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高中課程待評鑑

(2012年1月25日星期三)

最近考評局決定把中學文憑試多科的「校本評核」時間表,一律延後至2016年。對此有師生暗裡高興,但教育局和考評局不是說過,校本評核有效可行,調整分數不是問題嗎?究竟一再延後的真正原因何在?

新高中尚待解決的問題不少,例如,文憑試仍未取得國際確認,成績等級換算上要吃虧的問題,不了了之。學校面對的問題亦多,學生自由選科後,各科的考試時間不能重疊,加上一科多卷,考試日數隨之大增,學生因此經常要呆坐家中等候考試,正常上課日數亦相應減少;但課程比舊日繁重,唯有密密補課,教與學沒有變得輕鬆愉快,只有惶恐緊張。還有,當年稱新高中打破文理分科格局,學生可以自由選科,但實行起來,能擴大選修科目數量的學校,絕無僅有。或說萬事起頭難,推行新課程難免要靠「摸石過河」,但其中多少問題屬初期性(teething problems)?多少屬結構性 (structural problems)?多少會演化為結構性?尚待釐清解決。

還有,由於新高中的成績要銜接大學收生要求,課程自然比從前會考艱深,但對能力稍遜的學生來說,要捱過三年高中並非易事。不少任教這些學校的教師說,學生中途放棄,以「hea」度日的情況比前嚴重。但這又缺乏調查數據查證。

經歷新高中的學生對課程有甚麼意見和評價?有否覺得「貨不對辦」或期望落空?今年將產生首屆文憑試畢業生,這批學生剛完成三年新高中,應是研究的好對象,有望接任下屆教育局局長的人選多加留意。

通識科資料題的立場偏好

(2012年1月18日星期三)

又有新高中模擬試題派發,其中有題目以唐英年任政務司司長時責難80後上街抗爭的「車毀人亡」言論做資料,要求學生回應。

「資料回應」題,目的應在於讓學生展示應用分析能力,故題目本身不能只標榜某個話題,還應提出具體內容,提示出處,以便學生進行分析、印證。若非如此,問問「你對現今80後不滿現狀,積極上街參與抗爭運動,有何看法?」就可以了!當然,這樣的提問,惹來的多是背誦式回應,達不到「應用分析」的目的。

那麼,通識科這道「車毀人亡」題又要求怎樣的應用分析?首先,對於留心時事的考生來說,不難辨認題目中的「某主要官員」,就是最近承認發言過火的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引文雖稱「摘錄」,卻把最矚目的「80後剛愎自用」、「隨時車毀人亡」句摘掉。擬題者蓄意把「官員」描繪為「持平」的論述者,豈非昭然?

但該留心的是,題目內還有一堆統計資料,顯示香港年青人教育程度上升,就業率和入息下降,其用意明顯是把80後的抗爭歸因於其「個人」經濟狀況,背後的假設就是「人性自私」。然而,市民對政制民主化期望落空,功能組別長存,貧富不均加劇,弱勢社群境況坎坷,年青人容易產生「無私義憤」,因而上街抗爭,這解釋又如何?這種「數據」為何不提供?能說擬題者無立場偏好嗎?考生如對題目提出上述批評,算離題嗎?得多少分?

考評局勸告大家:「毋需揣摩擬題者的偏好」,信得過嗎?

教師招聘會

(2012年1月11日星期三)

當中學校長頭兩年花在招聘教師工作上用了最多時間。原因之一是學校的既定方針是聘用較多的外籍教師。由於是直資學校,不准佔用教育局為官津校預先招募好的外籍教師,要自行招募。我除在港招聘外,還不時在外國刊登招聘廣告,甚至飛到目的地會見申請人,審查履歷,最後協助辦理來港,安頓生活等,這些工作實在耗時費勁。

曾經有一次到倫敦參加國際教師招聘會 (recruitment fair),大開眼界。進行招聘的數十間學校在酒店會議廳「擺檔」,等待來自各地的申請人「到訪」,似足「商貿洽談會」。各自初步選定對象後,翌日共晉早餐談細節,但要速戰速決,原因是一旦談不攏,大家都不想錯失另找對象的機會。

學校是高度文化主導的地方,聘回來的外籍老師縱有滿紙履歷,結果能否融入學校生活,實難預料。有人在校工作兩年,還是「老家為本」,開口閉口說,我老家是這樣的…。

又試過從外地直接聘來某教師,簽了兩年合約。9月時還歡天喜地,感激我把他從深淵中拯救出來,原因是他從前學校的學生無心學業,只懂破壞,連駕車上班的老師也不敢把車子泊在校園裡。但這裡環境好,學生有禮向學,可讓他大展所長。但還未到12月,他便告訴我,這裡的英基學校環境待遇更佳,求我寫推薦信。我婉拒之。自此他就不再「感激」我了,工作散漫,屬遭投訴,結果翌年辭職,謂已取得東南亞某學校的高薪教席。我只能給該學校遙寄祝福作罷。

平等與精英

(2012年1月4日星期三)

貧富差距與國民的學業成績有甚麼關係?長期以來有種說法,謂「平等」與「精英」不可兼得,即社會越是平等,越關注低下階層的教育,或會提升差生的成績,但會窒礙精英發展;由於醫學、科技等方面的進步要靠精英,故政策應該傾斜,多把資源培育尖子,否則對社會發展不利。

學者 Dennis Condron考察2006年的PISA數據,57個國家和地區近40萬學生的資料,最後對27國的數據作詳細比較,如堅尼(Gini)系數,人均收入,尖生差生佔有率等。結果有兩項發現。首先,堅尼系數越高(如美國、葡萄牙),學生平均成績越低;相反,堅尼系數越低(如芬蘭、荷蘭),其平均成績則越高。其次,堅尼系數高(高莫如美國),成績能達到精英水平的學生比例則越低,但成績特差的學生比例卻明顯地高。這否定了「平等」與「精英」互不兼容之說。Condron還以數據推論,貧富極懸殊的富裕國(如美國),若拉近貧富差距,將能提升整體學生的成績。

在香港,似乎還有不少主政者,虔信教育成效與貧富懸殊無關,認為只要拔尖補底,保存名校,或讓名校收點窮家子弟即可。他們走訪芬蘭瑞典,看學校如何教學,以為善就在其中,不明白這是緣木求魚。

回顧香港的教育,由早年精英私立教育轉向免費全民教育其間,不知造就了多少屋邨學校,讓有潛質的學生冒出頭來,從前貴族名校專利的校際朗誦、音樂、體育比賽獎項,以至大學學額,他們都能拿到手,不少還成為了今天的中產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