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歌學甚麼?

(2013年1月30日星期三)

我不特別愛好英語流行歌曲,但會偶爾聽聽。Peter, Paul and Mary 的民歌每次重聽,都有點不一樣的感覺。他們在60年代成名,唱過不少悅耳的歌曲,如 Blowin' in the Wind,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等。年輕時也會跟著唱,主要是跟隨潮流,女孩子喜歡的東西,男孩子總不能不學一點,但歌詞內容就不深究了。

到了大學期間,才學懂細看歌詞,明白這些歌曲,不少是宣揚「平權」和「反戰」信息的前驅,從當時的政局看,屬「異見」一類。例如,美國平權運動,就深受藝人和政治異見人士的影響。63年的華府平權大遊行,Peter, Paul and Mary 獻唱了 If I Had a Hammer;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據說靈感來是歌手 Mahalia Jackson給他一句話:Tell them your dream!運動促使美國在64年成立平權法,立法雖不能消滅對種族、信仰、女性的歧視,卻大大改變了社會的看法;昨天視「平權」為異見,今天卻成為社會的主流共識,甚至是學校公民教育的教程。

再聽 Peter, Paul and Mary的歌,回想幾十年來美國的變化:輿論對參與外國戰爭漸採審慎甚至反對的態度,從前全由白人男性主政,今天有黑人、女性當國務卿、甚至總統,實在不能不說是一種社會的進步。當然,單靠藝人堅持社會理想,創作動人的作品,並不足夠,社會還必須能包容「異見」,才可令民眾對不平事物作出反省和了解。

香港不少生意人進佔教育界高位,經常鼓吹學好英文好搵食,聽歌可以學英文。此說淺薄,聽歌可以學到的政治、歷史、文化知識還多著呢!

誤人子弟

(2013年1月23日星期三)

上兩星期趙志成在本欄發表的《成績榜以外》,讀來百感交集。十年前我毅然決定放棄大學的工作,到一所中學出任校長,原因之一正是由於學校在單張上,說明其辦學理想:成績固然重要,但比成績更重要的教育多的是 (There is more to education than just passing examinations)。

一般的香港學校就是「成績掛帥」,只以考試成績論成敗,明確說「成績以外還有新天地」的辦學團體難得,故上任後循此方針,大力推動藝術、音樂、體育、旅行、義工、節日慶祝等活動和比賽,同時加強對學生的輔導工作。學生喜愛足球,我特意劃出兩個「小型」球場來。他們熱愛學校生活,我視為學校重要的成就。

頭兩屆畢業生的會考考試成績不算好,可能如此,校董會在審閱校務報告時,對詳細開列「學生在其他領域取得的成就」視而不見,只集中討論「考試成績」一項,總要問校長有甚麼措施提升考試成績?話傳到教員室裡,大家乃明白,學校的「隱蔽課程」(hidden curriculum),原來仍在於考試成績。

當然,人活在特定的文化傳統裡,經常在不自覺中接受各種由文化傳遞的信念,越是不自覺越難改變,對教育的看法就是一例。我們的升學制度,長期以來只在於拔尖,伸延至中小學,只能逼令負責任的校董、校長、老師相信考試成績「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不採取這態度,就是誤人子弟。

可堪告慰的是,當年會考成績一般的同學,據說不少都已取得大學學歷,並在工作上有點成就,並沒有人埋怨我「誤人子弟」。

三種愛國主義

(2013年1月16日星期三)

不少人有如此看法:人會先愛至親,然後才顧及他人,這是自然;愛國就是先愛自己的國家,或者愛己國比愛別國多一點。故問:愛國也不是自然的事麼?

學者 Joseph Kahne對此有以下回應:人的自然情感 (raw emotions) 很多,但有好壞之別,有些(如嫉妒、自私等)不但不值得推廣,還應設法去掉。因此,問題不在於情感是否發乎自然,而在於應否給予肯定。從歷史看,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府都會要求學校教學生愛國,但老師有更重要的職責:教導下一代追求民主。我們若要教授愛國主義課程,必須先看其內容是否有利於社會的民主發展。所謂民主,杜威這樣說:「民主」的重點在於對異見的尊重,並利用公開的參與來凝聚社會對未來的共識。

Kahne把愛國主義分為三種。其一是「盲目的愛國主義」,即強調忠誠,歌頌國家偉大,反對批評,重視象徵性禮儀(如宣誓效忠唱國歌等)。其二是「具建設性的愛國主義」,即按國家所宣示的理想,討論甚至批評政府的施政,是其是非其非,把愛國變成一種令國家完善的力量。然而,上述兩種愛國主義均可以在茶餘飯後以高談闊論方式進行,不一定付諸行動,因此,Kahne稱第三種愛國主義為「實踐的愛國主義」,即把愛國的熱忱化為行動,如踴躍投票、參與群眾運動、理性表達政治訴求等。

Kahne 認為,只教導學生愛國很危險,老師必須同時教導學生明白「愛國」與「民主理想」的關係,和實踐愛國的重要,以免學生淪為盲目的愛國主義者。

菇菌的魅力

(2013年1月9日星期三)

熱愛研究菇菌的鄧銘澤,是個真菌學博士。跟他去過一次大埔滘尋菇,在平平無奇的枯樹間,他能翻出十多種不同的菇菌,並說出名字、特徵,生長過程,令我大開眼界。找到的品種中最囑目的是靈芝,靈芝又名「仙草」,杜甫詩說:「靈芝冠眾芳,安得闕親近」,故應屬罕有之物。但原來靈芝在大埔並不難找,至於這裡的靈芝可否食用?有否傳說中「起死回生」之效?就不得而知了。

對菇菌有一知半解後,每次行山,除了觀樹觀鳥外,還留意菇的縱影,賞菇也是賞心樂事。周敦頤稱蓮出淤泥而不染,其實菇也如此,在腐木下和幽暗的角落裡,最容易找到顏色鮮豔的菇,但有說越鮮豔的菇越可能有毒,只可觀賞不可褻玩。

研究指出,菇菌分泌的酵素,能分解堆積的落葉和枯木,有助生態循環,有些能向共生的植物供給水份和交換養料,亦有些會寄生在活的動植物體內,跟對方有密不可分的微妙關係。此外,部份菇菌可食用,用吃菇來取代吃肉還有助環保。農場飼養每公斤的豬牛肉,需用上5公斤的穀物飼料;但種植食用菇菌,只需木屑,或咖啡渣、豆渣等廢料,且無需施肥,運送也輕便,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是負數,有助減輕地球暖化。

上述資料可能對讀生物、常識、通識的同學有幫助。可惜的是,談菇菌的書甚少,坊間只有一本18年前出版的《香港蕈菌》,我手頭上較近期的就只有台灣出版的《野菇圖鑑》,和翻譯自日文的《蕈菇樂園》。


業績主義

(2013年1月2日星期三)

英國教育學者 Stephen Ball 在戴卓爾年代曾說過,隨著教育商業化和市場化,現今的教育制度已由從前的「科層管理」(bureaucracy)逐漸過渡至「業績主義」(performativity)。科層管理是利用規章制度,上令下行,但這方法每令員工曲解命令或陽奉陰違。「業績主義」則鼓勵同儕間競爭比併,看誰的業績最好,然後賞勝罰敗,汰弱留強。因此,在中小學界以至高教界設置各種「評審」、「指標」、「排名榜」,就如陸鴻基在《心靈何價》中說:目的是令人把「業績」內化為一己的榮辱。這方法厲害,因為靠的不是指令而是心理操控。

業績指標如何訂定?當然由掌權者話事,若受質疑就推說只是依從國際標準辦事。但所謂國際標準,正是一種把教育去掉地方特色,漂白為跨國市場的工具。澳洲學者 Allan Luke以「大學排名榜」為例,提及他曾參加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會議,他發現與會者除了大學人員外,原來還有很多負責招募外國學生的教務長、市務代表,大家都設法令排名「標準」利己,不然就按新出爐的「標準」調校自家的課程,以便行銷。Luke 認為研究也好,教學也好,本應以當地的文化、語言、學術傳統作基礎,但大學為逢迎「國際標準」,追逐排名業績,結果令課程以至教科書都趨向一律化,難怪某跨國教科書出版集團是會議經費的贊助商。

最不幸的是,大學裡不乏權重飽學之士,明知所謂「國際化」競爭最終只會助長學術界的霸權主義,卻無動於衷,甚或為「業績」賣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