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徵式的教育政策

(2009年12月31日星期四)

昨天談到「教育改革」最終要在課堂教學實踐,因此最需要得到的是教師的支持。如果真想教改收效,按理應該先跟教師商討,達至共識,才推出政策。

學者 Paul Morris及 Ian Scott曾比較殖民地政府和特區政府的施政,說兩者皆缺乏民眾基礎,但前者還肯聽反對聲音,不敢貿然推行不受歡迎的政策;後者卻以為自己有國家支持,膽子可大點,任何政策可不管大眾歡迎或反對,只需得到一向支持政府的團體支持即可,不必理會反對者。因此,「官員」跟「教師」直接對話,彼此誠懇地討論教育問題的情況罕見。

兩位學者亦指出,香港的教育政策從來都只是「象徵式」的 (symbolic policy) 。原因是當局提出的教改頻密,根本無人相信每項政策都可徹底執行;而政府也樂見這局面,因為可予人錯覺,以為所有教育問題,政府都有「解藥」(如早年的「公民教育指引」,至今天的「微調」、「國民教育」);教育同工也深明此理,知道只要虛應一番,好讓官員報告說「政策已落實」,那就天下太平。例如,十年前隆重推行的「目標為本教學」,在熱鬧過後,不是無疾而終嗎?

曾參加某些官辦講座,發覺內容空洞,會後正想利用「回饋」問卷表達意見。在旁有位校長拉著我說:「要說好,不要給負面意見,否則他們會逼你多參加一次『改善後』的講座,浪費更多的時間。」這話有點消極,但非無道理;明知台上只是在耍官腔,象徵式地辦點事,台下犯得著認真回應嗎?

措辭偉大、成效輕微

(2009年12月30日星期三)

在某次為校長而設的新高中介紹會上,教育局某官員不知道是否真情剖白,竟說新高中的意念來自 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下稱 IB 課程)。熟識 IB者確可找出兩者有頗多共通點,如IB每周有3小時的 CAS (Creativity, Action, Service) ,新高中有 400小時由體、藝、服務湊成的「其它學習經歷」;IB學生要完成4000字的研究報告,新高中通識科要求每名學生都完成一份佔90課時的「獨立專題探究」等。

我曾提問:「各地開辦IB 課程的學校,均以個別指導和小組研討(seminar) 形式上課,而我們的標準是40人一班,當局會否給學校增撥資源,讓每班人數減少至20人?」得到的答案是:「不。沒有這樣的資源。」

看來主事者對這問題就是「視而不見」了。IB 課程並非普及教育模式,是否適用於香港成疑。而且,要把它移植到以40人為一班的課室,能不考慮衍生的困難嗎?不少研究教改的學者曾指出,典型「教改」通常由中央提出,理想很高,通病是在執行時缺乏資源人才,下傳到學校時已是不能「合理化」的政策,沒法產生「教學」上的改變乃意中事。Elmore 稱這些為「措辭偉大、出閘脫腳、成效輕微」的改革。

在香港,教改首先的諮詢對象,往往是學者、辦學團體、校長會等,到諮詢教師時,縱有反對,其意見已不能左右大局。但教改成功與否,教師是否願意或能否在教學中實踐,才是關鍵,因此可說他們是 veto points, 穩握教改的「反對票」。然而,操控政策者對他們的想法、處境、所受的影響,認識卻最少。

踏上主流社會之路

(2009年12月24日星期四)

黑人學者 Lisa Delpit 寫過一本書,叫《Other People’s Children》。她說少時讀書曾得力於嚴格的字詞訓練,令她學會標準英文。後來上大學,聽到教授說,富意義的情境是學習語言的必要條件,她覺得很有道理,因此當上老師後,設計多種寫作活動、遊戲,活化教學。結果班裡氣氛很好,白人孩子學得很快,寫作有明顯進步;黑人孩子卻只顧在課室裡嬉戲,學習成效遠追不上白人同學。她逐漸調整教學方式,回到傳統裡去,例如堅持學生寫字不可潦草,文法要正確等。黑人孩子的成績雖然仍然稍遜,但進步多了。

她說,新式教學法主張寫作要先從「流暢」入手,然後再學「規則」,這對黑人孩子不利,原因是他們語言並非不流暢,他們寫的Rap 歌就很流暢,只是這種「流暢」不能保送他們入大學。白人家長很著意子女用詞正確,故能彌補強調「流暢」之不足;黑人家庭卻沒有這種訓練,因此強調「流暢」不能幫助黑人孩子在主流社會爭一席位。她說並非反對進步和開放教育,而是指出黑人子女若不先掌握基本語言知識,根本沒法踏上主流社會所歌頌的「創意」、「批判思考」之路。

Delpit 的著作讓教師明白課程和教學必須針對學生的文化背景 (culturally responsive practice) 。在香港,雖然種族問題不算嚴重,但貧富懸殊,不同階層的孩子得到的文化支援差異很大。因此,在討論教學語言、通識、高階思維以至殺校等教育問題時,除不能硬搬一套外,還要考慮到甚麼政策措施較能符合低下階層孩子的利益和需要。

《中學概覽》

(2009年12月23日星期三)

由官方出版的《中學概覽》,由於不披露學校「英文班」的數目,惹來惡評。這冊子既然是為協助家長選擇學校而編,為甚麼要千方百計遮掩某些訊息,讓家長拿不到他們認為最重要的資料?

由教學語言「微調」政策帶來的實際問題,這次《概覽》事件可能只是第一波。官方對《概覽》的說法和「微調」一樣,說是要減少「標籤效應」,但只要「英語教學」在家長心中的地位不變,官方搞出來的各種「花樣」,就只是惱人的捉迷藏遊戲,家長在選校時必然會設法查出各校實際英文授課的情況。官方不斷重申家長要拿學校活動、管理、校風等作考慮,誰能聽進耳裡?

「微調」沒改變甚至默認成績好就應該接受英語教學這種看法。事實上學校是否批准開英文班,只在乎能否招到足夠成績好的學生。因此能開多少英文班,成為學校強弱好壞的指標,也是學校將來收到成績好的學生申請入學的保障。亦有中中成功轉車為英中者,慶稱此為「新星球隊躋身歐聯」。試問誰不希望子女加入「勁旅」呢?

在這個講求「公開、公平」處事的年代,強說不發布英文班數目的資料就是為了減低「標籤效應」實難以令人信服,因此《概覽》被轟為魚目混珠、掩耳盜鈴,令家長有如「黑夜盲人騎瞎馬」,並非無理。教育政策的一道難題是如何「照顧差異」而避免產生「標籤效應」,教學語言問題就是一例。這問題不容易解決,但「微調」決不是個理想的辦法。

空檔年

(2009年12月17日星期四)

在外國,學生在完成中學後停學一年,找份有意義的工作或完成一項興趣課程才上大學,很是普遍,他們稱此為「空檔年」(gap year)。這種風氣在香港並不流行。雖然如此,當校長時亦偶爾接到家長的要求,希望安排孩子到外國當一年「交換生」,再回來完成學業。我對此有所保留,因為孩子年紀太小,有些只有十三、四歲,怕他們習染不良之風而不自覺。

然而,也有成年的畢業生和他們的家長問我;我(或我的孩子)打算畢業後花一年的時間修讀一個某某音樂(或語言、藝術)課程,你贊成嗎?

我沒法認識每個課程,只得從原則回應。首先,自稱「課程」的東西近年越來越多,但質素參差,要小心選擇,報章上已報導過不少「爛尾」或「貨不對辦」的個案。此外,課程有沒有足夠的「份量」,讓學生可以有意義地花一年的學習時間,也是重要考量。

提出問題的家長最擔心的,還是怕這些只是興趣課程,不符合他們心目中為孩子設定的職業路向,怕子女磋跎歲月,一事無成。我對他們說,回顧人的一生,絕大部分時間都花在工作和預備工作的訓練上,一旦踏入職場後,很難再有機會能抽出一段時間投入與工作無關的學習,故剛畢業時若有這樣的機會,應認真考慮。

我的問題倒是:這「進修」不是為了逃避找工作而讀書,強迫自己找點甚麼來填塞時間罷?你會真的努力投入學習,讓這一年的時間過得充實有意義,還是打算hea過算了呢?

學習的深度

(2009年12月16日星期三)

教學是老師的工作重點,相信是無可置疑的了。教學質素的優劣,對學習成效起關鍵作用,亦是不爭的研究結論。

然而,老師可以些學甚麼提高其教學效能呢?近年以此為題的研究,大概經歷兩大浪潮。第一波出現在60年代,稱「教學技巧」浪潮,研究重點是老師應該如何發問,說話聲線是否足夠,示範是否清楚可見,活動是否能吸引學生,討論應否分組進行等。

第二波發生在90年代。當時研究界猛然醒覺到「學習」不單關乎學生「學了多少」,或學生能在答案裡羅列多少個「取分點」,更重要的是學習的「深度」,因此可稱此為「學習深度」浪潮。隨著展開的研究說明,要講「深度」有三要點。第一是老師必須明白學生怎樣理解所學的東西 (subject matter) ,這包括學生對事物的「已有知識」和「常見誤解」;第二點是施教的內容,是否能夠針對上述第一點,第三點是老師的「專業培訓」,是否能夠針對上述第二點。

這種對學習「深度」的關注,延續到今天。在教師培訓方面,那些泛泛而談、一次性的講座,就算講者說話多動聽,其作用不大(同文德叔戲稱這些為偶爾的「燒爆竹、放煙花」活動)。只有那些具連續性,與課堂教學相連繫,以教師的境況為起點,讓老師明白如何評鑑學習「深度」的培訓,才能為老師改進教學方法帶來實質動力。

上述觀點來自2005年美國教育研究學會 (AERA)專為製訂教育政策者編寫的《研究總結》(Research Points)。

聚焦於課堂教學

(2009年12月10日星期四)

學者 Walberg等人曾經把數以千計已發表的研究報告進行「統合分析」(meta-analysis) ,對「學習成效」進行歸因研究。他們發現,最重要的因素並非甚麼教改課改、政府政策,而是學生本人的學習心理,和施教的質素。換句話說,老師的教學能力,最能影響學生的學習成效。

這結果可能只是印證了常識。誰都知道,重要的教育政策,都關乎教與學,又必須交由學校執行,在課室裡落實,而課室裡的主導者,就是教師。可予補充的是,教師大半的時間花在課室裡,教學是否成功,不但影響教師能否獲得工作上的滿足感,還塑造了學生對學校生活的看法。

上述研究結果也沒有說明老師應怎樣提高教學效能。我們只知道,教學成效由一堂一課涓滴而成,按理應該聚焦於課堂教學。但我們又同時相信,老師應享有專業自主和自由,所以課室一般是封閉的,並由任課老師獨自負責;由第三者進行觀課評鑑,就只偶爾進行。這種評鑑,就算能確定某一課節教學的好壞,亦很難找出其對整體成效的影響。亦有人說,教育乃百年樹人大業,因此請不要把教學果效歸因到一堂一課,甚至是一個老師的表現。

因此,除非有外援或者互相觀課,否則老師難以認清自己課堂教學的水平,從而提高教學效能。當然,學校裡雜務繁多,也難令老師聚焦於課堂教學。記得在教授師訓課程時,有位老師私下跟我慨嘆:我知道教學很重要,但學校裡很忙,真希望可以有時間認真地備備課。

教學的歡愉

(2009年12月9日星期三)

跟一位當老師的朋友吃晚飯,席間他談到曾在班上教過某種寫作的技巧,過幾天收到某學生的作業,竟然看見他能巧妙地把技巧運用出來。他樂透了,很快把作業改好,並加上讚賞之詞,學生取回作業,從批改中知悉老師對他的欣賞,自始更用心完成該老師的作業,還經常「追」老師盡早派回習作。一個美好的學習故事展開了。

教過書的人都知道,推動老師努力工作的,往往就是這些別人聽來是微不足道的小故事。學者 Philip Jackson 曾跑進學校教室作詳細的「田野研究」(field study) ,把研究結果寫成《課室裡的生活》(Life in Classrooms) 一書。他發現老師的滿足感,並非一定要來自「全體」學生;個別學生在指導下有出色的表現,或者與個別學生建立長久而良好的關係,倒是最令老師開心的事情。課室裡出現的,不僅是「滿足」(satisfaction) ,還有「歡愉」(joys) 。這些歡愉的經驗,跟能否達到甚麼「教改」目標沒有甚麼關係,甚至跟是否所有學生都能夠獲得優秀的成績無關;看到個別學生的進步,對個別學生產生影響力,都是老師工作動力的來源。學生對老師的感謝和回饋,更是不少老師願意繼續賣力的原因。

其實,學生在學校生活中的滿足何嘗不是如此?當過學生的都知道,學校裡不必全是「好」老師,只要有幾個教你的老師能「疼」你「愛」你,給你細心的指導,他們的容貌,你會畢生難忘,他們的教晦,你會終生感激。這種經驗,也是不少年青人願意投身教師行業的主因。

隱藏故事

(2009年12月3日星期四)

要教師改變教學法相信是件很難的事。學者 Michael Connelly 曾說,不少人認為教學效能僅是「知識」的問題,即教師懂得多少教育和學科的相關知識。他卻不同意,說教師其實是生活在多個不同的「境況」(landscapes) 裡。

「境況」之一是官員頒布政策措施,教師要作出回應的時候。儘管政策措施會隨時間和人事改變,但每次新政策出台例必附有一套漂亮的說法或「神聖故事」(sacred stories)。例如:昨天說過「目標為本」、「嚴分中中英中」,今天卻說「學會學習」、「微調」。雖然明知前後矛盾,理論各異,但學校人員必須在公開場合和應,表述各人的「封面故事」(cover stories)。

但教師主要是「活」在教室裡的。教室是個較安全和不受監控的地方。雖然教師受過專業培訓,但現實環境裡的困難往往令人對事物作出新的考量,並逐漸形成個人對教學的信念、態度、常規。這些深層構想不易宣之於口,更不會隨便與人分享,因此是「隱藏故事」 (secret stories) 。

對不少資深教師來說,說甚麼「與新紀元知識型經濟接軌的學習」,心底裡就只當作「潮流服飾」,而他們的確看過不同時間的「時裝表演」,不覺得需要跟隨,但也犯不著跟你鬥咀。

要聆聽教師的隱藏故事不易,觀課時可偶爾聞之。我有幸曾以觀課為職業,所以間中可以聽到老師說:「教書就是教書,太陽底下無新事。」儘管觀課時老師難免有造作之舉,但一般來說,老師的教學理念、心態、跟學生的關係等都在不知不覺中流露出來。

太陽底下無新事

(2009年12月2日星期三)

美國學者 Richard Elmore 曾說,他曾參加某次校長和官員的會議,眾人正在認真地研究一個複雜的問題:如何重編上課時間表,把課節時間由40分鐘增加至90分鐘。大家都像有個共識,延長課節時間就會減少學習的間斷性,學生就會更投入學習。他問:在長課節中究竟可實行哪一種教學方式是短課節不容許的呢?沒有人答得出來。會後有位老師跟他說:40分鐘我播不完一套電影,90分鐘可以。

Elmore 說,人們相信教育改革就是「制度措施的改革」 (structural reform) ,以為改了制度,教學就會隨著改變。他做過好些實徵研究,說明兩者並無直接關係。他說,改制度易,改教學難;教學方法是隱性的,受教師對教育的信念、能力、氛圍等因素支配,並且要作仔細觀察才能明白和確定。這說法不是輕視制度措施的力量,而是指出「教改」往往就只這裡空轉動。

在我的觀課生涯裡,也曾見過一些老師在上小班課時(小班的原因很多,其一是分組上課),堅持全程採用單向講解,教6人與教40人並無分別。課後我問:學生少了不倒是可利用的優勢嗎?老師嚴肅而幽默地回答:教書就是教書,太陽底下無新事!

在香港,不少學校都會設計各種拔尖補底,小組分班等措施,新高中又要推行科目整合,專題研習等,但「措施」和「學習」中間的接環是「教學」。儘管中央課程指南滿是「建構主義學習」措辭,但這對實際教學起多大的影響,我們所知極少。我只知道,要改變「教學」,殊不容易。

對知識和生活的體會

(2009年11月26日星期四)

21 – 16 = ? 解決這算術「問題」有好幾個方法。其一是「數上去」,用手指作「數數器」(counter),由 17數至 21,看見 5 隻指頭豎起來,就知答案是 5。由 21「數下來」也行,結果也是 5。

然而,在算術課裡,上述問題屬「退位減數」。學生要先把題目寫成「直式」,對準數位,先處理右邊的個位,把 21 拆為 10 和 11,…,再處理左邊十位 …。「退位減法」比較複雜,學生犯錯的機會也會較多,但仍是很有價值的學習,原因是當題目是 2214 – 768 時,學生不會有足夠的手指(和腳趾)用作「數數器」。「退位減法」是解決同類問題的普遍辦法。

然而,如果你到香港的茶餐廳,在吃過50元的「午餐」後,拿出千元鈔票到櫃台「找數」,不難發現對方會先找給你50元,再 100元 100元地數上去,到 1000元為止。這還不是典型的「數上去」?茶餐廳老闆發現,找續時有鈔票和錢幣充當「數數器」,因此「數上去」辦法管用。

上述例子說明,人們解決實際生活問題時會按情況需要,就地取材,不一定用上抽象知識和複雜方法。現在常說利用「實際問題」教學,較能引起興趣,此言甚是,但設計這類型的問題易有兩失:一是問題儘管很生活化,卻沒有甚麼「知識」成份,學習變成原地踏步;另一是老師想盡辦法,仍無法向學生顯示這些知識和概念對解決現實問題的「必要性」。要提出有意義的實際問題,老師先要對「知識」和「生活」兩者都有深刻的體會。

逼捱貴餐乎?

(2009年11月25日星期三)

即棄飯盒不環保,校內每天午飯後留下的垃圾量驚人,是很差的「環境教育」。尤有甚者,有些學生是用眼睛吃飯的,他們打開飯盒只瞟一眼,覺得不好吃,就把整個飯盒棄掉,再飛奔到小賣部買魚蛋雞翼吃。我當校長時曾指定學生必須坐在課室裡,待其他同學用餐完畢後方可離開,希望增加一點飯盒的「曝光」機會,可惜不成功,原因是學生改在早上小息時到小賣部「開餐」,吃飽後對中午的飯盒就更加沒有興趣了。

誰都知道,剛煮好的菜肴較可口,政府提議資助學校添置設備轉為中央派飯,讓部份烹調工序在學校進行,理應能增加午餐的「吸引力」。當然,既省回即棄飯盒,又能按學生需要調節份量,應對實踐環保、環境教育兩者都有貢獻,值得支持。

有說此舉會令每餐成本會增加五角至一元,故有傳媒以「學生逼捱貴餐」為題報導。我不同意此說。現時學校的小賣部多已同時負責訂購和分發飯盒工作,若建議中的煮設施由校方提供,成本增加並非必然。退一步想,今天大家已接受超市膠袋索價每個五角,對堅持用「飯盒」者罰款五角至一元,我看不成問題。

問題還在於香港的學校並無「飯堂」設施,現時是學生留在課室裡吃飯盒,假如午餐不再用飯盒預先分發,學生要按時到某分發點取餐用餐的話,以午飯時間只有約一小時計,緊張和混亂情況可以想像。此外,不少學校都已把空間用盡,哪能騰出500方呎地方建造合格的廚房呢?

亞逸在田裡

(2009年11月19日星期四)

心理學家 Michael Cole曾跑到西非洲研究格貝列 (Kpelle) 民族的生活。據說族人雖然教育水平不高,上過學的不多,卻愛跟人討論和爭辯。Cole為了研究他們如何「思考」,設下一些訪談問題。以下是研究員和某族人的一段對話:

研究員:Flumo (下譯亞富)和 Yakpalo (下譯亞逸)總是一起喝蔗酒 (一種甜酒)的。亞富在喝蔗酒,那麼亞逸 也在喝蔗酒嗎?
族人: 他們愛一起喝蔗酒。當天亞富開始喝的時候,亞逸不在。
研究員:我剛才不是告訴過你,他們總是一起喝蔗酒的嗎?那麼,某日亞富在喝蔗酒,亞逸也在喝蔗酒嗎?
族人: 亞逸那天不在場。
研究員:是甚麼原因呢?
族人: 當天亞富在鎮裡,亞逸在田裡。

Cole發現,不少族人還跟研究員說:「為甚麼你不跑去問問亞逸?」

族人的邏輯思考能力有問題嗎?Cole認為沒有問題,很明顯受訪者並沒有回答研究員心中的問題。別人沒回應「問題」,或答非所問,原因多得很,包括捉摸不到提問者的目的、不明白提問者想問些甚麼、不願意回答問題等。

考試和研究用的問題有相同之處,就是要考生按題目的假設、提示、範圍作答,不准自行加減,更不容許考生「批評」問題問得無聊或差劣。可知道現實世界的問題並非如此,不少人善於解決生活裡的問題,多於試卷裡充滿假設性的問題,只是我們沒法進行直接和具系統的觀察而已。因此,由答卷推算考生的「解難能力」,無論經多少重的「評改」,風險仍是很高的。

赤字危機

(2009年11月18日星期三)

香港的直資學校經費一般有兩大來源:其一是政府每年給予的按額資助,資助額等於某「系數」乘以學生人數;一項收入是向家長收取學費。上述的資助「系數」政府說是以上一學年官津學校的人頭平均成本計算得來。

直資學校的學費懸殊,以中學計,昂貴者每年 45000- 60000元不等,低廉者由不收學費至每年20000元左右。前者由於有學費「打底」,稍易應付資助系數的變動。然而,對於學費低廉的來說,大部分甚至全部經費來自政府資助,某年的「系數」若大幅變動,將嚴重影響該校的收支平衡。

試看03-09年度資助系數的變化,早年中一至中三級變化不大,去年突有6.3%增加,今年卻變為減幅2.7%;中四至中五級的系數從來都只是幾個百分點上落,去年卻大幅增加25%,今年增幅又減至2.8%;中六至中七級去年增幅達21%,,今年卻變為減幅10.5%。

資助系數大上大落,對一所直資學校來說,造成的落差每次可超過百萬元,這叫直資學校怎樣做財政預算?尤有甚者,數字到11月才公布(還說隨後仍會調整),那時米已成炊,學校已無法調整學費或該年的支出來平衡財政了!

政府的「系數」是不少直資校的生死線,但又不准審核,政府計錯數亦不會有人知。然而,政府卻每年為直資校設置加學費的上限,去年是10%,今年則是7%。這些「每年」的數字不設預告,也不知道怎樣算出來。直資校校長沒有水晶球,很容易會「估」錯數,令過往的盈餘蒸發,甚至陷入赤字危機。

解難的環境

(2009年11月12日星期四)

學者Jean Lave 做過一項有趣的研究。她找來數十名一般學歷人士,著他們完成一份普通算術的測驗卷,發現答對率僅為59%;她又隨他們到超級市場,發現他們購物時不僅懂得計算複雜的問題,準確率還達到98%!在「測驗卷」上不懂算的「問題」,在購物時卻準確算出。

怎會這樣?Lave 發現,超市購物已是這群人的生活常規,超市內貨物品種多,單位價格有差異。在這情境下,購物者要利用算術進行選擇,或「證明」選擇合理。因此,他們對碰到的「問題」不但心裡有數,還估計到「答案」的範圍和模樣;在真實計算時,他們又會經常對「問題」和「答案」進行調整,她稱這為「填隙算術」(gap-closing arithmetic) 。這種算術,在以紙筆進行的測驗卷上不會出現。因此她認為,「問題」所在的環境(如測驗卷、超市購物)構成一定因素,令人「找到」或「找不到」答案。

數學教育學者 Alan Schoenfeld 也做過一項研究,看學生如何面對數學問題。學生告訴他:「算出來的答案如非整數,多是算錯了。」「課本每章後面的問題,必是使用該章所教的方法來解決。」「如果試算了5分鐘還未能把問題解決,多是用錯了方法。」

不少人以為「解難」是否成功,純粹是運用「認知能力」的結果。上述兩學者都認為,我們經常忽視了環境給「解難者」提供甚麼提示和協助,而這些因素對他們解難是否成功和找到甚麼答案,影響至巨。這看法對學校裡要教授「解難」的老師來說,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中文作為學術語言?

(2009年11月11日星期三)

中大吾師孫述宇教授1977年寫過一篇文章談香港高等教育的使命,內容談及由於大學裡的學科多是沒有「中土」為根的「西學」,我們應該如何面對?

「… 可走的路不外兩條:一條是培植這些西學在中土生根。這條路要譯製出齊全的中文專門詞彙,寫出或譯出中文教本與參考書,用中文講授、討論、練習,使這些西學終於歸化中國。另一條路是我們甘心用英文來學習這些西學,以後也用英文來作深入研究,…叫中國人世世代代用英文作學術語文。
很明顯,第一條路並不好走,要遭遇不少的困難,要做許多基礎工作;但是第二條路是不能想像的。即使我們不走第一條路,我們的後代早晚也要走的 …。一個民族要拿他族的語文來做學術工作,這民族的學術成績早受了先天的限制。語文是思考的工具,一個民族如果有語文而長期使用外語作學術語文,那是很吃虧的,因為一方面,外語始終是外語,有母語的人無法使用得十足純熟,老是拿一件不利之器,怎能善其事?另一方面,長期用外文為學,母語又沒有機會成為學術語文。我們中國人如果想使英語純熟流利得像英、美、加、澳人一樣,除非是把我們的母語中文完全棄置不用,把中文完全忘記。但我們能不能做到?願不願去做?」

可惜的是,這30年來香港高等院校的主事者不但選擇走第二條路,還義無反顧地協助「英語」在學術界鞏固其霸權地位,中文在香港成為學術語言並無寸進。

教師自製教材

(2009年11月5日星期四)

今天稍有責任感和能力的教師都會設法在課堂上強化學習動機,引發互動、討論等,因此不少教師會尋找合適的材料,自行編寫教材,製作圖片集、工作紙、習作、電腦簡報等,上課時「照本宣科」的日子相信過去了。我當校長的時候,學校自行編印筆記的用紙量達每月80000張。

教科書在教與學方面的重要性下降了,但多年來當局對「教科書」的思維卻沒有改變,要求很高,因此書商要找專家撰寫課本,文稿多番修訂後才送檢,經教局逐字逐句審查批准後,才能成為學校可選用的課本。相反,學校裡由教師自行製作教材和閱讀資料的情況雖然有增無減,卻遭忽視。若以審批教科書的嚴謹尺度看這些教材,相信只有小量能「過關」。這不是說自製教材一定很差,而是良莠不齊,質量極佳的有,錯漏百出的也有。

由教師自行編製教材,按理應較能符合校本甚至班本的需要,亦有助提升教師的專業能力。然而,單以上課、改簿、輔導學生來說,教師能完成上述工作的已是筋疲力竭,因此除非教師本人是教材「發燒友」,否則自製教材的質量就要多作遷就,不少學校還把這項工作交給最無教學經驗的「教學助理」完成。

從前說香港課程由「教科書」主導,因為教師極度依賴教科書。今天的情況似乎有變,教師自製教材的勢頭出現了。但我們應該如何創造空間,既讓教學上這方面的需要得到肯定,令自製教材得以發展,又保證教材的質量呢?

教科書以外

(2009年11月4日星期三)

從前上課時老師會說:「打開課本第xx頁」,接著是逐字逐句解釋,學生依老師指示「間書」,這種「以書為本」的教學模式已漸漸廢棄了。今天的教師可能叫同學不要打開書本,先留心聽講或參加討論,再完成工作紙,下課前才叫學生翻開書本閱讀,或回答課本裡的問題作結。教科書逐漸由學生獲取知識的唯一依據,變成為教師演譯的對象,或作學生自修、溫習、完成家課時的參考材料;對某些教師來說,課本僅用作顯示教學範圍和次序而已。

這大概說明了書商在推銷教科書時,為甚麼不惜工本,製作教師手冊、工作紙、資料庫、試題庫、電腦教材等「配套贈品」,吸引教師採用其課本。但世界上哪有免費的贈品?成本都打在書價裡,教材成為了「綑綁出售」的產品,由家長買書時支付。這種「書商宴客,家長付鈔」的模式,隨著教師對課本以外優質教材日益渴求變得普遍,以致大量成本額轉嫁給家長,這當然引來不滿。

然而,這些「配套產品」的使用情況如何?部分教材雖然製作精美,但是龍是蛇,要用家認真使用後才曉得。有些可能由於內容空洞,或過分複雜,中看不中用,亦有些早遭棄掉。

上述問題,看來並非把「教科書」和「配套產品」分拆出售可以解決。「課本」是唯一「教材」的日子過去了,這大概是種進步,但亦因如此,我們需要重新審視教科書的定義和功能,和確立教師對課本以外的教材的需要。

升甚麼「呢」?

(2009年10月29日星期四)

特首在發表施政報告後的《香港家書》中說,香港的經濟再不能像以往單靠密集勞力,而是要「升呢」,發展知識型產業,其中包括把高等教育產業化、國際化,以吸引非本地學生來港,替香港「創匯」。

然而,香港的大學資助學額,只佔適齡人口的18%;同文德叔曾推算,香港第一組別學校學生最終能入讀大學的,機率五六成;第二三組別學校佔67%學額,但入大學率僅5%。從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看,特首的發展策略對港人子女有甚麼好處?他說:「增加非本地學生人數會為本地學生提供更國際化的校園環境,令他們的視野更為廣闊」,但怎樣才能晉身成為句中的「本地學生」呢?

首先,為提升子女入大學的機會,先要打進第一組別學校。傳統名校卻不斷變身成為昂貴的直資學校,令有錢人佔優。其次,大學擴大「非聯招」收生比例,有國際學校背景或可以到外國打個「白鴿轉」回來者佔優。此外,傳統大學另闢「全費」學額,明顯是條向富人提供的入學快線,將來要建的也是要賺錢的「私立」大學。上述不明文的發展措施,都令有錢人「佔著數」,壓縮低下階層藉教育往上移動的機會。

特首說六七十年代香港靠廉價勞工生產的時期不再。我就是在這個年代長大的,雙親都是工人階級,家住廉租屋。當年只有兩間大學,但入學競爭還算公道,沒有明顯優待富人的招數。如果曾先生在今天的環境長大,他還會有出人頭地的機會嗎?

再談大學「非聯招」

(2009年10月28日星期三)

日前談過,香港八大高等院校「非聯招」學額高達25%。其後收到一些讀者回應,有人認為香港的中小學教育糟透了,學生只懂考試,不懂思考,大學單靠「聯招」,根本無法收到足夠的「好學生」,故要靠「非聯招」填滿學額云。亦有家長這樣說:「在香港讀書成績一般或不佳的學生,如家境許可,往外國讀一兩年預科,再回來申請非聯招學位,只要成績過得去,簡直無往而不利。」

既然本地的大學那麼鍾情「國際化」的學生,又如果「國際課程」那麼好,本地的學校何不放棄會考、高考而轉教「IGCSE」或「IB國際教育文憑」等課程?然而,按政府規例,全港的官立和接受政府資助的學校(包括直資)必須教授本地的「會考」和「高考」課程;即使直資學校要開辦非本地課程,也必須另闢私立部門,並向家長收取「全費」。談到學費,以香港的國際學校為例,除入學要輪候、花上數十萬元購買學校債券外,平均每月學費上萬元。只有隸屬「英基協會」的學校,既收下全額政府資助,又批准實行外國課程,但其中學每月學費仍要9 000元。

姑不論本地的教育質素如何,能跳出「政府資助學校」這個框框接受教育的,諒不會是低收入以至一般收入的家庭。負擔不來的只可以考「會考」和「高考」,升讀大學就要靠「聯招」。大學加強「非聯招」收生,把政府資助的學額大幅撥向所謂「國際化」學生,這做法公平嗎?對得住香港人嗎?

過了海就是神仙

(2009年10月22日星期四)

工作難找,不少剛離校的學生,投身「推銷」行業,尤其是電視電訊、物業買賣、金融產品等。僱主美其名說要他們學懂「多勞多得」,給他們零或低底薪,要他們追逐佣金過活。這些年青人要推銷的產品和服務,有些是相當複雜的,他們多是一知半解,對公司的「售後服務」,更一無所知。他們專心一意地替公司找客戶,發揮「創意」介紹產品,只要對方願意拿出信用咭來,或在合約上簽一個名,或電話上說句話確認,便是一張單,一份佣金,一件完成的工作。

對於這些年青人來說,這種工作其實也是一種「教育」,一種令人學懂「過了海就是神仙」的教育。它很真實,因為職位,收入,能否成為別人眼裡的「成功」人士,全靠它。有位舊生曾自豪地跟我說:「校長,畢業後我捱過苦,才升到目前銷售主任的職位。我算是木人巷打出頭來吧!現在那管是甚麼垃圾,我都有能力把它變成搶手貨賣出去。」

我勸快將畢業的學生,做電腦維修、砌機、甚至是小文員、信差也可以,盡量不要做「推銷」,尤其是要「cold call」的那種,因為那是「無知者」誤導和欺騙「無知者」的工作,最後丟掉自己的誠信,甚至連心靈也給蒙閉了。

昨天我說過香港對消費者的保障差勁,消費者教育不濟,無法抵禦日新月異的欺騙銷售手法。要補充的是﹕奸猾商人就是透過一份佣金來利誘我們的子弟替他們效力的。因此,指導年青人擇業尤為重要。

你「倒霉」過嗎?

(2009年10月21日星期三)

朋友數月前向銀行申請信用咭,多領了一張「附屬咭」送給姪女作「旁身」之用。附屬咭還未送上,姪女竟然接到銀行的聯營保險公司來電,劈頭一句是「我代表『老虎』銀行送優惠…」,游說她買保險。銷售員說不用驗身,不用簽名,在電話中確認便可。可憐這小女孩不懂得「cut 線」,認為這「沒禮貌」,最後在疲勞轟炸下說了句「yes」,從此她姑姐的帳單每月就多了一項支出,直至這小女孩65歲。由於是「自動轉帳」付款,不少人都沒有習慣即時核對每項支出。到發現時已超過60天,銀行職員說:「對不起,已過了抗辯期」。保險公司哪來朋友姪女的手提電話號碼?這當然是由銀行供給。原來朋友簽領信用咭時,文件已註明按銀行規矩發咭。規矩在哪裡?在那字體麻密細小的章則中,其中一項說銀行有權把你的個人資料作推廣業務用。這在領咭時你當然不會察覺。

市場推銷手法無孔不入,抓你一個瞬間不留神,或用繁複的支付辦法進行誘騙。例如,電訊公司先送你免費服務,到期若不主動取消合約,公司將自動收取極昂貴的服務費用,但就算你按時致電取消合約,電話卻屢接不通,或事後賴皮說沒聽過你的電話等。在這都市裡誰未領教過這些「倒霉」事?

與「推銷」巨人相比,香港的「消費者保障和教育工作」是個侏儒。乘公車如遭侵犯你學懂會叫「非禮」,但消費者權益遭侵害時,往往連消委會也無能為力,很多人只好嘆句倒霉!

八折減價與雙語試卷

(2009年10月15日星期四)

某百貨公司港島分店開張,頭4天在該分店購物可享8折優惠。顧客湧至,付款時店員卻說:「九龍總行已經關閉,港島店順理改稱『總行』。既然『分店』的前提已不復存在,我們有責任緊隨轉變,取消8折。」顧客悻悻然離開。

教育局在2006年曾向學校宣布,通識科頭4年將會有中英對照的試卷,考生可按題選用中文或英文作答。今年8月又向學校宣布,學生只可全卷選用中文或英文作答,理由是:「微調」已經生效,從此無分英中、中中,學校亦無需強行用英語教授通識科,「雙語試卷」的前提不復存在,考評局有責任緊隨政策轉變,取消該措施,這不算食言云。

回到百貨公司那邊去。店員還不慌不忙地向顧客說:「用平常心看吧,打個8折其實只會害你們買下不該買的東西;現在取消優惠才符合你們的利益。」

再回到「雙語試卷」去。課程發展處和考評局的發言人稱:「我們的試題是跨單元的,學校使用不同語文教授不同單元,並不是一個理想的做法。以一種語言應考,才符合考生利益。」唉唷?2006年提出的政策原來並非「符合考生利益」的!教育局為甚麼現在才有所發現?談到學生利益,當局不是常說,學校比他們更接近學生,更了解學生的需要嗎?

這些事例都說明「通識科」的設計是如何疏漏。然而,對肯承認疏漏者還可以有多點信心,因為他明白不逮之處;強詞奪理者除令人憤怒外,就只會使人覺得連改進的希望也沒有了。

通識試題未解決

(2009年10月14日星期三)

新高中通識科最受爭議的地方之一,是考試題目和如何評卷。

數年前教育局為校長舉辦的通識科介紹會上,我曾指出,當時的模擬試題初稿,並沒有甚麼「知識」內涵,也看不出展示甚麼有價值的學習;得到的回應是:「謝謝意見,我們會把它改好。」然而,去年包括「穿舌環」等題目的模擬試題曝光,仍然備受質疑,有人問是否流於「吹水」,只考學生的「寫作」能力。今年五月作家陶傑受電視台邀請,試解答樣辦試題,答案由三位教師評改,二人評他「不合格」。單就陶傑的「答卷」內容看,不少人(包括我)頗覺精彩,並不覺得差劣或文不對題,他就是沒有答中擬題者的心意而已。香港教師的習慣是「見點給分」,要達至高效度和信度的「質性評分」,絕非容易。

官方回應傳媒的報導,就只是重申通識科的目標。公眾對試題的疑慮未釋之際,課程發展處新任總監張國華博士在七月撰文,說要「談談通識教育課程的幾個常見問題」,尤其是「家長」和「教師」都關注的問題,這當然令人有所期盼。然而,文章除提醒家長可以透過宣傳片和展覽來認識此科(稱這為家校合作!)、教師可以在網上資源平台取得教材外,對大家最擔心會出亂子的「課程」元素 —「評核」,卻隻字不提。

問題不談並不表示已解決。近日當局決定取消該科的「雙語試卷」,就引起怨聲不絕。對很多校長、教師、家長來說:通識科評核問題仍然存在,未解決!

感情連繫

(2009年10月8日星期四)

昨天談到學者 Hoffman 的文章。她說在美國,「情意教育」逐漸為人關注,但實行方法只流於教導學生「控制情緒」的技巧,與關愛的理想相距甚遠。

她介紹我們去看看日本的學校。日本學校也要求學生學習自我控制,但辦法不是訂定嚴格的罰則,或把學生從課室調走,而是讓老師多花精神時間經營班務,建立師生間和同學間的感情連繫 (bonding),強調正面的情緒,如團結、快樂等。因此,雖然官方並無規定,很多日本學校每年都舉行30次以上的旅行和節日活動,目的就在於多讓師生「談心」,讓同學團結。據說不少日本人在畢業三四十年後還經常與小學同學來往。

研究日本教育的 Catherine Lewis聽過有日本老師這樣跟學生說:「你這樣折磨枝鉛筆,看!它在叫苦啊!」話裡用物擬人,就是要培養情感和價值。又有老師說:「家長日那天請大家幫幫忙,規矩安靜點。你們不這樣做,到訪的家長不會取笑你,但會取笑我!」能說出這句話的,我看班務經營很成功,因它意味著同學會關心老師的處境,切實是「情意教育」。

在香港,究竟我們朝著哪方向走呢?現在學校裡出現個甚麼問題,教育局就搞個校本津貼,不少學校就拿津貼向外間團體購買服務或課程。學生情緒問題嚴重,就買個「情意教育課程」;學生不願做家課,就找人設計一個精密的功課系統,強化罰則。這些措施,治標不治本。如果 Hoffman 的想法正確,學校要由文化氣氛和人際脈絡關係著手,才能確切地回應問題。

情意學習問題

(2009年10月7日星期三)

《教育研究評論》(Review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6月號有篇由Hoffman撰寫的文章,討論美國近日為人關注的「情意學習」(social emotional learning) 問題,情意教育逐漸開展為一運動。不少美國人認為,情緒是學業成績的障礙物,要作監控;學校因此開辦特別課程,教導學生甚麼是憤怒、沮喪、敵意的表情和行為,由此防止負面情緒「爆發」,教人「情緒管理」。不少課程還教導學生各種平抑情緒的方法,如鬆弛肌肉,學習深呼吸,甚麼「忍三秒」、「數到十」等。

一旦課室出現情緒失控的學生怎辦?一般方法是老師首先要保持鎮定,不必疾言厲色,可要求學生自己要控制情緒,或把學生調遷到課室某指定位置;如果不湊效,可派班長通知校務處,由他們派員把學生帶離課室等。

雖然談情意教育時,不少學校都會說要實踐關愛,同學間要互助,老師甚至把這些題目列作課題教授。然而,當遇上課室管理問題,學生出現情緒或紀律問題的時候,關愛和互助就會由賞罰、規則、協議、用甚麼活動措施來佔據時間空間等考慮來取代。學生情緒失控甚至被視為個人的「選擇」:即認為學生本人可選擇控制或不控制自已,讓情緒受控或失控。

Hoffman的論點是,「情意學習」和「情緒失控」並非搞個甚麼課程、運用甚麼「技術措施」就可辦到和解決,兩者其實皆關乎學校如何把「關愛」理想融化在學校的人物關係、文化氣氛、教學情境中。怎樣才能達此境,Hoffman 有些看法,明天續談。

「因為」的歧義

(2009年10月1日星期四)

老師愛問:「為甚麼?」「為何這樣?」,接著的回答多是:「因為……」。

「因為…」一詞,可充當兩個角色:一是提出「理論根據」,一是說明「因果關係」。使用時究竟屬於哪一種,要看上文下理才知道。然而,觀課時經常聽見老師沒想清楚,把兩種性質不同的「因為」混淆使用。

說明「因果關係」的例子有: 「銅片因為遇熱,膨脹起來」,「大家都不相信他,因為他常說謊。」這些「因為」句,指出了兩件事物間存在著因果關聯。

提出「理論根據」的例子有:「外面下雨,因為他拿著雨傘。」「他贏了比賽,因為手上拿著獎盃。」這些「因為」,多是回應「你怎麼知道…?」的問題。上述的例子都不是「因果關係」,理由是誰也不信,拿著雨傘會令天下雨,或拿著獎盃會令人贏比賽。

課堂教學上使用「因為」,多用作提出「理論根據」,例如:「水沸了,因為有蒸汽冒出。」或「市場需求在改變,因為價格在上升。」對於首次接觸這些理論的學生來說,老師其實還應該教導他們追問:「蒸汽冒出」足以證明「水沸」嗎?「價格上升」足以證明「市場需求改變」嗎?可是很多老師都輕輕放過這些機會,有些還會在一會後說:「因為水沸了,所以有蒸汽冒出。」或「市場需求改變,價格因而上升。」,一下子把仍有待印證的理論變作已完成的因果關係。這種教學不但不能培養學生的思考,還把細心思考的同學弄胡塗了。

歸家晚、誰之過

(2009年9月30日星期三)

上星期談過香港人的工時長,影響家庭生活,令家校合作變成空談。有讀者問:這是誰之過?然而,我猜並非所有人都會 認為長工時是種「過錯」,生意人會說這可以提升經濟競爭力,我們成功就是因為耐勞。

這種說法不能解釋為甚麼低收入階層,無酬加班不斷增加,收入不升反降,經濟成果就是沒他們的份。然而,中高收入者呢?不錯,錢是賺多了,但生活質素又真的改善了嗎?

家長問我:「我知道閱讀對孩子很重要,家裡應該買些甚麼書呢?」我反問:「你喜歡閱讀嗎?」家長老實地答道:「沒空,長期睡眠不足,有時間也寧願多睡點。」

又有家長嘆問:「為甚麼今天的年青人這樣注重物質生活?」我問:「周末你和子女有甚麼活動?」答道:「沒甚麼特別,飲茶逛商場,買衫買手袋。」她的衣著手袋清一色是昂貴的名牌貨。

又有家長半自豪半抱怨地說道:「花幾萬元買了具鋼琴,我們為這孩子作出了這麼多的犧牲,他卻沒有絲毫的感激,不曉得自己主動去練琴。」

香港人好勝,認為錢不能不盡賺,故「長工時」也有「半推半就」的成份。此外,教育官員也好,家長也好,都把「教育」和「教養子女」看成是吃粒甚麼仙丹靈藥就可解決的問題。此藥多昂貴也不要緊,我們會努力工作賺錢買。

其實我們也有些高明的父母,懂得教養之道,明白在家裡培養出某種氛圍,讓孩子在浸潤中學習,才是最佳辦法,但可惜他們也說:「工時長,無時間。」

歸家晚

(2009年9月24日星期四)

2008年香港的人均GDP為30000美元,經購買力調節後,此額比瑞士的還要高,屬世界富裕級別,但我們的貧富差距不斷擴大,空氣污染日益嚴重,哪來與瑞士相若的生活質素?

報載法國總統薩爾科齊就是不滿以GDP量度國家經濟表現,找來Stiglitz 和 Sen等諾獎學者,另訂國民幸褔指數,把家庭收入、閒暇等納入新的「指數」內。這想法不無道理。

生活質素指標之一是人們工時的長短。過往十年香港人的工時不斷增加,今天白領的放工時間已在六七時後,歸家越來越晚,連帶塞車時間也向晚上伸延。

「你和子女一起吃晚飯嗎?」我向申請入學的家長會面時曾這樣問,並稍作統計,發現能夠經常全家一起吃晚飯的不過半數。有些說:「我倆都在內地工作,周末才回港,子女平日有菲僱照顧。」間中還補充說:「校長,這非最佳安排,但生活逼人,不得已啊。」

教育局談的理論不錯:家長應多花「時間」和子女溝通,以免他們吸毒或誤入岐途;又要求家校合作,學校要有家長教師會,規定「校董會」要有由普選產生的家長代表,以實行民主參與和管理。可是,實際情況是家長的工時愈來愈長,披星戴月回家,連一起吃頓晚飯都不成。親子談話的機會也不夠,哪有空組織家長會,預備文件,參加選舉,收集和反映整體家長的意見?有這種時間和興趣的家長不多,這些工作因此流為徒具形式實效不大的「事務」,並由學校老師和校長代勞,成為他們的額外負荷。

大學的「非聯招」

(2009年9月23日星期三)

香港的大學學額,一般人都以為是由「聯招」分配的。所謂聯招,是指大學按學生的「香港高級程度會考」(高考)成績取錄。由於僧多粥少,每年成績合格而不獲取錄者為數不少。因這些學位是由政府資助的,所以收生用甚麼標準,制度是否公平,都是重要問題。

很多人或許不知道,原來「聯招」以外還有「非聯招」。各大學由「非聯招」取錄的大一新生,比例由5%至25%不等。由於實際數字並沒有公佈,我們不知道究竟是5%還是25%。

「非聯招」招些甚麼學生?據資料顯示,這些學生應包括「中六拔尖生」(即中學成績優異獲優先取錄者)和小量的副學士畢業生。此外,還包括用「高考以外」成績的申請者,如「英國高考」 (GCE A Level) 和近年開始流行的「國際預科文憑」(International Baccalaureate Diploma) 。

問題就在這裡。香港的「高考」相信是世界上同類考試中最艱深的。GCE 數學考得 C 級者,往往還未必能在香港高考取得「合格」。究竟用不同「考試」的尺度出來的成績怎樣換算,大學從來沒有讓大家知道。

拿「非香港高考」成績投考香港的大學者,多是外國學生和本地國際學校的學生。聞說現今的大學要搞「國際化」,因此對這些學生「情有獨鍾」,故「非聯招」的門愈開愈闊,即不用考「高考」而能享用香港政府資助學額的外來者,人數愈來愈多,也意味著我們的子弟憑「高考」考入大學愈來愈難。這很不公平,香港各大學在這方面是否應該作出公開交待?

外行領導內行

(2009年9月17日星期四)

香港的師訓機構,是香港教育學院和大學的教育學院,其使命是培訓教師,令有志成為前線教師者得到專業訓練。因此,訓練一般都包括「實習」部分,準教師必須「實習」合格,方可畢業。

那麼,由誰當「教師」的「教師」呢?師訓機構向來都有項規定,師訓導師本身必須有「教育文憑」,並教過中小學。到學校「觀課」者,因為要指導課堂實踐,要求尤為嚴格,他們若非教學「高手」,起碼也要熟識課堂教學。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GC)也明白這點,知道具資歷可指導學生「實習」的教育學者難找,因此對師訓課程的撥款也比較寬鬆。

從前的師訓導師,上至教授下至助教,均持有「教育文憑」,一律都要到學校觀課;為避免「科目」錯配,各科的觀課導師還必須是該科的教學專家。

問題來了。當今大學都爭做「研究型」,師訓教師被「明令」或「暗示」要做研究寫論文,到學校「觀課」就變成了苦差,有礙仕途。他們惟有減少觀課的次數,並僱用「兼職導師」或由「退休老友」客串幫助,師訓工作的重要「實習」部分,竟得一個黯淡下場。

尤有甚者,某著名大學的教院已悄悄地不再要求導師持有「教育文憑」和曾當教師,以便從外國聘來有「研究傾向」的教師。這些新聘者從未教過中小學,部分連中文也不懂,卻被安排去教授「教育文憑」,同時要到學校觀課和指導「實習」,實行不折不扣的「外行領導內行」。

UGC 對這有看法嗎?

「前題」在哪裡?

(2009年9月16日星期三)

大埔教院的盧敏玲教授曾告訴我有一些有趣的發現。她說剛上完「光和顏色」課的小學生向她這樣解釋:稜鏡受到白光的撞擊,就像有人按著了手電筒一樣,令它射出彩虹顏色的光線。又上完「水的三態」課的學生說,從冰箱拿出來的汽水表面會總會有點水珠,是滲漏之故,因此就算把罐揩乾,待會仍會有水滲出!

其實成年人對現象的誤解也不少。某天女兒放學回家,說當天班上曾激辯:「鯨魚是否魚類?」同學說不,老師堅持說是,因為鯨魚是活在水裡的。我亦聽過老師向學生解釋「進化論」時說,長頸鹿就是為了吃大樹上的葉子,故不斷運動脖子,令頸項愈生愈長。她不知道,這想法正是達爾文希望證明的錯誤。

不少「誤解」都是「自圓其說」的猜想,因此難處理。挪威心理學家Jan Smedslund寫過一篇文章,叫「『理解』和『邏輯』之間的循環關係」(Circular relation between understanding and logic) ,大意是說:每個結論都有其前題,單看某人的結論,我們無法判斷錯誤是由於他的邏輯思考不濟,還是基於對前題有所誤解。例如,如果所謂「地球的圓的」是指「地球是塊圓餅」的話,「沿邊上玩會跌出地球」的推論就很合理。

放在教學上考量,以為學生在邏輯思考上錯誤之時,請不要忘記查看其背後的出發點。一旦明白其出發點,某些看似思維上的錯誤,其實也很具邏輯。這不是要幫助學生把錯誤「合理化」,而是要更好地掌握「錯誤」的成因,調校教學的方向。

盲點與難點

(2009年9月10日星期四)

昨天談到有研究發現,有些小學生把「地球是圓的」誤解為「地球是塊圓餅」。這些研究結果可能對前線教師有一定的幫助,讓他們知道學生可能的錯誤在哪裡,教學時應該如何處理。老師也可以自己進行這種研究嗎?與研究員相比,學校裡的老師每天要上多節課,每節課又要面對一大群學生,要仔細地了解每一個學生的「錯誤」想法,是很難的事。

然而,老師有一大優勢,就是經驗。只要用心多想,課題每教一次,就多一點累積,要明白學生「錯誤」背後的邏輯,歸納其共通點,並非不可能。舉例說,富經驗的老師都知道,初學看時鐘的小學生,很容易把3時55分錯看成是4時55分,這是他們不明白時針是跟著分針轉動之故。又上英文課時學生經常把 run 的過去式錯寫成 runed,中文課時把「焉」錯讀為「馬」,科學老師發現學生觀念上抗拒「向心力」,卻很接受「離心力」等,只要細心思考,就會明白這些「錯誤」其實都很自然,犯錯的學生並非缺乏思維能力。

成功的教學往往是因為老師知道「關鍵」所在,能較準確地預測「錯誤」在哪裡發生,把它收納在教學設計裡,令教學有針對性和啟發性。內地老師稱學生常犯的錯誤為「學習的盲點,教學的難點」,有空就跑到學校的「教研室」交流心得,看看誰有新的發現和解決方法。香港的老師很忙,學生答錯了往往就只在旁邊打個交叉,要求自行更正,平白地放過了了解和利用「錯誤」的機會。

地球是圓的

(2009年9月9日星期三)

研究員和一名小一學生在談話:

研究員:地球是甚麼形狀的?
學生: 圓的。
研究員:可以把它畫出來嗎?
學生: (畫出一圓形)
研究員:如果從這裡沿一直線往前走,結果會到了哪裡?
學生: 可能會走到另一個城市。
研究員:繼續往前走呢?
學生: 可能會走到不同的國家、城市。(手指著剛才畫的圓形的邊)繼續往前走就會跌出地球啦。
研究員:跌出地球?
學生: 對,因為你已經走到邊上了,小心啊!
研究員:真會跌出地球?
學生: 會的,如果你在邊上玩的話。
研究員:會跌到哪裡?
學生: 可能會跌到其它星球上去。

學者Vosniadou在上述報告裡說,「地球是圓的」這句話是成人話。在小朋友的生活裡,世界是平的,怎會是個圓球體呢?。縱使他們能重複說「地球是圓的」,並不表示他們的地球「概念」與科學家的相同。

有人說,課室裡可以放個地球儀,讓學生看到地球並不像塊圓餅。但叫人相信這小球代表肉眼看不盡的大地球,也是困難。學生對「科學」一知半解,不少是因為它跟日常的生活經驗不吻合。其實,要學生接受「科學」概念殊不容易,除非老師能夠展示學校知識的「優越性」,讓學生明白學校知識能解決生活知識解決不了的問題。否則,對他們來說,生活知識較學校知識更實際,更管用。久而久之,學校知識就變成是應付老師和考試用的,生活裡的「知識」,是生活用的,各走各路,兩不相干。因此,教學設計宜由學生的生活經驗入手。

教學的慎思和機智

(2009年9月3日星期四)

這是 Max van Manen 書裡另一個故事(稍作改寫):

俊業愛作新潮打扮,總要在校服上加點違規飾物。不准蓄長髮,他就剪個左短右長的「短髮」,配上一副螢光綠的粗邊眼鏡,在學校裡又經常製造麻煩,因此誰都認識他。

今年我是他的班主任,開學第一課是「閱讀課」。大家都已安靜閱讀時,他才闖進來,大聲的說:「對不起,遲到!」我著他坐下把書拿出來。他說:「無書,又不識字,從來不閱讀!」這話引來班裡一陣笑聲。

我回應說:「真的嗎?那大概是去年的事吧!」同學漸漸不理會他,安靜地繼續閱讀。俊業趴在桌上,裝出一副極無聊的樣子。我不敢對他苛求,從架上選了幾本書,走到他桌前輕聲說:「這些都是插圖本,想試試嗎?」他假裝睜開眼睛,呼一口氣說:「放下吧!」我把書放下離開,回到教師桌去,撇見他又再裝睡。一會後,他坐起來,把其中一本書放在指頭上旋轉。又過了一會,他打開了插圖本的西遊記,開始閱讀!

我不作聲。這本書是不少學生的至愛,心裡想:說不定這本書會令他開始喜歡閱讀呢!

van Manen 解釋說,故事裡的學生無疑是個想引人注意和反叛性頗強的孩子,但老師沒有動氣或施展「權力」,而是用尊重、安詳的態度跟他相處,並且和他保持適當的距離。他說書本理論沒法教懂你這個,為師者要不斷思考反省實際經驗,鍛煉自己的直覺,才能在「當下」作出恰當的反應。他叫這做「教學的慎思和機智」(pedagogical thoughtfulness and tact) 。

讚譽

(2009年9月2日星期三)

歐裔加拿大學者Max van Manen在 The Tone of Teaching 裡有一則短故事(稍作改寫):

陳老師很高傲,上課時經常問些艱深的問題,大家都不懂回答。今天要派回前天的測驗卷,他說只有三人合格,因此課室很靜,誰也不敢哼一聲。

開始派卷了,他故意把卷放在每個同學的桌上,然後作個表情,像是說:「這麼低分,超低能!」大家都低著頭不看他。但遲早要派到我的那份,很驚,只好心裡說:「怕甚麼?又不是世界末日,下次努力點就行。」

輪到我了,陳老師站在我的桌前,說話聲線突然改變,全班都朝我這邊看。他讚賞地說:「這班似乎還有一點希望…」接著起勁地把那份卷揮動幾下,然後放在桌上,再說:「很好,全對,滿分!」這跟我的估計差別太大了!我有點兒激動,雙手冒汗,臉也燙起來。然而,很奇怪的,全班仍是鴉雀無聲。

我低著頭,暗裡笑了一笑。笑甚麼?鬆一口氣?驕傲?困窘?我不敢看旁人,根本還未能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不明白,為甚麼該感到「自豪」的這刻我卻感到這麼「笨拙」?

van Manen 說,任何學生都希望得到讚譽(Recognition),以肯定自己的身份和存在價值,但老師要學懂運用,決非易事。公開的「讚譽」帶給人一種「特殊」地位,令人暢快,但同時也會帶來一種「不平等」、「與眾不同」的感覺,這又會令人羞赧不自在。任何老師都要明白這兩種感受的對立和張力,培養對「恰當」的讚譽的觸覺,令「讚譽」產生正面的果效。

拿走大學的光環

(2009年8月27日星期四)

究竟「讀大學」的目的何在?甲派說是為了獲取知識,建立理想;乙派說要實際點,「理想」就是為了將來找份「好工」。

記得剛考進中大新亞那年,余英時當院長,他寫了一封信給新同學,大意是鼓勵大家要當甲派。他說讀書要因應興趣,不要把目的完全放在就業之上,社會行業多變,產業需求難測,大學應該是讓同學對人生意義進行思考,確立個人的理想之地。四年的校園生活,的確感受到那裡有一種對學問的虔敬,對天下事的關心。好些從那裡學懂關懷的問題,變成了一生的思考;一些在那裡交上的朋友,變成了一輩子的朋友。

近代哲學家Jean-Francois Lyotard 在 The Postmodern Condition裡說,在後現代社會的今天,傳統說「知識」能導人獲得意義、真理、解放的宏觀敘述,已經破產。新科技改變了「研究」和「學習」的定義,今天的「知識」並不內藏於有學問的人,而是可以獨立生產、包裝、銷售,甚至是跨國界交易的「商品」。大學生產的知識有沒有價值,只看它能否促進工作效率,教育的目的就是替產業提供合適數量的人手,從前為愛知識求學問者已無立足之地,談修養和理想更是多餘。

我曾在大學工作多年,目睹的變化跟 Lyotard 說法所去不遠。大學商業化、知識商品化之路在香港其實早已鋪開,今天說要把高教「產業化」,也旨在張揚地吸引非本地的「消費者」。

今天的大學生要當甲派不可能,最多只能當乙派。果真如此,把大學頭上的「光環」拿走,應該是時候了。

善是無心、惡是故意

(2009年8月26日星期三)

研發部經理向公司總裁報告:「我們開發出一種新產品,它會帶給公司豐厚的利潤,但同時會把環境污染。要生產嗎?」總裁答:「環境變成怎樣我不關心,只求賺錢,進行生產吧!」結果產品出籠了,公司利潤增加了,環境也污染了。

「該總裁是故意製造污染的嗎?」心理學家 Joshua Knobe 拿這問題作訪問,發現答是的受訪者高達82%。他又把故事裡「污染」兩字全改作「淨化」,然後問:「該總裁是故意淨化環境的嗎?」,只有 23%的人答是。

Knobe 的結論是,如某人的行為帶來一些道德上「惡」﹙如污染環境)的副作用,人們會傾向判斷他是故意作惡。但如果那些副作用屬於道德上「善」(如淨化環境)的話,人們卻不會認為他是立心行善。這種「不對稱」的觀點,學界稱為「Knobe effect」。

一般來說,我們會認為,人的行為愈屬「故意」,就愈須為其後果負責;故謀殺罪比誤殺罪嚴重。然而,我們怎樣知道行為是出自「有心」,還是「無意」呢?Knobe的研究告訴大家,該行為愈是跟我們的道德觀點相左,我們就愈會相信「惡行」是故意的。

由此可見,「客觀事實」並非影響我們判斷「事實是甚麼」的唯一因素,我們的「價值取向」也影響我們判斷「事實是甚麼」。

循此思路回顧新高中通識科課程所謂「認識客觀事物,作出自己的價值判斷」,就是把問題看得太直線、太簡單了。「認識事物」本身往往就包含著「價值判斷」,Knobe effect就是一例。

愚蠢的學者

(2009年8月20日星期四)

昨天談到國內著名數學教育家顧泠沅。他接受《上海教育》雜志訪問時,談過教研機構、師範大學,應對中小學負起「專業引領」的責任。

顧說的「專業引領」,並不是叫大學人員透過控制措施,對中小學實行教學「監控」,而是要跑到學校去,「通過深入課堂、面對面的觀察、診斷、交流,實現有效指導,通過合作和平等對話來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

把此話引伸到香港則可圈可點,原因是這裡的大學研究「教育」的教授越來越多,但肯給學校「專業引領」的人卻越來越少,今天的教育學院裡甚麼教研「中心」都有,獨無「教與學」的!

究竟教研人員在研究些甚麼?怎樣研究?在追求「刊登學術論文」數量的今天,研究就是躲在辦公室裡拼命地寫論文,偶爾帶幾個研究生,由他們到學校去收取數據,實行小題大造,用術語講常識;如能搏期刊一粲,獲得刊登,便可保位升職,或自吹找到普世應用價值的真理。

這樣培養出來的教研人員,真有能力負起「專業引領」的任務嗎?要知道,「促進教師的專業發展」不是叫人看篇文章聽次講座的玩意。對學校老師來說,怎樣好的演講恐怕都只是「燒爆竹、放煙花」活動,理念如何在學校裡落實才是關鍵。因此,顧泠沅所提教研人員要「深入課堂、觀察、診斷、交流」是富洞悉力的。在今天的香港,願意這樣付出的學者不是沒有,但快因氣候改變而絕種,還存在的也會被譏為「不識時務」的蠢人。

三個饅頭的故事

(2009年8月19日星期三)

今天人們都一窩蜂地推許「應用」,說光教學生概念行不通,學生對知識不感興趣,學了也不會應用,因此提倡要教批判性思考、解難策略。

國內著名數學教育家顧泠沅,有次跟美國的同行交流,對方盛讚中國中小學生的數學成績,卻不客氣地說,成績雖好,更應培養學生的批判和應用能力才是。

顧泠沅聽過後給他們講了以下的故事:從前有一個和尚餓了,吃饅頭。吃完第一個,不飽;吃第二個,還是不飽;再吃第三個,飽了。吃飽了,和尚就說:「早知吃第三個會飽,就不吃前面兩個了!」

顧解釋說,第一個饅頭是「原理基礎」,第二個是「知識連接」,第三個是「應用策略」。以前的中國教育在吃前面兩個,大家突然發現,西方教育說吃第三個就能飽,於是認為吃前面兩個是多餘的,不用吃了。

顧的論點是,前面的兩個饅頭很重要,近年西方教育也逐漸察覺,沒有頭兩個,難有第三個。不錯,我們的教學要講求「概念理解」和「解決問題」間的平衡,要有合理的「情境式學習」,但決不可以拋掉第一二個饅頭,光吃第三個。

再看香港新高中的通識課程,我覺得十分吊詭。官方指定的課程內容滿是「資料和概念」,卻沒有涵蓋學科的「原理基礎」,亦不見得其建議的教學怎樣能完成那些宏偉的目標如「應用能力」、「批判思考」、「價值建立」等。究竟通識科可以讓學生吃哪個饅頭,還是最終讓他們吃「白果」?我實在擔心。

還剩幾分之幾?

(2009年8月13日星期四)

老師問:「一個蛋糕,吃去了四分之一,還剩多少?」學生回答:「四分三」。老師著學生在黑板上列出算式,學生寫:4/4 – 1/4 = 3/4。老師續問:「半個蛋糕,吃去了四分之一,還剩多少?」學生答:「四分一」,並列出算式:2/4 – 1/4 = 1/4。

老師又問:「甲口袋裡的錢的 4/5,和乙口袋裡的錢的 1/5,相差多少?」學生列出算式:4/5 – 1/5 = 3/5,並嚷著說:「五分三。」老師說:「對了!」

老師見學生應答如流,又能說出她期望的答案,故不察覺有何不妥。然而,稍懂分數的人都明白,學生的答案,除第一題外,都是錯的。任何分數,在實際應用時,一定連帶著一個「甚麼是一整分?」的問題。一個蛋糕的1/4就是1/4個蛋榚,半個蛋糕的 1/4就是 1/8個蛋糕;因此,吃去半個蛋糕的1/4,應剩下3/8個蛋糕。此外,兩個分數的「一整分」若不相同,把兩者加減也是沒有意思的。

對基本分數不理解有多普遍?期刊 Teachers and Teaching 本年6月號的一篇文章,作者 Berk 及 Hiebert表示,不少美國的小學「準教師」把算式5/8 – 1/4 = ? 寫成文字題時,會寫出「 Kathy 有咖啡 5/8 磅,用去了 1/4, 還剩多少?」要導師很著意和反覆地指出文字題中那 1/4後面有個「磅」字和沒有「磅」字有很大的差別後,他們才能明白問題所在。

不少老師都把精神放在設計課堂活動、工作紙、小組討論、電腦簡報上,務求達到熱鬧、忙碌的效果,卻忘記了教學的首要任務在於幫助學生正確和深入地掌握教學內容。

四季的成因

(2009年8月12日星期三)

以下是香港教育學院勞傅燕華博士看了我早前「擺脫直覺的操控」一文,寫給我的一封電郵。看來她對這問題很有心得,故將電郵抄錄如下,供讀者參考。

「拜讀過你於明報討論有關學生『直觀學習』的現象及引起的問題,心裡泛起強烈共鳴。你提出有關同學對四季成因的直觀經驗我在某校訪問同學時亦觀察到,明白這是一種普遍的迷思。我們曾嘗試找出要讓學生正確理解四季成因,關鍵特徵何在。

我們的發現是,小學常識科的課本在解釋四季的成因時,會說這是地球上某處在地球公轉一週的軌跡上受到太陽光不同程度的直射或斜射的結果;教學時老師也會強調為什麼太陽光直射便會是夏季,斜射便會是冬季;但是,課本和老師總沒有辦法讓學生理解,為什麼地球表面某個地方,有時會受到太陽直射,有時斜射?課堂上老師可能會提及「地球是傾斜的」,但這又怎樣造成太陽直射和斜射的效果呢?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是關鍵。瑞典教育學者Ference Marton 曾提出『變易理論』,說我們會較易聚焦在『變』的地方,有留意便易掌握。如果要讓學生審辨到『地球傾斜』引起直斜射這點,就要有『地球不傾斜』作為對比。因此,課堂上老師可以提出『試想若地球沒有傾斜,還會否有四季?』讓同學思考,同學就容易從對比中審辨出『地球傾斜是四季形成的原因』。老師製造這『變易』,會有助於同學審辨這個產生四季的關鍵特徵,解决他們的迷思。」

依賴分數進行的教改

(2009年8月6日星期四)

美國這場「有教無類」運動,究竟對學校有甚麼影響?Educational Researcher 本年6/7月號有一篇上佳的分析文章,值得留意。該文作者預測這運動將失敗告終,原因如下:

  1. 由於各州可自訂甚麼是合格分數和進程,因此大家都玩「鬥低分」(race to the bottom) 遊戲,先盡量降低合格分數,好讓自己州份的學校較易完成分數指標。可是,合格分數是要按年調高至最後水平的,之前降低了分數,往後幾年要趕上就更辛苦,這亦是近年不達標學校遽增的原因。
  2. 據較可靠的71年至04年州際數據顯示,學生的閱讀和數學成績33年來都在進步中,而且非常線性,看不出這運動有甚麼特別貢獻。
  3. 學校學懂了以考試為本,即只教要考的東西,教育質量是否真的提高了,值得懷疑。從前高水平的學校和學生肯定蒙受不利影響。
  4. 雖說如果學校不達標,家長有權轉校,但在不少地區,有關當局都不願或無法提供更好的學校讓家長選擇。
  5. 學校設法趕走成績差的學生,或不讓他們參加統考。學校無興趣收容有特殊需要的學生。
  6. 不少不達標的學校,都已經長年飽受各種改革措施的「照顧」,它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改動,而是較穩定的教學環境。

作者認為,這場運動的缺失在於與前線教育工作者的信念相左。不少老師都說,為了完成各式各樣的問責指標,他們沒法實踐教學理想。政府的手法,就像是懲罰在最艱難環境下工作的教師。你認為上述情況與香港有雷同之處嗎?

揭穿了國王的新衣?

(2009年8月5日星期三)

對教育政策和教育改革有興趣者,都可能知道美國自2002年起實施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譯作「有教無類」或「不放棄每一個孩子」法案)。該法案表面上是要加強對中小學的監管,以學生的成績作為學校問責的標準,目標是要在2014年讓全國學生的閱讀和數學水平達到精熟的程度;實際上它是一場大規模的學校整肅運動。

法例訂明提高師資水平,要求新入職教師起碼要有學士學位,並通過擬任教科目的考試;在各州,每級學生須進行統一年考,以監察每所學校的學生的成績是否達標;又賞善罰惡,成績好的學校給予更多的經費,不達標的學校會遭點名公布,稱為「亟待改善的學校」(schools in need of improvement) 或「接受審查中的學校」(schools under registration review) ;如果學校持續「沒有足夠進步」(adequate yearly progress) ,家長有權替子女轉校,其交通費、學費一律由原校區支付。政府亦有權派員進駐成績差的學校,實行干預以至接管,或要求教師重新「考牌」,「匡正」教與學,如學校連續5年沒有足夠的進步,政府可以「關閉」該校。

法例實施後,毀譽參半。據政府公布,全國學生的閱讀和數學分數每年都有進步,少數族裔和白人間的成績差距拉近了;然而,每年不達標的學校數目,卻以雙位數比率增加,單在2008年就有30000所(30%)學校不達標,要接受強制的改善措施。發現這麼多不達標的學校,究竟是「國王的新衣」給小孩說穿了,還是另有內情?學生的學業成績,真的因此進步了嗎?明天續談。

膚淺的學習

(2009年7月30日星期四)

Ference Marton 及 Roger Säljö在瑞典做過一項研究,他們邀請40名大學教育學院的學生閱讀一篇有關教改的文章,並事前告訴他們,不限閱讀速度,讀畢後會請他們回答幾條問題。

他們向學生的提問是:「可否用一兩句話,總括文章的內容?究竟作者對教改有何見解?」他們發現大部份學生都沒有理會文章的主旨,卻清楚記得文章的細節。為甚麼會這樣?原來他們在閱讀時都忙著記資料,無暇顧及作者的思想和文章的引伸意義。學者 Noel Entwistle 在蘇格蘭大學重複上述研究時也得到相同結果。

為甚麼學生會有這樣的傾向呢?原因是他們平日讀書,知道考試的要訣就是牢記資料、概念、公式,把它們儲在短期記憶裡,就像個電話號碼,撥通電話後就可以忘記一樣,所有資料在考試完畢後就完全棄掉!當中只有少數學生,讀書時願意認真思考所學的內容跟自己有甚麼關係,或有甚麼生活意義。

在美國,曾經有科學家在看過學校的科學課程後,大為震驚,認為其範圍之廣,根本沒有讓人探索科學原理和方法的空間。又有人作過統計,日本的中學數學一年只教6至8個課題,美國的卻是30至35個,因此在教學上只能「點到即止」(touch and go) 。

教授資料、概念、公式並非毫無價值,因為它們都是進入學科世界的基石。可是,當記憶變成了學習的全部,教的內容哩闊吋深,考核就像校際問答比賽般看誰能答得「快而準」之時,教育原來讓人尋找「意義」的價值便失去了。

擺脫直覺的操控

(2009年7月29日星期三)

教學紀錄片A Private Universe 的開始是美國哈佛大學的畢業禮,學生們頭戴四方帽,身穿畢業袍,氣氛熱鬧。有人隨機選出23名畢業生,請他們回答一個簡單問題:「為甚麼夏天熱、冬天冷?季節是怎樣形成的?」

其中21人有以下或相若的解釋:「地球繞太陽運行。當地球和太陽間的距離較近時,就是夏天;兩者距離較遠時,就是冬天。」這些答案直覺上很合理,但都錯了。科學考察發現:地球公轉的軌跡很圓,沒有較近或較遠太陽這回事;然而,地球是歪著身繞太陽轉的,冷暖季節是太陽光「直射」和「斜射」交替的結果。

鏡頭一轉是一中學課室,教師正在教授「季節」如何形成。她利用模型示範,解釋清楚,絕無含糊,學生也用心聆聽。課後老師讓工作人員訪問班裡的一名高材生,著她解釋季節一遍,發現她雖然學懂了新的詞彙,但其解釋基本仍與上面的錯誤說法一致,即季節是由地球與太陽間距離的差異造成。

這說明了甚麼?學習研究說,學科對事物的考察,通常要依靠概念進行,因此是曲折的而非只靠直覺;然而,人的日常生活,大部份時間要依賴直覺。是故不少教師都有這樣的經驗:上課時教過多遍的東西,學生總是錯了再錯。由是觀之,教學若果只是平鋪直敘,縱是脈絡清楚而缺乏針對性,不讓學生擺脫直覺的控制,先破舊後立新,學習就不會深入和牢固。因此,良好的教學設計必須由了解學生對事物的想法作開始。

處理投訴欠專業質素

(2009年7月23日星期四)

報載著名作家阿濃和胡燕青的作品被收錄在小學的教科書裡,遭一名「家長」投訴,說阿濃的故事是教唆學生離家出走,胡燕青的談及放屁,是用語粗鄙。這些投訴,實在「搞笑」。

報載當日我剛和幾位校長、資深教師午膳,席間談及上述新聞,大家都覺得該名家長無知和「離譜」。然而,最氣人的還是教育局那種「不置可否」的態度。大家都問:局裡難道沒有一個認識阿濃或胡燕青作品的人?就算如此,只要把被投訴的作品略看一遍,已經可以知道教壞學生之說就是胡鬧。官員們毋需苛責投訴者,卻不能不指出其觀點錯誤,這是教育人員應有的「專業責任」。

或謂在民主社會裡,表達意見和投訴是每名市民的權利;新高中的通識科也鼓勵學生「多角度」看事物。因此,教育局大可以解釋說,為了尊重「多元」、實行「包容」,我們保持緘默。然而,這種講法也可以變成一種托詞,用來推卸「講道理」的責任,或迴避對事物作出專業的判斷。

官員們這種對「投訴」只扮演「接待員」的手法,我當校長時也領教過。某些轉來的投訴,只要小心聆聽、稍作解釋,讓投訴人明白自己觀點上的錯誤即可平息。然而,他們卻一律只作「轉介」處理,但求「脫身」,讓投訴者誤以為教育局也認同他們的投訴有理,因而增加處理的難度,這不但助長了無理投訴之風,還令人嘆問:官員們的人工應否與接待員或傳呼員的薪水看齊?

要錢不要臉的教育

(2009年7月22日星期三)

城中傳媒近日焦點報導富豪遺產爭奪案。令人側目的是當事人為了爭產,不惜自認是富豪的情夫,連太太也出動上庭作證。她對丈夫不忠不只毫不計較,還作出配合,大有「只要有錢使,沒臉又如何」之勢。又此君究竟何德何能,累積數以十億計的財富?他說是來自迷信富豪的「饋贈」。「祈褔黨」原來這裡才是甲組!

「有錢沒臉不打緊」的例子很多。母親與子女為了錢對簿公堂,互相不惜利用傳媒力數對方以增勝算;能夠替富豪影星生下私生子女,就是下半生優裕生活的保證,因此是喜事不是醜事。電影Pretty Woman 並非黑色故事而是喜劇,妓女從操縱她的富豪身上不單學會上流社會的儀態,還學懂有錢就是幸褔的道理。另一套電影中女主角目睹流星,即時許願要「嫁個有錢人」。從前的「灰姑娘」電影,女主角還有點端莊自重,現在統統不要了。

當學校女生認為「緩交」只是各取所需,小朋友可以糾黨打劫的士司機,青少年濫藥或當拆家的情況不斷惡化時,不少人問:「學校為甚麼沒有把學生教好?」

然而,社會上出現一個個「利之所在,巧取豪奪」的例子,媒體裡「要錢不要臉」的個案活生生就擺在眼前,它們才是最有效最具刺激力的「多媒體」教育,學校的效能相形見拙。要相信老師說讀書是出路嗎?寫到這裡,想起陳漢森曾寫過的一句話:「成年人所說的讀書價值,只對條件較好的學生有意義,對多數條件不足的學生,只是騙人的謊言。」

樂觀與悲觀

(2009年7月16日星期四)

天生「樂觀」好嗎?性格「樂觀」是項天賦嗎?

心理學研究人的性格有多「樂觀」,大多由「主觀能動力」(agency) 入手。例如問受訪者:「當遇上困難時,你是否常覺得困難最後會得到解決,目的終會達到?」另一方法是看他們如何解釋「失敗」。樂觀的認為失敗多源於外在或偶然的因素;悲觀者則相信失敗是因為自己有缺陷,或環境上出現注定失敗的因素。

可是,這些方法都忽略了一點,就是受訪者究竟有多大的能耐去達到目的或避免失敗。「你相信每月都交得起租嗎?」答案跟受訪者是否樂觀無關,只在乎他有多少積蓄或月入多少。亦因此,樂觀必須是「合理」的、非「盲目」的。

研究又發現,性格上傾向樂觀者,實際生活遇上連串的失敗或打擊時,可能感受到的壓力 (stress) 會輕一些,但沮喪情況 (depressive symptoms) 會更為嚴重 (見 Chang and Sanna, 2003) 。是故被稱為平日性格樂觀者,不等於遇挫折不會幹出傻事來。

研究東西方學生性格上的「樂觀、悲觀」發現,東方學生的確較悲觀。然而,樂觀也好,悲觀也好,其實關鍵在於人們會否主動想辦法解決問題。調查又發現「悲觀」的東方學生比「樂觀」的西方學生一般都較為低調,不善表達,但又更勇於接受挑戰,面對困難,因此稱讚他們為「懂防禦的悲觀者」(defensive pessimists) !

電台報章經常叫人要培養「樂觀」性格,「天塌下來要當被蓋」,這不錯都是善意的忠告,但始終還是勸人「作最好的希望,最壞的打算」較管用和較實際。

甚麼是「叻」?

(2009年7月15日星期三)

好的表現或卓越的能力,廣府話都一律稱為「叻」。

先談「叻」的表現。工作研究發現,在不同的環境裡,就算同是一個行業和工作崗位,量度「叻」的標準大不相同。以修理汽車業為例,大城市裡車行林立、零件充足,技工多專注修理某牌子或類型的汽車,「叻」的標準就在於迅速找出引至問題的零件,把它換掉;小鎮裡情況不同,零件不那麼齊全,「叻」者要略懂所有牌子的汽車,又要能修補零件的損壞部份。又如理髮業,高檔地區「叻」的技師要處理的問題,是如何令顧客的「形象、髮型、顏色」三者配合;在低檔地區,顧客既要求複雜的剪洗染,平日又多不願打理頭髮,「叻」的技師就要解決這類型的問題。 (見 S. Billett, 1998)

甚麼「能力」造就「叻」的表現?一般來說,就是按工作間的要求,解決常規和非常規問題的能力。然而,先後有序,先學處理「常規」問題,後學「非常規」問題。例如:以師訓為例,新老師在處理課堂秩序還感吃力時,就很難要求他們從學生的發言中發現「非常規」的答案 ,或即時作出具創意的回應。由於非常規問題來自實際情況,這方面的能力只可以憑經驗累積,透過努力培育。

既然甚麼是「叻的表現」隨環境而異,那麼,甚麼是「相應的能力」就千差萬別。由是觀之,教改標榜訓練學生抽象的「共通能力」和「解難能力」,謂這會加強他們將來「適應和處變」的表現,這種說法就顯得毫無根據了。

對比學習

(2009年7月9日星期四)

Geoff Colvin (2008) 寫過一本名為 Talent is Overrated 的書,談到人們常誤以為有成就者都是天才。他舉了若干實例,如音樂家莫札特、投資家巴菲特等,都是無法證實他們天資特厚,只知道他們多得到家庭悉心栽培,不然就是早年的成就並不顯著。心理學家亦曾以人們的IQ和日後的成就作比較,發現兩者關係不大。

又有人以為記憶力強就代表天生聰明,如棋王可以蒙著眼同時下棋多達29局,但非凡記憶力只是長期訓練所致,亦僅限於某領域內。在一般事務上棋王的記憶力只屬一般。

有意識、自覺的學習 (deliberate practice)才重要。傑出成就者大都知道好表現的關鍵點在哪裡,並有針對地反覆練習。笑匠 Chris Rock獲獎無數,但台上每分鐘的表演均經精心設計和練習。高球手活士亦經常花大量氣力練習某些擊球的方法。

進行「對比」學習也是好辦法。據說發明家和作家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看雜志時常給精彩的文章先做筆記,數天後拿回筆記用自己的方式重寫,然後與原文比較,看看別人哪裡優勝、自己哪裡犯錯。他又發現自己的詞彙不夠豐富,就嘗試把雜志文章用詩歌方式改寫,再由詩歌寫回文章,與原文比較,看看有沒有進步。

我們見某人身手不凡,思考靈活,好的意念像信手拈來,常以為是天賦。Colvin說這是「誤會」,世間上沒有這麼多天才,也沒有「即學即用」的專家。值得一提的是富蘭克林學習寫作時,正在印刷廠工作,上述事情全在工餘進行,可見決心學習的力量大過不利的環境。

追求真善美

(2009年7月8日星期三)

提出「多元智能」的 Howard Gardner在 1999 年寫過一本書,叫 The Disciplined Mind。書裡他說不少人忘記了教育的目的,在於教導下一代甚麼是「真、善、美」。他以達爾文的「進化論」、莫札特的「費加羅的婚禮」、納粹進行的「大屠殺」為例,說明他所謂真善美的意義。書末他以「多元智能」為題,提出教學的一些「入手點」。該書還有以下的重點:

1. 他說儘管所舉的例子屬西方文化,但相信每個文化都有自已「真善美」的例子。
2. 要了解甚麼是「真善美」,就要認識「前人」如何具體探索那些令人著謎的問題,如「世界上怎麼會有這麼多不同種類的生物?」等。
3. 前人的探索哪裡找?在相關的知識學科裡。達爾文探索「物種起源」,值得欣賞的不是「概念」、「詞語」,而是獨特而嚴格的考察方法 (disciplinary ways of knowing)。
4. 每個學科都有其觀察事物的方法,如科學家、藝術家、歷史學家都有不同的方法和態度,提出「非常識般」的結論。
5. 不是要學生成為甚麼「學科專家」,而是要他們體驗知識界裡那追尋真善美的「智慧心靈」或「心靈智慧」(intellectual heart or experiential soul) 。

從上述各點出發,試回顧新高中通識科的官方指引。「目標」欄的確說過推崇「跨學科」學習,並希望學生達到「欣賞和選取普世價值」的理想,但具體內容上是認識學科考察事物的方法,抑是「資料、概念、詞語一大堆」?是「真善美」的欣賞和追求,抑是價值澄清後「各行各路」的處理?我的判斷是後者。

十年規律

(2009年7月2日星期四)

Malcolm Gladwell (2008) 的 Outliers 談及,到底甚麼原因令有些人在事業上有重大成就。雖然這只是本「暢銷書」,但內容跟嚴謹研究的結論頗吻合。

他說有傑出成就者,無論是運動員、音樂家、科學家、電腦奇才,儘管都有天份,但天份並不包保成功。把他們都描繪為「神童」,就是編造。莫札特廿多歲後所作的曲才是「傑作」,年幼時寫的不外如是,經別人修改過的地方很多。披頭四在美國演出一舉成名,但其實之前在德國漢堡已有過千場的表演經驗,

成就的確與際遇有關。機會屬偶然,如年齡與時勢配合,遇上社會上某些時機等。然而,被人忽略的是,時機給他們的不是甚麼,而是可達至「傑出」水平的學習機會。微軟的蓋茨,早在1968年讀中學時已有大量編寫程式的經驗。當年電腦未普及,但他的學校竟然有一部能連上大學電腦的終端機,這使蓋茨著了迷,在電腦室日夜溜連。

Gladwell續說,「專才」的智商或許稍高,但非「超高」,更重要的是在領域內能否得到長期的訓練。傑出成就者平均需要投入10年或10000小時。這與Howard Gardner早前從調查得出的「十年」規律相符。

花十年「磨劍」難,因為「人生有幾多個十年」?但不止於此,既有天份又願意學習,亦未必得到入門的機會。Gladwell所舉的例子,說明不少機會都是無心或偶然製造出來的。客觀條件當然對中產以上的孩子有利。我想問的是:教育上我們可以做些甚麼,讓不同背景而有天份者都得到培育出頭的機會?

專才的學習

(2009年7月1日星期三)

人人都說「學習」重要,不少人更堅持不斷學習,然而,並不是人人學有所成,脫穎成為優秀分子或行業中的「專才」(Expert) 。

Bereiter (1993) 曾提出過這樣關於「學習」和「專才」的說法。大意是每個人開始一個新的工作崗位,都會遇上一些從未碰過的問題,因此要「學習」逐步把它們解決。但人的「心力」有限,很多實際問題又太複雜,一下子我們的腦袋處理不到,因此只能先學簡單處理,並由此累積經驗、建立常規 (routines)。到解決問題的步驟變得明確和技巧嫻熟後,就能把問題逐步縮小、解決,甚至不再發生,省時省力。

關鍵是:省下來的時間和氣力,拿來做甚麼呢?有些人會調整目標,再投資在處理以前沒有能力解決的問題上,讓解難力度逐步提升,最後成為「專才」。然而,有些人則停留在「縮小問題」層面,眼見問題不再造成困擾,便樂於依賴常規,長期「吃老本」,把心力投放在其它地方或事務上。

在過往的工作崗位上,我遇過很多新入職的老師,初期遇到問題時都能鼓起勇氣「學習」,但有些連基本事務的「常規」還未建立,如怎樣處理課室秩序、預備教學等,便把視線轉移,或插手人事糾紛、或乾脆睡覺去也;有些在建立有效「常規」後只冀望把問題縮小,並未打算學習處理更難的問題;有志做到精益求精者,心力和時間又常被各種不那麼有建設性的「教改」消磨掉;能堅持學習方向,享受克服困難的滿足感者畢竟是少數。

通識科裡的價值教育

(2009年6月25日星期四)

新高中通識科強調「價值教育」,「課程指引」指明要培養學生運用多元視角的能力,欣賞不同文化的價值觀,願意承擔公民責任等。

然而,細讀指引,發現在教導學生處理「價值」問題方面,來去只有一條:「不要直接向學生傳授價值觀,應協助學生分辨觀點背後的價值觀,透過價值澄清與反思,加強情意的發展,使學生有作出選擇的能力。」

這句話大概與 Raths, Harmin, Simon (1966) 提的「價值澄清法」吻合。但批評者問:難道希特拉不清楚自己和非雅利安人的價值麼?( Hitler was very clear about his values and about the values of non-Aryans; so what?) 此法只是讓不同的價值展現,根本談不上甚麼是非觀。

該指引又補充說:如果老師願作行為模範,又與學生分享經驗,學生自然會把好的價值內化。這話看似合理,然而,課程設計者還是沒有掌握「價值澄清法」的實質,就如 Bereiter (1978) 說:「它要培養的,正是貌似嚴肅,卻事事多疑的人;對他們來說,價值判斷只是一種思維技巧和過程而矣。正因為在澄清時沒有價值方向,大家只會選取多數人認為是對的價值。」Stewart (1975) 也說:「所謂價值澄清,不外乎是接受同輩壓力和施壓使人向中間靠攏 (peer pressure and coercion to the mean) 。」

既然如此,我們怎能透過價值澄清「使學生有作出選擇的能力」?怎樣確定學生變成「願意承擔公民責任」者?課程指引一方面希望利用「價值澄清」逃避「價值灌輸」的指控,另一方面卻要求學生都採納「價值灌輸」後的價值。你看到內裡的「隱蔽課程」嗎?

通識科「跨學科」麼?

(2009年6月24日星期三)

「通識教育科 - 課程及評估指引 (中四至中六) 」的概論說,已「參考外國的思維技能訓練、生命教育、價值教育和公民教育等跨學科課程」。是哪些「外國」課程呢?我翻看全指引也找不到。文末所提的參考資料也只是參差甚至是互相矛盾的理論的匯集。

指引續說:「本科旨在幫助學生在學習過程中聯繫各科的知識」(概論第2頁) ;「學生可學習找出不同主題和學科之間的聯繫,以及了解知識的複雜內涵和組織」(概論第3頁) ;「課程的設計讓學生超越對事實和現象的理解,進行深入的探究和反思」 (課程架構第7頁)。這些論述,大抵用意是說明所謂「跨學科」的精神。

「跨學科」是個很好的理想,每個學科都有其「基本概念」(basic categories) 和獨有的「思考方式」(disciplinary way of knowing) ,能掌握並立體地看問題,應該是通識的出路。

然而,細閱各單元,發現「個人成長與人際關係」只是初級或通俗心理學;「今日香港」是政府與公共行政學初階及政府宣傳資料;「現代中國」是官方改革開放的措辭和流水帳,「中華文化與現代生活」只是一種比較文化的論述;「全球化」本可把政治學、經濟學、科學、文化學共冶一爐,可惜沒有它們的基礎概念和思考方法,例如經濟學如何研究、分析、表達財富分配;「科學、科技與環境」更沒有對「科學」本質的考察,還把「科學」和「科技」混為一談。

看來有心把通識變成「跨學科」的老師,待辦的事情還多呢!

給爸爸的信

(2009年6月18日星期四)

爸爸放工回家,看見兒子的房間收拾整齊,床鋪上放著一封給爸爸的信。他吃了一驚,立刻打開閱讀。

爸:

真對不起,我決定離開你們,跟玉蘭一起生活了。我悄悄地走了,是不希望跟你們大吵一頓才離開。玉蘭是個好女孩,我著實愛她。我知道,她紋了身,身體穿了好些環,愛前衛打扮,年紀也比我大得多,你們是不會接納她的。其實,我想告訴你們,我們不只相愛,她還懷了孕。玉蘭說,我們一起是會快樂的。我和她在旺角某舊樓天台找到個單位,打算搬進去。我們的夢想是將來有更多的兒女呢!

玉蘭教曉了我很多東西,例如:大麻並不可怕,不會損害健康。我們還會嘗試種植一點,自給自足;如有剩餘,也可以跟朋友交換點冰和K仔。此刻,我只希望醫學快點進步,好讓玉蘭的愛滋病得到更好的治療,甚至痊愈。她是個好人,是應該得救的。請不要記掛我,我15歲了,已學會照顧自己。將來我是會回來探望你們的,到時才讓你們看看成群的孫兒孫女,誰長得漂亮好嗎?

俊傑上

再者:上面寫的全屬虛構,此刻我正在大鵬家裡。只是想跟你們說,學校的成績表我已放在電視櫃頂。對不起,今年成績不好,但世上「不好」的事情其實比成績欠佳還多著呢!如你認為我可以回家,請來電。

上面是網上流傳的故事,出處不詳,我亦已稍加修改。讀者們,如想試試自己的「開放」程度,請回想一下,剛才信讀到哪裡你才叫「我的天」呢?

英語的使用

(2009年6月17日星期三)

香港有一群少數族裔學生,在體制內的學校就讀。從前他們找學校不易,故多聚集在某幾所官津學校裡。學校裡師生間的溝通基本上是彼此的第二語言,即英語。

然而,那是英語強勢的時代,教科書以至議員官員們的英語水平不低。官方文件亦多先有英文版,才有中文版。因此,就算學校老師英語不強,少數族裔學生和家長亦容易從其它途徑獲得資訊。

九七回歸後,英語地位下降,這本也很正常。現況是學校面對收生不足,較願意錄取少數族裔學生,這卻令他們變成每間學校的少數;加上教改頻繁,非華語學生亦受影響﹙例如:新高中規定他們一定要考中文)。種種原因都令他們獲得資訊比從前困難,需要更加殷切。

但教育局並不努力執行「英文也是特區正式語言」的政策。例如,課程處為家長舉辦的教育「講座」,沒有一次是使用英語的;1月派給家長的「新高中常見問題」冊子,至今還沒有英文版;為「首屆」新高中家長辦的分區講座,也沒有一次使用英語。同時,非華語校長也遭到忽視。月前為直資學校專辦的「自評」工作坊,會議開始時,縱有一批校長和聽眾表示不懂中文,官員仍堅持會議清一色以「廣東話」進行,連派發的文件和熒屏上的簡佈亦一律只有中文。

教育局當然可以說,他們會「視乎需要行事」,但須知某些社群跟本不容易表達其需要,要依靠主事者主動了解關心,否則他們的需要就會長期被「忽視」了。

電視與兒童視力

(2009年6月3日星期三)

據說美國人James Vicary曾經做過一次「潛意識廣告」的實驗,他安排一家戲院,在放映電影時的同時,每隔五秒鐘閃動一個只有0.003秒的標語:「該喝可樂了」(Drink Coke)和「該吃爆谷了」(Eat popcorn)。他說這廣告雖然肉眼看不到,卻「侵進」了觀眾的潛意識,結果戲院爆谷多賣了58%、可樂多賣了 18%。但Vicary後來承認,所有的數字都是杜撰的。

據較可靠的研究指出,電視機的光線和閃爍的確會對兒童的視力造成不良影響。嬰兒的視覺調節功能發育需時,強光對他們容易造成傷害,但他們又特別愛看閃動頻繁、光線強烈的畫面,因此讓幼童多看電視,近視散光必會增多。

可是近年來的電視製作,無論是廣告或劇集,都有一種傾向,就是為了製造震懾效果,光線的對比愈來愈誇張,畫面的閃動愈來愈強烈,達到令人不安地步。成年人或可以轉面不看,但假如家裡沒有監管,讓小朋友長期觀看,相信對他們的視力會有一定傷害!

政府的廣播業務手則,內容相當豐富詳細,對電視節目的言詞運用、性、暴力等都列出標準,又規定兒童節目不得出現令兒童驚怕或情緒不安的鏡頭,但似乎未注意到某些感觀情況,諸如強光、擺抖搖晃、過強音量,一樣可以帶給人們(尤其是兒童)生理上的傷害。儘管Vicary的實驗是弄虛作假,英美澳各地還是明文禁止潛意識廣告。相對於此,電視強光和閃動會傷害兒童視力,是較有科學根據的發現,又該否更受到關注和監管呢?

軍艦的信息

(2009年6月4日星期四)

史坦福大學的 Larry Cuban教授在2005年的演講中這樣說:

以下是從一艘軍艦發出和收回的信息:

軍艦:請你更改航道向北15度,以免踫撞。
回覆:請你更改航道15度,以免踫撞。
軍艦:這是軍艦,再說一遍,更改你的航道。
回覆:不,我再說一遍,更改你的航道。
軍艦:這是航空母艦企業號,立即更改你的航道。
回覆:這是燈塔。隨便你吧!

Cuban 續說,教育部門就好像故事中的航空母艦,自恃船堅砲利,可以開到任何地方,卻經常忽視某些重要資料,制定錯誤政策,讓船闖進險域。還有,教育改革所涉及的各種「政治」就像那燈塔,屹立穩固,不易倒下。

他所說的「政治」,不是指政黨在教育議題上的勾心鬥角,而是校長和管理人員,每天要為迎合各種社會喜好的變化和改革壓力而作出的回應,亦即眾人所謂「領導才能」。他們忙於執行新的政策、新的改革,根本無暇深思它們背後有無足夠的「邏輯,支持證據,和經仔細考量的推行辦法」(logic, supporting evidence, and thoughtful ways of how best to put them into practice) 。因此,他們被迫執行的,不少是當權者交下來的「壞政策」。假如校長和學校管理人員不發聲,不想辦法令壞政策改變,這燈塔的光就是白發了。

香港的教改和教育政策,由目標為本課程、教學語言政策、自評外評、學會學習、三三四、非華裔學生中學會考要考中文、通識科,到「微調」,究竟有多少能通過Cuban 所謂「邏輯,支持證據,和經仔細考量的推行辦法」的三項測試呢?

續懶得理

(2009年6月4日星期四)

昨天談過教育局對直資學校「懶得理」的態度。想深點,直資學校的問題,亦可視為教育「自由市場」主義 (free market ideology) 和官僚「管理主義」(managerialism) 之間的矛盾。現行制度下津貼學校是主流,歷史也較長,因此官員對此發現出一套管理措施,並視為命根不斷「優化」,這大概是項優點。

可是,自由市場思想趕上時髦,權貴和教授們恐嚇說:「這是世界趨勢!」直資學校逐應運而生。但管理教育的官員卻厭惡任何「新生事物」,怕「節外生枝」,非到「水浸眼眉」地步懶得理。

不理也行的原因是直資學校數目還少,局方可以霸王硬上弓,明知某措施只適合津貼學校,卻要直資學校「張冠李戴」,迫其就範。經典的一幕是核數主任拿出「津校資助則例」來,說給我的直資學校進行審計。

又試看直資學校加費問題。2007年教局網頁「直接資助計劃註釋(中學) 」文件第6部分這樣寫:「為提供優質教育,直資學校可自訂學費水平。」這句在2008年的版本不見了,官員們不哼一聲把它刪掉。文件既不註明日期、版本,公眾若對某直資校加費不滿,官員就可以審時度勢,否決申請,就像從沒說過「直資學校學費自決」這句話。

同一網頁另有一份「 直資學校管理及行政參考文件」,內有教局某電郵地址,歡迎提意見,可是,不知是郵箱爆滿或其它原因,郵件總是無法投遞打回頭。

大家看罷「臻美」事件,不妨再讀此文,看看能否找出教局對直資學校的態度。

懶得理

(2009年6月3日星期三)

「直資學校計劃」是教育界裡一種「自由市場」思想的產物,1991推出時,美其名是「給家長多點選擇」。但計劃落實後,日常的運作,制度的配套,漏洞不少。這本也不打緊,但教育局就是連「洞」在哪裡也懶找。這是我當了5年直資校長的體驗,這點我在本欄曾提過。近日的「臻美」事件可算是讓問題一次局部曝光。以下還有一些例子。

直資學校由於自訂教師薪酬和學費水平等,其「財務管理」比津貼學校複雜,制定財政預備尤為困難。然而,局方的校長訓練班,談的「財政管理」卻鎖定在津校範圍,完全忘記了有直資學校這回事,提問也無回應。上任後我才發現,局方只有零碎資料,沒有一套完整的直資學校財務方針。

局方對學校發放各種「津貼」,卻忘了研究是否適用於直資學校,我曾在會議上發問,得到的回應是:「調查後再答覆你。」

局方的通告常說:「本通告所有學校適用」,但內容根本漠視直資學校,例如:通告不時要求某措施於學校的「常額教師」施行,但直資學校根本沒有「常額」和「非常額」教師之別,只有「合約」教師。

學校和局方的「辦學合約」,一般為期10年,寫明5年後學校要進行「全面外評」,表現滿意可續約。可是,局方到了4年後才肯談外評的具體內容。到外評滿意後,多次催促下局方仍不願談續約,這校現已屆9年,叫學校怎樣跟老師簽約呢?局方的態度是「懶得理」。

跨科課程

(2009年5月28日星期四)

Wineburg 及 Grossman 在2000 年合編過一本名為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跨科課程)的書,討論統整後課程常見的問題。該書出版至今已9年,但所提的問題仍很值得我們的「常識科」和「通識科」參考,下面是一些例子:

「不少所謂『跨科課程』,其實是『無學科』課程,原因是內容只有常識 (common-sense) ,不涉及任何學科知識的掌握和應用 (disciplinary ways of knowing) 。」(第4頁)
「各國推行『跨科課程』時,鼓吹的話多,卻忽視實際問題;高質素的『學科本位』和高質素的『跨學科』學習,孰優孰劣,我們還未有充份證據說明;我們也不大清楚各級學生在『統整課』的學習成效。」(第9頁)

「精神只花在組織不同學科的教師走在一起教同一『主題』,不查看學生如何利用不同的知識來處理問題,或找出『跨學科』比『學科本位』學習多了些甚麼好處。」(第32頁)

「引起動機的教學活動多多,但『知識』內容貧乏,課後學生對事物的理解仍錯誤百出。」(第32頁)

「對學生的已有『常識』不構成任何衝擊,學生更沒有融合各科知識並由此找到對事物新的體會。」(第33頁)

「只懂程序上選取不同學科知識來『覆蓋』主題,毫不理會它們如何回應核心問題。學生跟著老師完成一主題又一主題,不清楚課程整體目的何在。」(第33頁)

「名義上是『跨學科』,實際上頂多只是『多學科』的會集,課後學生仍不懂得拿不同學科的概念、思考方式作互相比較來了解實際問題。」(第33頁)

薪火相傳

(2009年5月27日星期三)

特首曾在施政報告提出,要加強「國民教育」,本年初更成立「薪火相傳國民教育委員會」,說要「有策略和系統地」在港推行國民教育。其實質措施有三:舉辦座談會、成立教學資源網站、組織中小學生回內地訪問的「交流團」,並予資助,名額由每年5000人增至37000人。

一時間哪裡能找來這麼多參加「交流團」學生?這實在苦了教育局長等官員。就以一個4月中才宣布成立的五天訪京團為例,出發日期是6月19日,目標是450名中五、中七學生,官員們雖已向各校張羅,據悉仍未湊足人數。何以找學生這麼困難?因為他們早在三四月間已先後離校,預備會考去了!

我查看過一些官方國民教育活動的細節,無論對象是中小學生、或是心智成熟的教師,題材一律為祖國的「光明面」,特別關心的是改革開放後的「經濟成就」。

全面的「國民教育」,怎能叫人只著眼於當今的成就而忘記歷史長河中人民經歷的苦難?我曾在學校每周的升國旗禮後,忍不住向學生解釋說,「義勇軍進行曲」的背景並不是電視台播放的運動金牌和航天火箭,而是抵禦日本侵略者那隆隆炮火的血肉長城。

每談到國民教育問題,不少校長都跟我說,官方的「國民教育」活動,學校會盡量配合支持,要人給人,有話也會著照說。於是學校裡會升國旗、奏國歌,每年10月會談祖國的偉大成就,5月會為四川地震死難者哀禱,但6月還會堅持談「六四」屠城的往事。

電腦學習教材

(2009年5月21日星期四)

書店門前推銷員在販賣一套「電腦輔助學習軟件」,內容是有關「英文學習教材」的。他說:學習英語的基礎在於掌握文法,這套軟件有聲有畫,還利用「互動式」教學方法云。

電腦畫面的確很漂亮,圖文兼備,可是,聽到的就只有按畫面文字讀出的聲音,例如其中一節是這樣的:「英文句子裡有subject,有 verb。句子會有不同的時態(tenses)…現在進行式(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是…。」至於所謂的互動,只不過是按一下滑鼠跳到下頁,或對簡單問題作出回應。

且不論英語的基礎是否在於掌握文法,這樣的教材,外表雖然花樣多多,但仍然是一本要借助電腦才會發聲的文法「書」,除了讓使用者容易發悶以外,它的價錢要比書本貴得多哩!

輔助學習軟件剛興起時,我也花過冤枉錢,買下很多虛有其表實際無用的「實驗品」,有好些內容還不過是一大堆「程序式教程」(Programmed learning) 的頁框,大抵只適合「機械人」用作學習。

理論上,電腦科技應該可以讓我們有更新穎和更有效的教學方法,讓師生對問題作互動探究(如 Knowledge Forum),或讓學習情境更富真實感,如模擬駕駛、情境式教學 (如 Anchored Instruction) 等。可是,坊間出現的還多是設計粗劣的軟件,其中不少只是搬字過「件」之物,好的東西實在難找。現在談的甚麼「電子書」、「電子書包」,表面上可能比較輕便,但總要配上電腦和閱讀器才能開啟,是否物有所值,是否真能利用科技,啟動學習,還請老師家長多加留意。

禮堂的樂與惱

(2009年5月20日星期三)

學校的禮堂,是個多用途場所,除了集會,還是個室內運動場和考試場地。

禮堂曾帶給我很多頭痛問題。首先,號稱「千禧校舍」的禮堂面積特細,僅能容納五百人,全校性質的活動因此要分兩節進行。其次是保養,固保期過後,問題相繼浮現。例如:外表麗亮的木地板漲縮越發厲害,結果要拆散重裝;天花滲漏卻找不到源頭,只好隨漏隨補;三台大型冷氣機輪流損壞,維修費驚人;音響又不時拒絕工作,最後要全套更換。還有那台三腳鋼琴太大了,根本無法推到後台,上演話劇時就要請搬琴公司先搬到台下,待表演完畢再搬回台上。

禮堂也帶給我不少美好回憶。學生愛表演,老師和我也欣賞他們的表演,他們水平之高,每令新到任的老師暗裡吃驚。由於從外地回流的學生較多,學校裡不乏雙語流利,能當司儀的學生。每年的歌唱比賽更不是鬧著玩的,每班都起勁練習,演出時還吸引好些畢業和離校生回來捧場打氣。非華裔學生對上台表演民族歌舞,更是一絲不茍,把家裡珍藏的民族服、頭飾全都帶回來,像要向世界展示他們最美的一面。聖誕節的慶祝會,壓軸時由老師或校長打扮成聖誕老人進場,更是好玩。

我珍惜這些回憶,還因為那些能在台上活躍、擔綱表演的學生,雖然他們的學業成績並不一定很好,但能看到他們在事情上專注認真,付出努力、從而贏得別人的尊敬和讚賞,心裡着實高興,明白這也是珍貴的教育。

文化差異

(2009年5月14日星期四)

有人說到訪別國的學校是領略文化差異的最佳辦法。

我曾出任校長的學校僱用了較多的外籍老師,不少對香港的教育制度和學校措施無法理解,甚至有些還頗有微言。由於教育局實行的是「重金禮聘」政策,部分外籍老師來港時並沒持有「鄰家的草較綠」(The grass is greener on the other side) 的心態,對於學校訂下的規矩和派給的任務,每帶專家口吻回應說:「在家,我們是這樣做的…」。這些回應,有些屬胡鬧,如「為甚麼不准我和學生帶茶點進課室,邊上課邊享用?」「空堂時間老師為甚麼不可以外出喝咖啡?」但有些意見卻值得深思反省,讓我們明白到自已「文化」的特徵,例如:

「為甚麼學生一定要穿整齊校服?為甚麼進入課室時師生都要肅立行禮?」

「為甚麼學生排隊上課室的時候,不准談話?」

「為甚麼老師要在課堂裡『看』着學生吃午飯?這不是教學工作啊!」

「我雖有抽煙習慣,但自覺十分體貼學校的要求,離開學校三百米以外的地方才抽,家長竟然還要投訴,這是甚麼道理?」

「學生為甚麼要上這麼多的英文課?把英文學好似乎不用這麼多時間。」

「為甚麼你們把考試看得這麼重要?考試測驗佔去全年上課時間的20%。還有,去年的試卷,只要改掉年份日期,應該可以拿來重用。這既省時省力,還會有助於比較兩個學年學生的成績。」

「校長,我還有空閒的時間,可以替學校製作多些中一、二級的閱讀教材,你願多付我錢嗎?」

愉快學習

(2009年5月13日星期三)

學習是愉快的嗎?

在大學教書時,曾要求師訓班的在職教師每人寫一篇故事,記述自已「最難忘記的學習經歷」,每次收回來的幾乎全是不愉快甚至是慘痛故事。例如:雙親無力供姊妹兩人同時讀書,姊姊自願輟學,妹妹惟有勤奮向學以答謝。另一故事是當學生時遇上不濟的會考班老師,上課時只好自躲課室一角,努力自學,結果成績理想。

雖然我沒有作過甚麼調查研究,但上述的故事告訴我,在香港,不少老師的心底裡還是認為「學習」是困難的,「愉快」可以發生,但應在克服困難之後,而非之前。這大概就是我們的傳統和學校文化了。

誰不希望老師的教學生動有趣,學生主動學習,學校是他們的樂園?當校長的時候,不時聽到前來面試的家長說:「我不要求甚麼,但求子女有愉快的學校生活。」但如果學生在享受愉快生活之後而學業無成,品行差劣的話,我還是會覺得對他們有所虧欠的。

數年的校長經驗,發覺學校裡充滿壓根兒就不相信「愉快學習」的老師,其中不少卻是盡責、愛護學生,對學生充滿期望的好老師;也遇到過口裡說支持「愉快學習」,但實際上是讓學生「放任自流」者。

當局不時宣傳要讓學生愉快地學習,但對於怎樣糾正那種以為學習可以「不費勁」的錯誤想法,卻沒有做過甚麼,更看不出有甚麼辦法去解決這理念和現存學校文化、教師信念的矛盾,因此令「愉快學習」的口號顯得過於浪漫和不切實際。

目標的異化

(2009年5月7日星期四)

「目標」原是人們用以表達希望的工具,但在某些情況下卻令人忘掉本來的「希望」,甚至倒過來把「希望」堵塞住了,這就是目標的異化。以下是教育界裡的一些例子。

學校希望學生努力做家課,為他們訂下「交」家課的指標。學生為免受罰,交來空白或大半空白的作業簿,或不做只抄。老師花費精神去「追」家課,再無暇檢討給學生的家課是否有相關的學習意義。

當會考英文科還有甲乙卷時,某些學校不斷游說學生應考較淺和較易合格的甲卷,以完成「本校會考英文科合格人數節節上升」的「目標」。

政府說推出TSA﹙全港性系統評估﹚的目的只在於了解中小學生的中英數水平,協助學校發展,資料不用作中一派位。當局既然會由此掌握個別學校的資料,學校不得不追求良好的成績紀錄,故針對TSA進行大量操練和課後補習,據說某些學校還不鼓勵成績差的學生在TSA日回校應考。

新高中通識科即將上馬,需要數千名老師任教,但能教此科者只得數百。教育局說不用擔心,上過各種培訓課的老師有三千多,達到目標。但原來有些培訓課只得幾小時;還有,上了課就等於有能力教?

大學的「研究」本以開拓知識和眼界為目的,指標卻訂在洋雜志上「發表」文章的數量,讓「發表」變成的「研究」,讓教職員為「發表」而「發表」。某大學校長還說要刻意地用此製造大學的「排名榜」,並不問在這過程中我們的知識、社會的福祉有些甚麼增益。

高教成產業

(2009年5月6日星期三)

「高等教育」產業化?

從香港內部看,希望讀大學的人多的是,因此每年能考獲聯招「一般入學標準」的學生(即高考中、英文及其他兩科及格),他們還沒保證可以入讀資助的大學學位課程,不少要選讀「次」一等的副學士或文憑課程!

不錯,政府在教育上已投入不少資源,教育支出約佔政府開支23%,美國的歷年平均數為20%,芬蘭也只得約12%。但請不要忘記,這是由於我們的政府支出,佔國民收入的比例特別低。若以國民收入計,我們的教育支出就只有4%,而美國和芬蘭都超過6%。這些國家每 1000名國民中就有超過50人上大學,香港大概只得這數目的一半。

稱某某行業為「產業」表面上並無不妥,但香港政府稱「高等教育」為「產業」,就顯示某種特殊偏好。不研究港人子女有沒有得到足夠的資助大學學額之前,談高等教育「產業化」,就像叫「賣花姑娘戴竹葉」。

其實,政府近年已不斷鼓勵大學開辦「自負盈虧」課程。由於這些課程的學費自訂,不少「名牌」大學都視此為「肥肉」,忘記了其「名牌」是過往用政府資助打造出來的。是故納稅人被「抽水」兩次:先付錢製造「名牌」,現在其子女就讀,再要付高昂的學費,讓「名牌」製造超級「利潤」。某些課程如法律,還聲明有「政府資助」和「自付全費」兩種,任君選擇。前者以成績優劣排隊,成績差點但有錢的可以申請後者,合法「打尖」。

教育的公平性、公益性還在嗎?

留心成果變惡果

(2009年4月30日星期四)

美國政府在2001年通過一條名為No Child Left Behind (有教無類)的聯邦法律,要求各州統一訂立學生在中小學各階段中,成績要達到的標準,而且每年都要考試,以分數來監察各州、校網、學校學生的進度和達標情況,不依從的學校政府不給予經費。麻省政府還規定:如果三成以上學生數學不合格,該校的數學老師就要參加考試,考試不合格的要接受「再培訓」(原議解僱)。

據說這法例是針對某些地區學校的目標訂得過低,令學生成績偏低或毫無進步而提出的。法例提高了學校的「問責性」,聞說整體學生,尤其是少數族裔的成績提高了,黑白人間的成績差距也縮減了。

「以考試成績來監察學校是否達標」真的這麼有效?美國教師可能從香港偷師學會了一招叫「teaching to the test」,即「操練為本,不考不教」。學校把原有的資優課程,體藝活動等大幅刪減,全體師生只向同一目標進發:分數要合格!於是好班、差班的分流更嚴格,成績差的學生,就設法「趕走」。

全球教育界彌漫著一種「不管你怎樣做,只看成果」的問責風氣。這無論是由官員發佈,或任由市場發揮,對學校和老師都沒有多大的建設性。香港教改中「有教無類」或「人皆可教」之類的口號很好,但前線人員更需要的,是掌握教導各種學生的辦法,了解為甚麼有學生不肯學、學不到,在甚麼情況下人皆願學等。單看成果,就是讓成果「異化」,取代真正的教育,成為「惡果」。

學習要花氣力

(2009年4月29日星期三)

美國「國家研究委員會」一份教育策略報告書上說:「除非學生自已肯花氣力學習,否則甚麼研究和改革工夫都是白費的。」(No amount of research and no attempts at reform are likely to strengthen learning unless students themselves are willing to work hard.)

這種說法是需要補充的,因為為數不少的美國學生都不願意在學業上多花氣力。有調查問到青少年們到底在學業上盡了多少氣力?三分之二的在思索後說:「如果當時肯努力一點,成績一定會好得多。」此外,過半人表示從沒有人給過他們甚麼學習上的「刺激」,讓他們肯多花一點氣力。

有研究顯示,東西方社會對「努力」和「成績」的看法迥異。西方社會較相信能力是固定的,成績是能力的反映,努力的作用有限,故不少學生在小學階段已認定自己是或不是讀書的材料。在東方,無論成績好壞,我們都鼓勵孩子再加努力,期望得到改進,認為「成績」和「努力」是成正比例的。據說這種期望造就了東方學生有較佳的學業成績。

在香港,我們不難體驗到家長們「不認命」的精神。例如:為甚麼下班後,爸媽還要帶著疲倦趕回家給孩子默書溫功課?又誰會相信自已12歲的孩子一定不能升讀「英文」中學?

可是,我們還摸不清期望是「如何」推動學習的!家長教師要當心過猶不及
。一方面不要把孩子一早看扁,但亦須明白,期望既是動力,也是壓力,每人的承受力不同,因此因成績不符期望而自殺的新聞時有發生。當「勉勵」變成「勉強」,「不認命」變成「要你命」那就不好了。

良心事業

(2009年4月23日星期四)

「我返730am,返到學校當值,之後大約一日上6堂至345pm,再輔導班/共同備課/開會/帶校隊等等,530pm坐埋位做野,8pm走(早的時候),日日走既時候望望自己既簿櫃,仲有幾疊簿未改,回到家,備課,出卷,改作文等等,1230am訓,星期六有時仲要返(大約一個月2-3個half day),我真係覺得好辛苦,好辛苦,好辛苦... 。我真係好想quit左份工去,有時我唔知道係自己渣,唔捱得,定真係呢個行業既問題... 。」

以上是一位新入職老師在網上討論區的留言。每次看到類似的文章字,我都感到戚戚然。早年我也當過教師,雖然工作量還比不上這位老師,但入職頭一年也是最難捱過的一年。

人稱教育是「良心事業」,大概是由於教師的職責任務,無法完全作量化檢查,例如:要愛護學生、講解要生動有趣、要注意學習回饋等。老師做了多少,效果如何,除了一些基本的監察(如觀課、查看作業批改)外,還多依賴老師本人的熱誠和能力。我當校長期間,自問頗重視平均分配工作。然而,偶爾到教員室巡視,總看見有人在努力備課改作業,有人卻在案前呼呼入睡。有趣的是,埋頭苦幹者工作者經常都是同一人,睡覺者又經常都是同一人。

新教師面對的難題是:挫折多則熱誠減,能力卻只能拾級而上累積而成。究竟多少人可以捱到熱誠與能力俱備的日子?看今天制度給老師的工作壓力、殺校風、教改、自評外評等,要培育下一代有心有力的教師,恐怕機會愈來愈渺茫。

學校是社會縮影?

(2009年4月22日星期三)

陳漢森曾引柳宗元《臨江之麋》,寫過一篇文章。柳說有一獵人善心畜養捕來的小鹿,並訓練家中狗隻不准傷害,但此舉令小鹿不懂自衛防犯,最終遭街上群犬咬死。陳提醒父母,過分保護子女,令他們不明白世途險惡,不懂得解決困難,其子女亦將有可能成為另一隻「臨江之麋」。

在大學教書時,我曾在師訓班上跟在職老師討論過近似的題目。不少人都同意,今天的家長過分保護子女。有些說遇過好些家長,經常介入孩子間的糾紛,為了小事勢成水火。又或者孩子犯錯,遭受老師的責罵或懲罰,有些家長總是千方百計,與學校周旋,好讓孩子脫身,或討回「公道」。

可能因為某些家長不理性的態度,部分老師對「公道」一詞頗為反感。有些說:「社會充滿不平與不義,學校是社會的縮影,因此學校裡出現不公道的事情,不必大驚小怪,這正是讓學生明白『社會是黑暗的』的良機。」

要孩子認識世途險惡,不做「臨江之麋」,是重要的教育目標。然而,教導學生懂得甚麼是公道良心,擇善固執,亦是家長和老師的責任。否則,我們的下一代,就只有懂得繞道而行的「醒目仔女」,或助紂為虐的「鷹犬」。因此,學校和老師不能不以身作則,用公平公義的原則和態度處事,如確保高低年級的同學都有公平使用球場的機會,課室裡沒有欺凌,對待學生不偏心等,都很重要。社會雖然充滿黑暗,但我們不就是希望透過教育人來改造社會嗎?

若要小兒安

(2009年4月16日星期四)

社會上出現了一批為數上萬的「雙失三低」(即失學、失業、低學歷、低技術、低經驗)青年。據說當中不少是「足不出戶」者,終日只沉迷在打機和網絡世界。

據社工稱,他們並非全是「失學」者。好些在學校註了冊,交了學費,只是不上學。偶爾上學也會遲到,在課室裡與同學閒談度日。老師拿他們沒辦法,因為他們並非甚麼「大鱷」,不會造反,只要嚴詞厲色,他們便會退縮,翌日又會玩「失踪」。父母也沒奈何,他們早上不起床,叫門不回應,也沒膽量幹犯法的事,只是廢寢忘餐地上網打機。有說這是他們的生活目的,我認為也不對,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甚麼所謂生活目的,打機只是感官要求刺激而已。不要以為他們都出自低下階層,原來不少來自中產和富裕家庭。正因為經濟上沒問題,因此不必找工作。

為甚麼會出現這群青少年?說是社會富裕之故,亦非全無道理。回顧上一代,上學的機會是要爭取的;不上學和上不起學的,早已是木匠或補鞋學徒,甚至是工廠童工。現在物質生活不匱乏,又多是一孩家庭,父母的百般寵愛令孩子沒有「爭取」甚麼的需要。

當上了校長後發現,今天不少家長都說,會盡能力給孩子任何需要的東西,但他們就是不明白,「目的」和「責任」是不能直接給予的。物質愈豐富,安排愈周密,給孩子建立目的和責任的鍛煉就愈少。俗語說:「若要小兒安,常須三分饑與寒。」並非全無道理。

既近且遠

(2009年4月15日星期三)

當老師的多比學生年長,彼此出現隔閡甚至「代溝」似是難免。是故有種說法:「想當老師就要懂得和學生『溝通』,建立良好的人際關係。」

這句話並非不對,而是不全對。有些老師以為「溝通」就要把自己溶化,成為學生的一份子,證明自己好 friend,不是「老餅」或在「說教」。他們喜歡玩電玩,我也玩;他們說話粗俗,我也是;他們喜歡八卦些甚麼,我就跟他們一起八卦。我甚至見過有老師主動介入男女學生間的關係,替「追求者」出謀獻策,充當「紅娘」。

我想他們可能忘記了當老師該是甚麼一回事。有人說:當老師的關鍵在於和學生保持「既近且遠」的關係。我們既要親近學生,聆聽其脈搏跳動、想其所想、感其所感,但老師同時是學生的引路者,因此必須能夠登高望遠,用自己的學識閱歷,指出學生的前路和方向。

只懂溝通或親近學生的不會是好老師,頂多是讓他們多了一位「同學」。老師如何「了解、關心」學生?學者 David Hansen 用了attentiveness這個字(勉強可譯作「殷勤」)來概括。老師要對學生的學業「殷勤」,要引導他們獲得還未懂的知識,開拓眼界,成就未來。可是這種「殷勤」,源於我們相信「導人臻善」是件好事,因此也是道德上的。然而,這種「道德上」的「殷勤」並不需要我們勤於說教,也不用跟學生「分分鐘做個friend」,而是要我們留意學生的性格成長,和時刻反省自己的行為是否恰當。

學生違規行為

(2009年4月9日星期四)

學校裡看到有違規行為時,例如某學生在講粗口,我們總要問他(她,下同):為甚麼要這樣做?回說:「是聲帶作某種方式震動所致!」這解釋相信沒有人會接受,因為聲帶不會無故震動。再說:「家裡成年人經常說粗言穢語,是耳濡目染所致!」這勉強還可以。又或說:「因為要表達惡意和憤怒!」這說法最能解釋他的行為,因為它談及行為的「目的」。

「目的」經常用作行為的解釋或擋箭牌。學生在家裡自製炸藥引起爆炸受傷,老師竟公開說「支持」他,聲稱該生只出於一時貪玩,並沒有傷害別人的「目的」。

哲學家 William James 曾打趣地說:「鐵粉被磁石吸引產生運動,如途中遇上隔障板,運動就會在板前停止;羅密歐遇上朱麗葉,縱有高牆相隔,也會設法爬過圍牆相會」。我昨天談過,物件的運動無所謂「目的」,但人的行為多是「目的」和「意志」的表現。假設當事人是理性的話,行為就是為了達到目的之手段。

遇上違規行為,老師困難之處在於既要讓學生認識社會對行為的規範,又要瞭解當事人的意圖或目的,或對或錯,從而施教糾正。因此,雖有明確的罰則,仍需審視個別情況才加處理。亦因此,學校的訓導處不可能是法庭,不可能只針對客觀的違規行為而去懲處違規者。這一點不但經常引起家長和學校之間的摩擦,還間中引致教師之間的爭吵誤會,原因是「目的」是隱性的,誰也沒有詮釋「目的」的絕對權。

教育裡的因果律

(2009年4月8日星期三)


為甚麼他喜歡閱讀?為甚麼他的成績會這麼好?人們像有十萬個有關教育的「為甚麼」要問。不少人還相信,只要對教育進行科學化的研究,我們將會找到答案,甚至可找到媲美牛頓力學的永恆定律。

這想法在上世紀的教育研究很流行。70年代著名學者 N. Gage 在《教學藝術的科學基礎》說:只要把大量「變數」(variables)小心分析,我們將找到完美的教學方法。從此學者大量研究智商、社經地位、教學法等和學習成績的關係,希望從數據找出規律,從規律找出「必行」的(foolproof)教育方法。

然而,把研究成果具體應用時效果並不美滿。雖說人的行為模式可用「大數法則」予以歸納,但人對相同事物的反應,可以很懸殊,原因是行為往往是當事人的目的和意志的表現。G. Cziko 打比喻說:「一杯暖水放進冰箱,水溫會下降至冰箱的溫度;一隻小鳥飛進冷氣間,身體卻會產生熱量保持體溫。」同樣道理,人處逆境,要順流而下,還是逆流而上?關鍵在當中那個「要」字。例如:遇上解說能力差勁的老師,學生如會多去請教同學、長輩或從書本找資料,成績不一定會差。反之,在最佳的環境下,遇上要放棄學習的學生,成績差落時,旁人徒呼奈何。

要解釋行為,最終還是要回歸到當事人的目的、理想、興趣、信念去。興趣可以啟發,意志可以磨練,但無法由環境或別人直接給予。從操控角度看,我們還未有找到「不以人意志而轉移」的因果規律。

課堂如奏樂?

(2009年4月2日星期四)

紐西蘭籍的Graham Nuthall畢生研究「課堂教學」,是我認識中這類課題上最嚴謹的學者。我跟他沒有交私,只讀過他寫的書和文章,並知道他在數年前因病逝世。

Nuthall的研究方法是:首先在課室頂上安裝 6至 8具攝錄機,再要求學生們都掛上收音咪,以便錄取課室內師生互動的每一個細節,學生間彼此交談的每一句說話。事後他們不斷翻查錄像和錄音,由此追蹤每位學生的學習進度,並建構他們的「學習經歷」。

Nuthall的發現,有些是過來人熟悉的,有些則頗有啟發性。例如:表面上說老師是課堂中最具影響力的,但課室裡經常還有一個地下世界,學生們利用紙條、私語,身體語言來傳遞各種八卦訊息,或延續上課前的討論。一般來說,老師要教的東西,學生在事前已懂得了四成,只是甲懂的四成跟乙懂的不一樣,是故老師不得不由零開始,學生亦因此花上大量的時間來重覆學習「已知」的事物。

由於課室內老師要照顧的學生眾多,要維持課室秩序的外觀,就有必要施行一些全班的教學手段,包括師生間的答問、應對等,這些手段逐漸變成一套規矩儀式,好讓學生既「應酬」老師的要求,同時保留「私務」的空間。課室有點兒像個奇怪的樂團,老師是個戴著耳塞的指揮家,根據樂譜進行指揮(即進行教學),他看見學生在把玩樂器(即參與學習活動),可是他聽不到樂團究竟奏得怎麼樣(即不知道學習的成效)。

學習經歷

(2009年4月1日星期三)

近年教育界喜愛用「學習經歷」一詞,例如,新高中的課程除了要求學生學習傳統科目外,還規定必須接受所謂的「其它學習經歷」。

關心學生的「經歷」可視為進步。大家都知道,縱使課堂上已教過,學生也不一定學得到。因此,聚焦在學生的「學習經歷」上,是肯定「教」是手段,「學」是目的。教學要講成效,不能「只問耕耘,不問收獲」。

可是,「經歷」是無法完全控制的,因為它和感受一樣,屬於個人和主觀的範疇。舉例說:有人向追求的對象大唱情歌,對方不但不為所動,還麻出一身雞皮疙瘩;父母親竭盡所能,希望子女感受他們的關愛,但子女「經歷」的卻是煩悶和囉唆;老師盡力講解,希望學生找到學習的樂趣,但學生「經歷」的卻是無聊的解說。有位小學校長曾跟我說:「我學懂了一件事,就是跟孩子交談時要『蹲』到他們同等的高度,否則權力和身高的差異,會令我沒法從他們的視線看世界。」這話不錯,對於年幼或沒有能力準確表達自已感受的學生,要明白他們在「經歷」些甚麼,尤其需要耐性和同理心。

因此,最惹人反感的,是在沒有仔細觀察下斷然推測別人應該得到些甚麼「經歷」。更荒謬的還是「規定」別人應得到些甚麼「經歷」。就如規定別人要感到快樂或不快樂一樣,訂下「規定」者不是刻舟求劍,就是自欺欺人。與其規定「學習經歷」,倒不如老實點,談如何向學生提供適當的「學習機會」。

未知生,焉知死?

(2009年3月26日星期四)

同文德叔早前在本欄寫過一篇文章,題目是「學習面對死亡」,他談到喪親的經歷和指出現行學校在這方面的教育和輔導不足夠。

我沒有做過調查統計,但印象中,中小學的「正規課程」,內容涉及歌頌生命、勸人珍惜生命的頗多,但討論終極死亡、教人如何面對喪親等課題則欠奉。假如「課程」與文化是息息相關的話,這種「欠缺」大抵也反映了我們對「死亡」的一些態度,值得反思。

釋迦牟尼承認人生的諸多悲苦,根本來自死亡;柏拉圖叫人明白肉體非不朽,要著眼於靈魂的永生;基督教勸人懺悔贖罪,求死後升進天堂。這些都是面對死亡的討論。我們的宗師孔子卻說:「未知生,焉知死」。雖說這是囑咐大家要慎言和保持樂觀,但總不能掩蓋人們內心對死亡的恐懼。因此有說中國文化的一項特徵,就是刻意地迴避死亡問題,甚至不准談個「死」字。

迴避的結果是缺乏事前的預備工作,包括我在內。相信很多人都有這個經驗,父母親或家裡的長輩,年紀漸邁,但直到他們離去的一天,我們才知道自已對處理喪親之痛,如何照顧其他傷痛者,以至殮葬、殯儀等是那麼無能和無知!所知的一點點,也是間中從觀察別人如何處理這些問題時檢回來的。

我們常說:學校的學習,目的之一是「預備將來的生活」(Preparation for life)。既然死亡是將來生活必然會遇上的問題,我們的「正規課程」究竟替學生做了些甚麼學習規劃呢?我們是否應該正視這課題?

背書令人蠢?

(2009年3月25日星期三)

日前小思的文章,談及香港教育決策者和部分家長迷信『背書令人蠢』,大力反對背書;她以自已和別人為例,說強記無礙思考,背誦是知識大門的鑰匙。

有教育學者提問:華人的教學方式強調背誦,為甚麼學生的學業成績卻優於別國學生?這問題的假設是:背誦是壞事,理論上成績不會好,靠背誦而得出好成績不可理解。他們稱這為「華人學習的迷思」(The Chinese Learner Paradox) 。在香港,有人以此為題進行研究,請一批內地師範教師指出「背誦」跟「理解」可
有甚麼關係?研究者其後得出的結論是:東西方對背誦持不同的觀點。

西方教育理論批評「無意義背誦」不是不對,但他們的理論恐怕就是把「背誦」和「理解」對立起來。對立後的結果只有兩個:一是「不理解但照背」,另一是「理解後再背」;前者是對學童的壓迫,後者是多此一舉。

可是,東方人說的「背誦」,並非這樣。由於背誦者需要「反覆」練習,這過程中是否追求理解背誦的內容,就是關鍵。「理解」某事物可以是漸進的,而非一刻間的醒悟。理解和背誦相互交錯,一方面是越背越明白,另一方面是越明白越易背。古語有說:讀書百遍,其義自見。同樣道理,若是對內容有深刻的認識的話,就很難會是「不記得」的。

因此,要做到「記」不「死」,「背」不「硬」,老師的教學任務就是:怎樣協助學生在背誦過程中不斷有所體會和發現,讓背誦變成樂趣和動力。

向汪明荃敬禮

(2009年3月19日星期四)

八和會館申請活化北九龍裁判署落敗,主席汪明荃不滿。從表面看,政府的評審標準相當齊全,但真正反映其價值觀的,還在於標準怎樣運用。究竟發揚傳統文化較迫切,抑是引進創意藝術更重要?從連串報導中,不難發現政府在這問題上無所謂甚麽價值觀,最重要的是「錢」,即所謂「財務可行性」。雖然它自已說這因素只應佔20%,實際上卻起決定性作用。

這種說法並非「硬砌」,政府這種「向錢看」的態度,在其它歷史保育計劃,如美荷樓或雷生春,已有跡可尋。「財務可行性」亦可理解為「酒店、餐廳、茶室、商店」。近年政府對文化保育意識的確有所提高,但原來還有一道關卡:要看該保育項目對旅遊或消費有沒有足夠的吸引力。

埃及的法老王建造金字塔,並非為了取悅今天的遊客;莎士比亞出生地Stratford 每年游人如鯽,但莎翁並不是為他們而寫作;小國不丹為了保存傳統文化,還嚴格限制外來遊客數量呢!道理是:不先有文化,那來遊客?要求必賺錢的,又怎會讓保育先行?要文化保育,就必須把眼光放遠一點。雖說無錢不行,但總不能以錢作主導。

汪明荃是個愛護文化的藝人。粵劇在走下坡,她卻半途去學做大戲。八和主席不易為,爭取「活化」不討好,她卻知難而「進」。對於北裁事件,她在報上撰文和接受訪問,都能以不卑不亢的態度提出問題和表達理想。演藝界像她的人太少了,香港的教育界也是。但願教育界也有一位汪亞姐!

付鈔者話事?

(2009年3月18日星期三)

香港的大學,都在爭做「研究型大學」,除了因為這銜頭可自高身價外,還由於UGC有意把大學標籤,撥款機制又向「研究」大幅傾斜。這情況與「學術評審以英美學術期刊文章為準」相結合,產生了種種研究和招聘過程的怪現象。以下是一個例子。

我以前工作的大學教育學院曾招聘系主任,最後列入三甲的應徵者,其中一人是我認識的。他是個洋人,著作頗多,專門研究科學教育。他接受學院的邀請,來港「相睇」。考察數天後,我們一起吃晚飯,席間他問我:「你們把刊登海外期刊文章的能力看得這麼重要,我實在不明白,為甚麼不按自已社會的教育需要來進行研究?英語有句話說:He who pays the piper calls the tune (意譯:付鈔者話事),為甚麼要跟著人家轉?」離港前他對全體教職員說:「經考慮後我覺得自已不是你們系主任的最佳人選,我決定退出了。」眾人皆愕然。

教育研究的特點是:課題必須對應當地的情況,封閉式的實驗室「研究」是不可能的,否則就是「紙上談兵」或「閉門造車」。在我認識中,認真和有成就的學者都有自已的研究項目和基地,短期外訪可以,卻絕不輕言拔根他遷,原因是研究的「土壤」適合與否至為重要,這包括當地的社會狀況、語言、文化、同儕人物等。現行管治大學的商人哲學,以為只要有錢,就可買盡天下的「研究學者」,或要別人把研究「移植」過來,就是一大笑話。嚇跑他們的,正是這種哲學。

自我奴化

(2009年3月12日星期四)

昨天談到大學教資會(UGC)的學術評審重英輕中。所謂「重英」,是指其偏重在英美學術期刊發表的文章。不錯,中國還在「崛起中」,論其學術期刊的嚴謹性和深度,均有待改善。回歸前管治大學的洋人,就是以這理由來否定中文著作的。

回歸後掌權的華裔教授,不少都學貫中西,卻仍樂於延續英美學術期刊的霸局,認為這才是有價值的學術研究。原因很簡單:他們就是這樣冒起的。

有人辯說這有利於香港保持「國際化」,可是,我亦目睹種種怪現象。例如:不少院系為了應付「學術評審」,聘用教職時先查閱申請人有否在英美學術期刊「發表」的能力,因而讓某些「流動的洋學者」變成受益人。他們的「研究」課題可能與香港全然無關,平日可以閉門不見人,甚至不喜歡教書上課,只求在港呆幾年,多發表幾篇文章,便以國際學者之名銜往別國跑;他們視學術文章為一己的私產,只是借給學系強化一下其「著作」系數而已。因此,認識中有人在離港前還在「研究」從前在老家收集的學術數據呢!

對於文化領域的學術研究,例如教育等課題,本地學者能夠掌握外語,了解外國的理論和實況固然重要,但我們更需要的,是研究自已的社會文化和發展相關的理論。如果只為登海外學術期刊而寫作,就是為遷就外國人的興趣和理念寫文章罷了。偶一為之無妨,長期如此便流於自我奴化,更對不起對他們有期望的香港人,UGC請深思。

學術評審的「重英輕中」

(2009年3月11日星期三)

教院張炳良兄早前以「打造香港高教『軟力量』」為題,撰文指出香港需要的,不是高校間的競爭惡鬥,而是百花齊放,共同精彩。惡鬥是內耗,分工合作則能壯大香港的整體實力。他沒有說清楚看到些甚麼「惡鬥」,只說:「學術評審過分側重英美指標、英文強勢而中文學術著作不受重視… 以致本地學術水平難以提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其言甚是。

造成重英輕中這情況,大學教資會 (UGC) 要負責。它對大學教職員的研究進行評審,雖曾說過對任何「研究產品」都會仔細考核,但實行起來就不是那回事,要能在英美學術期刊發表過的論文才算數,中文得零分,這已是個公開的秘密。對於理工醫科,學術文章多是實驗報告,用中文或英文撰寫可能差異不大;但對於「文化性」強的科目,例如教育,語言和內容是緊扣的,為了打進英美期刊,學者就不得不用英語撰寫論文,這不單是下棋讓車馬,還助長了英美自封「環球標準」的霸局。

UGC成員共有 24人,「學者專家」約佔 16位,但全屬理工商醫科,只有一人從事大學學歷評審,算是教育界,其餘沒有一人是文史哲、藝術的學者。這些學者專家一半聘自「海外」。主席史美倫說他們很有用,可以告訴香港甚麼是「國際趨勢」。但請注意,這些海外專家除一人來自北京外,其餘都來自英美澳等大學,當中沒有任何台、日、法、德或其他「非英語世界」的學者。讓他們代表所有學術領域的「國際趨勢」,難道沒有問題嗎?

「知識」和「技能」

(2009年3月5日星期四)

很多中小學課程文件,喜歡談培養學生的「知識」和「技能」。其實把兩者進行區分,很容易出問題。普遍的誤會是以為兩者是由不同的教學活動來培養的。例如:課堂上老師教的叫「知識」;透過活動、遊戲、專題研習培育的是「技能」。不少人還相信,知識是死的,技能才是活的。

然而,這些看法並沒有得到「學習」和「認知」研究的支持。首先,低層次技能,諸如觀察、分類,是認知系統的基本,跟學習關係不大。高層次技能,諸如應用、分析,不錯是從學習得來,但其形成過程跟知識相連,不能作單一訓練。高水平的表現,是知識技能化、技能知識化,根本劃不出兩者的界線。

把知識和技能分開,還強化了一種錯誤觀念,即以為「知識」是靜態的,可隨意儲存或提取;同時鞏固了老師把學科的「抽象概念」視作「實物名稱」來教授的習慣,像這叫「貓」、那叫「書」一樣。因此,學生明白經濟學的「機會成本」來去還是「放棄了的最佳選擇」,毫不知道這概念是為了解決甚麼重要問題而設;物理學的「重力」也不外是一條數學公式,不去思考它跟日常生活中所體驗的「物件下墜」有何異同,或應用在哪些方面。

如果科目老師都能夠改變想法,並由問題開始設計教學,我們就不必有甚麼「問題為本」的通識科。設置了通識科,如果對知識的態度不改變,除了要學生多學一套新的詞彙外,看來在學習上也幫不上甚麼忙。

當心應用題

(2009年3月4日星期三)

潮流愛談「應用」,大家不免要問:學生能應用書本知識去解釋「現象」或套用在其它「問題」上嗎?這想法用在通識科,或其它統整學科,例如綜合人文科,就要當心。

舉例說:同是夕陽景象,當大家說「日落西山」時,天文學者卻認為這種說法不正確,地球是繞着太陽運轉的,何來日落西山?但話得說回來,將慣常的概念硬套上科學分析,有人又會說這是「焚琴煮鶴」,淺薄。

此外,學校教授的,其實多是學科問題。例如:每車限載10人,載34人需車多少輛?假如聲明這是條數學題,測試「除法」應用,那麼「3.4輛」就是正確的答案。如果說這是日常生活問題,回答者就會自設各種情景細節,答案亦會迥異。依上例,假設問題乃出自租車的需要,就會覺得上述答案荒謬,應說4輛才對。但有人又會從租金的角度考慮,說這答案欠周詳,答「3輛大車、1輛小車」才對。

新高中通識科的考核擺明問的是生活問題,又說任何答案不拘,只看學生的理解、分析能力運用,就是不明白知識和技能的不可分割性。若說任何學術答案皆可接受,相信沒有閱卷員有如此能力評卷。又假如在無標示下硬要學生弄出某個學術答案來,這就不叫「應用」,而是「洗腦」。

通識科要「跨學科、多角度」無問題,但看其擬題範本和評卷指引,就知道擬題者誤以為學生對日常生活問題的回應,都可看出其思考水平的高低。這是個很危險的錯誤。

授業研究

(2009年2月26日星期四)

昨天談過曾到日本人學校觀課,看到老師如何從「出前一丁」的湯味開始,探討到「文化差異」與不同族群的包容問題,可說是上了出色的一課。當日課後還召開檢討會,由授課老師作出簡報,接著是觀課老師的補充或提問,而在座的校長和其他老師亦垂詢甚詳。

當天所示範的,他們稱之為「授業研究」(jugyou kenkyu) 課例。學校首先成立「授業研究」小組,選擇「文化差異」這類難教的課題來合作設計教案,並以「輪流施教、課後檢討」方式把它改善,促進教學。

據悉自80年代開始,「授業研究」在日本十分流行,並逐漸成為一種學校文化。雖然文部省沒有規定執行,但很多教師都樂於參與,覺得這是互相啟發、學習、促進的好機會;某些還把報告連同教案載入當年「校刊」,視為學校的一項成就。

學者 Richard Elmore於96年寫過一篇文章,同意教育改革多只能「刮刮教育表面」而無法改變教學傳統的說法。以美國為例,上世紀初杜威提出「以學生為中心」的教育理論,教育界受其影響而出現過一次「進步教育」運動,甚至有專為實踐杜威理想而成立的學校,可是運動沒有帶來持久的改變。他說這並非由於美國沒有優良的教師,只是美國人有一種文化信念:即「善於教學」出自教師本身品質 (individual attribute) ,而不是透過協作和學習可以達至。因此,好的教學只會零星地出現,隨風而逝。日本民族那種發揮在課堂教學上的「群體協作」精神,看來很值得推廣。

出前一丁的湯味

(2009年2月25日星期三)

數年前探訪過香港日本人學校,並作了一次觀課。那是小二的社會科,題目是「文化差異」,地點在家政室。當天,除我以外,還有三位該校的老師。

授課老師先給每位學生派發一張可以掛在脖子上的紙牌,請他們即時將最喜愛的「出前一丁」的湯味寫在紙牌上。接著他告訴大家:「出前一丁」的湯味共有十多種,每種都已煮好一鍋,放在室旁桌上,囑咐每人拿一個小碗,逐一從鍋中舀出一點兒來試味,找出自已最喜愛的味道後便記下鍋號。他又要求每人再選出兩種比較喜愛的其它味道,同樣記下鍋號。

課室頓時熱鬧起來,學生都在忙著試味。試味完畢,老師逐一說出每鍋湯味的名稱,並來個簡單的統計。結果,同學們的喜愛大致相同,口味差異不大。

接著老師提問:「你們可知道香港人最喜愛的是哪種湯味?」答案是:帶「麻油味」而不是同學們今天的「至愛」,甚至也不是「次愛」的味道呢。討論瞬即熾熱起來,有人對結果大為錯愕,有人表示懷疑,有人說香港人不懂吃麵,…

討論從口味開展到居港日本人在語言、生活習慣等與香港市民的差異,讓學生了解到:自已習以為常、視為理所當然的東西,香港人並不一定採取相同的態度,最後指出尊重和包容的重要。我不懂日語,靠在旁翻譯員的幫忙。雖然如此,仍不難看出老師花在教學設計上的心思。他對細節的注意、時間的掌握,風趣而深入的討論,都帶給我難忘的印象。

「大學」與「業界」

(2009年2月19日星期四)

明報早前有篇署名「椅子」的學者文章,內容大意是說大學的主要職責是「明白社會和產業的需求,…,帶領學生與社會接軌,為他們在業界爭求實習的機會」。然而,誰代表「社會」利益?「業界」的需求就是正當的嗎?

以金融業為例,一場風暴,盡露業界所謂的「穩健投資」,其實內藏各種難以想像的貪婪和欺詐。雷曼一夜倒閉,馬多夫是個騙子。試想想,假如風暴沒有爆發,這些龍頭大哥,肯定是政府的咨詢對象,決定甚麼是「社會和產業的需求」。於是企業僱員會設計出更「迷人」的迷你債券,或不像金字塔的金字塔產品。作者要求的接軌和實習機會,豈不是叫大學師生,鑽研更高超的財技,令小股東的利益更易被侵吞,大眾更易被蒙騙,貪婪者更橫行無忌?

作者又稱大學重視教學,已不合時宜;現在應追求的是:大學排名、本科生的入學成績等,並據此成立「客觀標準」,以便檢驗「品質」。但願作者聽聽港大醫學院李心平的心聲。港大醫科排名高,入學成績好,人盡皆知,但李心平卻擔心三改四後,收錄的尖子年紀小,人生經驗淺,不懂得關心病人,因此醫科生要讀些人文科,多當義工。他不時走進課室,和學生交談,做的都是不予「檢驗」的工作。

香港的大學,已不甚重視教學工作了,為何再假甚麼「研究」、「評鑑」之名,打壓良心教學?大學不是「業界」的後勤基地,而是學生了解人生和探索理想社會的地方。

電腦和互動教學

(2009年2月18日星期三)

二十多年前,當個人電腦興起不久,香港便相應發生了一場「資訊科技在教育」的運動,人們憧憬着電腦將會造就「互動教學」、「發現式學習」等的理想;政府也以香港競爭力可能會落後於新加坡而大灑金錢,極力推廣。除了把「資訊科技」捧到「優質教育」的地位外,還規定教師要接受額外的培訓,取得基本、中等、甚至高等的「資訊科技」資歷,一時間弄得鬧烘烘的。

今天的學校大多設有多媒體室,老師的電腦知識也豐富了不少,學校在行政上廣泛地應用資訊科技。更進一步的,學校還在課室中裝置可上網的電腦和投影器,以方便上課時使用。

我不敢說這個運動已走到盡頭,可是,環顧電腦在課堂上的應用,至今還是離不開上上網和文書簡報。從前老師在黑板上寫摘要,現今播放電腦簡報和改發工作紙,偶爾加上圖表和動畫就是了。科技的運用,止於增加視聽效果和解說輔助;老師真能利用資訊科技去進行「互動教學」的其實並不普遍,距離當年的願景還是很遠。

早前曾在本欄說過,美國很多學者都指出,教改多只「刮刮教育的表面」,能深入課室,改變教師教學取向的卻很少。運動來時大家都會學懂使用新的辭彙、程序、設施,讓傳統習慣變成新瓶舊酒。這情況並非由於學校存心虛應,也不是說教改必不成功,而是想指出:教改若不能由現有文化觀念開始,引導自我反省,就很難帶來甚麼實效。教學上的資訊科技運動就是一例。

你在問些甚麼?

(2009年2月12日星期四)

「小蓮31歲,未婚,聰明、善詞令;大學時主修哲學,非常關心社會問題,曾參加過反核示威遊行。」請問以下兩個句子何者的可能性較高?A. 小蓮現任職銀行經理。B. 小蓮是個銀行經理,也是個積極的婦解份子。

有人曾以此問題向大學生進調查研究,發現大部份人選擇B。研究者 Kahneman & Tversky 因此說,學生的邏輯思考能力不濟,不懂得 X 及 Y 事件同時都出現的或然率,沒可能高過單一事件 X。

這說法立時引來很多抗議,指責它忽視了學生如何詮釋「問題」的屬性。因為如果問題標明在測試學生在「或然率」方面的知識的話,相信他們就會懂得選 A 而不選 B 了。既然沒有說明,大家就有權認為這是一道「因果」關係的問題,故 B 會是較佳答案。「或然率」屬於概念理論範圍,「因果分析」則常用於日常生活的思考。如果問題不標示屬性,學生很容易就會「捉錯用神」。

公開考試的題目,常選取日常生活事例來測試學生的「應用」能力,假如科目的名稱明確(如物理、經濟),問題的理論範圍清晰,考生會易於遵從。

然而,新高中通識科的考核範圍卻聲稱要涵蓋中小學所有教過的東西。試題既用上生活事例,如「女生遭男友要求穿舌環」,措辭上又多使用無學科屬性的,如立場、關係等字眼,究竟它們期望學生能給甚麼答案?如果只期望「日常生活」式的答案,這當然就是「吹水」;如果期望「理論運用」式的答案,那就不合理了。

失物

(2009年2月11日星期三)

像我們這一輩大多在物質較匱乏的環境中長大,對於自己的財物看管得比較嚴謹,也較願意執拾收藏。新一代的生活條件好了,物件隨意擺放也不用擔心遺失;再加上多是「一個嬌,兩個妙」的寶貝兒,若果找不到,乾脆重新買過。

不少孩子把家裡的壞習慣帶回學校,所以錢包、手提電話、書本等會隨意亂放,就算分配了個人儲物櫃也懶得使用。曾試過某天早會後,工友在操場上拾得連盒子的小提琴一具,職員們屢次透過廣播找尋物主,但始終毫無反應,直到下午放學後才有人前來認領。曾問過物主有否察覺遺失了小提琴?會不會擔心?他竟然回答說:「既然眼看着工友把琴拿進校務處,安全得很,何必急着領回!」

不管好自已的財物,很容易引起別人的貪念,這種行為等同鼓勵偷竊。偷竊不單是罪行,還關乎操守教育,學校不能坐視不理,但要花老師的精力去偵查失竊個案,這又加重了他們的工作。

家長的態度又如何?有些的確叫人失望。我遇上過的:有不問孩子有無管好財物,卻先來問我,學校有甚麼防止失竊的措施?又一次,孩子已承認偷了人家的東西,家長卻跑來教他說是拾回來的,還理直氣壯地對我說:「地上執到寶,任何人都可擁有!」真令人啼笑皆非。

對於生態和環境保護,新一代的學生在知識上的確是有所增長,這是好事。然而,生活上不習慣「惜物」者,或經常需要花錢重購失物的,又怎會是真正的環境愛護者呢?

刮刮表面的教改

(2009年2月5日星期四)

我們在家裡吃飯時,誰坐哪位置,碗筷菜肴如何擺放,都有一套熟悉的、不成文的規矩習慣,大家不會再過問。這情況跟學校的教學類似。

原因是老師們都曾經是學生,學校是甚麼樣子的,上課時老師應說些甚麼話,自小就有個印象,並逐漸沉澱為一種文化。到當了老師,昔日的經驗就很自然地變成今天的教學模式。當然,習慣的背後還有各種信念,例如:讀書有甚麼意義?考試為了甚麼?而這些信念往往是最隱蔽的、不必考察的 (Unexamined) ,因為只要說句:「我認為 …」或「梗係喇…」就可以了。

習慣和信念對教學有強大的支配力。美國在上世紀經歷過數次大規模教改,但研究者都說,大部份改革都只能刮刮教育的表面,改改課程和考試,甚少能帶來實質的改變。因此,每次教改塵埃落定後,人們發現老師上課時還是依然故我,仍然使用為人詬病的單向教學方法。

香港的教改又怎樣?我們的教育蘊含不少傳統文化和習慣,其中的「寶」和「草」還有待識別。然而,我們的教改往往由「理念」出發,提出近乎「移風易俗」的要求,卻成效不彰。例如:傳統思想中,好老師應是「只問耕耘,不問收獲」的,怎麼要接受「目標為本教學」的理念?考試是作選拔用的,誰會相信有「促進學習的評估」?求學的過程應該是艱辛的,怎麼會說成是「愉快學習」?誠然,改變傳統信念絕非易事,但漠視傳統的教改又怎會成功?

我曾是無證校長

(2009年2月4日星期三)

教育局規定從某年起,校長必須先完成「校長證書課程」,然後持證上崗。我因未有「證書」,故上任後立即補讀,可是未能完成,原因是我不同意課程中某些要求。

第一:課程規定每「學員」都要接受一次「性格心理測驗」,再參與公開的「結果」討論。我碩士課時主修「教育評鑑」,明白心理測驗涉及私隱,不應強迫參與。況且,歐美機構泛濫地使用性格測驗作為人事安排,除已威脅到測驗的臨床準確性外,還引起了道德關注。基此,我拒絕接受測驗。

第二:課程負責人為每學員配對一名資深校長,要學員稱之為Mentor, 並向他 / 她具體訴說自己學校裡最大的困難,作出檢討後再向全體匯報。我拒絕參與,這樣的安排絕不妥當:首先,學校的困難不能隨便向別人透露,尤其同是校長,這行為亦違反了向校董會的保密承諾。其次,我質疑:資深校長就等於「模範」校長?

未完成課程就沒有證書,退休前仍是「無證」校長,但我並不引以為傲,因為理念上我同意校長都應該接受訓練。教育局顯然沒有訓練校長的專才,因此課程全部外判。然而,負責的「買手」也必須具備相當的視野和識見,以識別課程的內容有沒有確切的「針對性」。例如:新校長多是獲擢升的校內老手,課程如何鼓勵他們去審視傳統思維,破舊立新;怎樣避免鼓勵相同的價值觀,以致產生「團體盲思」等。否則,這些訓練就會失去原意,只成為報告中的數字把戲。

教學向東看

(2009年1月29日星期四)

「我畫了兩個四方形,一個長和闊都是4cm,另一個長4 cm, 闊6 cm 。 好像有個發現,當圖形的周界增加時,面積也會增加。這對嗎?」某小學生向老師問道。年前旅美學者馬立平 (Liping Ma)曾經用這題目進行研究,比較美、中數學教師的反應。

發現不少美國數學教師,竟忘了甚麼是周界面積,說要查書後才能回答;大部份只會說:只看一個例子不足夠,要多看幾個例子才能作出判斷。中國教師則不然,他們除了全都熟識周界面積外,大部份還懂得用數學驗證來指出學生的錯誤;有好些甚至能夠說明在甚麼條件下這學生的說法會對或錯。

美國教師的薪酬和學歷都比中國的高,但對數學概念的認識,無論深度、廣度、透澈度,中國教師都佔優,並因此上課時能夠提供啟動思考的範例和問題。這大抵上也造就了在國際數理成績比較中,亞洲學生獨佔鰲頭的結果。

馬立平總結說,老師能否讓學生掌握數學,很在乎本身對數學概念有沒有深澈的認識。以美國教師而言,他們雖然注重課堂討論,但自已也不懂數學驗證為何物者,很難讓學生跟他討論出甚麼真知灼見來。

這研究擴闊了我們對課堂教學的眼界。很多專家都在「向東看」,看看沒有強調「肢體活動」(hands-on) 的東方教學,怎麼能夠令學生「心靈活動」(minds-on)。西方理論強調學習要「理解」是對的,但不少人誤以為上課時多點「活動教學」便行,例如多辦小組討論、匯報等。我們可不要犯這個錯誤啊!

呂洞賓的指頭

(2009年1月28日星期三)

唐君毅的〈學問與方法〉內有一故事:「呂洞賓下山,… 遇見一青年。他以指點石成金與之,那青年不要,… 呂洞賓正以那人能不愛黃金,堪以傳道…乃問他要甚麼?那人說:…我要你那點金的指頭。」

很多人以為學問的方法是「指」,知識是「金」;指比金重要,指先於金。唐老師說這種想法不對。方法原在學問中,我們不可能先學方法,然後利用它來獲取知識。要獲得學問,就要沿興趣出發,了解學問的具體內容。

認知心理學和人工智能專家在 五十年代電腦發展初期,也曾經錯誤地以為具體知識不重要。Simon & Newell努力編寫「一般解難程式」(The General Problem Solver),希望單靠邏輯運算便讓電腦無難不解,結果期望落空。同樣有趣的是:後期每秒能運算一億步的「深藍」電腦,下棋竟輸給棋王,直至它加強至二億步才把人腦打敗。專家的結論是,人腦不可能有這麼巨大的運算力,棋王所以贏棋是因為他看過無數的棋局,下棋的知識豐富。隨後有關專才(Expertise) 的研究也發現,卓越表現來自深厚的本科知識而非一般思考能力。

唐君毅的哲理在半世紀後學界從實證中肯定。然而,今天的教育界卻在鼓吹專教「思維技巧」、「解難策略」。教育局辯稱新高中通識科不是沒有概念知識,要運用的知識已在中小學教過了,現在要專教批判思維。可是,如果真的「指」在「金」中尋,那麼批判思維就必須在教授知識科目時,透過培養興趣、探究,來予以培養才對。

當下的關注

(2009年1月22日星期四)

校長對老師們說:「今天的會議打算介紹一套新的教學理論。它沒有即時的應用價值,但會很有啟發性,對將來或許有用。」

竊竊私語後,某老師鼓起勇氣坦率地跟校長說:「明早我的生物課開始講解『遺傳基因』,題目頗難。可以的話希望會議早點結束,以便騰出時間備課。」其實每個老師都有些「當下」關注,甚至無法擱下心頭的事務,難怪他們對校長那「遙遠」的教學理論不感興趣。

換個場景。老師跟學生說:「今天教你們用x、y、z來造句。英語對你們的前途很重要,因此要用心學。」可是,跟上述的老師一樣,學生也有很多「當下」的關注,例如:跟誰結伴、吃午飯?新買的鞋子好看嗎?… 因此覺得「學以致用」的英語就是遙不可及。課室裡高談「將來很重要」亦因此容易成為沒有共鳴的叫喊。

這不是說我們只應照顧學生目前的興趣。真正的教育要求我們以孩子的「當下」為起點,設法帶領他們到達新的境界。例如:對青春期的孩子,我們可以怎樣能夠令他們對性和情的興趣,轉化為對別人的關懷和理想的追求。

這並非老生常談,不少有心人正在努力,連繫孩子的體驗和將來的需要,這亦正是學校「課程」最困難的工作。教育界裡只談一方的人很多,更糟的是我們的課程文件,經常在上文強調成長中孩子的需要,下文卻暢論社會將來人材的需求,毫不理會兩者的矛盾。然而,學校最需要的,正是如何處理這矛盾的方法。

教育的機智

(2009年1月21日星期三)

小基是個初小學生,上課時不大守秩序、常愛「駁嘴」,老師們頭痛不已。一次,英文科老師對他說:「如果你能夠安靜不駁嘴,下課時送你一粒『金莎』」。

小基接受這個建議。上英文課特別安靜,一下課便拉著老師要糖。三天過後,他又故態復萌。當老師提醒他有關金莎的獎勵時,他反從口袋裡掏出一粒朱古力來說:「送給你一粒金莎,就讓我在上課時說個痛快好嗎?」老師為之氣結。

一星期後學校舉行秋郊旅行,班主任擔心小基的安全,出發時特地對他說:「待會我們要走的路很陡峭,老師年紀大,擔心吃不消,你拖拖我好嗎?」小基答應了。下車後小基隨即問:「要拖著麼?」老師伸出手來,小基全程小心翼翼地握著,還提醒其他同學走路要當心呢!

這故事說明了甚麼?有人說英文老師用錯了方法,她不應拿糖果「賄賂」;有人說這是錯誤的強化刺激 (Reinforcer) ;有人說班主任的方法對,因為她鼓動孩子的責任心;也許有人認為這也不對,因為她在說謊。

富經驗的老師都知道,對與錯繫於方法能否幫助孩子成長。教無定法,與孩子打交道要隨機應變。但知易行難,要達此境首先決定於老師的取態。教育學者范梅南 (Max van Manen) 進一步說,老師的能力,只有透過關懷,感孩子之所感,用親身的體驗和反省來加以鍛煉,其結果不是方法的彙編,而是養成「教育的機智」(Pedagogical tact)。以上的例子,我們應否先想想:小基在想些甚麼?

勸學生退學

(2009年1月15日星期四)

月前有數宗學校勸學生退學的焦點報道,隨即有某電台主持人誇張地呼籲,凡有子女被「踢出校」的家長,都請打電話來讓他代為「申冤」。

某些學校的確只是從「摧谷」整體成績出發而勸退學生的。這些應予揭露和譴責。可是請留意,勸退學生,除學業成績差劣外,也許還有其它正當的理由呢!不知情實不宜,也不應以偏概全地以為勸退只是基於「學業成績差」而已。

「正當的理由」,不能盡列,但可舉例說明:學生是性侵犯的主事人或受害者,而事件已在校內曝光,令當事者深感困擾。又例如有某些家長的家庭教導,荒唐無理,如縱容甚至鼓勵子女在學校進行偷竊、暴力襲擊等,經屢勸無效後這就令學校處於兩難的位置。要保障他們子女的教育權利,就會侵害他人的教育和安全。年前就有學生襲擊老師的個案,受傷的老師於是控告學校,並且得值,結果是學校要作出賠償。

早前有另一樁毆打老師的案件,把學生判罪的法官歎問:「唔知香港教育制度出了咩問題?」主理教育制度的當然是教育局!局方堅持「不放棄每一位學生」是對的,只可惜每有事情發生,它就把問題全塞給有關學校,說甚麼它可以調撥資源,自行跟進等。其實,教育局也應該教育家長,申戒不負責任者,偏偏他們最怕的又是家長。假如局方和學校真誠合作,設立問題學生的調校制度,使家長和學生多少有點警惕,亦同時讓需要者有一個新的開始,又有何不可呢?

你的「微調」我的「巨變」

(2009年1月14日星期三)

「微調」母語教學政策快要上立法局了。原遭劃為中中的學校在微調之下可進行分科、分班,甚至分時段的英語教學。官方措辭是這只是「微」調,並非表示不支持母語教學,只希望增加學生學英語的機會而已。可是,我想不通這解釋怎能自圓其說。

對前線校長而言,微調真是「輕微」的調整麼?眼見條件不佳的英中現在不用落車,當然覺得不公道。還有,誰敢忽視新政策帶來的缺口?當鄰校都搶先大搞「英文班」、「彈性班」之時,你可以不搞嗎?這些「班」很可能是長期運作的,因此把原本聘用教師的計劃打翻了。究竟要辭退多少個只懂母語教學的老師?市場上有合適和足夠的教師供聘用嗎?還有,家長知道有「微調班」後,明年的分班措施又會否受到更大的衝擊?

對老師來說,母語教學政策嚴厲執行時,他們就算要催眠自己,也得相信它能給予學生更好的學習動機和效能。如今接獲通知,下學年除要施教新高中課程外,還會分配到微調英文班去。英語教學此調不彈多時,或真心相信母語教學的,說「不」又怕被打為抗拒改革,說「行」又心有不甘、或力有不逮。

香港的校長教師可算是世界上最合作的,像麵粉團般給搓來搓去仍然低頭工作,默默不語。但政策制定者須明白,這並不代表他們瞎了眼睛,或積極性永遠不會受到破壞。前線人員所遇到的實際問題,還望局長親自多加考察研究。對很多人來說,你的微調是他們的巨變。

我的理髮師

(2009年1月8日星期四)

Jenny 是位理髮師,替我理髮超過二十年。這些年間我們由認識而交上朋友。她十多歲由內地來港,由於語言不通,學校又不特別體貼,故小學畢業後便跟當理髮師的父親學剪髮。她聰敏善察,很快便掌握各種技巧,因而在全港髮型設計比賽中屢次獲獎。她23歲創業,開過分店,是個港人奮鬥成功的典範。

事業上軌道後,她並沒有只關心生意。每逢假期,便組織義工隊到老人中心、醫院、療養所探望長者和病人,給他們剪髮,且樂此不疲。給我剪髮時她常會細訴動人的故事。例如:她創辦的創美義工團每年都安排大型義剪,讓100名髮型師一天內替1800名長者剪髮;有次到醫院替臨終病人剪髮,其中好些已滿插喉管、沒法說話或移動身軀,她只好攬著他們來剪,剪好後給他們掃手背時,強忍著淚水說「靚仔哂!」她相信這時病者仍感到人間的溫暖。

她教導過無數的義工剪髮。怎樣教?簡單得很:示範、試剪、鼓勵再試。實情是她每次義剪都在場指導,大家知道支援在後頭,自然愈剪愈好,愈剪愈開心。不少義工都是街坊婦女,她能夠打動她們,是由於她用實踐去展示關愛,有感染力,讓義工們和她在感情上有相同的目標。

回想學校的教學,很多人都會說困難是師生間缺乏「溝通」,教學變成拉鋸戰、攻防戰。我覺得除了「溝通」外,還欠感情上「共同的目標」。老師若要教導孩子們要關心些甚麼,首先要問問自已:你關心他們些甚麼?

這份工作指引又如何?

(2009年1月7日星期三)

明愛醫院的「工作指引」事件,輿論似多指責有關員工,認為是過份依賴「指引」,沒有運用常理或常識去處理事情。然而,我們又有否關注到某些指引本身有無違反「常理」?試看下例。

考評局向來都向學校招聘老師兼職改卷,有些老師也樂於受聘。以往的方法是老師把答卷提走,改好後交回。考評局07年起逐步實行「網上評卷」,即先把答卷原樣掃描到電腦中,然後由改卷老師上網提取,評卷打分。考評局還要求他們在一些上課時間親身前往評核中心進行網上評卷,稱這能確保閱卷員的評卷質素云。

為此,教育局向全港學校發出「工作指引」,說網上評卷屬於有薪外間工作,如果校長批准,必須登記個別教師外出的日期、時間,並核實時數不超過限額。此外,校長必須安排他們在假日回校工作,確保每人都「抵償」外出時數。

這「指引」不但無視帶給學校多少麻煩和工作,更硬要校長構思一些只為「填數」的假日無謂工作來。還有,這些工作如需要其他部門協作或監督的話,這些人的額外工時又如何處理呢?

為甚麼教育局不跟考評局商量,設法避免在上課時間要求老師外出評卷?原因可能很簡單:發一張「指引」,就可以把責任和工作全推給學校,省時省力。有些校長說不理會它便算,但他日如遭教育局審計員「揪秤」,將可治以「不依從指引」之罪。因此有校長建議另一可行的方法,就是不批准老師離校評卷這項工作!

大學的研究和教學

(2009年1月1日星期四)

月前拜讀劉創楚教授的文章,他介紹了前哈佛大學校長Derek Bok 的書Beyond the Ivory Tower,大意是:美國的大學為了爭排名,於是設計了名稱漂亮的課程,內容卻顯得貧乏,根本無視學生和家長的需求。另方面,由於教授們的評分都只看研究,於是教學馬虎,心裡跟本就沒有學生。

劉教授說:「Bok寫的每一頁都像是在控訴香港的大學。美國人痛心疾首的事,這裏全有。」Bok的這本書我也看過,我亦曾在大學執教十多年,跟劉教授有類似的感受。

研究和教學理應相輔相成。沒有知識和研究,你能教些甚麼?不擅於教學,怎能培養下一代對知識的追求。可惜的是,大學資助委員會 (UGC) 近十多年來的遊戲規則是重研究而輕教學,而研究則看你在以英語為主的學術期刊登過多少篇文章,和文章被人引用過多少次。

不少學術期刊都是小圈子玩意。眼見過急於求成的年輕同事,還未對知識領域深入探索、領悟便急於泊碼頭,拜權威,不怕劃地為牢,只求文章快登;於是不讀無利之書,不教無謂之課;主任銜頭一大堆,教學工作可外判則外判。

或問:大學不是設有教學研究中心,鼓勵改進教學嗎?課程結束時,不是都要求學生填寫問卷,評價教學嗎?對,大學還每年都有「最佳教學獎」呢!可是,因教學被評為優秀而獲擢升者絕無僅有,以教學不佳作藉口而遭辭退的卻不少。「教學」原來就像鄧小平所謂「新疆姑娘十八條辮子」,拉哪一條,由當權者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