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家晚、誰之過

(2009年9月30日星期三)

上星期談過香港人的工時長,影響家庭生活,令家校合作變成空談。有讀者問:這是誰之過?然而,我猜並非所有人都會 認為長工時是種「過錯」,生意人會說這可以提升經濟競爭力,我們成功就是因為耐勞。

這種說法不能解釋為甚麼低收入階層,無酬加班不斷增加,收入不升反降,經濟成果就是沒他們的份。然而,中高收入者呢?不錯,錢是賺多了,但生活質素又真的改善了嗎?

家長問我:「我知道閱讀對孩子很重要,家裡應該買些甚麼書呢?」我反問:「你喜歡閱讀嗎?」家長老實地答道:「沒空,長期睡眠不足,有時間也寧願多睡點。」

又有家長嘆問:「為甚麼今天的年青人這樣注重物質生活?」我問:「周末你和子女有甚麼活動?」答道:「沒甚麼特別,飲茶逛商場,買衫買手袋。」她的衣著手袋清一色是昂貴的名牌貨。

又有家長半自豪半抱怨地說道:「花幾萬元買了具鋼琴,我們為這孩子作出了這麼多的犧牲,他卻沒有絲毫的感激,不曉得自己主動去練琴。」

香港人好勝,認為錢不能不盡賺,故「長工時」也有「半推半就」的成份。此外,教育官員也好,家長也好,都把「教育」和「教養子女」看成是吃粒甚麼仙丹靈藥就可解決的問題。此藥多昂貴也不要緊,我們會努力工作賺錢買。

其實我們也有些高明的父母,懂得教養之道,明白在家裡培養出某種氛圍,讓孩子在浸潤中學習,才是最佳辦法,但可惜他們也說:「工時長,無時間。」

歸家晚

(2009年9月24日星期四)

2008年香港的人均GDP為30000美元,經購買力調節後,此額比瑞士的還要高,屬世界富裕級別,但我們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空氣污染日益嚴重,哪來與瑞士相若的生活質素?

報載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就是不滿以GDP量度國家經濟表現,找來Stiglitz 和 Sen等諾獎學者,另訂國民幸褔指數,把家庭收入、閒暇等納入新的「指數」內。這想法不無道理。

生活質素指標之一是人們工時的長短。過往十年香港人的工時不斷增加,今天白領的放工時間已在六七時後,歸家越來越晚,連帶塞車時間也向晚上伸延。

「你和子女一起吃晚飯嗎?」我向申請入學的家長會面時曾這樣問,並稍作統計,發現能夠經常全家一起吃晚飯的不過半數。有些說:「我倆都在內地工作,周末才回港,子女平日有菲僱照顧。」間中還補充說:「校長,這非最佳安排,但生活逼人,不得已啊。」

教育局談的理論不錯:家長應多花「時間」和子女溝通,以免他們吸毒或誤入岐途;又要求家校合作,學校要有家長教師會,規定「校董會」要有由普選產生的家長代表,以實行民主參與和管理。可是,實際情況是家長的工時愈來愈長,披星戴月回家,連一起吃頓晚飯都不成。親子談話的機會也不夠,哪有空組織家長會,預備文件,參加選舉,收集和反映整體家長的意見?有這種時間和興趣的家長不多,這些工作因此流為徒具形式實效不大的「事務」,並由學校老師和校長代勞,成為他們的額外負荷。

大學的「非聯招」

(2009年9月23日星期三)

香港的大學學額,一般人都以為是由「聯招」分配的。所謂聯招,是指大學按學生的「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高考)成績取錄。由於僧多粥少,每年成績合格而不獲取錄者為數不少。因這些學位是由政府資助的,所以收生用甚麼標準,制度是否公平,都是重要問題。

很多人或許不知道,原來「聯招」以外還有「非聯招」。各大學由「非聯招」取錄的大一新生,比例由5%至25%不等。由於實際數字並沒有公佈,我們不知道究竟是5%還是25%。

「非聯招」招些甚麼學生?據資料顯示,這些學生應包括「中六拔尖生」(即中學成績優異獲優先取錄者)和小量的副學士畢業生。此外,還包括用「高考以外」成績的申請者,如「英國高考」 (GCE A Level) 和近年開始流行的「國際預科文憑」(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

問題就在這裡。香港的「高考」相信是世界上同類考試中最艱深的。GCE 數學考得 C 級者,往往還未必能在香港高考取得「合格」。究竟用不同「考試」的尺度出來的成績怎樣換算,大學從來沒有讓大家知道。

拿「非香港高考」成績投考香港的大學者,多是外國學生和本地國際學校的學生。聞說現今的大學要搞「國際化」,因此對這些學生「情有獨鍾」,故「非聯招」的門愈開愈闊,即不用考「高考」而能享用香港政府資助學額的外來者,人數愈來愈多,也意味著我們的子弟憑「高考」考入大學愈來愈難。這很不公平,香港各大學在這方面是否應該作出公開交待?

外行領導內行

(2009年9月17日星期四)

香港的師訓機構,是香港教育學院和大學的教育學院,其使命是培訓教師,令有志成為前線教師者得到專業訓練。因此,訓練一般都包括「實習」部分,準教師必須「實習」合格,方可畢業。

那麼,由誰當「教師」的「教師」呢?師訓機構向來都有項規定,師訓導師本身必須有「教育文憑」,並教過中小學。到學校「觀課」者,因為要指導課堂實踐,要求尤為嚴格,他們若非教學「高手」,起碼也要熟識課堂教學。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也明白這點,知道具資歷可指導學生「實習」的教育學者難找,因此對師訓課程的撥款也比較寬鬆。

從前的師訓導師,上至教授下至助教,均持有「教育文憑」,一律都要到學校觀課;為避免「科目」錯配,各科的觀課導師還必須是該科的教學專家。

問題來了。當今大學都爭做「研究型」,師訓教師被「明令」或「暗示」要做研究寫論文,到學校「觀課」就變成了苦差,有礙仕途。他們惟有減少觀課的次數,並僱用「兼職導師」或由「退休老友」客串幫助,師訓工作的重要「實習」部分,竟得一個黯淡下場。

尤有甚者,某著名大學的教院已悄悄地不再要求導師持有「教育文憑」和曾當教師,以便從外國聘來有「研究傾向」的教師。這些新聘者從未教過中小學,部分連中文也不懂,卻被安排去教授「教育文憑」,同時要到學校觀課和指導「實習」,實行不折不扣的「外行領導內行」。

UGC 對這有看法嗎?

「前題」在哪裡?

(2009年9月16日星期三)

大埔教院的盧敏玲教授曾告訴我有一些有趣的發現。她說剛上完「光和顏色」課的小學生向她這樣解釋:稜鏡受到白光的撞擊,就像有人按著了手電筒一樣,令它射出彩虹顏色的光線。又上完「水的三態」課的學生說,從冰箱拿出來的汽水表面會總會有點水珠,是滲漏之故,因此就算把罐揩乾,待會仍會有水滲出!

其實成年人對現象的誤解也不少。某天女兒放學回家,說當天班上曾激辯:「鯨魚是否魚類?」同學說不,老師堅持說是,因為鯨魚是活在水裡的。我亦聽過老師向學生解釋「進化論」時說,長頸鹿就是為了吃大樹上的葉子,故不斷運動脖子,令頸項愈生愈長。她不知道,這想法正是達爾文希望證明的錯誤。

不少「誤解」都是「自圓其說」的猜想,因此難處理。挪威心理學家Jan Smedslund寫過一篇文章,叫「『理解』和『邏輯』之間的循環關係」(Circular relation between understanding and logic) ,大意是說:每個結論都有其前題,單看某人的結論,我們無法判斷錯誤是由於他的邏輯思考不濟,還是基於對前題有所誤解。例如,如果所謂「地球的圓的」是指「地球是塊圓餅」的話,「沿邊上玩會跌出地球」的推論就很合理。

放在教學上考量,以為學生在邏輯思考上錯誤之時,請不要忘記查看其背後的出發點。一旦明白其出發點,某些看似思維上的錯誤,其實也很具邏輯。這不是要幫助學生把錯誤「合理化」,而是要更好地掌握「錯誤」的成因,調校教學的方向。

盲點與難點

(2009年9月10日星期四)

昨天談到有研究發現,有些小學生把「地球是圓的」誤解為「地球是塊圓餅」。這些研究結果可能對前線教師有一定的幫助,讓他們知道學生可能的錯誤在哪裡,教學時應該如何處理。老師也可以自己進行這種研究嗎?與研究員相比,學校裡的老師每天要上多節課,每節課又要面對一大群學生,要仔細地了解每一個學生的「錯誤」想法,是很難的事。

然而,老師有一大優勢,就是經驗。只要用心多想,課題每教一次,就多一點累積,要明白學生「錯誤」背後的邏輯,歸納其共通點,並非不可能。舉例說,富經驗的老師都知道,初學看時鐘的小學生,很容易把3時55分錯看成是4時55分,這是他們不明白時針是跟著分針轉動之故。又上英文課時學生經常把 run 的過去式錯寫成 runed,中文課時把「焉」錯讀為「馬」,科學老師發現學生觀念上抗拒「向心力」,卻很接受「離心力」等,只要細心思考,就會明白這些「錯誤」其實都很自然,犯錯的學生並非缺乏思維能力。

成功的教學往往是因為老師知道「關鍵」所在,能較準確地預測「錯誤」在哪裡發生,把它收納在教學設計裡,令教學有針對性和啟發性。內地老師稱學生常犯的錯誤為「學習的盲點,教學的難點」,有空就跑到學校的「教研室」交流心得,看看誰有新的發現和解決方法。香港的老師很忙,學生答錯了往往就只在旁邊打個交叉,要求自行更正,平白地放過了了解和利用「錯誤」的機會。

地球是圓的

(2009年9月9日星期三)

研究員和一名小一學生在談話:

研究員:地球是甚麼形狀的?
學生: 圓的。
研究員:可以把它畫出來嗎?
學生: (畫出一圓形)
研究員:如果從這裡沿一直線往前走,結果會到了哪裡?
學生: 可能會走到另一個城市。
研究員:繼續往前走呢?
學生: 可能會走到不同的國家、城市。(手指著剛才畫的圓形的邊)繼續往前走就會跌出地球啦。
研究員:跌出地球?
學生: 對,因為你已經走到邊上了,小心啊!
研究員:真會跌出地球?
學生: 會的,如果你在邊上玩的話。
研究員:會跌到哪裡?
學生: 可能會跌到其它星球上去。

學者Vosniadou在上述報告裡說,「地球是圓的」這句話是成人話。在小朋友的生活裡,世界是平的,怎會是個圓球體呢?。縱使他們能重複說「地球是圓的」,並不表示他們的地球「概念」與科學家的相同。

有人說,課室裡可以放個地球儀,讓學生看到地球並不像塊圓餅。但叫人相信這小球代表肉眼看不盡的大地球,也是困難。學生對「科學」一知半解,不少是因為它跟日常的生活經驗不吻合。其實,要學生接受「科學」概念殊不容易,除非老師能夠展示學校知識的「優越性」,讓學生明白學校知識能解決生活知識解決不了的問題。否則,對他們來說,生活知識較學校知識更實際,更管用。久而久之,學校知識就變成是應付老師和考試用的,生活裡的「知識」,是生活用的,各走各路,兩不相干。因此,教學設計宜由學生的生活經驗入手。

教學的慎思和機智

(2009年9月3日星期四)

這是 Max van Manen 書裡另一個故事(稍作改寫):

俊業愛作新潮打扮,總要在校服上加點違規飾物。不准蓄長髮,他就剪個左短右長的「短髮」,配上一副螢光綠的粗邊眼鏡,在學校裡又經常製造麻煩,因此誰都認識他。

今年我是他的班主任,開學第一課是「閱讀課」。大家都已安靜閱讀時,他才闖進來,大聲的說:「對不起,遲到!」我著他坐下把書拿出來。他說:「無書,又不識字,從來不閱讀!」這話引來班裡一陣笑聲。

我回應說:「真的嗎?那大概是去年的事吧!」同學漸漸不理會他,安靜地繼續閱讀。俊業趴在桌上,裝出一副極無聊的樣子。我不敢對他苛求,從架上選了幾本書,走到他桌前輕聲說:「這些都是插圖本,想試試嗎?」他假裝睜開眼睛,呼一口氣說:「放下吧!」我把書放下離開,回到教師桌去,撇見他又再裝睡。一會後,他坐起來,把其中一本書放在指頭上旋轉。又過了一會,他打開了插圖本的西遊記,開始閱讀!

我不作聲。這本書是不少學生的至愛,心裡想:說不定這本書會令他開始喜歡閱讀呢!

van Manen 解釋說,故事裡的學生無疑是個想引人注意和反叛性頗強的孩子,但老師沒有動氣或施展「權力」,而是用尊重、安詳的態度跟他相處,並且和他保持適當的距離。他說書本理論沒法教懂你這個,為師者要不斷思考反省實際經驗,鍛煉自己的直覺,才能在「當下」作出恰當的反應。他叫這做「教學的慎思和機智」(pedagogical thoughtfulness and tact) 。

讚譽

(2009年9月2日星期三)

歐裔加拿大學者Max van Manen在 The Tone of Teaching 裡有一則短故事(稍作改寫):

陳老師很高傲,上課時經常問些艱深的問題,大家都不懂回答。今天要派回前天的測驗卷,他說只有三人合格,因此課室很靜,誰也不敢哼一聲。

開始派卷了,他故意把卷放在每個同學的桌上,然後作個表情,像是說:「這麼低分,超低能!」大家都低著頭不看他。但遲早要派到我的那份,很驚,只好心裡說:「怕甚麼?又不是世界末日,下次努力點就行。」

輪到我了,陳老師站在我的桌前,說話聲線突然改變,全班都朝我這邊看。他讚賞地說:「這班似乎還有一點希望…」接著起勁地把那份卷揮動幾下,然後放在桌上,再說:「很好,全對,滿分!」這跟我的估計差別太大了!我有點兒激動,雙手冒汗,臉也燙起來。然而,很奇怪的,全班仍是鴉雀無聲。

我低著頭,暗裡笑了一笑。笑甚麼?鬆一口氣?驕傲?困窘?我不敢看旁人,根本還未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不明白,為甚麼該感到「自豪」的這刻我卻感到這麼「笨拙」?

van Manen 說,任何學生都希望得到讚譽(Recognition),以肯定自己的身份和存在價值,但老師要學懂運用,決非易事。公開的「讚譽」帶給人一種「特殊」地位,令人暢快,但同時也會帶來一種「不平等」、「與眾不同」的感覺,這又會令人羞赧不自在。任何老師都要明白這兩種感受的對立和張力,培養對「恰當」的讚譽的觸覺,令「讚譽」產生正面的果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