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孩子爭一支笛子

(2010年11月24星期三)

三個孩子在爭執誰該擁有一支笛子。Anne說三人中只有她懂吹奏笛子;Bob說他最窮,從來都沒有過一件正式的玩具;Carla說該笛子是她造的,剛完成便給Anne和 Bob拿走了。他們都承認彼此所說的是事實。但該笛子究竟應該由誰擁有呢?

以上是諾獎經濟學得主Amartya Sen在近作《正義的觀念》(The Idea of Justice) 中說過的小故事。他說要決定笛子應誰屬並不容易,上述三個孩子所說的各可代表一家的主張。平等主義者(egalitarians) 會毫不遲疑地贊成由Bob擁有;自由主義者(libertarians) 會主張笛子既然是Carla造的,應交給她;效用主義者(utilitarians) 又會傾向把笛子交給Anne,因為她可令笛子帶給人們最大的效用。

其實,每種主張者都能夠由其基本概念出發,自圓其說;此外,他們還能夠明白其他人的主張和思考理據。雖然笛子誰屬最終涉及利益問題,但人並不一定是為了維護其個人利益而行事。

從「正義」觀念的角度出發,我們會發現沒有一種理論可得到絕對的優勢。有關的概念當然要識,理論不能不懂,但要了解「正義」不必先找出「絕對的正義」是甚麼,就如要欣賞畢加索(Picasso)和達利(Dali) 的作品,不用先問甚麼是世界上「最美」的藝術作品?要實踐「正義」可由糾正「不正義」的事物開始,「正義」的爭執可以公開討論,由各人臚列出各種解決方案,然後共同把方案逐一評審,最後進行妥協。Sen因此可說是個對人的理性思維樂觀的多元主義者。

新高中通識科的老師認為Sen的理論有教學上的參考價值嗎?

談愛國

(2010年11月17日星期三)

怎樣跟學生談愛國?奇怪的是,在回歸之前似乎還容易點:殖民地政府不光彩的歷史,缺乏公義理據的管治,教導學生反英反殖,曉以民族大義,話可以說得響亮合理。

由柏林圍牆倒下,蘇聯解體,中亞東歐民族獨立呼聲高漲,到波斯尼亞戰爭,各地以宗教種族引發的衝突、戰爭、屠殺,以至恐怖主義反擊活動,都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以血緣地域為標記的「民族主義」對人類文明產生甚麼危險?

一名意裔美國朋友對我說,戰後的德國痛定思痛,提出Verfassungspatriotismus一詞,意思是叫人不要為民族團結而愛國,而是要愛那實行自由民主的國家政體。他本人雖然是意裔,在美國長大,但很愛美國,會對美國效忠,這並非由於美國夠強大,令他有自豪感,或者背靠國家可以得到甚麼「著數」,而是由衷地擁護這個國家的憲法,和它獨特的自由民主精神。愛國是出自對理想的認同,假若有一天國家丟掉憲法,背棄自由民主,人民即有權不「愛」它。

香港回歸後,談愛國的禁區撤了,今天的特首施政報告還說要加強「國民教育」。然而,新權力者僅在鼓動「兩地同根、血脈相連」的「同伙情緒」 (in-group feeling),「權由民賦」的基本觀念絕口不提,法治憲政情況分析欠奉,卻猛叫學生背誦香港基本法,不理會它只是適用50年的政治妥協製品。

教育局長孫明揚叫大家不必天天談六四,是正確的,但「國民教育」的理念何在?卻是個必須深思和老實回答的問題。

反應、潛在、決心、動機

(2010年11月10日星期三)

如果要在香港教育史中選出一項最令人費解的教育措施,相信「校園驗毒計劃」必能入圍,甚至勝出。

當局認識到毒禍嚴重,決心打擊,本堪嘉許。然而,原初的「強制驗毒」計劃思慮不周,觸上個人私隱、標籤效應等問題,需要修改,這本也不打緊,但勢估不到最後會演變為荒謬的「自願驗毒」計劃。

然而,一年過後,政府還要加碼,把計劃延續一年。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引述評估報告說:「師生家長反應正面,沒有潛在負面影響。」副局長黎棟國又說:「該計劃鞏固了學生拒絕毒品的決心,加強學生尋求協助的動機」。

平常人使用「反應、潛在、決心、動機」等心理學字眼,可能是隨便說說,不必深究;但如果出自評估報告,由局長們引述,成為試行計劃成功的證據,並用來支持再花億多元把計劃延續,大家不得不追問:這些結論穩當嗎?有具體數據支持嗎?可惜的是,我們沒法看到整份報告。局長們是否就是拍拍心口,講得就講?無人知曉。

報章上曾出現過從其它研究得來的數字,例如:參加計劃的大埔學生僅佔61%;負責評估報告的「政策21」公司,早前走訪不願參加計劃的學生,其中60%說不認為計劃有效,34%不認同其宗旨,32%認為無需要;又有追蹤研究發現,驗毒計劃後期,大埔學生認為吸毒合潮流的竟上升3%,認為不吸毒是無膽鬼者也上升2%。

大家有否發現,近年政府推行的甚麼「試行計劃」,結果總是成功沒有失敗的呢?

「完成工作」與「尋根究底」之間

(2010年11月3日星期三)

學校要籌辦新課程,或發起教學改進計劃,往往都會成立工作小組,鼓勵老師設計新教材,或共同備課、觀課、檢討等。不少人都說,教師可從「分享經驗」中學習,參加這些小組似乎也是促進教學的好機會。

我曾參加過不同學校的教學改進小組,但成敗參半。失敗主因多是教師工作量沉重,再難負擔額外的工作;或教師只奉命參與,不相信這能改善教學,故敷衍了事。然而,就算教師真誠參與,並獲得實質的工作減免,效果亦不一定理想。問題出在哪裡?

學者Horn 及 Little 曾對此作過研究,發現成敗多取決於小組成員遇上困難的一刻,其它組員的態度、措詞、以至交談的方法。例如,有組員報告說:「按計劃使用新教學設計,非常失敗,上課時秩序大亂,很是沮喪。」這時候大家多會使用一些「正常化」(normalising) 的措詞,安慰地說:「就算是經驗老手,也可能會有相同的遭遇。這情況並非不正常啊!」

但「正常化」過後又怎樣?在某些組內,可能認為最重要是「完成工作」(getting things done) ,新設計既然是合作產物,大家都不想有任何反覆,所以把問題推回給當事人,結果是損失了一次反思學習的機會。在另一組內,組員可能傾向「尋根究底」(figuring things out) ,因此小心聆聽,引導當事人釐清問題所在,對困難成因作多方面的猜想,並總結出新的道理來。這些互動才是有意義的反思學習。

領導者要在「完成工作」和「尋根究底」兩方面作平衡取捨,這是個重要的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