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任祝禱

(2010年12月29日星期三)

每年「大學排名榜」結果公佈之後,香港的大學校長例必多方感謝,說對名列榜首不覺奇怪但感到欣慰,順帶提醒政府千萬不要忘記多加撥款。究竟排名榜採用的標準是否合適,就不予深究了。

以下是中大新校長沈祖堯的就職典禮講話,內容令人耳目一新。

他說:「世界各國埋首於追逐經濟發展;推動學者做研究的是資源,而非對知識的好奇;大學重視排名,而忽略培育年輕的靈魂的使命;教師的回報主要取決於他們的『生產力』,而非學養,凡此種種,都令危機悄然出現。如果這個趨勢持續, 世界各國就只會製造出汲汲於利的成品和個人,而不是有主見、尊重見解不同於己者、能洞察別人的需要,以及有悲天憫人心腸的負責任公民。同時,想像力和創造力、科學研究的人文內涵,以及慎思明辨的能力將逐漸喪失。教育的價值也會湮沒。」

沈校長的話的確針對時弊,一針見血。近年量化指標在大學橫行,人人忙於「閉門寫文」,對沒法量化的學養,好奇心,以至學生是否能「慎思明辨」,不再重視。量化指標的弊害甚多。蘇聯時代有則笑話:某廠接獲指標必須年產鐵釘十萬噸,結果廠方提前達標,但每口釘都數磅重,無實際用途。翌年上級學乖了,把指標改為多少口釘,結果該廠也提前達標,但造出來的全是蠅頭小釘,也是廢物。

帶領中大脫離各大學都在追逐「排名榜」,重塑大學教育的人文精神,沈校長,希望寄托給您了。

真心體育?

(2010年12月22日星期三)

年前到新加坡學校探訪,偶然發現學生成績表上有一奇怪項目:「過胖」(Obesity) 。追問下校長解釋說,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是多吃少運動,以至過胖者眾,相關的心臟血管疾病亦漸趨年青化;飲食和運動習慣必須自小養成,政府有見及此,命衛生局和教育局合作推動一項 Trim and Fit 計劃:規定中小學各級要有「營養教育」課,體育課必須有相當的運動量,校內必須安裝飲用冷水機,鼓勵喝清水。此外,甄別為「過胖」的學童要參加減肥體能活動,並把進步記錄在成績表上。

香港也有不少學校曾經推行「一人一體藝」政策,規定學生在學期間必須至少參加一項體育活動,希望他們養成終生運動的興趣和習慣。但政策多無疾而終,原因是家長未必明言反對,卻暗地裡把補習學琴等活動置於運動之上。學校要推廣體育運動,談何容易!

消息傳來當局決定申辦2023年亞運,說這有助提升本港的體育運動水平及設施。有人說體育不僅是運動,還是發展潛力巨大的產業,辦亞運是項賺錢的投資。然而,辦亞運真的會令香港人愛好體育運動嗎?假如「愛好」運動是指趟在沙發邊喝啤酒邊看比賽,或到外圍站投注足球賽馬的話,那麼,香港多一個黃金寶或李麗珊,跟多一個告東尼或摩加利無異。

問題還在於香港的一般市民會否因此積極參加體育運動。新加坡政府向來凡事都管的態度或許令人厭惡,但那種培養人民有良好飲食運動習慣的願望,確是真心不假。

上攝影課

(2010年12月15日星期三)

月前報讀了一個「旅遊攝影課程」,跑回課室裡,重當「學生」,並由此得到一些對教與學的反思。

首先是今天的數碼相機真方便。相機背附有螢屏,可即時看相,不滿意的大可調整按鈕,甚至重新構圖,再拍一張。這種「即時回饋」(instantaneous feedback) 的威力大,初學者很快便能看到問題所在,從糾正錯誤中學習,要拍出一張滿意照不難。相比之下,從前的菲林拍攝影麻煩得多,等冲曬取相,通常要好幾天,稍有錯誤菲林就是浪費了,拍攝時錯在哪裡有時也記不起來。

在學校裡,學生由發現問題到解決問題往往隔著一段悠長的「等待期」,例如等老師出題目,批改功課,打分數等,令學習效果大打折扣。假如能像數碼攝影一樣,即時回饋,相信教學效能必然會上升。

攝影班還糾正了我一個長期錯誤。誰都知道光線對攝影很重要,但一直以為要拍得好,景物必須迎光而攝。然而,老師卻給我們看大量從逆光、側光拍攝的美照,部份還從邊光顯露景物美麗的輪廓,實在是大開眼界。實習外影時,由於矯正了必須順光而拍的錯誤觀念,拍攝的空間增加了,因而拍出種種從沒有拍攝過的效果來。

近年的教育理論強調教學要有設計,要能針對學生的「深層錯誤」(misconceptions),否則學習就會變成搬字過紙,毫無意義。這次攝影班的經驗不但提醒了我處理「深層錯誤」多重要,還令我體會到由此可得到更大的自由和空間。我想,這可能就是有些人喜愛學習的原故吧!

加學費要先問家長?

(2010年12月8日星期三)

直資制度講明學校在「課程、收生、學費」三方面自主。既然如此,直資學校加費有何不可?

除通脹外,直資學校要加費的正當原因很多。例如,學校決定小班教學多聘額外的老師,或多聘年資稍高富經驗的老師,或教職員因年資逐增而薪金上升,都是加費的壓力。又例如某辦學團體如決定把學校逐步轉形,要辦一所吸納「富貴戶」的學校,因此要加費,這行為理論上亦非不正當。當年直資計劃還在討論階段時這憂慮早已提出過,現在公眾才說怕直資學校都變成貴族學校,太遲了,怪太迷信「市場萬能」吧!

既然當局在「辦學合約」中把自由交了給直資學校,就要守約。條文上沒要求加費要先問准家長,也沒要求學校要公開財務細節,以示加費是為了平衡收支。家長在直資市場上有來去的自由,平貴自選。從商業道德角度看,只要明碼實價,加費不涉及已入讀的學生,或早作聲明,以免家長有失預備,應算合理。

不錯,按合約規定,學校必須撥出若干學費比例作獎助學金,支助「清貧生」。如果拿這筆錢去買物業,那並非不善理財,而是違章。但學校收生自主,收來學生如偏向「富貴戶」,哪來足夠的「清貧生」?還有,學校用甚麼方法訂出「清貧界線」呢?我當直資校長的時候,學費算是便宜,仍要花大量的人力物力,每年設定界線,調查「清貧生」的真正身份和處理上訴個案。當然,這些東西是「校長訓練班」不會提及的事務了。

左袋窮,右袋富

(2010年12月1日星期三)

如果某次測驗考試,有很多學生不合格,我必會跟有關老師說,不要先指責學生,應該檢討課程,教學,以至考試內容等,看看錯是否出在這裡。

在這次直資學校財務事件中,傳媒大量報導個別學校的「違規」行為,有些還匆匆發表社論,大罵校監校長「欠缺道德操守,不配為人師長」。但審計署的發現是:72間直資學校僅得1所清白(該校剛開辦)。單就此點,我們可想想:問題是否如此簡單?

我看較深層的問題是:政府既鼓勵直資學校「靈活創新」,卻又只准直資校按官津校章則運用交來的「政府津貼」。然而,越多創新則距離官津校模式越遠,越沒法運用「政府津貼」辦學。創新(當然不是指吃喝炒樓)惟有由「學費」支付,那麼學費會很貴,因為擔子要落在家長身上,結果是「左袋窮,右袋富」。眼看學費不夠用,「政府津貼」有盈餘,誰會不動心盡量把支出撥向「政府津貼」?

教育局前任領導人極力推銷「直資」計劃,說學校會有最大的創新空間,但「創新」就是要讓你遇上還沒有遇過的事物,他們明知下屬官員最不想研究甚麼是合理或該支持的「創新」,卻不去督促他們克服困難,建立合適的規章制度,這種「有前鋒無後衛」的策略,種下今天的禍根。審計署的所謂「衡工量值」,也不過是看看你有否按章辦事,「章則」是既有之物,「創新」當然也是無立足之地。

今天的局面如繼續,我看以後還是只辦官津校好了。

三個孩子爭一支笛子

(2010年11月24星期三)

三個孩子在爭執誰該擁有一支笛子。Anne說三人中只有她懂吹奏笛子;Bob說他最窮,從來都沒有過一件正式的玩具;Carla說該笛子是她造的,剛完成便給Anne和 Bob拿走了。他們都承認彼此所說的是事實。但該笛子究竟應該由誰擁有呢?

以上是諾獎經濟學得主Amartya Sen在近作《正義的觀念》(The Idea of Justice) 中說過的小故事。他說要決定笛子應誰屬並不容易,上述三個孩子所說的各可代表一家的主張。平等主義者(egalitarians) 會毫不遲疑地贊成由Bob擁有;自由主義者(libertarians) 會主張笛子既然是Carla造的,應交給她;效用主義者(utilitarians) 又會傾向把笛子交給Anne,因為她可令笛子帶給人們最大的效用。

其實,每種主張者都能夠由其基本概念出發,自圓其說;此外,他們還能夠明白其他人的主張和思考理據。雖然笛子誰屬最終涉及利益問題,但人並不一定是為了維護其個人利益而行事。

從「正義」觀念的角度出發,我們會發現沒有一種理論可得到絕對的優勢。有關的概念當然要識,理論不能不懂,但要了解「正義」不必先找出「絕對的正義」是甚麼,就如要欣賞畢加索(Picasso)和達利(Dali) 的作品,不用先問甚麼是世界上「最美」的藝術作品?要實踐「正義」可由糾正「不正義」的事物開始,「正義」的爭執可以公開討論,由各人臚列出各種解決方案,然後共同把方案逐一評審,最後進行妥協。Sen因此可說是個對人的理性思維樂觀的多元主義者。

新高中通識科的老師認為Sen的理論有教學上的參考價值嗎?

談愛國

(2010年11月17日星期三)

怎樣跟學生談愛國?奇怪的是,在回歸之前似乎還容易點:殖民地政府不光彩的歷史,缺乏公義理據的管治,教導學生反英反殖,曉以民族大義,話可以說得響亮合理。

由柏林圍牆倒下,蘇聯解體,中亞東歐民族獨立呼聲高漲,到波斯尼亞戰爭,各地以宗教種族引發的衝突、戰爭、屠殺,以至恐怖主義反擊活動,都令人不得不重新思考,以血緣地域為標記的「民族主義」對人類文明產生甚麼危險?

一名意裔美國朋友對我說,戰後的德國痛定思痛,提出Verfassungspatriotismus一詞,意思是叫人不要為民族團結而愛國,而是要愛那實行自由民主的國家政體。他本人雖然是意裔,在美國長大,但很愛美國,會對美國效忠,這並非由於美國夠強大,令他有自豪感,或者背靠國家可以得到甚麼「著數」,而是由衷地擁護這個國家的憲法,和它獨特的自由民主精神。愛國是出自對理想的認同,假若有一天國家丟掉憲法,背棄自由民主,人民即有權不「愛」它。

香港回歸後,談愛國的禁區撤了,今天的特首施政報告還說要加強「國民教育」。然而,新權力者僅在鼓動「兩地同根、血脈相連」的「同伙情緒」 (in-group feeling),「權由民賦」的基本觀念絕口不提,法治憲政情況分析欠奉,卻猛叫學生背誦香港基本法,不理會它只是適用50年的政治妥協製品。

教育局長孫明揚叫大家不必天天談六四,是正確的,但「國民教育」的理念何在?卻是個必須深思和老實回答的問題。

反應、潛在、決心、動機

(2010年11月10日星期三)

如果要在香港教育史中選出一項最令人費解的教育措施,相信「校園驗毒計劃」必能入圍,甚至勝出。

當局認識到毒禍嚴重,決心打擊,本堪嘉許。然而,原初的「強制驗毒」計劃思慮不周,觸上個人私隱、標籤效應等問題,需要修改,這本也不打緊,但勢估不到最後會演變為荒謬的「自願驗毒」計劃。

然而,一年過後,政府還要加碼,把計劃延續一年。保安局局長李少光引述評估報告說:「師生家長反應正面,沒有潛在負面影響。」副局長黎棟國又說:「該計劃鞏固了學生拒絕毒品的決心,加強學生尋求協助的動機」。

平常人使用「反應、潛在、決心、動機」等心理學字眼,可能是隨便說說,不必深究;但如果出自評估報告,由局長們引述,成為試行計劃成功的證據,並用來支持再花億多元把計劃延續,大家不得不追問:這些結論穩當嗎?有具體數據支持嗎?可惜的是,我們沒法看到整份報告。局長們是否就是拍拍心口,講得就講?無人知曉。

報章上曾出現過從其它研究得來的數字,例如:參加計劃的大埔學生僅佔61%;負責評估報告的「政策21」公司,早前走訪不願參加計劃的學生,其中60%說不認為計劃有效,34%不認同其宗旨,32%認為無需要;又有追蹤研究發現,驗毒計劃後期,大埔學生認為吸毒合潮流的竟上升3%,認為不吸毒是無膽鬼者也上升2%。

大家有否發現,近年政府推行的甚麼「試行計劃」,結果總是成功沒有失敗的呢?

「完成工作」與「尋根究底」之間

(2010年11月3日星期三)

學校要籌辦新課程,或發起教學改進計劃,往往都會成立工作小組,鼓勵老師設計新教材,或共同備課、觀課、檢討等。不少人都說,教師可從「分享經驗」中學習,參加這些小組似乎也是促進教學的好機會。

我曾參加過不同學校的教學改進小組,但成敗參半。失敗主因多是教師工作量沉重,再難負擔額外的工作;或教師只奉命參與,不相信這能改善教學,故敷衍了事。然而,就算教師真誠參與,並獲得實質的工作減免,效果亦不一定理想。問題出在哪裡?

學者Horn 及 Little 曾對此作過研究,發現成敗多取決於小組成員遇上困難的一刻,其它組員的態度、措詞、以至交談的方法。例如,有組員報告說:「按計劃使用新教學設計,非常失敗,上課時秩序大亂,很是沮喪。」這時候大家多會使用一些「正常化」(normalising) 的措詞,安慰地說:「就算是經驗老手,也可能會有相同的遭遇。這情況並非不正常啊!」

但「正常化」過後又怎樣?在某些組內,可能認為最重要是「完成工作」(getting things done) ,新設計既然是合作產物,大家都不想有任何反覆,所以把問題推回給當事人,結果是損失了一次反思學習的機會。在另一組內,組員可能傾向「尋根究底」(figuring things out) ,因此小心聆聽,引導當事人釐清問題所在,對困難成因作多方面的猜想,並總結出新的道理來。這些互動才是有意義的反思學習。

領導者要在「完成工作」和「尋根究底」兩方面作平衡取捨,這是個重要的決定。

校長像保險經紀?

(2010年10月27日星期三)

友人問我:「近日跟校長朋友見面,為甚麼總覺得他們的談吐越來越像保險經紀呢?」他的話並非對從事保險行業者不敬,而是指今天的校長,不少人都要把心思花在收生問題上,如用甚麼宣傳手法吸引家長?如何打敗競爭對手?一條龍、轉直資好嗎?如何吸引跨境學童就讀?如何開發內地學生作生源等。

然而,校長和教師絕大部分都不是「市務」專家,社會交給他們的任務是「教育」。今天人口下降致學額過剩,並不是他們的錯;把殺校的刀架在他們的頭上,叫他們兼營宣傳推廣,否則飯碗不保,是強迫他們進行非其志亦非其長的工作。不少家長在選校時都關心學校的教師流動率,去年有多少教師離開?這顯然是明白師生關係需要時間建立,要把「教育」工作做好,學校需要一個相對安定的環境。校長教師不可能呼之則來,揮之則去。

誰會最早知道生育率下降了多少,適齡入學兒童數目減少了多少?這當然是「教育局」了。還記得這個局從前叫「教育及人力統籌局」嗎?批准建校,要建多少學校,學額如何分佈,決定權從來都在局方。那麼究竟局方拿些甚麼資料作推算的呢?此外,既然早知學額哪年會出現過剩,過剩多少,負責「統籌」的「局」究竟做過些甚麼呢?除非任由市場「殺校」就是設計中的解決辦法,否則弄到如斯局面,校長教師要淪為市務員,被迫不務正業,有辱斯文,歷屆局長是否要負上統籌錯誤或不力之責呢?

的士司機的「地理感」

(2010年10月20日星期三)

的士司機在繁忙的街道上穿插,看來毫不費力。若問腦袋裡是否裝有個詳細的地圖?他們會答:「駕車久了,根本無需任何地圖,一切出乎自然。道路維修多,還經常要按情況改變駕駛路線呢!」 我們讚嘆的士司機道路知識豐富之餘,可能還問:他究竟是如何收藏他的知識,按甚麼規則提取和應用知識呢?

教育研究學者Carl Bereiter認為,這是把問題問錯了,很多重要的學習表現根本無法用「知識量」或「思考術」來理解,它既不關乎腦袋裝載了多少信息,也不能追溯至特定的思考方法。上面所述的駕駛「地理感」(knowing one’s way around)就是一例。另一例子人們在處理問題時常要用到的「數字感」(number sense) ,如明白 63 近100多於0,近50多過100,加7會等於70等,有數字感的人遇上具體的情況(如覆計、檢查錯誤時),並不需要進行計算,甚至不用思索即可回答。另一例子是「創造力」。不少人認為創意來自「靈感」,但我們沒法由「信息記憶」或「思考規律」駕馭靈感,只好說靈感來自創作過程中。

地理感、數字感、靈感等東西,作為學習目標很重要卻又最難駕馭,我們說「熟能生巧」,但又明白不少人「熟」後並生不出「巧」來。我們用「領會、融匯貫通、手到拿來的知識」等字眼作形容,但無法找出培養這些能力必由之路。

但可肯定的是,把學生腦袋看成是個裝載知識的「瓶」,或要求學生背誦零碎的知識,或以「思考方法」作抽離式訓練,都是死胡同。

追求知識的態度

(2010年10月13日星期三)


蘋果的Ipad零件成本為200美元,付給中國組裝商的出廠價僅11美元,但零售價卻在500美元以上,當中消費者支付的,除企業利潤外,大部份是「知識」的售價。知識有價已是個不爭的事實,有說今天是「知識工作者」的年代。可是,誰才能當上這任務,以開發知識為職業呢?可肯定的是,這些人必須首先對追求知識有興趣,並熟識所屬知識領域的狀況。

教育界裡吹捧「知識社會」概念者也不少,卻沿用落伍的知識觀。例如說:知識是不斷更新的,無窮盡的,所以教「思考技能」更重要;某教授也說:「人腦好比一個容器,將知識裝滿容器後很快就會陳舊,…,故只好邊學邊用。」 人腦真是個「容器」?知識是「裝載物」?果真如此,難怪求學就變成把資訊打包存倉活動,知識亦會滿溢發黃。可是,現代教育研究已說明我們應把「知識」視為人對事物的了解,了解有深淺之別,卻沒有甚麼「容量」的要求和限制。

如硬要比喻,把追求知識比作「求偶」較恰當。我們要考慮的,是如何去親近、了解、關懷、欣賞知識,與知識共同生活。誰會說「伴侶」是誰(或「知識」是甚麼)不重要?此外,知識跟人的性格一樣,是向前發展的,我們永遠無法完全了解對方,但努力總會增進了解。親密的關係更不可能由「學習追求術」(學習思考)取代。

新一代要成為知識工作者,首先要確立的是追求知識的態度,切勿把自己當作「裝載」知識的器皿。

心靈何價?

(2010年10月6日星期三)

朋友送我陸鴻基新作《心靈何價?》。一口氣看完,是本好書,值得推荐。

該書是崇基的宗教叢書,原以為是本宗教刊物,但細看下並非如此。作者從「基督教義」和「中國文化」兩者出發,探討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下,教育事業受到甚麼影響?人的心靈又受到甚麼影響?

作者列舉歷史事例,細說「資本主義全球化」與近三十年來經濟學界迷信「市場主義」的相互關係。「市場基要主義者」(market fundamentalists) 歌頌自由競爭,理性私利,反對規管,是釀成世界金融秩序崩潰,金融與經濟脫節,全球生態災難的元凶。在社會層面,「彈性管理」興起,人的工作種類、時間、環境不斷遷移,導致倫理瓦解,人只剩下自私的「我」。在教育方面,由「業績主義」(performativity) 主導的「改革」,每把教育視為「指標、排名榜名次」,處處與教師「以生命影響生命」的理想相違。

陸學養豐富,嘗試從歷史角度剖析現象。難得的是,他毫無「隨波逐流」之意,對於不合理的事物還是予以批判和鞭撻,可見他心中還有一團「火」,他提出「心靈何價」問題,目的在於讓下一代思考「教育」的真義。香港有不少識時務的教育學者,開口便說:「不論你喜歡與否,世界變了,這是後工業社會,所以人只好 …」,用「世界潮流不可抗拒」的口脗遮掩私底下對「市場主義」和當權者的偏好。與他們相比,陸鴻基可算是一身崢骨,擇善固執,這令他的話更值得聆聽和思考。

金錢、市場、私利

(2010年9月29日星期三)


本欄同文趙志成兄上星期引述美國教授Larry Cuban「為甚麼『好學校』難找?」的演講。講詞中Cuban批評,「測考成績」已成為不少美國人心目中評價學校的單一標準。

曾發表「多元智能」(multiple intelligences) 理論的學者Howard Gardner,近日亦以「數字的作用和極限」為題,在美國教育研究會議上發言。他在開場白中說:「近二十年來,教育界把重點放在考試成績上,學校追逐的是『排名榜』名次,這些全是本末倒置的行為。在這種氣氛中,我們不再去想:希望建設一個怎樣的社會?要培育甚麼人才?人生還有甚麼價值?在容納低下背景、成績稍差學生的學校裡,這些更是沒有人再談論的話題。」

Gardner認為社會迷信「數字」已到達不理性的程度,他舉例說:「有報告列舉數字,謂上課時嚼香口膠會提高成績,竟然有校長相信,並因此鼓勵學生上課嚼香口膠。」

「這種只關心測考成績和排名榜位置的情意結,只能造就一個不顧道德追求私利的社會。試看Enron, AIG, Goldman Sachs等企業,聘用的是全國頂尖級學校的畢業生。然而,這些企業相繼揭發的醜聞和欺詐事件,不是說明我們認為是最好的教育產物,原來只懂得追求 3 M’s: 金錢、市場、私利 (money, markets, me) 嗎?」

Gardner的結論是,教育是一件複雜的事情,要評論一所學校以至一位老師,都不能單純地看一個指標;學校裡是否存在關懷和尊重的人際關係,提倡和培育甚麼價值,有多少暴力欺凌,學生能否從多角度看問題,都是重要的考慮因素。

關懷的表達

(2010年9月22日星期三)

我曾介紹過學者Baumrind如何分析西方家長管教方式。她指出與其它三種類型(即「冷漠放縱」、「關懷放縱」、「冷漠控制」)相比,「關懷控制」的親子風格最可取。

然而,有讀者提出疑問:「關懷控制」就是好嗎?傳統華人家長(例如我們的上一代)「專制型」者多,關懷開放者少,善講道理的更少,對子女的學業要求很嚴格,像傅雷般通情達理,善於表達的父母不多;相反,像《歲月神偷》裡由任達華飾演的鞋匠父親般,固執不妥協,激動時還會動手打罵的「專制型」家長很多。然而,他們子女的學業成績不一定差,能「遵嚴命」或「遵慈命」努力求學者甚眾。

記憶中香港學者對這題目亦作過一些比較研究。其中一項以美國華人、美國白人、澳洲白人作取樣調查,發現在學業要求方面,華人父母與外國人相比顯然是較多屬「專制型」,但這沒導致子女學業成績低下,相反,「專制」與「成績」的數據還顯示正關係。他們的解釋是,取樣中外國人父母本身的教育水平高於華人父母,而教育水平與是否屬於「專制型」有關。父母教育水平不高,子女會從其它方面了解他們的愛意和期望,不一定覺得「冷漠」。《歲月神偷》裡的父親儘管是「老粗」一名,但其「關懷」行為都盡顯在細節裡,如他緊張地追問大兒子成績表上有多少科合格,小兒子放學回來他必問:「今天學了些甚麼?」等等。因此,「關懷」仍在細微處流露出來。

思考的課程

(2010年9月15日星期三)

英國哲學家 Alfred Whitehead 曾嚴厲地批評學校教育,說學生所學的只是「惰性知識」(inert knowledge) ,即「學」過的東西很多,但大都只「儲藏」起來,不會用到思考和解決問題上去。

曾幾何時,學校的社會功能還在於「掃盲」,學生只要掌握基礎讀寫和運算能力,便算是「受過教育」了。把普及教育擴展至高中,並強調學生要能把「知識」和「生活」結合,學會思考,只是近幾十年的事,這應該是種進步。然而,提出「思考訓練」的人還是對「學習」存有不少的誤解。

美國學者 Lauren Resnick 在近期的文章指出,不少人認為「知識」是死的,要學的是「思考技能」。但研究說明,如果沒有學科知識 (subject matter) 作為思考的內容,能學到的「技能」是膚淺和無用的。因此,要設立「思考的課程」(The Thinking Curriculum) ,教師要設計出具挑戰性和思考性的學習經歷,讓課堂擦出討論的火花,老師本人不能不對所教的「科目」有深入的了解,教學不能不以「知識為本」。

Resnick以下的話也值得深思。她說:要落實「思考的課程」,首道難題是要改變社會對學校問責只看會考成績的壞習慣,否則老師離開不了「標準答案」教學。取而代之的是公眾要能審視學校在多個層面的成效,由制定「人力」「物力」政策開始,看學校如何增進老師的教學能力,繼而改變教學常規和評鑑學習成效,最終達至學生「思考學習」的整個過程。她談的不是甚麼「自評」「外評」設計,而是一種社會對「思考學習」的共識和興趣。

學校的追思會

(2010年9月8日星期三)

上星期五晚上回舊校參加了梁頌儀Jessie 的追思會。會上播出了這女孩子的學校生活照片。Jessie入學的時候我已退休,因此不認識她,但從老師和同學的描述中,知道這是個愛跳繩打羽毛球,活潑愛笑又有點害羞的女孩子。簡單地說,就像你我隔壁的孩子。Jessie的逝世帶給了學校各人無限的悲痛,追思會上有校長的悼詞,老師為她填的歌詞,同學和校友為她唱的歌,眾人為她掉下的眼淚。

一個天真爛漫的女孩,傳說是她為哥哥擋子彈而送命,因此有人說她作出了勇敢的決定,是個英雄。我卻同意校長的話,那其實是愛的表現。把人的所有行為都視為「決定」,是過份理性化,就像在通識科裡不斷強調「選項分析」、「決擇思考」,是把人性矮化了。誰在清醒時都知道子彈能打穿身體,「擋」是徒然的,要撲出去那個決定,豈能來自對後果的計算?與其說這行為是「思考決定」,倒不如說是由手足情驅動的瞬間行為。

Jessie的同班摰友輪流在追思會上發言。她們忍著淚說出心底裡最親密的話,表達了她們在學校裡建立的友誼和彼此的關愛,打動了與會者。在回家的路上想,今天教育界裡充塞著各種「問責」、「增值」措詞,關心「會考」有多少個A,因此有建議學校搞旅行不如搞補課,搞課外活動不如辦統測。成績當然重要,但大家似乎忘記了,學校是學生建立友誼、體驗生活之地,這是學生成長過程中最珍貴、最堪回憶的部份,我們有重視嗎?

超齡入學現象

(2010年9月1日星期三)

孩子還未夠3歲,香港的家長已急不及待送進幼稚園,希望他們能早點起步 (gain a head start),將來早些完成學業,跑贏其他的同齡者。美國的幼稚園入學年齡為4歲,但全國各地正流行遲送子女進入幼稚園的風氣,不少父母寧願讓孩子在幼兒所多待一兩年,到了5或6歲才入讀幼稚園。

這種「超齡入學」的情況(他們借運動員術語稱為 redshirting),在1980年時只有10%,卻一直增加,在2008年6歲以上才入讀幼稚園的人數達17%。為甚麼會出現這現象?原來不少美國父母相信,與其「早起步」不如「強起步」,年齡稍長的兒童,身體和智力發育都比較成熟,在處理學業、情緒、社交問題上能力較強,亦因此較易得到老師的歡心,升級時會獲派到水準較高的班級,入選出賽校隊,派往較好的中學,總的好處要用複式計算。再說,今天的幼稚園已經不再是玩玩唱遊的地方,一開始便要學讀寫算術,因此必須確保孩子「強勢」,由起跑線領先到終點。

當然,幼稚園多了超齡學生,為避免課程過分「幼稚」,學校亦會把學習內容和深度調整,結果令那些正常4歲入學的兒童吃不消。有見及此,那些原本不相信「強起步」的父母亦不敢貿然把4歲的孩子送上學,「超齡入學」的風氣因此越演越烈,大家竟然在鬥「遲」入學。

研究顯示,年齡稍長的小學生在學業成績上的確較佳,但優勢似乎到中學便消失了。然而,「超齡入學」的社會風氣已經形成,誰能抗拒?

被「你真聰明」所誤

(2010年8月26日星期四)

心理學家 Carol Dweck 曾以小學生作研究。她要他們回答一些容易的IQ題,好讓每人都得到高分數,然後對一半人個別地說:「你分數這麼高,一定是很聰明啊!」對另一半說:「你分數這麼高,剛才一定很努力吧!」接著她又對所有人說:「這裡還有兩個測驗,一深一淺,請選其一。」結果發現被讚「努力」的學生多會選擇較深的試卷,而被讚「聰明」的學生則多選較淺的。在另一研究中,她要求所有人在測驗後完成一張較艱深的試卷,結果被評為「聰明」的學生很快便失去興趣,希望退出測驗。

綜合其它研究後Dweck 指出,不少家長教師會對孩子說:「你真聰明,你是天才,你真叻」,希望讚賞之詞會帶給孩子自信和動力,但請小心,這些話可能帶來相反的效果。社會上不少人相信「個人智力是固定不變」(fixed mindset) 的 ,受這思想感染的孩子,會特別留意別人對他「是否聰明」的評價。一旦背上「聰明」的包袱,可能會變得很小心,避免犯錯,因而損失學習的機會;若然犯錯,他們亦多企圖掩飾而非糾正;由於不懂得處理「挫敗」,遇上稍艱深的課程或一旦維持不了「聰明」的形象時,容易求諸「作弊」技倆。

要鼓勵孩子「知難而進」而非「遇難而退」,就先要改變「固定智力」的看法,方法是把「成績」與「努力」掛鈎,即讓孩子多經歷由「努力」「用心」後獲得成就的經驗,從而相信學習可使人變得聰明,明白「智力是可以增長的」 (growth mindset)。

「家」的煩惱

(2010年8月25日星期三)

加拿大作家 Marni Jackson 在新書 Home Free: The Myth of the Empty Nest (《空巢之謎》)裡,描寫她「當父母」(parenthood) 的故事。

作者在六十年代長大。那是「嬉皮」年代,社會逐漸開放,年青人發現他們的價值、想法、以至音樂喜好,都與上一代格格不入,「代溝」一詞因而產生,當時不少人還鄙視「家庭」,認為那是維護男權壓迫女性的落伍觀念。作者受到時代的影響,嚮往離巢生活,曾瞞著父母與男友「浪跡天涯」,無險不冒,在希臘的島上住山洞,在南美洲踏單車穿山越國。當年沒有互聯網,長途電話費又昂貴,兒女離開了父母的視線,就是自由的開始。

時光過去,今天中年的她,既有自己的「家」,還有一個二十多歲的兒子。他不願意完成學業,經濟上依賴父母,卻一心要離家過流浪生活。機場送別兒子後回家的路上,她禁不住不斷地想:他會出事嗎?他最終會完成學業嗎?他將來會如何?每當收到兒子的電郵,談到各種冒險歷奇,都令她晚上無法入睡。其實,要擔心的還有那九十八高齡的媽媽。她住在療養院,眼力差無法認人,卻能細訴兒女年輕時的往事。作者思前想後,開始明白自己早年以「代溝」「文化差異」為名,拒父母於千里的行徑,是何等荒唐和自私。

戰後嬰兒潮出生的一代正處於這樣的夾縫中:上有醫療發達以致長壽的父母,下有由於社會競爭劇烈遲遲無法獨立的兒女。作者問:究竟父母子女間應該保持多少距離?保留多少空間?「家」應扮演甚麼角色?

孩子的遭遇

(2010年8月19日星期四)

一名小學生午飯後告訴老師,筆盒不見了,老師遍找不獲,只好決定「搜書包」。同學們把書包裡的東西都一一翻在書檯上,卻突然傳來怪味,追查下發現氣味來自某學生的一個盒子。盒裡裝載著多款飯菜,打開後氣味更難聞。老師正奇怪午飯時間已過,為何還保留飯盒?學生不發一語,直至老師打算丟掉飯盒,他跑到老師身旁,含淚輕聲央求說:那飯盒是他午膳時在操場把同學吃剩的飯菜檢回來的,是他的當天的晚餐,請不要丟掉。

以上是朋友傳來的故事,未知是否屬於真實個案。但以下親眼目睹的經歷。

我所居住的大廈每天晚上八時許由工人到各樓層收集出垃圾,負責的是一名女工,但每晚隨著她工作的還有一名十三、四歲的女孩,兩人合力把裝著重甸甸垃圾的木頭車推到收集站去。原來這少女是她的女兒,不忍母親工作辛苦,放棄了一般孩子本是在家裡做功課、看電視的時間,前來幫手。只見她跟母親一樣,腰纏黑膠袋作圍裙,腳穿水靴,上樓逐層收集垃圾,且毫不閃避別人奇異的眼光,似是說:貧窮沒關係,我在做我該做的事。

香港的「國民所得」這幾十年來有大幅的增加,財政儲備滿溢,又有公屋建設、綜援保障,我們以為社會進步了,所有孩子都可以在一個不受物質匱乏侵害的環境中成長,原來這情況尚未達到。香港持續的貧窮問題如何紓解,家庭貧窮對下一代有甚麼影響,似仍是不能忽視的課題。

理性思考的限制

(2010年8月18日星期三)

以下是兩則常見事例:

明天要交一份重要的功課,打算今天花一整天完成,可是早上老友打電話來,約午飯兼看電影,瞬間決定答應,結果功課沒有做完。

明早要回校補課,上床前把鬧鐘設在七時響鬧。鬧鐘準時響起,卻在瞬間決定把它按停,繼續睡覺。

上述的學生不懂得「理性思考」?不,事前定下的計劃很合理,只是「當下的官感要求」 (visceral urges) 把計劃推翻了。這情況不單在學生常見,在成年人中亦普遍存在。例如:想減肥的知道要吃得清淡,但坐在餐館裡點菜的時候,卻點上了「乾炒牛河」;能夠從概率分析「長賭必輸」的道理,經過投注站時卻禁不住跑進去下注,以致出現「興之所至」、「食咗至講」情況。

一般人稱這為「意志力」問題,但心理學家George Ainslie稱此為「極度打折」現象 (hyperbolic discounting),即人們本來明白計劃的長遠利益,不過這些利益在瞬間的刺激下大幅打折,以至眼前好處的價值極大化。要避免這情況發生,方法之一是遠離這些所謂「瞬間剌激」,例如,在做功課時把電話關掉,此外就是拒絕「短期利益」,要不斷告訴自己:「『僅此一次,下不為例』是自欺的藉口,因為每一次都會有『下一次』。」

這些方法的「預防」功效我看還是有限的,在「剌激」的瞬間,很多人根本不會冷靜思考,「計算」後果得失。然而,事後的分析,讓「潛意識」行為反映到「意識思考」的領域去,還是需要的。家長和老師所能做到的,大概只是如此。

學科知識邊緣化

(2010年8月12日星期四)

2001年推出的中小學課程新架構,把傳統學科歸類為「八大學習領域」,並表示每一領域的學習,目的都在於培養學生的「共通能力」(generic skills)(協作、溝通、創造、批判思考等)。課程實施至今,我們還未有任何報告,說明香港學生的「共通能力」有多少進步?

弊端我倒看到一個:自從「學習領域」涵蓋「學科」後,個別學科得到的重視大不如前;又為求以「共通能力」打破學科界限,學科課程無論在深度、細緻度、嚴謹性都在下降。這一點,評論英國「國定課程」所謂「可轉移能力」的學者亦有同感,並稱此為「學科知識的邊緣化」。這是個錯誤的方向?以下是一些供反思的節錄句:

柏拉圖:掌握知識的關鍵,在於細節;智慧的思考和言論是建基於對內容(subject matter)細緻的認識(detailed knowledge) 之上。

亞里士多德:不同知識領域內的「優秀」(good) ,不可能還原為一種領域共通的「優秀」。

俄國文學家納博科夫(Nabokov) :無論在文學或科學,沒有細致就沒有精彩。所謂一般性概念 (general ideas),得來容易,販賣者亦眾,但這些只不過是遊走於不同「無知」領域間的護照而已。

哲學家 Phillips Griffiths:很多人明白學科的學習需要「創造力、智慧、智力」,就以為任何運用到這些能力的活動,都有助於培養這些能力,這是錯誤。你要認識歷史、物理、哲學,就只好去鑽研歷史、物理、哲學;但應理解這不會令你當拳手時有更高的「智力」,當演員時更具「創造力」,當父親時更有「智慧」。

錯誤的猜想

(2010年8月11日星期三)

前一星期我曾談到「共通能力」,由於篇幅所限,言猶未盡。學者 Stephen Johnson除了從哲學角度分析這概念的種種謬誤外,還指出它源自被受批評的「官能心理學」(faculty psychology)。

「官能心理學」認為人的「心理表現」,皆由獨立的「力量」或「官能」組成,例如,我們說某人「記憶力強」或「思考力強」,彷彿是說他的心裡真有這些「力」,無論在甚麼情景他都能夠把這「力」拿出來使用,因此相信只要學校加強「共通能力」的鍛練,學生就會得到這些「力量」,將來無論在甚麼場合、工作崗位,都能拿出來使用。

很可惜,上述「猜想」並不正確。近代心理學研究發現,一般人所謂的「共通能力」不但毫不「共通」,而且非常具「領域性」(domain-specific) 。例如,籃球手投籃帶球顯得極富「創造力」,但絕不可以據此說明他在其他事情上(如下棋、彈琴、投資)會否同樣擁有「創造力」。就算是領域內的學習,能力表現亦多來自對「典型個案」的了解,而不是抽象「能力」的訓練。

其實,拿「創造力」作字面分析,其內容可包括「想像、冒險、挑戰、發揮、好奇、靈活、流暢、變通、精進、新穎、獨特、稀奇等」。如果把這堆詞語在不同領域應用,例如「繪畫藝術」和「核電廠管理」,當發現每個詞語都有不同甚至相反的意思。因此,語言上把「表現」概括為「能力」,並不恰當;教育上再把這些「能力」引伸為可攜帶、可轉移的「共通能力」,實屬錯誤。

放暑假

(2010年8月5日星期四)

究竟學校為甚麼要放「暑假」?據說早年在美國,學生放暑假是為了方便他們在農忙時到田裡幫手。可是此說並不可靠,農忙應是「春耕」和「秋收」,但兩者都不在盛暑的5月至8月。可是,傳統一旦形成就難改變,世界各地的中小學都有長短不一的暑假,最短的好像是英國,只有6星期,最長的是美國,學生每年足足享有3個月的暑假。

讀小學時最怕暑假踏入最後的一星期,原因是第一天復課時要繳交各種暑期作業。然而,這些作業我多是在最後一星期才「趕工」做完。後來發現新學年的老師對收取這些作業毫不「熱衷」,甚至不批改或不派回,因此後來我就索性不做不交了。其實,聰明的只要想想,有哪個老師願意批改由上學年老師指派要完成厚厚的習作呢?

讀中學時香港正處製造業的「黃金時期」,製衣廠電子廠林立、街上滿是招聘廣告,部份生得個子高大的同學,雖然年齡不足,每到暑假就借別人的身份證進廠工作,個多月的薪水竟足付半年的學費,可惜我生得個子小,羨慕之餘卻無法仿效。但母親是拿衣服回家縫紉的車衣工,暑假時在家裡多放兩台「摩打」衣車,我和兩個妹妹輪流工作,也賺得三人新學年的「買書錢」。

今天的學生當然比我幸福多了,暑假是戶外活動的季節,甚麼划艇滑浪風帆活動營、甚至「海外遊學團」,這些活動我在中學時連夢也沒發過,偶然一天能約伴到新界踏踏單車就是很大的暑期娛樂了。

幫還是不幫?

(2010年8月4日星期三)

跟已退休或離退休不遠的朋友談天。大家談到今天青年人面對的一大困難:樓價貴。僅容兩口子蝸居的二手單位,動輒也要三數百萬元,首期近百萬,故話題轉移到應否幫助子女買樓。

「我付首期,他們負責每月供款!」

「原則上不同意。我的父母當年也沒有給我付首期,努力工作儲足首期才去買樓吧!錢不夠先住在家裡。」「現在入市,只會益了貪婪的地產商和炒家!」「錢來得太容易,孩子不會學懂省錢。」「要過『獨立』生活就應先要有『足夠』的能力,父母的資助是『先使未來錢』。」「我的儲蓄只夠退休用,將來如不歸還我倆如何養老?」

「他們不是工作不努力,只是樓價上升過速。」「醫生律師夫婦也說買不起市區樓,難道像特首說,叫他們去住沙頭角?」「上周新聞說有年青人為了儲錢結婚,工作過勞而猝死。你不難過嗎?」

「你願意花錢讓子女完成學業,是因為他們沒有能力支付教育的費用;同樣道理,協助他們置業,是因為他們還沒有能力支付獨立生活的需要,兩者無分別。」

一位在銀行工作的朋友說:「客戶中有一位婆婆,她的唯一女兒離婚後曾獨自撫養一對現已長大的兒女。該婆婆剛去世,女兒打開遺囑,嚇了一跳,媽媽把八百萬元遺產全數留給她,可是她毫無喜悅感謝之情,只說:『當我最需要錢的時候,她堅持不給我半塊錢。現在我不需要錢的時候,卻給我這麼多的錢,有甚麼用?』」

共通能力的四種謬誤

(2010年7月29日星期四)

某人去學打字,學曉後無論鍵盤的形狀如何,放在家裡或辦公室裡,還是能夠使用,因此可稱「打字」為一種可攜帶、可轉移的「能力」。「能力」可轉移多好!有人因此想像「解難、批判思考、學會學習」就像「打字」一樣,一旦學會便可在不同學科、場合中派用場。他們稱這些為「共通能力」(generic skills) ,並鼓吹這應該是所有課程和教學的焦點。

英國學者 Stephen Johnson在剛出版的 《The Sage Handbook of Philosophy of Education》裡有一篇文章,從哲學分析所謂「共通能力」的四種謬誤。首先是「物化謬誤」(reification)。他說人們經常把「形容詞」誤當「名詞」,例如有人說:「他真會解決困難」,我們便以為「解決困難」是一種「東西」,一項「能力」,甚至是一種可教可學的「技能」。

其次是「本質主義謬誤」(essentialism)。例如相信能「批判思考」者的心靈或腦袋必定擁有一些特殊的結構,只要把它找出來,我們即有打開「批判思考」這箱子的鑰匙。

其三是「稱謂謬誤」(naming fallacy) 。例如我們看到各學科領域裡(如科學、文學、藝術)各自都有一些可籠統地稱為「解難」的活動,便假設這些活動的性質一致,並由此猜想「解難」是一種獨立的「技能」。

最後是「以偏概全的謬誤」(generalizing fallacy) 。例如:明明學生只懂得如何用罐頭刀開罐頭,卻說「學生有利用器械打開密封金屬物品的能力」;學生懂得把有關的資料弄在一起,就是「綜合能力」的表現等。

Johnson 說,人們經常利用語言化虛幻為實體,「共通能力」就是一例。

中學殺校潮

(2010年7月28日星期三)

今年升中的學生人數只有六萬多,比去年下降了6600人,超過一成。以全港400間中學計,平均每校應少了15至20名學生,中學的殺校潮亦隨之而生。教育局早前曾推出「自願縮班計劃」,據說反應不佳,孫明揚局長因此說:「學校不吃敬酒」,意味罰酒將至,將來實行「殺校」就休怪他了。

但如果小心審視這個稱為「敬酒」的縮班計劃,將發現該計劃其實並不公道。原因是所謂「名校」是不會自願縮班的。官員們曾說,強迫「名校」因整體升中人數減少而縮班,是違反公平原則的,亦有違家長意願。然而,這道理說得過去嗎?應用相同原則,倘若升中人數上升,如「名校」沒法擴班而導致入學的競爭加劇,豈不也是違反公平原則,有違家長意願嗎?

說到底,因收生不足而遭殺掉的,就只有第二和第三組別的學校。「名校」並沒有「殺校之虞」,最多只有收到成績稍遜學生的壓力。這跟學校辦得好壞沒有必然關係,而與學校打算取錄哪些成績等級的學生有關。利用「市場競爭」而殺校,實際上只是推廣非理性的「能力錯配」。

最令人傷感的是,某些學校在殺校的陰影下,為了「拓展」生源,堂堂校長老師要淪為「市場推廣員」。要知道學校不是個流動販商,不可能按市場供求隨時改變行銷地點和商品款式;學校是教師學生的生活世界,同時也是真純友誼和成長痕跡的保存地,把學校殺掉,就像把人感情的「根」也拔掉,能不憾焉?

再談觀課

(2010年7月22日星期四)

觀課時有一些令人覺得不是味兒,甚至是感到極度不安的經歷。例如:某老師在上中國歷史課「玄武門之變」時問:「李世民想當皇帝,在玄武門伏兵,用箭射殺已封太子的哥哥建成和齊王元吉。如果你是李世民,你會用甚麼方法剷除這些『障礙』?」課堂的討論頓時熾熱起來,有人說應在酒裡下毒,有人說應佈個局借刀殺人,甚麼「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無毒不丈夫」之聲此起彼落,學生極為亢奮。

其它的例子包括經公課時老師教導學生黑社會的術語和手語,或繪形繪聲地描述新聞裡的兇殺案、風化案,又有老師說要教「配對」詞語,隨即拿學校裡的同事和校長作比喻,說誰在追求誰是「不自量力」、「鮮花插牛糞」等。有些還用詞低俗,甚麼「溝仔溝女」,「PK」等字句不絕於耳。

下課後我問老師為甚麼要教這些東西,用這樣的字眼。有些答:「你不是說過課堂教學要引起動機嗎?」、「學生喜歡聽,講講又何妨?你看他們不是聽得很『過癮』麼?」、「吸引注意力嘛!」、「把老師學生的距離拉近!」、「我唔想扮『道德佬』!」等。

這種「投其所好」的教學法的確能引起學生的注意,每當觀課時遇上這些老師,心裡就是不舒服。我不反對運用新的教學法,或作「另類」教學的嘗試,亦不反對讓學生明白「有些人的心腸惡毒、社會裡有罪行、某些人用詞低俗」,但更重要的是,老師亦要肩負鄙視惡行,導人向善的責任。

觀課經驗談

(2010年7月21日星期三)

與在大學教育學院負責師訓工作的舊同事閒談,我們都認為工作中最大的樂事莫過於觀得一節好課。但由於學員多是入職前或初入職的老師,受經驗所限,在教學上難免疏漏,觀上「好課」的機會不多。所謂「好課」,其實亦很難一概而論,但大抵上不會缺乏充實的教學內容,課堂上顯露著師生間的交流和尊重,學生學有所得。「好課」難得,遇上「精彩」的課堂教學的機會就更渺小了,我們算過,在20年的觀課日子裡,平均每年只有一兩次「好課」。

要觀一節40至80分鐘的課,倘若遇上沉悶的教學,頗是苦差。但最難耐的倒不是單向式的教學,或缺乏課堂互動,而是當老師每到重要關頭,不自覺地把話說錯了,或沒有指出關鍵所在,白白讓大好的學習機會溜走。例如,老師解釋「累進稅」時,可能三番四次地說:「這稅制下多賺者多付稅」,但沒有點出「稅率」正在上升和改變,不明白注意力應該放在稅「率」而不是稅「額」。

眼看一字之差或因欠缺了一點點解釋,將造成下一階段教學的困難,在這關鍵時刻觀課者可能很想幫老師一把,但礙於不能介入,只得心裡著急。例如當老師要待會提出「累退稅」概念時,學生會發現上述「多賺者多付稅」這句話仍合用,結果到下課時仍不能辨識兩種稅制的「關鍵特徵」。

然而,最令人氣結的是,課後老師可能會跟你說:「看呀!這裡的學生水準真低。這麼簡單的東西,我教了一整天他們還是不明白。」

考試成績這緊箍咒

(2010年7月15日星期四)

學校經常遭受批評,謂所教所學的東西沒有實際用途,也有人說學校只會訓練學生考試,不懂照顧學習動機和興趣,因此必須進行課程改革,科目整合,從而把重點放在思維訓練上,例如創造力、批判思考等。

上述的想法欠缺一些重要的觀察。首先,無論課程如何改革,我們的教育制度仍然是考試主導,以篩選為主。只要這個主調不變,單從「課程」的形式內容著手是徒勞無功的,個別學校的「課改」亦難以湊效。此外,在教育引入市場競爭的機制下,不少校監校董都把公開考試成績比作公司的利潤,不理會成績以外還會有其他的教育理想。考試成績對學校的「緊箍咒」,看來只會越箍越緊。

若要考試成績好,學校就不得不專心致志,加強訓練。針對性的操練原來是頗有效的,原因是要考試總有個內容範圍,甚麼高階思維、應用、創造等題目,假如事前「貼」中,皆可還原為「背誦」題,故學生就算猜不透題目,還會有老師會幫手,不然還有補習天王效勞。

在學習理論裡,背誦亦非毫無價值。當學習任務具重複性和有時限時,背誦尤派用場(例如,背好「九因歌」對算乘數的速度有莫大的幫助)。但我們該明白,批判思維、創造力、觀察力等並不可能由「操練」得來,更不能用「考試」來證明有否達至,而是一種培養出來的學習態度和習慣。因此,只要「應試文化」不變,希望透過「課程改革」來培養學生的高階思維,恐怕只是緣木求魚罷了。

專注力

(2010年7月14日星期三)

我年幼時好動,母親說我坐不定、注意力不集中,於是建議:「你如能坐著完全不動,眼只盯著牆上的一幅照片,維持20分鐘,獎你一元。」可是,無論如何努力,她的「一元」我始終賺不到。

心理學家 Ellen Langer 對「專注力」有個有趣的看法。她提出:我們若認為孩子某專注力弱,容易「分心」,那麼他「分心」時豈又不是在「專注」其它事物嗎?果真如此,我們怎能說這孩子缺乏專注力呢?我們日常要完成的各種事務,由早上起床,檢拾用品,以至上網,玩電腦遊戲,哪一項不需要專注力?因此,說某人「缺乏專注力」,是指他沒法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事務」上。但這句話又應怎樣理解呢?

她以9至12歲的學生作分組實驗,讓他們用相同的時間細心地看一幅海報(海報畫有名勝如比薩斜塔、金字塔等)。一組只准坐在固定的椅子上看,另一組則可以在某範圍內往返移動看,然後著各人從記憶中畫出海報上名勝的位置,結果發現後者遠勝前者。她的結論是:要對某事物專注,條件之一是有機會從多角度「打量」該事物,而不是從固定位置盯著看。此外,「事情」的性質也很重要。要令人自然地注意某事物,「新鮮感」(novelty) 是必須的。例如,乘車途中看到一座新大廈落成,大家都會多看一眼;又或者「新的情況」出現了,例如:太太懷孕時,丈夫對周遭懷孕的女士必會多加留意。

學校裡的環境和要求學生專注的事務,哪些能符合Langer 所提出的條件?

設計式學習(二)

(2010年7月8日星期四)

學校裡可進行的「科學設計比賽」例子很多,除了昨天談的「雞蛋撞地球」、「意粉橋」外,嘗試過的還有「水火箭」、「紙飛機」、「太陽能模型車」、「程式控制積木車」等。

學者Holbrook 及Kolodner這樣解釋「設計式學習」:「學生由面對具有一定難度的設計(design challenge)開始,建造原型 (prototypes),收集有關數據,再利用數據改良設計,反覆試驗;學生從『設計品』中了解科學概念,並由此推斷如何在別的情景中應用,成為『普遍原理』。」值得留意的是,他們把教科書「先原理後應用」的次序倒轉過來:學習的起點是「有難度的設計」,終點才是「科學原理」。

當代的教育研究均強調學習要有「深度」,但如何引起學生興趣,令他們願意追求知識達到「深度」的境界?讓學生多進行「設計學習」可能是個好辦法。我當校長時,每年都進行班際壁報設計比賽,學生投入的程度每令我吃驚,其中還有不少「天才傑作」。可惜的是,在今天的應試文化下,「設計學習」只能以不計分數的「課外活動」形式進行(美術和設計科可能除外)。

進行「設計式學習」也有一定的難度,例如:我們不可能要求學生製造超越地球引力的太空火箭,課程內的「知識」亦非全都可化作「設計活動」或製成「作品」。然而,假如香港真是個「知識型社會」,學生需要的不會是「硬啃死背」的知識,也不可能是不著邊際的甚麼「共通能力」,而應該是運用知識進行創造的能力。

設計式學習(一)

(2010年7月7日星期三)

學校裡舉辦的一些設計比賽,既有趣也頗有學習意義。其中之一是「雞蛋撞地球」,辦法是學生分組利用飲管、橡筋、舊報紙等材料包裹著一隻雞蛋,然後從二樓擲下地下,誰的設計令著地撞擊力最小、雞蛋不破裂者算贏。另一項比賽叫「意粉橋」,學生分組利用有限份量的意大利麵條和熱溶膠,築成一條連接兩張檯面旁的橋,然後看看穚能負重多少,負重量最大而不倒者贏。

這些活動有甚麼意義?相信有人會搬出一大堆「共通能力」來,說學生從活動中學會「合作」、「解難」、「創意」、甚至是「學會學習」。不過,我的看法卻有點不同。「雞蛋撞地球」要求學生懂得甚麼是「撞擊力」,因此不能不借助物理學裡有關Impulse、impact、momentum等理論。一言蔽之,要減少「撞擊力」,就要「令雞蛋與地面接觸至停止之間的時間拉到最長」。這是令設計成功的「道理」,不明白這道理者縱有最大的創意,亦難有好的設計,縱是贏了比賽也只是「撞彩」。「意粉橋」也是一樣,學生可嘗試利用麵條砌出不同形狀的組件,如三角形,車輪形等,但學會運用甚麼知識和概念去解釋結構,從而改良設計,才是最有價值的「學習目標」。

「設計式學習」的優點是讓學生看到「概念知識」不單是一個「理論系統」,而且是可以「活學活用」的東西。這種學習模式相信比一般以「上網、抄錄、簡報」方式完成的所謂「專題研究」更有意義。

「非聯招」的具體數字

(2010年7月1日星期四)

我曾在本欄談過本地大學利用「非聯招」辦法收生所引起不公平問題:部份花得起錢的家長,把子女送到外國唸預科,拿取外國的高考成績(例如 GCE),再透過「非聯招」辦法投考香港的大學。外國的高考比香港的淺易得多,容易得到較佳成績,這些「留學生」因此可佔盡便宜,造成「有錢不用考香港高考,無錢留港捱高考」的現象。

文章在去年發表後沒有收過大學資助委員會和任何大學的回應,卻收到家長和同學的電郵,說問題嚴重。6月21日南華早報又有一篇「非聯招」的報道,並列舉數字說明,引述如下:

英國高考(GCE A-Level)每年考獲A級考生為26.7%,香港高考僅為3.6%。香港的大學每年收生約14500名入讀政府資助的本科課程,各大學並沒有設定「非聯招」學額比例或上限,「非聯招生」的數目正在不斷上升,由2004年的2924人(佔當年新生總數19.9%,下同)增至2008年的4107人(26.1%)。2008年,本地高考生考獲「大學入學資格」但因「沒有足夠學額」遭拒大學門外者有6000人。

「非聯招生」考進「熱門」學系的比例更厲害。科大的國際商業,2007年透過「非聯招」成功申請入學的比例為20%,2008年為37.2%,2009年更增至39.5%(即43人中有17人為「非聯招生」);中大醫科2009年收生160人,其中49人(30.6%)來自「非聯招」;同年,港大醫科也是收生160人,其中竟有100人(62.5%)來自「非聯招」。

要到英國唸兩年預科?學費、宿費、生活費約為港幣900000元,你會考慮嗎?

軟能力

(2010年6月30日星期三)


商人、政客、教育局官員經常說:「在『知識型經濟』年代,學校要給予學生的,是各種『共通能力』的訓練,如創造力、尋找資訊能力、合作、溝通、學會學習等。」

學者 Bereiter及 Scardamalia (2006) 曾翻閱一些論述「知識型經濟」的文獻(例如:OECD報告),卻發現內容只說「知識型經濟」需要「懂得運用知識」的勞動力,從沒提過甚麼「共通能力」。

兩位學者又指出,這些所謂「共通能力」,只可稱為「軟能力」(soft skills),原因有三:非直接應用在事務上(not job-specific);只容許主觀評估 (assessed subjectively);無法直接教授(not directly teachable)。例如,某售賣室內攀石器材公司的廣告說:「攀石」可令人學會合作,增加互信,承擔合理風險,發展領導才能和解難能力… …。這些宣傳聽來漂亮悅耳,但誰有辦法檢查其可信性?誰會知道這些「目標」有否達到?如何達到?

他們又說,今天推介「軟能力」者眾,但探究其中的「教學問題」者卻少。以「資訊能力」為例,要教曉學生「上網搜尋資料」其實不難,10分鐘就可以了;但怎樣能令學生明白,該搜尋些「甚麼」?對應手頭上的問題甚麼才是「有關」資料?有經驗的教師都知道,困難不在於「技巧」,而在於「恰當和有效地運用技巧」(intelligent use of skills) 。然而,甚麼是「恰當」,只能在具體問題上展示,教學上我們還沒有辦法教曉學生看透問題在哪裡「相通」,或應用哪些從前學過的東西?因此,在教學上談訓練「共通能力」,並不切實際。

臨時工

(2010年6月24日星期四)

某高等學府在報張上刊登以下一則英語招聘廣告:「化學系臨時助理教授 (Temporary Assistant Professor)(一年合約),申請人須持有『哲學博士』(Ph.D)學位,要能提供『高質數的本科生課程教學』(The appointee is expected to offer high-quality undergraduate teaching) ,教學工作包括『講課、導修、實驗』(lectures, tutorials and experimental classes) 。… … 薪酬待遇從優。」

這則廣告招聘的不過是一份一年合約的「臨時工」,對申請人的要求亦不算高,條件只是「博士」學位一個。廣告既不列出任何「教學資格」,也沒談要多少「教學經驗」。既然如此,可想像「實際」的招聘對象應為剛完成學業或沒有教學經驗的「博士」。

可是,受聘者要負責頗沉重的「教學」職務:教的對象是「本科生」,講課、導修、實驗,要件件皆能,還聲明要能提供「高質素教學」。但試問以開列的條件計,所謂「高質素的教學」能有多「高」?

大學從政府得到的撥款,以「教學」為最大宗,其中又以教授「本科生課程」得到的撥款最多。可是,錢到了大學手裡,就用「臨時工」方式僱用不問教學資歷的「博士」去教授「本科生」;大學旦旦而談「優質教學」,「教研並重」,你能看出其中有多少虛假嗎?香港人的子女要通過競爭激烈的高考才能踏進本地大學之門,成為本科生,但原來教導他們的,只是臨時性質的助理教授(據悉某些大學只聘用相方「來去自由」可隨時解約的「導師」)!那麼,大學拿了納稅人的血汗錢,究竟錢跑到哪裡,用在甚麼事情上呢?

演藝與教學

(2010年6月23日星期三)

俄國戲劇大師史坦尼斯拉夫斯基 (Stanislavsky, 1863-1938)認為演員必須善於觀察,有豐富的生活體驗,才可以令演出投射真實的感受,感動觀眾。他據此創造了「寫實表演法」,並指出一般演員對「演藝」的三項誤解。

第一個誤解是以為「演藝」就是「技術」,只要唸好對白,站好位置,做好動作,就是好的演出;第二是以為甚麼感情都可以「扮」出來,即使內心毫無憤怒的感覺,一樣可以扮得很「憤怒」;沒有嘗過愛情,一樣可以演出「初戀」,忽略「表演」是一種「自我寫實」;其三是以為對某角色已經「演熟」了,就沒有再揣摩的需要,因而令演藝僵化。他說,好的演員永遠在問:「怎樣可以再演好一點?」

教育學者 William Ayers 認為教師與演員的境況相若。有些新入職的老師追求的也只是「技術」,結果是管好了課室秩序,卻沒法引起學習的動機;有些能演繹代數幾何,卻不能喚起學生對數學的愛好。更重要的是,教師跟演員一樣,需要和學生心靈溝通;在師生朝夕相處過程中,教師沒法不顯露真實個性,確是「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因此要在學問和個人修養上多做工夫。這種求諸「內」而形於「外」的努力,正是「寫實演藝」的精神。在我所認識的教師中(包括大學教師),有人做好一套教學筆記後,往後只修改年份,年年「吃老本」;有人卻長期備課,不斷破舊立新,力求把最好的與學生分享。

看來史氏對演藝的見解,對教學亦有適用之處。

六四與通識

(2010年6月17日星期四)

今年維園六四燭光晚會上,似乎多了很多90後的中學生,雖然沒有穿校服,但從他們的傾談中知道彼此是同學,相約赴會,還有些是由老師帶隊而來的。後來知道,在新界和稍遠的學校,有校長和老師為學生安全計,竟私下掏腰包,訂旅遊巴士作接送,悼念六四儼然成為了一種非正式的學校活動。

新高中的通識教育課程,官方文件開列頗高的理想,如學生要學懂批判思考,不要懼怕「具爭議性」的議題等,「現代中國」還是六大單元之一。如按這些條件設計課程,我看不出如何能夠不涉及89年的六四事件?還有這麼多教師是歷史的見證者,課堂討論怎能以「不知真相」作結?又新高中規定學生要完成400小時的「其它學習經驗」,那麼,每年參加六四集會算不算是「其它學習經驗」的一部分?算不算是「國情教育」?(按:教協今年辦了一項「由維園出發看『六四』歷史」精華遊。)

如果透過高中課程,年青人真的學會批判思考,關心國情,則現行各種為遮掩六四惡行的花言巧語將告失效,下一代對民主公義和開放社會有更大的追求,對不合理的政制和管治作出更大的反抗。又假如當局為課程設下種種「禁區」,或為議題定下官方結論,將徹底破壞「批判思考,關心國情」的新高中課程目的,官員們亦難以自圓其說。我看這是當局自設的兩難,為權衡計,唯一可做的就只是「隻眼睜隻眼閉」,或在考試設題時避免問及與「六四」有關的題目。

請劉遵義校長解釋

(2010年6月16日星期三)

國父孫中山的孫女孫穗芳女士稱,去年中大校長劉遵義主動跟她聯絡,希望在中大放置國父紀念像,並承諾在6月自己任滿前放好。該尊銅像在本年一月已運抵中大,但一直未聞有任何豎立銅像的安排。

我是中大校友,在「民主女神像」事件中,收過中大在6月3日那夜發出的那封「政治中立、拒絕擺放」電郵。在6月8日又收到沈祖堯候任校長的電郵,指出這是「行政與計劃委員會」的決定,意思是權責都歸「團隊」,他支持這個「集體」決定,並願意「共同」負責云。

問題來了:如果擺放「銅像」必須由集體決定,那麼劉校長憑甚麼「主動」求放「孫中山像」?是否如報章引述他對孫穗芳所說:「我外公國民黨元老于右任都係革命義士,所以有好深厚情義」?這是劉校長的個人「情義」決定,還是「行政與計劃委員會」的決定?更重要的是:決策者憑哪些準則判定「孫中山像」是「政治中立」而「民主女神像」是「違反政治中立」?為甚麼孫中山是「革命義士」,而六四的死難者不是「革命義士」?又是否因為國父組織武裝起義而成功推翻清政權,算是「政治中立」,89民運人士和學生的胸膛擋不住坦克和子彈而赴義,就不算「政治中立」?

為免有損劉校長的清譽和令人質疑他處事兒戲,劉校長實有必要對上述問題作出澄清和交待兩尊銅像的「來」「去」始末;作為中大的校友,我尤其希望劉校長從知識分子的角度闡釋其「政治中立」的理念。

表達內心想法

(2010年6月10日星期四)

以下是一條測試題目:「爸爸除下腕表擱在檯上,就去睡覺,媽媽把表拾起放在抽屜裡。這情況你在旁看到了。你認為爸爸早上起來會到哪裡找表?」

研究發現,3歲或以下的孩子會說:「抽屜,因為表已放在抽屜裡。」4歲以上的孩子會說:「檯上,爸爸不知道表已放在抽屜裡,所以會在檯上找。」研究的結論是,4歲以上的兒童已能明白「想法」(表在檯上)可能跟「事實」(表在抽屜裡)不符;5歲的已能處理類似「甲以為乙相信…」等複雜概念,6歲的已能明白「別人相信甚麼,源自其觀點」這道理。學者Astington 指出,兒童能夠明白別人的「內心想法」 (mental state),是一種心智發展的標記。

又例如「模仿學習」,不少人以為模仿就是「有樣學樣」,其實兒童在觀察別人「說話」和「行為」的時候,還會留意到說話和行為背後的「想法」,例如,「拍手」表示「高興」,「罵人」表示「憤怒」等。能了解別人內心的想法,對社交,與人溝通,甚至學業都很重要。學校經常要求學生對各種「想法」作出判斷,如誰的說法較可信?「證據」充足嗎?何謂「充足」等?因此,不懂得使用如「知道,相信,明白,估計,喜歡」等描述「想法」的字眼,將會吃虧。

昨天談到「冷漠」型和「關懷」型的家長之別。Astington 說,「關懷」型的家長由於較願意跟子女「講道理」,故令他們更早掌握各種表達「想法」和「事實」的詞彙,這與他們的學業成績較佳有一定的關係。

「關懷控制」型的家長

(2010年6月9日星期三)

心理學家 Diana Baumrind 曾對西方家長管教的方式做過一些研究,並指出可從「冷漠 – 關懷」和「放縱 – 控制」兩維度作分析,構成4個組合。

「冷漠放縱」型家長對子女無要求、無期望,本身亦可能無時間管教孩子,有時間亦不會放在家庭子女身上。他們不是自私就是感到絕望而撒手不理。結果是子女無法學懂自我控制,動輒發生情緒行為。

「關懷放縱」型家長非常被動,對子女有求必應,處處呵護,結果是子女去不掉襁褓期自我中心的習慣,處處要人遷就,視規矩如無物,不知道要承擔行為的後果,結果也是不懂自我控制,和難與人相處。

「冷漠控制」型家長專制,他們替子女的行為定下鐵一般的規則,要求順從,反抗只帶來懲罰,既不歡迎發問,問也不願意回答。結果是子女到達青少年時期,不是過分反叛就是過分被動,難成大器。

「關懷控制」型家長帶多少權威性。雖然權力仍在父母手上,但他們願意聆聽、討論、歡迎子女發問、跟他們講道理。在這情景下長大的子女,較能融入社會、友善、快樂、合作、負責任。亦有研究指出這些孩子道德思考力較強,甚至有較高的學業成就。

隨著社會的進步,今天香港的家長不乏「關懷控制」型。然而,這些家長必須緊記,要適可而止。過度的關懷控制,會變成一種監視和「心理操控」,即無論大少事務,全由家長安排,令孩子活在「圈套」裡,因而缺乏發自內心的追求,喪失青春的自由。

老師的知識觀

(2010年6月3日星期四)


昨天談過David Olson如何解釋「模仿」和「傳授」兩種教學法。他還談及另外兩種。

其一是相信「學習」的主力不在於模仿或傳授,而是把孩子當作成人看,即使他們的思想不成熟,仍接納他們對事物的看法,是自行思考的結果。教學要靠啟發思考、對話、改變固有觀點,同時要相信孩子有明白他人觀點和自省的能力,知識是對直覺的重新評估和演繹。孩子玩捉迷藏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玩的時候,要找出別人可能藏身的位置,還要先想想,別人的心裡在想些甚麼,對方會估計你會到甚麼地方找等。

最後一個對教與學的想法是相信「學習」關乎如何「處理知識」,即學生要明白自己的想法、見解可能跟「固有」知識有出入,但亦注意到這些知識雖非絕對,卻經歷了時間的考驗。因此作為老師的,要多引領學生明白偉人如牛頓、林肯、孔子如何思考,讓學生與他們進行時空間的心靈交往。結果學生是否接納他們的見解並不重要,關鍵在於用心思考後才作出判斷 (make reasoned judgment)。

Olson 續說,這四種對教和學的想法 — 模仿、傳授、觀點自省、知識處理,前兩者把任務放在「教師」身上,後兩者聚焦在「學生」的心靈和思考之上。「模仿」和「傳授」只要求學生跟著走;「觀點自省」和「知識處理」則要求學生有一定的「知識觀」才能成全。我們到今天還沒有甚麼教學的「必殺技」,但相信老師自己對知識所持的態度,對學生有深遠的影響,也是教與學是否成功的重要因素。

人猿之別

(2010年6月2日星期三)

曾有研究指出,人在嬰兒階段已有一種模仿別人的傾向,尤其是模仿父母;當父母的,同時也有一種利用示範來教導幼小的傾向。在動物界中,就算在高級靈長類猿猴的社會,這種有意識的示範和模仿活動,亦絕無僅有。「教」與「學」似乎是人類專有的行為。

其實,「教」已蘊涵著「學」的概念。要「教」是由於認定別人「不懂」,故在認知上對怎樣算是「懂」和「不懂」已有區分。企圖明白別人的心理、如何學習,也似是動物界中人類獨有的。

學者David Olson指出,企圖儘管相同,不同的人對「如何學會」卻有不同的看法。例如,在舊式「師徒制」下,學習就只是「有樣學樣」;師傅給你示範如何造一雙鞋,然後叫你模仿照做,漸漸由生手變為熟手。學習所需要的是順從和時間,至於造鞋要用到甚麼「理論」、「概念」,交由學徒自行摸索。

另一種「教學」模式是「灌輸」,即老師認定有些事理是他懂而學生不懂,因此教學就是傳授,學生要運用自己的「心理能力」 (mental abilities),好好記著,然後儲起來成為資料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最後展示其「應用」能力。

單從上面的兩種「教學」模式已可看出,所謂「學習需要」可以有不同的解讀。師徒制假設師徒的動機完全相同 (例如造鞋),學習的需要就是不斷在時間上的重複;灌輸法要求學生必須具備某水平的「心理能力」,否則學習難以成功。

這兩種模式以外,還有其它的嗎?明天續談。

嵌入式思考

(2010年5月27日星期四)

心理學家皮亞傑 (Piaget)做過一個實驗。他先讓兒童坐在檯的一端,檯上放著三座不同形狀小山的模型,檯的另一端放一個玩具娃娃,接著他給兒童一些圖畫,然後問:哪幅圖畫顯示娃娃會看到的情景?結果發現7歲以下的兒童選出的圖畫,都是從自己角度看的圖畫,而非展示從娃娃角度看到的情景,因此推論這年齡的兒童還未能利用想象力,不明白處於不同位置產生不同觀點。

另一位學者 Margaret Donaldson 進行了一個近似的實驗。她在檯上平放一個十字型凸起的障礙物,在東北兩角各放警察模型一個,然後給兒童另一娃娃玩具,問:這娃娃究竟應跑到哪裡,才不會被警察看到?要找出正確的位置,不但要摒棄自己所處位置的觀點,還要能想像兩個警察位置的觀點,理論上難度更高。可是,3至4歲的兒童都能找出正確位置,毫無難度。

理論上兩實驗對邏輯思維的要求相若,結果卻有這麼大的差異,Donaldson認為是由於後者屬「嵌入式思考」 (embedded thinking),即人們早已明白情景內的人物、目的、意圖,故較容易找出答案。

所謂深與淺,難與易,原來並非全出自問題本身要求甚麼「思維能力」,還取決於學生如何理解問題所展示的情景。Donaldson 指出,學校的教學和考試,經常要學生脫離情景思考,以為這樣才是「思維能力」的訓練和評核,其實這方式只會製造不必要的失敗例子。縱使採用嵌入情景的教學方法,我們也不能自以為是,要留意所展示的情景對學生來說是否合理和產生意義 (make sense)。

誰不關心國際新聞?

(2010年5月26日星期三)

近日有調查報告說,70%香港中學生不留意國際新聞,不關心諸如「和平」、「多元文化」等世界議題。他們對「環保」雖有較多的認識,亦止於「認知」而少「實踐」。可是,調查報告並沒有探討造成這現象的原因。

我曾在外地居住和生活好幾年。回港後第一個印象是,與外國相比,香港傳媒在報導國際新聞方面不甚積極。佔據報章首頁的,不是廣告就是本地或國內新聞,國際新聞能上頭版的,多限於重大突發事件,對於較靜態的新聞和分析,如政制和政府政策等,篇幅很少,對回教國家的報導近乎零。廣播電台頻頻報導的是財經消息,股票行情、外匯報價,好像香港人全是「炒金股公民」。年青人不留意國際新聞,香港傳媒是否要負部分責任?

另外,「世界歷史」在學校課程中不斷萎縮。在高中的人文學科中,世界歷史的「開辦率」最低。這是課程內容問題?教學方式問題?考試問題?我沒研究。但可肯定的是,如果學生對世界歷史沒有一些背景知識,很難對國際新聞發生興趣。例如:英美藉「懷疑伊拉克擁有大殺傷力武器」而將其政權摧毀,但英美兩國本身擁有多少「生化武器」和「大殺傷力武器」?不知道「聯合國」的歷史來由來,很難明白擁有10億人口的印度,為甚麼沒有在安全理事會取得常任國(甚至是非常任國)席位?

與其說中學生不關心國際新聞,我們是否應加上:「香港人普遍不關心國際新聞」呢?

專業品酒師

(2010年5月20日星期四)

美國學者 Elliot Eisner曾提出「教育鑑賞」(educational connoisseurship)這概念。他認為教育研究不能單靠實驗統計,以為數字就代表「客觀」事實,還應該有「質性研究」。他以「專業品酒師」為例說,到今天我們還沒有一套單靠機器讀數或化驗結果評定「酒品」的方法。內行的品酒師,似乎有一種能力,能結合味覺、嗅覺、視覺,說出酒的品質。令人驚訝的是,他們往往還能推斷出酒的產地、年份、釀造過程。

品酒師除了要有知識外(諸如葡萄的種類、酒桶用甚麼材料製造等),還必須嘗酒(但不是「牛飲」)。知識、經驗、感覺在品嘗過程中融合,讓品酒師道出酒所包含複雜而微妙的分別、特性、品質。那麼:「怎樣才能製造出最好的酒?」品酒師可能只會說:「酒各有特色,世上沒有『必然』釀出好酒的公式,我的專長只是能道出普通人難以名狀的品質。」

「品酒」與「質性評鑑」的道理相同。例如,高中通識科要求老師對學生的批判思考、創造力、高階思維,屬「質性評鑑」範疇。問題是:老師面對的學生人數眾多,每天的批改量大,對學生的作業只能匆匆「牛飲」,何來時間「細意品嘗」?還有,我們的評核方式,常態是填充、選擇題,評改問答題亦只是「見點給分」,那來老師和學生對「欣賞品質」的訓練?考評局吹噓的「網上評卷系統」,「由兩位閱卷員評改一條試題」,又如何能讓老師準確掌握學生答案中「難以名狀」的「思考品質」呢?

「智力」的迷思

(2010年5月19日星期三)

不少人相信,「智力」(intelligence) 是決定「學業成績」(achievement) 的重要因素,而智力是天生的,即上天給你多少,是沒法改變的事實,可以做的只是「將勤補拙」。新聞報導亦常提及,某某因意外傷及腦部,自始智力衰退,因此相信「智力」跟人腦的大小和內部結構有關。

腦袋的運作固然影響人的思維表現,可是,環境因素亦可以刺激大腦思維能力的發展。有人曾以老鼠作分組實驗,發現那些終日碰撞到玩具、阻礙物,在「複雜環境」(complex environments) 長大的老鼠,比那些只關在小籠裡的老鼠,腦部視覺皮層細胞的「突觸形成」(synapse formation)次數多出25%,跑迷宮的成功率亦高出很多。

科學雖發展迅速,但至今仍未能解釋腦部結構和教育、學習、認知等活動的關係。然而,可相信的是,讓孩子處身於「要用腦」的學習環境,多接觸事物,在學業上經常得到「回饋」,有助「能力」的發展和提升。

不少學者(如 Gardner, Sternberg)亦曾提出所謂「智力」亦非「單元」,人可以有不同方面的優勢(如運動、音樂等)。雖然如此,學校裡要「教」學生的東西大部分其實都是很「基本」的,都可以「學」得來的。只有在極度強調「天賦」和「競爭」的環境裡,例如幼稚園和小一竟要考「入學試」,又或像香港高考般把課程定在超高難度水平,人才會以為「智力」凌駕一切,並把失敗歸因於「生來愚魯,雖努力亦徒然」。其實上天並沒有給人愚蠢的腦袋,「以為自己很蠢」才是學習的最大心理障礙。

教師如回鄉的遊子

(2010年5月13日星期四)

Maxine Greene是個能融合「現象學」和「存在主義」探討教育問題的當代學者,且可能是碩果僅存者,但今年已93歲了。由於她的文章經常引用小說、詩歌、藝術作品,故不易讀。

不少人都說「教育」要「啟發人的思考」。但何謂「啟發」?Greene的看法是人存在於直覺的生活世界,但直覺多只是表面觀察,故能引導學生利用「概念」對直觀世界進行規範性思考,達到新的境界,就是「啟發」。常人以為「學習」就是把「不懂」(strange) 的變為「已懂」(familiar);按Greene的理論,把以為「已懂」的事物還原為「不懂」,挑戰自己「想當然」(taken-for-grantedness) 的思考,更是重要。

Greene 並非鼓吹標奇立異,而是要人保持清醒的頭腦,這對當老師的尤為重要。社會對學校的要求充滿矛盾,老師容易感到氣餒,因此必須經常回到哲學層面思考諸如甚麼是「人」?甚麼是「知識」?甚麼是「價值」?等問題。她說教師看待身處的環境,要避免墮入慣性思考的陷阱,這就像「回鄉的遊子」 (Teacher as Stranger),重訪昔日家鄉一樣,雖有濃烈的感情,卻要重新認識和審視似是熟悉的事物。

八十年代美國右翼政治當道,宣揚「自由」就是人對「私利」無限制的追求,Greene 站出來反對說,真正的自由應能令人看出甚麼是可能和應為,抗拒流行思想對意識的箝制。在今天的香港,政治歪理充斥,經常「指鹿為馬」,如甚麼「均衡參與」、「優化結構」、「國情教育」、「高教產業」等,教育工作者實有需要從「哲學」層面予以戳破和解構。

教育書籍仍有市場嗎?

(2010年5月12日星期三)

我喜歡看書買書,尤其是與「教育」有關的書。但可惜得很,不少由集團經營的本地中英文書店,店內「教育欄」放的多只是考試練習,亦有些索性不設教育欄了。售賣學術書籍的大學書店,雖然仍有教育專欄,但架上書種的數量愈來愈少,位置也續漸被「教授英語作為外語」(Teaching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TESL)的教科書佔據,令人以為教育就等於TESL。

書店為求生意只賣暢銷書和教科書是可理解的,要買理論書籍的也許網上購書去了。然而,我發現近年寫學術理論書籍的作者也少了。據在大學教書的朋友跟我說,他們都以「著書」為畏途,原因是大學裡的教研評審標準,並不把「書籍」當作「學術著作」,只有那些登在「學術期刊」的「文章」才算數。

學術期刊的文章,每篇限四千至七千字,學者們只好不寫長文,專攻短文。寫一本具系統性論述的書一來耗費心力時間,二來不會得到大學評審機構的認同,為何自討苦吃?要投稿學術期刊,最好是能夠迎合該期刊近來的話題,否則會被視為「不合潮流」或超過字限而遭退回。

上一代學者沒有被「評審」這金剛箍壓頂,有人可寫出氣魄懾人的傳世著作;今天寫慣了短文的教授,就算獲得出版社邀請出書,最多也只會把往日的短文結集,令人懷疑社會還能否培養出可寫經典名著的學人。不過,在我們這個吃快餐填肚和服特效藥治傷風的年代,又有多少人願意花時間去看嚴謹的長篇著作呢?

甚麼是深?甚麼是淺?

(2010年5月6日星期四)

有學校表示,學期考試中通識科不合格的學生達15%,令人憂慮。教育局發言人的回應是,這情況可能是由於老師期望過高或過於急進,出卷過深,故建議學校多出填充和選擇題,並應由較淺的卷一入手。

對學生來說,填充和選擇題可能較容易,這是由於這些考核方式考「識別」 能力多於「組織表達」能力。然而老師和學生憂慮的,正在於如何由「識別」過渡至「表達」。多用填充和選擇題這建議並不能解決問題,只是把問題押後,學生不會因此變得善於「表達」。

局方提出要「由淺入深」相信沒有人反對,問題只在於甚麼叫「淺」?甚麼叫「深」?某道題目學生不懂回答,或錯多對少,我們會認為題目很「深」,但細心研究下,又可能發現該題目只涉及瑣事或背誦,與深度無關。通識科號稱「跨學科」,對深度的描述卻只粗疏地限於「羅列概念資料」、「明白意見分岐」、「反省判斷」等一般性概念,對如何實際應用在要求嚴謹的擬題和閱卷方面,卻付諸闕如,這實欠說服力。

另一例子是上周某官員教學生如何「讀好通識」:多閱讀、溫故知新、有判斷力、掌握理據就可以了,但不要「吹水」,若只懂「吹水」,一定會低分甚至「肥佬」。官員們不喜歡「通識科」被評為「吹水科」是可以理解的,但從其「讀好通識」的建議內容看,豈不正是該科只要求「吹水」的明證和給預備「吹水者」的最佳建議嗎?

通識科最難教

(2010年5月5日星期三)

據中學校長會調查,新高中的通識科最難教,究其原因,除老師欠缺教學經驗外,學生的知識和語文能力亦有很大的差異,故提議當局加撥資源,讓學校增加人手和改建課室,實行小班授課。

教育局的回應是,學界對新高中未適應是意料中事,不用擔心,並已給予學校額外資源推行新高中課程。局方這番話有點叫人失望。眾所周知,通識科由理念至評核都問題多多,卻即行上馬,現在說成是學界的「適應」問題,有把問題推給「執行者」之嫌。在資源方面,局方的回應是否想凸顯學校未能善用資源?果真如此,局方應否派員到學校,指導校方如何解決上述的問題,因而不必以小組形式授課,或說明在現況下學校怎樣可以找到額外的人手和課室,實行小班授課?

局方又列舉數字,說已培訓了8800名通識老師,其中接受60小時以上培訓的有2700人 (不過,從前說過基本的通識師資培訓課程不應少於100小時),下學年還會繼續培訓超過5000至6000人。既然有這麼多的老師已經接受培訓,為甚麼學界還嚷著說人手不足和教學困難呢?這是不是「培訓課程」有問題或成效不彰呢?這些所謂培訓,究竟教曉老師甚麼呢?

教育局經常提醒進行外評的學校,不要「篤數」,即只提某項目已投入多少資源,或有多少學生參加,而應以學生的「成績和表現」作成效的標準。為甚麼這種「不要篤數」的忠告,並沒有在「通識培訓課程」上顯現呢?

布魯納

(2010年4月29日星期四)

在教育學裡,相信不少人都聽過布魯納(Jerome Bruner)的名字,或讀過他的理論。我對他特別感興趣,除了因為他在教育界極具影響力外,還由於今年90多歲的他,在不同時期的著作反映了教育理論界的變化。

布魯納年青時是個在實驗室裡研究老鼠「行為」的學者,可是在戰後投入所謂「認知革命」(Cognitive Revolution),專門研究人的認知問題。令他名聲大噪的是他在1960年提出的「螺旋課程」(spiral curriculum) 理論。他認為我們教給學生的,不應是零碎的資料,而是學科的「基礎結構」。那怕學科如何深奧難懂,只要我們嘗試,總會找到方法,把這基礎結構如實地教給不同年齡的學生。課程設計應讓學生不斷溫習這些結構,並每次把深廣度提升。布魯納後來還按這理論設計一套《Man: A Course of Study》的學校課程和教材,可惜政治環境因素令該課程沒有成功推行。

布魯納希望研究的,是學生如何建構「知識」。當年的認知科學逐漸把人的腦袋當作「計算機」,視個人認知為運算的結果,布魯納越覺不對勁,70年代後他公開批評這些理論,並轉而進行歷史和文化研究。在90年代後他寫過不少書,解釋所謂認知問題,是人在社會規範裡尋找「意義」的問題,而學校教育只是反映社會文化的場所,學生也不是單獨作業的學習者,故群體的學習很重要。

由「行為主義者」變成「認知主義者」,再以過來人的身份批判「認知主義」,投入文化研究,處處可見布魯納對學問的反覆思考,無懼於打倒昨天的我,反映一個學者的誠實和良知。

雪融化變成甚麼?

(2010年4月28日星期三)

自然課上老師問:「雪融化變成甚麼?」大部分學生答:「水」,可是,有一個學生答:「春天」。

第一次聽到「春天」這個答案,你或會感到錯愕,但回心一想,又可能覺得這答案很好,有詩意、富想象力、具創意。

如果考試時遇上這題目,對極富創意的學生來說,也不會冒險寫「春天」而不寫「水」。偶爾遇上欣賞創意的老師,寫「春天」可能會得到嘉許,但碰著個按標準答案改卷的老師,可能只得「交叉」一個。

有人提議改革「考試」,聚焦於考核學生的高階思維和創造能力,試題要用「開放式」,好讓學生有所發揮。

可是,怎樣評卷才好呢?在強調競爭的香港,考試是選拔的工具,以分數論成敗,因此認為評卷不能有「主觀」成分,以確保考試的公正性。例如在號稱培養學生批判思考的通識科,為令評卷達至一致性,設有「網上評卷系統」,並同時由兩位閱卷員評改一條試題。

要知道,評分的一致性並不等於有效評卷。假如人人皆認定「水」是問題的答案,答「春天」的卷就算重改百遍也是得零分。只有當知遇者出現,認為「春天」值得更高分數,把評卷叫停,「春天」才會有生機。

可是,久而久之,當學生知道「春天」可以取得更高分,這又會淪為背誦的答案,談不上創意了。因此,問題的癥結不在於用甚麼辦法減少閱卷的「主觀」成分,而在於這些「主觀意見」反映閱卷員有多少識見和有沒有開放的心靈。

怕直選?

(2010年4月22星期四)

94年至今,參與「教育人員操守議會」兩年一屆選舉的候選人數,由首屆的72人下降至前年30人(今年在催谷下上升至49人),參與選舉論壇的選民只有2至12人,場面冷清。「操守議會」遭冷待,主因是該會並無任何法定的監管實權,極其量是向教育局常任祕書長提供意見,是隻「無牙老虎」。

眾人最初殷切期望的「操守議會」為甚麼沒有發展成為「教學專業議會」?官方的解釋是大家對「議席產生辦法未能達成共識」。政府要求保存相當比例的「委任」制,反對「專業議會」以直選為主的方式選出代表。

為甚麼「怕」直選?有說是最初熱衷於成立「操守議會」者,認為香港的教師工會勢力過大,能呼籲千計教師上街抗爭,因此要成立一個「專業議會」,賦予法律上的權力,好與教師工會「抗衡」。可是,如意算盤打不響,操守議會的直選議席,結果大部分由工會推荐的候選人獲得。目睹「以公會制約工會」不能實現,最初的熱衷者全身引退,改攻為守,動用各種政治力量防止「操守議會」擁有實權,讓其角色「模糊化」,同時又堅持要有大量的「委任制」。在這種情況下,除非工會式微,不再對「直選」有影響力,否則政府不能安心,亦不會贊成「直選」。

上述說法能反映多少實況?相信只有局內人才知道。操守議會定下去年為「教師專業年」,但我只想寄語該會諸君:「路漫漫而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教學專業議會」還要待多久?

(2010年4月21日星期三)

專業的可貴,在於為大眾提供「普通人不懂」的知識。例如醫生、律師、會計師,普通人要作出某些重要的決定的時間,要借助他們的專業意見;亦因此,業界的操守和自律至為重要。每個稱為專業的界別,都有其「公會」,負責訂定規章、審查會員資格、調查違紀個案,以至懲處專業失德者。

教學界的情況又如何?82年教育顧問團報告書已建議設立「香港教師組織」,94年「專業操守議會」才成立,可是該會沒有權力給教師發牌除牌,或主動調查違紀行為,這些權力仍屬教育局所有。97年特首董建華說要成立「教學專業議會」(General Teaching Council, GTC),職能包括審定教師資格、監管專業操守等,還批出二千萬元作籌辦費。可惜隨後政府又說「議席產生辦法各方未有共識」,GTC拖延至今還沒有成立。

GTC既然未成立,由誰來調查和處理專業失德呢?如涉刑事,例如教師性侵犯學童,當然會由警方偵查和刑事提控,報章亦會刊載,但教育局並沒有公開交待有否把罪成者「除牌」。因此有校長剪下報章資料存檔,互相傳閱,以免在聘任時「中招」。

某些失德行為雖未至於觸犯法律,卻非教學人員的應有操守,實應譴責或除牌。而這些個案,理論上應由「專業操守議會」負責。然而,該議會沒有主動的調查權,就算能按投訴立案調查,最後也只能把結果呈教育常任秘書長作決定,因此被譏為「無牙老虎」。「教學成專業」的前路舉步維艱。

生活與社會科(二)

(2010年4月15日星期四)

昨天提及教育局建議在初中開辦「生活與社會科」,取代「經公」和「社會教育」兩科。官員又說,現時小學課程已加進中國經濟和社會的內容,這初中新科目亦有「中港政治體制」等課題,故形成中小學「一條龍」的「國民教育」,再加上各種內地交流團,將能啟發學生對中國的情感。

翻查歷史,「社會教育科」始於1975年。Paul Morris等學者曾研究該科的「沿革」,發現當年該科表面上說是為「非學術傾向」的學生而設,但政府卻充滿「政治」考慮:當年大批內地移民來港,對英殖民政府沒有好感,該科若在內容上對政府多作讚譽,不談政治,只重公德,相信有助殖民統治。1984年中英公布香港97回歸後,該科便作修訂,不理會「學校不准談政治」的規例,加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體制、「計劃經濟」的好處等內容。課程為當權者政治服務,明顯不過。

然而,「社會教育科」始終不受學校歡迎,這並非學校不願意合作,而是該科的「學術」定位過低,又不能上接任何會考科目。至於課程文件所提的「探究發現」教學理想,誰也只當是聊備一格的論述而已。

現在要藉「生活與社會」達成的「一條龍國民教育」,究竟是延續「課程為當權者政治服務」,還是讓學生獲得具批判性的「愛國教育」,有待觀察。待考的還有那些為製造「中國情感」而設的「交流團」,跟70年代在大學裡由「國粹派」同學搞的「統戰團」有甚麼分別。

生活與社會科(一)

(2010年4月14日星期三)

教育局打算在2012年推出初中「生活與社會科」,以取代現有的「經濟及公共事務」和「社會教育」兩科。官員在介紹會強調這新學科在內容上更能與新高中的「通識科」銜接,可打好將來讀通識的「基礎」。

高中必修的通識科自去年實施以來,從目標到教、學、考各方面的問題不斷浮現,該科正在「摸著石頭過河」的處境。當局理應深切反省這科在「課程發展」上出了甚麼問題,汲取教訓。然而,打算在2012年推出的「生活與社會科」,竟說是高中通識科的「基礎」。究竟所謂「基礎」是甚麼意思?

「基礎」的說法可以有以下幾種解讀:
1. 把高中通識科的「課題」預先說一遍。這其實說不上是甚麼「基礎」。
2. 類似數學科不先學「公因數、公倍數」不能明白「通分、約分」一樣;不先學「生活與社會科」將不能學懂高中的「通識」。若然如此,應用邏輯說明及提出實證。
3. 「螺旋課程」設計,即課程設計者通曉學科的「知識結構」,提出能配合不同年齡學生的認知特性,既有「連續性」又有「順序性」的學習階梯。果真如此,應首先說明「通識科」有甚麼「知識結構」。

「生活與社會科」一旦成為高中通識的「基礎」,通識科的各種毛病勢將延及初中,學科教師亦將進一步無立錐之地。還有,隨後又有官員補充,「生活與社會科」同時造就了中小學的「一條龍式國民教育」。這種論述更令人擔心,明天續談。

縮班殺校

(2010年4月8日星期四)

「縮班殺校」的威脅今天已由小學延伸至中學,教育局抗拒「小班教學」,提出「自願優化班級結構」計劃,即要求現時開辦5班中一的學校「自願」減收一班,希望大家能一起「捱」過這一關。儘管不少人都質疑這方法的實際效用,但現任局長的態度跟前任局長的「權在我手」顯然是有分別的,也是值得欣賞的。

「五班減一班」計劃難收效,據聞是因為「名校不願減,非名校怕標籤」,這種「搏奕」的結果,其實只有兩敗俱傷。因為家長「崇拜」名校,收錄第三組別學生的學校會首先遭秧。然而,第三組別學生是不會消失的,他們會派進第一二組別學校,這些學校的老師就只能暗裡叫苦,嘆說學生水準「每況愈下」、「無學習動機」、「不可教」等。嶺大學者許寶強所謂教育界的「犬儒主義」還將添上「家長假裝自已有第一組別的子女、教師假裝教授第一組別學生、學生假裝能夠學習最艱深的課程」這現象。

當局把學生按成績分為三個組別,是希望家長和學生尋找「合適」的學校,同時讓學校能由學生的成績水平出發,設計課程和教學。回顧部分學校的歷史,的確有些是辦得差勁、年年負增值,令收生不斷下滑至第三組別的學校,家長「裹足不前」亦有其道理。不過,我們也有部分用心教導「成績稍遜學生」、矢志「濟弱扶傾」的老師,他們更值得尊敬,學校遭殺掉,令他們沒有立足之地是頗為可惜的。

你想教學生「甚麼」?

(2010年4月7日星期三)

在日常生活裡,我們很少會作「物理學」的觀察、「經濟學」的分析、「地理學」的研究。日常生活所依賴的,不是知識,是直覺。然而,處於不同工作崗位的人,他們的直覺並不相同,亦有高低之別,例如:某工程師或許只需稍作巡視,即能明白樓宇有沒有倒榻的危險,棋王只需瞟一眼,即知道棋局的成敗,普通人不能。假如要求工程師和棋王作解釋,我們會發現,沉澱在他們的直覺裡有「知識」,而這些「知識」並不存在於一般人的「直覺」。

教學的困難之一,是已沉澱在老師直覺裡的「知識」,通常不是學生的「直覺」。物理老師說:「物質是由粒子構成」,學生以為「粒子」像沙粒;中文老師說:「韓愈提倡文以載道,是古文運動的復興者。」學生聽不懂,睡著了。如學生說:「不明白!」老師多回答:「讓我把剛才的話重複一遍。」

近年在眾多教學研究中,能特別針對上述問題作研究的,是英國的一群學者(Millar, Leach, Osborne, Ratcliffe)。他們提出了一個概念,叫「學習難點」(learning demand) 。他們倡議老師在教學前先回答以下的問題:(1)你想教學生「甚麼」?;(2)你知道學生在日常生活裡如何理解這個「甚麼」嗎?;(3)找出上述兩者的差異,即「學習難點」;(4)針對「學習難點」設計教學活動。

要注意的是,他們所指的「學習難點」與甚麼「共通能力」無關;「教學活動」諸如工作紙、遊戲,是因應「學習難點」設計的,這才是真正的教學目標。

由自然思考出發

(2010年4月1日星期四)

上課時老師問:「為甚麼我們要植樹?」學生踴躍回答:「綠化美觀嘛!」、「樹長大後可遮擋陽光!」但老師全不接受,最後自行揭盅說:「多種植物可加強氣體交換,植物吸收二氧化碳,釋放氧氣。」

老師的答案固然對,「氣體交換」不但完全符合課程內容,還具有生物學的「識見」。然而,哪個學生會想到這樣的答案?

另一條類似的問題:「把『圓』切開360等份,每份有多大?」可能「360」是個提示,學生懂得回答:「一度」。明顯地,這個答案的前題是先要把「圓」看成是一個「角」,然而,這並不是自然地看「圓」的方法,一般人應該把圓的切割看成是個面積問題才對。

外諺說:「手中拿著鎚子的,看見周圍都是釘子」(Hammer in hand, see nails everywhere) 。 老師所提問的往往只期求得到心中的答案,因此教數學的只要數學答案,教生物的只要生物答案,忘記了現象學家胡塞爾 (Husserl) 所 謂看事物的「自然態度」(natural attitude) ,亦因此沒法引導學生完成由「不懂數學到懂得數學,不懂生物學到懂得生物學」的旅程。

不要誤會我在鼓吹放棄教數學、生物學等科目。老師不懂數學、生物學,上課時「胡謅亂吹」更危險。近年教育研究把「讓學生深入了解學習內容」視為「教學」的最重要目的,這不但說明光背定律,硬套公式的學習模式扭曲了學習的意義,還指出老師必須深思如何由學生的自然思考出發,啟發興趣,引導他們跨進知識的大門,拓展視域,領略所教所學的意義。

優質教學

(2010年3月31日星期三)

「要保證優質教學,老師先要對所任教的科目有深厚的認識,明白其內容結構,並通曉把這些學科知識授予學生的方法,令他們能提出尋根究底的問題。」上述說法是美國國家研究局贊助並由 John Bransford等學者在2000年撰寫的《How People Learn》一書「教學篇」的結論。

這結論跟一般人對「優質教學」的聯想有很大的差距。到今天,不少人還認為,優質教學就是活動、討論、問答、分組、遊戲、習作紙、電腦科技、專題研習 ……。教育局的質素保證觀課表上還列出部分這些授課「形式」,方便官員核對和評估教學質素。有見及此,不少老師為求觀課「過關」,胡亂地加進上述元素,結果是「遊戲討論樣樣有」,但對明眼人來說,「那仍是很糟的一課」,因為方法是由「教甚麼」積累和發展出來的,老師需要反復使用才能掌握,平日不思考這問題的,很難一步到位。

更值得留意的是,Bransford除了沒有說哪種教學「形式」最可取之外,還把「學科知識的學習」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並指出每個學科都有其知識系統,老師不但需要透徹掌握,還要由此發展出「把金針度予人」的具體辦法,令學生可以對知識產生興趣和領悟。這講法跟從前介紹過 Shulman的「學科教學知識」互相呼應。從我的角度看,這也是對甚麼所謂「八大學習領域」、「共通能力」說法的質疑和否定。

不少校長都可能看過這本書,原因是教育局前常任秘書長羅太曾把這本書寄贈給所有學校校長作為推薦讀物。

雙腿並用

(2010年3月25日星期四)

學校裡教授的主要是學科知識。這些知識有項特點,就如同文德叔所說:「……不是天掉下來﹐而是通過歷代先賢在失敗中堅持探索方有所成」。學校教授學科知識,目的是「避免代代發明輪子一次」(re-inventing the wheel) 。因此,諸如「光波原理」「大陸板塊理論」等知識,由老師教授較理想,學生靠「自行探究」而獲得的機會甚微,就算要自行探究,也需要一定的知識基礎。

然而,這並不是說,學習過程不需要「探究」,或類似教育當局所說的:小一至中三是「基礎知識積累」階段,高中上「通識科」,學生開始進行「思考探究」。恰恰相反,「積累」和「探究」兩種模式必須交替進行方能有效,怎樣說學生也不能等9年後才開始另一種模式學習。

這就像要跑步不能先訓練左腿,然後才訓練右腿。「只訓練左腿」,是要學生記下一堆資料概念,或重複某算式而不求甚解。「只訓練右腿」就是叫學生探索研究、獨立思考,卻不給予知識內涵,學生不明白探索的目的,正是要分辨知識的真偽。

舉例來說,老師教授「光合作用」,目的並不在於要學生記著「植物利用陽光和葉綠素製造養料」這結論,我們同時還要培養學生的懷疑的態度,探究的精神,例如:我們怎樣知道這「理論」是真的還是假的?是否適用於所有植物?有沒有例外?

教學理論也似有這「時髦」現象,時而關心「左腿」,時而專注「右腿」,但為師者須知,走路時要雙腿並用,方為正途。

女孩子害怕數學

(2010年3月24日星期三)

教育研究顯示,男女在數學潛能方面並無分別,成績上男生卻往往佔優,造成這種差距,女生「害怕」數學是主因。那麼,是「誰」令女生「害怕」數學呢?

芝加哥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小學的女教師,經常在教學時流露對數學的恐懼,影響所及,她所教的女生也對學習數學失去信心,逐漸形成「女性的數學能力較差」的觀念,甚至令她們從此迴避所有跟數學有關的科目。老師對數學的害怕,原來是會傳染的,問題是社會環境只令女生受影響。研究說這問題很難解決,因為美國的小學教師女性佔90%,並且大部分沒有修讀過數學。

香港的數學教育也有以下的一段歷史。白居雅女士 (Kay Barker) 在1961年至1991年曾任港島聖士提反女校校長,她是英國人,劍橋數學系畢業。退休後她曾撰文說,香港在1960年以前,「數學」並非中學會考的必修科。不少人相信女生的數學能力較弱,因此學校容許女生升上中四後以「家政」代替「數學」,這種情況在當時十分普遍。港大在1974年擬把中學會考數學合格訂為入學條件,遭各女校校長群起反對,她卻力排眾議,獨力支持,因此被視為「出賣其性別」的校長 (a traitor to her sex) 。

社會上對數學能力的「性別定形」(gender stereotyping)看來沒有怎樣停止過。我當校長的時候,不少家長仍跟我說:「女生一般是數理盲,讀理科無前途,最好讀文科。」究竟他們是否知道,這種想法正是造成女孩子難學好數學和理科的元兇?

到台灣買書

(2010年3月18日星期四)

每次到台灣,我都逛書店。台北市重慶南路書店林立,是個好去處。此外,「誠品」也很好,書種多且通宵營業,還不禁止客人「打書釘」。在這些地方,隨時可消磨一整天。

我愛逛台灣書店,還因為在那裡可以買到香港買不到的書。例如,年前買到由李登輝主持的「群策會」所出版的《台灣,不是中國的》。但首先聲明,我非台獨分子,也沒有支持台獨。

這本在2005年出版的書,雖然不是甚麼嚴謹的學術著作,但總算是言之有物,把「台獨」人士如何看台灣歷史交待一遍。要了解台灣綠黨的看法,他們怎樣演繹「住民自決」這概念,這書亦有其可讀性。可是,香港的書店找不到這本書,連中大和港大的圖書館也沒有。

在這個號稱擁有言論和出版自由的香港,教育當局近年還經常強調要訓練學生「獨立思考,多角度看問題」,但在政治舞台上和傳媒裡有形和無形的禁區卻愈來愈多。新高中通識科是必修科,其中還有「今日中國」單元,課程綱要裡卻找不到「台灣」兩字。這有點不幸,因為學生不能透過正規課程認識台灣問題。然而,這又有點幸運,因為一旦台灣問題上榜,將又是一輪「統或獨?還是統好!」的「表面措辭」教學。為甚麼說是「表面措辭」呢?因為老師連支持「台獨」的資料也找不到,能有多少「多角度」思考?

不少老師都愛看書,說深圳的書城好,書多價廉,我卻認為也應該到台灣購書,因為有些書只在那裡才找得到。

難說真心話

(2010年3月17日星期三)

嶺大學者許寶強認為教育界瀰漫著「犬儒」心態,大家都很認真地幹著「不斷重複無意義、儀式化的例行公事」,課堂上學生在假裝學習,教師亦明知自己的教學是沒效果的,卻認真地備課、設計活動,學生和老師都在無謂的事情上虛耗能量。

要維持課室裡的秩序,訂定某些「規矩儀式」實有必要。但課堂教學缺乏「意義」,我認為問題除了是由於老師對儀式規矩的過分依賴,反省不足外,亦有其社會因素。例如,表面上社會提倡開放自由、批判思考,但政治結構以至當權者的言論卻是反其道而行,老師不是不知道的,奈何難說「真心話」。

例如通識科說要培養學生的獨立思考,焦點應在於審視思考過程方法,不應對內容和結論預設框框,縱使學生所下的結論是非主流的或與當權者的的相違,老師亦要真誠地接納。然而在今天的香港,所謂「政治敏感」的話題越來越多,要是學生在經過理性思考後,認為「港台藏」應該獨立,「基本法」不合時宜應該修改,「公投」並非「違憲」,贊成「零八憲章」,他們會得到怎樣的「對待」?會考答案卷上如有這類答案會得到甚麼分數?或者,考卷裡根本不會有這樣的命題出現。

每當政治上出現跟當權者相反意見的時候,必然會有人提出學校要加強「愛國教育」,明明是「價值灌輸」,卻強說是「了解國情」,還認為應該先從教育老師「入手」。在這些壓力下,老師可以不虛應或「犬儒」嗎?

贏在起跑線上

(2010年3月11日星期四)

呂大樂在《四代香港人》中說,80後以至90後出生的孩子,能享受的物質比較豐富,卻失去了所有的自主空間。我看這跟今天的香港人不願意多生孩子也有關。今天獨生子女多,不少擁有父母親全天候360度的「服待」。

據我的觀察,今天的父母更關心孩子的「競爭力」,目標之首往往是要孩子「贏在起跑線上」(head start),以下是一些見聞:

父母親曾是某名校學生,畢業後從不回校參加活動,一旦懷孕或打算懷孕後即加入舊生會成為活躍份子,為的是肚裡的孩子將來的入學前途。

還未到入讀幼稚園的年齡,把孩子送到數個收費極昂貴並由「外籍」人士主理的「遊戲班」(playgroups) ,為的是替孩子「打下良好的英語基礎」,又可以向同樣緊張的其他家長「收風」和交換「情報」,籌劃如何打進名校幼稚園,例如入學面試會問孩子甚麼問題,應用甚麼策略回應等。

孩子同時入讀上下午兩所不同的幼稚園。上午校是中文校,下午校是英語校,相信這樣孩子將會拿到兩張畢業證書,增加入讀「名校」的機會。

打進了名校幼稚園或小學後則不斷埋怨學校的功課多,測驗深,學生苦,放工回家和孩子「跟」默書「溫」考測至筋疲力盡,有些甚至迫得放棄工作,全職照顧孩子的「學業」,然而家長見到校長和老師卻「哼一聲」也不敢。

上述這些家長,要當心的是「贏在起跑線上」並不一定美妙,對不少孩子來說,這是揠苗助長,甚至是身心的摧殘,結果可能是「輸在終點線上」。

模仿與探索

(2010年3月10日星期三)

Howard Gardner 曾寫過以下兩則故事。他曾到新加坡會友,當地朋友帶著8個月大的孩子,說要跟他拍照。他說在美國遇上這種情況,他會先避免和小孩目光接觸,好讓他放膽打量這陌生人,接著他會除下眼鏡,交給小孩把玩一會,逗他好感。可是,這方法在新加坡行不通,那小孩對他的眼鏡摸也不敢摸一下。詢問下才知道新加坡人是不容許孩子在家裡隨便摸東西的,怕他們遇上危險或把物件摔壞。

又某年他夫婦倆帶著歲半大的台灣養子到中國南京旅遊。每天離開旅館時,他們都讓孩子玩一遊戲,就是把鎖匙投進大堂的匙箱裡。由於匙箱位置頗高,孩子不能每次都投中,因此覺得很好玩。然而,路過的人對此總是看不順眼,要幫他一把,並以目光責罵他的父母。

Gardner續說,世界充滿挑戰,西方人傾向鼓勵兒童自行探索,並認為這越早開始越好;東方人則認為世界複雜,孩子要學的東西很多,故採用模仿和漸進的教育方法,以防遺漏。哪種方法較可取?過分強調「模仿」則孩子縱有知識卻不懂在陌生環境使用;過分強調「探索」則孩子自以為有創意卻缺乏完成工作的能耐。因此,用「模仿」或「探索」為起點皆可,但孩子必須有機會接受這兩種教育方式作「交替對比」。

Gardner 是心理學家,卻能從文化觀點思考教育。他還說過,世界上值得欣賞的教育制度,必建基於自身的社會歷史文化,去蕪存菁。他的觀點和結論,值得香港的教育主事者重視嗎?

教師主導與創意空間

(2010年3月4日星期四)

中大教育學院的黃毅英教授寫過一篇短文,論述「中國式」的教學,頗為精闢,故不避文抄之嫌摘錄如下:

「全球均把眼光放在中國式的學習方式。它的課堂應以講授為主(中間當然可以加插學生活動、答問、堂課等),最好做到『教師主導而按學生為中心』(即教師既是全場的導演,但同時按學生的反應而調節),目的是將基礎知識有效地交給學生,學生從而建立了發展創意思維的基本功。… 更有人指出,中國人其實是透過『入法』,再進行『出法』。可惜我們往往只看到『入法』,便定論中國式學習枯燥不堪,沒有注意到中國人還有『舉一反三』、『由疑到悟』這些『出法』的部分。」

現職大埔教院課研中心總監的高寶玉博士曾研究過內地特級教師的教學和生平,把資料寫成博士論文。她指出不少被評為優秀的教師,在課堂上「教師主導」的成分頗高,卻不構成「學習限制」,原因是師生在課堂以外的接觸機會很多,亦師亦友的關係不但確保學生有創意表達,還讓教師完成教書育人的使命。

香港是個東西文化交匯點,這大概是項優勢,令我們容易明白外國的教育理念和制度,我們的教育改革亦因此每以「與世界接軌」為前題。然而,香港也是個中國人的社會,傳統文化給我們塑造各種教育典範和處事方式,我們實應先探究自己在教學文化上的優缺點,去蕪存菁,既不要犯上「敝帚自珍」的毛病,也不要看見「外國月亮」就認定它是「特別圓」。

誰有學習障礙?

(2010年3月3日星期三)

在加拿大北面以因紐特人(從前稱愛斯基摩人)為主的學校裡,有位非本地人任校長,他向到訪的語言治療師說:「這裡三分一學生有語言障礙」。他開列名單,在學生名字旁還加上「很少上課時發言」等評語。語言治療師向一位有份教導這些學生的因紐特人老師查問,他說:「有良好教養的因紐特孩子上課時不應說話,他們應該小心聆聽和觀察。」

語言治療師又問該老師:「某孩子看來很活潑,愛說話並口齒伶俐。你看如何?」他答道:「麻煩就在這裡,我們有些孩子智力不強,總是愛說話。你看他有學習障礙嗎?」

究竟愛說話是障礙,還是不愛說話是障礙?說多少才算「正常」?上述的故事顯示,不同社會文化不但對何謂「正常」的觀點各異,對教育的目的和方法亦持不同看法。歐美教育強調培養學生的「表達能力」,鼓勵說話,說甚麼是次要。因紐特人以至中國人社會卻認為「慎言」、「言之有物」很重要,因此在課堂上由老師進行解說,學生聆聽的情況比較普遍。

有人說西方的教育哲學是「學生為本」,別的就是「教師為本」或「學科為本」。據我的觀察,不同的教育模式各有利弊,差勁的「學生為本」教學往往就只有招牌一面,名實不符;優秀的「教師為本」也涵蓋互動教學,學生如用心聆聽,亦非被動。學校既然是固有社會文化的一部分,任何改革創新都必須由認識自己的文化面目和它的優缺點開始,不能硬抄西方的一套。

專科專教

(2010年2月25日星期四)

當稱職的教師需要些甚麼?傳統答案是要有好的學科知識,但學問淵博而教學差勁者大有人在。因此有說老師除要有學問外,還必須掌握各種教育學的知識,如教育心理學、教育哲學等。

學者 Lee Shulman認為上述兩種知識仍不足夠。如何教授科學裡的「物質三態」、數學裡的「分數除法」、地理裡的「板塊理論」、歷史裡的「辛亥革命的成因」、會計學裡的「複式簿記」,方法上有很大的差異,一般性的教學原理只能指出方向,具體的辦法還要靠學科老師憑經驗積累。Shulman 稱這些累積起來的知識為「學科教學知識」(pedagogical content knowledge,簡稱PCK) 。

近年的教育研究亦支持Shulman 的理論,認為好老師除要有堅實的本科知識外,同時還要具有PCK,並因此支持「專科專教」。美國國家研究局還勸人不要相信在教學上有「共通能力」,說這是種危險的錯誤。

「專科專教」亦曾是香港教改的口號,可惜近年已不復多談,亦未見有甚麼「進度」或「成效」報告。中學裡「專科專教」情況相信會比小學好一點,但隨著新高中的推行,學校科目重設,究竟有多少老師被調派到「非其專科」的教學崗位上去,則難以猜測。

然而不少大學的師訓課程,已取消昔日的「分科教學法」,代之而興的是「學習領域」教學法,例如把歷史地理經濟會計等學生「共冶一爐」,這些措施除省時省力外,我想不到對培養教師的PCK有甚麼幫助,或對落實「專科專教」理想有甚麼貢獻

魚眼看陸上世界

(2010年2月24日星期三)

魚只能在水裡生活,沒法了解陸地上的情況,它知道蝌蚪將要長成青蛙,能到岸上去,就央求他歸來時談談陸地上的見聞。幾星期後青蛙回來,告訴魚在陸地上看見很多不一樣的動物。魚拿起筆來,依青蛙的描述把這些動物畫出來,畫成的人原來是直立用尾鰭走路的魚,鳥是長出了雙翼的魚,牛是長有角用鰓呼吸的魚。

在不少課室裡,老師就像故事裡的青蛙,學生像魚。表面上看,老師的解說可以很清楚,學生都在聆聽,他們又能夠重複老師說過的話,但心底裡對事物的看法卻沒有甚麼改變。

不少研究說明,學生並不是一張白紙,他們從日常生活裡獲得各種經驗和體會,並把這些經驗、體會帶進課室,伴隨著他們學習。假如漠視學生已有的識見,教學將會事倍而功半,甚至是徒勞的。縱使學生能背誦標準答案,也可能是囫圇嚥下,並沒有多大的意義。

老師應該察覺,他們教的概念、理論不少是「反直覺」的。例如,物理學說物質由「粒子」構造,經濟學說價格是「市場供求」的結果,還有化學裡原子間有「共價鍵」、「離子鍵」等,實驗觀察也只不過是數據的推算演繹。對好比魚的學生來說,這些理論知識就好像從來沒見過的人、鳥、牛,因此只好靠直覺來作補充,最後達到一知半解的境況。

如果我們多花心思了解學生的困難和錯誤的成因,就不會隨便或胡亂說學生的智商有問題了。

考完再考

(2010年2月18日星期四)

報載香港科技大學擔心中學文憑試考獲相同分數的學生太多,打算自設「性向能力試」(aptitude test),以作篩選。一旦如此,相信其它大學將會效法,到時學生不但要應付文憑試,還要操練各大學自設的考試,令新高中所吹噓要減少考試次數的願望成空。

科大的「做法」反映了些甚麼?首先是考評局引入「水平參照」的做法過不了關,不能滿足大學的「需要」。「水平參照」就是不再拉曲線,只要成績達標,不論人數一律授與相關的成績級別。但如果「高水平」人數太多,大學就沒法從中挑選尖子了。理論上這問題可透過調整等級描述,或製造5***,5**** ……等級別解決。

其次,這反映了大學對aptitude tests的迷信。Educational Researcher學刊近期就有一篇文章,說大學依賴諸如SAT的 aptitude tests收生,十分不智。數據顯示,拿學生的中學成績和他們的SAT分數來看,兩者與學生的大學成績連繫不大,但前者的預測準確度 (predictive power) 卻比後者好得多,因此在選擇上亦應選中學成績作收生標準,SAT分數就算作為兩生成績相若時的取捨方法(tiebreaker),亦極不可靠。

此外,各大學不是說過很贊成新學制要給學生「均衡發展」嗎?新中學文憑上除各科成績外,還載有「應用學習」和「其它學習經歷」記錄,學校裡又有「持續性學習評估」檔案,假如學生的分數相同,為甚麼這些東西不能是「學科成績」以外的標準呢?

說到底,大學關心的只是如何搶收尖子,對自己的行為如何影響中學教育,他們就置諸不理了。

大學入場券

(2010年2月17日星期三)

報載教育局局長和香港各大學最近就制訂中學文憑試的最低收生要求,進行了一場艱難的討論。局長的提議是「中、英、數、通識」四核心科成績為3、3、2、2級,大學則認為這門檻太低,難以挑選優生。據說討論曾陷入僵局,最後大學校長勉強接受3322為基本要求,但聲明各院校會自行制訂其它入學準則,事情才告一段落。

翻查紀錄,大學校長會曾於05年公布,八所資助院校對將來中學文憑試的最低收生要求,是四科核心科的等級為「3322」。既然如此,最近這場「陷入僵局」的討論,是「翻案」乎?是有人食言乎?抑是05年新高中推行在即,為了爭取大學4年制撥款就說「3322,行」,現在收生期近了,就改說「3322,不行」呢?

孫局長說,游說大學接納3322標準是希望有更多學生擁有大學的「入場券」。但誰都知道,香港學位長期不足,稱為「大學最低入學要求」的資格,從來都不是有效的「入場券」,那麼今天苦苦央求大學接納「3322」為「最低入學要求」,究竟有甚麼實際意義?又或者說,大學明知自己有權另加收生條件,為甚麼還要跟局長在「最低要求」上討價還價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從家長學生的角度看,需要認清的是2012年預計有70000人中學畢業,能取得文憑試3322成績者估計有23000人,但本地大學學額只有12000個。即是說,所謂「大學入場券」只是一個抽象符號,如果你的成績不高出3322很多,將不會取得真實的大學學位。

無知的幕

(2010年2月11日星期四)

近日朋友見面,不少提到子女畢業後找工作難。找到工作的,不少說是受惠於人脈關係,與資歷無關。有人會問:這有違「社會正義」原則嗎?但又有人問:甚麼是「社會正義」?

美國哲學家 John Rawls 曾經寫過一本書,叫《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 ,在政治界和法律界頗有名。書中他說正義就是公平 (fairness) ,即人們必須「平等地」分配各種權益。但人有不同的天賦潛能和後天遭遇,怎樣才算「平等」或「公平」分配呢?對此Rawls 曾提出「無知的幕」(the veil of ignorance) 的原則,即假設我們都在一帳幕之後,在幃幔拉開之前,我們不知道自己將會處於那一個身分位置(例如,上天將安排你是聰明還是愚魯,生於富貴門或是貧窮戶,哪個宗教信仰,屬哪個種族),既然不知,就不可能作出只對自己有利的決定,會按理說理。Rawls 又說,任何「公平」的安排,都必須讓弱勢者得到較多的利益。

回到首段的問題,假如你不知道將會出生於「富裕之家」或是「貧窮家庭」,機率為50/50(或按香港情況,富者少貧者多),你會贊成還是反對「由上一代替下一代透過人脈關係找工作」這種安排呢?

提出Rawls的原則和概念並不能改變社會上存在不正義的事實,但以這方法討論「公平」或「不公平」,學生較易明白。我們的通識科指引說要學生討論「香港是個公義的社會嗎?」等問題,卻沒有提出甚麼方法架構,雖然Rawls理論背後的哲學頗艱深,但他的「無知之幕」原理可能是個好的切入點。

國際成績兌換台

(2010年2月10日星期三)

考評局鄭重地宣布,新高中「香港中學文憑試」成績已獲得英國大學的聯招機構UCAS承認,並列出分數對照表。發言人帶著有點似向世界宣布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的興奮,指出這是一項重大的成就。

英國是五年中學、兩年預科的7年制,香港新學制中學是6年制,因此,將來香港中學文憑試的成績竟可兌換為UCAS等級,似乎很「著數」。但細心一看,香港文憑試的某些等級在兌換表上不見了。英國的 A Level成績有 ABCDE級,我們用的是 54321級,公布的兌換率卻是A=5, C=4, E=3。那 B 和 D 去了哪裡?原來UCAS 認為我們的 4高於他們的 C 但攀不上 B,3是高於他們的 E 但攀不上 D, 故分別給 rounded down 為 C及 E。計分方面我們是「吃虧」了。

這些得與失也可說是源自兩地學制的差異。UCAS主要是替英國的3年制大學挑選學生的,我們的334學制宣傳卻說大學4年制才是「世界大勢」。既然如此,為甚麼還要以用UCAS作為「國際成績兌換台」呢?在這「世界大勢」下,考評局難道找不到更合適的兌換機構?

值得憂慮的是,對香港的尖子學生來說,能夠拿文憑試的成績報讀英國大學, 3年後可畢業,比留在香港讀4年制的大學更吸引,因為可節省一年時間。他們就算要往美加升學,拿出UCAS的兌換分,亦極可能得到大學給予「免修學分」安排,甚至直入大學二年級,3年後畢業。當局堅持所謂符合「世界大勢」的4年制香港大學,到時又不知道要拿甚麼來吸引這些尖子「留港建港」了。

三顧才學會

(2010年2月4日星期四)

昨天說過,Nuthall 由觀察老師教學轉移到研究學生學習上去。他用收錄儀器紀錄學生在課堂上做過甚麼,以至私底下的相互交談,由此追蹤和整理出個別學生的學習經歷。以下是一些發現:

一般來說,老師要教的東西,學生其實已懂得四成,只是彼此的四成並不一樣,故此可說學生在課堂上浪費了不少學習時間。然而,這情況是可諒解的,因為老師要面對大群背景和興趣都不一樣的學生,要不出亂子,只好依賴某些常規和儀式(如「問、答、評」環節),對局面進行管理,維持課堂「秩序」。

不少老師以為只要講解生動清楚,學生一下子就可以學會新的知識,但實況多非如此。Nuthall發現,老師通常是不知道學生在想甚麼,或者他們是否真的明白所教所學。要學生掌握某概念、理論、知識,通常都要通過一種漸進的消化過程。在不同的日子和時間,學生會處於不同的心理狀態,故同一教學流程亦會給學生帶來不同的學習經驗。一般學生要面對相同的課題三次,才能學會。這不是叫老師把說話重複三遍,而是說要給學生不同的資料、案例、情境,讓學生從不同的側面了解同一概念。

Nuthall又說,學校的測驗和考試分數,很難說就是學生知識和能力的反映,因為它還同時反映著學生當下的興趣、動機、是否認同考試的目的,是否緊張老師的期望等。他作結說,教育文獻中經常提到教學效能、學生能力、成績等概念和相互關係,多是神話或誤解。

從研究「教」到「學」

(2010年2月3日星期三)

學者Graham Nuthall 長期研究「課堂教學」,相信是這方面最嚴謹的學者。他在2005年發表過一篇文章,細述他的研究和心路歷程,頗有閱讀價值和值得深思。以下是該文的摘要。

他援引 Stigler 及Hiebert的說法,認為「課堂教學」基本上是一種文化和儀式的混合體 (cultural ritual) 。Stigler 及 Hiebert 曾說 ,課堂教學就像在家裡吃飯一樣,餐桌的擺設以至吃飯時的行為均由一套習慣和不明文規矩支配。

老師如何教學受自己求學時老師採用的教法影響最大,並不自覺地變成教學常規。這些習慣難察覺,只有在比較不同的「文化」時才顯現。例如,美國的學校教學方式差異不大,要知道美國的教學特色,就只有透過和別國(例如日本)相比較時才能明白。不先去了解自己的教學文化而談教育改革,多是徒勞的。

他又說,課堂上所謂的「師生互動」,不外是「老師發問、學生回應、老師評論」的循環。這種「問、答、評」模式,在歐洲語系國家盛行。他的助手曾用錄音機錄下一些資深教師的教學,製成台詞對白,然後走進課室施教,學生竟然毫不察覺老師只是在機械式地唸台詞、問問題、評答案,可見學生亦明白和接受課堂教學不過是規矩儀式的運作。

Nuthall 的結論是,研究和改進老師的教學行為,並沒有甚麼實質意義,最多只可以令教師變成課堂「機械人」。他因此把研究目標調整,轉以學生為對象,研究他們在課堂上究竟學會些甚麼、如何學。他在這方面有甚麼發現?明天續談。

給總統的信

(2010年1月28日星期四)

Seymour Sarason寫過一本叫《給那重視教育的總統的信》(Letters to a Serious Education President) 的書。以下是其中一封信,你明白他在末段希望指出的「深層次」矛盾嗎?

總統先生:

你曾經說過以下的故事:
我中學初上代數課時,授課老師教學非常沉悶。他從不解釋為甚麼要學代數,因此大家對此都摸不著頭腦。過了一段時間,我鼓起勇氣在堂上問他:「我們為甚麼要學代數?」同學們即時拍手和應。老師被問題愣住了,大為不快,回答說:「我們現在要完成餘下的教學,你的問題明天才回答!」

翌日上課時,老師向全班說:「我給你們兩個選擇,請選一項。一是我給你們每人一百萬元;另一是我給每人一角錢,然後每天再給昨天的雙倍,即兩角、四角、八角……。你選哪一項?」同學們毫不猶疑地選前者。接著老師教我們計算「複利息」,並提出計算公式。同學們給他的演算懾著了,興奮不已,並明白剛才都選錯了答案。那是我最難忘的一課。我們的學校應該有多些這樣的老師才對。
這是個感人的故事。……不過我還想問:為甚麼你要「鼓起勇氣」才敢問那問題?為甚麼要在「一段時間後」?為甚麼該老師給你的問題弄得不快?為甚麼當時他還堅持「完成餘下的教學」?為甚麼該老師不在第一天課堂上便給你們該應用題?還有,總統先生,這課之後該老師的教學方式有甚麼改變?…… 據調查發現,在45分鐘的課節裡,學生平均只問2條問題,老師則問40 至 150條。

Seymour B. Sarason 上

自由民主就是發展

(2010年1月27日星期三)

「發展經濟」——這是今天經常聽到的話語,其潛台詞是如要搞好經濟,就不要先談「平等民主自由」。經濟學裡又有「人力資本論」(human capital theory),視人為生產因素,故政府若考慮投資教育,就要先計算它能帶來多少國民產值的回報。

諾獎經濟學家 Amartya Sen 曾經寫過一本書,叫《自由就是發展》(Development as Freedom)。書中他說,「發展經濟」並不意味著人們要把民主自由放在次等位置;恰恰相反,政體民主化、資訊自由化、增加人民參政機會、提升平等意識等,都能有效移除發展的障礙,令經濟向前走。例如,在落後國家進行改革,增加婦女受教育的機會,不但能促進家庭裡的兩性平等,還有助於減低生育率和兒童死亡率,從而改善生產力。

Sen 不同意把人視作「生產機器」,並駁斥「人力資本論」。他再以教育為例,說投資教育不但能促進生產力,增加國民收入,同時還可以提高人民的能力素質 (human capability),例如,閱讀、與人溝通、享受自由和文化生活,從而達至美好的生活。因此,發展教育可給國民帶來「生產值」和「能力值」的雙重回報。

在香港,討論政制發展時往往有人說先搞好經濟民生,才搞平等自由民主。Sen的說法提醒我們,經濟發展只是改善「民生」的手段;平等自由民主不但有助經濟發展,它還是「民生」的一部分。亦因此,政府關心教育,目的不應在於「教育產業化」,賺外匯或人民幣,而是要幫助市民改善能力素質,讓大家能享用更文明、更美好的生活。

對人和社會的關懷

(2010年1月21日星期四)

「80後」近日是熱門話題。有說「80後」是香港人的「第四代」,由於個人在經濟上無出路,所以積極投入社會運動,用行動表達對社會和政府的不滿。

以「80後」所面對的政治經濟狀況來解釋他們為甚麼要「站起來」,似乎不可靠,起碼我從網上和其它途徑得到的印象就不一樣。有反高鐵撥款包圍立法會的年青人這麼說,他們是上班一族,一下班就跑來;他們的生活並不苦悶,甚麼也不缺,行動就只是為了表達對不公義的厭惡、對民主的嚮往。雖然我不大贊成「五區苦行反高鐵」沿途跪拜的方式,但每次在網上觀看錄影片段時,都感動不已,這些年青人的確以無私的行動說明對人和社會的關懷。這種「關懷」,還不是教育目的所在?

有人認為應從宏觀、理性的角度考慮應否「建高鐵」,不要感情用事。教育哲學家 Nel Noddings 卻說今天的社會經常誤解「理性」,因而在教育裡讓「行為主義」當道,「效益指標」橫行,人們就是忘記了人生來就是意義的追求者,而意義只能建立在真實處境中對人和事的「關懷」上,故「理性」亦只能在這些感情關係中彰顯。

Noddings 說「關懷」教育沒有公式可循,亦無法以「行為」結算(如學生完成了多少「其它學習經歷」規定的義工時數),人只要懷著惻隱關懷的心,就能夠在生活世界中找到適當的行為。今天的年青人,在公眾事務上能展現這樣的「關懷」的,我看他們的教育都很成功。

劍橋報告的建議

(2010年1月20日星期三)

劍橋學者對香港小班教學的研究報告中,提出六項建議:學校應制定教師專業發展計劃,學校間要有小班教學的經驗分享,以小組教學方式照顧有學習差異的學生,延長每課課節時間,教師先專心只教某一年級,培訓教師的「大專院校」多教授小班教學技巧等。這些建議像在說「學校」和「教師」要做些甚麼,但明眼人會看出,它也在說「教育當局」應該做些甚麼,因為部分建議必須由教育局統籌推動和投入資源,才能成事。

以下是兩段網上可找到資料:

2004年提出小班教學研究計劃的時候,立法會教委會曾問教育局:你們參考過甚麼資料?預計有哪些困難?教育局當時的回應引述了上海、台灣、美國的經驗,說若要小班教學成功,教師要改變教學策略、課程要有所調適、教師的專業發展很重要。(立法會CB(2) 2844/03-04號文件)

2008年2月教育局局長孫明揚在立法會教委會上說:「我們會參考『小班教學研究』的建議,加緊訂定不同學校專業發展和校本支援計劃。我們會……增設700個教師職位,讓有關教師準備校本課程以配合小班教學環境、發展相關的教學策略及研製教材,同時容許進行經驗分享等專業活動、及參與在職教師培訓等不同課程。」(政府新聞公報)

由此可見,劍橋報告的多項建議,教育局不但早已認識,還曾說會執行。既然如此,究竟是劍橋學者多此一舉,說了贅言,還是報告反映出教育局明知應該做些甚麼而沒有做好呢?

小班教學

(2010年1月14日星期四)

兩位劍橋學者對香港的37間小學進行4年的小班教學追蹤研究,最近發表報告。從報導中得知這研究有兩項發現,首先是小班和大班相比,學生成績並沒有顯著的進步,因此成效不彰;其次是研究員曾到學校裡觀課,對老師的小班教學能力評分不高,說只有約25%課堂能達標,並批評部分教師並沒有善用小班的優勢。報告似是把矛頭指向授課的老師。

毋需置疑,小班教學是受老師歡迎的。小班教學能減輕老師的工作量,讓教師可多關心個別學生的成長。但在教學方面,我們應該明白,過去幾十年來,我們都是實行大班教學的。我當校長時,不少前來應徵的外籍老師聽到我說香港的標準是40人一班時,大感疑惑,並倒過來問我:「40人一班怎樣授課?」

據我的觀察,長期大班教學令我們掌握不少合用的教學方法,例如較能注意解說的邏輯和節奏,掌握演譯示範的技巧,能單獨指揮集體活動等,這些都是難得的優點。不少富經驗的外籍老師,就是欠缺這些「法寶」,處理不了大班教學,因而挫敗求去。然而,這些優點放在小班教學裡就難以發揮效力。這跟外籍老師的遭遇相同,小班教學的老師目睹以經驗建立起來的常規失效,相信亦不好受。

有人說教學是種極度依賴「常規」的工作,建立教學「常規」不容易,改變也不容易。小班教學所涉及的,恰恰就是要對已有「常規」作出反省和改變,因此既需要協助,亦需要較長時間調適。

中史與國民教育

(2010年1月13日星期三)

學生喜歡讀中史科嗎?我沒有做過普查,但學生跟我聊天時,說喜歡讀中史的很少,有的也是喜歡任教老師多於課程內容。報載新高中願意選修中史的同學不多,有團體因此批評當局的「國民教育」失敗。然而,從全面看,選讀西史、中國文學、英國文學等科目的同學更少。

從高等院校結構看,工商法律的院運興隆,文史學系比重下降的情況,早已出現。香港的學生重視出路,選科從功利著眼,故多選經濟會計,生物化學等科目。用新高中選讀「中史」的人數來推論香港「國民教育」的成敗,似未必完全說得通。

首先,「中史」就是「國民教育」?有學者曾經翻查「中史科」的課程歷史,發現當年的港英政府認為中國傳統文化教人要避免爭鬥、樂天知命,符合「學校不涉政治」的殖民地管理政治,因此讓以「文化」為主線的中史科存在。上述原因也讓中史教學形成一種「賢愚是非、早有定論」的論述傳統,故很難說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國民教育」。

今天「教育不涉政治」的禁區雖已打破,「中史」作為「國民教育」的說法理論上亦可成立,但我們是否應先想想,如何改變上述價值灌輸式的教學,培養學生開放批判地思考歷史,防止中史淪為政治「喉舌」?不先把這些問題弄通,只標榜中史是「國民教育」,因此應該成為另一科「必修科」,這做法除了不會得到「功利主義」的家長學生認同外,還容易令中史淪為政治的宣傳工具。

研究不能為我們化解矛盾

(2010年1月7日星期四)

昨天談到二十多年前由港大學者 Keith Johnson及 Alan Brimer對教學語言進行的研究。從學習效果看,究竟母語教學還是英語教學優勝?兩人都說得很清楚,是母語教學。Johnson還指出,就算是中英文俱佳的學生,如果他們利用廣東話作為學習語言,效果會更理想。但這些學生仍選擇英語,出發點只有一個,就是相信學好英語有助升學就業。

Brimer亦說,母語教學令學習更有效,毋庸置疑,只是英語教學亦能提升學生的英語水平。如果這是制度的目標,我們應想想怎樣實行英語教學,以減少對學習的影響,並研究一旦實行英語教學,會對多少學生造成嚴重和無法修補的壞影響。

教育究竟應以回應「社會需要」為主,還是以「學習效能」為主?在教學語言問題上這是個重要的矛盾。「研究」不能為我們化解矛盾,因為這涉及教育的價值和目標。

對教學語言問題的「研究」,結論通常就只是一系列並排的「如果…,就會…」。因此與其說是結論,不如說是為鋪排下一輪新的問題,如甚麼是「社會需要」?甚麼是「學習效能」?所謂「語言能力強弱」跟學生來自那個「社會階層」有甚麼關係?

引導公眾明白教育問題中突顯的價值矛盾,再進行理性的討論和妥協,這是政策製訂者應有的責任。在教學語言問題上,由「強分中中英中」到今天的「微調」,當局似乎都沒有在這方面作出努力,有的
只是把弄研究結果,隨意刪選解釋,硬說其「政策」得到「研究」支持。

曲解研究

(2010年1月6日星期三)

眾所周知,當局把「適合接受英語教學」的初中生定在全體人數的30%,因此在嚴分中中、英中的年代,400多所中學約只有110所獲發「英中」牌照。當年部分不獲發牌的學校曾申請覆核,隨後仍遭否決,校內師生家長因此哭得死去活來。究竟當局所堅持的 30%這數值從何而來?

根據中大學者蔡寶瓊的分析,當年最獲官方重視的是1985年的兩項「教學語言」研究報告:一由 Keith Johnson 發表,另一由 Alan Brimer 發表。兩者為求方便,把樣本中學生的語言能力,按30%, 40%, 30% 的比例分為「高中低」三組,進行分析。Brimer 還聲明,這些「分界點」並無絕對意義。

然而,1989年的「教育署的工作小組報告」卻振振有詞稱:「據研究顯示,有能力接受英語教學的中一學生只有30%。」,1990 年的教統會4號報告書,以至1997年的「中學教學語言指引」,亦說30% 是由研究確立的標準。

其實,在1985年教育署亦發表過由葉曾翠卿、陳顯輝進行的官方研究報告,結論是有能力接受全盤英語教學的中一學生僅為10%,中二為21%,中三為28%。這些結果並不支持當局常說的 30%。又若僅10%中一學生可接受全英語教育,以當局的「英中」發牌條件推算,香港的英中豈不應只有40所?

由此可見,當局在「政策」規劃時,並沒有認真地了解「研究」報告。這亦難怪,被委以領導教育的「商人」,哪會費神小心閱讀研究報告呢?又或者,研究與否,當局對「政策」早已有定稿,故「研究」只為「政策」保駕護航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