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思考

(2010年5月27日星期四)

心理學家皮亞傑 (Piaget)做過一個實驗。他先讓兒童坐在檯的一端,檯上放著三座不同形狀小山的模型,檯的另一端放一個玩具娃娃,接著他給兒童一些圖畫,然後問:哪幅圖畫顯示娃娃會看到的情景?結果發現7歲以下的兒童選出的圖畫,都是從自己角度看的圖畫,而非展示從娃娃角度看到的情景,因此推論這年齡的兒童還未能利用想象力,不明白處於不同位置產生不同觀點。

另一位學者 Margaret Donaldson 進行了一個近似的實驗。她在檯上平放一個十字型凸起的障礙物,在東北兩角各放警察模型一個,然後給兒童另一娃娃玩具,問:這娃娃究竟應跑到哪裡,才不會被警察看到?要找出正確的位置,不但要摒棄自己所處位置的觀點,還要能想像兩個警察位置的觀點,理論上難度更高。可是,3至4歲的兒童都能找出正確位置,毫無難度。

理論上兩實驗對邏輯思維的要求相若,結果卻有這麼大的差異,Donaldson認為是由於後者屬「嵌入式思考」 (embedded thinking),即人們早已明白情景內的人物、目的、意圖,故較容易找出答案。

所謂深與淺,難與易,原來並非全出自問題本身要求甚麼「思維能力」,還取決於學生如何理解問題所展示的情景。Donaldson 指出,學校的教學和考試,經常要學生脫離情景思考,以為這樣才是「思維能力」的訓練和評核,其實這方式只會製造不必要的失敗例子。縱使採用嵌入情景的教學方法,我們也不能自以為是,要留意所展示的情景對學生來說是否合理和產生意義 (make sense)。

誰不關心國際新聞?

(2010年5月26日星期三)

近日有調查報告說,70%香港中學生不留意國際新聞,不關心諸如「和平」、「多元文化」等世界議題。他們對「環保」雖有較多的認識,亦止於「認知」而少「實踐」。可是,調查報告並沒有探討造成這現象的原因。

我曾在外地居住和生活好幾年。回港後第一個印象是,與外國相比,香港傳媒在報導國際新聞方面不甚積極。佔據報章首頁的,不是廣告就是本地或國內新聞,國際新聞能上頭版的,多限於重大突發事件,對於較靜態的新聞和分析,如政制和政府政策等,篇幅很少,對回教國家的報導近乎零。廣播電台頻頻報導的是財經消息,股票行情、外匯報價,好像香港人全是「炒金股公民」。年青人不留意國際新聞,香港傳媒是否要負部分責任?

另外,「世界歷史」在學校課程中不斷萎縮。在高中的人文學科中,世界歷史的「開辦率」最低。這是課程內容問題?教學方式問題?考試問題?我沒研究。但可肯定的是,如果學生對世界歷史沒有一些背景知識,很難對國際新聞發生興趣。例如:英美藉「懷疑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而將其政權摧毀,但英美兩國本身擁有多少「生化武器」和「大殺傷力武器」?不知道「聯合國」的歷史來由來,很難明白擁有10億人口的印度,為甚麼沒有在安全理事會取得常任國(甚至是非常任國)席位?

與其說中學生不關心國際新聞,我們是否應加上:「香港人普遍不關心國際新聞」呢?

專業品酒師

(2010年5月20日星期四)

美國學者 Elliot Eisner曾提出「教育鑑賞」(educational connoisseurship)這概念。他認為教育研究不能單靠實驗統計,以為數字就代表「客觀」事實,還應該有「質性研究」。他以「專業品酒師」為例說,到今天我們還沒有一套單靠機器讀數或化驗結果評定「酒品」的方法。內行的品酒師,似乎有一種能力,能結合味覺、嗅覺、視覺,說出酒的品質。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往往還能推斷出酒的產地、年份、釀造過程。

品酒師除了要有知識外(諸如葡萄的種類、酒桶用甚麼材料製造等),還必須嘗酒(但不是「牛飲」)。知識、經驗、感覺在品嘗過程中融合,讓品酒師道出酒所包含複雜而微妙的分別、特性、品質。那麼:「怎樣才能製造出最好的酒?」品酒師可能只會說:「酒各有特色,世上沒有『必然』釀出好酒的公式,我的專長只是能道出普通人難以名狀的品質。」

「品酒」與「質性評鑑」的道理相同。例如,高中通識科要求老師對學生的批判思考、創造力、高階思維,屬「質性評鑑」範疇。問題是:老師面對的學生人數眾多,每天的批改量大,對學生的作業只能匆匆「牛飲」,何來時間「細意品嘗」?還有,我們的評核方式,常態是填充、選擇題,評改問答題亦只是「見點給分」,那來老師和學生對「欣賞品質」的訓練?考評局吹噓的「網上評卷系統」,「由兩位閱卷員評改一條試題」,又如何能讓老師準確掌握學生答案中「難以名狀」的「思考品質」呢?

「智力」的迷思

(2010年5月19日星期三)

不少人相信,「智力」(intelligence) 是決定「學業成績」(achievement) 的重要因素,而智力是天生的,即上天給你多少,是沒法改變的事實,可以做的只是「將勤補拙」。新聞報導亦常提及,某某因意外傷及腦部,自始智力衰退,因此相信「智力」跟人腦的大小和內部結構有關。

腦袋的運作固然影響人的思維表現,可是,環境因素亦可以刺激大腦思維能力的發展。有人曾以老鼠作分組實驗,發現那些終日碰撞到玩具、阻礙物,在「複雜環境」(complex environments) 長大的老鼠,比那些只關在小籠裡的老鼠,腦部視覺皮層細胞的「突觸形成」(synapse formation)次數多出25%,跑迷宮的成功率亦高出很多。

科學雖發展迅速,但至今仍未能解釋腦部結構和教育、學習、認知等活動的關係。然而,可相信的是,讓孩子處身於「要用腦」的學習環境,多接觸事物,在學業上經常得到「回饋」,有助「能力」的發展和提升。

不少學者(如 Gardner, Sternberg)亦曾提出所謂「智力」亦非「單元」,人可以有不同方面的優勢(如運動、音樂等)。雖然如此,學校裡要「教」學生的東西大部分其實都是很「基本」的,都可以「學」得來的。只有在極度強調「天賦」和「競爭」的環境裡,例如幼稚園和小一竟要考「入學試」,又或像香港高考般把課程定在超高難度水平,人才會以為「智力」凌駕一切,並把失敗歸因於「生來愚魯,雖努力亦徒然」。其實上天並沒有給人愚蠢的腦袋,「以為自己很蠢」才是學習的最大心理障礙。

教師如回鄉的遊子

(2010年5月13日星期四)

Maxine Greene是個能融合「現象學」和「存在主義」探討教育問題的當代學者,且可能是碩果僅存者,但今年已93歲了。由於她的文章經常引用小說、詩歌、藝術作品,故不易讀。

不少人都說「教育」要「啟發人的思考」。但何謂「啟發」?Greene的看法是人存在於直覺的生活世界,但直覺多只是表面觀察,故能引導學生利用「概念」對直觀世界進行規範性思考,達到新的境界,就是「啟發」。常人以為「學習」就是把「不懂」(strange) 的變為「已懂」(familiar);按Greene的理論,把以為「已懂」的事物還原為「不懂」,挑戰自己「想當然」(taken-for-grantedness) 的思考,更是重要。

Greene 並非鼓吹標奇立異,而是要人保持清醒的頭腦,這對當老師的尤為重要。社會對學校的要求充滿矛盾,老師容易感到氣餒,因此必須經常回到哲學層面思考諸如甚麼是「人」?甚麼是「知識」?甚麼是「價值」?等問題。她說教師看待身處的環境,要避免墮入慣性思考的陷阱,這就像「回鄉的遊子」 (Teacher as Stranger),重訪昔日家鄉一樣,雖有濃烈的感情,卻要重新認識和審視似是熟悉的事物。

八十年代美國右翼政治當道,宣揚「自由」就是人對「私利」無限制的追求,Greene 站出來反對說,真正的自由應能令人看出甚麼是可能和應為,抗拒流行思想對意識的箝制。在今天的香港,政治歪理充斥,經常「指鹿為馬」,如甚麼「均衡參與」、「優化結構」、「國情教育」、「高教產業」等,教育工作者實有需要從「哲學」層面予以戳破和解構。

教育書籍仍有市場嗎?

(2010年5月12日星期三)

我喜歡看書買書,尤其是與「教育」有關的書。但可惜得很,不少由集團經營的本地中英文書店,店內「教育欄」放的多只是考試練習,亦有些索性不設教育欄了。售賣學術書籍的大學書店,雖然仍有教育專欄,但架上書種的數量愈來愈少,位置也續漸被「教授英語作為外語」(Teaching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TESL)的教科書佔據,令人以為教育就等於TESL。

書店為求生意只賣暢銷書和教科書是可理解的,要買理論書籍的也許網上購書去了。然而,我發現近年寫學術理論書籍的作者也少了。據在大學教書的朋友跟我說,他們都以「著書」為畏途,原因是大學裡的教研評審標準,並不把「書籍」當作「學術著作」,只有那些登在「學術期刊」的「文章」才算數。

學術期刊的文章,每篇限四千至七千字,學者們只好不寫長文,專攻短文。寫一本具系統性論述的書一來耗費心力時間,二來不會得到大學評審機構的認同,為何自討苦吃?要投稿學術期刊,最好是能夠迎合該期刊近來的話題,否則會被視為「不合潮流」或超過字限而遭退回。

上一代學者沒有被「評審」這金剛箍壓頂,有人可寫出氣魄懾人的傳世著作;今天寫慣了短文的教授,就算獲得出版社邀請出書,最多也只會把往日的短文結集,令人懷疑社會還能否培養出可寫經典名著的學人。不過,在我們這個吃快餐填肚和服特效藥治傷風的年代,又有多少人願意花時間去看嚴謹的長篇著作呢?

甚麼是深?甚麼是淺?

(2010年5月6日星期四)

有學校表示,學期考試中通識科不合格的學生達15%,令人憂慮。教育局發言人的回應是,這情況可能是由於老師期望過高或過於急進,出卷過深,故建議學校多出填充和選擇題,並應由較淺的卷一入手。

對學生來說,填充和選擇題可能較容易,這是由於這些考核方式考「識別」 能力多於「組織表達」能力。然而老師和學生憂慮的,正在於如何由「識別」過渡至「表達」。多用填充和選擇題這建議並不能解決問題,只是把問題押後,學生不會因此變得善於「表達」。

局方提出要「由淺入深」相信沒有人反對,問題只在於甚麼叫「淺」?甚麼叫「深」?某道題目學生不懂回答,或錯多對少,我們會認為題目很「深」,但細心研究下,又可能發現該題目只涉及瑣事或背誦,與深度無關。通識科號稱「跨學科」,對深度的描述卻只粗疏地限於「羅列概念資料」、「明白意見分岐」、「反省判斷」等一般性概念,對如何實際應用在要求嚴謹的擬題和閱卷方面,卻付諸闕如,這實欠說服力。

另一例子是上周某官員教學生如何「讀好通識」:多閱讀、溫故知新、有判斷力、掌握理據就可以了,但不要「吹水」,若只懂「吹水」,一定會低分甚至「肥佬」。官員們不喜歡「通識科」被評為「吹水科」是可以理解的,但從其「讀好通識」的建議內容看,豈不正是該科只要求「吹水」的明證和給預備「吹水者」的最佳建議嗎?

通識科最難教

(2010年5月5日星期三)

據中學校長會調查,新高中的通識科最難教,究其原因,除老師欠缺教學經驗外,學生的知識和語文能力亦有很大的差異,故提議當局加撥資源,讓學校增加人手和改建課室,實行小班授課。

教育局的回應是,學界對新高中未適應是意料中事,不用擔心,並已給予學校額外資源推行新高中課程。局方這番話有點叫人失望。眾所周知,通識科由理念至評核都問題多多,卻即行上馬,現在說成是學界的「適應」問題,有把問題推給「執行者」之嫌。在資源方面,局方的回應是否想凸顯學校未能善用資源?果真如此,局方應否派員到學校,指導校方如何解決上述的問題,因而不必以小組形式授課,或說明在現況下學校怎樣可以找到額外的人手和課室,實行小班授課?

局方又列舉數字,說已培訓了8800名通識老師,其中接受60小時以上培訓的有2700人 (不過,從前說過基本的通識師資培訓課程不應少於100小時),下學年還會繼續培訓超過5000至6000人。既然有這麼多的老師已經接受培訓,為甚麼學界還嚷著說人手不足和教學困難呢?這是不是「培訓課程」有問題或成效不彰呢?這些所謂培訓,究竟教曉老師甚麼呢?

教育局經常提醒進行外評的學校,不要「篤數」,即只提某項目已投入多少資源,或有多少學生參加,而應以學生的「成績和表現」作成效的標準。為甚麼這種「不要篤數」的忠告,並沒有在「通識培訓課程」上顯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