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心成果變惡果

(2009年4月30日星期四)

美國政府在2001年通過一條名為No Child Left Behind (有教無類)的聯邦法律,要求各州統一訂立學生在中小學各階段中,成績要達到的標準,而且每年都要考試,以分數來監察各州、校網、學校學生的進度和達標情況,不依從的學校政府不給予經費。麻省政府還規定:如果三成以上學生數學不合格,該校的數學老師就要參加考試,考試不合格的要接受「再培訓」(原議解僱)。

據說這法例是針對某些地區學校的目標訂得過低,令學生成績偏低或毫無進步而提出的。法例提高了學校的「問責性」,聞說整體學生,尤其是少數族裔的成績提高了,黑白人間的成績差距也縮減了。

「以考試成績來監察學校是否達標」真的這麼有效?美國教師可能從香港偷師學會了一招叫「teaching to the test」,即「操練為本,不考不教」。學校把原有的資優課程,體藝活動等大幅刪減,全體師生只向同一目標進發:分數要合格!於是好班、差班的分流更嚴格,成績差的學生,就設法「趕走」。

全球教育界彌漫著一種「不管你怎樣做,只看成果」的問責風氣。這無論是由官員發佈,或任由市場發揮,對學校和老師都沒有多大的建設性。香港教改中「有教無類」或「人皆可教」之類的口號很好,但前線人員更需要的,是掌握教導各種學生的辦法,了解為甚麼有學生不肯學、學不到,在甚麼情況下人皆願學等。單看成果,就是讓成果「異化」,取代真正的教育,成為「惡果」。

學習要花氣力

(2009年4月29日星期三)

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一份教育策略報告書上說:「除非學生自已肯花氣力學習,否則甚麼研究和改革工夫都是白費的。」(No amount of research and no attempts at reform are likely to strengthen learning unless students themselves are willing to work hard.)

這種說法是需要補充的,因為為數不少的美國學生都不願意在學業上多花氣力。有調查問到青少年們到底在學業上盡了多少氣力?三分之二的在思索後說:「如果當時肯努力一點,成績一定會好得多。」此外,過半人表示從沒有人給過他們甚麼學習上的「刺激」,讓他們肯多花一點氣力。

有研究顯示,東西方社會對「努力」和「成績」的看法迥異。西方社會較相信能力是固定的,成績是能力的反映,努力的作用有限,故不少學生在小學階段已認定自己是或不是讀書的材料。在東方,無論成績好壞,我們都鼓勵孩子再加努力,期望得到改進,認為「成績」和「努力」是成正比例的。據說這種期望造就了東方學生有較佳的學業成績。

在香港,我們不難體驗到家長們「不認命」的精神。例如:為甚麼下班後,爸媽還要帶著疲倦趕回家給孩子默書溫功課?又誰會相信自已12歲的孩子一定不能升讀「英文」中學?

可是,我們還摸不清期望是「如何」推動學習的!家長教師要當心過猶不及
。一方面不要把孩子一早看扁,但亦須明白,期望既是動力,也是壓力,每人的承受力不同,因此因成績不符期望而自殺的新聞時有發生。當「勉勵」變成「勉強」,「不認命」變成「要你命」那就不好了。

良心事業

(2009年4月23日星期四)

「我返730am,返到學校當值,之後大約一日上6堂至345pm,再輔導班/共同備課/開會/帶校隊等等,530pm坐埋位做野,8pm走(早的時候),日日走既時候望望自己既簿櫃,仲有幾疊簿未改,回到家,備課,出卷,改作文等等,1230am訓,星期六有時仲要返(大約一個月2-3個half day),我真係覺得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 。我真係好想quit左份工去,有時我唔知道係自己渣,唔捱得,定真係呢個行業既問題... 。」

以上是一位新入職老師在網上討論區的留言。每次看到類似的文章字,我都感到戚戚然。早年我也當過教師,雖然工作量還比不上這位老師,但入職頭一年也是最難捱過的一年。

人稱教育是「良心事業」,大概是由於教師的職責任務,無法完全作量化檢查,例如:要愛護學生、講解要生動有趣、要注意學習回饋等。老師做了多少,效果如何,除了一些基本的監察(如觀課、查看作業批改)外,還多依賴老師本人的熱誠和能力。我當校長期間,自問頗重視平均分配工作。然而,偶爾到教員室巡視,總看見有人在努力備課改作業,有人卻在案前呼呼入睡。有趣的是,埋頭苦幹者工作者經常都是同一人,睡覺者又經常都是同一人。

新教師面對的難題是:挫折多則熱誠減,能力卻只能拾級而上累積而成。究竟多少人可以捱到熱誠與能力俱備的日子?看今天制度給老師的工作壓力、殺校風、教改、自評外評等,要培育下一代有心有力的教師,恐怕機會愈來愈渺茫。

學校是社會縮影?

(2009年4月22日星期三)

陳漢森曾引柳宗元《臨江之麋》,寫過一篇文章。柳說有一獵人善心畜養捕來的小鹿,並訓練家中狗隻不准傷害,但此舉令小鹿不懂自衛防犯,最終遭街上群犬咬死。陳提醒父母,過分保護子女,令他們不明白世途險惡,不懂得解決困難,其子女亦將有可能成為另一隻「臨江之麋」。

在大學教書時,我曾在師訓班上跟在職老師討論過近似的題目。不少人都同意,今天的家長過分保護子女。有些說遇過好些家長,經常介入孩子間的糾紛,為了小事勢成水火。又或者孩子犯錯,遭受老師的責罵或懲罰,有些家長總是千方百計,與學校周旋,好讓孩子脫身,或討回「公道」。

可能因為某些家長不理性的態度,部分老師對「公道」一詞頗為反感。有些說:「社會充滿不平與不義,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因此學校裡出現不公道的事情,不必大驚小怪,這正是讓學生明白『社會是黑暗的』的良機。」

要孩子認識世途險惡,不做「臨江之麋」,是重要的教育目標。然而,教導學生懂得甚麼是公道良心,擇善固執,亦是家長和老師的責任。否則,我們的下一代,就只有懂得繞道而行的「醒目仔女」,或助紂為虐的「鷹犬」。因此,學校和老師不能不以身作則,用公平公義的原則和態度處事,如確保高低年級的同學都有公平使用球場的機會,課室裡沒有欺凌,對待學生不偏心等,都很重要。社會雖然充滿黑暗,但我們不就是希望透過教育人來改造社會嗎?

若要小兒安

(2009年4月16日星期四)

社會上出現了一批為數上萬的「雙失三低」(即失學、失業、低學歷、低技術、低經驗)青年。據說當中不少是「足不出戶」者,終日只沉迷在打機和網絡世界。

據社工稱,他們並非全是「失學」者。好些在學校註了冊,交了學費,只是不上學。偶爾上學也會遲到,在課室裡與同學閒談度日。老師拿他們沒辦法,因為他們並非甚麼「大鱷」,不會造反,只要嚴詞厲色,他們便會退縮,翌日又會玩「失踪」。父母也沒奈何,他們早上不起床,叫門不回應,也沒膽量幹犯法的事,只是廢寢忘餐地上網打機。有說這是他們的生活目的,我認為也不對,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甚麼所謂生活目的,打機只是感官要求刺激而已。不要以為他們都出自低下階層,原來不少來自中產和富裕家庭。正因為經濟上沒問題,因此不必找工作。

為甚麼會出現這群青少年?說是社會富裕之故,亦非全無道理。回顧上一代,上學的機會是要爭取的;不上學和上不起學的,早已是木匠或補鞋學徒,甚至是工廠童工。現在物質生活不匱乏,又多是一孩家庭,父母的百般寵愛令孩子沒有「爭取」甚麼的需要。

當上了校長後發現,今天不少家長都說,會盡能力給孩子任何需要的東西,但他們就是不明白,「目的」和「責任」是不能直接給予的。物質愈豐富,安排愈周密,給孩子建立目的和責任的鍛煉就愈少。俗語說:「若要小兒安,常須三分饑與寒。」並非全無道理。

既近且遠

(2009年4月15日星期三)

當老師的多比學生年長,彼此出現隔閡甚至「代溝」似是難免。是故有種說法:「想當老師就要懂得和學生『溝通』,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這句話並非不對,而是不全對。有些老師以為「溝通」就要把自己溶化,成為學生的一份子,證明自己好 friend,不是「老餅」或在「說教」。他們喜歡玩電玩,我也玩;他們說話粗俗,我也是;他們喜歡八卦些甚麼,我就跟他們一起八卦。我甚至見過有老師主動介入男女學生間的關係,替「追求者」出謀獻策,充當「紅娘」。

我想他們可能忘記了當老師該是甚麼一回事。有人說:當老師的關鍵在於和學生保持「既近且遠」的關係。我們既要親近學生,聆聽其脈搏跳動、想其所想、感其所感,但老師同時是學生的引路者,因此必須能夠登高望遠,用自己的學識閱歷,指出學生的前路和方向。

只懂溝通或親近學生的不會是好老師,頂多是讓他們多了一位「同學」。老師如何「了解、關心」學生?學者 David Hansen 用了attentiveness這個字(勉強可譯作「殷勤」)來概括。老師要對學生的學業「殷勤」,要引導他們獲得還未懂的知識,開拓眼界,成就未來。可是這種「殷勤」,源於我們相信「導人臻善」是件好事,因此也是道德上的。然而,這種「道德上」的「殷勤」並不需要我們勤於說教,也不用跟學生「分分鐘做個friend」,而是要我們留意學生的性格成長,和時刻反省自己的行為是否恰當。

學生違規行為

(2009年4月9日星期四)

學校裡看到有違規行為時,例如某學生在講粗口,我們總要問他(她,下同):為甚麼要這樣做?回說:「是聲帶作某種方式震動所致!」這解釋相信沒有人會接受,因為聲帶不會無故震動。再說:「家裡成年人經常說粗言穢語,是耳濡目染所致!」這勉強還可以。又或說:「因為要表達惡意和憤怒!」這說法最能解釋他的行為,因為它談及行為的「目的」。

「目的」經常用作行為的解釋或擋箭牌。學生在家裡自製炸藥引起爆炸受傷,老師竟公開說「支持」他,聲稱該生只出於一時貪玩,並沒有傷害別人的「目的」。

哲學家 William James 曾打趣地說:「鐵粉被磁石吸引產生運動,如途中遇上隔障板,運動就會在板前停止;羅密歐遇上朱麗葉,縱有高牆相隔,也會設法爬過圍牆相會」。我昨天談過,物件的運動無所謂「目的」,但人的行為多是「目的」和「意志」的表現。假設當事人是理性的話,行為就是為了達到目的之手段。

遇上違規行為,老師困難之處在於既要讓學生認識社會對行為的規範,又要瞭解當事人的意圖或目的,或對或錯,從而施教糾正。因此,雖有明確的罰則,仍需審視個別情況才加處理。亦因此,學校的訓導處不可能是法庭,不可能只針對客觀的違規行為而去懲處違規者。這一點不但經常引起家長和學校之間的摩擦,還間中引致教師之間的爭吵誤會,原因是「目的」是隱性的,誰也沒有詮釋「目的」的絕對權。

教育裡的因果律

(2009年4月8日星期三)


為甚麼他喜歡閱讀?為甚麼他的成績會這麼好?人們像有十萬個有關教育的「為甚麼」要問。不少人還相信,只要對教育進行科學化的研究,我們將會找到答案,甚至可找到媲美牛頓力學的永恆定律。

這想法在上世紀的教育研究很流行。70年代著名學者 N. Gage 在《教學藝術的科學基礎》說:只要把大量「變數」(variables)小心分析,我們將找到完美的教學方法。從此學者大量研究智商、社經地位、教學法等和學習成績的關係,希望從數據找出規律,從規律找出「必行」的(foolproof)教育方法。

然而,把研究成果具體應用時效果並不美滿。雖說人的行為模式可用「大數法則」予以歸納,但人對相同事物的反應,可以很懸殊,原因是行為往往是當事人的目的和意志的表現。G. Cziko 打比喻說:「一杯暖水放進冰箱,水溫會下降至冰箱的溫度;一隻小鳥飛進冷氣間,身體卻會產生熱量保持體溫。」同樣道理,人處逆境,要順流而下,還是逆流而上?關鍵在當中那個「要」字。例如:遇上解說能力差勁的老師,學生如會多去請教同學、長輩或從書本找資料,成績不一定會差。反之,在最佳的環境下,遇上要放棄學習的學生,成績差落時,旁人徒呼奈何。

要解釋行為,最終還是要回歸到當事人的目的、理想、興趣、信念去。興趣可以啟發,意志可以磨練,但無法由環境或別人直接給予。從操控角度看,我們還未有找到「不以人意志而轉移」的因果規律。

課堂如奏樂?

(2009年4月2日星期四)

紐西蘭籍的Graham Nuthall畢生研究「課堂教學」,是我認識中這類課題上最嚴謹的學者。我跟他沒有交私,只讀過他寫的書和文章,並知道他在數年前因病逝世。

Nuthall的研究方法是:首先在課室頂上安裝 6至 8具攝錄機,再要求學生們都掛上收音咪,以便錄取課室內師生互動的每一個細節,學生間彼此交談的每一句說話。事後他們不斷翻查錄像和錄音,由此追蹤每位學生的學習進度,並建構他們的「學習經歷」。

Nuthall的發現,有些是過來人熟悉的,有些則頗有啟發性。例如:表面上說老師是課堂中最具影響力的,但課室裡經常還有一個地下世界,學生們利用紙條、私語,身體語言來傳遞各種八卦訊息,或延續上課前的討論。一般來說,老師要教的東西,學生在事前已懂得了四成,只是甲懂的四成跟乙懂的不一樣,是故老師不得不由零開始,學生亦因此花上大量的時間來重覆學習「已知」的事物。

由於課室內老師要照顧的學生眾多,要維持課室秩序的外觀,就有必要施行一些全班的教學手段,包括師生間的答問、應對等,這些手段逐漸變成一套規矩儀式,好讓學生既「應酬」老師的要求,同時保留「私務」的空間。課室有點兒像個奇怪的樂團,老師是個戴著耳塞的指揮家,根據樂譜進行指揮(即進行教學),他看見學生在把玩樂器(即參與學習活動),可是他聽不到樂團究竟奏得怎麼樣(即不知道學習的成效)。

學習經歷

(2009年4月1日星期三)

近年教育界喜愛用「學習經歷」一詞,例如,新高中的課程除了要求學生學習傳統科目外,還規定必須接受所謂的「其它學習經歷」。

關心學生的「經歷」可視為進步。大家都知道,縱使課堂上已教過,學生也不一定學得到。因此,聚焦在學生的「學習經歷」上,是肯定「教」是手段,「學」是目的。教學要講成效,不能「只問耕耘,不問收獲」。

可是,「經歷」是無法完全控制的,因為它和感受一樣,屬於個人和主觀的範疇。舉例說:有人向追求的對象大唱情歌,對方不但不為所動,還麻出一身雞皮疙瘩;父母親竭盡所能,希望子女感受他們的關愛,但子女「經歷」的卻是煩悶和囉唆;老師盡力講解,希望學生找到學習的樂趣,但學生「經歷」的卻是無聊的解說。有位小學校長曾跟我說:「我學懂了一件事,就是跟孩子交談時要『蹲』到他們同等的高度,否則權力和身高的差異,會令我沒法從他們的視線看世界。」這話不錯,對於年幼或沒有能力準確表達自已感受的學生,要明白他們在「經歷」些甚麼,尤其需要耐性和同理心。

因此,最惹人反感的,是在沒有仔細觀察下斷然推測別人應該得到些甚麼「經歷」。更荒謬的還是「規定」別人應得到些甚麼「經歷」。就如規定別人要感到快樂或不快樂一樣,訂下「規定」者不是刻舟求劍,就是自欺欺人。與其規定「學習經歷」,倒不如老實點,談如何向學生提供適當的「學習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