

今天不少人批評90後僱員缺乏工作道德,不懂得應付困難。然而,要人長期每天連續16小時的工作,又究竟是甚麼工作?相信這不會是要求高階思維,發揮創意,令人心滿意足的工作。連睡覺的時間也沒有,何來反思?沒有反思,何來經驗?再者,這明明是種有損身心健康的制度,要剛進職場的小伙子這樣幹,還不是令她對「工作」產生最壞的印象?這是不是種惡劣的「工作教育」?也許正是這種工作教育,令行業不明文的「食鐘」制度得以代代相傳,成為傳統文化。

傾斜的政策

(2014年2月5日星期三)

特首梁振英去年的施政報告說過,要用近5億元資助20名尖子出國留學,然後回港教書兩年。政策還未落實,今年再推出另一項獎學金,資助100名尖生到知名海外大學升學,每人每年25萬至45萬元,可見現屆政府政策上對極小數「尖生」傾斜,愛護有加,對教育界呼籲擴充本地大學學額,讓更多成績尚好的學生受惠,充耳不聞。

施政報告還有另一項新猷:獲內地大學免試取錄者,如有經濟需要,每人每年最高可獲1.5萬元補助,名額不設上限。翻查報刊資料,現時港生在內地高校就讀約有14000人,已得到的優惠頗多,例如,港人考內地大學可免試,文憑試取得3322成績,已可參加免試招生計劃,報體藝科的,最低要求是2211。內地學費和生活費不算貴,但三成港生仍獲得內地頒發獎助學金。此外,又可申請國家獎學金,港台澳學生獎學金等。現在梁振英政府再錦上添花,增加一項獎學金,可見他對「積極鼓勵」港生往內地升學,不遺餘力!

與此相比的是,內地學生入大學要考高考,但高考之難舉世知名。還有,內地父母到城市打工,無力帶同子女,要讓他們留在家鄉成「留守兒童」的,全國有數千萬;能隨遷的子女亦不享有當地戶籍,不但無法在就近公立學校讀書,倘能進校,就連參加高考也難,因為規定他們必須返回戶籍地應試。

不要忘記,許志永就是為了爭取教育平權,讓兒童留在父母身邊上學,讓隨遷子女就地高考,要官員公佈財產,懲治腐敗,哼了一聲,即判4年牢刑。

讀OECD報告有感

(2014年1月29日星期三)

OECD在2011年出版了名為《美國可從PISA成績得到的教訓》(Lessons from PISA for the United States)的書,目的是選出成績最好的國家,解釋他們的教育政策制度,如何產生優良的成績。

上海和香港成績都好,故成該書案例,但竟收錄在同一章,叫Shanghai and Hong Kong: Two distinct examples of education reform in China。雖稱上海和香港不同,但一談到「教訓」,卻把兩地混作一談。例如,它這樣說:「本章以上海和香港的創新為例,說明中國如何取得快速的成就。主要的教訓是:政府放棄重點學校概念,營造一個讓每人都能在高水平發揮的共融制度;給老師加薪,提高師訓和教師水平;減少背誦,強調深層理解,應用知識解難,創造性思考。這些改變,由課程和考試改革帶動,增加學生對課程的選擇,讓地區政府有權決定考試內容,結果給課程和教學鬆綁。」究竟這些教訓所指的政策,多少來自香港?相信香港的校長老師,會摸不著頭腦。

其實從分數看,香港的水平穩定,並沒有明顯升跌。2000至2009年間,閱讀是510至536分,數學547至555分,科學542至549分。國際排名高了,只因其他人差了。但該書卻說:在不足10年間,香港排名高了,是由於小學製造出越來越多的主動學習者,進入中學,並稱這是2000年以來香港推行「學會學習」教改之功!

把香港的好成績歸因於教改,實屬穿鑿附會。美國若真以此為鑑,真令人擔心美國教育前途。章末說明上海的資料來自會見20名校長老師、教研人員;香港的資料,嘩,原來只是基於一名香港教授的印象!

小組討論教學之難

(2014年1月22日星期三)

在教改的驅使下,這幾年課室裡流行「小組討論」方式教學。老師先把學生分成若干小組,然後移動檯椅,圍圈而坐,討論課題。按學理,小組討論有助同儕互動、合作學習、溝通表達等。教改文件又謂學校要擺脫灌輸式教學,推廣共建知識、學習社群等概念,故小組討論漸成時髦。

然而,小組教學的好處只會在理想條件下發生,課室環境和設備正是條件之一。香港的課室屬排坐式設計,改作圍圈小組,課室更形擠逼,聲浪也互相騷擾,故不少老師會移至較寬敞的特別室進行。然而,學生若要利用文字圖像作匯報,還得先把文字圖像抄上黑板,浪費寶貴課時。此外,一般教室只有一部供教師用的電腦,亦未必可上網,故討論期間學生無法上網找資料,亦因此,老師給學生設計「任務」的空間,亦不可能包括資料蒐集、整理、評鑑,大大削弱小組討論的效能。或有學校因此購置多台流動平板電腦,供課堂內使用,但現時68%學校仍無wi-fi網絡覆蓋。

儘管如此,香港的教師仍多努力嘗試,但任何人只消到學校走一圈,看看老師如何進行小組討論,當知問題所在,苦其艱難。當局若真心推行教學改革,還須明白香港的校舍、課室、設備並不匹配,亟需重建,例如,學校須有更多可靈活組合的小組學習室,會議室,自修室和相關設備。我們愛與新加坡相比,但大家似乎沒留意,為配合新的教學理論和科技,新加坡教育部不斷地給學校設計和更新校舍教室,他們的 Classroom of the Future (COTF),始於2005年,已達3.0階段。

誰可以休養生息?

(2014年1月15日星期三)

財政預算案對「基金注資」可謂情有獨鍾,每年都大灑金錢。在教育方面亦如此,如自2011年「自資專上教育基金」共獲35億撥款,「政府獎學基金」獲12.5億;每年都獲數億元注資的「語文基金」,去年更多撥50億。但教育支出卻不加反減,由715億減至645億,中小幼特教育削資由507億至448億。政府的解釋是,希望讓教育界休養生息,不想推行新政策,再者,教育局年年有餘,每年還退回庫房數十億元。

那邊廂學校教育界卻在叫苦。教改、新學制、融合教育等措施增加老師工作壓力,但校內常額教師不加,課節不減,教師患情緒病抑鬱症不斷增加。各種「基金」的確有錢,但由寫申請撥款計劃書,執行管理,監督教學助理,寫報告,工作都由教師承擔,越多基金越慘。

教育局不願提增加常額教師,卻奢談休養生息。誰在休養生息?試看一例,去年預算案建議向「獎學金」注資4億8千萬,每年資助20名尖子出國留學,然後回港教書兩年。但誰都知道,實習是職前師訓的重要部份,外國畢業生回港教書,還先要完成一年帶實習的教育文憑課程。那麼,我們憑甚麼相信計劃中的尖子畢業生可以稱職,並給他們兩年教席保證?

由於教育局長沒有想清楚,故該計劃至今還未向立法會申請撥款。報載計劃需要重新整理,再在下年度提出建議。對此,財政司可能不介意,因為這有助減輕香港盈餘過多、教育支出過少的印象。不過,教育局長這職位真好當,休養生息可年復年!

教書比造火箭還難

(2014年1月8日星期三)

美國有一個叫 Teach for America機構,專門聘用年青專業人士,送他們到全國最貧窮的地方當教師,為期兩年,藉此縮窄社會貧富差距。其中一名教師近日寫了一篇文章,叫「教書比造火箭還難」(Teaching Isn’t Rocket Science – It’s Harder) ,頗堪閱讀。

作者原任職航空航天工程師,公司的業務是替太空總署設計新一代的太空船。工作既困難且複雜,原因是每項細節都要同時滿足多項要求,又經常遇上嶄新的問題,壓力很大,但這正是年青工程師夢求的工作。

他說,當上教師後,才知道教書比原來工作更複雜。解決工程問題,用的是腦袋,遇上難題總可以停下來想一想,找資料做研究,才提出解決辦法。然而,解決教學問題,教師要用足渾身解數,隨機應變。例如,在課堂上回答某學生的問題時,同時可能會有人在裝睡,發短訊,甚至吵架。教師必須設法不讓這些事情發生,保證所有人都集中精神上課。還有,解決方法必須有效,且得到學生尊重和接納,否則問題再現,更難解決。這種精神緊張狀態,每天持續好幾小時,沒有喘息機會。

他指出,教學涉及兩項工作。其一是課堂教學以外的工作,包括備課改簿,開會填表,見家長帶活動等。這項工作所有教師都很清楚,但多為其他人忽視。其二是課堂教學,這有點像樂團指揮,隨時預備上台表演。教師必須熟識內容,解釋正確,令學習有趣,並處理任何事端。教師是策劃者,要令所有人都渴求學習,願意學習,學有所得。

教師並非每事成功,但一次成功足以補償多次失敗的經驗。

競爭力與教改

(2014年1月1日星期三)

1957年,蘇聯人造衛星上天,美國人大吃一驚,認為蘇聯的科技已超越美國,因此,為加強競爭力,美國的教育必須改革。翌年,國會通過國防教育法案,又委派科學家和數學家替中小學編寫課程,進行教改。然而,美國沒有國家統一課程,接受新課程的學校也不多,大量的課程設計工夫就是白費了。該次教改結果無疾而終。

提升競爭力一詞,卻從此成為教改的口號。今天美國白宮的網頁說,美國教育必須「贏盡世界」(out-educate the world);教改的名堂也很動聽,No Child Left Behind, Race to the Top,但政策只強調學校對學生的分數問責,這究竟提升了多少國民競爭力,就只有當權者說了算,從沒真憑實據。

又如國際成績比較,如PIRLS,PISA,TIMSS,本是讓參與國反省本身教育長短的工具,在追求競爭力的名義下,卻演變為各國「借用政策」(policy borrowing)的指南。去年芬蘭成績好,各國湧往朝聖;今年上海分數高,訪客絡繹不絕,世上好像真有一種最好的教育政策,只要走訪一下,找領導人談一談,便可借來作本土移植,進行教改。

例如,英國前任學校教育部長Jim Knight (2009)就曾經到北京跑過一趟,回國後說:「中國的成績好,主因是儒家文化,我們的學校應該輸入儒家文化,提升成績」。現任的教育部長 Michael Gove (2010)也說:「我很想發動一場像在中國發生的文化大革命。」他們真明白甚麼是儒家文化,或中國文革是甚麼樣子?

香港由於成績好,原來也成為了英國的抄襲對象。這真好笑,他們知否,香港的教改不少還是抄至英國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