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投匙說起

(2013年12月25日星期三)

心理學家Howard Gardner 曾寫過一則故事。某年他和太太帶同兩歲的兒子到中國旅行,住在旅店。每次外出,都要把門匙投進大堂的箱子裡。匙末綁了個積木,箱子的洞口小,僅容積木通過,故孩子搶著幹,視作遊戲。但洞口實在太小,投匙總遇上點困難;這時若附近有個酒店員工,必跑過來幫忙,執孩子之手,引導他投匙進箱,然後作個表情,似說:「看,做父母的為何不照顧孩子?」

Gardner 每跟中國朋友談起此事,他們都說:既然孩子投匙失敗居多,為何不教他怎樣投,投給他看,讓他跟著投?循步漸進,才能學會。Gardner 回應說:孩子投匙成敗並不重要,玩得開心便好。我們育兒的方針,是要孩子相信自己有解決問題的能力。教得太多,孩子便沒有創造力,不會獨立思考。

Gardner 認為東西方有不同的學習觀。中國人相信「進化論」,即學習者須先循傳統路線打好底子,才能談創造。西方社會則接受「革命論」,認為創見最重要,初學者若要挑戰傳統規則,亦予接受,學習就是逐步把傳統和創見揉合。Gardner認為兩觀點皆有道理,最佳的教育方法應在兩者之間。

Gardner 所言甚是,但我會補充說,正由於這種東方文化特性,令我們重視教學,教師從實踐中積累了大量教學手段,對幫助學生打好基礎很有效。這些教學利器,近乎Shulman所謂的「教學內容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亦是造成學生長期在國際比較中成績優秀的一項重要原因。教改主事者往往對自己的文化優缺點並不理解,卻誇言好成績是近日教改之功,令人莫明其妙。

北風越大,衣裹越緊

(2013年12月18日星期三)

西方的學習理論,一般認為努力比能力可貴。例如,學者 Carol Dweck指出,經常被人稱讚為聰明的孩子,做起事來會傾向捨難取易,以保持自己聰明的形象;相反,常被讚賞為努力者,會較進取,迎難而上。因此,她認為稱讚孩子努力,比稱讚孩子聰明更合適。

認為努力最可貴,正是華人社會的信仰,家教的主流。有人還認為勤能補拙的價值觀,在亞洲社會普遍存在,也正由於此,亞洲學生在國際成績比較中,經常領先。

可是,事物有正反兩面。過分地相信努力重要,就容易把失敗歸因於努力的不足。也正由於這種信仰,我們認為只要學生肯下苦功,誰都可以爭勝。故學校的功課要多,測考要密。教師的責任,變成是驅使學生竭盡所能,獲得最好的成績。我們少問:學習任務是否過份艱巨?壓力是否過大?測考是否已取代了學習?孩子的童年是否過短?

值得深思的是,在這樣的文化下,要提出教育改革,除了要明白外國經驗外,還應先洞察社會的既有價值,不能單靠引進概念。例如,校本評核原意是鼓勵學校多用「形成性評核」(formative assessment),把評核化整為零,減輕考試的壓力。概念本身不錯,但為何效果適得其反,令師生怨聲載道?究其原因,校評概念明顯跟固有的「分數文化」格格不入;散發性的評核,在這個一分也不能少的文化裡,只會令師生每天都為分數奔波,造成更緊張的局面。這關係猶如北風吹得越大,路人的衣服裹得越緊。要提倡改革,看來還須先認識自己文化的優缺點。

教學知識產物

(2013年12月11日星期三)

要改善學校的教與學,政府可以做些甚麼?學者 James Hiebert 及 Anne Morris (2013) 近日的一篇文章,頗有啟示。

據他們的觀察,政府一般都認為發掘和培養人才當教師最重要,例如用高薪吸引成績優秀者入行,提高入職教師的學歷要求等。這幾十年來,美國政府就是採用這些辦法,但不少研究都指出,美國的課堂教學還是老樣子,教學素質並沒有明顯的改善。

教師中沒有優秀人才?非也。兩學者指出,教學是教師、學生、學習內容三者的互動,因此,好的教學多是為教授某課題而設計,例如,如何教好光學折射原理,如何教導學生欣賞印象派美術,如何用懸念手法進行寫作等。不少教師都從實踐中摸索,如了解學生的盲點和學習難點,找出用甚麼例子最有效,如何解釋,怎樣引起討論和回應提問,如何評估成效等。經長期累積,這些東西逐漸變成個人的教學「利器」。可惜的是,這些利器只儲存在個人「腦袋」裡,並隨離職或退休而消逝。

政府的目光若由尋找優秀的「人才」轉移至尋找優秀的「教學實踐」,可成立知識庫,搜集這些教學利器,整理為教案(annotated lesson plans),並詳附背後的目的和理念,令這些教案成為可分享和進一步完善的知識產物 (knowledge artefacts)。

兩學者並非鼓吹即開即用的「罐頭」式教材,而是希望把教學實踐轉化為知識。教學理論常使用抽象概念(如「合作學習」、「解難教學」),有了這樣的知識庫,有心的教師就可以從中找到實例,對如何改善教與學得到啟發。

(更正:應是 James Hiebert 及 Anne Morris 2012)

評校本評核

(2013年12月4日星期三)

新高中的一大特色是採用校本評核(下稱校評)。初期還說文憑試每一科都會有校評,且佔總分高達五分一。

校評的原意不錯,官方說優點包括:「減少過分依賴分數」,「要計算不易透過公開考試反映的學習成果」,「考試失手的保險」等,可見倡導校評者對香港既有的「應試文化」並非無知。在香港,評核分數的功能已由反映學習成績變為學習的指揮棒,學習和分數的關係已高度扭曲異化。在這前題下,新高中全面引入校評,寄望其對學習「產生正面的倒流效應,激發學習動機」,真能如願?

調查和研究都反映,師生對校評反感頗大。有學生說:「校評幾乎科科都有,搞到日日考試、跑數般辛苦」。雖說誰也沒有水晶球,但校評的主事者似乎並無小心想過,大量校評對師生產生怎樣的壓力?現行的計分辦法:即按學生考卷成績調整校評分數,是否能達到目標,反映學生考試以外的學習成果?更重要的是,如何保證校評不會干擾正常學習?

近日地理科的爭議就是一例。官方堅持校評必須在2019年實施,為求公平客觀,學生必須按指定的「探究式」程序完成1000字的實地考察作業,由老師批改呈分。可是,香港地理學會調查顯示,70%教師反對,更有學者指出,不少學校的地理科都會自發舉行野外考察,但不一定屬於「探究式」(如啟發式考察,甚或只是感性體會式旅行),但官方為求校評一律,把教師按學生需要和興趣舉辦野外考察的一小片自留地也封殺了。

惡的平常性

(2013年11月27日星期三)

Hannah Arendt是近代重要的哲學家,她是猶太裔人,最近有一齣以她名字為名的電影,驟看以為是她的傳記,但原來劇情只集中敘述納粹戰犯Adolf Eichmann 在1961年的審訊,和她在美國發表文章所引起的震蕩。

Arendt目睹Eichmann的審訊全程和他的自辯,隨後發表言論,令她被駡為賣族叛徒。Arendt宣稱,Eichmann並無惡毒心腸,也非種族仇恨份子,她並無意維護戰犯,法庭最後判他問吊,也是罪有應得;她只想大家明白,Eichmann本是平庸小官,在納粹政府中負責安排運輸,可是時勢混亂,令他獲得高位。戰爭本已接近尾聲,Eichmann若稍為延遲運送猶太人到集中營,即可救回不少性命。然而,他要顯示自己是個聽話的、忠誠的黨員和官僚,故以最高的效率辦事,結果讓大量猶太人送命。

Arendt稱這為「惡的平常性」(banality of evil):即有一些人並非存心歹毒,只會聽命辦事;但正因為他們只懂聽命辦事,無自覺反思,一旦處於某些位置,就像Eichmann一樣,可以幹出麻木不仁的惡行。惡之可怕,莫過於它隱藏在平庸聽命者的平常心中。

教育學者 Mike Bottery 曾問:學校應該教導學生分析「惡行」嗎?有人說不,怕這會嚇壞孩子,或會教曉學生,讓他們得到啟發,幹出惡行來。然而,今天資訊發達,個人的、機構的、社會的、國家的惡行易見,避也避不了。我們若要孩子不隨波逐流,不自覺地習染惡行,或對惡行無動於衷,一味只談「善行」也非辦法。跟孩子討論世間之惡,尤其是隱形之惡,雖非易事,卻不可免。

魚最難發現水

(2013年11月20日星期三)

最近隨一群由甘肅訪港的校長到天水圍一所中學訪問,其中大部份人還是首次來港。學校很開放好客,先安排訪客看兩節課,其後又讓他們隨處參觀,隨堂觀課,並邀請他們用膳(吃學生飯盒),跟師生交談等。跑足一整天,最後回到會議室,我請他們提出一些他們最感不解的觀察。容或有客套話,其中也有一些值得深思的問題:

 香港學校地方小,活動場所有限,怎麼能容下這麼多的學生?他們的活動管理為甚麼這麼好?
 據說老師工資不算高,為什麼他們的教學熱情這麼高漲?
 為甚麼學校的洗手間這麼乾淨?
 學校似乎給學生的自由度很大,但他們很守規矩,比如說木工室,很安全。這是怎樣辦到的?
 看來學生上課時很積極和投入,這是怎樣辦到的?
 為甚麼學校有這麼多自發的改進計劃?通識科老師自行設計教材,看來很辛苦,動力何來?
 中午有工友負責派飯盒給學生。為甚麼他們工作這麼落力?為甚麼他們對學校有這樣強的歸屬感?
 你們這邊沒有眼睛保健操和課間操,學生的體能和視力怎樣?

有人說:魚最難發現水。浸淫越久,越多事物變得理所當然,甚至視而不見。記得多年前曾到加拿大學校訪問,外面寒風呼呼,卻有教師和學生蜷縮在校門前一起吸煙,有談有笑,就覺得很不順眼。原來加拿大校園已全面禁煙,但年滿18歲的公民若選擇吸煙,只要在非禁煙之地進行,那怕是校長也無權干涉。從深一層想,這也是這社會平等,尊重人權和法治的表現。

慣性情緒

(2013年11月13日星期三)

最近我介紹過「操控 – 價值」理論的點滴。該理論認為,學生在學習時產生的喜怒哀樂情緒,跟兩項因素有關:估計任務能否完成;事情值不值得到。當這兩因素皆為正面之時,學生最享受學習,最容易進入暢態。

可是,就課堂教學而言,不少老師都可能遇過一種情況,就是儘管教學的設計已很照顧上述條件,但實踐下來,完全達不到效果,學生毫無反應。

提出操控價值理論的學者 Pekrun曾作這樣的解釋:學生並不是一台計算機,每次都對操控和價值計算一番,然後產生情緒反應。重覆的情緒反應會慢慢形成一種「慣性情緒」(habitualized emotions)。例如,長期無法駕馭數學的學生,每見數學就怕,那管老師的教學本領多強,或數學題目何等容易有趣;同理,「喜歡」某老師的學生可能整天都在期待,等上他/她的一課,不管這一課結果教得怎麼樣。

對事物的慣性情緒多是「學」回來的。說某人天生情緒智商高,能「屢敗屢戰,遇強越強」,恐怕是個神話;自信和韌力也不是由別人說幾句鼓勵的話便能達到,而應該是由觀察和經歷大大小小的成功經驗形成的。對學習的負面慣性情緒也是逐漸形成的,且難改變,就像多次學游泳都失敗的人,要說服他們再多學一次,一次比一次難。長期的失敗還可能形成一種障阻 (hang up),令人無法認識問題的所在和估計自己的能力。對於這些學生,除了需要耐心輔導外,方法是多提供「相反經驗」(contradictory experiences)的機會,讓學生逐漸打破成見,驅走心魔,重建自信。

自信心

(2013年11月6日星期三)

要培養學生的自主學習,其中一項要素是要讓他們建立自信。不少老師都明白,自信心是引發學習動機和令學生進步的關鍵。

然而,我們要學生相信自己的甚麼呢?研究把與學習有關的自信心 (self beliefs)分為兩部分:1. 相信自己的能力 (competence beliefs),例如,你是否相信,有能力完成作業,應付課程的要求?2. 相信自己可以支配結果 (control beliefs),例如,你是否相信,假如努力讀書,成績就會好,理想就會達到?

要學生相信自己的能力,學校和老師可做的事情很多。例如給學生及時的回饋,讓他們了解自己的進度,知道自己是否偏離目標,距離達標還多遠等。又例如在能力相若的學生中找出稍佳的模範,令其他人都相信,若果肯嘗試,自己也能做到。又例如在教學設計上多花心思,讓學生明白老師教過或過往學過的東西,對下一階段的學習很重要、很有用,自己是按步前進等。

相對之下,要學生相信自己能支配結果,困難較大。由於課程、測考、編班等東西常涉及外部因素和行政的考量,並非個別學生能夠自己控制或決定,因此學校和老師必須做到政策公平合理,鼓勵學生完成其力所能及的目標,並重視對學生的承諾。

此外,社會大環境的公平和穩定也極重要。例如,大學隨便改變收生要求,今天說好文憑試計五科成績,明天說計六科,又不斷增加非聯招的招生比例,令一心希望以好成績考入大學的學生無所適從,結果「輪到你都唔到你」,就只會削弱學生「自控」的信心,不利於自主學習。

學習情緒

(2013年10月30日星期三)

人是感情動物,總會有喜怒哀樂的時刻。學生在學校生活,當然也會有各種情緒感受,如快樂、滿足、焦慮等。然而,看來相同的境況,學生的情緒體驗卻可能大為不同,為甚麼呢?

學者 Pekrun 等人曾提出一個叫「操控 – 價值」(control-value) 理論。他指出,與學業有關的情緒很多,大抵取決於兩大因素: 1. 操控,預計事情做不做得到?2. 價值,認為事情值不值得做?例如,老師宣布明天舉行測驗,同學都希望獲得好成績 (價值正向),甲對內容已十分掌握 (操控正向),就會產生一種「快樂」情緒;乙對內容毫不掌握 (操控負向),就容易產生「沮喪」情緒。

正向價值的範圍,可由追求成功伸延至但求不敗,操控亦可由充滿把握伸延至毫無把握,我們可得出以下的情緒結果:追求成功者若充滿把握,快樂;中度把握,希望;毫無把握,沮喪。又假如學生只求不敗,合格便算,情緒結果也會不同:充滿把握者,鬆一口氣;中度把握,焦慮;毫無把握,沮喪。

若然事情已結束,例如,考試成績公布,學生可確定成敗,情緒也會按操控的歸因(己控或外控)有所變化。假如結果成功,但不知由誰操控,慶幸;因自己努力,自豪;因他人插手,感激。若果結果失敗,但不知由誰操控,憂傷;自己已盡力,羞愧;因他人插手,憤怒。

這理論有助明瞭學生的情緒。又如把這理論應用到近日電視發牌事件,發牌政策由無上限突變為三挑二,我們亦可能明白為甚麼港視員工由原初的快樂和希望轉變為憤怒。

自主學習之源

(2013年10月23日星期三)

細心觀察的教師不難發現,不少學生只為了完成學習任務,把教過的東西背過便算。教學之難,不在乎學生能背誦多少,而在於學生能否澈底明白所教所學。學生能夠運用新的知識,對事物產生新的體會,甚至創造更新的知識,正是教學最大的喜悅。

然而研究發現,要達到上述的地步,學生往往必須把腦袋裡的知識重構,學理上稱此為 conceptual change。對此,學者進行過不少研究,或從學生的「已有知識」 (students’ existing knowledge)入手,或檢視學生的認知發展(developmental changes),或研究教學法 (pedagogy)。結果發現,要學生踏出第一步:打開腦袋重構知識,最不容易。

接著的研究發現,知識重構的難點並非在於「認知」,而在於學生是否「情願」;對於無心向學者,老師總不能「牛不喝水強按頭」。研究遂轉向聚焦於學習動機、興趣、態度等問題。研究還發現,這些因素跟學生的「自我認識」關係最大:即學生本人是否明瞭自己的優缺點、讀書習慣、處事方法等。認識自己的人,才能有意識地支配環境,針對困難,訂立可行的目標,量力而為。相反,不認識自己的人,只由環境擺布,或容易使用不恰當的自信,招至失敗。

這些研究的結論是:「知識重構」的確是教學應該追求的目標,但這必須源自學生有意識的主動行為:學生必須先想學,才能學會,才能令學習變得有意義和有深度。在這之先,學生又必須先養成認識自己的習慣,有自知之明,從而相信自己的能力。這相信就是「自主學習」(self regulated learning)理論的精要。

電腦改文

(2013年10月16日星期三)

考試利用電腦改卷,並非新鮮事物,但多只限於多項選擇題。大家有否想過,電腦程式可用作評改作文或文字題的答案呢?在美國,哈佛和麻省理工合辦的EdX,向全球提供網上課程,學生所交的所有作業(包括文章),已交由電腦批改,完全不經人手;自動批改文字題的軟件(automated essay scoring)亦已在4個州的中學廣泛使用,且有擴展的趨勢。

電腦改文省時省力,但真有效?有人不同意,認為電腦最多只能識別文章所用的字眼、文法錯誤、句子形式等東西,因此做了個實驗:寫了篇完全符合上述條件但內容荒誕的文章,交給電腦批改。結果不但騙過電腦,還得到最高分數。

哲學家塞爾 John Searle 舉過一個叫「中文房間」(The Chinese Room) 的例子,說明語句法則 (syntax)的操作,並非意義 (semantics)的充份條件。塞爾說他不懂中文,但安排坐在一封閉的房間裡,牆上只有一扇小窗;別人在咭片上寫上一些中文字,由窗口傳給他,他就按字符形狀翻查手上的一本書,再按書的指示,在咭片背後畫上一個看似中文的字符,從窗口傳出去,如此這般地跟窗外一問一答。從外面看他似乎懂得中文,但他心知肚明,自己對中文一竅不通。他的結論是:要「懂」得一種語言,必需條件是能明白字符的意義,這一點電腦永遠無法辦到,只有人腦才能辦到。

學生假如知道自己辛苦寫出來的文章,其閱讀對象只是一部無意識、無思想情感、不「懂」意義的機器,倒不如把精神時間研究編寫程式,愚弄電腦得高分算了。

誰能忍心?

(2013年10月9日星期三)

教學學者 Nel Noddings 曾提出「關懷倫理學」(Ethics of Care),主張學校的目的應在於培養學生關懷的能力。她指出,當代教育改革強調批判思考力,往往視道德教育為認知問題:即假設學生犯錯,是由於理性思考不濟,故只要學生能分析各種行為和方案,澄清背後所代表的價值,進行多角度思考,便能自行作出合適的選擇。

Noddings指出,道德問題需要思考沒錯,但學生思考的動力何來?她認為動力必須來自一種感覺,一種對人和事的道德關懷 (moral sensibilities)。

那麼,道德關懷又何來?Noddings 認為小說、文學是很好的資源。她舉美國小說 Uncle Tom’s Cabin (中譯:湯姆叔叔的小屋)為例。故事中的女主人,曾答應服待她的女黑奴,永遠不會把她和她的兒子Harry賣掉,但丈夫做生意虧了,向她說要把黑奴 Tom 和 Harry賣給黑奴販子還債。她和丈夫爭執起來,丈夫說:「我們現在需要用錢,況且,虔誠的信徒也不反對奴隸制度啊!」她沒跟丈夫作甚麼抽象辯論,高談蓄奴的對錯,或聖經上說甚麼,只問:「這些都是家裡善良忠實的人,我們還教他們要看好孩子,誰能忍心令他們骨肉分離?」Noddings說,道德的關懷就是這樣,總跑在理性之前。在美國,這故事鼓動廢奴的力量,比甚麼對奴隸主義的分析文章還強。

依賴道德的關懷,並不保證我們不會犯錯,但正是因為關懷,我們才會「知」錯,才會運用批判思考,矯正錯誤。電影 Star Trek 裡,Spock 的父親跟 Spock 說了句很有意思的話:放下邏輯思考,做你覺得應做的事吧!(Put aside logic. Do what feels right!)

粗口鎮痛說

(2013年10月2日星期三)

英國的 The Psychologist 期刊最近有一篇文章,介紹心理學家對講粗口的一些研究。其中一項實驗是先調查參加者是否有講粗口的習慣,頻率如何,然後要求他們把手放進冰水裡,時間越長越好,測試他們對疼痛的忍耐力。結果發現,那些平日不說或少說粗口者,當忍受不了時爆句粗口,確能增長手浸冰水的時間;與此相反,那些平日已習慣講粗口的人,「爆粗」對增加忍痛能力並無幫助。研究結論是:粗口確有鎮痛作用,但只限於平日不講或少講粗口者。

實驗又發現,講粗口有鎮痛作用,是由於講粗口令人產生一種不妥協不退讓的敵意情緒(aggressive emotion),令人心跳加速,加強耐力迎接戰鬥。

語言學裡有所謂「語言相對論」(linguistic relativity),即對相同的事物,若以不同的語言、形式、名字稱呼,將左右我們對該事物的思考。例如,社工常稱處理中個案的青少年為「仔」「女」,而非「客戶」,就是要讓自己從「親生兒女」的角度感受問題。有學者以粗口為題進行語言精神學研究。他們邀請參加者朗讀粗口,然後再用中性字眼(如性交、性器官)重複內容,發現說話內容雖然相同,前者會令人產生強烈的情緒反應,後者卻不會,因此相信講粗口是一種繞過思維直達腦部情緒區的行為,並認為這結果支持「語言相對論」。

臨盤產婦大叫粗口,據說醫護人員視為司空見慣現象,他們很明白這是一種「痛楚管理」方法。月前有老師因路見不平憤而「爆粗」,亦可能跟「痛楚管理」不無關係。

事實與意見

(2013年9月25日星期三)

「我無戴有色眼鏡,睇綠色就見到綠色」,這句話的基本假設,在於認定事物本身的真相是綠色。在這假設下,你若說看到的是紅色,就是錯誤或偏見,或認知出了問題(如戴了有色眼鏡,眼睛生病,腦有幻覺等)。

哲學家稱這種對事物的認知做「真理符應說」(correspondence theory of truth),即能對應「事實」者為真,否則是假。可是,這想法有一大困難:我們是無法知曉事物的原始真相的,我們拿來作對應,並稱之為「事實」的東西本身也是一種認知的產物。有人說:「這東西是綠色的,這是事實」,如追問到底,該話的意思其實是:「我認為這東西是綠色的」。

既然任何對事實的陳述,都只是一種見解,那麼法庭上控辯雙方經常爭辯「甚麼是事實」,豈非徒然?稍知法律的人會說,法庭並非要找出絕對的事實真相,而是對事實「沒有合理疑點」的陳述(beyond a reasonable doubt)。法官和陪審團要排除合理疑點,起點不是「這肯定是綠色」,而是問:「這會否不是綠色?」

通識科課程指引說希望學生學會「明辨事實,意見,偏見」。這是個很好的願望,但何謂事實,意見,偏見,指引就沒有解釋了,更沒有注意到這是個哲學上的難題。不少老師處理這課題時,只要求學生把一大堆命題按「事實」和「意見」分類,學生亦多只憑直覺完事。但按甚麼標準?何謂證據?為何可信?證據怎樣才算充份?假如出現多項對「事實」的陳述而又互相矛盾時怎辦?這些關鍵問題往往就是忽略了。

紅色、綠色、藍色

(2013年9月18日星期三)

警務處處長曾偉雄在學警結業禮對傳媒說:「我無戴有色眼鏡,我睇綠色就見到綠色,紅色就見到紅色,但在座有啲戴咗太陽眼鏡,睇嘅顏色就唔一樣。」

長久以來,人們都認為事物自有其真相,眼睛作觀察,真相就會流露,就如處長謂:「我睇到綠色」,綠色就是真相。

從邏輯看,要判斷處長所言非虛,起碼有兩條件:1.首先我們要知道事物是否真是「綠色」;2. 然後把結果跟處長的話比較,若兩者相符,處長的話就代表「真相」了。不過,假如第一項條件成立:即我們已知道事物是否「綠色」,那麼我們還要向處長求教?他的話豈非多餘?

生活中目睹但非事物真相的例子很多。例如,魔術師表演電鋸美人,我們不會以為目睹謀殺案,原因是我們認定這是魔術,故只是眼睛被愚弄了;只有從來沒接觸過魔術的人,才會相信美人被鋸然後復活。

心理學家曾以「視覺圖形」作研究,發現視覺是有組織性的,如「美女與巫婆」圖,眼睛看到的是美女還是巫婆,跟人如何解讀圖形有關。改變一下解讀方法,眼前美女立即變成巫婆,巫婆亦可變成美女!

我看到綠色,別人看不到,並不一定由於別人戴了有色眼鏡。眼睛看出來的事實,跟我們的處境,態度,語言,文化有關。假如採訪當日記者問處長另一個問題,處長可能會回答說:這裡沒有綠色和紅色,只有一排排穿整齊「藍色」制服的警察學員。

以為是理所當然的事實,往往在小心挖掘下發現真相跟最初看到的不一樣!

難頂

(2013年9月11日星期三)

在過往的文章,我曾對通識科提出過不少質疑,這些質疑多從學習理論出發。例如,通識科號稱「跨學科」,但課程指引卻沒有半點內容,教導學生匯聚各學科的概念和思考方法(disciplinary ways of knowing)分析事物,並明白這些概念和方法背後的假設和限制。指引對甚麼是「批判思考」的論述也非常貧乏。在考評方面,坊間謂通識答題只是吹水,當局竟回應「言之成理」便行!在價值教育方面,通識科只主張價值澄清,迴避由「澄清」到「選擇」這一道路上的道德和情意教育難題。

但令人最憂慮的,莫過於通識科演變為政治角力的工具:近日竟然有立法會議員提出,要尊重學生的興趣和能力,讓學生有選擇不回答「具政治爭議的題目」的自由,並獲教育局的禮待接見。明顯的是,議員不明白尊重、興趣、能力等概念的本質,也無心探究,但相信假如通識答題只讓「愛國愛黨」觀點得分,她便不會問這樣的問題了。

教育心理學家 David Olson曾這樣說:這幾十年來的研究,令我們對兒童成長、學習,甚至對人腦的運作,獲得不少新知識,但這些知識對教育改革的影響極微,例如研究確認,孩子的最大學習動機,來自尋找意義和了解世界,惟學校是個社會交付任務的機構 (bureaucratic institution),故離不開課程、書本、主流社會價值。我想Olson說得對,但還可補充:以香港去年的國教風波和今天的通識科爭議為例,縱使「愛國愛黨」並非主流社會價值,若當權者硬要加給學校「洗腦」任務,教師單憑知識和良心,也難頂住。

荷賽攝影展

(2013年9月4日星期三)

今夏旅行,在蘇格蘭愛丁堡的國會大樓,看到 World Press Photo 在當地的一個展覽。恕我寡陋,原來這就是世界有名的「荷賽」攝影展(總部設於荷蘭,故稱荷賽)。每年參加荷賽的相片超過10萬幀,來自百多個國家和數千名參賽者,評審選出百多幀得獎作品,在全球作巡迴展覽。照片分突發新聞、一般新聞、當代議題、日常生活、人物、自然、體育等項,今年已是第56屆,比賽還有多媒體創作類別。

照片之美,除了拍攝技巧外,還有所承載的故事;千言萬語往往不及一幅照片感人。荷賽的相片,就有不少這樣的作品。今年奪突發新聞首獎的作品是一幀轟炸後加沙的葬禮:憤怒的人,哀傷的人,抱著兩個身披白布的小童屍體,走往葬禮。如評審者說:這幅照片不但情理並茂,還攪動了你的腸胃 (It reaches your head, your heart, and your stomach)。

當代議題第一名的作品是東非肯亞奈洛比(Nairobi)市郊一個垃圾山中的拾荒婦,她檢起一本書,看得津津有味。日常生活照的第一名是西非幾內亞比索(Guinea-Bissau)的一群兒童,在一個棄置的軍營內踢足球,踢得起勁。人物得獎照中竟然有一張是艾未未拿著手機作拍攝狀的相片。

戰爭,貧窮,疾病,無辜者,社會上的不公不義,以至大自然的美,體育競賽感人的一刻,為了種種原因,我們未必能夠帶領孩子親身經歷,但透過照片和文字感受,啟發思考,也是很好的教育。落在有能教師之手,相信荷賽的照片和短片,會是很好的教材。

荷賽的網址是 www.worldpressphoto.org,內有歷屆得獎照片和短片。

眾人觀察

(2013年8月28日星期三)

今夏在英國,曾到倫敦的攝影學會參觀一個叫 「眾人觀察:這是你的照片」(Mass Observation: This is Your Photo)的展覽。「眾人觀察社」在30年代成立,招募義工,透過個人日記,訪問等,以人類學誌方式紀錄英國人民的生活概況。二戰期間政府亦曾利用其報告分析戰爭對人民生活的影響和對公共事務的看法。

「眾人觀察」曾停辦至1981年復辦,復辦後把焦點集中在「自傳式記錄」上,邀請義工以圖畫、照片、文字,講述他們對生活的感受,例如每天做些甚麼,如何打理後園,對限制吸煙,皇室婚禮,至政治事件的觀感等,然後選出具代表的作品,製成集體回憶錄。

這次「眾人觀察」展覽大部份的照片都是由業餘人士所拍,但正因如此,令人更覺真實親切,每張圖片都好像訴說一個故事。記得有張相片顯示早年英國黑池 (Blackpool)海灘的擁擠情況,並在旁寫滿軼事。該地曾是英人度假聖地(有說希特拉曾下令不准轟炸,好留給他作日後度假用),但戰後航空業發達,大家都往國外度假,黑池遂沒落。

我也看過類似「香港今昔」的攝影展,照片也會勾起童年生活的回憶,但論範圍和可觀性,還是「眾人觀察」勝。我想,假如香港有像「眾人觀察」的報告,記錄每代香港人的生活觀感和變化,甚或有「教育方面的眾人觀察」,以影像方式展示這些年來學校校舍的變化(如由天台小學至千禧校舍),教師和學如何作業和生活,每代人對教育的期望和觀感,並找出其中的異同,相信會是很有意思的事。

教師應否講粗口?

(2013年8月21日星期三)

我當校長的時候,有名外籍老師不理會我再三的警告,上課時講粗口,學校決定把他解僱。其他的外籍老師代他求情說,講粗口在外國學校並不罕見,況且時間是學期中,找頂替老師會很麻煩。結果校方維持了辭退的決定,原因是該老師不但在情緒下「爆粗」,而是把粗口當作日常用語,是極差的榜樣。不錯,在學期中招聘新老師的確是件難事,其間只好找其他老師頂替。這名老師後來竟向教育署投訴,說學校沒有足夠合格的老師,卻不提自己上課講粗口遭革退一事。

一般來說,老師不應該講粗口,連「踩界」也應該避免。怎樣算踩界?沒法窮舉,但很少老師不能分辨。然而,上述只是個一般原則,作為師長,我們時刻要回答一個規範性的問題 (normative question):「為孩子著想,這是不是適當的行為?」答案不單在於道德標準,還要看個別情況,和所表達的意義。

正因如此,「教育專業守則」之外還需要有個「教育人員操守議會」:一個既明白守則內容,且會審情度理處理爭議的議會。可惜的是:操守議會成立20載,從沒得到官方的重視和應有的地位。

也可能正因如此,在林慧思事件中,梁振英只懂得叫教育局交報告,不知道有個「教育人員操守議會」的存在。此外,事件發生在旺角街頭而非學校裡,涉及多方面,如警方處事手法及文康署對活動管理等問題,梁特首偏偏只要「教育局」交報告,就是把焦點集中於「老師講粗口」一事之上,這實難免令人覺得他有特殊政治目的和不持平的態度。

回饋

(2013年8月14日星期三)

「回饋」(feedback) 是促進教與學的重要因素,不少人都認同。但回饋是甚麼?一般的理解是:回饋是「老師給學生」的評語或評價,或對學生作業的批示;於是,老師花上大量的時間,批改學生作文作業,以為這是應盡之責,卻不再考究這些「回饋」工作如何引起促進學習之效,或對學生產生甚麼實質的影響。

此外,不少老師都相信自己已經給予學生足夠的回饋,不去檢查這些回饋是否只止於感情上的支援(例如對學生的某些行為表示讚賞或允許)?其中有多少成份是切實針對認知和學習?研究發現,回饋的效用的確很大,但研究裡的回饋,多不是指「老師給學生」的回饋,而是「學生給老師」的回饋,即學生顯示他們是否投入學習,學會了甚麼,學習途上遇上甚麼困難,還有甚麼不懂,犯上甚麼理解上的錯誤等資料。老師有意識地收集這些資料,利用這些資料改變教學方法,令學生更好地掌握要學的東西,才算是回饋。

由是觀之,假如老師並不在意於明白學生的進步歷程,或從學生的回應和批改作業中挑出學習難點盲點,安排後續教學,教學和批改工作往往就只留給學生一個意義不大的分數。同文陳漢森指出,中文老師對作文給分常只在窄幅徘徊,但我以為問題不止於此,由於改作文耗時,派回批改好的文章之時,學生多已把寫作時遇上的問題忘掉了,瞄瞄分數便算。不管老師如何用心,批改如何仔細,這些氣力不會構成「回饋」,而是白花了。

狄更斯筆下的 Pip

(2013年8月7日星期三)

在香港長大年紀稍長的人,相信不少都經歷過貧窮和簡陋居室的童年生活。50年代住木屋,天台屋,板間房的多不勝數;60年代能遷進徙置區,已是幸運兒,其後政府大力興建公屋,70年代香港有過半人口居住在公共屋村,但隨著經濟發展,向上流動機會增多,早年在惡劣環境長大的人,今天多已找到較佳的居所,甚至躋身社會中上層。因此,這代人訴說童年悲慘,然後如何白手興家,脫離貧困,實在無謂,更不值得吹噓。

這並非要否定個人努力的重要,而是希望指出,環境由匱乏漸趨寬裕,也經常給成長中的個人帶來巨大的心理影響,道德的試探。這些東西往往是小說的內容。例如,英國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名著 Great Expectations (中文譯作《遠大前程》),內容以自傳方式寫主角Pip的一生。Pip在鄉間長大,生活艱苦,原本想跟心地善良的姐夫Joe一樣,當個鐵匠。後來Pip在無意間獲得一筆遺產,決心前往倫敦,學習當上等人 (gentleman) 。複雜的倫敦社會,波譎雲詭的人物環境,影響了Pip的思想,令他變得精明而勢利,改變了他對事業愛情友誼人生的看法。

狄更斯筆下的Pip是英國19世紀的低下階層人物,在他的安排下,Pip最後變得一無所有,只回到Joe處要求原諒,這相信是狄更斯對社會的一種批判。20世紀的香港,21世紀的中國,社會逐漸擺脫貧困,其中不乏各種成功機會和捷徑,又究竟可以寫出多少個Pip的故事?給人性的優劣點作出怎樣的描述?給當今社會作出怎樣的批判?

教師壓力何來?

(2013年7月31日星期三)

多年來的研究指出,香港教師的工作時數居高不下,每周為60小時,是北京上海的倍半;2010年教院的研究更顯示,部份教師每周工作71小時。

然而,教育局會說,香港中小學的每班人數不算多,2011年的平均數是33.4和28.1人,韓國的相關數字是35.3人和28.6人,新加坡是36.6人和34.3人!香港的師生比例也不算差,小學平均是1:15,中學也是1:15,新加坡是1:20和1:16,韓國是1:21和1:18。我們為老師減壓,每年給學校數十萬元「學校發展津貼」,讓學校加聘人手,又撥款給學校自行僱請輔導教師,社工等。

為甚麼與亞洲鄰國相比,我們的班不算最大,師生比例不算最差,教師的工作時數卻這麼高,壓力這麼大?我看這跟香港的學校文化有關,例如,香港學校的評核活動特別多,也特別認真,大考小測,校本評核,還有定期進行的自評外評,製造大量工作;非教學任務也多,如看午飯,管留堂班,見家長等,工作只增不減。此外,香港不斷推行「有想法,無辦法」的教改,新高中學制下學生差異擴大,融合教育的重擔落在一般教師身上,都是壓力來源。

有人可能會說:我認識某某是個教師,他看來頗清閒,不算忙碌!然而,那天遇上個私家執業的精神科醫生朋友,他問我:你們教育界在搞甚麼?來看病的教師近年以倍數增加啊!我答道:當局不願檢討編制,現時適學人口下降,學校只被動地減低每班人數,待將來學生人口回升,每班人數自動增加,求醫的教師肯定會更多!

(謝謝一讀者指正,上星期文章謂舊制預科班師比為1:2.5,實應為1:2.3。)

召開教師工作量的聽證會

(2013年7月24日星期三)

新高中學制推行後,教育局說已增加投放資源,高中的班級與教師比例(班師比)已由舊制的每班1.9名教師提升至2.0,又發放各種現金津貼,如高中課程支援津貼,多元學習津貼,學校發展津貼,通識科支援津貼等,簡直是目不暇給。哪有有新需要?那裡就有新津貼。

可是,那邊廂校長教師並不覺得工作量減輕了,相反,頻密的補課和活動,已逐漸變成常規,校長老師的壓力增加不已,學校經歷的是結構上的人手短缺。舊制高中預科的班師比也定為2.5,現在為甚麼用2.0就足夠?這點教育局從無研究也無解釋。

此外,新高中帶來極多不確定的因素,校本評核時有加減,課時量升升降降,再加上教學語言「微調」,學生差異擴大,融合教育難行,這些問題不可能派點津貼就可解決,而必須由檢討現行的教師編制入手,加以改善。

公營學校用公帑,教育局理應把關,審慎理財,不能貿然增加常額教學人手,這點易理解。然而,教師也不是「呼之則來、揮之則去」的隊伍,現時學校不斷地把正常的教學任務交給由津貼支付的臨時工、散工、一年半載的合約教師或教學助理完成,既難保證質量,也無助於培養新教師,對他們亦不公道。難怪有校長說:過往6年已沒有新教師入行了。

也有校長認為,當局在教師編制問題上應該召開公開的聽證會,讓校長教師可以打開天窗說亮話,讓公眾明白他們的工作量來自何方,壓力有多大,和評價現行的編制是否合理

再談「措施效應」

(2013年7月17日星期三)

John Hattie 認為 0.4d是「措施效應」(effect size)合格的標準(d即事前事後的平均差,除以標準差)。這一點我在上星期的文章談過了。簡單地說,學生在一般情況下,每年都會有0.4d的進步。因此,任何老師、教學手段、教改措施,倘若能提供的效應少於0.4d,那麼他們的學生不是進步了而是退步了。

Hattie 指出,不少改革只由意念或意識形態出發,也不小心檢查「措施效應」,只要學生成績有點進步,便宣布成功。實際上,這些改革主事者拿的標準是0.0d。但這標準低得不合理,原因是學生會有自然的進步,教改措施若不能令學生超越自然0.4d的進步,應算是失敗才對。

Hattie 又從大量的研究報告中作歸納,發現能產生大於0.4d效應的改革措施,多屬近乎「臨床實驗」(clinical treatment) 性質,即主事者必須擁有豐富的知識,清楚的計劃,量度措施效果的方法,並能清楚交待效果好讓教師知道如何改進,不光找有利於自圓其說的證據,小心尋找矛盾和不利的證據 (disconfirming evidence) 等。

倘若措施效應大於0.4d,Hattie還要追問:「花了多少資源和氣力,才製造出這樣的結果?是否物有所值?」這涉及成本效益分析 (cost and benefit analysis) 。

我由Hattie的話聯想到:香港過去10年的教改注入巨額的人力和金錢,給老師和校長製造大量的額外工作,究竟有沒有令學生產生過大於0.4d的進步?號稱「衡工量值」的政府審計部門有沒有問過這問題?「檢討新高中學制」的委員會有沒有做過這樣的研究?

香港對檢查教改成效的標準,似乎跟Hattie 所提的主張相去甚遠。

措施效應的考慮

(2013年7月10日星期三)

教育界每希望找出影響學生成績的因素。但各地每年進行的研究數以千計,按年累積下來的報告更多不勝數,結論亦非一致,因此產生了一種新的研究,叫「綜合分析」(meta-analysis) ,即對前人學者對某主題所做過的研究,進行統計分析,得出一些具代表性的結論,例如,家庭背景與成績的關係,某教學法有何學習成效等。

尤有甚者,有人在這些分析之上進行「再綜合」(meta-synthesis) ,希望找出更具概括性的結論,John Hattie 就是其中的表表者。他仔細研究800多份綜合分析報告,其中涉及15萬份曾量度政策、實驗、教改等手段如何影響成績的研究,並提出一些有趣而發人深省的結論。

Hattie利用 d值來量度措施效應(effect sizes)。(d 即事前事後的平均差,除以標準差。)d值越大,則顯示對推進成績的力度越大。但 d要多大才算「合格」呢?Hattie發現,學生就算不上學,每年隨年齡增長也會有0.15d的自然進步,一般教學亦會把學生成績推進至0.4d,因此,任何新措施或教學手段,若要證明有效,其效應要大於0.4d。換句話說,光說教改後學生成績進步了,是句廢話,學生在一般情況下也會有進步,若進步少於0.4d,則不搞教改還好一些。

Hattie 的統計發現,在家庭、個人、課程、教師、學校、教學法6組變項中,前4組產生高於和低於0.4d的數量相約;學校(如進行分班上課措施改革)產生低於0.4d成績效應的多過高於0.4d的;只有教學法變項多能產生大過0.4d的效應。換句話說,如何教學是成績進步的關鍵。

學生的私人世界

(2013年7月3日星期三)

Graham Nuthall 是研究課堂學習的學者,可惜在2004年因病逝世。他專門研究:在課堂上學生究竟如何學習,學會了些甚麼,我們怎樣知道等。他的研究方法獨特:他要求上課時老師和每名學生都掛上錄音咪,又錄影上課情況,有時還加上課後測驗、訪談等,然後把資料整理匯集,寫出每名學生的「學習經歷」。

Nuthall 指出,課室裏起碼有3個世界:一、公開的世界,如老師如何講解發問,跟學生對話等;二、學生間的世界,如學生間的喁語,傳字條,打信號等;三、個人的世界,如學生在思索過程中的自言自語等。

Nuthall發現,一般老師對學生的實況所知不多,判斷多基於「公開世界」的操作,例如課堂上學生問過哪些問題,能否跟隨進度等;只要學生肯跟大隊走,又能完成作業,便算是「學習成功」。

從其他兩個世界的資料中Nuthall 發現,老師所教的內容,學生早已掌握其中的40%;學生在課堂上新學會的東西,其中1/3不跟其他同學重疊;學生很懂得擺出「明白了」的樣子,但其實學會的東西,1/4 是來自事後跟同學私底下的交談或自訂的活動;此外,不同「資質」的學生在學習過程上並無很大的差異,最終學習成效如何,多賴學生是否對課題是否有興趣,並由此給自己製造學習的機會;學生要弄通所學的課題,起碼要從不同途徑學習3次等。

Nuthall 的研究告訴我們,不要太自信,自以為是學生「學習經歷」的最佳代言人,課室裏學生的私人世界,對「學習經歷」有極大的影響力。

舊生與學校理想

(2013年6月26日星期三)

某傳統名女校打算轉直資,引起全城熱論。在這事件中,反對聲音最強烈的是舊生。她們挺身提出反對,只為顧存學校「有教無類」的理想。奇怪的是,維護學校理想的,竟然不是校監校長,而是已離校多年的舊生。

舊生每間學校都有,但傳統學校的「舊生優勢」,新成立的學校不可能擁有。新校歷史短,畢業生尚年青,閱歷淺,不少還陶醉於學生時代的交誼,能說短道長的,往往只是學校裡的人事是非;舊校歷史長,畢業生年紀稍長,有社會經驗,較能客觀反思學校的角色和作用。在這次名校轉直資事件中,反對的舊生不乏已晉身社會高階層的人士,可見她們在校時受過「有教無類」教育的薰陶,不忍目睹理想的泯滅。一句「We will take this price tag away for you」,不但道出她們自身教育的成功,還顯出她們堅持下一代能享用公平教育機會的勇氣。

在殺校風和業績主義潮流下,不少學校都只能採取「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政策,摧谷成績名次,理想變成奢談。然而,教育這東西很奇怪,鼓動校長教師努力工作,多走一步的,不是甚麼,正是教育的理想。曾經有位校長跟我說:「昨天校監對我說:『使命和願景,每間學校都有,是聊備一格的字句,不要太認真,要多想如何提高成績!』我失望極了,成績並非不重要,可不是一切。」結果,這位校長當了5年便離職了。

(麥肇輝老師指出,我早前「退修難免」一文中,低估了企會財的退修比率,據他計算,該科退修率應為各科之冠。)


千瘡百孔

(2013年6月19日星期三)

近年香港對教育的一些說法,把我弄胡塗了。例如:

2000年推行的教改,有說是源於港人對香港教育的不滿,指已「千瘡百孔」,不搞教改不行。教改10多年後,官方剛發表檢討報告,聲稱教改成功,立法會又即有議員以「千瘡百孔」來形容新高中下的香港教育。到底香港教育是「教改成功」還仍是「千瘡百孔」?

推行教改時,被批評為香港教育一大弊端是:「家長過份摧谷」;教改10多年後,檢討報告稱教改成功的主因之一,是香港學生得到家庭的「大力支援」。究竟是「過份摧谷」還是「大力支援」?兩種說法是否可隨便互掉?

新高中號稱課程的設計是「寬而廣」,但實際上4科主修科內容浩繁,不少大學收生時也只看學生的主科成績,這令選修科的退修情況日益嚴重。所謂「寬而廣」,從可說起?

舊學制下中學有兩個公開考試,被稱為「一試定生死」;新高中只有一個文憑試,但會推行「校本評核」,謂這是對學生的成績作持續性的評估,但這些評估把師生折騰至死,不少科目在多方反對下取消了或讓校評只佔些微分數。新舊學制到底哪個更「一試定生死」?

教改提出多個與「學習」有關的口號,如「學會學習」,「學習經歷」,「促進學習的評估」等,新高中文件還聲稱用上了「最新的學習理論」,卻從來沒說清楚哪些理論?「學習」是甚麼意思?這有點像街頭小販,聲稱產品用上了「最新納米技術」。甚麼納米技術?請勿詳問,街坊願買便行。


退修難免?

(2013年6月12日星期三)

新高中學生除必須修讀中、英、數、通識外,還要讀兩至三科選修科。不少學生在中四時選修3科,到中六時只剩下兩科,退修選修科的情況普遍和嚴重,例如報載中史科的退修比率高達37%。翻查資料,綜合科學、音樂、倫理與宗教、視藝、設計與應用科技等科,退修率均超過25%;其他大科如企會財、經濟,物理、生物、化學,退修率亦為7%至9%。

學生退修的原因很多。其一,部份學生讀過一段時間後,對新高中不信任,跳船離港,往外地升學。其二,新高中科目課程內容太多,實際所需課時遠超官方的「建議課時」,教師惟有頻頻補課,教師和學生都吃不消。其三,不少學生用「試讀」心理選科,認為將來「讀唔掂」退修便行,這大概就是楊潤雄署理局長回答立法會提問時說:「退修情況難免」之原因吧!

退修真是「難免」?須知任何課程,皆有其目標和圓滿性,課程既然是三年一貫,要達到預期的學習目標,應鼓勵學生作適當的選擇,然後立下決心完成課程才對。大學容許學生「試讀」某科,最多也只是頭一兩課,從沒聽過有制度讓學生修讀一兩年然後棄修,還稱「情況難免」的。學生半途而廢,不但浪費時間精力,還製造無助感和挫敗感,應是萬不得已的事情;大量的中途退修,更顯示制度出了問題。新高中以「學習」為口號,官員竟視大量的退修為難免現象,這究竟是甚麼學習理論?

又為甚麼「新高中學制檢討委員會」不檢討上述問題?


新高中祝捷會

(2013年6月5日星期三)

4月19日明報就《新高中學制檢討報告書》發表社論,標題是「新高中課程成功?實踐證明言之尚早」。當天原來正是教育局召集全港校長在將軍澳舉辦《報告書》簡介會。

不少校長對會議都充滿「期待」,因為報告書稱新高中為moving forward to excel,這與學校自2006起推行新高中的經驗背道而馳,他們認為稱作 stuck in muddy waters才對。校長都在等待台下發言時間,好讓教育局和公眾明白,報告書對新高中的評價,他們並不認同。

該會議下午2時半開始,教育局稱之為「簡介會」,實應正名為「祝捷會」。連場的好戲是先由官員發言,宣稱新高中成功,接著由兩名學生代表上台講新高中有多好,再由請來的英國退休教授 Mary James 演講。

這是教育局的一貫策略,早幾年請來 Michael Fullan, 今天請來 Mary James,都是不約而同地豎起拇指,大讚香港教改。官員們以為請他們來「擂鼓」,既可以填塞會議時間,也可以把反對聲音壓下去。今次 Mary James在台上大讚香港的新高中,一講就是45分鐘,台下校長的反應,不是汗顏,而是憤怒。新高中好不好?有甚麼問題?猶如鞋子合不合腳?只有穿者才知道,何需那些根本不在香港進行實徵研究,四處跑碼頭的「世界」學者來說三道四?

捱到5時,討論時間開始,但出席的吳克儉局長早已溜走了。有校長問:教師在新高中下疲累死了,局方如何改善班級教師比例?討論還未展開,局方還未回應,噢!對不起!15分鐘的討論時間過去了,主持宣布會議成功結束!

傳統名校轉直資

(2013年5月29日星期三)

直資制度的本意是要讓參與的學校多一點自由,包括收生、編制、學費、課程、教學語言等,也希望給家長多些選擇。10多年前出現的首批直資學校多屬新建校,辦學團體希望利用直資彈性,更好地追求某些辦學理念,辦一些有特色的學校,故有標榜創意教育、音樂教育、特殊宗教背景等。這些學校的特徵是,必須爭取家長的信任,學校如收不到學生,就沒有收入,面臨淘汰。

近年直資制度的發展有兩大特點。其一是直資校可享有的自由逐漸減少,例如,學費受嚴管,學校必須教本地公開試課程等,餘下來的就只有收生、編制、教學語言三方面的自由。另一大特點是傳統名校轉直資,且學費越來越貴。

說傳統名校轉直資後可以更好地實踐辦學理念,真能入信?首先,一般直資學校已沒法擺脫本地考試,課程創新空間有限;其次,這些學校皆已實行英語教學,根本無需行使教學語言的自由;其三,學校不愁生源,學位求過於供,學校必須遣走某些申請者。轉直資後學校可退出派位機制,把學額分配給舊生子弟關係戶,形成世襲制。其四,這些學校大都收費昂貴,縱有減免措施,亦難令清貧子弟安心求學。

香港的傳統名校,多已有寬敞的校舍。有說轉直資的好處是可以有錢多建樓房,泳池,購置設備等。然而,這些設施只會令門檻更高,清貧家庭望而生畏。也有說部份傳統名校要轉直資,是要借此更新校政,若是如此,亦似應從現有校政缺點方面著手,轉直資並非對症下藥的方法。

甚麼是學習經歷?

(2013年5月22日星期三)

官方文件常用「學習經歷」(learning experience)一詞。 可是,這是何物從無解釋,好像套上這個詞語後,一切教與學的道理都會不言而喻。

有說學習是一個過程,凡學生參與的學習活動,都是「學習經歷」。然而,學習就像吃飯、睡覺,需要時間,是一個過程,誰人不知?「學習活動」一詞,更是包羅萬象,上課聽講,作業練習,課後球賽,課外閱讀,哪一項不是學習活動?然而,我們不能硬說有「過程」有「活動」就構成學習經歷,理由是誰也無法保證,老師在這邊廂搞出來的過程和活動,都在學生那邊廂成功,變成他們的「學習經歷」。把由老師設計的過程和活動都稱作「學習經歷」,是把「教」和「學」混為一談,犯上假設「教學」必然引起「學習」效果的錯誤。

從學生的角度看,部份學校活動製造出來的感覺和經驗可能是:浪費時間(因為考大學不計分),無聊(只順從學校或老師的要求),吃不消(家長還有其他的活動安排)等。

「教學」不一定引起預期的「學習」效果,道理顯淺明白。把「教學活動」冠之以「學習經歷」之名,並不能改變上述事實和道理。也正是這個原故,我們在概念上要把「教學」與「學習」分開,教學活動成功,才能產生正面的「學習經歷」。

香港教改文件所謂的「學習經歷」,其實所指的只是經由學校和老師設計的「教學活動」,頂多只能稱為「學習的機會」。自稱「學習經歷」,恐怕只是種混淆視聽的吹噓。

樹雖大必除枯枝

(2013年5月15日星期三)

我在中大讀書的時候,某天來了幾位西裝畢挺的外籍人士,在新亞的文娛中心演講,座無虛席,我好奇地站在會場後面聽。講者原來是剛上任不久的廉政專員姬達 (Jack Cater),他解釋香港政府有多大的決心肅貪,廉署如何運作等,他沒有講稿,但說話條理分明,誠懇認真,令人印象深刻,結束時他還鼓勵畢業生加入廉署,幹一番有意義的事業。但香港貪污問題嚴重,靠一個廉署可解決?大家都半信半疑。

接著好幾年,廉署的整肅貪污工作確有矚目的表現,不少同學因此希望投考廉署。但廉署挑選嚴格,誰要加入都要先「查三代」,個人還要有疾貪如仇、親疏無別的情操,故要有斷六親的心理準備,將來亦不要指望投身工商界,因為難有老闆聘請可能是廉署臥底的僱員。

正是那種「樹雖大必除枯枝,族雖大不容乞兒」對貪污不茍且不容忍的態度,使廉署成為殖民地政府遺留下來的一項「德政」;一句 「香港勝在有ICAC」,道出了港人的驕傲。

我在大學教育學院工作時,曾為廉署社區關係處辦過工作坊,亦支持他們走進學校進行廉潔教育,他們為推廣品德教育而製作的中小學教材教案,多是以理服人,啟發自省的上品,而非「洗腦」教材。

回歸後出現連串特區政府最高級官員涉嫌潛建、收受富豪利益事件,待查之際,又揭出連負責肅貪倡廉的前廉政專員也涉造假拆單、頻送禮、藏私酒、宴權貴、謀後路的新聞,辛苦建立的廉潔政府形象今天如此淪落,能不令人扼腕嘆息乎?

五台摔壞的攝錄機

(2013年5月8日星期三)

〈5 Broken Cameras〉是齣紀錄片,導演 Emad Burnat 本是一名巴勒斯坦農民,世代居住在被以色列政府佔領的西岸村莊。Burnat 在 2005年買下第一台攝錄機,原是為了第四子的出生,但以色列要在該地建殖民區,先在村外築起圍牆和圍網,Burnat於是拿起攝錄機,以第一身方式敘述面對家園被侵佔,村民進行非暴力反抗的經過。因此,影片穿插著Burnat兒女成長的生活片段和村民在槍林彈雨下徒手抗爭的場面。

從 Burnat 攝錄機,觀眾經常看見指揮官大叫: 射他!士兵描準示威者開槍的場面,也不時看到士兵發射像下雨般的催淚彈,把曠野變成白茫一片。赤手空拳的農民,哪能擋得住士兵的子彈?奇怪的是,縱使每次都有人被打傷打死,村民總是無畏地捲土重來。

Burnat 有一名當理髮師的朋友,遊行時跑到士兵面前問:Have you no heart?士兵當然是鐵石心腸的,理髮師結果被槍傷,但痊愈後又再跑回前線,問士兵:Where is your heart? 士兵開槍,他就臥在地上說:Let me have it! I wanna die. 人不怕死,還有甚麼可說?

5年間,Burnat共有5台攝錄機在示威中遭摔壞,或遭子彈打中。他本人亦曾受傷和被捕。以色列法院最終判定圍牆為非法及要拆掉,但被霸佔的土地早已蓋滿了屋,Burnat 只得無奈地看著殖民者搬進去。

這紀錄片沒有甚麼「持平」、「各打五十板」的「通識」觀點,而是一面倒的個人敘述。可是它把我說服了。Burnat 的5台攝錄機,再次提醒大家在某些角落裡,確有恃強凌弱,濫捕濫殺,公義無法伸張,且不易為傳媒報導的情況。

教改成功,微調便行?

(2013年5月1日星期三)

最近發表的〈新高中學制檢討報告〉,認定新高中已成功提升學生在學業和非學業的學習質素。但證據何在?文件指曾進行68次調查,涉及17000人,但其中羅列的數據,原來只來自問問受訪者認為自己或學生有沒有進步!「學習質素」是深層次概念,不可能由意見調查得出,是基本常識;此外,報告只列舉「支持」的意見和數據,無數據的地方就填上「有證據顯示」(there is evidence) ,「有回饋意見表示」(feedback indicates) 等空洞字眼。

報告對新舊學制進行比較,認為新勝舊,例如,「舊制下只有33% 適齡兒童讀中六,現在則有85%」,卻沒說學額擴充只是「肯使錢」便能做到的事,並非教改成績。報告又引用港生在國際測驗的成績,證明教改成功,卻沒說我們的成績遠在教改之前已名列前茅,並不能歸功於新學制。

報告製造的印象是:新高中的形勢大好,只需微調便行!於是官員跑出來宣布:現在順應要求,刪減授課時數,減免校本評核,中文科補回範文教學,… …

談到印象,有說10年前要推行教改,起因是大家對舊制度不滿:家長不滿學校功課太多,名校競爭大,學位難求,本地學校只推行應試教育,有錢的只好去讀國際學校,或求早日出國;教師不滿學生學習動機差,個別差異大;僱主不滿本地畢業生水平低,寧願請外國畢業生。因此,不搞教改香港便無前途。

經歷10年教改後,請大家想想:上述問題究竟是減輕了?匡正了?抑是變得更嚴重?又新學制的檢討為甚麼不會問這些問題?

「學習」還先要「學習」?

(2013年4月24日星期三)

英國學者 Christopher Winch 寫過一篇文章,叫 Learning How to Learn: A Critique,對「學會學習」這概念作出分析和批判。

Winch指出,提出「學會學習」的人,既然相信「學習」要學才會,必先要假設人與生俱來有一種「學習潛能」,經歷「學會學習」後,潛能變為能力,運用這種能力,人便可畢生進行學習。Winch 問:假如這潛能與生俱來,那麼,只要生物性的環境許可,潛能不是自動會變成能力的嗎?為甚麼要多此一舉,硬說必先要「學習」學習呢?況且,從邏輯看,只要我能夠顯示「學習」,還不已是「學會了學習」的明証嗎?何來「學會學習」需要?再者,假如世上真有件東西叫「學會學習」,那麼它的後面是否還有「學會『學會學習』」呢?這是否在製造一種「不斷後退」(infinite regress)的悖論?

Winch 又指出,「學會學習」的論者,多提出「共通能力」說,其目的不外乎希望人能掌握某些基本「技巧」(skills),如閱讀 (literacy)和運算 (numeracy)等,有助日後的學習。但這些基本技巧從來都是學校的教學內容,犯不著拿「學會學習」作招牌,這樣做只會令人產生得錯覺,以為這些是新東西,自欺欺人。

我曾翻閱教育研究期刊,發現以「學會學習」為題進行的實徵研究,數量極少,幾乎沒有。然而,研究自主學習 (self-regulated learning)及元認知(meta-cognition),看看學生有否反省自己追求學問的策略,或讓別人的自覺啟發自己的自覺的,卻多不勝數。不知道在香港提出「學會學習」的人士是否弄錯了,其實意指的是自主學習?

學習質量最重要

(2013年4月17日星期三)

「觀課」是某些些學校的例行活動。部份學校以觀課來評核老師的表現,故觀課往往只由科主任進行,事後給「上課者」打個分數便算完事。又為促進交流,香港近年流行校內「同儕觀課」,但由於彼此是同事,觀課既畢,為免傷感情,進行認真評課討論有難度。此外,觀課要「觀」些甚麼?如何「評」課?也多是沒討論無共識的東西。

在上述問題上,同文陳漢森月前一篇叫《評課集中看學習成效》的文章,很值得看,他的話總結了我多年的觀課經驗。陳指出,不少評課表設計老是看教師在課堂上的表現,他卻認為,評課應把注意力放在「學生的學習成效上」,如學生參與率,學習含金量等。

國內教育工作者佐斌曾寫過一篇文章,叫《「觀課」與「說課」該關注甚麼?》觀點與陳相若。佐說:從前觀課評課的對象是教師,標準是看教師「講」得好不好,這是把焦點弄錯了;若教學是為了帶領「學習」,觀課是求改進教學的話,那麼,觀課評課應以「學習質量」為主,沒有學習效果的課堂教學頂多只能算「白幹」。他舉例說:有些課表面上學生是動起來,… … 課堂氣氛也很活躍,但從質量上看,只停留在淺表形式上的轟轟烈烈烈,沒有真正激發學生深層次的思維和情感的投入。… … 雖然學生你一言我一語,但原來只是重複課文中的內容 … … 學生們只在書上找相關答案 … …(就是)浪費時間。

把焦點校正,放在學習質量上,是改進觀課評課工作的第一步。

成績大躍進

(2013年4月10日星期三)

美國亞特蘭大市的前校區總監 Beverly Hall及34名教師正被起訴,指他們在考試中作弊。考試作弊的竟然不是學生,而是官員和教師?

事情是這樣的:2001年美國通過 No Child Left Behind 法案,全國的公立學校必須進行州立統一考試,確定學生的成績是否達標。學校的成績如不達標,或進步緩慢,將會受到被州政府接管,解僱校長和老師等處分。分數於是變成教師飯碗的保障,部分學校乃踏上作弊之路。有教師考試前先給學生「通水」,有些塗改學生答案,有些更索性篡改分數。區主任也為求「問責」表現,讓學校達標,威逼區內的校長老師參加「集體作假」。

Hall 自1999年上任後,亞特蘭大的成績節節上升,至難以置信地步,Hall 因此曾當選全國最佳區主任,獲白宮款待,任內共得50萬美元獎金。上述個案報章已報導過,但一般報導沒說的是:Hall 的神奇「業績」,一早已引起廣泛懷疑,然而調查一拖再拖,要費時10年才完成。主因除污點證人難找外,原來亞市是非白人城市,Hall本身也非白人,為維持這種族的光榮成績「神話」,商界領袖曾多番阻止調查,不願意找出事實真相。醜聞最終曝光,調查指作弊的共44間學校178名教師,但有報導指出,這只是冰山一角,作弊的何止這數目?亦何止一城市?中國大躍進的「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看來正在美國學界滾動翻版。

對於那些鼓吹學校要實行「獎金制」,「業績問責」,「分數至上」者,這是不是一個值得深思的個案?

誰的海被搶劫?

(2013年4月3日星期三)

Stolen Seas 是齣紀錄片,由美國人拍攝,描述2008年丹麥商船駛進亞丁灣,遭索馬里海盜騎劫索取贖金的經過。海盜是非法行為,人盡皆知。這影片試從海盜的角度述事,縱有同情海盜的傾向,卻不失為「多元角度」看問題的好材料。

索馬里原居住10個游牧部落,以養駱駝為生。早年部族內戰時,美蘇兩國為爭奪世界地盤,運來大量軍火,令戰爭持續和加劇。內陸饑荒,人民流徙至沿海地區,以漁為業。然而,外國運來有毒廢物,倒進索馬里海裡,令大量海魚死亡。此外,來自外國(包括中國)的遠洋漁船越來越多,並以先進的作業技術把魚網盡。索馬里漁民失去生計,於是拿起武器,登上外國漁船,綁架船員進行勒索,並聲稱這些船員就是他們的「漁獲」。他們又發現,離岸稍遠的海域,有外國油輪和貨船經過,這些船東更有錢、更願意付贖金,於是視騎劫這些商船為更大的漁獲。

影片走訪海盜、丹麥船東公司總裁、談判專家、居中的索馬里翻譯員,被綁架的船員家屬等,討價還價歷時70天,付過贖金後人質最後獲釋。船東明知付出巨額的贖金,只會助長騎劫行為,為甚麼仍願意付款?影片中的丹麥船東表示,船員的安危當然是考慮,但船掛的是「方便旗」(flags of convenience),在巴拿馬註冊,巴拿馬不抽稅,當然也不會跑到外國水域幫手打擊海盜,故不少船東早已視贖金為運作成本。

影片取名為 Stolen Seas,誰的海被搶劫?誰是搶劫者?誰是受害人?觀眾要自行判斷。

從廣告的內容看

(2013年3月27日星期三)

今日的香港,廣告已達無孔不入有時甚至令人厭煩的地步。例如,店鋪的霓虹招牌越來越大,伸到馬路中央;巴士裝上擾人的電視廣告,不讓你在車上有片刻的安寧;的士前坐的椅背也裝上電視廣告屏,不怕遮擋視線,就是要乘客「焗睇」。但廣告無論多具心思創意,目的只有一個:向你推銷商品。

有人說這是商業城市的必然格局!最近到台北旅行,這個城市雖然也充滿形形式式的媒體廣告,但覺得有點不一樣。以下是台北地鐵的一幀廣告:「手機通話禮儀 —『輕』聲細語,長話『短』說,『簡』訊傳送。」

「讓座」的廣告也別出心裁。例如有幅「當我受傷時」廣告,圖片是一個受了傷的孩子,文字內容是說有一次他不小心跌傷了,行動不便,但乘車時得到叔叔嬸嬸讓坐,避免了二次受傷,因此心存感激,康復後要讓坐給有需要的人。

這些廣告車廂裡有,月台上也有。我想,把這些位置租給客戶,豈不可以帶來更多的收入?為甚麼地鐵公司願意把這些黃金位置用作公益和教育?為甚麼這裡有創作人肯動腦筋想出這樣的廣告?

台北看來經濟上不及香港,但從微細的事情可以看出一個較高的社會風尚。乘坐地鐵時總見到拿書閱讀的年青人,目睹讓坐的情況也比香港多,人都比較有禮,高聲談笑者不多。這令我想到,不少人以為「教育」就是學校家庭的責任,殊不知社會重視些甚麼,責難些甚麼,能否把人際關懷放在金錢效益之上,也是有力的教育。

框外還是框內思考?

(2013年3月20日星期三)

萊特(Frank Lloyd Wright,1867-1959)是美國近代的建築大師,他設計的「落水山莊」 (Fallingwater),譽為美國史上最偉大的建築。邀請他設計的Kaufmann家族,原初只要求房子可觀賞瀑布,但萊特索性把房子建在瀑布之上,並有兩層向外伸出的陽台,用堆疊方式建築,不礙水流,令陽台上的人四時皆享瀑布之聲。

聞說萊特接下房子的設計任務後,只實地觀察過一次,然後在9個月後的某一天,只花上兩小時,便畫出整個建築物的所有平面圖,因此有人認為,萊特有非凡的創造力,能擺脫時空限制,一蹴即至,是「跳出框框思考」(think outside the box) 的典例。

學者 Weisberg 近日仔細研究萊特的設計過程。他發現:1.萊特其實曾多次勘察地勢;2.他和Kaufmann的書信可證明山莊的設計是逐步完成的,絕非一步到位;3.傳統設計先考慮採光,萊特也是由此出發,但瀑布三面地勢皆不利採光,Kaufmann又表示房子不能太小,故他只好把房子放置於瀑布之上,這是十分邏輯的思考。4.萊特曾多次向人說,他的習慣是先把每個細節都想透,才拿紙張繪圖,他能一口氣把「落水山莊」的設計畫出來,靠的是專業知識和經驗,而非甚麼思考方法。5.萊特「落水山莊」的陽台設計,在他的早期作品和同儕作品中有跡可尋,並非忽然之想。

Weisberg指出,不少人誤解「創造思維」,以為是超凡的天賦,跳出框框的思考,殊不知創作者本身的已有知識,對當前任務和形勢局限的了解,才是關鍵。必承先才能啟後,創造力還是「框內思考」的結果。

學科的凋零

(2013年3月13日星期三)

英國學者 Harris 及 Burn,在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縷述歷史科在號稱「能力為本」的 National Curriculum中,受到的待遇。他們指出,儘管當局口裡說歷史教育很重要,可是實行起來,政策卻充滿矛盾。公立學校為依從政府政策,擴充語文、算術、電腦等「技能」科目,把傳統學科(如歷史)的課時不斷壓縮,或收納在「綜合性」科目裡;又由於歷史被視為較難的科目,不少學校為了提高成績,索性把該科删掉。私立學校由於不受規限,可以自訂課程,竟成為歷史科的保存者,但可預見的將來是:只有富家子弟才會得到較正當的歷史教育。

兩學者又引用一項全國性的調查,指出不少歷史科教師都對現況不滿,認為歷史與其它科目合併為綜合科目後,教師只能按「主題」教授零碎的知識,學生無法了解歷史知識跟常識有何分別,更不能從概念上掌握何謂歷史證據 (historical evidence)。他們指出,在這場「能力為本」的教改中,主事者既不深究「知識」為何物,也不明白課程理論是以「知識觀」為基礎的,結果令學科 (disciplines)凋零,學生亦因此喪失學習以學科知識作嚴謹思考 (disciplined thinking) 的機會。

香港的教改,也標榜「能力為本」,2001年起中小學課程把科目歸納為8大「學習領域」,9項「共通能力」等,在課程結構上,鼓勵推行綜合性科目,跨科目學習,主題學習。在這情況下究竟學科知識受到多大的尊重或排擠?學生學會了甚麼「知識」?甚麼「能力」?學校的教與學有甚麼實質的改變?都是尚待回答的問題。

可幸與不幸

(2013年3月6日星期三)

不少人詬病學校經常要學生背誦知識,認為學生要學的不是知識而是能力。知識是死的,又容易過時,能力才是活的,掌握後可以無限發揮,畢生受用,是故課程必須改革,不應再以傳統學科為主軸,而應以培養「能力」為主,如獨立思考,創造力,群體協作,自我管理等。

把焦點由「知識」改為「能力」,早期的有英國自1988年實行的 National Curriculum,但學術界對學習「能力」的批判,從未停止過。教育社會學者Michael F.D. Young的文章,尤值得推薦。Young 從前也批評學校所教授「學科知識」,只是社會上有權者行使和鞏固權力的工具,並無內在價值。後來他承認自己錯了,重讀 Durkheim 和 Vygotsky的著作後,認為「學科知識」才是文明的結晶,學習的正道;學校若貶抑知識抬舉能力,最終建立的只是「常識」,這種知識缺乏對事物的洞悉力,學習是浪費時間。

Howard Gardner (1991) 在 The Unschooled Mind 裡也這樣說:任何時刻,學科知識都是人類在認知上最高的成就。人若要活在當代,發揮潛能,成就理想,這種知識不可或缺。其實,5歲的小童已能夠自行掌握常識,但不能不靠學習來掌握千百年來人類辛苦經營和建立的「學科知識」。

在香港,2000年的教改以「樂善勇敢」為口號,處處強調共通能力,跨科目學習,把「能力」學習高唱入雲。可幸的是:大部份學校和老師都把這些視為「講過就算」的東西,繼續教其「學科知識」;不幸的是:學生仍在背誦知識,我們在如何更有效地教授「學科知識」的問題上,並無寸進。

課程的基礎是學科知識

(2013年2月27日星期三)

鯨魚的身體像魚,又活在海裡,一般人會以為是魚,但生物學卻把鯨魚分類為「哺乳類動物」。我們看見會動的東西就聯想到力的作用,但物理學家會先問:這會否是「惰性運動」?如果是,根本沒有力的存在。

學科知識所使用的概念,我們平日可能都曾經聽過用過,但學科知識裡所描述的「那一套」,其實跟日常生活的經驗大不相同。正因如此,學科知識令我們開眼界,增進對事物的了解,豐富我們生活的意義;也正因如此,學科知識應該是學校課程的內容。

要注意的是,每門學問都有其獨特判辨真偽的標準,思考問題的方法。這些標準和方法,只有鑽進學科裡才能掌握和明白,並無法還原為資料搜集、閱讀、總結等一般性技巧,更不可能歸納為甚麼「共通能力」,以為學生學會後就能掌握學科知識,甚至變成「跨學科」的高手。

Howard Gardner (2007) 曾這樣說:老師常以「題目」(如patterns, water, the cradle of civilization等)組織教學活動,甚至帶領學生做專題研習。然而,這些活動多沒有甚麼學科知識內涵。結果學生可能製造出很多有趣的「成品」和「報告」,但細觀之下,這些東西多只停留在常識或生活體驗的表達。學生還沒有好好學習使用「學科知識」(discipline),「跨學科」(inter-disciplinary) 的思考就只是奢談。

教學上利用日常生活經驗作起點,引起動機,增加學習趣味,並沒有錯。但千萬不要把「學科知識」的教學目標丟掉,否則學生只能停留在生活經驗層面,原地踏步,蹉跎歲月。

教育知情權

(2013年2月20日星期三)

政府以「東隧減價、紅隧加價」為基礎,提出了3個方案,紓緩紅隧塞車情況。紅隧塞車是老問題,現在才提出解決辦法是晚了。然而,政府這次提出的方案,相當具體,並列出如預期車輛架次、駕車者可節省時間、對政府財政的影響等資料,公眾討論較容易,算是誠意之作。

為尊重公眾的「知情權」,在提出施政建議時,提供相關的資料,讓市民可以進行「有根據的判斷」(informed judgment),本是問責政府應有之義。然而,近年香教育政策的的製訂,就是這個標準也達不到!

例如,前任局長孫明揚提出教學語言「微調」,明顯與一貫政策相違,他卻硬說沒有沖突,亦不解釋預計多少間學校會開「英文班」?有多少老師、學生會受影響?將來如何檢討?

又以最近「中學縮班」事件為例,教育局大灑公帑賣廣告,吳克儉局長走訪學校,硬銷局方的「111」方案,卻不提供任何資料,說明供求數目如何計算?為何該方案足以解決問題?大家只許對局長投盲目的信任票。

「跨境學童」問題上,北區小一學額不足,吳局長又大拍心口,說有信心北區學童可以派回北區上學。至於學額何來?跨境學童會派到哪裡?毫無解釋。

在教統局主導教育革新的年代,我們起碼還可以看到較完整的建議和計劃。教統局不再寫定期報告了,代之而起是教育局長的權宜之計,見步行步,摸石過河。政府承諾推行15年免費教育,但拖到何時兌現?會否像「八萬五」般自動消失?令人擔心不已。

權宜之計何其多

(2013年2月13日星期三)

據說跨境學童的人數,今年已超過16000人,其中幼稚園和小學生人數為7400及6700人。按就近上學原則,這些學童最近的學校就在北區,但北區本身已學額不足,家居北區下學年要升小一的有3400人,早幾年殺校潮已令學額剩得2500個,現再加上大量學童跨境而來,供求失衡情況將更嚴重。可預見的是,在明年小一「統一派位」過程中,必有部份人被攪珠派往別區上學。

教育局長吳克儉卻有權宜之計。他說:如申報家居北區,又被派到別區的話,可以向教育局求助,務必替他們尋回北區學位,原區上學。學位何來?辦法大概就是拍校長膊頭,要每間北區學校多「啃」幾個。

然而,局長的辦法是否製造不必要的曲折呢?假如此法可行,為甚麼在統一派位時,不乾脆把申報家在北區的,按意願全數派回北區去,免除家長奔波到教育局求助之苦?

我只能猜,局長的辦法是希望從報讀北區的申請者中篩走部份人。篩走誰?我相信就是那些沒有北區住址的跨境學童。按局長所提的辦法,這類人根本沒資格求助,因此到時可以在無聲無色下,把他們派到港九新界各區。

學童跨境上學,只是父母的意願,這問題的產生,又只源於政府規劃疏漏,後知後覺,每以權宜之計、拆彈等方式處理問題。更滑稽的是,過關免檢查的跨境校巴配額只有110個,大部份跨境學童每天要捱數小時舟車之苦,冒遭水貨客撞傷之險,絕非「天降大任,勞其筋骨」的鍛煉。稚子無罪,這是制度之錯!

貧窮子弟難上大學

(2013年2月6日星期三)

大埔教院調查顯示,富家子弟入讀本地大學的入學率,為貧窮家庭的3.7倍。這數字在20年前,僅為1.2倍,可見香港貧富差距,已擴展至大學教育。然而,調查沒有解釋為這個差距如何發生?為甚麼會擴大?

我在70年代讀預科,有錢的同學半途便跑到外國升學,剩下來要捱香港這個「千裡挑一」的考試的,多是像我一樣,跑不動的基層子弟,故只能求把書讀好,考進本地大學。

然而,近年香港的大學以「國際化」為名,把大量學額預留給「非聯招」學生,於是有錢子弟可以跳過香港會考,從外國回流到香港的大學,甚或從本地的國際學校直接進入香港的大學,霸佔原本由會考成績分配的學額,蠶食基層學生透過考試考入大學的機會。據說某大學過半數的醫科生是由「非聯招」招回來的。

今天香港考獲入大學資格,但因學額不足不被「聯招」取錄的學生,每年過萬。窮小子考不上大學還要再博一博的,只好去讀「副學士」。前特首董建華提出,在10年內要令六成青年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原來他所謂的「高等教育」,就是高等院校視為一盤生意的「副學士」,兩年學費動輒10多萬元。說這是專向低下階層徵收的「貧窮稅」,並不為過。時聞有父母為子女籌副學士學費、留位費,狂加班以至猝死的新聞,相信這也是香港社會的「特色」。

特首梁振英競選時常說:只要肯努力,自有出頭天。不知道他是否明白,回歸後社會的變化已令這句話越來越難實現。

聽歌學甚麼?

(2013年1月30日星期三)

我不特別愛好英語流行歌曲,但會偶爾聽聽。Peter, Paul and Mary 的民歌每次重聽,都有點不一樣的感覺。他們在60年代成名,唱過不少悅耳的歌曲,如 Blowin' in the Wind, 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等。年輕時也會跟著唱,主要是跟隨潮流,女孩子喜歡的東西,男孩子總不能不學一點,但歌詞內容就不深究了。

到了大學期間,才學懂細看歌詞,明白這些歌曲,不少是宣揚「平權」和「反戰」信息的前驅,從當時的政局看,屬「異見」一類。例如,美國平權運動,就深受藝人和政治異見人士的影響。63年的華府平權大遊行,Peter, Paul and Mary 獻唱了 If I Had a Hammer;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個夢想」,據說靈感來是歌手 Mahalia Jackson給他一句話:Tell them your dream!運動促使美國在64年成立平權法,立法雖不能消滅對種族、信仰、女性的歧視,卻大大改變了社會的看法;昨天視「平權」為異見,今天卻成為社會的主流共識,甚至是學校公民教育的教程。

再聽 Peter, Paul and Mary的歌,回想幾十年來美國的變化:輿論對參與外國戰爭漸採審慎甚至反對的態度,從前全由白人男性主政,今天有黑人、女性當國務卿、甚至總統,實在不能不說是一種社會的進步。當然,單靠藝人堅持社會理想,創作動人的作品,並不足夠,社會還必須能包容「異見」,才可令民眾對不平事物作出反省和了解。

香港不少生意人進佔教育界高位,經常鼓吹學好英文好搵食,聽歌可以學英文。此說淺薄,聽歌可以學到的政治、歷史、文化知識還多著呢!

誤人子弟

(2013年1月23日星期三)

上兩星期趙志成在本欄發表的《成績榜以外》,讀來百感交集。十年前我毅然決定放棄大學的工作,到一所中學出任校長,原因之一正是由於學校在單張上,說明其辦學理想:成績固然重要,但比成績更重要的教育多的是 (There is more to education than just passing examinations)。

一般的香港學校就是「成績掛帥」,只以考試成績論成敗,明確說「成績以外還有新天地」的辦學團體難得,故上任後循此方針,大力推動藝術、音樂、體育、旅行、義工、節日慶祝等活動和比賽,同時加強對學生的輔導工作。學生喜愛足球,我特意劃出兩個「小型」球場來。他們熱愛學校生活,我視為學校重要的成就。

頭兩屆畢業生的會考考試成績不算好,可能如此,校董會在審閱校務報告時,對詳細開列「學生在其他領域取得的成就」視而不見,只集中討論「考試成績」一項,總要問校長有甚麼措施提升考試成績?話傳到教員室裡,大家乃明白,學校的「隱蔽課程」(hidden curriculum),原來仍在於考試成績。

當然,人活在特定的文化傳統裡,經常在不自覺中接受各種由文化傳遞的信念,越是不自覺越難改變,對教育的看法就是一例。我們的升學制度,長期以來只在於拔尖,伸延至中小學,只能逼令負責任的校董、校長、老師相信考試成績「沒有最好,只有更好」。不採取這態度,就是誤人子弟。

可堪告慰的是,當年會考成績一般的同學,據說不少都已取得大學學歷,並在工作上有點成就,並沒有人埋怨我「誤人子弟」。

三種愛國主義

(2013年1月16日星期三)

不少人有如此看法:人會先愛至親,然後才顧及他人,這是自然;愛國就是先愛自己的國家,或者愛己國比愛別國多一點。故問:愛國也不是自然的事麼?

學者 Joseph Kahne對此有以下回應:人的自然情感 (raw emotions) 很多,但有好壞之別,有些(如嫉妒、自私等)不但不值得推廣,還應設法去掉。因此,問題不在於情感是否發乎自然,而在於應否給予肯定。從歷史看,民主政府和法西斯政府都會要求學校教學生愛國,但老師有更重要的職責:教導下一代追求民主。我們若要教授愛國主義課程,必須先看其內容是否有利於社會的民主發展。所謂民主,杜威這樣說:「民主」的重點在於對異見的尊重,並利用公開的參與來凝聚社會對未來的共識。

Kahne把愛國主義分為三種。其一是「盲目的愛國主義」,即強調忠誠,歌頌國家偉大,反對批評,重視象徵性禮儀(如宣誓效忠唱國歌等)。其二是「具建設性的愛國主義」,即按國家所宣示的理想,討論甚至批評政府的施政,是其是非其非,把愛國變成一種令國家完善的力量。然而,上述兩種愛國主義均可以在茶餘飯後以高談闊論方式進行,不一定付諸行動,因此,Kahne稱第三種愛國主義為「實踐的愛國主義」,即把愛國的熱忱化為行動,如踴躍投票、參與群眾運動、理性表達政治訴求等。

Kahne 認為,只教導學生愛國很危險,老師必須同時教導學生明白「愛國」與「民主理想」的關係,和實踐愛國的重要,以免學生淪為盲目的愛國主義者。

菇菌的魅力

(2013年1月9日星期三)

熱愛研究菇菌的鄧銘澤,是個真菌學博士。跟他去過一次大埔滘尋菇,在平平無奇的枯樹間,他能翻出十多種不同的菇菌,並說出名字、特徵,生長過程,令我大開眼界。找到的品種中最囑目的是靈芝,靈芝又名「仙草」,杜甫詩說:「靈芝冠眾芳,安得闕親近」,故應屬罕有之物。但原來靈芝在大埔並不難找,至於這裡的靈芝可否食用?有否傳說中「起死回生」之效?就不得而知了。

對菇菌有一知半解後,每次行山,除了觀樹觀鳥外,還留意菇的縱影,賞菇也是賞心樂事。周敦頤稱蓮出淤泥而不染,其實菇也如此,在腐木下和幽暗的角落裡,最容易找到顏色鮮豔的菇,但有說越鮮豔的菇越可能有毒,只可觀賞不可褻玩。

研究指出,菇菌分泌的酵素,能分解堆積的落葉和枯木,有助生態循環,有些能向共生的植物供給水份和交換養料,亦有些會寄生在活的動植物體內,跟對方有密不可分的微妙關係。此外,部份菇菌可食用,用吃菇來取代吃肉還有助環保。農場飼養每公斤的豬牛肉,需用上5公斤的穀物飼料;但種植食用菇菌,只需木屑,或咖啡渣、豆渣等廢料,且無需施肥,運送也輕便,碳足跡(carbon footprint)是負數,有助減輕地球暖化。

上述資料可能對讀生物、常識、通識的同學有幫助。可惜的是,談菇菌的書甚少,坊間只有一本18年前出版的《香港蕈菌》,我手頭上較近期的就只有台灣出版的《野菇圖鑑》,和翻譯自日文的《蕈菇樂園》。


業績主義

(2013年1月2日星期三)

英國教育學者 Stephen Ball 在戴卓爾年代曾說過,隨著教育商業化和市場化,現今的教育制度已由從前的「科層管理」(bureaucracy)逐漸過渡至「業績主義」(performativity)。科層管理是利用規章制度,上令下行,但這方法每令員工曲解命令或陽奉陰違。「業績主義」則鼓勵同儕間競爭比併,看誰的業績最好,然後賞勝罰敗,汰弱留強。因此,在中小學界以至高教界設置各種「評審」、「指標」、「排名榜」,就如陸鴻基在《心靈何價》中說:目的是令人把「業績」內化為一己的榮辱。這方法厲害,因為靠的不是指令而是心理操控。

業績指標如何訂定?當然由掌權者話事,若受質疑就推說只是依從國際標準辦事。但所謂國際標準,正是一種把教育去掉地方特色,漂白為跨國市場的工具。澳洲學者 Allan Luke以「大學排名榜」為例,提及他曾參加上海交大的「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會議,他發現與會者除了大學人員外,原來還有很多負責招募外國學生的教務長、市務代表,大家都設法令排名「標準」利己,不然就按新出爐的「標準」調校自家的課程,以便行銷。Luke 認為研究也好,教學也好,本應以當地的文化、語言、學術傳統作基礎,但大學為逢迎「國際標準」,追逐排名業績,結果令課程以至教科書都趨向一律化,難怪某跨國教科書出版集團是會議經費的贊助商。

最不幸的是,大學裡不乏權重飽學之士,明知所謂「國際化」競爭最終只會助長學術界的霸權主義,卻無動於衷,甚或為「業績」賣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