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是號碼符號

(2008年10月30日星期四)

年前參加過教育局為校長安排的新高中培訓會。會議在酒店舉行,程序安排不錯。可惜部分講者內容貧乏,令人失望。還記得其中一節,由自稱「人力顧問」專家主持,他誇言要將「功力」傳授給各與會校長,於是眾人翹首以待。

他滔滔不絕地講,不斷重複描述他在經濟低迷的時候,怎樣替公司「炒」人。還自吹由於「炒功」了得,公司特地派他往新加坡去續「炒」。

他辭退員工的策略,不外乎按公司的需要和員工的表現,作出名次排列,然後在某「地方」劃上一條橫線,線上留人,線下流血。原來這就是他所謂的「功力」。為甚麼邀他出任講者?原因是學校推行新高中時要重組科目,現有教師人數和實際需要會有變化。

我按捺不住的舉手發言:「教育學家 Maxine Greene 的文章曾引述 Thomas Mann 小說中,年輕主人公 Felix 的內心對話:究竟要看世界為大,還是為小?要做將軍的就要看世界為小,要把人看成是一個符號,否則操縱這麼多人的生死,怎能讓你晚上睡的安穩?如把世界看為大,就得去認識人是個體的,應給予這個體的人尊重和考量。你的話像是叫我們把人視為一個號碼吧。」

又問:「在學校裡,恰恰我們要求老師不要把學生看成是個符號,要看成是一個個體,並予以教育、關懷。如此,你又怎可以叫校長把老師視為一個號碼呢?」

全場默然。正自忖是否說話過火之際,前排一位年青的校長轉過頭來輕聲說:「龐校長,我同意你的話。」

誰來監察教育局

(2008年10月29日星期三)

近年來只要學界出現了聳動的問題,教育局便會給學校塞點錢(津貼), 然後着學校自行解決。甚麼「學校發展津貼」、「新高中師訓津貼」、「資訊科技津貼」… 五花八門,小則數千,大的數十萬。津貼學校還好些,只要肯申請便行。直資學校可麻煩了,教育局永遠不會說清楚,哪些已納入給學校的撥款中,哪些未納入,因此要學校另行申請,混亂得很。

還有不清楚的是,甚麼項目可用公帑支付,甚麼項目不准,歷來的指引極簡單:錢要全用在教學上和讓學生直接受益的教育活動上。我還以為這是給直資學校多點自主性。

教育局要到學校作財務審計,我不反對,原因是直資學校也接受公帑支助,但他們的審計官員拿出來的竟是「津貼學校支助則例」,說這是檢查標準。我們聘用了十多位外籍教師,審計主任說只准計一個,原因是津貼學校每校只准請一位。我跟她說:「我們是直資學校呀!不是寫明,正當的教學支出,可以使用政府津貼支付的嗎?」她指著津貼學校資助則例回應說:「對不起,我們只有這個準則。」

直資學校政策推行十八年了,教育局還未有一套適合檢查直資學校的準則,真令人失望!

教育局的學校質素保證部門,規定「管理與組織」是學校「自評」和「外評」的項目。可是,教育局編制龐大,耗用公帑數以百億計,局方又有甚麼「自評」和「外評」機制,確保自已的「管理與組織」令「持份者」滿意呢?

糞土當年萬戶侯

(2008年10月23日星期四)

XX 兄:

你終於決定提前退休了,但我不感到意外。數年前我們曾經促膝而談,討論應該何時退休;當時你堅定地說:只要經濟許可,不要工作到六十歲。你說父母親已進入「倒數」之年,應該珍惜光陰,好好的陪伴他們,況且自已還有繪畫的興趣尚未開展。你的希望是不把自已的日子,全在營役中渡過。

我們曾經一起在大學工作,有一段頗長時間,彼此的辦公室相鄰,每天都碰頭見面。可是,你還記得,我們相識遠在三十多年前大學讀書的時候?

那是個火紅的年代,年青的你我都投入學運,你選擇「國粹派」的立場,我則反對「國粹派」。雖然大家站在不同的山頭,我對你始終心存敬意,因為我知道你是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四人幫下台,國粹派煙沒,學運式微。當年的健將,有不少收拾心情,把「糞土當年萬戶侯」之概,全化為追求名利權位之志,結果墮入我們認為是「糞土也不如」的境地。

你我都選擇師訓教育為職業,在這段一起工作的日子裡,我們雖然都喜愛教學和研究,但都不願意投入大學那股「求保位升職,寫廢話文章」的洪流。你可還記得,在我離開大學,出任中學校長之際,你送給我一篇短文?其中說:「近日又有醒悟:凡有權者,終會腐化;有名者,必屬過譽;有財者,難免庸俗。謹供咀嚼。」

我在退休後用心學寫字,你現在可以重拾畫筆,它朝如能有你我書畫合璧的機會,我一定不會放過。


永欣上

黑箱裡的黑箱

(2008年10月22日星期三)

直資學校跟津貼學校不同之一,是收取政府的「按額津貼」和收家長學費,自訂教職員待遇,財政上是自負盈虧的,目的是給學校多點靈活性,發展特色,讓教育多元化等。

既然要自負盈虧,制訂每年的財政預算,就十分重要。做了五年直資校長,據我的觀察,教育局在協助學校處理財務方面,特別需要改進。

按額津貼怎樣計算的呢?我們只知道原則:即過往一年政府補助官津校學生的平均成本。這原則本身無問題,但實行起來,由於官津校的薪酬和開支都隨香港經濟狀況調整,年加年減,上落幅度頗大,要知道能否收支平衡,校長就不得不當經濟分析師,預測這「平均成本」的變化走勢。

可是,學校要在五月前編好下學年預算案,六月提交教育局審批,而教育局對官津校「平均成本」的結算,卻要到十月才完成,通知學校。假如預算內預測失誤,為時已晚。(近日聞說教育局已在五月「透露」下年的可能增減幅,這是進步。)

這還不算最難。最要命的是,我們是無權力審核教育局的計算數據和過程的。這些數據是「黑箱」裡的「黑箱」,從來不公開,也不准過問,成本額一旦計好,局方說了便算。例如:教育心理學家的服務,我是後來才知道「已包」在平均成本之內的,所以我的學生不得使用政府服務。甚麼「已包」、「未包」,既欠分類,也無清單,要到申請某服務的關頭,才告訴你,讓你失預算。你說,這公道嗎?

少數族裔的教育問題

(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

香港是個華人社會,但非華裔的市民亦不少。部份香港的中、小學會接受他們的子女入讀,並調適課程:例如:只讓他們學習較為淺易的中文;除英語外,還教授法語作為第二語言。我曾當校長的學校亦收錄南亞裔學生,有些成績很不錯,還準備升讀大學!傳統上香港的大學會接受以法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生。

有些好心的立法局議員為求幫助這些「弱勢」社群,順利融入香港,便提問教育局如何提升非華裔學生的中文水平。教育局可能未經深思熟慮,便倉卒地在2007 年宣布,新高中的非華裔學生都要考中文:「(如果) 選擇不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國語文科』,他們在申請入讀本地的部分學士學位課程時,可能會遇上困難。」

這番話似是善意忠告,骨子裡卻是威脅就範,也是個荒謬的決定。當時距離2012年首屆「新高中」畢業只剩五年時間。五年內要提升他們的中文水平至與華裔畢業生完全相同又談何容易。試想:香港的華裔學生由幼稚園至中學畢業是14年,我們還沒有要求他們的英國語文達到英國中學畢業生的水平呢!還有,「對外漢語」是門教育專業,一般中文老師無法不學而懂,也苦無合適教材。

新高中的規畫差劣可見一斑。非華裔家長非常不滿地問:為甚麼在「新高中」推行前不說清楚?部份回流華人的家長則說,有能力的話一定把子女送到國際學校或送回外國。這大概是當日提出問題的立法局議員們始料所不及吧!

穿內褲的新聞

(2008年10月15日星期三)

數十年前電話還未普及,父親很想申請一具家居電話,聽說用英文寫申請信,會得到較快的處理,因此找來懂英語的朋友,請他們代筆,逐字逐句斟酌後,才把信件寄出。奇怪的是電話公司真的很快有回覆,電話也迅即裝妥,舉家歡騰。英語的「威力」,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從前是無必要不會使用英語,商舖招牌、廣告、傳單都只用有限度的英文。今天申請電話,當然不必用英文;英文的使用,又的確比從前普及。普及帶來水平參差外,還好像造就了對錯誤較容忍的態度。就算是公開場合使用英語,如店舖改名為One Two Free,縱有宣揚以f代替 th發聲之嫌,也無人抗議;電視上名人不斷的Although …but亦很得到大家的諒解,直至Try our breast出現…。

年前我當校長時收過不少英文求職信,對某些錯誤還是看不順眼。例如:某人在大學主修了數年經濟學 Economics(名詞), 卻少了個 s, 重覆地寫成 Economic(形容詞);會計學原理本是 Principles of Accounts, 變成了 Principle of Account;但某些不用 s 的卻無故加 s,例如,「新聞簡報」news in brief寫成為 news in briefs ,釀成「穿內褲的新聞」的笑話。英語交談時把「景觀」的 view說成「意志」的 will,就經常令我誤會說話者的意思。又每次看見海報的first-come-first-serve,總有給它加回個d, 或劃去 You are welcomed那多餘的 d的衝動。

英語不是我們的母語,認真學習後還會犯錯,我們也有權發展「具有香港特色」的英語,但基本和常用的東西要學好,起碼要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和尷尬。

教學語言的「學理」

(2008年10月9日星期四)

教育局打算推出教學語言微調方案,好讓中學自行分班和分科去實施英語教學,引起了熱烈討論。首先是語常會的田北辰先生提問:「當年決定母語教學政策時,支持的專家和學者們都到哪裡去了?」很可惜,他們全未現身。與此同時卻出現了支持「微調」的專家學者,總結他們的「學理」共有三條。

第一條:「中中」、「英中」製造大量的負面標籤。這種論調十多年前提過了。難道當年的聲音不夠響亮?

第二條:分班分科,有助減輕標籤效應和止蝕。這種說法有真憑實據嗎?如有,數據何在?假如只是邏輯推論,我們又可否推論到:那些分班分科後不能接受英語教學的學生,要承擔的標籤效應豈不更強烈、更負面、更直接?

第三條:香港的環境變了,不要死守昨天的決定,要多元發展。專家學者又舉出三點論據:首先,老師可以去進修,現時規定每三年起碼要進修150小時嘛!其次,在實行「學校管理新措施」後,學校的自主能力加強了。最後,今天的教師要考語文基準試。我覺得十分無稽,因為這三點都不是分班分科用英語教學的道理,尤其是基準試,專家應該知道,這考試只是為英文科和普通話科的老師而設。

從這場好戲來看,似乎「不是專家學者」的田北辰較為可愛。他衝口而出地說了一句真情實話:「香港的教育愈來愈政治化!」自以為很懂教育的他,這次又好像多了點堅持,沒有見勢色不對而掉轉槍頭或側身而過。

迷你債券的啟示

(2008年10月8日星期三)

每逢接到一些「白撞」電話,要求我申請免費信用咭、參加本小利大的投資、以至帶合約的電訊電視服務等,如果對方是年青人的話,我會勸他轉工,不要為了微薄的佣金而被人利用,輕率地為那些「無良公司」進行推銷。可知道有些公司的產品質素差劣,有些還附帶侵害消費者權益的條款,如果他們成功替公司爭取多一個顧客,就多讓一個人折騰受罪。

賣香薰油輸掉畢生積蓄、模特兒求職遭騙、青年墮傳銷陷阱連累家人等新聞不時重覆出現。騙子的技倆不但依然有效,那些似是而非、走法律隙,或針對一般人的認識不足而推出的金融產品,也日新月異地在市場銷售,以至各種金融衍生工具,原本是行內人才懂的東西,都成為引君入甕的工具。

最不幸是連銀行也假「財富管理」之名全力向大眾推銷高風險產品,又要職員完成銷售配額,連小市民的儲蓄也不放過。因此,我們縱能避開「累計期權」之劫,也有機會墮入「迷你債券」的陷阱。理由很簡單,連銀行的前線職員也把「迷你債券」有意或無意地當作定期存款推介,顧不了人家的死活。

看來學校在經濟教育上的防疫工作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艱鉅,因為病毒還在變種。因此,教導學生一些重要的經濟金融概念,如機會成本、槓桿原理,利息、風險、淨現值等,除了讓他們多點知識傍身,以應付將來生活需要之外,也叫人明白胡亂推銷的後果可以很嚴重,是缺德行為。

是浪費資源嗎?

(2008年10月2日星期四)

為甚麼被殺的總是收容第三組別學生的學校?

現時中學的派位制度是按學生的成績優次排序。表面上看,這制度可以鼓勵學生力爭上游,又相信家長的眼睛是雪亮的,希望競爭能淘汰質素較差的學校。

家長的眼睛真的個個雪亮?不。很多家長明知子女屬第三組別,卻仍千方百計跑到第二組別;而第二組別的卻希望能擠進第一組別學校去。「人望高處」,人之常情是也!

於是,由此產生的「賣剩蔗」學額,就多在第三組別學校。它們就是辦得差的學校?又未必!既然收納的是第三組別學生,學業成績不夠好應是意料中事,但它們中有些是辦得不錯的,因為學校裡很多「有心人」,把教導和關懷成績稍遜的學生視作使命,其教育情操比那些「只收叻學生,然後叫他們自學」者要高尚得多。

某大學講師透過電台說:「讓收生不足的第三組別學校繼續『生存』是浪費公帑,是資源運用不當。」

此說我不同意。首先,他應知第三組別學生多來自沒有「社會資本」的父母。其次,收生踴躍的第一、二組別學校亦有不少是資源運用不當的。就好像某「名校」校長胡塗、校政渙散,只靠數名資深老師支撐,行內人皆知,只是沒有宣之於口。我想:徒靠具名氣的校友作招徠,再由「人望高處」的家長去追捧,讓學業基礎較佳的學生去「自學成功」的學校,難道它們的存在就不是資源錯配嗎?問題只是現制度缺乏一面照妖鏡,令它們「現形」罷了。

第三組別學校

(2008年10月1日星期三)

她是個名校老師,是我在師訓班上認識的,像很多香港人一樣,移民外國後回流返港。再見她時赫然一驚,原來她正在新界某第五組別中學任教(當時學生分五組,後來才分三組)。以她的資歷,要選第一組別學校,絕無困難。為何「淪落」至此?她說:這是我心儀的學校,這裡有我想教的學生!

她再解釋說:我對輔導工作很有興趣,而這學校需要輔導的學生特別多,所以一試。屈指一算,她在那兒至今已十多年,可見這「一試」並非一時衝動!每逢該校有學生出事的新聞,我都替她擔心,但電話中她總是有說有笑,無畏無懼,令人欽佩不已。心想:我們還有多少像她一樣的老師?

年前參加過教育局的外評工作,對象是新界區一所第三組別學校。它規模不大,但學生的家庭背景複雜,情緒問題多,也不愛返學。如果學校是培育精英之地,他們一定沾不上邊。因此,用會考成績作「增值」指標,或以課堂教學果效作評估標準,學校都難達標。可是,校長和老師對學生的關顧卻無微不至,令人感動;學生缺席數天,他們便會四出「搵仔」;校內還設有宿舍,收容那些無法歸家的學生。

城中那些公開鼓吹「精英主義」的名人學者,是否應來這校看看?我不擁護「平庸」主義,但明白有些孩子的「不長進」,也不一定是他們的錯。試想,如果香港沒有上述的「有心人」,或者把這些學校全「殺掉」,我們的社會,將會變成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