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的病假

(2008年12月31日星期三)

當校長時,一天最緊張的時刻莫過於早上的七至八時,原因是我希望需要請病假的老師都在這時段內致電給我。

老師缺席,他 / 她的教節就只好由有空堂的同事輪流頂替(俗稱「替堂」或「代課」),否則可能出現教室「真空」的現象,後果堪虞。我們上午八時半上課,要在半小時內要完成「代課表」並非易事,尤其遇上流感高峰期,請病假的老師一天可能多達八九人,編排就更加困難了。

被編排代課的老師當然不會高興,原本可以休息或批改作業的一小節時間也給剝削了,唯一的安慰是:自已也會有病倒的一天,其它老師也要給我代課。

學校裡的老師除了體質各異之外,請病假的態度亦似有所不同。有些老師經常病倒,有些卻極少請病假,更有些從來都不請假。我的觀察是:他們並非銅皮鐵骨,百病不侵,而是非到不得已的地步絕不請假,輕微的不適就讓自已捱過算了。

可是,愈不請假的代課機會卻愈多,連我也感到不是味道。某年學期結束的聯歡會上,我特意送給每位全年沒有遲到或請假的老師一封信,大意是說:我相信他們亦有身體不適的一刻,但欣賞他們念及學生和同事而堅持回校上課,並附上禮物乙份,代表學校和病倒過的老師對他們的感謝。

翌年學期結束,竟然發現有數位老師連續兩年也沒有遲到早退或請假。我再給他們寫信,感謝他們的慷慨和作出的犧牲,但同時清楚說明我不是鼓勵老師病倒了也不請假。

英基學校的非華語學生

(2008年12月25日星期四)

殖民地時期香港有數間英童學校,專為「英童」提供中小學教育。這些學校在九七前都加入了「英基學校協會」,它們一方面收取香港政府的資助,另一方面收取昂貴的學費,提供英式課程。

九七前後英童人數銳減,英基學校數目不減反增,並轉向收錄港人的子女,如今已達七成多。英基也逐漸脫離英國課程,邁向國際課程(I.B.),但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英語授課學校。

英基學校也要教中文嗎?它們從不強迫學生學中文,直至近年才設立中文科,讓學生選修,但止於英國中學會考(GCSE) 的「中文為外語」水平。

問題來了:教育局年前既迫且嚇地指令全港所有受資助的學校,必須給非華語學童教授中文至香港中學會考水平。那英基學校又如何?它們每年申領政府的按額資助達88%,按理不是「私立學校」而是「受資助學校」,它們的「非華語」學生亦應一視同仁嗎?

11月29日英基一名在職教師、前英基教師會主席、前執行委員會委員 Gordon Pheysey,在南華早報撰文,威脅說若強迫英基教授中文至母語或近乎母語的水平,將會嚴重損害英基的課程,削弱它們的英語沉浸氛圍,妨礙它們的學生以英語學習。

香港言論自由,該人所言亦可能只是一己之見,本來不值得大驚小怪。奇怪的是,直到今天,英基協會無澄清、回應。還有,香港的課程發展署、教育局也沒有「哼」半句。究竟政府要不要強迫英基學生學中文,抑或對它們另有政策,就不得而知了。

「微調」母語教學的措辭和理念

(2008年12月24日星期三)

教育局長孫明揚在3月指出母語教學政策需要「微調」,因為母語教學減少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憂慮英語水平下降,微調是為了讓學生能「中英兼擅」。

「微調」就是取消中中、英中的校名,從此讓學校自行決定分班、分科進行英語或母語教學。局長在11月又說:會與「持份者」商討,解釋背後的理念。可惜月初他在校長會上的發言,還是重複3月的舊話,只加上「學校最有能力作決定」的客套話,和不反對「英文書、中文教」兩點。然而,報載他已會晤各辦學團體,方案亦已順利過關,只待公布,原來輕舟已過萬重山!

假如今天的「微調」是對的話,那當年被迫改為中中而哭得死去活來的老師、學生、家長,局長又該否向他們道個歉?理由是今天的所謂「微調」,當日早已提出,只是當時被認為理念錯誤,不予接納。可見微調非「微」呢!

局長3月時還說過「微調」會增加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提升學習的動機和興趣。請問:指的是哪些學生?為甚麼這會提升動機、興趣?而進不了英文班的學生,其「機會、動機、興趣」又如何?校內矛盾如何解決?怎樣面對家長壓力?母語教學政策初推出時,不是說以英語教學時學生無動機興趣,表達差,只懂答yes no?「微調」後又如何造就他們中英兼擅?

還望局長不要「搞掂」辦學團體便算。公眾還需要知道微調「背後的理念」,請您清晰的、詳細的、具說服力的告訴我們!

學業和活動的矛盾

(2008年12月18日星期四)

每隔一陣子就會有老師問:「校長,我們對學術成績是不是不夠重視?」我反問:「何以見得?」一般的答案是:班際比賽太多,學習氣氛在下降中。或者是:課外活動時間太長,佔用了老師的補課時間。又或者是:近期欠交功課的人數增多了。

學生的成績雖然不錯,但仍有提升的空間,因此老師的擔心是正確而負責任的。身為校長的我又那會不明白,不記掛在心?我在這問題上曾多番思索。

雖云:物有輕重,事有緩急,可是亦要講求平衡。先從時間分配來看:學生每天上課八節,佔用時間320分鐘;而小息、午飯合共才120分鐘。其次,很多比賽、活動都是在午間、課後或假日舉行,因此輕重並無倒置!再想想學校不搞活動,學生是否就會全情投入書本學習之中,還是在校外搞自己的活動?我真擔心!

但為免打擊士氣,上述這番話只能婉轉地、間接地說。其實,我還希望老師能改進自已的教學方法、優化家課的質和量,以提升學習氣氛。至於體育、美術、音樂等科目由於不被納入會考科目而「邊緣化」了,這種情況是應該改變的。

曾有畢業學生說過:「老師自動陪我出席課外活動,不時鼓勵、多方指導。我一世都記得他,聽晒佢話。」我樂於見到學生在努力學業之餘,還能喜愛上圖、家、音、體,只要不引致父母擔心便可以了。教育家杜威說過一句語重深長的話:「學校不祇是學生預備將來生活的地方,也是他們當下生活的地方」。

教書是門表演藝術嗎?

(2008年12月17日星期三)

當校長其中的一項工作是「觀課」。我曾在大學當過好幾年師訓導師,到校觀課可謂習以為常,經驗是有的。一般來說,評語要有建設性,說話要小心婉轉、留有餘地,但又不可以不說實話。

在自己的學校裡評課原來頗難。除了「讚賞之詞人人冀盼, 批評的話易招反對」外,還因為再沒有「觀課者不明白這校的文化」一詞作緩衝,故討論的針對性更強,更容易觸發各種自衛機制。

我理解到緊張會影響表現。但沉悶的授課,會令學生難敵睡魔;講話老是不到題,看時間一分一秒的溜去,會令觀課者如坐針氈;遇上令你一頭霧水的講解時這才要命呢!可是仍有小部份老師自覺表現不差,對你委婉的評價還是感到氣憤難平。

有人說每個教師就像一個小島。教員室裡大家有說有笑,但鐘聲一響,課室門關上後,就是單打獨鬥了。在課堂老是欠缺第三者觀點下,好的實踐難以確認,壞的難以改正,因而敝帚自珍者有之,自知不足但苦無門路者也有之。雖說今天同儕觀課已稍成風氣,但真能做到彼此借鏡,共同進步的又有多少?

對於教與學之間的鴻溝,美國學者 Seymour Sarason 曾把教學與表演藝行業相比:「話劇演員演得不好,其他演員、導演、劇團工作人員、甚至觀眾都會當面讓你知道;不然的話、劇評家明天在報章上也會告訴你,你總不能說批評者年幼無知或不識寶吧!教育工作者則不然。」因此他慨嘆刺激老師自省和互相促進的環境因素很微弱!

老師的飯桌

(2008年12月11日星期四)

教員室近門口處放了兩張頗大的桌子,原意是給老師用來開小組會議,或擺放學生剛交來的家課簿的。聞說我到任前的副校長,每天上課前都愛召集全體老師到桌前,進行晨早訓話 (morning briefing) 。由於她說話很兇,老師們私下都稱訓話為「訓罵」 (morning scolding) 。

「訓話」「訓罵」我這個新校長都取消了。但每次走進教員室,都要先經過這兩張桌子。然而,每次都在這裡嗅到飯菜的餘味,原來老師們已經把它們變成飯桌,每天都在這裡吃午飯。

我上任後曾經在教員室對上一層的地方修建過「教師休息室」,內裡檯椅、梳化、儲物櫃,一應俱全,旁邊還有廚房,內有雪櫃、微波爐,原意是讓老師有一個較舒適、不受騷擾的午飯間。可是老師們都不領我的情,不願意跑上一層樓,使用這個專用餐間。

為甚麼呢?原來很多老師都不放過午飯時召見學生的「黃金機會」。在這桌旁,他們一面吃飯,一面督促學生補做欠交的家課,或聽他們背書,或對他們進行輔導 …。

哈!原來除了大企業的總裁喜歡「工作午餐」外,老師也喜歡這一套。盡管我在學校會議上說過多遍,感激低年級的老師每星期都輪流到課室看管學生午飯,但希望其它日子,他們可以「工作時工作,午餐時午餐」,不要「損害健康,搞壞腸胃」,但他們似乎是一於少理。

教師對工作緊張認真,是好事,但如果因此把身體弄壞,就不好了。

教家長甚難

(2008年12月10日星期三)

據報導在日本,很多學校對家長不尊重教師,經常到學校替自已的子女護短和責罵老師、感到不滿和擔憂。

其實這股風氣在香港也有。三十年前我當老師時,因為學生犯錯而接見家長,家長多願意小心聆聽,還對子女的錯誤充滿歉意。可是,現在多是一孩家庭,很多孩子都是「萬千寵愛在一身」,部分家長也可能因此對管教鬆懈了,有些對於「對與錯」的教育也顯得不太在乎。

我當校長時就遇過一些頗野蠻的家長。當邀請他們到校商討孩子的問題時,有些家長為了避免孩子受罰,還上演近似「一哭二罵三上吊」的鬧劇。最經典的一次是,孩子也知道自已做錯了,家長還是既生氣且激動的說:「不要罰他,我的孩子絕不會做出這樣的事。為甚麼呢?因為他是我生的。」難道這是個生物遺傳學的問題?

也遇過些很可憐的家長。有些孩子在家裡長期地呼風喚雨,家長根本沒有跟孩子說「不」的能力。不要說著令通宵打機的孩子關機睡覺,一位媽媽告訴老師說:「昨晚我在大廈門口坐到天光,原因是前天我勸孩子不要打機打得太晚,他嫌我囉嗦,昨天晚上放工回家,發現他把大門反鎖上,他的爸爸又剛上了大陸,沒有人在裡面給我開門…。」

我曾經在招生會上說過,學校應該揀的不是學生,而是家長。教學生不難,我們總會有辦法,但教家長確是難。假如大家的管教理念迥異,要花氣力於互相糾纏之間,就費時失事兼且沒有甚麼意思了。

校本評核的困難

(2008年12月4日星期四)

我們的教育制度,充滿高利害、強調選拔性的考試。一分半分也很重要,因此,公開考試的評分多是「見點給分」。就好像拳賽一樣,對手沒有明顯被擊倒,裁判要計算「點數」分勝負。

還有,打分數要可靠,最怕的是同一個答案,不同的老師會打不同的分數,考評局認為最保險是由機器改卷。

這又影響到考核內容和形式。「法國大革命在哪年發生?」可以問,因為有不爭的答案:1789年。「香港現在的民主足夠嗎?」無論作為試題或研習題都不好,只因任何答案和評改都容易被視為「主觀」。

「校本評核」是要把學生在校內的分數算到公開考試成績上去。老師的困難是:校內評分既然會直接影響學生的公開試成績,如果要評分準確,就應該多問些有標準答案的,記憶性的問題、或評估操作性的活動。

可是,「新高中」表面上又偏偏強調甚麼高階思維,如整合、創造性等「質性評估」。考試也好,專題研習也好,只要涉及質性評估,學校和老師受到的衝擊和質疑就難免增加,這並非簡單的「老師工作量」問題。

試想想,在這個「一分也不能少」的制度裡,老師接受過多少質性評核的培訓?我們有任何公開認可的「質性評核」藍圖嗎?就算有,大家都曉用嗎?因此,要成功推行「校本評核」,就不應把移風易俗的教育意念「壓」在學校和老師身上,而是由小做起,建立典範,培訓老師,營造社會共識,然後逐步推廣。

「一分也不能少」的文化

(2008年12月3日星期三)

「校長,某老師上次測驗時少給我兒子一分!」家長向我投訴說。另一位家長請了半天假跑來學校找我說:「某某的功課不是他做的,是他爸媽做的,老師給他這麼高分,實在不公平,你要徹查啊!」

政府的廣告不是說:「求學不是求分數」嗎?可是,家長和學生看打分數就好像小孩子看爸媽分糖果,不容許有絲毫的誤差。外籍老師看到我們對分數「認真」的態度,都感到奇怪,他們不明白這種態度有其歷史文化根源,亦與我們實行非常嚴厲的考試淘汰制度有關。

「新高中」學制原本建議要有「校本評核」,即要計算學生的日常分數,避免「一試定生死」,願望是良好的。可是,要移風易俗,並非易事。這就好像三峽工程,不能光靠資金技術,更重要的是要對生態系統以至倫理關系的改變,進行周全的考慮。

要推行「校本評核」工程,某些結構必須因應改變,例如:增加大學學額,舒緩升學壓力等。關鍵還在於明白這與傳統分數文化的差距,了解受影響者的關注點,有解決問題的方法。可是,一切還沒有準備妥當,當局卻先來個「官方規定」,所有科目都要「立刻上馬」。不旋踵又說體恤老師的辛勞,删減「校評」的科目,甚至同意數學科「無限期延擱」,顯示規畫的疏漏。最失望的是,當局把一切困難,都說成是「老師工作量」問題。這正好說明,當局低估了問題的複雜性,亦不明白改變這個「一分也不能少」文化所需的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