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機會的報告

(2011年7月27日星期三)

平機會的報告指融合教育失敗,少數族裔學童在學校內未能有效學習,學生難升讀英中及獲大學取錄。教育局則說已利用「校本」政策讓學校處理問題。既然是「校本」,即錢和權都給了學校,責任就不在局方了。平機會主席林煥光批評道:教育局的做法是叫少數族裔學生「自生自滅」!

非華語學生的教育,這問題提出久矣!2007年1月前局長李國章曾撰網文,指局方關注非華語學生的教育,政府正在設計一套合適的「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程和考試,並提供GCSE中文科考試資歷。同年4月在「推動種族和諧」會議上,教局官員又說:非華語學生若在GCSE 試中文科合格,可當作符合本地大學要求學生具備第二語言的條件。

可是支票並沒兌現。2011年了,上述的課程沒有蹤影,提也不提,原來GCSE中文科合格也不管用,新高中要求非華語學生跟本地學生看齊,一同考文憑試的「中國語文」科,否則入本地大學將有困難云。南亞裔學生苦訴文憑試中文科艱深,這不足奇,因為該科是為中文為第一語言的香港學生而設的!至於教學上如何完成上述「非常任務」,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按年應有甚麼進度,非年幼來港或無中文基礎的學生等問題如何解決,一概「貴客自理」。

林煥光批評教育局的措施忽視學習進程需要,對進度和成效無監察,並在回應批評時陳腔濫調。噢!某校的「外評」報告若有上述評語,就是等殺校了,只有教育局才能當這些批評「無到」。

鬥玩嘢

(2011年7月20日星期三)


香港政治陷入了「鬥玩嘢」的格局。一聲「五區總辭是玩嘢」旋即以眼還眼,推出「遞補機制」法案,蓄意跳過公眾諮詢一關,罔失法度,還是被迫押後、諮詢、修訂。另一例子是遊行。89年百萬人上街,03年也有50萬人,行畢全程只需三數小時;今年20萬人行相同的路卻要花上六七小時,按時進入維園出發竟要等至黃昏。警察隨意截龍,借以削弱遊行意欲之心昭然若揭。六四晚會時刻意製造樽頸,令參加者在場外團團轉也是「玩嘢」伎倆。這些雖然是小動作,卻令那些只想和平地表達訴求的上街者產生「制度」很隨意,不能信任的惡劣印象。

「玩嘢」就是鑽空子找漏洞。當校長的時候,不時遇到頑皮的學生(甚至家長),喜歡找制度上漏洞,故意刁難老師。間或會激氣,但我告誡自己和同事:不要「鬥玩嘢」。頑皮仔玩嘢,多用來表示自己「叻」,但校長老師若以玩嘢回敬,最後只釀成互鬥局面:看誰更叻、更多奇招。坦白說,我們要分心的事務多,鬥不過學生。

當然,我不會用「打我左臉迎上右臉」的方法鍛煉身體,但也不會用「打份工啫!」自貶身價的言辭作安慰,因為我們的目光遠大於「一份工」。勸大家不要鬥玩嘢,最重要的原因是:這既帶來人際間的不信任和仇恨,也削弱了制度的公信力。甲認為是漏洞,乙眼裡可能是不公平。倘若制度真有漏洞,按正當途徑修補好了,其間可能要吃點虧,但換得一身光明磊落,維護了法度尊嚴,化算。

「教育就是洗腦」論

(2011年7月13日星期三)

前任政府局長何志平醫生在報上撰文說:父母老師會對下一代傳授他們的價值觀,這我們稱之為「教育」;但對於一些父母或教師不喜歡的價值觀傳授,諸如「國民教育」,卻冠以「洗腦」之說,這是不公平。他又說:通俗地說所有教育都是「洗腦」。

「教育就是洗腦」論確新鮮。我們反對洗腦,主因有二。其一是手段。一般來說,洗腦是指使用不當手段令人接受某些教條主張。方法包括:對某些問題設立禁區、單一答案、不准批評、違者處罰等;亦有指利用藥物、催眠等改變人的思想。正常的教育教導學生尋證論據,主動思辨,焉能是「洗腦」?

「洗腦」的另一特徵是內容。通常洗腦者要放進別人腦袋的,不會是好東西。但何醫生說:世事並無對錯之分,只有好惡之別,哲學家討論「真善美」千百年仍無結論,故教育只可以總結為「價值觀的傳授」。既然父母教師傳授的不過是自己的想法,因此在內容上教育跟洗腦無異。

誠然,「真善美」難有絕對標準,卻不等於一切都只是個人價值。理性常人在價值觀上的共識多得很,如認同殺人是惡,追求自由平等是善等;在教導下一代時,縱有一己之好亦不會善惡不分,這叫良知!因此,「教育就是洗腦」是歪理,其惡似乎在於勸阻大家不去思考「正當的國民教育」應有甚麼內容,但歪理背後的「個人喜好主義」,還正好給社會上流行的各種自私自利行為用作理論和藉口,這才是最大的惡。

學科本位

(2011年7月6日星期三)

英國的教育社會學家楊格 (Michael F D Young) ,曾以「知識與控制」 (Knowledge and Control, 1971) 一書馳名。他指出諸如數學歷史等學科知識,不外乎是某些人對事物的經驗總結。這些人的經驗被列為「知識」,只因在社會上有權力;冠以「知識」之名後,他們的權力又進一步得到鞏固,故知識和權力兩者不可分割。楊格的理論影響深遠:前人只懂問,教育機會是否人人平等?是否有財勢者佔優?楊格帶給學界新課題:學校裡教授的知識,是否也是維持社會不公平的工具?

其後楊格投入各地的教育改革。擺脫種族隔離政策後,南非人問他:若要摒棄代表昔日權勢的「學科」知識,學校應該教些甚麼?他無以為應。此外,他目睹80年代英國的課程改革,政府短視,把教育用作政治工具,以舒緩青年失業等問題;為求吸引學生留在體制內,課程設計只求觸及學生興趣,美其名為「尊重學生的生活體驗」,實際上只是讓學校變成「塘水滾塘魚」之地。

楊格於是有所省悟,認為教育的任務始終是發展學生的智育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教學從生活經驗出發並無錯,但不能讓學生原地踏步。世間上的確有些知識,較客觀可靠,雖無即時應用之效卻有開啟智慧之力。這些知識就是「學科知識」。時髦以專題設計的「跨學科」課程,既缺乏嚴謹性,亦不會經得起考驗,學習價值有限,並容易變成政治角力場所(今天的「國民教育」可是一例?),故學校應該實行「學科本位」,教授歷史、地理、語文等科目便足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