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質素

(2012年3月28日星期三)

政府在1990年曾提出「公營部門改革」,對改善香港的教育政策作出過兩項重要建議:一是認為教育局(當時稱教統科)應檢討自身的表現,又倡議局方設立政策管理工具,如年度施政方針,每年行動綱領,政策資料庫等。當然,後來這些都變成無下文的提議。

另一建議是「學校管理新措施」(SMI),並由此孕育出1997年教統會7號報告書。該報告書一方面說要推行校本管理,另一方面說要尋求「校內質素保證」,於是出現大堆《質素保證架構》、《質素保證視學》、《學校表現指標》、《學校自我評估》文件,從此「質素」一詞變成由學校負責,事後由官員拿指標規訓學校的代語。

「質素」變成校本責任後,每當社會出現重大議題,或政府要強推新政策時,局方的工作就變成給予學校特殊津貼,然後發張指引;是故設立法團校董會,資訊科技,照顧特殊學習需要,提高學生語文能力等,都有津貼,像錢塞了給學校後,問題就會解決,若然未解決,就是「校本管理」的問題了。

上述的方法,表面上是尊重學校的決定,實際上就是制止大家對教育問題作公開和深入的討論。連梁振英被追問甚麼才是正當的「國民教育」,學校應該如何教授「六四事件」時,也懂得說:「課程交由校本決定。」

這種做法既無法釐清甚麼是「教育質素」,亦不能凝聚共識,更遑論令教育界從辯論中產生超卓的意見,或對政策製訂進行合理監督,我們距離「優質教育」只會越來越遠。

學費換文憑貨銀兩訖

(2012年 月 日星期三)

月前有內地學生在報章上投訴,花了巨資來港讀碩士,畢業後卻在港找不到工作。這則新聞大概反映出香港的大學從性質、生源、入學期望、畢業生就業各方面都有所改變。

以前大學收生對象以港人的子弟為主,學費不算貴,政府還會給予學生經濟支援,讓他們安心和專心求學。相比下,今天的大學就是見錢開眼,如爭辦好賺的副學士課程和大量昂貴的「自資課程」等。然而,大學輕視教學、教授不想教書的情況,卻越來越嚴重。辦學似是「學費換文憑,貨銀兩訖」。

近日從朋友口中得悉,大學還大興「外賣送餐」式課程,派員前往內地和東南亞開辦碩士課,課程收費昂貴,招攬當地人入讀,實行替香港創匯。這大概就是為響應高教「產業化」「國際化」的改革成就吧!

歐美的碩士課,一般分為若干單元,每單元上課30至 40小時,為了讓學生有足夠的學習時間,通常鋪開為每週上課3小時,為期數月至半年。近日發現,香港某名牌大學的「外賣送餐」式碩士課,每單元縮短至24小時,每天上課8小時,連續3天教完。這種「超密集」課程,學生會有所得著嗎?但很奇怪,竟仍然吸引滿額學生開課,相信就是那張由百年老店發出的文憑夠吸引吧!既然「貨銀兩訖」,誰管質素?

有人或許說,這並非甚麼新鮮事物,不少英美二三流大學來香港搞的學位課程也是這樣。然而,香港的大學淪落到要參加這種「國際化」遊戲,心裡難免戚戚然。

資優教育有何成效?

(2012年3月14日星期三)

香港的資優教育,由1990教統會4號報告書說要設立校本的「天才學生」課程開始,至2006年成立「香港資優教育學院」,至今凡二十多年,究竟有甚麼成效?

學者Shane Phillipson 等人曾搜集和分析文件,並訪問有關人士,於去年(2011)發表文章,指出香港的資優教育存在多項弊病。首先是政策目標空泛,令有關師生和行內人士(如資優學院、大學)對資優教育「所為何事?」有極懸殊的理解,例如,有人認為是為了推廣多元智能,有人卻認為只是對基礎教育的一種補充。

第二,雖然政策文件說明甄選「誰是資優」之時,可採用多種方法,但學校對甄選標準沒有多大的了解,以至實行起來,非常隨意。第三,甄選沒標準的結果是「課程」不「對口」。Phillipson 發現,大部份的「資優課程」都沒有詳細內容,因此無法確定是針對哪方面的資優,亦無法測量其成效。

第四,「資優課程」的教學上,究竟作出過甚麼改變,以切合培養多元智能?起不起,無資料。第五,不少由大學提供的「資優課程」,其成效評估只靠學生填寫意見問卷,縱使部份會進行成績測試,但結果並不一定通報學校。

我們反對僵硬的甄選和評效機制,但也不能容忍目標唱得高高,只能說搞過甚麼項目,毫不知成效的資優教育。所謂成效,不在於跑出了多少個知名科學家,而在於制度能否滿足學生的特殊學習需要。資優學院花了兩億元成立,理論上要與課程局同向公眾交代,就請他們解釋一下吧!

低稅率低開支

(2012年3月7日星期三)

前港英政府中策組顧問顧汝德 (Leo Goodstadt) 曾撰文,縷述港英政府如何形成一種低稅率、低開支的理財哲學。這種右傾保守政策,跟英國本土實行的福利政策大相逕庭。

港英官員沒緊隨倫敦的政策,與英政府沒有對殖民地實行嚴格操控有關。派往殖民地的官員,職責上是制定可行的管治政策,但其身份並非英國公務員,故無強烈聽從倫敦指示的傾向。翻查文件檔案,港英官員不想聽話,跟倫敦討價還價的情況很多。戰後大量難民湧港,港府因此認為「派福利」不可行,47年任港督的葛亮洪,更認為港人需要是「糊口」,不是社會改革,故沿行舊稅制,抗拒倫敦為殖民地制定的累進稅指令。60年代後,由於港府幾乎每年都有盈餘,乃逐漸擺脫英國財政部(Treasury)的監控。

低稅率當然獲得商界的支持,但依然能夠產生財政盈餘,辦法是壓縮公共開支。公共開支本有助經濟發展,改善民生之力,壓縮的代價就是不作公共服務的長遠規劃。例如,香港要等到71年才有6年免費強迫教育,78年才擴展至9年。然而,這些早年對教育的忽視,令香港由製造業過渡到服務業時,大量低學歷的工人失業。2005年時,綜援人士中42%只有小學學歷,37%沒有上過學。

不加稅、壓縮公共開支,財政盈餘,有人認為是香港的「優良」傳統,卻嚴重削弱了香港公共教育的發展。雖然近年教育佔政府支出已增至20%,但其實也只佔香港GDP的 4% (北歐國平均為6.5%,英美法為5.5%,OECD成員國為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