聘請外籍老師

(2008年11月27日星期四)

到外地招聘外籍英語教師殊不容易。

對於外籍老師來說,獨自跑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工作,是個重大的決定。作為校長,要肯定對方既具專業知識,且有愛心耐性,是道難題。有人說過,表現文化差異最尖銳的地方,莫過於學校。對方必須有能力,才能熬過適應期。因此,面試的作用,就更顯重要。

最怕遇上的,是那些打算到香港過一段「悠長假期」的人,或事事認為「祖家最先進,香港最落後」的偏見者。但又怎樣得知呢?我試過帶同一本地英文老師到外地面試,讓申請者可以看看「樣板」,又試試他們的反應。

有次跟我到澳洲面試的是王老師,她教英文科會考班,既勤力且甚愛護學生,也跟校內的外籍老師打交道。她知道我的意思後甚為雀躍,精心挑選了一些教科書,又影印了一批學生作業,在航機上跟我討論要問些甚麼問題,應徵者會如何反應等,非常認真。

這次面試安排證明不錯。有些應徵者擁有「教授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等一大堆證書,但臨場一試,要編一小節課,或批改學生作業,馬腳就露出來了:有些文法不熟識,有些不辨對錯,有些無法了解學生犯錯的原因,也有些看過「樣板」,知道教學要求嚴謹,不是玩玩拼音串字遊戲之後,便退堂求去。我特別欣賞的,是王老師的觀察力:「校長,這老師看來不會有這種耐性,認真批改作業和備課。」

這次聘請的外籍老師,在我退休後到任,聞說是歷年來聘用最理想的一批。

規模效應

(2008年11月26日星期三)

政府鼓勵學校聘請外籍英語教師,可是招聘甚為困難,原因是合條件者很少。方法其一是:登報招聘,吸納在職而希望轉校的外籍教師,亦即向別校挖角;方法二:參加中央招聘,由教育局介紹。教育局每年都花一大筆公帑去進行海外招募,把合資格的應徵者匯集在中央名冊上。

上述方法原來只適用於官津校。直資又如何?教育局只說:給學校的按額資助已經「包括」了這方面的津貼。即錢已給了你,因此不許你參加中央招聘。但津貼究竟是多少錢,就誰也不准查了。

我曾出任校長的恰好是所直資學校,曾經向局方建議:「每所直資學校只聘請一至數名外籍教師,是不可能獨自進行環球招聘的,如果勉強進行,效益也遠低於由教育局進行的中央招聘」。並提議:「可否讓我們以按額付費方式,聘用中央名冊上的外籍教師?」答案是:「不」。

在無計可施下,有些校長索性從別校挖角算了。我校因為希望聘請較多的外籍教師,曾獨自參加過國際學校組織在外國舉辦的招聘市集 (Recruitment Fair) ;又試過自行在外國登招聘廣告,然後前往面試,簽約和安排入境等工作。結論是:招聘市集也好,自行安排也好,不但耗時,且費用驚人。

經濟學有「規模效應」概念,即大規模運作可帶來較低的平均成本。教育局是大型官僚機構,正好扮演中央統籌的角色:如招聘外籍教師、學校保險、心理學家服務等。問題是教育局肯為個別學校開方便之門嗎?

替語常會算算帳

(2008年11月20日星期四)

政府為了提高香港人的中英文水平,在1994年成立了「語文基金」,並注資 3億元,希望利用每年的利息收入來支助各種推廣中英文的活動。到了1996年,「語文基金」由「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即語常會)接管,目的是加強其「研究」功能。審計報告顯示,其後政府還不斷增加撥款 (例如:2001年是2億,2003年是4億等) 。

近日語常會發表對學校用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試驗的支助計畫,費用是2億元。在這問題上,我從網上的資料做了一個簡單統計,發現由語常會資助有關中文教學的活動和研究(包括普通話教中文),歷年支出其實已累積至3.8億元。

3.8億元相對語常會的整體經費,當然不是個小數目。花了這麼多錢的活動和研究,究竟讓我們在「普教中」的問題上學到些甚麼呢?現在還要再花2億元的試驗計劃,是否應該建基於已完成的研究?這些問題語常會沒有交待過。更重要的是,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過語常會一份綜合過往「普教中」研究的報告。

審計署當然不會問這些問題,只要收入和支出的帳目清楚,符合基本會計準則,就很難要求它從「教育」的角度看問題了。那麼,從事教育研究的大學教授和學者,豈不是有個監察政府,發木鐸之聲的責任呢?噢!對不起,學者的部分研究經費,正來自像語常會、優質教育基金等組織的撥款,那麼誰會說話開罪他們來自斷「水源」呢?

普通話教中文的理據何在?

(2008年11月19日星期三)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即語常會)月前宣布斥資二億元,推行一項「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即普教中) 的試驗計劃,有意參加的學校可提出申請,第一期名額為三十所小學及十所中學,參加的學校還可同時得到由內地引入的「專家」支援云。

計劃提出後,果然引起一陣騷動,聞說已有百多所學校報名參加。但使人摸不著頭腦的是,這個兩億元的計劃是如何提出來的呢?是對「普教中」研究的結果,還是社會有充份共識,要學校開展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

關於「普教中」的理據,我們似乎只聽聞其主席田北辰說過一句話:「根據該會的研究發現,普教中對提升學生的普通話水平有幫助,但能否改善中文能力,則須視乎學校是否有足夠條件…」。

田北辰說的話,表面上似有道理。可是,他所說的是基於語常會的哪一項研究,哪一份報告?這些報告在哪裡發表過?還有的是,有甚麼研究證據顯示,輸入內地專家(尤其是不懂廣府話的專家),能有效解決支援問題?

在教學語言問題上,田北辰的一貫態度是支持母語教學的,這值得欽佩。他還謹慎地要求學校如果要用英語教學,就必須先證明有足夠的條件。但很明顯的,普教中並不是母語教學,他卻要讓語常會花2億元來「摧谷」,讓學生做白老鼠,這是不是「政治」上的決定呢?

知識是基礎

(2008年11月13日星期四)

朋友從加拿大回港,談及他那正念小學的兒子的情況。他說,在加國讀書,沒有天天的測驗或考試,孩子空閒時間多了,可以閱讀自已喜歡的書籍或所從事的活動。但即使年紀不大的他,已會對某些老師的教學方式發出微言。以下是某天上課的實況:

「今天上社會科,老師交下的課題是『中國』。他先把我們分組,然後安排到圖書館和「上網」找尋相關資料。下午進行分組匯報。有的組別指出了好些中國的地理環境,有些談及中國的民族服裝……報告完畢,老師的評語是:『你們的報告都很好』,更讚賞我們對中國的認識比他還要多。一天的課就這樣過去了。」

我笑說:「那豈不是不消一天的時間,你的孩子和同學們都已青出於藍?」朋友懷疑地問:「這是否就是所謂『知識爆炸』年代的教學法?老師不必要有充足的學科知識,能夠指揮學生進行討論、報告,或自行『學會學習』便成。這樣,當老師豈不是很容易?我們又怎能知道孩子學到的是正確無誤的知識而不是膚淺和謬誤?」

研究「學習」的理論界曾經興起過這麼的一種說法:要鼓勵討論,讓學生多做 Project, 扮演研究者的角色。在香港還演化為要教「共通能力」而不要教那些會過時的「知識」。這大概又是一種「給他魚吃不如教他打魚」的謬誤。

學校的學習,具體點來說老師不能不帶出學科概念知識,否則學生要受的苦,不是來自知識的爆炸,而是虛假的自信和膚淺的結論。

教戲劇的老師

(2008年11月12日星期三)

這位老師把莎翁的「錯誤的喜劇」(The Comedy of Errors) 改編,改稱為「黃獅虎」,搬到學校禮堂上演。他又帶領學生第一次參加戲劇節比賽,雖然獲獎不多,卻贏得師生的讚賞。最令大家佩服的不論是戲劇的改編、對白的翻譯、舞台設計、服裝、選角、演員訓練、綵排等全由他一手包辦。

最厲害的是他有本事讓一大群台前幕後的「小姐少爺」們,天天下課後準時到禮堂聽指揮,跟大隊,完成緊湊的採排。這一點殊不容易,如果學生並非真正享受箇中樂趣的話,相信單有個人魅力是不能辦到的。

他為人隨和低調,教英文科會考班,工作量本不輕,卻仍能參與港台「上網問功課」的節目。平日神態自若,一派「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本色,叫人既奇怪且羨慕。

我怕學校設備不足,未能讓他盡展所長,曾問他:「禮堂要加添甚麼音響燈光器材嗎?」他想了數天,回覆說:「校長,一切都很好,多加支吊咪就可以了。」我退休後,聞說他去年就是利用這些「基本」設備,製作了一場「約瑟與他的神奇彩衣」音樂劇,口碑甚佳。

平日害羞不說話的學生,加入劇團後,逐漸變得自信、活潑開朗,有些藉此發掘自已的才華,如當日主演「黃獅虎」的學生「亞尺」,現已在演藝學院進修;成績稍遜的「小肥」,也跑到「創意書院」攻讀。這說明了老師既要探知學生的興趣,亦要讓他們從學習中體驗生活,發揮自己的潛質。可是,這樣高質素的老師難找。

邊學邊用的神話

(2008年11月6日星期四)

「相信在後工業社會…很多人都會形成即需即學、即學即用、邊學邊用等特點。…」上述文字,是年前某教授在教育局為校長而設的新高中培訓課程的「簡報」(PowerPoint)。其實不叫「簡報」,稱「看水晶球」亦可 ,這類對未來的預測,我們已聽了多遍,但從來未見當事人作出有力的論證。

提倡上述立場的教授還在其它場合說過:「以前…是先學好後再運用,現在行不通」;「現今知識獲取途徑廣泛,所以可以邊學邊用」;「上大學的目的就是…打好內功的基礎」,方法是多方涉獵,淺嘗即止。還說這是大氣候,北美大學皆要求學生學些非本科的知識。

大學要求學生學些非本科的知識,我亦贊成,但並非基於上述觀點,而是因為此舉可幫助學生建立人生觀、世界觀。然而,這絕對不會給你在專業領域上 PlugNplay的威力。

學習研究說明,工作上的能力從來都是有領域性的 (domain specific) 、需要時間掌握的。某銀行家表現出色,內功深厚,這是由於他長期浸淫,熟識銀行業的大小事務和工具。忽然叫他去當建築師,邊學邊用,建成的房屋,包保你不敢住。有學好一門專業的機會,就要把握。世上專業都有門檻,不先學好就恐怕連入場証都拿不到。

話說當日簡報,教授以一句鐘讀畢後說:「校長們,簡報不是我的,是某某教授的,他今天沒空,由我代講,若有錯漏,是我力有不逮,與某某教授無關。」說罷不接提問,匆匆離去。吓!這就是邊學邊用的例子?

「成果為本」這新玩意

(2008年11月5日星期三)

大學撥款的機構 UGC決定,全港大專界,都要實行「成果為本教學」,還稱為「The way forward for Hong Kong」(注意:不是「A way」)。

所謂「成果為本教學」,就是要求預設學生的「學習成果」,並由此擬定課程目標,設計教學和考試。這套理論跟過氣的「目標為本課程」如出一轍,見中小學行不通,現在拿到大專試試?

理論的缺點是不理會「教學」和「成果」並沒有即時的、線性的關係,且具「行為主義」的色彩。這在教育學上已屬過時,因為大家都明白人的思想、感情是重要和難以量度的。例如:謀殺和誤殺兩者在「行為」上都是殺了人,但我們對兩種行為有不同的看法。

其次,大學訓練多屬概念系統和理論性的,沒甚麼可即時觀察的「成果」。硬要預設成果,是捨本逐末。研究顯示,高手下棋是通估全局,只有初哥才會逐步構思,「走着看」。

第三,大學教育還有一定的人文素質的要求。以工學院為例,希望訓練出來的工程師要關注自然環境,並要以人為本;醫學院畢業的醫生則要有「醫者父母心」的醫德 。要學生考試時談談良心醫德不難,但要看到內化後實踐的「成果」,談何容易。以為甚麼都可量化測試者,不是無知就是自大。

UGC 要花六千五百萬元,全力摧谷,勒令所有院校都要推行的「成果為本」教學,是否有違學術自由、院校自決的理想?看來寫「成果」又會變成某些「研究助理」的主要工作,也讓他們的職業前境更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