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人觀察

(2013年8月28日星期三)

今夏在英國,曾到倫敦的攝影學會參觀一個叫 「眾人觀察:這是你的照片」(Mass Observation: This is Your Photo)的展覽。「眾人觀察社」在30年代成立,招募義工,透過個人日記,訪問等,以人類學誌方式紀錄英國人民的生活概況。二戰期間政府亦曾利用其報告分析戰爭對人民生活的影響和對公共事務的看法。

「眾人觀察」曾停辦至1981年復辦,復辦後把焦點集中在「自傳式記錄」上,邀請義工以圖畫、照片、文字,講述他們對生活的感受,例如每天做些甚麼,如何打理後園,對限制吸煙,皇室婚禮,至政治事件的觀感等,然後選出具代表的作品,製成集體回憶錄。

這次「眾人觀察」展覽大部份的照片都是由業餘人士所拍,但正因如此,令人更覺真實親切,每張圖片都好像訴說一個故事。記得有張相片顯示早年英國黑池 (Blackpool)海灘的擁擠情況,並在旁寫滿軼事。該地曾是英人度假聖地(有說希特拉曾下令不准轟炸,好留給他作日後度假用),但戰後航空業發達,大家都往國外度假,黑池遂沒落。

我也看過類似「香港今昔」的攝影展,照片也會勾起童年生活的回憶,但論範圍和可觀性,還是「眾人觀察」勝。我想,假如香港有像「眾人觀察」的報告,記錄每代香港人的生活觀感和變化,甚或有「教育方面的眾人觀察」,以影像方式展示這些年來學校校舍的變化(如由天台小學至千禧校舍),教師和學如何作業和生活,每代人對教育的期望和觀感,並找出其中的異同,相信會是很有意思的事。

教師應否講粗口?

(2013年8月21日星期三)

我當校長的時候,有名外籍老師不理會我再三的警告,上課時講粗口,學校決定把他解僱。其他的外籍老師代他求情說,講粗口在外國學校並不罕見,況且時間是學期中,找頂替老師會很麻煩。結果校方維持了辭退的決定,原因是該老師不但在情緒下「爆粗」,而是把粗口當作日常用語,是極差的榜樣。不錯,在學期中招聘新老師的確是件難事,其間只好找其他老師頂替。這名老師後來竟向教育署投訴,說學校沒有足夠合格的老師,卻不提自己上課講粗口遭革退一事。

一般來說,老師不應該講粗口,連「踩界」也應該避免。怎樣算踩界?沒法窮舉,但很少老師不能分辨。然而,上述只是個一般原則,作為師長,我們時刻要回答一個規範性的問題 (normative question):「為孩子著想,這是不是適當的行為?」答案不單在於道德標準,還要看個別情況,和所表達的意義。

正因如此,「教育專業守則」之外還需要有個「教育人員操守議會」:一個既明白守則內容,且會審情度理處理爭議的議會。可惜的是:操守議會成立20載,從沒得到官方的重視和應有的地位。

也可能正因如此,在林慧思事件中,梁振英只懂得叫教育局交報告,不知道有個「教育人員操守議會」的存在。此外,事件發生在旺角街頭而非學校裡,涉及多方面,如警方處事手法及文康署對活動管理等問題,梁特首偏偏只要「教育局」交報告,就是把焦點集中於「老師講粗口」一事之上,這實難免令人覺得他有特殊政治目的和不持平的態度。

回饋

(2013年8月14日星期三)

「回饋」(feedback) 是促進教與學的重要因素,不少人都認同。但回饋是甚麼?一般的理解是:回饋是「老師給學生」的評語或評價,或對學生作業的批示;於是,老師花上大量的時間,批改學生作文作業,以為這是應盡之責,卻不再考究這些「回饋」工作如何引起促進學習之效,或對學生產生甚麼實質的影響。

此外,不少老師都相信自己已經給予學生足夠的回饋,不去檢查這些回饋是否只止於感情上的支援(例如對學生的某些行為表示讚賞或允許)?其中有多少成份是切實針對認知和學習?研究發現,回饋的效用的確很大,但研究裡的回饋,多不是指「老師給學生」的回饋,而是「學生給老師」的回饋,即學生顯示他們是否投入學習,學會了甚麼,學習途上遇上甚麼困難,還有甚麼不懂,犯上甚麼理解上的錯誤等資料。老師有意識地收集這些資料,利用這些資料改變教學方法,令學生更好地掌握要學的東西,才算是回饋。

由是觀之,假如老師並不在意於明白學生的進步歷程,或從學生的回應和批改作業中挑出學習難點盲點,安排後續教學,教學和批改工作往往就只留給學生一個意義不大的分數。同文陳漢森指出,中文老師對作文給分常只在窄幅徘徊,但我以為問題不止於此,由於改作文耗時,派回批改好的文章之時,學生多已把寫作時遇上的問題忘掉了,瞄瞄分數便算。不管老師如何用心,批改如何仔細,這些氣力不會構成「回饋」,而是白花了。

狄更斯筆下的 Pip

(2013年8月7日星期三)

在香港長大年紀稍長的人,相信不少都經歷過貧窮和簡陋居室的童年生活。50年代住木屋,天台屋,板間房的多不勝數;60年代能遷進徙置區,已是幸運兒,其後政府大力興建公屋,70年代香港有過半人口居住在公共屋村,但隨著經濟發展,向上流動機會增多,早年在惡劣環境長大的人,今天多已找到較佳的居所,甚至躋身社會中上層。因此,這代人訴說童年悲慘,然後如何白手興家,脫離貧困,實在無謂,更不值得吹噓。

這並非要否定個人努力的重要,而是希望指出,環境由匱乏漸趨寬裕,也經常給成長中的個人帶來巨大的心理影響,道德的試探。這些東西往往是小說的內容。例如,英國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名著 Great Expectations (中文譯作《遠大前程》),內容以自傳方式寫主角Pip的一生。Pip在鄉間長大,生活艱苦,原本想跟心地善良的姐夫Joe一樣,當個鐵匠。後來Pip在無意間獲得一筆遺產,決心前往倫敦,學習當上等人 (gentleman) 。複雜的倫敦社會,波譎雲詭的人物環境,影響了Pip的思想,令他變得精明而勢利,改變了他對事業愛情友誼人生的看法。

狄更斯筆下的Pip是英國19世紀的低下階層人物,在他的安排下,Pip最後變得一無所有,只回到Joe處要求原諒,這相信是狄更斯對社會的一種批判。20世紀的香港,21世紀的中國,社會逐漸擺脫貧困,其中不乏各種成功機會和捷徑,又究竟可以寫出多少個Pip的故事?給人性的優劣點作出怎樣的描述?給當今社會作出怎樣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