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lgram實驗

(2012年8月29日星期三)

耶魯學者 Milgram曾作以下實驗:他以科學實驗為名,招來自願參加者,令他們坐在房間內操作控制台,扮演「教師」的角色;隔壁坐著一「學生」,身上綁了電線,教師要依指示教導學生詞語,每次學生答錯,教師要按電掣,電擊對方作懲罰,懲罰拾級而上,每次增加15伏特;雖然牆壁阻隔了視線,但學生痛苦叫聲清楚可聞(當事人不知道電擊和叫聲都是假扮的)。如自願者中途不願意繼續,他就會用權威的口吻說:他不會有永久的傷害,這是科學研究,你必須完成實驗!

Milgram 發現,過程中參加者會感到不安,但65%的人仍會順從指令完成實驗,最後讓電流增加至450伏特的極限!他總結說:權威的壓力可令理性常人作出違背良心的行為,德國納粹統治者能夠屠殺千百萬人,正是依賴大批這樣的順從執行者。

Milgram的「權力服從」理論近日雖然受到質疑,但心理學家仍同意,常人在某些環境下(如要取悅當權者或表示合作),確有可能做出一些非常態行為。上述實驗是國際學校IB高中課程多科的參考材料,如心理學要求學生由此反思權力、服從的意義,Theory of Knowledge科要求思考Milgram的實驗方法是否有違道德等。

香港國民教育,國情部份刻意隱惡揚善,哪是對國家的理性認識?洗腦目的明顯不過。然而,該科由權威人士表示不准反對,政府飭令推行,從Milgram的「權力服從」理論看,洗腦教育已過了「官員」一關,問題似乎在於學校和教師,能否保持清醒,不按下第一下的電擊鍵?

真是誤解嗎?

(2012年8月22日星期三)

特首梁振英說上任以來令他頭痛的事,是政府官員未能「完整向市民發布和解說」,令市民誤解「德育及國民教育科」,意思是錯不在該科,而在市民和解釋的官員。

翻查歷史,2001年當局把「德育及公民教育」定為教改四大關鍵項目之一,課程處本有「德育及公民教育組」,2010年卻易名為「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2011年的《德育及國民教育課程指引》,更把「公民」二字刪去。究竟由誰下令?這是誤解?還是偷天換日行為?

且看梁特首撐該科的一個論點:「國情」部份只佔內容廿份一。但這數字是如何得來?若份量是如此小,那麼《指引》不斷重複學生要「認識自己國民身份」、「提升國民素質」等目標(各20多遍),就顯得凸兀和不對稱了。此外,《指引》的國情部份就像通識科一樣,避重就輕多說好話,例如:在保育方面要認識國家的努力和成就,不足之處就叫「局限與挑戰」,好像從來沒有人為的錯誤。還有,資料越揭越多,國教科推舉的「內地交流團」,原來也是一味唱好祖國,壓制批判思考。凡此種種,說是市民誤解,倒不如說是大家越來越清楚真相。

在國情教育上,近年的課程開設已達一窩蜂程度。除高中通識科的「當代中國」是必修必考外,今年9月推行的初中「生活與社會科」,也是以「認識港情、國情與世情」為目標。另外還有兩科歷史、初中的綜合人文科和公民教育科,都有國情教育,為何還架床疊屋,再加開國教科呢?

最高成本效益

(2012年8月15日星期三)

上月外遊,出發日剛好是颱風襲港過後的早上。天文台在早上10時已改發3號風球,然而機場混亂情況比想象中嚴重,航班取消延誤情況惡劣,到處都擠滿了人,滿目都是坐的蹲的蓆地而睡的滯留旅客。

我乘坐的國泰580號班機,原定早上9時起飛,結果延至下午4時登機,登機後卻宣布,機組人員要換班,不能起飛,並無法預告下一班機組人員何時能組成調派到場。乘客不滿地問:既然如此,為甚麼要我們先登機,擠在狹小的機艙裡呆等?飛機最終在傍晚飛出,抵達目的地北海道已是翌日清晨,遲到10小時。後來才得知,我坐的航班能最後開出已屬幸運。在颱風過後數天仍有航空公司呼籲乘客不要到機場和搭飛機!

按經濟學原理,航空公司規模越大,理應越有調配應變的能力。但據行內朋友說,航空公司近年為求賺到盡,提升成本效益,取消所有應變的設置,沒事時人手已是九壺八蓋,有事時就任由航班延誤,由機長或地勤人員道個歉算了。

教育學裡,Raymond Callahan 寫過本書,叫 Education and the Cult of Efficiency,詳述美國商家如何自以為是,不問教育所為何事,把學校視作生意管理,只求當下最高成本效益;管理學財務學審計學也把「閒置」的人手和資源列為「浪費」;香港政府把「學生不足」的北區學校殺掉,不察跨境學童殺到,學生人數回升,即叫餘下來的學校加班,甚至要原北區學生跨區上學。這些現象皆顯示「成本效益」的哲學戰勝了人性人本主義的思考。

「公民教育」變「國民教育」

(2012年8月8日星期三)

香港政府的中央政策組於2007年成立由劉兆佳教授領導的「國民教育專題小組」,該小組於2008年提出推行國民教育報告,其中第59段說:「小組參考了法國、美國及澳洲在推行國民教育的經驗,這些國家側重於公民教育,培養青少年的公民觀,當中與國民教育相關的策略概括如下…」。這報告尚算尊重事實,承認「公民教育」才是各國的教育重點,只由於小組的偏愛在於推廣「國民教育」,故沒有詳述各國公民教育的內容。

教育局課程發展署去年製作的《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曾引用上述報告作權威依據。《諮詢稿》第1.4.6段「國民教育與公民教育的關係」這樣說:「國民教育專題小組發表報告,… 列舉法國、美國及澳洲推行國民教育的經驗作為參考。整體上,這些國家推行國民教育,均側重培養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和公民價值觀的培育,…」,該段文章最後還以「香港推行國民教育的方向,和其他國家及地區相若 …」作結。

劉教授的《報告》明明說「各國均側重公民教育」,《諮詢稿》引用時為甚麼會變成「這些國家均側重培養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這一點我在去年5月曾以「魚目混珠」為文指出過,但本年4月課程署把《諮詢稿》最後寫成《課程指引》,卻沒有更正。原以為課程署可能是大意弄錯,現在卻逼得相信,主事者要完成的政治任務壓力太大,不得不做點滲漏動作,以便營造「國民教育是國際慣例」的假象。

如果是你的子女

(2012年8月1日星期三)

由浸大薛鳳旋主編的《香港發展報告 2012》書裡這樣說:

「由於香港有大量學生以自費在海外接受教育,因此…已從其它途徑滿足其教育需求。若政府盲目…追求大專人數的比例,只會將不夠資格…的學生送進大學或諸如副學士等課程,…降低大學生平均質素。下一任政府…不應簡單追求大學生人數的增長,特別要考慮應否停辦副學士課程,轉為協助這些年輕人強化技能培訓。」

作者不斷重複上述觀點,卻沒考慮是否倒果為因:即香港家長把送子女到外國讀大學,是否因為本地大學學額不足,迫於無奈?此外,副學士課程雖然良莠不齊,但把求圓大專夢的年青人趕入所謂「技能培訓」的死胡同,是政府對下一代應有之義嗎?

且看梁振英在《齊心》文集裡的一番話。他以「如果是你的子女」為題寫道:「培養下一代,不能只是為了滿足香港對人才的需要。…我們萬萬不能說:香港的職位就是這麼多,我們要限制香港大學教育的發展。如果…是我們的子女,我們絕不會這樣說。」

Maxine Greene 說過,看教育問題有兩個角度。一是抽離地從系統觀點看,把教育現象化為數字符號,視學生教師如可供擺布的棋子(否則,誰能忍心下殺校令?)。另一種方法是從近處看,從生活裡看,看出一個個有思想感情的人,明白他們遭遇甚麼困難?計劃些甚麼?希望些甚麼?

《報告》和《齊心》似乎代表了上述兩種角度。梁是否在說真心話不論,你認為哪一個觀點較可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