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知生,焉知死?

(2009年3月26日星期四)

同文德叔早前在本欄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學習面對死亡」,他談到喪親的經歷和指出現行學校在這方面的教育和輔導不足夠。

我沒有做過調查統計,但印象中,中小學的「正規課程」,內容涉及歌頌生命、勸人珍惜生命的頗多,但討論終極死亡、教人如何面對喪親等課題則欠奉。假如「課程」與文化是息息相關的話,這種「欠缺」大抵也反映了我們對「死亡」的一些態度,值得反思。

釋迦牟尼承認人生的諸多悲苦,根本來自死亡;柏拉圖叫人明白肉體非不朽,要著眼於靈魂的永生;基督教勸人懺悔贖罪,求死後升進天堂。這些都是面對死亡的討論。我們的宗師孔子卻說:「未知生,焉知死」。雖說這是囑咐大家要慎言和保持樂觀,但總不能掩蓋人們內心對死亡的恐懼。因此有說中國文化的一項特徵,就是刻意地迴避死亡問題,甚至不准談個「死」字。

迴避的結果是缺乏事前的預備工作,包括我在內。相信很多人都有這個經驗,父母親或家裡的長輩,年紀漸邁,但直到他們離去的一天,我們才知道自已對處理喪親之痛,如何照顧其他傷痛者,以至殮葬、殯儀等是那麼無能和無知!所知的一點點,也是間中從觀察別人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時檢回來的。

我們常說:學校的學習,目的之一是「預備將來的生活」(Preparation for life)。既然死亡是將來生活必然會遇上的問題,我們的「正規課程」究竟替學生做了些甚麼學習規劃呢?我們是否應該正視這課題?

背書令人蠢?

(2009年3月25日星期三)

日前小思的文章,談及香港教育決策者和部分家長迷信『背書令人蠢』,大力反對背書;她以自已和別人為例,說強記無礙思考,背誦是知識大門的鑰匙。

有教育學者提問:華人的教學方式強調背誦,為甚麼學生的學業成績卻優於別國學生?這問題的假設是:背誦是壞事,理論上成績不會好,靠背誦而得出好成績不可理解。他們稱這為「華人學習的迷思」(The Chinese Learner Paradox) 。在香港,有人以此為題進行研究,請一批內地師範教師指出「背誦」跟「理解」可
有甚麼關係?研究者其後得出的結論是:東西方對背誦持不同的觀點。

西方教育理論批評「無意義背誦」不是不對,但他們的理論恐怕就是把「背誦」和「理解」對立起來。對立後的結果只有兩個:一是「不理解但照背」,另一是「理解後再背」;前者是對學童的壓迫,後者是多此一舉。

可是,東方人說的「背誦」,並非這樣。由於背誦者需要「反覆」練習,這過程中是否追求理解背誦的內容,就是關鍵。「理解」某事物可以是漸進的,而非一刻間的醒悟。理解和背誦相互交錯,一方面是越背越明白,另一方面是越明白越易背。古語有說: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同樣道理,若是對內容有深刻的認識的話,就很難會是「不記得」的。

因此,要做到「記」不「死」,「背」不「硬」,老師的教學任務就是:怎樣協助學生在背誦過程中不斷有所體會和發現,讓背誦變成樂趣和動力。

向汪明荃敬禮

(2009年3月19日星期四)

八和會館申請活化北九龍裁判署落敗,主席汪明荃不滿。從表面看,政府的評審標準相當齊全,但真正反映其價值觀的,還在於標準怎樣運用。究竟發揚傳統文化較迫切,抑是引進創意藝術更重要?從連串報導中,不難發現政府在這問題上無所謂甚麽價值觀,最重要的是「錢」,即所謂「財務可行性」。雖然它自已說這因素只應佔20%,實際上卻起決定性作用。

這種說法並非「硬砌」,政府這種「向錢看」的態度,在其它歷史保育計劃,如美荷樓或雷生春,已有跡可尋。「財務可行性」亦可理解為「酒店、餐廳、茶室、商店」。近年政府對文化保育意識的確有所提高,但原來還有一道關卡:要看該保育項目對旅遊或消費有沒有足夠的吸引力。

埃及的法老王建造金字塔,並非為了取悅今天的遊客;莎士比亞出生地Stratford 每年游人如鯽,但莎翁並不是為他們而寫作;小國不丹為了保存傳統文化,還嚴格限制外來遊客數量呢!道理是:不先有文化,那來遊客?要求必賺錢的,又怎會讓保育先行?要文化保育,就必須把眼光放遠一點。雖說無錢不行,但總不能以錢作主導。

汪明荃是個愛護文化的藝人。粵劇在走下坡,她卻半途去學做大戲。八和主席不易為,爭取「活化」不討好,她卻知難而「進」。對於北裁事件,她在報上撰文和接受訪問,都能以不卑不亢的態度提出問題和表達理想。演藝界像她的人太少了,香港的教育界也是。但願教育界也有一位汪亞姐!

付鈔者話事?

(2009年3月18日星期三)

香港的大學,都在爭做「研究型大學」,除了因為這銜頭可自高身價外,還由於UGC有意把大學標籤,撥款機制又向「研究」大幅傾斜。這情況與「學術評審以英美學術期刊文章為準」相結合,產生了種種研究和招聘過程的怪現象。以下是一個例子。

我以前工作的大學教育學院曾招聘系主任,最後列入三甲的應徵者,其中一人是我認識的。他是個洋人,著作頗多,專門研究科學教育。他接受學院的邀請,來港「相睇」。考察數天後,我們一起吃晚飯,席間他問我:「你們把刊登海外期刊文章的能力看得這麼重要,我實在不明白,為甚麼不按自已社會的教育需要來進行研究?英語有句話說: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 (意譯:付鈔者話事),為甚麼要跟著人家轉?」離港前他對全體教職員說:「經考慮後我覺得自已不是你們系主任的最佳人選,我決定退出了。」眾人皆愕然。

教育研究的特點是:課題必須對應當地的情況,封閉式的實驗室「研究」是不可能的,否則就是「紙上談兵」或「閉門造車」。在我認識中,認真和有成就的學者都有自已的研究項目和基地,短期外訪可以,卻絕不輕言拔根他遷,原因是研究的「土壤」適合與否至為重要,這包括當地的社會狀況、語言、文化、同儕人物等。現行管治大學的商人哲學,以為只要有錢,就可買盡天下的「研究學者」,或要別人把研究「移植」過來,就是一大笑話。嚇跑他們的,正是這種哲學。

自我奴化

(2009年3月12日星期四)

昨天談到大學教資會(UGC)的學術評審重英輕中。所謂「重英」,是指其偏重在英美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不錯,中國還在「崛起中」,論其學術期刊的嚴謹性和深度,均有待改善。回歸前管治大學的洋人,就是以這理由來否定中文著作的。

回歸後掌權的華裔教授,不少都學貫中西,卻仍樂於延續英美學術期刊的霸局,認為這才是有價值的學術研究。原因很簡單:他們就是這樣冒起的。

有人辯說這有利於香港保持「國際化」,可是,我亦目睹種種怪現象。例如:不少院系為了應付「學術評審」,聘用教職時先查閱申請人有否在英美學術期刊「發表」的能力,因而讓某些「流動的洋學者」變成受益人。他們的「研究」課題可能與香港全然無關,平日可以閉門不見人,甚至不喜歡教書上課,只求在港呆幾年,多發表幾篇文章,便以國際學者之名銜往別國跑;他們視學術文章為一己的私產,只是借給學系強化一下其「著作」系數而已。因此,認識中有人在離港前還在「研究」從前在老家收集的學術數據呢!

對於文化領域的學術研究,例如教育等課題,本地學者能夠掌握外語,了解外國的理論和實況固然重要,但我們更需要的,是研究自已的社會文化和發展相關的理論。如果只為登海外學術期刊而寫作,就是為遷就外國人的興趣和理念寫文章罷了。偶一為之無妨,長期如此便流於自我奴化,更對不起對他們有期望的香港人,UGC請深思。

學術評審的「重英輕中」

(2009年3月11日星期三)

教院張炳良兄早前以「打造香港高教『軟力量』」為題,撰文指出香港需要的,不是高校間的競爭惡鬥,而是百花齊放,共同精彩。惡鬥是內耗,分工合作則能壯大香港的整體實力。他沒有說清楚看到些甚麼「惡鬥」,只說:「學術評審過分側重英美指標、英文強勢而中文學術著作不受重視… 以致本地學術水平難以提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其言甚是。

造成重英輕中這情況,大學教資會 (UGC) 要負責。它對大學教職員的研究進行評審,雖曾說過對任何「研究產品」都會仔細考核,但實行起來就不是那回事,要能在英美學術期刊發表過的論文才算數,中文得零分,這已是個公開的秘密。對於理工醫科,學術文章多是實驗報告,用中文或英文撰寫可能差異不大;但對於「文化性」強的科目,例如教育,語言和內容是緊扣的,為了打進英美期刊,學者就不得不用英語撰寫論文,這不單是下棋讓車馬,還助長了英美自封「環球標準」的霸局。

UGC成員共有 24人,「學者專家」約佔 16位,但全屬理工商醫科,只有一人從事大學學歷評審,算是教育界,其餘沒有一人是文史哲、藝術的學者。這些學者專家一半聘自「海外」。主席史美倫說他們很有用,可以告訴香港甚麼是「國際趨勢」。但請注意,這些海外專家除一人來自北京外,其餘都來自英美澳等大學,當中沒有任何台、日、法、德或其他「非英語世界」的學者。讓他們代表所有學術領域的「國際趨勢」,難道沒有問題嗎?

「知識」和「技能」

(2009年3月5日星期四)

很多中小學課程文件,喜歡談培養學生的「知識」和「技能」。其實把兩者進行區分,很容易出問題。普遍的誤會是以為兩者是由不同的教學活動來培養的。例如:課堂上老師教的叫「知識」;透過活動、遊戲、專題研習培育的是「技能」。不少人還相信,知識是死的,技能才是活的。

然而,這些看法並沒有得到「學習」和「認知」研究的支持。首先,低層次技能,諸如觀察、分類,是認知系統的基本,跟學習關係不大。高層次技能,諸如應用、分析,不錯是從學習得來,但其形成過程跟知識相連,不能作單一訓練。高水平的表現,是知識技能化、技能知識化,根本劃不出兩者的界線。

把知識和技能分開,還強化了一種錯誤觀念,即以為「知識」是靜態的,可隨意儲存或提取;同時鞏固了老師把學科的「抽象概念」視作「實物名稱」來教授的習慣,像這叫「貓」、那叫「書」一樣。因此,學生明白經濟學的「機會成本」來去還是「放棄了的最佳選擇」,毫不知道這概念是為了解決甚麼重要問題而設;物理學的「重力」也不外是一條數學公式,不去思考它跟日常生活中所體驗的「物件下墜」有何異同,或應用在哪些方面。

如果科目老師都能夠改變想法,並由問題開始設計教學,我們就不必有甚麼「問題為本」的通識科。設置了通識科,如果對知識的態度不改變,除了要學生多學一套新的詞彙外,看來在學習上也幫不上甚麼忙。

當心應用題

(2009年3月4日星期三)

潮流愛談「應用」,大家不免要問:學生能應用書本知識去解釋「現象」或套用在其它「問題」上嗎?這想法用在通識科,或其它統整學科,例如綜合人文科,就要當心。

舉例說:同是夕陽景象,當大家說「日落西山」時,天文學者卻認為這種說法不正確,地球是繞着太陽運轉的,何來日落西山?但話得說回來,將慣常的概念硬套上科學分析,有人又會說這是「焚琴煮鶴」,淺薄。

此外,學校教授的,其實多是學科問題。例如:每車限載10人,載34人需車多少輛?假如聲明這是條數學題,測試「除法」應用,那麼「3.4輛」就是正確的答案。如果說這是日常生活問題,回答者就會自設各種情景細節,答案亦會迥異。依上例,假設問題乃出自租車的需要,就會覺得上述答案荒謬,應說4輛才對。但有人又會從租金的角度考慮,說這答案欠周詳,答「3輛大車、1輛小車」才對。

新高中通識科的考核擺明問的是生活問題,又說任何答案不拘,只看學生的理解、分析能力運用,就是不明白知識和技能的不可分割性。若說任何學術答案皆可接受,相信沒有閱卷員有如此能力評卷。又假如在無標示下硬要學生弄出某個學術答案來,這就不叫「應用」,而是「洗腦」。

通識科要「跨學科、多角度」無問題,但看其擬題範本和評卷指引,就知道擬題者誤以為學生對日常生活問題的回應,都可看出其思考水平的高低。這是個很危險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