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關愛

(2011年12月28日星期三)

潮流喜歡談「關愛」(care),如關愛社會,關愛校園,但又有消費產品以care free作標榜,像沒有 care就是好。究竟「 關愛」是甚麼?

學者范梅南(Max van Manen)對這問題作過點研究和思考。他要求受訪者回憶一段往事,說明父母親如何「關愛」子女。他發現收回來的故事,大都把「關愛」演譯為「憂慮、惦念、擔心、不能放心」。父母對子女的關愛表現為一種難以控制,苦樂相交的「充滿掛慮的關注」 (worrying attentiveness) 。這種關注早在孩子出世之前已存在(例如,大腹便便的準媽媽竟跑去排隊拿幼稚園入學申請表)。孩子出世後,父母要學習的,其實是如何處理掛慮,逐步放手讓孩子獨立成長。

對這種父母自己也難以控制的掛慮,子女往往表面上會覺得困擾厭煩而不是幸福,但心底裡還是明白,假如沒有人掛慮自己,境況更糟。一名街童受訪時說:「生活中最恐怖的事情是:我知道沒有人會寄掛我。別人的父母寄掛孩子,但我的父母從來都不理我,就算我死了他們也不會知道。」

范梅南指出,關愛並非源自理性思考,而是人對具體對象(如嬰兒,弱者,饑者,病人)的需要、呼喚產生一種原始,甚至是忘我的回應。呼喚可以沒有聲音,或發生在目光相接的一刻。教師、社工、醫護人員對服務對象的照顧由這裡開始。任何管理制度也沒法規管、指令誰要關愛誰,誰必須掛慮誰,我們只能依賴有關人士守護這顆原始的心靈,不要在工作壓力下把受照顧者的面容刷去。

必須講和寫

(2011年12月21日星期三)

以英語授課 (EMI) 的老師大概都體會到,上課時要學生閱讀或聆聽英語較容易,要他們講和寫最難。此外,不少老師都以為學習英語就像給植物灌溉施肥,重點在於「輸入」 (input),又或為了遷就學生和節省時間,因此讓他們多讀多聽,而少講少寫。

研究第二語言學習的 Merrill Swain 曾提出「輸出假設」(Output Hypothesis) 理論。她早年研究加拿大的「浸入式」(immersion) 法語教學,發現這些學校的學生在理解「輸入」:即讀和聽兩方面,其水平與法語為母語的學生相若,沒有問題;但在「輸出」:即講和寫兩方面,他們卻比以法語為母語者差得很多。為甚麼會如此?Swain 指出,浸入式環境著重語言「輸入」,卻沒注意學生的語言「輸出」:講和寫,老師也沒有敦促學生使用法語時要準確和恰當。

然而,講和寫為甚麼這樣重要?Swain解釋說,首先,講和寫誘發注意力。當學生「輸出」時發現自己「講不出」或「寫不好」,才會知道要循此方向學習。其次,學生必須經歷多次的嘗試比較,從成敗中作歸納,才會知道運用甚麼詞語和形式,方能準確地表達自己的意思。此外,「說話」不單是表達的工具,它還有一種奇妙的功能:無論是當眾表述,與人對話,甚至自言自語,都有一種鞏固、重塑、內化知識,刺激反思的效用。因此,語言「輸出」不只是種成就表現,還是學習的工具,講得多有助提升思考的層次。

按 Swain的理論,EMI課堂上無論學生的英語水平如何,老師還必須堅持學生講和寫。

育人的使命

(2011年12月14日星期三)

「成績你努力可以得到,我不擔心;但價值觀你在哪裡學到呢?教育是生命影響生命,老師除了教知識外,還有價值觀。我是英文科老師,在課堂裡我是利用英文教學生做人的道理。」

上述的話來自一位教師接受電視台的訪問。該節目選了香港、俄國教師各一名,縷述她們的故事。俄國的老師只有低微的薪金,仍堅持以教育為業;香港的老師,明知教書辛苦工作多,仍欣然接受。在不同的國家社會裡,鼓動人當教師的,原來同樣是那育人的使命。

上述的話令我想到,今天所鼓吹的課程改革,說要落實德育和愛國教育,就必須獨立成科,學校必須劃出課節,當局必須「檢查」,方能令老師按本子辦事,就是一種謬誤。培養學生有正確的價值觀,根本就是老師使命感的一部份。為滿足政治要求而實行的愛國教育,才是學校「價值教育」的最大敵人。

上述的話又令我想到,學者 Seymour Sarason 曾把「教育改革」與富國對窮國的「經援」(foreign aid) 作比較。富國(教改主事者)往往認為窮國(學校和教師)一無是處,因此必須進行「系統性改變」(systemic change) ,才能帶動思維和處事方法的改革。然而,他們自稱「進步」的想法,其實與當地人民的文化、生活、以至倫理關係格格不入。窮國人民為了得到經援無奈接受,但內心只有疏離冷漠之情 (outwardly they conform, inwardly they feel estranged) 。

Sarason 續說,對於磨刀霍霍的教改主事者,或只求向上級交待的官員來說,這番話他們就是永遠聽不入耳。

可夾雜廣東話嗎?

(2011年12月7日星期三)

用英語作為教學語言(English as medium of instruction, EMI) 的學校,老師可否夾雜廣東話授課?教育學者 Swain, Kirkpatrick, Cummins認為既可以且應該。最近他們還給香港老師寫了一篇文章:《如何用廣東話授課而不產生罪惡感?》。

傳統主張用清一色英語教學,基於兩論點:防止語言干擾;多用中文學生便少了學英文的機會。上述學者認為兩點皆錯。首先,在學生的腦海裡,中英文並非兩絕緣體,而是互相接觸、影響的對象。上課時聽不明看不懂,才是學習最大的障礙。此外,掌握難明的概念,表達情感、思想,母語都是最有效的工具,故課堂上「中英並用」並無不妥。最近研究發現,適當使用中文,可以支援(scaffold)英語的學習。

純英語教學的弊病是:教師害怕學生聽不明,就利用內容來遷就,結果把要學的東西過份簡化、瑣碎化 (simplify, trivialize),令學習失去趣味和意義。堅持要學生最終能運用英語表達,是件好事,但在過程中,應讓母語支援思考、形成概念。例如,容許學生用廣東話提問,老師則用英語回答,學生更能問出心裡的問題;既然是心裡的問題,自然會對老師的回應更有興趣。

老師若對艱深的字句多做點翻譯或附例,比迂迴地用英語解釋更容易令學生掌握詞義。此外,老師若多引導學生明白中英文結構的異同,亦會增加學生學習語言的興趣。例如,中文敘事多依時序(我吃完飯, 你再打電話俾我。),英語則沒有這法則(Call me after I have finished dinner.)。

學者之言頗有見地,值得參考細思。

看鐘報時

(2011年11月30日星期三)

如何看鐘報時?鐘面上有12個數字,按兩針所指把數字讀出來就是了,這似乎簡單容易。但實際教過小朋友的,會知道這任務比想像中困難。讀出「1點踏1」、「3點踏2」可能沒有問題。然而,到了「4點踏10」或「9點踏11」時,小朋友總會誤讀為「5點踏10」或「10點踏11」,並且很難糾正。

聰明的讀者當然明白,「4點踏10」時由於時針靠近5字,把它讀成「5點踏10」,並非毫無道理。要不犯這錯誤,單靠「把兩針所指的數字讀出來」並不足夠,還必須對時鐘作動態的觀察,掌握第二條道理:長針動時短針也在動。例如,由4點出發到4點半,長針走了半圈,短針走了半格,位置剛好在4和5的中間;若小朋友仍堅持把「4點踏10」讀成「5點踏10」,則不久(10分鐘後)會發現,時間竟然會走回頭路,跑回5點鐘去!

成年人大都忘記了學看鐘時遇過的困難。奇怪的是,為幼兒編寫的教科書,多仍只教「把兩針所指的數字讀出來」一條,然後就是大量的練習題。這樣的設計,就是叫小朋友由「對答案」中把道理自行揣摩出來。由於不針對「學習的難點」,這些練習的價值可說是低極了。

常說老師要仔細觀察、關愛學生,但這些觀察關愛還必須體驗在瞭解學習的難點、盲點、疑點之上。學生能克服合理的困難,才會對學習產生興趣。這些困難在哪裡?如何鋪開?如何克服?老師還必須是這方面的「專家」。

CPI是甚麼?

(2011年 月 日星期三)

綜合消費物價指數 (Consumer Price Index, CPI) 是中學經濟科課題。我觀課時看過不少老師教授CPI。這課題本身沉悶,但不少老師還把教學重點放在計算方法上,例如老師會說:「要計算CPI,先找出一籃子貨物和勞務在某年的總值,除以該等貨物在基礎年的總值,再乘以100便成指數。請看以下例題。」這樣的教學,結果令課題難上加難;學生或能依公式計算答案,但真能明白CPI概念的很少。

某次觀課,有位老師這樣教學生解讀CPI:「例如說,指數由100開始,逐年上升, 今年已達到115,這是甚麼意思?這是說,在基礎年用100元可以買到的東西,今天要用115元才能買回來。CPI 就是你現在要用多少錢才能購回當年價值100元的東西。

這句話看似平平無奇,但細嚼下會領悟,對於要理解(make sense of) CPI意義的學生來說,這話既合用且重要,能出自該老師的口,必定經過一番細心思考。

學者韓雪和Lynn Paine曾研究中國內地的「公開課」,認為對老師來說,是種「帶思考的練習」。她們從個案研究發現,公開課能促進老師的教學能力,主要由於他們必須處理三項難題:1. 給學生設計合適的學習任務 (learning tasks);2. 克服難懂難教的課題;3. 構思和運用適當的話語,幫助學生明白課題的意義。

上述老師在教授CPI所說的話句,相信正是兩學者所說第三點的好例子。老師在課堂上要說的話多,不可能預編所有台詞,但哪裡是關鍵?關鍵時刻要說句甚麼話?怎樣說?卻是不能不預先思考的問題。

學科教學知識

(2011年11月16日星期三)

小朋友初學計數,多先靠數實物。6+8=? 先數出6粒糖,再數出8粒,從頭到尾再數一次 (counting all),1, 2, 3, … 數到14剛把糖數完,答案就是14。進一步的方法是「數上去」(counting on):心中先記著有6粒糖,桌上數出8粒,把糖由7數上去,7, 8, 9, … ,答案也是14。

沒有糖時當然可以數手指。但像戒奶一樣,總有一天要把數實物這方法戒掉。取代的方法是利用數字組合(number facts):先把8拆成4+4,6加上第一個4湊10,10再加上另一個4,得14。在眾多數字組合中,掌握10的組合尤其重要:即1+9是10;2+8是10;3+7是10等,因為這是進位加數和退位減數的基礎。

我曾經參加過某校的「課堂學習研究」,老師小組提出的課題剛巧是「如何教進位加數?」經一番討論後,有老師問:「我們怎知學生是否能運用10的數字組合計算呢?」 某人答:「觀察小朋友計數時手指腳趾是否在動,行嗎?」

另一位老師說不,她跑到黑板前畫上幾個三角形,每個三角形有三頂點,她在每個頂點旁寫上一個數字,例如:1,8,9;6,5,4; 3,7,2…「請小朋友把每個三角形上的數字加起來!假如看到他/她總是先加起1,9; 6,4; 3,7等,然後才加上第三個數字,我們不就知道了麼?」

這方法書本上沒記載,大概是該老師「自創」,簡單但高明,在座的老師都叫好。能創出這樣出色的「教學招式」並不容易,一要靠經驗累積,二要靠平日「用心」教學。相信這就是 Lee Shulman所謂的「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 的一個好例子吧!

講得很好,但怎樣做?

(2011年11月9日星期三)

上海市教育科研專家王潔,曾到某校演講,講述教師可以怎樣利用「個案研究」,啟動科研改進教學。會後她問聽眾,得到的答案是:「你講得很好,但我還是不知道怎樣做?」她聽了這話很傷心,因為她為講座花盡心機,做了大量預備工作。她再三思索,悟出一道理:不少專家學者以為做個報告,讓教師聽次演講,他們就能學會,其實是個錯覺;學習者必須從「聽中學、做中學」。

這並非甚麼「理論」與「實踐」的鴻溝。誰也明白,光讀書不可能學識彈鋼琴,單看表演不能學懂跳芭蕾舞;任何以行為表現為目標的學習,光靠講解、示範並不足夠,學習者還必須按原則切實地「做」。然而,關鍵還在於在這過程中,有沒有得到適時的回饋,讓學習者明白難點所在,從而尋求突破,獲得進步。學者Ericsson稱此為「帶思考的學習」(deliberate practice),並從多項研究中找出這是達至「超卓表現」的關鍵。

日本學校推行「課堂學習研究」(jugyou kenkyuu) ,由校內教師組成教研小組,專門針對難教的課題設計教案,輪流教學,彼此觀摩,從實踐中汲取教訓,修改教案,再行實踐。研究指出這種設計頗能提高教師的教學能力,相信也是上述道理。

此外,國外學者韓雪 及 Lynn Paine 去年曾發表期刊文章,介紹國內學校多設有教研室,讓年青教師可就教學難題,向較富經驗的教師討教,並不時要舉辦公開課,讓同儕觀摩評價。她們稱這做法符合「帶思考的學習」精神,值得推薦。

教練式的教學

(2011年11月2日星期三)

要知道廚房裡的爐熱不熱,大概有三種辦法:一、把手碰碰爐;二、看看別人碰爐後,會否熱得把手縮回來;三、聽到媽媽說:「爐熱不要碰!」我們對事物的認識,跟上面的例子相同,也有三種方法。一是親身體驗;二是從旁觀察;三是接受書本、圖像、語言等媒介傳遞過來的資訊。

學校教授學生知識,也要用上這三種方法。體驗或觀察式學習固然很好,但學校教學主要還是靠第三種方法。例如,我們沒法帶學生親身遊歷非洲沙漠,教授相關的地理知識要靠影片、圖像、講解。學生沒法接觸到已逝去的歷史人物,但可以讀他們的文章和傳記。

藉語言、書本、圖像教授知識有其局限。例如要教曉學生怎樣「踢」足球、「彈」鋼琴、「做」專題研習,就必須要讓他們「落場」踢,「練習」彈,「嘗試」做。任何跟技能表現相關的目標,單靠講解示範不行,學生必須在「做」的過程中,得到老師從旁的指導,明白當下難點所在,進行有針對性的練習。這種「教練式」(coaching) 的教學,難度在於要切合「個別」需要和進度。因此,小班教學甚至個別教授,實有其需要。

香港今天的教改,說重視「學習的歷程」,強調各種「技能」學習目標,因此把教學工作逐漸推向「教練化」。然而,當局仍硬說沒有小班教學的需要。需要個別指導的學生人數眾多,還要應付校本評核,老師的工作量只有增無減。既有環境若然不變,先會苦了老師,但最後還是苦了學生。

有形無實的課堂教學

(2011年10月26日星期三)

多年前曾到一所學校觀課,授課的是位上了年紀的老師。上課時他先在黑板上寫點提要,然後拿著書本逐字逐句地讀,讀過一遍就算是教完了。教學過程沉悶,但課室非常寧靜,主要是這是午後第一課,大部份學生都睡著了。課後他滿意地說:「你看,我問他們『有問題嗎?』沒有一個學生舉手!」我不表贊同,並提出了一些改善建議。他聽後有點不以為然,只問我何時再來觀課。

兩個月後我再到校觀課,但見該老師帶備了掛圖和錄音機。上課時他先打開掛圖,原來他把要寫在黑板的「提要」,換成掛圖方式展示;接著他播放錄音帶,其內容就是他本人把課本逐行逐句讀一遍。課後問他為甚麼要這樣做?他答道:「你不是鼓勵多用視聽教具嗎?」

把沉悶和貧乏的教學「掛圖化錄音帶化」,不會提升教學效能,只能令學生更難受。這道理顯淺,為甚麼他會不懂?

上面的真實故事可能聽來有點滑稽,但在鼓吹改善教學的運動中,其實也往往形成一種只求符合時尚形式,不針對學習內容之風。不竟,製造掛圖、錄音帶、習作紙、小組討論、電腦簡報容易,思考甚麼是更好更有意義的教學艱難。

有人或許認為我說話涼薄,老師為安排這些教學形式還是花了大量心思。我並非反對上述的教學方式,但在觀課生涯中,又確實見過不少老師但求形式人有我有,不思考內容是否合適,能否達到教學目的的情況。學生的寶貴時間就是這樣浪費了。

由誰來統籌?

(2011年10月19日星期三)

2012年將有7萬考生參加首屆中學文憑試,另有3萬名“末代”高考生,加上明年開始全面網上評卷,考評局說需要僱請4400名閱卷員。

閱卷員絕大部份來自現職中學教師,平均每中學要有10人當上閱卷員。所謂網上改卷,並非安坐家中或學校上網改卷,而是要老師向學校請假,親身前往考評中心內工作。但考評中心全港只有4個,閱卷員因此將難免舟車勞頓之苦。

近日考評局頻頻接觸各中學議會,要求校長研究可否借出校舍地方,讓他們多開辦幾個考評中心。開設一個中心不易,由規劃到設置器材,測試,保安等,在在需時。現在距離考試只剩下短短數個月,為甚麼考評局這麼遲才提出要求?但最奇怪的是,近年殺校成風,教育局應有空置的校舍可改作考試中心之用。為甚麼考評局不找教育局,而要在考試臨近之際求助於「民間團體」?按道理,新高中統籌之責落在教育局,究竟教育局所為何事?有位校長笑說:它不是由從前的名稱取消了「統籌」兩字嗎?

此外,明年文憑試的放榜日為7月20日星期五,接獲成績單的學生,相信將會十分緊張,立即出動尋找升學機會。有位校長說,教育局主張由非政府機構和學校聯合設立一些「地區支援中心」,統辦放榜日和接著的星期六、日的學生查詢、輔導、支援工作。不過,很多政府部門(包括教育局)在星期六、日例不辦公,各支援中心若有需要聯絡這些部門和院校,可能就要等到星期一了。

帶思考的練習

(2011年10月12日星期三)

學者 K Anders Ericsson 曾跑到柏林的一所音樂學院作研究,仔細觀察小提琴班學生的學習情況。這裡的學生普遍都很願意學習,上課和練習的時間亦相若,但有部分學生進步神速,表現出色,他發現,主因是他們懂得如何處理自己的學習,能把焦點對準要克服的難點,有意識地進行自我練習。

先認識自己水平,按這水平選擇難度目標,然後進行有針對性的練習,比盲目的重複有效百倍。Ericsson 稱這為「帶思考的練習」(Deliberate Practice)。他又走訪多名世界級樂團的小提琴手,發現他們花在「帶思考」的自我練習時數,在成名前早已超越同儕,在任何時間也比別人多。

跟才藝學術一樣,生活中的知識例如繫鞋帶拿筷子,都是學回來的。由不懂到懂,誰也要經歷克服困難、趨向熟練的階段。然而,拿筷子的表現一旦合格可行,常人便不會去想:怎樣可以再拿得好一點?下一回合的難點在哪裡?我們拿了一輩子筷子也沒有變成「拿筷專家」,這是原因。但要成就任何才藝學術,成為「專才」(expert) ,除了要有毅力外,這種有意識逐步克服困難,螺旋式推進的學習不能或缺。

找出難點或目標總要靠老師或別人提點。學生面對的難點各有不同,正是教學的最佳起點。我認為小班教學較能夠處理「個別差異」,並不在於「因材施教」(因為「材」容易給人固定不變的印象),而是讓學生有機會走上「帶思考的練習」的軌度,做認為有當下意義的東西,而不是每天回家做些「毫無難度」或「深不可懂」的習作。

趕考試之害

(2011年10月5日星期三)

杜威在 How We Think (1933)一書裡曾這樣說 (意譯):「教師怎樣才配為學生的導師呢?首先,他本人必須有堅實的知識基礎,他的學識水平,不能止於只懂得教科書上說甚麼,或只能夠按既定的教案機械操作。學生的提問往往是出人意表的,老師必須當下作出靈活的回應。要有這樣的本領,他的學識必須既深且廣,觸及旁枝 (cover collateral points)。這樣,他的教學才能夠就地取材,流露他對知識的熱愛,並把這愛感染學生。」

對於不少香港教師來說,上述杜威的話難實行,這並非由於他們缺乏學養,而是香港課程的特色在於「趕」。這一來是因為課程的內容多,二來是要儘快把書教完,好進行考試操練。因此,老師必須抓緊甚麼是「超出考試範圍」(out of syllabus) ,學生的問題若超出了範圍就不用回答,回答也可能遭到其他上課同學阻止,說這耽誤時間。

久而久之,「教書」就變成一項障礙物,趕快越過它就可以把焦點對準考試。從前的中學會考,據我所知有學校能把中四、中五兩年的課程濃縮至一年教完,中五開課即開始密集操練考試,方式是:學生做練習,上課對答案,更正錯誤。

但在這過程中,老師又發現,不少學生並沒有好好地掌握學科知識,需要花時間把有關內容重新講解一遍。然而,這種缺乏上文下理的「折子戲」式教學,最不具教學效能。當然,對學生而言,由於目標只在於完成當下的習作,就更難體會甚麼是求知態度和獲得知識的樂趣了。

學習的動力是愛

(2011年9月28日星期三)

齊白石有多愛繪畫,以下故事可見一斑。話說他在北京的藝專任教,上課時有一名學生怯生生的拿出一幅自畫的《梅雞圖》,要求老師點評。齊白石看了又看,覺得畫得很生動,就對學生說:「你畫的這雞太有味了,你看這尾巴!借我回去臨一張吧!」學生以為齊在說笑,老師還要向學生借畫臨摹?原來齊是認真的,當天就拿學生的畫回家臨摹,畫成後還把兩幅畫掛起來對照、修改。再上課的時候,齊白石對學生說:「你的畫我想留作紀念,我把我畫的跟你交換好嗎?」

正因為齊白石愛他的藝術,長期浸淫在繪畫世界裡,故能品味作品的高下好壞,不必理會出自誰的手。

還記得讀過99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 Ahmed Zewail 的傳記。他綜合電子和光影顯微技術,研究分子在「飛秒」(femto-second, 10-15 秒)之間的變化,從而明白物質的化學反應。傳記中他經常用「邂逅、相聚、結合、分離」等字眼形容分子的活動,處處流露他對研究的投入和鍾愛。

許鞍華談拍電影、林家聲談演粵劇,黃秋生談演技,也洋溢著他們對自己工作的鍾愛,感動人心,令人明白這是他們成就事業的原因。

今天不少人認為教育就是訓練學生的各種能力,忘記了「愛」才是人願意接受訓練的原因。語文老師設計大量「聽講讀寫」練習,卻沒空談自己愛不愛閱讀寫作;經濟科老師要趕課程操練試題,因此無暇跟學生談經濟新聞。老師以為這才是「盡忠職守」的教學,卻在無形間把培養「愛」的機會都握殺了。

不用講理由,只說誰撐誰

(2011年9月21日星期三)

原初以為下屆的特首選舉是范徐麗泰、唐英年、梁振英之爭,但范太已公開支持唐出選,現只剩下唐梁二人。范太說:「心中接受的只有唐英年一人,只有唐出選,她才不會參選。」然而,她沒交待唐為甚麼是「最」合適的人選?她贊同唐的甚麼政策?

翻查記錄,唐在教育問題上的看法並不顯著,只找到他勸告年青人「要自問為何做不到李嘉誠」,又警告青年抗爭會導致「車毀人亡」;去年他說香港教育發展將注重「多元化與國際化」,私立大學就是好,原來他只是在談香港的專上教育;最近他說政府重視青少年教育,原來也只是指「加強培訓,加強與內地交流」。

梁振英自稱「備選特首」,並謂只有他公開自己的治港理念和政策。然而在教育問題上,在他網誌上「教育」欄找到的,不外是當活動嘉賓時的發言稿。縱觀整個網誌,勉強可視為教育理念的也只有抽象的一點:低下階層的子女只要肯努力,自有出頭天。

可預見的香港中小幼教育問題不少:由跨境學童,內地孕婦來港生產,導致在學人數升跌與學額配套問題,設計疏漏和魯莽推行的新高中學制所產生的影響,校長教師壓力「爆煲」,愛國教育如何不致變種成為洗腦教育等。以上問題唐梁二人皆無絲毫論述。

原初以為香港回歸後,會逐漸出現比殖民地時代想法更高明、政策更透明、更願意坦誠交待的政治人物和政府。回歸已14年,可惜我們還停留在不用講理由,只說誰撐誰的選舉政治。

「高路」與「低路」之別

(2011年9月14日星期三)

老師提出一道數學難題,頓時引起不同的反應:有學生認為是是運用數學知識的大好機會,躍躍欲試一展身手;亦有人視之為苦差,甚至手震心跳,怕得要死。

相同的境物,有人歡喜有人哀愁,這些情況不少人都遇上過。但究竟快樂、悲傷、憤怒、恐懼、厭惡等情緒受甚麼支配?近年腦功能成像 (brain imaging) 研究發達,對情緒如何產生有較多了解。簡單地說,外界發生的事情,透過感覺器官(如眼耳口鼻)化為信息,一般會經丘腦 (thalamus) 傳至皮層 (cortex) ,再由皮層引發記憶經驗,對信息加工、評價、處理,然後指示杏仁核 (amygdala)作出適當的情緒反應。這稱為「高路」操作。

然而,在危急的情況下,皮層還未及完成處理,信息已抵達杏仁核,杏仁核評估信息的情緒意義後,率先啟動情緒反應(如內分泌、肢體活動等)。這稱為「低路」操作。低路反應較迅速,是動物fight or flight的自衛本能所致。但由於無時間給「皮層」思考,不屬於「謀定而後動」的行為,亦因此更難啟動甚麼高階思維或創造力。

教育學者 Renate Caine & Geoffrey Caine (2011) 指出,學校若承受大量的外加壓力,會令師生偏向「低路」操作,例如,當他們主觀認為交下來的任務毫無意義,與個人志願和強項不符,或覺得時間不足,情況失控,對前途悲觀,求助無門等。「低路」操作只求把威脅解除,因此多是「反射式」反應,而非「深思熟慮」的思考,事後亦容易引起情緒低落,長期如此,更會發展為對周遭事物無意識的厭惡和抗拒。

怕蛇

(2011年9月7日星期三)

官方把新高中課程描繪為教育的新思維,內容著重啟發思考、讓學生學會學習,掌握批判思考能力等。按這道理,學習應該比從前輕鬆愉快才是。但事實剛剛相反,據報導各校都實行大量的課後及暑假補課,師生長期處於緊張和壓力之中,有些還臨近崩潰邊緣。究竟錯在哪裡?

有人比喻教師面對新高中課程,就像走進森林裡遇上一條蛇。基於自衛本能,他不能不處於恐懼和高度戒備狀態。儘管同行中有研究蛇的專家,聲稱蛇並不可怕,不會隨便咬人,一旦明白蛇的習性後,還可以把蛇當作寵物飼養。專家言之鑿鑿,但人對蛇的恐懼分毫不減。

其實,蛇的專家能不怕蛇,甚至愛上研究蛇,主要是開始時找到一個相對安全,毋須過份驚恐蛇的環境。先要有這樣的環境,然後所謂好奇、動機、興趣、自信、能力才能發生。人若每刻都處於驚恐狀態,或感覺孤立無助,或極度疲倦,上述的良好心理徵狀是不會出現的。

香港的教育強調競爭,有人認為這是進步的動力,但這制度給老師和學生製造過度的憂患意識和壓力,令人經常處於掙扎求存的心理狀態,推動老師學生向前的,往往是對失敗的恐懼 (fear of failure) 而非對成功的期盼 (anticipation of success) 。正因如此,任何課程或考試改革,無論配上甚麼時尚理論或花言巧語,都只會被視為「遊戲規則」的改變,給有關師生帶來各種理性和非理性的驚恐。這樣的情況不改變,真正的教育改革是不會出現的。

擄人事件

(2011年8月31日星期三)

上午八時,兩名男學生回校報告,在上學途中遇劫,於是立即報警。學校附近治安不錯,這樣的事情是當校長後首次遇上。

但更嚇人的消息是,這兩學生是與另一名女同學結伴同行的。他們吞吐地說,她給賊人擄走了!聞後大驚,立即發散人手到附近找,警方也大為緊張,在更大的範圍搜索。兩小時過去,毫無結果,啟動危機處理,校長室裡放置了大幅的掛紙板,填上學生的資料,並不斷記錄各小組外出搜索的時間、地點、結果等,電話也響過不停。女生家長聞訊也跑到學校來,焦急萬分。

十一時許,父親的手機響起,是女兒來電,說給賊人挾持了一段路,又搶去了手機錢包,慌忙中跑進一間便利店裡躲藏,現在才想到向店員借用電話。父親立刻前往把女兒接回家,詳細查問後再致電學校,說女兒無恙。這時大家才鬆一口氣,並著他帶女兒到警署報告。奇怪的是這女孩翌日回校上課,毫無受驚的顏色,放學後還在球場上玩得痛快,前一天的事就好像忘記了。

在學校裡,這樣的事並非經常發生,但各種大小突發事情卻每天出現,要人拋下手頭的工作全心關注。我從前曾在大學工作,後來才跑到中學當校長。曾有學生問我,兩者有何分別?我答:大學的工作要求心思細密,但今天想不通的問題仍可留待明天;學校裡的工作經常要求當下的判斷和回應,因此更考驗個人的誠信和平日對事物的觀察。學生聽了似懂地點頭,但我懷疑他們是否真明白我的話。

百份百的政治活動

(2011年8月24日星期三)

李克強出席港大百周年典禮,示威學生被禁錮,徐立之校長認為自己未能防範事件發生,登報道歉,並承諾恪守港大自由、開放、多元化傳統。由此看來,徐校長仍不失為勇敢和有覺悟之士,值得敬佩。

不值得敬佩的倒是他登報道歉的前一天,由某高層教授向外界發表的文章。內容指港大從來都只是「學術殿堂」,不是「政治性」大學, 李克強的講話也「沒有一點政治話語」,因此典禮並非「政治活動」,若有人由此判定大學是逢迎北京政府,就是武斷,或是犯上非黑即白的邏輯謬誤,或是由於個人解不開「六四」情意結所致。

但眾所周知的是:李克強並非甚麼「學術殿堂」級人物,他的談話雖然沒有使用政治術語,內容卻沒有半點學術價值。那麼,他憑甚麼當上典禮台上的發言嘉賓?為甚麼台下坐得滿滿的並非港大師生,而是香港的最高級官員、政客、富商、權貴?警方的佈防為甚麼如此森嚴?答案只有一個,此君是個在政治上有權有勢的人。說這不是政治活動,講不通!

其實,大學需要搞點應酬式的「政治活動」,誰也理解,但首先是要實話實說,不要自欺欺人,指鹿為馬;其次是不要規格太高,以免惹來「諂媚奉承」的誤會;其三是要讓反對者的聲音有足夠的表達,更不要聽見別人叫句「平反六四」就說人家患上情意結,甚至要拉要鎖。

要知道,「平反六四」這句話還代表了對祖國社會當前種種腐敗踐權、不公不義現象的憎厭和控訴。

教甚麼?怎樣教?

(2011年8月17日星期三)

新的課程出現,每多會提出新的教學理論,例如解難教學、鼓勵創意、獨立思考,以至培養愛國情操,情理並重等。這些理論多是自圓其說的,因此除非長於研究,一般教師都難從學理層面作討論。然而,教師最關心的,並非甚麼「抽象」的理論,而是「具象」的實踐問題。例如在某一課節裡:教甚麼?怎樣教?

這正是為甚麼「教案」可成為了解課程的利器。課程大綱多附「教案」建議,看這些教案往往更容易看出課程的本質,或設計者期望如何把理論落實到課堂教學去。以「國民教育科」為例,縱使官員多番辯解,稱並沒有預設的政治立場,亦非灌輸洗腦,但仍無法服眾,為甚麼呢?因為大家只消看看諮詢稿內「升旗禮」、「唱國歌」等幾節教案,答案即一目了然。

此外,近年的研究顯示,教師培訓活動若要有實效,必須能針對具體的教學內容和有連續性,其中一種辦法是聚焦在「教案」設計上。日本的「課堂學習研究」日益受到國際重視,正因為它要求教師不要「空口講白話」,而是要以課堂教學為重點,以共同「設計教案、執行教案、修改教案」作循環研究,從中獲取解難的辦法,創造新的教學策略。在美國也有大學的研究員跑到學校去,跟任課老師並肩設計教學,以顯示其理論的「可行性」。

香港的師訓機構裡,理論家研究者數量確不少,但願意付諸行動,跑到學校裡把理論變成「教案」,顯示其心血論文還可有教學用途的,就不多了。

真會有七人不合格嗎?

(2011年8月10日星期三)

有團體以考試局的通識科練習題作藍本,自訂試題並舉行三場模擬考試,結果發現2600考生中有七成人不合格。這雖然只是模擬試,但通識科不合格不能入大學,這麼多人肥佬的確令人憂慮。明年的考試會出現如斯局面嗎?

考評局的回應是:我們已做好了課程和評核大綱、水平參照評分準則、樣本試題、等級描述、學生示例 …。這些都是早已知悉的事,但傳媒的報導還是漏了回應中的一項重要細節。

所謂水平參照,是指所有等級都有既定的標準,不拉曲線。理論上,這些標準在考試前都預備好了,固定不變。假如所有人都未能達到合格標準,則全體考生都要「肥佬」。這制度大概可令「等級的使用者」(例如僱主)信心大一點,相信等級真能反映能力,不會出現十年前的A等好過今天A等的現象。

但明年真會有七成人肥佬的情況嗎?相信不會。原來考評局的做法是先讓學生考試,才拿他們的分數來設定等級的臨界點,換句話說,定50分還是40分為第3級,要看當時的情況!如合格人數過少,考評局就會移動分數等級的兌換率遷就。明年以後就以這兌換率為藍本,再用統計技術予以調節。因此,明年絕對是關鍵的一年。

上述方法還算否符合「水平參照」理論?「等級」是否真能描述固定的能力水平?相信答案見人見智。然而,更重要的還是試題的「效度」問題,即試題和評分是否真能名副其實地測試學生批判思考、創造力,還是只讓他們「鬥吹水」。

太陽為甚麼會從東方升起?

(2011年8月3日星期三)

上小學時老師曾問我這樣的問題:「太陽為甚麼會從東方升起?」我呆站著不懂回答。老師接著說:「這是自然現象啊!」同學們都在笑,我心裡就覺得很不公平。我想:若老師問我,你能舉出一個「自然現象」的例子嗎?我準能馬上給她一個滿意的答案。

誰都知道,老師的問題是有指向性的,內裡多蘊藏著概念(如「自然現象」)或她視為理所當然的答案。大家又知道,課堂裡的問答不是閒談,而是教學活動,學生的答案是要「評價」的,例如看看學生有多聰明,掌握了多少知識等。因此,起碼的公平是老師必須讓學生知道她在問些甚麼。然而,這個很難,因為「問題」必會滲入教師個人的觀點和取向。縱使計劃周全,亦無法保證老師的問題(asked question)就是學生感受到的問題 (perceived problem)。不懂回答或答非所問,經常是誤解問題背後原意的結果,跟學生的能力知識無關。

也許是這個原因,在學界有不少人對「解難」(problem solving)教學有所批判。解難教學就是先由老師提出問題,看學生如何解決。但如果問題在學生眼裡是「別扭」(unintelligible)的話,則所謂答案就是「無意義」(irrelevant)了。越來越多學者認為:與其解難,不如要求學生「設計問題」(problem design),即在老師指導下讓學生運用概念知識設計「問題」和解決問題所需的資料(例如設計一個讓人明白甚麼是「自然現象」的遊戲)。在設計過程和製品中觀察學生有甚麼知識,認識有多深入,比其他方式的測試更準確和有效。

平機會的報告

(2011年7月27日星期三)

平機會的報告指融合教育失敗,少數族裔學童在學校內未能有效學習,學生難升讀英中及獲大學取錄。教育局則說已利用「校本」政策讓學校處理問題。既然是「校本」,即錢和權都給了學校,責任就不在局方了。平機會主席林煥光批評道:教育局的做法是叫少數族裔學生「自生自滅」!

非華語學生的教育,這問題提出久矣!2007年1月前局長李國章曾撰網文,指局方關注非華語學生的教育,政府正在設計一套合適的「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課程和考試,並提供GCSE中文科考試資歷。同年4月在「推動種族和諧」會議上,教局官員又說:非華語學生若在GCSE 試中文科合格,可當作符合本地大學要求學生具備第二語言的條件。

可是支票並沒兌現。2011年了,上述的課程沒有蹤影,提也不提,原來GCSE中文科合格也不管用,新高中要求非華語學生跟本地學生看齊,一同考文憑試的「中國語文」科,否則入本地大學將有困難云。南亞裔學生苦訴文憑試中文科艱深,這不足奇,因為該科是為中文為第一語言的香港學生而設的!至於教學上如何完成上述「非常任務」,非華語學生的中文按年應有甚麼進度,非年幼來港或無中文基礎的學生等問題如何解決,一概「貴客自理」。

林煥光批評教育局的措施忽視學習進程需要,對進度和成效無監察,並在回應批評時陳腔濫調。噢!某校的「外評」報告若有上述評語,就是等殺校了,只有教育局才能當這些批評「無到」。

鬥玩嘢

(2011年7月20日星期三)


香港政治陷入了「鬥玩嘢」的格局。一聲「五區總辭是玩嘢」旋即以眼還眼,推出「遞補機制」法案,蓄意跳過公眾諮詢一關,罔失法度,還是被迫押後、諮詢、修訂。另一例子是遊行。89年百萬人上街,03年也有50萬人,行畢全程只需三數小時;今年20萬人行相同的路卻要花上六七小時,按時進入維園出發竟要等至黃昏。警察隨意截龍,借以削弱遊行意欲之心昭然若揭。六四晚會時刻意製造樽頸,令參加者在場外團團轉也是「玩嘢」伎倆。這些雖然是小動作,卻令那些只想和平地表達訴求的上街者產生「制度」很隨意,不能信任的惡劣印象。

「玩嘢」就是鑽空子找漏洞。當校長的時候,不時遇到頑皮的學生(甚至家長),喜歡找制度上漏洞,故意刁難老師。間或會激氣,但我告誡自己和同事:不要「鬥玩嘢」。頑皮仔玩嘢,多用來表示自己「叻」,但校長老師若以玩嘢回敬,最後只釀成互鬥局面:看誰更叻、更多奇招。坦白說,我們要分心的事務多,鬥不過學生。

當然,我不會用「打我左臉迎上右臉」的方法鍛煉身體,但也不會用「打份工啫!」自貶身價的言辭作安慰,因為我們的目光遠大於「一份工」。勸大家不要鬥玩嘢,最重要的原因是:這既帶來人際間的不信任和仇恨,也削弱了制度的公信力。甲認為是漏洞,乙眼裡可能是不公平。倘若制度真有漏洞,按正當途徑修補好了,其間可能要吃點虧,但換得一身光明磊落,維護了法度尊嚴,化算。

「教育就是洗腦」論

(2011年7月13日星期三)

前任政府局長何志平醫生在報上撰文說:父母老師會對下一代傳授他們的價值觀,這我們稱之為「教育」;但對於一些父母或教師不喜歡的價值觀傳授,諸如「國民教育」,卻冠以「洗腦」之說,這是不公平。他又說:通俗地說所有教育都是「洗腦」。

「教育就是洗腦」論確新鮮。我們反對洗腦,主因有二。其一是手段。一般來說,洗腦是指使用不當手段令人接受某些教條主張。方法包括:對某些問題設立禁區、單一答案、不准批評、違者處罰等;亦有指利用藥物、催眠等改變人的思想。正常的教育教導學生尋證論據,主動思辨,焉能是「洗腦」?

「洗腦」的另一特徵是內容。通常洗腦者要放進別人腦袋的,不會是好東西。但何醫生說:世事並無對錯之分,只有好惡之別,哲學家討論「真善美」千百年仍無結論,故教育只可以總結為「價值觀的傳授」。既然父母教師傳授的不過是自己的想法,因此在內容上教育跟洗腦無異。

誠然,「真善美」難有絕對標準,卻不等於一切都只是個人價值。理性常人在價值觀上的共識多得很,如認同殺人是惡,追求自由平等是善等;在教導下一代時,縱有一己之好亦不會善惡不分,這叫良知!因此,「教育就是洗腦」是歪理,其惡似乎在於勸阻大家不去思考「正當的國民教育」應有甚麼內容,但歪理背後的「個人喜好主義」,還正好給社會上流行的各種自私自利行為用作理論和藉口,這才是最大的惡。

學科本位

(2011年7月6日星期三)

英國的教育社會學家楊格 (Michael F D Young) ,曾以「知識與控制」 (Knowledge and Control, 1971) 一書馳名。他指出諸如數學歷史等學科知識,不外乎是某些人對事物的經驗總結。這些人的經驗被列為「知識」,只因在社會上有權力;冠以「知識」之名後,他們的權力又進一步得到鞏固,故知識和權力兩者不可分割。楊格的理論影響深遠:前人只懂問,教育機會是否人人平等?是否有財勢者佔優?楊格帶給學界新課題:學校裡教授的知識,是否也是維持社會不公平的工具?

其後楊格投入各地的教育改革。擺脫種族隔離政策後,南非人問他:若要摒棄代表昔日權勢的「學科」知識,學校應該教些甚麼?他無以為應。此外,他目睹80年代英國的課程改革,政府短視,把教育用作政治工具,以舒緩青年失業等問題;為求吸引學生留在體制內,課程設計只求觸及學生興趣,美其名為「尊重學生的生活體驗」,實際上只是讓學校變成「塘水滾塘魚」之地。

楊格於是有所省悟,認為教育的任務始終是發展學生的智育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教學從生活經驗出發並無錯,但不能讓學生原地踏步。世間上的確有些知識,較客觀可靠,雖無即時應用之效卻有開啟智慧之力。這些知識就是「學科知識」。時髦以專題設計的「跨學科」課程,既缺乏嚴謹性,亦不會經得起考驗,學習價值有限,並容易變成政治角力場所(今天的「國民教育」可是一例?),故學校應該實行「學科本位」,教授歷史、地理、語文等科目便足夠。

執行能力

(2011年6月29日星期三)

有個叫Stroop Test的小測驗:咭紙上印有不同顏色的單字,但每個字本身也是一種顏色的稱謂,兩者並不協調,例如「綠」字印紅色,「白」字印藍色等,請把每個單字的顏色準確和快速地說出來。這測驗的難度在於要克服「字義」的干擾,把注意力只放在字的顏色上。

心理學家把這種「操控注意力不受干擾」的能力稱為「執行能力」(executive function) 。美國的神經精神學會曾為這課題發表專題報告,並把「執行能力」和其他認知能力如記憶、語言、分析等區別起來。「執行能力」有高低之分,因人而異,成因不詳,腦影像研究只說這和腦額葉的活動或創傷有關。

從學校教育看,有說學生越是到了高年級,其成績越跟「執行能力」有關。例如學習語言,小學階段可能只是基本的聽講讀寫訓練,但到了中學階段,學習活動逐漸傾向寫報告,做評論,抽絲剝繭地研究問題,組織答案,成功的學生不但要能坐得定、心無旁騖、抑制雜念,還要能按某原則或方法辦事,這些全是「執行能力」的表現。

「執行能力」可否從訓練得來尚是未知之數,但心理學家 Ellen Bialystok發現,雙語兒童(bilingual children)的「執行能力」表現比單語兒童優勝。她指出這可能是由於雙語者同時有兩種活躍的語言,生活上如雙語交替使用,當運用一種語言時腦袋就必須「抑制」另一種語言,因此「執行能力」得到恆常鍛練。最近她還發現,雙語者和精通第二語言者晚年罹患阿茲海默症 (Alzheimer’s disease)要晚4至5年。

穿鑿附會

(2011年6月22日星期三)

某君說:美加各地的學校都設有「國民教育」學科,自己的子女在當地上學時學校就設有 American Studies 及 Canadian Studies學科, 因此在香港設立「國民教育」科不會是獨有的事物。這講法相信是有所誤會了。

首先,美國沒有由中央訂定或國立的中小學課程。課程各州自訂,因此差異甚大,但絕少聽聞美國或加拿大的學校開設上述科目,偶然有叫這名稱的也是隸屬於歷史科的一部份。那麼甚麼是 American Studies 呢?那是大學裡的一個系或科,主要教授美國的文化、藝術、歷史、經濟、法律等為內容。此外,二戰後美國為爭取國際影響力,實行「文化外交」(cultural diplomacy) ,支助或鼓勵外國大學設立 American Studies 學院或學系,例如近年香港某大學亦有設立此科讓本科生作主修或副修。

那麼,美加中小學教的是甚麼呢?那叫Social Studies (社會教育),加拿大部分學校高中還設有 Civics (公民科)。這些科目的內容,除教授國家的歷史地理、經濟狀況、政府運作外,還有公民權責、自由平等的意義和世界史等,科目的目的是教導學生成為世界公民而非鼓吹「愛國」情懷。不少中小學在早上上課前的確有唱國歌活動,但這既非上述科目的內容,亦沒有強迫所有人都唱,不願唱的站著表示尊重便可以了,這是因為大家都明白,強迫並沒有意義。

因此,說美加的中小學都教 American Studies 或 Canadian Studies,恐怕是誤會;由此冠以「國民教育科」之名,並引伸至這是美加為培養學生「國民身份認同」而設的獨立科目,相信只是穿鑿附會。

課本潛建

(2011年6月15日星期三)

出版社大量製造教材送給學校,把成本附加在課本上,變成家長的負擔,這情況猶如「潛建」。

潛建者通常都不會事前張揚,建成後就待問題出現或遭干涉再算。從前教科書的最大「潛建」,不外乎附加一冊學生作業,但教育局早已聲明不鼓勵學校採用,亦不得強迫學生購買。出版商逐調整方向,由教材入手,時至今天教科書的「潛建物」琳琅滿目:光牒、視聽教材、供教師免費下載的各種資源、測考試題庫、計分系統等。市場特徵一旦形成,試問誰能不跟隨大隊作「教材潛建」呢?

但也有出版商勇敢地接受電台訪問,解釋書價貴的成因,矛頭直指教育當局。他指出近十多年來教改頻繁,例如教學語言政策時變,因此必須有中英文版課本;又強調要照顧學習差異,課本因而要有深淺程度不同的版本,令每冊書的市場份額縮小,成本抬高;最要命的還是教育局更改課程後,只給出版商18個月時間出新書,課本送檢如不獲通過,已花的開發費就付諸流水。就算課本能成功出版,市場需求也難測定,原因是當今課程流行選修「單元」,某單元最後有多少學校開辦,連「官方估計」也經常估錯,往往令印好的書本淪為廢紙。

上述情況當然構成出版商的隱蔽成本。跟「教材潛建」不同的是,這些潛建「柯打」來自教育當局。如果情況不變,這部份的成本不減,就算課本和教材成功分拆出售,書價亦可能只能作小幅度的下降。這一點贊成分拆者不能不考慮。

長約與短約

(2011年6月8日星期三)

為避免適齡兒童人口下降而需要「殺校」,當局推行「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即「縮班」措施。但縮班會造成超額教師現象,「優化」計劃乃用以下方法解決問題:在頭5年給予參加的學校每年額外25萬元的津貼,可用作聘請教師;此外,頭6年還有6名額外教席配額,可用作吸收超額人手。對學校來說,這些津貼和配額跟流動電話簽約時得到的「回贈」一樣,看來頗吸引,也的確有助於解決超額教師問題。

可是,參加計劃的學校陸續發現,裡面有個不大不小的問題:教育局會先計算某校在減班完成後最終應有多少「長約」教師,然後鎖定這數目;在減班過程中,即使該校某年應有的長約教師數目比鎖定的數目為高,學校不准以長約補替離職教師。

由此可預期將來資助中學能發出的合約,絕多為短期合約。明年首屆文憑試後,不少學校會檢討新高中的科目組合,但如發現有錯配現象需要糾正,也沒有機會聘請長約教師,這是否符合學生的利益呢?此外,相信仍有不少準教師,嚮往教師工作會有長約保障,又或已受聘在等待由短約轉長約的,他們的希望恐怕要落空了。

社會上有人說僱員應如浮萍,要習慣今天東家明天西家工作,沒有長約制度還會增加經濟的靈活度。這些說法當然只代表某種「意識形態」。問題是:這些「意識形態」在社會中落實,往往並沒有經過甚麼深入討論,而是在不知不覺中「建構」出來。「優化」計劃就是一例。

林肯的愛國主義

(2011年6月1日星期三)

林肯(Abraham Lincoln)是美國第16任總統,他以解放黑奴,領導內戰挽救國家統一的功績最受人稱頌,譽為「偉大的愛國者」。

美國學校的「國民教育」談到林肯時,不會不談他的兩件事。首先是他早年當國會議員時,曾反對對墨西哥發動戰爭。當時的總統波爾克 (Polk) 對民眾說:「墨西哥軍隊越過邊界,在我們的土地上跟我們開戰。」林肯指這是謊言,實情是美國軍隊先越界發動戰爭,因此他在國會動議,要波爾克交待開戰的地點 (spot) 。可惜動議沒通過,林肯被抹黑為「不愛國者」,反對者還謔稱他為「Spotty Lincoln」。

其次是十年後林肯和杜格勒斯(Douglas) 為爭參議院席位的七場公開辯論。杜指林肯竟敢公然反對墨西哥戰爭,是埋伏在國會裡的「墨西哥黨」。此外,杜還主張把古巴納入美國版圖,至於古巴人可否蓄奴,可交由古巴人自決。辯論中林肯堅決1. 反對擴張侵略行為;2. 主張人生而自由平等,故奴隸制必須廢除。杜則罵林肯是不維護國家利益的「賣國賊」。

林肯畢生追求自由平等,對於自己國家的不當行為,不惜表態反對,這是他的「愛國主義」。美國學生還會讀過他給早期政治偶像Henry Clay 所寫的悼詞。其中他寫道:「他愛他的國家,部份原因是那是他的祖國,但主因還是那是一個自由的國家。」

香港的國民教育專題小組,教育局德育及國民教育指引的袞袞諸公,既然說已考察過西方的「國民教育」,未知有否注意到林肯那追求自由平等的愛國主義呢?

魚目混珠

(2011年5月25日星期三)

「國民教育」和「公民教育」有甚麼關係?教育局在《諮詢稿》的1.4.6段這樣說:「特區政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國民教育專題小組,於2008年4月發表報告,…列舉法國、美國及澳洲推行國民教育的經驗…這些國家推行國民教育,均側重培養青少年對國家的認同和公民價值觀的培育。」

由此可見,《諮詢稿》拿2008年的「專題小組報告」作擋箭牌。不過,該報告其實是這樣說的:「小組參考了法國、美國及澳洲在推行國民教育的經驗。…這些國家側重於公民教育,培養青少年的公民觀,當中與國民教育相關的策略概括如下」。

報告不問:為甚麼這些國家會側重「公民教育」而非「國民教育」?今天的《諮詢稿》對「這些國家側重於公民教育」這一點更是按下不表了。

《諮詢稿》的作者若真想搞清楚「國民教育」和「公民教育」的關係,建議看看學者曾榮光(1996)的文章;他這樣說:「民族認同及歸屬感並不可以單靠專政的國家權力強行建造起來,而需要通過平等的公民權責和民主的公民參與以建立公民社群,才能把民族認同與歸屬感建立在一個理性和穩固的基礎上。」這觀點是否「國際慣例」難說,卻是西方「公民教育」最廣為認同的看法。

從前英殖民政府規定學校不准談政治,教育工作者到回歸後才有撥亂反正的機會,可是又經常要面對各種魚目混珠的論述,甚至要接受「洗腦當健腦」的歪理,究竟應該痛哭一場,還是一笑作罷?

棄公民愛國民

(2011年5月18日星期三)

教育局發出《德育及國民教育科課程指引諮詢稿》。早前局方已把「德育及公民教育組」改名「德育、公民及國民教育組」,現在《諮詢稿》再把「公民」刪掉,只剩下「德育及國民教育」,一於棄「公民」愛「國民」。

有人說:西方國家都實行「國民教育」,這是國際慣例!此說並不準確。西方教育文獻中,「國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一詞遠不及「公民教育」(citizenship education)普遍。各國實行的是「公民教育」;更準確地說,是「公民權責教育」。背後理念是:公民的愛國心乃建基於有權過問和參與國家事務的權利上。

《諮詢稿》指出,過往十年香港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大幅上升。此外,在38國進行的「公民教育研究」(2009)中,香港位列第五。香港學生對民主自由、和平表達訴求等知識和態度非常正面。學者李榮安曾驚訝地說:香港正規課程裡沒有教導民主知識,學生大抵是由現實中眾多的「政治爭議」中自行得到「教育」的!由此看來,應該加強是「公民教育」而非「國民教育」。

又今天有哪個國家會像《諮詢稿》一樣,到了高中的「國家」課題還只是讚美祖國壯麗山河,燦爛傳統文化,而不談國民應有的公民權責呢?有,但極少數。蘇聯解體後,烏克蘭和俄國立國,其後加入歐洲委員會。兩國本有義務推行人權民主的公民教育,但俄國為怕失掉中央集權能力,烏克蘭恐遭吞併,強要學校鼓吹對國家的忠誠和無私奉獻,不談公民權責。當然,這就是沒法與世界接軌的公民教育了。

生不逢時?

(2011年5月11日星期三)

香港由2009年開始推行三年制的新高中,免費教育亦由9年相應增加至12年,因此所有學生都有完成6年中學的機會。

然而,新學制卻又帶來新問題。從前學生升上中四後,學校便開始會考課程,但每年總有些學生跟不上進度,但求完成中五離校。要捱過這段時間不易,但約只有一年半,因中五級多在二、三月間停課。

新高中修業期是三年,課程比中五會考艱深。這令弱校差生的處境更難耐,部份視返學為懲罰者,三年新高中等於把「刑期」加長一倍!教慣預料的教師也抱怨,從前學生要經會考篩選才升上中六,動機和能力都較強,差異亦較小,相比之下在新高中的課室裡,既要趕進度照顧能力較強的學生,又要安撫無心應試只求善終者,慘極了。

有學界朋友說12年免費教育是「生不逢時」。新高中是新課程,但推行之際,中學正處於殺校陰霾,學校要追逐考試成績,升Band求存。在這金剛箍下,教師豈會放棄實踐證明最可靠的教學方法?於是謹慎地按考試範圍教學,然後補課,再操練模擬試題。課堂教學由概念定義開始,層層演繹,甚麼互動探索可免則免,不明白的重複一遍就是了。還有,在微調政策下,學校可彈性採用英語授課,某些學校在一級內讓學生選擇中文或英文學習。備課要一課兩語,出測驗試卷亦要雙語,還有新增的校本評核要求,教師更吃不消。

上述情況有多普遍我不知道,但教育改革的關鍵在教室裡,問題不容忽視。

照辦煮碗

(2011年5月4日星期三)

某村新搬來一戶人家,太太最拿手煮肉丸湯,嘗過的人都讚嘆不已,但她不肯公開烹調秘訣。某鄰居只好伏在窗外偷看她煮湯,並用筆錄下材料步驟,回家照煮。但煮湯時她邊看筆記邊跟自己說:「下一匙糖?不會吧!煮湯哪能下糖?一定是我當時看錯了,該是鹽吧!」就是這樣她作出點滴的修改,煮出來的味道跟平日煮的差不多,毫不像那可口的湯。她忿怒地說:她一定是發覺我在偷看,所以把某些重要的材料藏起來!

美國數學教師協會(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在10多年前曾出版過重要的教學指南,用範例方式指導教師如何改進教學。刊物廣泛流傳,反應很好。老師接受調查時都說:建議清晰,都落實了。然而,學者 James Stigler事後到各地的學校觀課,卻另有發現:不錯,不少老師都仔細地看過教學建議,但實行起來他們對每項建議都加上主觀詮釋,就像煮湯故事一樣,他們相信已經把建議實施了,可是經加減改動後的建議已看不出原貌和意義了.

教學工作難「照辦煮碗」,主因是教師的工作深受情景條件影響;就算是教師間的互相討論,大家可能使用相同的詞彙(如互動、回饋、學習動機、學生為本等),甚至彼此以為已達共識,但往往發現只是各自表述、自說自話。要確切地明白別人的想法已非容易,明白後在自己身處的環境裡加以具體運用更難。知不易,行更難,是故教學改革多只能以點滴滲透方式進行,而不能靠鬧一場翻天覆地的革命。

不懂泳術的泳者

(2011年4月27日星期三)

學者 Andy Hargreaves在演講時曾打比喻說:「教育改革令教師像一個不懂泳術的人在泳池內游泳,他的頭和臂擺出游泳的姿態,但其實是用雙腳踏在池底向前行」。他指出,教改官員可以重編課程和考試,命令學校和教師做出這樣那樣的動作,卻很難觸及那些看不到的關鍵地帶:即教師如何進行教學。

這並非說教師都是保守不願求變。不少教師對教學雖然無法提出一套清晰完整的看法,但心底裡卻有一套文化信念和價值,認為甚麼該做不該做,甚麼可行不可行,甚麼是課室的常態,如何備課上課跟學生互動等。這些東西由時間形成,不易改變。

學者Larry Cuban指出,教改往往提出新的理想,但這些理想若與教師的文化信念相違,或令教師認為新不如舊,或不相信新的建議可行,他們總有辦法擺出從命的姿態,但實際上是我行我素,以不變應萬變。與此同時,負責推行教改的官員,縱使心明學校和教師只是虛應了事,亦往往樂於接受,因為這好讓他們宣布教改成功。Cuban 研究美國教育改革的歷史,發現百年來的教改何其多,但學校裡的組織結構,課室裡單向教學的設施和格局,今天和百年前大致相同。

環顧香港近年推行多項教改(如語文基準試、TOC、愉快學習、中學通識科、校本評核),有些無疾而終,有些在浪接浪地鋪開,在欠缺嚴謹和全面的評鑑下,這些措施究竟對學生的學習成效有多大的貢獻(或內藏多少被迫虛應的故事),對我來說就是個謎。

偉大的心靈

(2011年4月20日星期三)

莫札特(Mozart)、佛洛依德(Freud)、伍爾芙(Woolf)、甘地(Gandhi) 有甚麼共通之處?四人在各自的領域內(音樂、心理學、文學、政治)都有非凡的成就。學者 Howard Gardner曾詳細研究他們的生平,看看他們的成長歷程,如何塑造出這些「偉大的心靈」(Extraordinary Minds) 。

Gardner的結論是,四人對所屬領域持久的專注,是成功的關鍵。因此,不要相信坊間的所謂「領袖」或「創意」課程。這些課程或許可以改變人對事物的看法,卻絕無可能在短期內把人訓練成領袖或天才。此外,成長中能看到或遇上一生奮鬥不懈的人物,成為追求模仿的對象(role models) ,也是要素。

他還指出成長後「偉大的心靈」有三大特點:自省 (reflecting),不斷釐清自己的奮鬥目標,不為別人的讚賞或毀譽而活,因此對別人的批評意見能去蕪存菁;適當運用自己的強項(leveraging),即了解自己的比較優勢,並用來完成別人無法完成的工作;重構事物 (reframing) ,即從經驗中汲取教訓,嘗試從新的角度看老問題和尋找解決方法。

上述偉人雖然名垂身後,但在生時生活並不好過,由於想法異乎常人,他們的心靈頗孤寂,成名前能了解他們的想法者很少,堅持己見需要莫大的勇氣,成名後又要面對同儕的妒忌,社會的種種訴求和期望,故承受很大的壓力。

當然,世上多是普通人而不是偉人,但普通人仍可向偉人學習:「自省、運用強項、重構事物」三者都是日常生活可以留意的地方,尤其是自省一項。但千萬不要把它們變成學校的「共通能力」課程啊!

學術漂泊

(2011年4月13日星期三)

美國的大學生究竟頭兩年學會些甚麼?

學者Arum 及Roksa 在新書《Academically Adrift:Limited Learning on College Campuses》(學術漂泊:大學學習有限)裡指出,他們曾走訪了24所美國大學,2300名大學本科生,讓他們參加讀寫和思辨能力的追蹤測驗,赫然發現45%學生念完頭兩年大學並無進步,36%念畢四年大學也沒有進步。他們又發現,32%學生讀完4年大學,未上過任何每周有40頁閱讀量的課程;半數人沒上過需要書寫20頁以上的課程;35%學生承認,每周自習時間少於5小時。

兩學者從三方面解釋上述現象。首先,當今很多人上大學,只是人讀我讀,但求畢業;論目的就說要「體驗大學生活」(College experience),故只想讀最少的書,做最少的功課。其次,大學裡教授追求的是「研究」,因為研究才是保位升職的方法;他們雖然明白「教學」也是項職責,但鄙視教學,尤其是本科生課程。此外,大學在市場化風氣下,只重視宣傳包裝,以大學排名等資料吸引學生繳費入讀,忽視學系的教學需要,懶理學生的學習成效。

香港學界不少人以北美大學為大氣候指標。美國大學是4年制,第一年是基礎年(foundation year) ;我們的大學明年也開始實行4年制,第一年也是基礎年。某著名教授曾說:上大學目的在於打好「內功基礎」,預備將來「邊學邊用」。但如果所謂「基礎」還包括讀寫思辨能力的話,上述研究說明美國學生的進步有限,經驗並不可取。學生畢業後被迫「邊學邊用」會是事實,只因4年大學hea 過。

愛在心、不在手

(2011年4月6日星期三)

朋友中有一對年輕夫婦,育有一歲多的孩子,邀請我到他們的新居探訪。

門打開了,眼前一亮,全屋髹上了粉彩色漆油;客廳滿放玩具,用作孩子的活動場所,傢具包括飯桌全是小孩的高度。單位外有一偌大的露臺,用作擺放大型玩具如滑梯單車等。自孩子出世後,太太辭去工作,專心「凑仔」,僱用了全職菲傭,負責家具清潔,玩具消毒,另聘時鐘工人負責煮飯。我們坐了一會後相約各自駕車到附近餐廳一起用膳。

我們先抵達餐廳,朋友來電輕聲說,車子已駛進停車場,可是孩子在車內睡著了,不能下車。為了等待孩子自然醒來,他們遲到了30分鐘。晚飯期間孩子悶了,拿起桌上匙叉敲打碗碟,旁人側目,但父母沒有制止,只從背包拿出玩具輪流逗他玩「推車車」、「畫圈圈」等,結果一頓飯沒吃得一半,已累得要死。

不少家長竭盡所能,決意讓孩子在溫飽以外要得到最美好的童年。然而,他們的所作所為,其邊際效用已微乎其乎,孩子的生活已不能再好一點;相反,他們在不知不覺間把親子關係變成縱容呵護,只留給將來懊悔。兒童會的雷張慎佳說得好:過分保護子女也是一種疏忽。

曾經看過這樣的報導:日本幼稚園的孩子在大冬天也要穿短褲上學。那麼冷病了怎辦?家長會說:是啊!孩子送幼稚園就是來讓他們得病的。此外,孩子上學,不論書包多重,一律由自己肩背手拿,接送的家長兩手要空著。他們說:愛在心中,不在手中。

不能沒有學生的份

(2011年3月30日星期三)

政府在2000年接納了教育統籌委員會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揭開了「教育改革」的序幕。其後在02, 03, 04, 06年教統會分別進行了4次「教育改革進展匯報」,並發表報告,交待教改的成效。至於06年至今,對不起!找不到「報告」了。

綜觀上述的《進展報告》,其實也沒有甚麼瞄頭。就以「課程改革」為例,第一章通常說明教改目標是:「要提升整體學生的知識和能力水平,培養正面價值觀和態度」,但其後各章只敘述教育局給學校派發過甚麼指引,提供過甚麼配套措施,批核了甚麼種籽計劃,搞過多少次講座,最後是「成功爭取」各中少學為改革做過些甚麼特別措施,如設立校本課程,評估制度等。換句話說:報告只交待了為教改投入了多少資源。至於投入資源後目標是否達到?造成了多少「學習成效」?各報告只說:「有明顯進步,有正面影響」。06年的報告好一點,提到受訪的校長和老師,有多少百分率「覺得」(僅是「覺得」)學生進步了。

上述印象式的報告,與教改文件謂要「提升整體學生的知識和能力」的目標,毫不相稱。我不謎信統計數字和測試,但相信要評估學習成效,總不能沒有「學生」的份呢!例如,當局自04年每年對全港學生成績作系統性評估,究竟其中的數據變化有多少由教改一手造成?又有甚麼追蹤研究,對比研究,個案研究,更確切地和具體地說明各種教改措施的成效,讓我們汲取成敗教訓呢?

再談「學會學習」

(2011年3月23日星期三)

俊傑沒有完成家課,老師著他課後留堂補做和接受個別輔導,否則會予扣分。留堂時俊傑遲到了5分鐘,接著說要上廁所,刨鉛筆,到儲物櫃拿擦膠,再接著是投訴座位的光線不足,要移到較近窗的桌子去。讓各種擾攘活動佔據了大半時間後,俊傑竟在最後10分鐘把全部功課完成。老師的結論是:他並非對家課有疑難,只是不想做。學生不熱衷於學習,把功課推延到最後的一刻,或要在旁人勉強下才完成,情況並不鮮見。

然而,最後能按老師指示完成任務就算是「學習」?學者Bereiter及Scardamalia指出:「學習」(trying to learn) 與「完成任務」(doing tasks) 有別;前者要求學生有一種追尋知識的態度,願意投入力氣,能反思學會了甚麼新知識,主動地把新知識運用到其他事物上去。相反,敷衍地解決問題或不費力氣的操練,不能算是學習。此外,學生必須在學習過程中進行自我監察,知道自己學懂了甚麼,還有甚麼不懂未懂,並藉此調整學習方向,才稱得上「學會學習」。

由是觀之,要「學會學習」,關鍵在於培養主動好學的精神,熱愛知識的態度,坦誠面對一己的不足,而非在於涉足過多少種「學習領域」或掌握了甚麼神奇的「共通能力」。教育局的《學會學習》文件聲稱10年內要令香港培養出能「終身學習」的學生;該文件出版10年了,請問香港究竟是多了「主動想學」的孩子?還是多了要師長在側,「又氹又嚇」才肯做點功課的學生?

學會學習

(2011年3月16日星期三)

課程發展議會在2000年底發出《學會學習—課程發展的路向》文件,指香港在新紀元需要有新的教育目標,新的課程,以迎接知識型社會。文件提出了「五種學習經歷,八大學習領域,九種共通能力,開放性課程架構」等概念,並自此成為官方解釋新學制,新課程,新措施的註腳。

該文件沒有交待:我們憑甚麼可以相信,學生如通過這些學習經歷、涉足過這些學習領域、接受過這些共通能力活動,就會長出「學會學習」的能力來?儘管抽象概念一大筐,但所謂「學習領域」,其實只不過是把往日的「科目」重新組合而已,例如昨天的物理、化學、生物,今天統歸「科學教育領域」。然而,看來有些歸類又極隨意,例如企業概論、家政,竟與設計、汽車科技等同屬「科技教育領域」!

世界上真有「學會學習」這東西?各地的學者為此爭論久矣!有人認定應有一種學習方法,學懂了就可以利用來掌握各種知識,無往而不利。但大家循這個方向找了很久,還沒有把這方法找出來。找不到的原因很簡單:每一種知識(如寫作、閱讀、數學)都具有特殊性,我們沒法把多式多樣的學習歸納成有限數量的共性,有的也不過如「不要硬背書本知識,要明白了解」等建議。

《學會學習》許下諾言,按計劃實施十年後可令學生達至「終身學習」的目標。今年是2011年,十年期已過,課程處卻仍文風不動,沒有進行任何總結評鑑。未知各教育同工對此有何感想?

等待超人

(2011年3月9日星期三)

《等待「超人」》(Waiting for ‘Superman’) 是一部談美國教育的紀錄片,導演是著名的Davis Guggenheim。

電影先敘述5名低下階層的孩子,他們和父母都對學校有期望,希望教育能改變命運,成就夢想。鏡頭接著分析他們所上的公立學校,發現它們全是製造劣績的「工廠」,並預言這些孩子將淪為失敗者。公立學校不濟是因為老師差勁,老師差勁是因為工會勢力太大,保護慵懶者,妨礙教改。

電影說打救這些孩子的「超人」已經現身:「特許公立學校」(charter schools) 。這些學校不受政府規管,靠私募基金運作,有權自行收生和聘用老師。導演走訪在貧窮的哈林區創立這類學校的Geoffrey Canada,他說握有成功之匙,能保證入讀的兒童必能上大學 (cradle to college) 。電影結束時上述5名孩子和父母都爭著轉報特許公校,大家聚在學校的禮堂看抽籤,看誰獲超人眷顧;成功的喜極而泣,落選者嗚咽離場。

電影沒談特許學校得到甚麼資源,採用甚麼教學模式,也沒指出Canada的學校曾得到大量基金贊助拓展各種服務,並進行低於15人的小班教學;特許公校過往成績其實只達全國平均水平,Canada憑甚麼保證諾言兌現?最令人不安的是,全片不但宣揚「成績」為教育唯一目的,還把責任全放在學校、老師身上,好像學校所在的社區環境、父母有否盡責教養,學生本身有否努力皆不重要。

可能導演能捕捉觀眾心理,喜歡把教育問題簡單化,又希望有「超人」出現,聞說此片在美好賣;但作為紀錄片,它實在令人失望,不敢恭維。

直資學校的維修保養

(2011年3月2日星期三)

要學校成為安全地帶,師生員工的樂土,不能忽視校舍的日常維修,設施亦要保養修理得宜。課室黑板檯椅破損,廁所淤塞,門窗開關困難,都是小問題;較大的問題是冷氣損壞,天花滲漏,外牆脫落,地下水渠不排水,消防設備老化,電梯失靈,以至白蟻侵害樹木,斜坡維修等。

上述項目若累積超過200萬元,教育局稱為「大型維修」,政府會負責,但先要得到建築署審批。津貼學校如有中小型維修需要,亦可以可隨時向教育局申請額外撥款。但香港除津貼學校外還有「直資」學校,它們雖然也可以參與由政府付賬的「大型維修」,但200萬元以下的維修項目,學校卻必須用日常經費支付,不會獲得任何補助。

要累積建築署認可200萬元的維修項目殊不容易,原因是建築署對維修的標準訂得極低,非壞到必修地步不獲列算。學校如用心平日的保養,一般非累積10年不能「達標」。因此,要進行中小型的維修,津貼學校可以靠政府,直資學校卻只得自掏腰包,由日常經費的盈餘支付。

這本也不打緊,直資學校只要小心預算,儲蓄足夠的盈餘支付中小型的維修和設備更新便行(如重鋪球場、更換冷氣、電腦設備等)。可是,教育局卻使出「新招」,不准直資學校在任何時間累積多於3個月經費的盈餘,但又維持對直資學校的中小額維修不作補助的政策,這對直資學校非常不利。直資學校縱有心進行良好的修葺保養,看來也無能為力了。

突觸研究

(2011年2月23日星期三)

由於影像技術發達,對人腦的科學研究近年發展迅速。其中一些發現對教育甚有啟發。例如,研究人員發現在進行認知、學習等活動之時,人的神經突觸(synapses)會不斷更新和改變。他們稱這為「可塑性」(plasticity) 。人腦結構會隨年齡成熟而改變,但腦細胞的可塑性卻終生不會消失。

這些發現說明了不少與腦相關的固有信念,需要改變。例如有人說:兒童頭三年的學習最重要,三歲後就定形了!研究的確發現,突觸的增生率在嬰兒期最高,然後持續下降,但要到十歲(不是三歲)才開始穩定下來。此外,學習能力並非全來自突觸增生,有效的學習還有賴於取消某些多餘的突觸 (pruning),故說人三歲後定形並無科學根據。

又有人說:學習新語言越早越好,年紀大了或過了某個「臨界點」就永遠學不成。研究發現幼兒腦袋的確對語法和聲調較敏感,成年後才學說一種新語言很難完全消除口音,但這並不能証明有甚麼「臨界點」存在。學習語言的另一關鍵是掌握「詞彙」,過往的研究發現詞彙的掌握可以隨年齡增長,速度不減,終生不止。

此外,又有人把人分為「左腦者」或「右腦者」:左腦者擅語言和思考,右腦者擅創造和感情表達。研究發現,左右腦的確有功能上的區分,但人在思維時必會左右腦並用,因此把左右腦的分工提升到人的「性格」屬性,也是毫稽。

「神經科學」 (neuro-science) 給我們戮穿了好些坊間神話,但由此發展為一套「神經教育學」(neuro-education) ,相信道路仍長。

無心無力

(2011年2月16日星期三)

報載教育局曾指示直資學校,可將用作學費減免和助學金的錢花在「資助學生購買課本、參考書、文具;資助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包括海外學術參觀活動、交流計劃」上。

可用作「資助購買課本、資助交流計劃」?我嚇了一跳!這指示出自哪份文件?哪年哪月發出?我當過五年直資校長,從沒有收過這樣的指引,在和教育局分區辦事處的日常接觸和討論上,也沒聽過這些是批准項目。

對直資學校進行審計,審計署拿的是教育局交給他們的「規例」,但教育局拿出甚麼規則來?這些規例何時修改過?老實說,直資學校在被判違規之前是不知道的。這就好像某球會私下修改球例,然後交給執球證法,卻沒有交給各球隊球員,結果發現球員犯規頻頻,其中當然有人故意犯規「打茅波」,但原來不少球員是在比賽被罰時才知悉球例內容的。

坊間謂教育局對直資學校「規管不力」,局長說自己「牙力不足」,都只是部份事實。早年曾有重要官員向學校推銷直資制度時說:「直資學校不用政府監管,接受『市場』監管就可以了。」這顯然是當局的哲學和取態,否則難明為甚麼讓直資學校存在二十年,規管條文仍空泛和漏洞百出。

當局說正亡羊補牢,趕緊制訂新文件,收緊對直資學校的管治。但在「無心無力」的心態下,新的管治文件會是甚麼模樣?內地經改有句術語:「一放即亂,一亂即收,一收即死」,希望不會應驗在直資學校的規管問題上吧!

鬆綁教育

(2011年2月9日星期三)

「全球化」(globalization)原指勞工、資本、商品、信息跨地域的自由流動。學者 Kariya 及Rappleye卻發現,日本政客為追求一己偏好,以對應「全球化」為名,作出種種憑空臆度的教育論述,這些主張支配了最近20年的日本教改。

其中包括日本必須進行「鬆綁教育」(relaxed education):加強制度彈性,減少科目學習;鼓勵自主學習,培養創意、共通能力;加強國民教育,防止傳統文化流失等。

在「鬆綁教育」下,學校減少課時和科目,好讓學生做專題研習和自學。但日本的教育經費沒有增加,老師發現若要按政策的「論述」行事,照顧學生的個別發展,固有40人的大班教學根本辦不到。日本學生成績在2003年起的國際比較研究中大幅下滑,「論述」和「現實」脫節。

誰是「鬆綁教育」的受益者?調查發現高學歷富裕階層的子女,成績不退且進,原因是這些家長非但沒有鬆綁,還給子女安排更多的課外私人補習。相反,被評為能力薄弱的學生,多來自低學歷或清貧父母,在「鬆綁」後既缺乏明確的課程作依據,又沒有足夠的支援,何來創意自發學習?成績因此更差。此外,日本經濟不前,大企業停止終身僱用制,誰也知道找工作沒有網絡後台只會處處碰壁,學業成績不再是就業保證,更難引發無心向學者努力。所謂回應「全球化」而推行的「鬆綁教育」,不經意地加劇了日本原在擴大中的貧富差距。

香港教育工作者對「鬆綁教育」的論述不會陌生,但請留心各種不經意的效果。

主動轉化

(2011年2月2日星期三)

人腦有千億個神經細胞,如何彼此串接交往,最後如何影響學習情緒行為,當中還有很多醫學未解之謎。然而,左右腦作區域分工的發現似已獲得接納:左腦掌管語言結構和意義,右腦掌管情緒和韻律感覺。這結論從已割除半腦的病人中得到証實。

割除了左或右腦的兒童是否從此失去相關的能力呢?學者 Immordino-Yang 曾對此作個案研究。她發現沒有了右腦的孩子竟有能力把情緒感覺問題轉移為語言問題處理;切除了左腦的孩子亦學會從別人的語音變化中尋找說話的意義。這些孩子的成功,並非由於餘下來的半個腦袋特別優秀(像我們誤以為失明或失聰人士的聽覺或視覺特別靈敏),而是因為人會主動利用環境細節把問題轉化 (active transformation),以適應自己較強的能力。

這發現對「教學」有何意義?Immordino-Yang指出,老師通常以為自己提出的問題,就等於學生面對的問題,但實際上學生會對問題作個人的推算、轉移、演繹。例如數學老師問:「車子6呎闊,可以泊進7呎闊的車房嗎?」這問題簡潔,答案也似乎明顯不過,但學生答:「不可以,因為司機下不了車。」

今天不少人倡議「問題為本」教學,但把精力都放在設計目標「問題」上,忽視情境枝節的重要。然而,情境學生是會自行提供和創造的,結果是老師的目標問題給改造了,卻以為學生答非所問,學非所教。因此,有適當的情節環境作引導,難學的東西可能變得容易,反之容易理解的東西也可能變得困難。

新高中的課時指引

(2011年1月26日星期三)

教育局在制定新高中課程時曾提出「課時指引」。據近期《教協報》報導,老師按指引實行,卻發現時間並不夠用,經常要在課後、周末、假期加堂補課,致令師生身心俱疲。教協遂向教育局反映,收到的回覆是:課時指引是根據學校每年上課190天(中六為130天)計算。可是教育局忘記了一件大事:考試。據教協調查,學校測考每年平均佔用25天,再扣減旅行、開學禮、結業禮等數天日數後,三年高中的實際授課時間約只有161天,比官方的190天足足少了15%。教師若按頒布的課程授課,怎能不覺時間迫人呢?

這裡反映了兩個問題。首先如教協所問,設計新高中課程的官員高估了授課日數,究竟是由於對學校實況無知而閉門造車,還是對考試需佔用課時這事實視而不見?

其次是學校每年花25天考試是否過多?教育局常說學校考試日數超標,卻從沒有解釋標準何在?此外,規定由學校和老師進行的「評核」覆蓋範圍卻愈來愈廣,例如語文科要「聽講讀寫」全齊,給分也愈來愈精細,新高中又要實行「校本評核」,加上家長學生動輒要求查卷成風,教師豈能不在設計評核的程序、內容、批改上多花工夫?學校又豈敢不為此劃出更多的測驗考試時間?

面對老師的壓力問題,教育局曾回應說:「學校應鼓勵促進學習的評估,避免不必要的測考」。這番話似乎是無視香港具有一個分數至上的社會文化,其效果跟晉惠帝問:「何不食肉糜?」不相伯仲。

藍莓

(2011年1月15日星期三)

學者 Larry Cuban 寫過以下的故事。

某商人獲政府委任整頓市內的公立學校。他在教師會議上發言:「社會已是知識型經濟,但學校還停留在工業生產階段,必須改革;教師捲縮在制度的保護罩下,是改革的障礙。教育界可向商界借鏡,我們利用優質管理,能製造出無瑕疵的優質產品!」

「你的公司生產雪榚,對嗎?」一教師舉手問。
「對,全國最好的雪榚。」他答道。
「多好,都用上優等材料嗎?」
「對,16%奶油,材料都是AAA級。」
「假如某天供應商送來的藍莓不夠新鮮、發霉,你會怎樣?」
「那只好退還給供應商。」
「對了!可是我們收回來的『藍莓』有大有小,貧富不一,語文能力不一,有單親的,資優的,學障的,自閉的,過度活躍的,我們全都收下,沒有退貨。」

在場的教師校長都站起來給該老師鼓掌,並齊喊:「藍莓,藍莓,…」

Cuban 指出,不少人把社會上出現的問題都算到學校的頭上,又認為這是由於學校沒按經濟規律辦事,故任命商家為教改旗手。早年工業興旺,商家鼓吹職先學校,要初中生全當工業學徒,稱此為教育;後來眼見日本生產科技進步,就認為學校也要設立「品質圈」;學生成績不理想,就認為是由於老師間欠缺競爭,故要「薪效掛鉤」(merit pay) 。但他們不明白,教育工作者對高效節能不熱衷,並非由於對經濟管理缺乏識見,而是因為要成全教育的使命,要關顧一枚枚的「藍莓」,並為此不吝嗇多行一步,多做一點。

開開心心過日子

(2011年1月12日星期三)

陳漢森昨天談「熱鬧而低效的課」所言甚是。

我在工作期間也觀過不少課。最常見的「低效能課」是老師在課堂上照本宣科,教學單調沉悶。有些老師認為,只要把話說過一遍,學生就應當學懂,若然不懂就是學生本身底子弱、領悟力差,與我無關。有些還會說:「當年我的老師也是這樣教我的,我學會了,為甚麼今天你學不會?」

又有部份老師認為必須讓學生「忙碌工作」 (busy work) 。上課時老師監督學生完成各項緊密的指令,「工作紙」一張接一張,絕無空隙。課室秩序大致良好,因為學生無時間「造反」,但工作紙的內容不外乎抄抄寫寫、搬字過紙,因此學生也沒有反思所教所學的餘地,我稱這為death by a thousand worksheets。

也有些老師認為應該讓學生開心地上課,因此盡量令課堂熱鬧高興。為了討好學生,他們動輒派獎品,扮笑臉,又為了証明自己開放新潮,不惜使用低俗的言辭,有味笑話、圖片等,還稱這有助師生互動。究竟身為人師,底線在哪,他們顯得毫不在乎。然而學生在亢奮過後,學到些甚麼,他們就不去計較了。

觀到這種課最令人難過,因為這些老師多是聰明人,明白吸引學生注意力的重要,又願意親近學生,但他們卻走上歪路,不去思考「學習」是甚麼的一回事,或學生如何掌握「知識」,但求大家開開心心過日子。

上課時究竟要學生「悶到發慌」,或「忙到變呆」,或「開心到沒學過甚麼」,都是值得思考的問題。

直資學校都貴族化?

(2011年1月5日星期三)

直資學校屢受批評,認為這些學校都在貴族化,助長社會不平等。我不同意。

直資計劃自1988年提出後,辦學團體逐漸願意辦直資學校,主要是希望以學費作額外資源,辦一些有特色的學校,如關注學生的體藝發展、語文水平、國際視野等。這些學校由零開始,並非甚麼名校。學費方面,我當校長時一直維持在每年一萬元左右,其他直資校的學費也相近,這樣的水平很難說是「拒絕窮苦學生就讀」。

然而,傳統「名校」轉投直資,只是近六、七年的事。這些學校不愁生源,因此可以把學費定在4萬元以上。轉直資後他們更可以不參加派位,自行收生,令家長的選擇不是更多,而是更少,我看這才是擔心「直資學校貴族化」的焦點。

上述一萬元學費的直資校經營不易,除非學校不再堅持理想,完全以津校模式運作,否則任何特色,例如多聘老師,較優質的設施維修,都要由「學費」支付。此外,一所新校由開始到有穩定的教職員隊伍,總要好幾年,但老師薪金隨年資上升,5年前一萬元學費可平衡收支,5年後不可能。但一萬元加5000元就是50%,相比下4萬元學費的學校若加5000元學費,就只是12.5%。當然,傳媒還會稱前者是「狂加」學費。

應否讓直資校存在,還是要限制所謂傳統名校轉直資,我看是兩個不同的問題。假如真的取消了直資制度,直資學校將光榮結業,但傳統名校還會是傳統名校,入不到的就別無選擇,要想辦法進入更昂貴的國際學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