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形無實的課堂教學

(2011年10月26日星期三)

多年前曾到一所學校觀課,授課的是位上了年紀的老師。上課時他先在黑板上寫點提要,然後拿著書本逐字逐句地讀,讀過一遍就算是教完了。教學過程沉悶,但課室非常寧靜,主要是這是午後第一課,大部份學生都睡著了。課後他滿意地說:「你看,我問他們『有問題嗎?』沒有一個學生舉手!」我不表贊同,並提出了一些改善建議。他聽後有點不以為然,只問我何時再來觀課。

兩個月後我再到校觀課,但見該老師帶備了掛圖和錄音機。上課時他先打開掛圖,原來他把要寫在黑板的「提要」,換成掛圖方式展示;接著他播放錄音帶,其內容就是他本人把課本逐行逐句讀一遍。課後問他為甚麼要這樣做?他答道:「你不是鼓勵多用視聽教具嗎?」

把沉悶和貧乏的教學「掛圖化錄音帶化」,不會提升教學效能,只能令學生更難受。這道理顯淺,為甚麼他會不懂?

上面的真實故事可能聽來有點滑稽,但在鼓吹改善教學的運動中,其實也往往形成一種只求符合時尚形式,不針對學習內容之風。不竟,製造掛圖、錄音帶、習作紙、小組討論、電腦簡報容易,思考甚麼是更好更有意義的教學艱難。

有人或許認為我說話涼薄,老師為安排這些教學形式還是花了大量心思。我並非反對上述的教學方式,但在觀課生涯中,又確實見過不少老師但求形式人有我有,不思考內容是否合適,能否達到教學目的的情況。學生的寶貴時間就是這樣浪費了。

由誰來統籌?

(2011年10月19日星期三)

2012年將有7萬考生參加首屆中學文憑試,另有3萬名“末代”高考生,加上明年開始全面網上評卷,考評局說需要僱請4400名閱卷員。

閱卷員絕大部份來自現職中學教師,平均每中學要有10人當上閱卷員。所謂網上改卷,並非安坐家中或學校上網改卷,而是要老師向學校請假,親身前往考評中心內工作。但考評中心全港只有4個,閱卷員因此將難免舟車勞頓之苦。

近日考評局頻頻接觸各中學議會,要求校長研究可否借出校舍地方,讓他們多開辦幾個考評中心。開設一個中心不易,由規劃到設置器材,測試,保安等,在在需時。現在距離考試只剩下短短數個月,為甚麼考評局這麼遲才提出要求?但最奇怪的是,近年殺校成風,教育局應有空置的校舍可改作考試中心之用。為甚麼考評局不找教育局,而要在考試臨近之際求助於「民間團體」?按道理,新高中統籌之責落在教育局,究竟教育局所為何事?有位校長笑說:它不是由從前的名稱取消了「統籌」兩字嗎?

此外,明年文憑試的放榜日為7月20日星期五,接獲成績單的學生,相信將會十分緊張,立即出動尋找升學機會。有位校長說,教育局主張由非政府機構和學校聯合設立一些「地區支援中心」,統辦放榜日和接著的星期六、日的學生查詢、輔導、支援工作。不過,很多政府部門(包括教育局)在星期六、日例不辦公,各支援中心若有需要聯絡這些部門和院校,可能就要等到星期一了。

帶思考的練習

(2011年10月12日星期三)

學者 K Anders Ericsson 曾跑到柏林的一所音樂學院作研究,仔細觀察小提琴班學生的學習情況。這裡的學生普遍都很願意學習,上課和練習的時間亦相若,但有部分學生進步神速,表現出色,他發現,主因是他們懂得如何處理自己的學習,能把焦點對準要克服的難點,有意識地進行自我練習。

先認識自己水平,按這水平選擇難度目標,然後進行有針對性的練習,比盲目的重複有效百倍。Ericsson 稱這為「帶思考的練習」(Deliberate Practice)。他又走訪多名世界級樂團的小提琴手,發現他們花在「帶思考」的自我練習時數,在成名前早已超越同儕,在任何時間也比別人多。

跟才藝學術一樣,生活中的知識例如繫鞋帶拿筷子,都是學回來的。由不懂到懂,誰也要經歷克服困難、趨向熟練的階段。然而,拿筷子的表現一旦合格可行,常人便不會去想:怎樣可以再拿得好一點?下一回合的難點在哪裡?我們拿了一輩子筷子也沒有變成「拿筷專家」,這是原因。但要成就任何才藝學術,成為「專才」(expert) ,除了要有毅力外,這種有意識逐步克服困難,螺旋式推進的學習不能或缺。

找出難點或目標總要靠老師或別人提點。學生面對的難點各有不同,正是教學的最佳起點。我認為小班教學較能夠處理「個別差異」,並不在於「因材施教」(因為「材」容易給人固定不變的印象),而是讓學生有機會走上「帶思考的練習」的軌度,做認為有當下意義的東西,而不是每天回家做些「毫無難度」或「深不可懂」的習作。

趕考試之害

(2011年10月5日星期三)

杜威在 How We Think (1933)一書裡曾這樣說 (意譯):「教師怎樣才配為學生的導師呢?首先,他本人必須有堅實的知識基礎,他的學識水平,不能止於只懂得教科書上說甚麼,或只能夠按既定的教案機械操作。學生的提問往往是出人意表的,老師必須當下作出靈活的回應。要有這樣的本領,他的學識必須既深且廣,觸及旁枝 (cover collateral points)。這樣,他的教學才能夠就地取材,流露他對知識的熱愛,並把這愛感染學生。」

對於不少香港教師來說,上述杜威的話難實行,這並非由於他們缺乏學養,而是香港課程的特色在於「趕」。這一來是因為課程的內容多,二來是要儘快把書教完,好進行考試操練。因此,老師必須抓緊甚麼是「超出考試範圍」(out of syllabus) ,學生的問題若超出了範圍就不用回答,回答也可能遭到其他上課同學阻止,說這耽誤時間。

久而久之,「教書」就變成一項障礙物,趕快越過它就可以把焦點對準考試。從前的中學會考,據我所知有學校能把中四、中五兩年的課程濃縮至一年教完,中五開課即開始密集操練考試,方式是:學生做練習,上課對答案,更正錯誤。

但在這過程中,老師又發現,不少學生並沒有好好地掌握學科知識,需要花時間把有關內容重新講解一遍。然而,這種缺乏上文下理的「折子戲」式教學,最不具教學效能。當然,對學生而言,由於目標只在於完成當下的習作,就更難體會甚麼是求知態度和獲得知識的樂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