課程的基礎是學科知識

(2013年2月27日星期三)

鯨魚的身體像魚,又活在海裡,一般人會以為是魚,但生物學卻把鯨魚分類為「哺乳類動物」。我們看見會動的東西就聯想到力的作用,但物理學家會先問:這會否是「惰性運動」?如果是,根本沒有力的存在。

學科知識所使用的概念,我們平日可能都曾經聽過用過,但學科知識裡所描述的「那一套」,其實跟日常生活的經驗大不相同。正因如此,學科知識令我們開眼界,增進對事物的了解,豐富我們生活的意義;也正因如此,學科知識應該是學校課程的內容。

要注意的是,每門學問都有其獨特判辨真偽的標準,思考問題的方法。這些標準和方法,只有鑽進學科裡才能掌握和明白,並無法還原為資料搜集、閱讀、總結等一般性技巧,更不可能歸納為甚麼「共通能力」,以為學生學會後就能掌握學科知識,甚至變成「跨學科」的高手。

Howard Gardner (2007) 曾這樣說:老師常以「題目」(如patterns, water, 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等)組織教學活動,甚至帶領學生做專題研習。然而,這些活動多沒有甚麼學科知識內涵。結果學生可能製造出很多有趣的「成品」和「報告」,但細觀之下,這些東西多只停留在常識或生活體驗的表達。學生還沒有好好學習使用「學科知識」(discipline),「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 的思考就只是奢談。

教學上利用日常生活經驗作起點,引起動機,增加學習趣味,並沒有錯。但千萬不要把「學科知識」的教學目標丟掉,否則學生只能停留在生活經驗層面,原地踏步,蹉跎歲月。

教育知情權

(2013年2月20日星期三)

政府以「東隧減價、紅隧加價」為基礎,提出了3個方案,紓緩紅隧塞車情況。紅隧塞車是老問題,現在才提出解決辦法是晚了。然而,政府這次提出的方案,相當具體,並列出如預期車輛架次、駕車者可節省時間、對政府財政的影響等資料,公眾討論較容易,算是誠意之作。

為尊重公眾的「知情權」,在提出施政建議時,提供相關的資料,讓市民可以進行「有根據的判斷」(informed judgment),本是問責政府應有之義。然而,近年香教育政策的的製訂,就是這個標準也達不到!

例如,前任局長孫明揚提出教學語言「微調」,明顯與一貫政策相違,他卻硬說沒有沖突,亦不解釋預計多少間學校會開「英文班」?有多少老師、學生會受影響?將來如何檢討?

又以最近「中學縮班」事件為例,教育局大灑公帑賣廣告,吳克儉局長走訪學校,硬銷局方的「111」方案,卻不提供任何資料,說明供求數目如何計算?為何該方案足以解決問題?大家只許對局長投盲目的信任票。

「跨境學童」問題上,北區小一學額不足,吳局長又大拍心口,說有信心北區學童可以派回北區上學。至於學額何來?跨境學童會派到哪裡?毫無解釋。

在教統局主導教育革新的年代,我們起碼還可以看到較完整的建議和計劃。教統局不再寫定期報告了,代之而起是教育局長的權宜之計,見步行步,摸石過河。政府承諾推行15年免費教育,但拖到何時兌現?會否像「八萬五」般自動消失?令人擔心不已。

權宜之計何其多

(2013年2月13日星期三)

據說跨境學童的人數,今年已超過16000人,其中幼稚園和小學生人數為7400及6700人。按就近上學原則,這些學童最近的學校就在北區,但北區本身已學額不足,家居北區下學年要升小一的有3400人,早幾年殺校潮已令學額剩得2500個,現再加上大量學童跨境而來,供求失衡情況將更嚴重。可預見的是,在明年小一「統一派位」過程中,必有部份人被攪珠派往別區上學。

教育局長吳克儉卻有權宜之計。他說:如申報家居北區,又被派到別區的話,可以向教育局求助,務必替他們尋回北區學位,原區上學。學位何來?辦法大概就是拍校長膊頭,要每間北區學校多「啃」幾個。

然而,局長的辦法是否製造不必要的曲折呢?假如此法可行,為甚麼在統一派位時,不乾脆把申報家在北區的,按意願全數派回北區去,免除家長奔波到教育局求助之苦?

我只能猜,局長的辦法是希望從報讀北區的申請者中篩走部份人。篩走誰?我相信就是那些沒有北區住址的跨境學童。按局長所提的辦法,這類人根本沒資格求助,因此到時可以在無聲無色下,把他們派到港九新界各區。

學童跨境上學,只是父母的意願,這問題的產生,又只源於政府規劃疏漏,後知後覺,每以權宜之計、拆彈等方式處理問題。更滑稽的是,過關免檢查的跨境校巴配額只有110個,大部份跨境學童每天要捱數小時舟車之苦,冒遭水貨客撞傷之險,絕非「天降大任,勞其筋骨」的鍛煉。稚子無罪,這是制度之錯!

貧窮子弟難上大學

(2013年2月6日星期三)

大埔教院調查顯示,富家子弟入讀本地大學的入學率,為貧窮家庭的3.7倍。這數字在20年前,僅為1.2倍,可見香港貧富差距,已擴展至大學教育。然而,調查沒有解釋為這個差距如何發生?為甚麼會擴大?

我在70年代讀預科,有錢的同學半途便跑到外國升學,剩下來要捱香港這個「千裡挑一」的考試的,多是像我一樣,跑不動的基層子弟,故只能求把書讀好,考進本地大學。

然而,近年香港的大學以「國際化」為名,把大量學額預留給「非聯招」學生,於是有錢子弟可以跳過香港會考,從外國回流到香港的大學,甚或從本地的國際學校直接進入香港的大學,霸佔原本由會考成績分配的學額,蠶食基層學生透過考試考入大學的機會。據說某大學過半數的醫科生是由「非聯招」招回來的。

今天香港考獲入大學資格,但因學額不足不被「聯招」取錄的學生,每年過萬。窮小子考不上大學還要再博一博的,只好去讀「副學士」。前特首董建華提出,在10年內要令六成青年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原來他所謂的「高等教育」,就是高等院校視為一盤生意的「副學士」,兩年學費動輒10多萬元。說這是專向低下階層徵收的「貧窮稅」,並不為過。時聞有父母為子女籌副學士學費、留位費,狂加班以至猝死的新聞,相信這也是香港社會的「特色」。

特首梁振英競選時常說:只要肯努力,自有出頭天。不知道他是否明白,回歸後社會的變化已令這句話越來越難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