授業研究

(2009年2月26日星期四)

昨天談過曾到日本人學校觀課,看到老師如何從「出前一丁」的湯味開始,探討到「文化差異」與不同族群的包容問題,可說是上了出色的一課。當日課後還召開檢討會,由授課老師作出簡報,接著是觀課老師的補充或提問,而在座的校長和其他老師亦垂詢甚詳。

當天所示範的,他們稱之為「授業研究」(jugyou kenkyu) 課例。學校首先成立「授業研究」小組,選擇「文化差異」這類難教的課題來合作設計教案,並以「輪流施教、課後檢討」方式把它改善,促進教學。

據悉自80年代開始,「授業研究」在日本十分流行,並逐漸成為一種學校文化。雖然文部省沒有規定執行,但很多教師都樂於參與,覺得這是互相啟發、學習、促進的好機會;某些還把報告連同教案載入當年「校刊」,視為學校的一項成就。

學者 Richard Elmore於96年寫過一篇文章,同意教育改革多只能「刮刮教育表面」而無法改變教學傳統的說法。以美國為例,上世紀初杜威提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論,教育界受其影響而出現過一次「進步教育」運動,甚至有專為實踐杜威理想而成立的學校,可是運動沒有帶來持久的改變。他說這並非由於美國沒有優良的教師,只是美國人有一種文化信念:即「善於教學」出自教師本身品質 (individual attribute) ,而不是透過協作和學習可以達至。因此,好的教學只會零星地出現,隨風而逝。日本民族那種發揮在課堂教學上的「群體協作」精神,看來很值得推廣。

出前一丁的湯味

(2009年2月25日星期三)

數年前探訪過香港日本人學校,並作了一次觀課。那是小二的社會科,題目是「文化差異」,地點在家政室。當天,除我以外,還有三位該校的老師。

授課老師先給每位學生派發一張可以掛在脖子上的紙牌,請他們即時將最喜愛的「出前一丁」的湯味寫在紙牌上。接著他告訴大家:「出前一丁」的湯味共有十多種,每種都已煮好一鍋,放在室旁桌上,囑咐每人拿一個小碗,逐一從鍋中舀出一點兒來試味,找出自已最喜愛的味道後便記下鍋號。他又要求每人再選出兩種比較喜愛的其它味道,同樣記下鍋號。

課室頓時熱鬧起來,學生都在忙著試味。試味完畢,老師逐一說出每鍋湯味的名稱,並來個簡單的統計。結果,同學們的喜愛大致相同,口味差異不大。

接著老師提問:「你們可知道香港人最喜愛的是哪種湯味?」答案是:帶「麻油味」而不是同學們今天的「至愛」,甚至也不是「次愛」的味道呢。討論瞬即熾熱起來,有人對結果大為錯愕,有人表示懷疑,有人說香港人不懂吃麵,…

討論從口味開展到居港日本人在語言、生活習慣等與香港市民的差異,讓學生了解到:自已習以為常、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香港人並不一定採取相同的態度,最後指出尊重和包容的重要。我不懂日語,靠在旁翻譯員的幫忙。雖然如此,仍不難看出老師花在教學設計上的心思。他對細節的注意、時間的掌握,風趣而深入的討論,都帶給我難忘的印象。

「大學」與「業界」

(2009年2月19日星期四)

明報早前有篇署名「椅子」的學者文章,內容大意是說大學的主要職責是「明白社會和產業的需求,…,帶領學生與社會接軌,為他們在業界爭求實習的機會」。然而,誰代表「社會」利益?「業界」的需求就是正當的嗎?

以金融業為例,一場風暴,盡露業界所謂的「穩健投資」,其實內藏各種難以想像的貪婪和欺詐。雷曼一夜倒閉,馬多夫是個騙子。試想想,假如風暴沒有爆發,這些龍頭大哥,肯定是政府的咨詢對象,決定甚麼是「社會和產業的需求」。於是企業僱員會設計出更「迷人」的迷你債券,或不像金字塔的金字塔產品。作者要求的接軌和實習機會,豈不是叫大學師生,鑽研更高超的財技,令小股東的利益更易被侵吞,大眾更易被蒙騙,貪婪者更橫行無忌?

作者又稱大學重視教學,已不合時宜;現在應追求的是:大學排名、本科生的入學成績等,並據此成立「客觀標準」,以便檢驗「品質」。但願作者聽聽港大醫學院李心平的心聲。港大醫科排名高,入學成績好,人盡皆知,但李心平卻擔心三改四後,收錄的尖子年紀小,人生經驗淺,不懂得關心病人,因此醫科生要讀些人文科,多當義工。他不時走進課室,和學生交談,做的都是不予「檢驗」的工作。

香港的大學,已不甚重視教學工作了,為何再假甚麼「研究」、「評鑑」之名,打壓良心教學?大學不是「業界」的後勤基地,而是學生了解人生和探索理想社會的地方。

電腦和互動教學

(2009年2月18日星期三)

二十多年前,當個人電腦興起不久,香港便相應發生了一場「資訊科技在教育」的運動,人們憧憬着電腦將會造就「互動教學」、「發現式學習」等的理想;政府也以香港競爭力可能會落後於新加坡而大灑金錢,極力推廣。除了把「資訊科技」捧到「優質教育」的地位外,還規定教師要接受額外的培訓,取得基本、中等、甚至高等的「資訊科技」資歷,一時間弄得鬧烘烘的。

今天的學校大多設有多媒體室,老師的電腦知識也豐富了不少,學校在行政上廣泛地應用資訊科技。更進一步的,學校還在課室中裝置可上網的電腦和投影器,以方便上課時使用。

我不敢說這個運動已走到盡頭,可是,環顧電腦在課堂上的應用,至今還是離不開上上網和文書簡報。從前老師在黑板上寫摘要,現今播放電腦簡報和改發工作紙,偶爾加上圖表和動畫就是了。科技的運用,止於增加視聽效果和解說輔助;老師真能利用資訊科技去進行「互動教學」的其實並不普遍,距離當年的願景還是很遠。

早前曾在本欄說過,美國很多學者都指出,教改多只「刮刮教育的表面」,能深入課室,改變教師教學取向的卻很少。運動來時大家都會學懂使用新的辭彙、程序、設施,讓傳統習慣變成新瓶舊酒。這情況並非由於學校存心虛應,也不是說教改必不成功,而是想指出:教改若不能由現有文化觀念開始,引導自我反省,就很難帶來甚麼實效。教學上的資訊科技運動就是一例。

你在問些甚麼?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

「小蓮31歲,未婚,聰明、善詞令;大學時主修哲學,非常關心社會問題,曾參加過反核示威遊行。」請問以下兩個句子何者的可能性較高?A. 小蓮現任職銀行經理。B. 小蓮是個銀行經理,也是個積極的婦解份子。

有人曾以此問題向大學生進調查研究,發現大部份人選擇B。研究者 Kahneman & Tversky 因此說,學生的邏輯思考能力不濟,不懂得 X 及 Y 事件同時都出現的或然率,沒可能高過單一事件 X。

這說法立時引來很多抗議,指責它忽視了學生如何詮釋「問題」的屬性。因為如果問題標明在測試學生在「或然率」方面的知識的話,相信他們就會懂得選 A 而不選 B 了。既然沒有說明,大家就有權認為這是一道「因果」關係的問題,故 B 會是較佳答案。「或然率」屬於概念理論範圍,「因果分析」則常用於日常生活的思考。如果問題不標示屬性,學生很容易就會「捉錯用神」。

公開考試的題目,常選取日常生活事例來測試學生的「應用」能力,假如科目的名稱明確(如物理、經濟),問題的理論範圍清晰,考生會易於遵從。

然而,新高中通識科的考核範圍卻聲稱要涵蓋中小學所有教過的東西。試題既用上生活事例,如「女生遭男友要求穿舌環」,措辭上又多使用無學科屬性的,如立場、關係等字眼,究竟它們期望學生能給甚麼答案?如果只期望「日常生活」式的答案,這當然就是「吹水」;如果期望「理論運用」式的答案,那就不合理了。

失物

(2009年2月11日星期三)

像我們這一輩大多在物質較匱乏的環境中長大,對於自己的財物看管得比較嚴謹,也較願意執拾收藏。新一代的生活條件好了,物件隨意擺放也不用擔心遺失;再加上多是「一個嬌,兩個妙」的寶貝兒,若果找不到,乾脆重新買過。

不少孩子把家裡的壞習慣帶回學校,所以錢包、手提電話、書本等會隨意亂放,就算分配了個人儲物櫃也懶得使用。曾試過某天早會後,工友在操場上拾得連盒子的小提琴一具,職員們屢次透過廣播找尋物主,但始終毫無反應,直到下午放學後才有人前來認領。曾問過物主有否察覺遺失了小提琴?會不會擔心?他竟然回答說:「既然眼看着工友把琴拿進校務處,安全得很,何必急着領回!」

不管好自已的財物,很容易引起別人的貪念,這種行為等同鼓勵偷竊。偷竊不單是罪行,還關乎操守教育,學校不能坐視不理,但要花老師的精力去偵查失竊個案,這又加重了他們的工作。

家長的態度又如何?有些的確叫人失望。我遇上過的:有不問孩子有無管好財物,卻先來問我,學校有甚麼防止失竊的措施?又一次,孩子已承認偷了人家的東西,家長卻跑來教他說是拾回來的,還理直氣壯地對我說:「地上執到寶,任何人都可擁有!」真令人啼笑皆非。

對於生態和環境保護,新一代的學生在知識上的確是有所增長,這是好事。然而,生活上不習慣「惜物」者,或經常需要花錢重購失物的,又怎會是真正的環境愛護者呢?

刮刮表面的教改

(2009年2月5日星期四)

我們在家裡吃飯時,誰坐哪位置,碗筷菜肴如何擺放,都有一套熟悉的、不成文的規矩習慣,大家不會再過問。這情況跟學校的教學類似。

原因是老師們都曾經是學生,學校是甚麼樣子的,上課時老師應說些甚麼話,自小就有個印象,並逐漸沉澱為一種文化。到當了老師,昔日的經驗就很自然地變成今天的教學模式。當然,習慣的背後還有各種信念,例如:讀書有甚麼意義?考試為了甚麼?而這些信念往往是最隱蔽的、不必考察的 (Unexamined) ,因為只要說句:「我認為 …」或「梗係喇…」就可以了。

習慣和信念對教學有強大的支配力。美國在上世紀經歷過數次大規模教改,但研究者都說,大部份改革都只能刮刮教育的表面,改改課程和考試,甚少能帶來實質的改變。因此,每次教改塵埃落定後,人們發現老師上課時還是依然故我,仍然使用為人詬病的單向教學方法。

香港的教改又怎樣?我們的教育蘊含不少傳統文化和習慣,其中的「寶」和「草」還有待識別。然而,我們的教改往往由「理念」出發,提出近乎「移風易俗」的要求,卻成效不彰。例如:傳統思想中,好老師應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的,怎麼要接受「目標為本教學」的理念?考試是作選拔用的,誰會相信有「促進學習的評估」?求學的過程應該是艱辛的,怎麼會說成是「愉快學習」?誠然,改變傳統信念絕非易事,但漠視傳統的教改又怎會成功?

我曾是無證校長

(2009年2月4日星期三)

教育局規定從某年起,校長必須先完成「校長證書課程」,然後持證上崗。我因未有「證書」,故上任後立即補讀,可是未能完成,原因是我不同意課程中某些要求。

第一:課程規定每「學員」都要接受一次「性格心理測驗」,再參與公開的「結果」討論。我碩士課時主修「教育評鑑」,明白心理測驗涉及私隱,不應強迫參與。況且,歐美機構泛濫地使用性格測驗作為人事安排,除已威脅到測驗的臨床準確性外,還引起了道德關注。基此,我拒絕接受測驗。

第二:課程負責人為每學員配對一名資深校長,要學員稱之為Mentor, 並向他 / 她具體訴說自己學校裡最大的困難,作出檢討後再向全體匯報。我拒絕參與,這樣的安排絕不妥當:首先,學校的困難不能隨便向別人透露,尤其同是校長,這行為亦違反了向校董會的保密承諾。其次,我質疑:資深校長就等於「模範」校長?

未完成課程就沒有證書,退休前仍是「無證」校長,但我並不引以為傲,因為理念上我同意校長都應該接受訓練。教育局顯然沒有訓練校長的專才,因此課程全部外判。然而,負責的「買手」也必須具備相當的視野和識見,以識別課程的內容有沒有確切的「針對性」。例如:新校長多是獲擢升的校內老手,課程如何鼓勵他們去審視傳統思維,破舊立新;怎樣避免鼓勵相同的價值觀,以致產生「團體盲思」等。否則,這些訓練就會失去原意,只成為報告中的數字把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