擄人事件

(2011年8月31日星期三)

上午八時,兩名男學生回校報告,在上學途中遇劫,於是立即報警。學校附近治安不錯,這樣的事情是當校長後首次遇上。

但更嚇人的消息是,這兩學生是與另一名女同學結伴同行的。他們吞吐地說,她給賊人擄走了!聞後大驚,立即發散人手到附近找,警方也大為緊張,在更大的範圍搜索。兩小時過去,毫無結果,啟動危機處理,校長室裡放置了大幅的掛紙板,填上學生的資料,並不斷記錄各小組外出搜索的時間、地點、結果等,電話也響過不停。女生家長聞訊也跑到學校來,焦急萬分。

十一時許,父親的手機響起,是女兒來電,說給賊人挾持了一段路,又搶去了手機錢包,慌忙中跑進一間便利店裡躲藏,現在才想到向店員借用電話。父親立刻前往把女兒接回家,詳細查問後再致電學校,說女兒無恙。這時大家才鬆一口氣,並著他帶女兒到警署報告。奇怪的是這女孩翌日回校上課,毫無受驚的顏色,放學後還在球場上玩得痛快,前一天的事就好像忘記了。

在學校裡,這樣的事並非經常發生,但各種大小突發事情卻每天出現,要人拋下手頭的工作全心關注。我從前曾在大學工作,後來才跑到中學當校長。曾有學生問我,兩者有何分別?我答:大學的工作要求心思細密,但今天想不通的問題仍可留待明天;學校裡的工作經常要求當下的判斷和回應,因此更考驗個人的誠信和平日對事物的觀察。學生聽了似懂地點頭,但我懷疑他們是否真明白我的話。

百份百的政治活動

(2011年8月24日星期三)

李克強出席港大百周年典禮,示威學生被禁錮,徐立之校長認為自己未能防範事件發生,登報道歉,並承諾恪守港大自由、開放、多元化傳統。由此看來,徐校長仍不失為勇敢和有覺悟之士,值得敬佩。

不值得敬佩的倒是他登報道歉的前一天,由某高層教授向外界發表的文章。內容指港大從來都只是「學術殿堂」,不是「政治性」大學, 李克強的講話也「沒有一點政治話語」,因此典禮並非「政治活動」,若有人由此判定大學是逢迎北京政府,就是武斷,或是犯上非黑即白的邏輯謬誤,或是由於個人解不開「六四」情意結所致。

但眾所周知的是:李克強並非甚麼「學術殿堂」級人物,他的談話雖然沒有使用政治術語,內容卻沒有半點學術價值。那麼,他憑甚麼當上典禮台上的發言嘉賓?為甚麼台下坐得滿滿的並非港大師生,而是香港的最高級官員、政客、富商、權貴?警方的佈防為甚麼如此森嚴?答案只有一個,此君是個在政治上有權有勢的人。說這不是政治活動,講不通!

其實,大學需要搞點應酬式的「政治活動」,誰也理解,但首先是要實話實說,不要自欺欺人,指鹿為馬;其次是不要規格太高,以免惹來「諂媚奉承」的誤會;其三是要讓反對者的聲音有足夠的表達,更不要聽見別人叫句「平反六四」就說人家患上情意結,甚至要拉要鎖。

要知道,「平反六四」這句話還代表了對祖國社會當前種種腐敗踐權、不公不義現象的憎厭和控訴。

教甚麼?怎樣教?

(2011年8月17日星期三)

新的課程出現,每多會提出新的教學理論,例如解難教學、鼓勵創意、獨立思考,以至培養愛國情操,情理並重等。這些理論多是自圓其說的,因此除非長於研究,一般教師都難從學理層面作討論。然而,教師最關心的,並非甚麼「抽象」的理論,而是「具象」的實踐問題。例如在某一課節裡:教甚麼?怎樣教?

這正是為甚麼「教案」可成為了解課程的利器。課程大綱多附「教案」建議,看這些教案往往更容易看出課程的本質,或設計者期望如何把理論落實到課堂教學去。以「國民教育科」為例,縱使官員多番辯解,稱並沒有預設的政治立場,亦非灌輸洗腦,但仍無法服眾,為甚麼呢?因為大家只消看看諮詢稿內「升旗禮」、「唱國歌」等幾節教案,答案即一目了然。

此外,近年的研究顯示,教師培訓活動若要有實效,必須能針對具體的教學內容和有連續性,其中一種辦法是聚焦在「教案」設計上。日本的「課堂學習研究」日益受到國際重視,正因為它要求教師不要「空口講白話」,而是要以課堂教學為重點,以共同「設計教案、執行教案、修改教案」作循環研究,從中獲取解難的辦法,創造新的教學策略。在美國也有大學的研究員跑到學校去,跟任課老師並肩設計教學,以顯示其理論的「可行性」。

香港的師訓機構裡,理論家研究者數量確不少,但願意付諸行動,跑到學校裡把理論變成「教案」,顯示其心血論文還可有教學用途的,就不多了。

真會有七人不合格嗎?

(2011年8月10日星期三)

有團體以考試局的通識科練習題作藍本,自訂試題並舉行三場模擬考試,結果發現2600考生中有七成人不合格。這雖然只是模擬試,但通識科不合格不能入大學,這麼多人肥佬的確令人憂慮。明年的考試會出現如斯局面嗎?

考評局的回應是:我們已做好了課程和評核大綱、水平參照評分準則、樣本試題、等級描述、學生示例 …。這些都是早已知悉的事,但傳媒的報導還是漏了回應中的一項重要細節。

所謂水平參照,是指所有等級都有既定的標準,不拉曲線。理論上,這些標準在考試前都預備好了,固定不變。假如所有人都未能達到合格標準,則全體考生都要「肥佬」。這制度大概可令「等級的使用者」(例如僱主)信心大一點,相信等級真能反映能力,不會出現十年前的A等好過今天A等的現象。

但明年真會有七成人肥佬的情況嗎?相信不會。原來考評局的做法是先讓學生考試,才拿他們的分數來設定等級的臨界點,換句話說,定50分還是40分為第3級,要看當時的情況!如合格人數過少,考評局就會移動分數等級的兌換率遷就。明年以後就以這兌換率為藍本,再用統計技術予以調節。因此,明年絕對是關鍵的一年。

上述方法還算否符合「水平參照」理論?「等級」是否真能描述固定的能力水平?相信答案見人見智。然而,更重要的還是試題的「效度」問題,即試題和評分是否真能名副其實地測試學生批判思考、創造力,還是只讓他們「鬥吹水」。

太陽為甚麼會從東方升起?

(2011年8月3日星期三)

上小學時老師曾問我這樣的問題:「太陽為甚麼會從東方升起?」我呆站著不懂回答。老師接著說:「這是自然現象啊!」同學們都在笑,我心裡就覺得很不公平。我想:若老師問我,你能舉出一個「自然現象」的例子嗎?我準能馬上給她一個滿意的答案。

誰都知道,老師的問題是有指向性的,內裡多蘊藏著概念(如「自然現象」)或她視為理所當然的答案。大家又知道,課堂裡的問答不是閒談,而是教學活動,學生的答案是要「評價」的,例如看看學生有多聰明,掌握了多少知識等。因此,起碼的公平是老師必須讓學生知道她在問些甚麼。然而,這個很難,因為「問題」必會滲入教師個人的觀點和取向。縱使計劃周全,亦無法保證老師的問題(asked question)就是學生感受到的問題 (perceived problem)。不懂回答或答非所問,經常是誤解問題背後原意的結果,跟學生的能力知識無關。

也許是這個原因,在學界有不少人對「解難」(problem solving)教學有所批判。解難教學就是先由老師提出問題,看學生如何解決。但如果問題在學生眼裡是「別扭」(unintelligible)的話,則所謂答案就是「無意義」(irrelevant)了。越來越多學者認為:與其解難,不如要求學生「設計問題」(problem design),即在老師指導下讓學生運用概念知識設計「問題」和解決問題所需的資料(例如設計一個讓人明白甚麼是「自然現象」的遊戲)。在設計過程和製品中觀察學生有甚麼知識,認識有多深入,比其他方式的測試更準確和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