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師的病假

(2008年12月31日星期三)

當校長時,一天最緊張的時刻莫過於早上的七至八時,原因是我希望需要請病假的老師都在這時段內致電給我。

老師缺席,他 / 她的教節就只好由有空堂的同事輪流頂替(俗稱「替堂」或「代課」),否則可能出現教室「真空」的現象,後果堪虞。我們上午八時半上課,要在半小時內要完成「代課表」並非易事,尤其遇上流感高峰期,請病假的老師一天可能多達八九人,編排就更加困難了。

被編排代課的老師當然不會高興,原本可以休息或批改作業的一小節時間也給剝削了,唯一的安慰是:自已也會有病倒的一天,其它老師也要給我代課。

學校裡的老師除了體質各異之外,請病假的態度亦似有所不同。有些老師經常病倒,有些卻極少請病假,更有些從來都不請假。我的觀察是:他們並非銅皮鐵骨,百病不侵,而是非到不得已的地步絕不請假,輕微的不適就讓自已捱過算了。

可是,愈不請假的代課機會卻愈多,連我也感到不是味道。某年學期結束的聯歡會上,我特意送給每位全年沒有遲到或請假的老師一封信,大意是說:我相信他們亦有身體不適的一刻,但欣賞他們念及學生和同事而堅持回校上課,並附上禮物乙份,代表學校和病倒過的老師對他們的感謝。

翌年學期結束,竟然發現有數位老師連續兩年也沒有遲到早退或請假。我再給他們寫信,感謝他們的慷慨和作出的犧牲,但同時清楚說明我不是鼓勵老師病倒了也不請假。

英基學校的非華語學生

(2008年12月25日星期四)

殖民地時期香港有數間英童學校,專為「英童」提供中小學教育。這些學校在九七前都加入了「英基學校協會」,它們一方面收取香港政府的資助,另一方面收取昂貴的學費,提供英式課程。

九七前後英童人數銳減,英基學校數目不減反增,並轉向收錄港人的子女,如今已達七成多。英基也逐漸脫離英國課程,邁向國際課程(I.B.),但仍然是不折不扣的英語授課學校。

英基學校也要教中文嗎?它們從不強迫學生學中文,直至近年才設立中文科,讓學生選修,但止於英國中學會考(GCSE) 的「中文為外語」水平。

問題來了:教育局年前既迫且嚇地指令全港所有受資助的學校,必須給非華語學童教授中文至香港中學會考水平。那英基學校又如何?它們每年申領政府的按額資助達88%,按理不是「私立學校」而是「受資助學校」,它們的「非華語」學生亦應一視同仁嗎?

11月29日英基一名在職教師、前英基教師會主席、前執行委員會委員 Gordon Pheysey,在南華早報撰文,威脅說若強迫英基教授中文至母語或近乎母語的水平,將會嚴重損害英基的課程,削弱它們的英語沉浸氛圍,妨礙它們的學生以英語學習。

香港言論自由,該人所言亦可能只是一己之見,本來不值得大驚小怪。奇怪的是,直到今天,英基協會無澄清、回應。還有,香港的課程發展署、教育局也沒有「哼」半句。究竟政府要不要強迫英基學生學中文,抑或對它們另有政策,就不得而知了。

「微調」母語教學的措辭和理念

(2008年12月24日星期三)

教育局長孫明揚在3月指出母語教學政策需要「微調」,因為母語教學減少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憂慮英語水平下降,微調是為了讓學生能「中英兼擅」。

「微調」就是取消中中、英中的校名,從此讓學校自行決定分班、分科進行英語或母語教學。局長在11月又說:會與「持份者」商討,解釋背後的理念。可惜月初他在校長會上的發言,還是重複3月的舊話,只加上「學校最有能力作決定」的客套話,和不反對「英文書、中文教」兩點。然而,報載他已會晤各辦學團體,方案亦已順利過關,只待公布,原來輕舟已過萬重山!

假如今天的「微調」是對的話,那當年被迫改為中中而哭得死去活來的老師、學生、家長,局長又該否向他們道個歉?理由是今天的所謂「微調」,當日早已提出,只是當時被認為理念錯誤,不予接納。可見微調非「微」呢!

局長3月時還說過「微調」會增加學生接觸英語的機會,提升學習的動機和興趣。請問:指的是哪些學生?為甚麼這會提升動機、興趣?而進不了英文班的學生,其「機會、動機、興趣」又如何?校內矛盾如何解決?怎樣面對家長壓力?母語教學政策初推出時,不是說以英語教學時學生無動機興趣,表達差,只懂答yes no?「微調」後又如何造就他們中英兼擅?

還望局長不要「搞掂」辦學團體便算。公眾還需要知道微調「背後的理念」,請您清晰的、詳細的、具說服力的告訴我們!

學業和活動的矛盾

(2008年12月18日星期四)

每隔一陣子就會有老師問:「校長,我們對學術成績是不是不夠重視?」我反問:「何以見得?」一般的答案是:班際比賽太多,學習氣氛在下降中。或者是:課外活動時間太長,佔用了老師的補課時間。又或者是:近期欠交功課的人數增多了。

學生的成績雖然不錯,但仍有提升的空間,因此老師的擔心是正確而負責任的。身為校長的我又那會不明白,不記掛在心?我在這問題上曾多番思索。

雖云:物有輕重,事有緩急,可是亦要講求平衡。先從時間分配來看:學生每天上課八節,佔用時間320分鐘;而小息、午飯合共才120分鐘。其次,很多比賽、活動都是在午間、課後或假日舉行,因此輕重並無倒置!再想想學校不搞活動,學生是否就會全情投入書本學習之中,還是在校外搞自己的活動?我真擔心!

但為免打擊士氣,上述這番話只能婉轉地、間接地說。其實,我還希望老師能改進自已的教學方法、優化家課的質和量,以提升學習氣氛。至於體育、美術、音樂等科目由於不被納入會考科目而「邊緣化」了,這種情況是應該改變的。

曾有畢業學生說過:「老師自動陪我出席課外活動,不時鼓勵、多方指導。我一世都記得他,聽晒佢話。」我樂於見到學生在努力學業之餘,還能喜愛上圖、家、音、體,只要不引致父母擔心便可以了。教育家杜威說過一句語重深長的話:「學校不祇是學生預備將來生活的地方,也是他們當下生活的地方」。

教書是門表演藝術嗎?

(2008年12月17日星期三)

當校長其中的一項工作是「觀課」。我曾在大學當過好幾年師訓導師,到校觀課可謂習以為常,經驗是有的。一般來說,評語要有建設性,說話要小心婉轉、留有餘地,但又不可以不說實話。

在自己的學校裡評課原來頗難。除了「讚賞之詞人人冀盼, 批評的話易招反對」外,還因為再沒有「觀課者不明白這校的文化」一詞作緩衝,故討論的針對性更強,更容易觸發各種自衛機制。

我理解到緊張會影響表現。但沉悶的授課,會令學生難敵睡魔;講話老是不到題,看時間一分一秒的溜去,會令觀課者如坐針氈;遇上令你一頭霧水的講解時這才要命呢!可是仍有小部份老師自覺表現不差,對你委婉的評價還是感到氣憤難平。

有人說每個教師就像一個小島。教員室裡大家有說有笑,但鐘聲一響,課室門關上後,就是單打獨鬥了。在課堂老是欠缺第三者觀點下,好的實踐難以確認,壞的難以改正,因而敝帚自珍者有之,自知不足但苦無門路者也有之。雖說今天同儕觀課已稍成風氣,但真能做到彼此借鏡,共同進步的又有多少?

對於教與學之間的鴻溝,美國學者 Seymour Sarason 曾把教學與表演藝行業相比:「話劇演員演得不好,其他演員、導演、劇團工作人員、甚至觀眾都會當面讓你知道;不然的話、劇評家明天在報章上也會告訴你,你總不能說批評者年幼無知或不識寶吧!教育工作者則不然。」因此他慨嘆刺激老師自省和互相促進的環境因素很微弱!

老師的飯桌

(2008年12月11日星期四)

教員室近門口處放了兩張頗大的桌子,原意是給老師用來開小組會議,或擺放學生剛交來的家課簿的。聞說我到任前的副校長,每天上課前都愛召集全體老師到桌前,進行晨早訓話 (morning briefing) 。由於她說話很兇,老師們私下都稱訓話為「訓罵」 (morning scolding) 。

「訓話」「訓罵」我這個新校長都取消了。但每次走進教員室,都要先經過這兩張桌子。然而,每次都在這裡嗅到飯菜的餘味,原來老師們已經把它們變成飯桌,每天都在這裡吃午飯。

我上任後曾經在教員室對上一層的地方修建過「教師休息室」,內裡檯椅、梳化、儲物櫃,一應俱全,旁邊還有廚房,內有雪櫃、微波爐,原意是讓老師有一個較舒適、不受騷擾的午飯間。可是老師們都不領我的情,不願意跑上一層樓,使用這個專用餐間。

為甚麼呢?原來很多老師都不放過午飯時召見學生的「黃金機會」。在這桌旁,他們一面吃飯,一面督促學生補做欠交的家課,或聽他們背書,或對他們進行輔導 …。

哈!原來除了大企業的總裁喜歡「工作午餐」外,老師也喜歡這一套。盡管我在學校會議上說過多遍,感激低年級的老師每星期都輪流到課室看管學生午飯,但希望其它日子,他們可以「工作時工作,午餐時午餐」,不要「損害健康,搞壞腸胃」,但他們似乎是一於少理。

教師對工作緊張認真,是好事,但如果因此把身體弄壞,就不好了。

教家長甚難

(2008年12月10日星期三)

據報導在日本,很多學校對家長不尊重教師,經常到學校替自已的子女護短和責罵老師、感到不滿和擔憂。

其實這股風氣在香港也有。三十年前我當老師時,因為學生犯錯而接見家長,家長多願意小心聆聽,還對子女的錯誤充滿歉意。可是,現在多是一孩家庭,很多孩子都是「萬千寵愛在一身」,部分家長也可能因此對管教鬆懈了,有些對於「對與錯」的教育也顯得不太在乎。

我當校長時就遇過一些頗野蠻的家長。當邀請他們到校商討孩子的問題時,有些家長為了避免孩子受罰,還上演近似「一哭二罵三上吊」的鬧劇。最經典的一次是,孩子也知道自已做錯了,家長還是既生氣且激動的說:「不要罰他,我的孩子絕不會做出這樣的事。為甚麼呢?因為他是我生的。」難道這是個生物遺傳學的問題?

也遇過些很可憐的家長。有些孩子在家裡長期地呼風喚雨,家長根本沒有跟孩子說「不」的能力。不要說著令通宵打機的孩子關機睡覺,一位媽媽告訴老師說:「昨晚我在大廈門口坐到天光,原因是前天我勸孩子不要打機打得太晚,他嫌我囉嗦,昨天晚上放工回家,發現他把大門反鎖上,他的爸爸又剛上了大陸,沒有人在裡面給我開門…。」

我曾經在招生會上說過,學校應該揀的不是學生,而是家長。教學生不難,我們總會有辦法,但教家長確是難。假如大家的管教理念迥異,要花氣力於互相糾纏之間,就費時失事兼且沒有甚麼意思了。

校本評核的困難

(2008年12月4日星期四)

我們的教育制度,充滿高利害、強調選拔性的考試。一分半分也很重要,因此,公開考試的評分多是「見點給分」。就好像拳賽一樣,對手沒有明顯被擊倒,裁判要計算「點數」分勝負。

還有,打分數要可靠,最怕的是同一個答案,不同的老師會打不同的分數,考評局認為最保險是由機器改卷。

這又影響到考核內容和形式。「法國大革命在哪年發生?」可以問,因為有不爭的答案:1789年。「香港現在的民主足夠嗎?」無論作為試題或研習題都不好,只因任何答案和評改都容易被視為「主觀」。

「校本評核」是要把學生在校內的分數算到公開考試成績上去。老師的困難是:校內評分既然會直接影響學生的公開試成績,如果要評分準確,就應該多問些有標準答案的,記憶性的問題、或評估操作性的活動。

可是,「新高中」表面上又偏偏強調甚麼高階思維,如整合、創造性等「質性評估」。考試也好,專題研習也好,只要涉及質性評估,學校和老師受到的衝擊和質疑就難免增加,這並非簡單的「老師工作量」問題。

試想想,在這個「一分也不能少」的制度裡,老師接受過多少質性評核的培訓?我們有任何公開認可的「質性評核」藍圖嗎?就算有,大家都曉用嗎?因此,要成功推行「校本評核」,就不應把移風易俗的教育意念「壓」在學校和老師身上,而是由小做起,建立典範,培訓老師,營造社會共識,然後逐步推廣。

「一分也不能少」的文化

(2008年12月3日星期三)

「校長,某老師上次測驗時少給我兒子一分!」家長向我投訴說。另一位家長請了半天假跑來學校找我說:「某某的功課不是他做的,是他爸媽做的,老師給他這麼高分,實在不公平,你要徹查啊!」

政府的廣告不是說:「求學不是求分數」嗎?可是,家長和學生看打分數就好像小孩子看爸媽分糖果,不容許有絲毫的誤差。外籍老師看到我們對分數「認真」的態度,都感到奇怪,他們不明白這種態度有其歷史文化根源,亦與我們實行非常嚴厲的考試淘汰制度有關。

「新高中」學制原本建議要有「校本評核」,即要計算學生的日常分數,避免「一試定生死」,願望是良好的。可是,要移風易俗,並非易事。這就好像三峽工程,不能光靠資金技術,更重要的是要對生態系統以至倫理關系的改變,進行周全的考慮。

要推行「校本評核」工程,某些結構必須因應改變,例如:增加大學學額,舒緩升學壓力等。關鍵還在於明白這與傳統分數文化的差距,了解受影響者的關注點,有解決問題的方法。可是,一切還沒有準備妥當,當局卻先來個「官方規定」,所有科目都要「立刻上馬」。不旋踵又說體恤老師的辛勞,删減「校評」的科目,甚至同意數學科「無限期延擱」,顯示規畫的疏漏。最失望的是,當局把一切困難,都說成是「老師工作量」問題。這正好說明,當局低估了問題的複雜性,亦不明白改變這個「一分也不能少」文化所需的條件。

聘請外籍老師

(2008年11月27日星期四)

到外地招聘外籍英語教師殊不容易。

對於外籍老師來說,獨自跑到一個陌生的地方工作,是個重大的決定。作為校長,要肯定對方既具專業知識,且有愛心耐性,是道難題。有人說過,表現文化差異最尖銳的地方,莫過於學校。對方必須有能力,才能熬過適應期。因此,面試的作用,就更顯重要。

最怕遇上的,是那些打算到香港過一段「悠長假期」的人,或事事認為「祖家最先進,香港最落後」的偏見者。但又怎樣得知呢?我試過帶同一本地英文老師到外地面試,讓申請者可以看看「樣板」,又試試他們的反應。

有次跟我到澳洲面試的是王老師,她教英文科會考班,既勤力且甚愛護學生,也跟校內的外籍老師打交道。她知道我的意思後甚為雀躍,精心挑選了一些教科書,又影印了一批學生作業,在航機上跟我討論要問些甚麼問題,應徵者會如何反應等,非常認真。

這次面試安排證明不錯。有些應徵者擁有「教授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等一大堆證書,但臨場一試,要編一小節課,或批改學生作業,馬腳就露出來了:有些文法不熟識,有些不辨對錯,有些無法了解學生犯錯的原因,也有些看過「樣板」,知道教學要求嚴謹,不是玩玩拼音串字遊戲之後,便退堂求去。我特別欣賞的,是王老師的觀察力:「校長,這老師看來不會有這種耐性,認真批改作業和備課。」

這次聘請的外籍老師,在我退休後到任,聞說是歷年來聘用最理想的一批。

規模效應

(2008年11月26日星期三)

政府鼓勵學校聘請外籍英語教師,可是招聘甚為困難,原因是合條件者很少。方法其一是:登報招聘,吸納在職而希望轉校的外籍教師,亦即向別校挖角;方法二:參加中央招聘,由教育局介紹。教育局每年都花一大筆公帑去進行海外招募,把合資格的應徵者匯集在中央名冊上。

上述方法原來只適用於官津校。直資又如何?教育局只說:給學校的按額資助已經「包括」了這方面的津貼。即錢已給了你,因此不許你參加中央招聘。但津貼究竟是多少錢,就誰也不准查了。

我曾出任校長的恰好是所直資學校,曾經向局方建議:「每所直資學校只聘請一至數名外籍教師,是不可能獨自進行環球招聘的,如果勉強進行,效益也遠低於由教育局進行的中央招聘」。並提議:「可否讓我們以按額付費方式,聘用中央名冊上的外籍教師?」答案是:「不」。

在無計可施下,有些校長索性從別校挖角算了。我校因為希望聘請較多的外籍教師,曾獨自參加過國際學校組織在外國舉辦的招聘市集 (Recruitment Fair) ;又試過自行在外國登招聘廣告,然後前往面試,簽約和安排入境等工作。結論是:招聘市集也好,自行安排也好,不但耗時,且費用驚人。

經濟學有「規模效應」概念,即大規模運作可帶來較低的平均成本。教育局是大型官僚機構,正好扮演中央統籌的角色:如招聘外籍教師、學校保險、心理學家服務等。問題是教育局肯為個別學校開方便之門嗎?

替語常會算算帳

(2008年11月20日星期四)

政府為了提高香港人的中英文水平,在1994年成立了「語文基金」,並注資 3億元,希望利用每年的利息收入來支助各種推廣中英文的活動。到了1996年,「語文基金」由「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即語常會)接管,目的是加強其「研究」功能。審計報告顯示,其後政府還不斷增加撥款 (例如:2001年是2億,2003年是4億等) 。

近日語常會發表對學校用普通話教中文(普教中)試驗的支助計畫,費用是2億元。在這問題上,我從網上的資料做了一個簡單統計,發現由語常會資助有關中文教學的活動和研究(包括普通話教中文),歷年支出其實已累積至3.8億元。

3.8億元相對語常會的整體經費,當然不是個小數目。花了這麼多錢的活動和研究,究竟讓我們在「普教中」的問題上學到些甚麼呢?現在還要再花2億元的試驗計劃,是否應該建基於已完成的研究?這些問題語常會沒有交待過。更重要的是,直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過語常會一份綜合過往「普教中」研究的報告。

審計署當然不會問這些問題,只要收入和支出的帳目清楚,符合基本會計準則,就很難要求它從「教育」的角度看問題了。那麼,從事教育研究的大學教授和學者,豈不是有個監察政府,發木鐸之聲的責任呢?噢!對不起,學者的部分研究經費,正來自像語常會、優質教育基金等組織的撥款,那麼誰會說話開罪他們來自斷「水源」呢?

普通話教中文的理據何在?

(2008年11月19日星期三)

語文教育及研究常務委員會(即語常會)月前宣布斥資二億元,推行一項「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即普教中) 的試驗計劃,有意參加的學校可提出申請,第一期名額為三十所小學及十所中學,參加的學校還可同時得到由內地引入的「專家」支援云。

計劃提出後,果然引起一陣騷動,聞說已有百多所學校報名參加。但使人摸不著頭腦的是,這個兩億元的計劃是如何提出來的呢?是對「普教中」研究的結果,還是社會有充份共識,要學校開展以普通話教授中文科?

關於「普教中」的理據,我們似乎只聽聞其主席田北辰說過一句話:「根據該會的研究發現,普教中對提升學生的普通話水平有幫助,但能否改善中文能力,則須視乎學校是否有足夠條件…」。

田北辰說的話,表面上似有道理。可是,他所說的是基於語常會的哪一項研究,哪一份報告?這些報告在哪裡發表過?還有的是,有甚麼研究證據顯示,輸入內地專家(尤其是不懂廣府話的專家),能有效解決支援問題?

在教學語言問題上,田北辰的一貫態度是支持母語教學的,這值得欽佩。他還謹慎地要求學校如果要用英語教學,就必須先證明有足夠的條件。但很明顯的,普教中並不是母語教學,他卻要讓語常會花2億元來「摧谷」,讓學生做白老鼠,這是不是「政治」上的決定呢?

知識是基礎

(2008年11月13日星期四)

朋友從加拿大回港,談及他那正念小學的兒子的情況。他說,在加國讀書,沒有天天的測驗或考試,孩子空閒時間多了,可以閱讀自已喜歡的書籍或所從事的活動。但即使年紀不大的他,已會對某些老師的教學方式發出微言。以下是某天上課的實況:

「今天上社會科,老師交下的課題是『中國』。他先把我們分組,然後安排到圖書館和「上網」找尋相關資料。下午進行分組匯報。有的組別指出了好些中國的地理環境,有些談及中國的民族服裝……報告完畢,老師的評語是:『你們的報告都很好』,更讚賞我們對中國的認識比他還要多。一天的課就這樣過去了。」

我笑說:「那豈不是不消一天的時間,你的孩子和同學們都已青出於藍?」朋友懷疑地問:「這是否就是所謂『知識爆炸』年代的教學法?老師不必要有充足的學科知識,能夠指揮學生進行討論、報告,或自行『學會學習』便成。這樣,當老師豈不是很容易?我們又怎能知道孩子學到的是正確無誤的知識而不是膚淺和謬誤?」

研究「學習」的理論界曾經興起過這麼的一種說法:要鼓勵討論,讓學生多做 Project, 扮演研究者的角色。在香港還演化為要教「共通能力」而不要教那些會過時的「知識」。這大概又是一種「給他魚吃不如教他打魚」的謬誤。

學校的學習,具體點來說老師不能不帶出學科概念知識,否則學生要受的苦,不是來自知識的爆炸,而是虛假的自信和膚淺的結論。

教戲劇的老師

(2008年11月12日星期三)

這位老師把莎翁的「錯誤的喜劇」(The Comedy of Errors) 改編,改稱為「黃獅虎」,搬到學校禮堂上演。他又帶領學生第一次參加戲劇節比賽,雖然獲獎不多,卻贏得師生的讚賞。最令大家佩服的不論是戲劇的改編、對白的翻譯、舞台設計、服裝、選角、演員訓練、綵排等全由他一手包辦。

最厲害的是他有本事讓一大群台前幕後的「小姐少爺」們,天天下課後準時到禮堂聽指揮,跟大隊,完成緊湊的採排。這一點殊不容易,如果學生並非真正享受箇中樂趣的話,相信單有個人魅力是不能辦到的。

他為人隨和低調,教英文科會考班,工作量本不輕,卻仍能參與港台「上網問功課」的節目。平日神態自若,一派「輕舟已過萬重山」的本色,叫人既奇怪且羨慕。

我怕學校設備不足,未能讓他盡展所長,曾問他:「禮堂要加添甚麼音響燈光器材嗎?」他想了數天,回覆說:「校長,一切都很好,多加支吊咪就可以了。」我退休後,聞說他去年就是利用這些「基本」設備,製作了一場「約瑟與他的神奇彩衣」音樂劇,口碑甚佳。

平日害羞不說話的學生,加入劇團後,逐漸變得自信、活潑開朗,有些藉此發掘自已的才華,如當日主演「黃獅虎」的學生「亞尺」,現已在演藝學院進修;成績稍遜的「小肥」,也跑到「創意書院」攻讀。這說明了老師既要探知學生的興趣,亦要讓他們從學習中體驗生活,發揮自己的潛質。可是,這樣高質素的老師難找。

邊學邊用的神話

(2008年11月6日星期四)

「相信在後工業社會…很多人都會形成即需即學、即學即用、邊學邊用等特點。…」上述文字,是年前某教授在教育局為校長而設的新高中培訓課程的「簡報」(PowerPoint)。其實不叫「簡報」,稱「看水晶球」亦可 ,這類對未來的預測,我們已聽了多遍,但從來未見當事人作出有力的論證。

提倡上述立場的教授還在其它場合說過:「以前…是先學好後再運用,現在行不通」;「現今知識獲取途徑廣泛,所以可以邊學邊用」;「上大學的目的就是…打好內功的基礎」,方法是多方涉獵,淺嘗即止。還說這是大氣候,北美大學皆要求學生學些非本科的知識。

大學要求學生學些非本科的知識,我亦贊成,但並非基於上述觀點,而是因為此舉可幫助學生建立人生觀、世界觀。然而,這絕對不會給你在專業領域上 PlugNplay的威力。

學習研究說明,工作上的能力從來都是有領域性的 (domain specific) 、需要時間掌握的。某銀行家表現出色,內功深厚,這是由於他長期浸淫,熟識銀行業的大小事務和工具。忽然叫他去當建築師,邊學邊用,建成的房屋,包保你不敢住。有學好一門專業的機會,就要把握。世上專業都有門檻,不先學好就恐怕連入場証都拿不到。

話說當日簡報,教授以一句鐘讀畢後說:「校長們,簡報不是我的,是某某教授的,他今天沒空,由我代講,若有錯漏,是我力有不逮,與某某教授無關。」說罷不接提問,匆匆離去。吓!這就是邊學邊用的例子?

「成果為本」這新玩意

(2008年11月5日星期三)

大學撥款的機構 UGC決定,全港大專界,都要實行「成果為本教學」,還稱為「The way forward for Hong Kong」(注意:不是「A way」)。

所謂「成果為本教學」,就是要求預設學生的「學習成果」,並由此擬定課程目標,設計教學和考試。這套理論跟過氣的「目標為本課程」如出一轍,見中小學行不通,現在拿到大專試試?

理論的缺點是不理會「教學」和「成果」並沒有即時的、線性的關係,且具「行為主義」的色彩。這在教育學上已屬過時,因為大家都明白人的思想、感情是重要和難以量度的。例如:謀殺和誤殺兩者在「行為」上都是殺了人,但我們對兩種行為有不同的看法。

其次,大學訓練多屬概念系統和理論性的,沒甚麼可即時觀察的「成果」。硬要預設成果,是捨本逐末。研究顯示,高手下棋是通估全局,只有初哥才會逐步構思,「走着看」。

第三,大學教育還有一定的人文素質的要求。以工學院為例,希望訓練出來的工程師要關注自然環境,並要以人為本;醫學院畢業的醫生則要有「醫者父母心」的醫德 。要學生考試時談談良心醫德不難,但要看到內化後實踐的「成果」,談何容易。以為甚麼都可量化測試者,不是無知就是自大。

UGC 要花六千五百萬元,全力摧谷,勒令所有院校都要推行的「成果為本」教學,是否有違學術自由、院校自決的理想?看來寫「成果」又會變成某些「研究助理」的主要工作,也讓他們的職業前境更有保障。

人不是號碼符號

(2008年10月30日星期四)

年前參加過教育局為校長安排的新高中培訓會。會議在酒店舉行,程序安排不錯。可惜部分講者內容貧乏,令人失望。還記得其中一節,由自稱「人力顧問」專家主持,他誇言要將「功力」傳授給各與會校長,於是眾人翹首以待。

他滔滔不絕地講,不斷重複描述他在經濟低迷的時候,怎樣替公司「炒」人。還自吹由於「炒功」了得,公司特地派他往新加坡去續「炒」。

他辭退員工的策略,不外乎按公司的需要和員工的表現,作出名次排列,然後在某「地方」劃上一條橫線,線上留人,線下流血。原來這就是他所謂的「功力」。為甚麼邀他出任講者?原因是學校推行新高中時要重組科目,現有教師人數和實際需要會有變化。

我按捺不住的舉手發言:「教育學家 Maxine Greene 的文章曾引述 Thomas Mann 小說中,年輕主人公 Felix 的內心對話:究竟要看世界為大,還是為小?要做將軍的就要看世界為小,要把人看成是一個符號,否則操縱這麼多人的生死,怎能讓你晚上睡的安穩?如把世界看為大,就得去認識人是個體的,應給予這個體的人尊重和考量。你的話像是叫我們把人視為一個號碼吧。」

又問:「在學校裡,恰恰我們要求老師不要把學生看成是個符號,要看成是一個個體,並予以教育、關懷。如此,你又怎可以叫校長把老師視為一個號碼呢?」

全場默然。正自忖是否說話過火之際,前排一位年青的校長轉過頭來輕聲說:「龐校長,我同意你的話。」

誰來監察教育局

(2008年10月29日星期三)

近年來只要學界出現了聳動的問題,教育局便會給學校塞點錢(津貼), 然後着學校自行解決。甚麼「學校發展津貼」、「新高中師訓津貼」、「資訊科技津貼」… 五花八門,小則數千,大的數十萬。津貼學校還好些,只要肯申請便行。直資學校可麻煩了,教育局永遠不會說清楚,哪些已納入給學校的撥款中,哪些未納入,因此要學校另行申請,混亂得很。

還有不清楚的是,甚麼項目可用公帑支付,甚麼項目不准,歷來的指引極簡單:錢要全用在教學上和讓學生直接受益的教育活動上。我還以為這是給直資學校多點自主性。

教育局要到學校作財務審計,我不反對,原因是直資學校也接受公帑支助,但他們的審計官員拿出來的竟是「津貼學校支助則例」,說這是檢查標準。我們聘用了十多位外籍教師,審計主任說只准計一個,原因是津貼學校每校只准請一位。我跟她說:「我們是直資學校呀!不是寫明,正當的教學支出,可以使用政府津貼支付的嗎?」她指著津貼學校資助則例回應說:「對不起,我們只有這個準則。」

直資學校政策推行十八年了,教育局還未有一套適合檢查直資學校的準則,真令人失望!

教育局的學校質素保證部門,規定「管理與組織」是學校「自評」和「外評」的項目。可是,教育局編制龐大,耗用公帑數以百億計,局方又有甚麼「自評」和「外評」機制,確保自已的「管理與組織」令「持份者」滿意呢?

糞土當年萬戶侯

(2008年10月23日星期四)

XX 兄:

你終於決定提前退休了,但我不感到意外。數年前我們曾經促膝而談,討論應該何時退休;當時你堅定地說:只要經濟許可,不要工作到六十歲。你說父母親已進入「倒數」之年,應該珍惜光陰,好好的陪伴他們,況且自已還有繪畫的興趣尚未開展。你的希望是不把自已的日子,全在營役中渡過。

我們曾經一起在大學工作,有一段頗長時間,彼此的辦公室相鄰,每天都碰頭見面。可是,你還記得,我們相識遠在三十多年前大學讀書的時候?

那是個火紅的年代,年青的你我都投入學運,你選擇「國粹派」的立場,我則反對「國粹派」。雖然大家站在不同的山頭,我對你始終心存敬意,因為我知道你是個真誠的理想主義者。四人幫下台,國粹派煙沒,學運式微。當年的健將,有不少收拾心情,把「糞土當年萬戶侯」之概,全化為追求名利權位之志,結果墮入我們認為是「糞土也不如」的境地。

你我都選擇師訓教育為職業,在這段一起工作的日子裡,我們雖然都喜愛教學和研究,但都不願意投入大學那股「求保位升職,寫廢話文章」的洪流。你可還記得,在我離開大學,出任中學校長之際,你送給我一篇短文?其中說:「近日又有醒悟:凡有權者,終會腐化;有名者,必屬過譽;有財者,難免庸俗。謹供咀嚼。」

我在退休後用心學寫字,你現在可以重拾畫筆,它朝如能有你我書畫合璧的機會,我一定不會放過。


永欣上

黑箱裡的黑箱

(2008年10月22日星期三)

直資學校跟津貼學校不同之一,是收取政府的「按額津貼」和收家長學費,自訂教職員待遇,財政上是自負盈虧的,目的是給學校多點靈活性,發展特色,讓教育多元化等。

既然要自負盈虧,制訂每年的財政預算,就十分重要。做了五年直資校長,據我的觀察,教育局在協助學校處理財務方面,特別需要改進。

按額津貼怎樣計算的呢?我們只知道原則:即過往一年政府補助官津校學生的平均成本。這原則本身無問題,但實行起來,由於官津校的薪酬和開支都隨香港經濟狀況調整,年加年減,上落幅度頗大,要知道能否收支平衡,校長就不得不當經濟分析師,預測這「平均成本」的變化走勢。

可是,學校要在五月前編好下學年預算案,六月提交教育局審批,而教育局對官津校「平均成本」的結算,卻要到十月才完成,通知學校。假如預算內預測失誤,為時已晚。(近日聞說教育局已在五月「透露」下年的可能增減幅,這是進步。)

這還不算最難。最要命的是,我們是無權力審核教育局的計算數據和過程的。這些數據是「黑箱」裡的「黑箱」,從來不公開,也不准過問,成本額一旦計好,局方說了便算。例如:教育心理學家的服務,我是後來才知道「已包」在平均成本之內的,所以我的學生不得使用政府服務。甚麼「已包」、「未包」,既欠分類,也無清單,要到申請某服務的關頭,才告訴你,讓你失預算。你說,這公道嗎?

少數族裔的教育問題

(2008年10月16日星期四)

香港是個華人社會,但非華裔的市民亦不少。部份香港的中、小學會接受他們的子女入讀,並調適課程:例如:只讓他們學習較為淺易的中文;除英語外,還教授法語作為第二語言。我曾當校長的學校亦收錄南亞裔學生,有些成績很不錯,還準備升讀大學!傳統上香港的大學會接受以法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生。

有些好心的立法局議員為求幫助這些「弱勢」社群,順利融入香港,便提問教育局如何提升非華裔學生的中文水平。教育局可能未經深思熟慮,便倉卒地在2007 年宣布,新高中的非華裔學生都要考中文:「(如果) 選擇不報考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的『中國語文科』,他們在申請入讀本地的部分學士學位課程時,可能會遇上困難。」

這番話似是善意忠告,骨子裡卻是威脅就範,也是個荒謬的決定。當時距離2012年首屆「新高中」畢業只剩五年時間。五年內要提升他們的中文水平至與華裔畢業生完全相同又談何容易。試想:香港的華裔學生由幼稚園至中學畢業是14年,我們還沒有要求他們的英國語文達到英國中學畢業生的水平呢!還有,「對外漢語」是門教育專業,一般中文老師無法不學而懂,也苦無合適教材。

新高中的規畫差劣可見一斑。非華裔家長非常不滿地問:為甚麼在「新高中」推行前不說清楚?部份回流華人的家長則說,有能力的話一定把子女送到國際學校或送回外國。這大概是當日提出問題的立法局議員們始料所不及吧!

穿內褲的新聞

(2008年10月15日星期三)

數十年前電話還未普及,父親很想申請一具家居電話,聽說用英文寫申請信,會得到較快的處理,因此找來懂英語的朋友,請他們代筆,逐字逐句斟酌後,才把信件寄出。奇怪的是電話公司真的很快有回覆,電話也迅即裝妥,舉家歡騰。英語的「威力」,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從前是無必要不會使用英語,商舖招牌、廣告、傳單都只用有限度的英文。今天申請電話,當然不必用英文;英文的使用,又的確比從前普及。普及帶來水平參差外,還好像造就了對錯誤較容忍的態度。就算是公開場合使用英語,如店舖改名為One Two Free,縱有宣揚以f代替 th發聲之嫌,也無人抗議;電視上名人不斷的Although …but亦很得到大家的諒解,直至Try our breast出現…。

年前我當校長時收過不少英文求職信,對某些錯誤還是看不順眼。例如:某人在大學主修了數年經濟學 Economics(名詞), 卻少了個 s, 重覆地寫成 Economic(形容詞);會計學原理本是 Principles of Accounts, 變成了 Principle of Account;但某些不用 s 的卻無故加 s,例如,「新聞簡報」news in brief寫成為 news in briefs ,釀成「穿內褲的新聞」的笑話。英語交談時把「景觀」的 view說成「意志」的 will,就經常令我誤會說話者的意思。又每次看見海報的first-come-first-serve,總有給它加回個d, 或劃去 You are welcomed那多餘的 d的衝動。

英語不是我們的母語,認真學習後還會犯錯,我們也有權發展「具有香港特色」的英語,但基本和常用的東西要學好,起碼要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和尷尬。

教學語言的「學理」

(2008年10月9日星期四)

教育局打算推出教學語言微調方案,好讓中學自行分班和分科去實施英語教學,引起了熱烈討論。首先是語常會的田北辰先生提問:「當年決定母語教學政策時,支持的專家和學者們都到哪裡去了?」很可惜,他們全未現身。與此同時卻出現了支持「微調」的專家學者,總結他們的「學理」共有三條。

第一條:「中中」、「英中」製造大量的負面標籤。這種論調十多年前提過了。難道當年的聲音不夠響亮?

第二條:分班分科,有助減輕標籤效應和止蝕。這種說法有真憑實據嗎?如有,數據何在?假如只是邏輯推論,我們又可否推論到:那些分班分科後不能接受英語教學的學生,要承擔的標籤效應豈不更強烈、更負面、更直接?

第三條:香港的環境變了,不要死守昨天的決定,要多元發展。專家學者又舉出三點論據:首先,老師可以去進修,現時規定每三年起碼要進修150小時嘛!其次,在實行「學校管理新措施」後,學校的自主能力加強了。最後,今天的教師要考語文基準試。我覺得十分無稽,因為這三點都不是分班分科用英語教學的道理,尤其是基準試,專家應該知道,這考試只是為英文科和普通話科的老師而設。

從這場好戲來看,似乎「不是專家學者」的田北辰較為可愛。他衝口而出地說了一句真情實話:「香港的教育愈來愈政治化!」自以為很懂教育的他,這次又好像多了點堅持,沒有見勢色不對而掉轉槍頭或側身而過。

迷你債券的啟示

(2008年10月8日星期三)

每逢接到一些「白撞」電話,要求我申請免費信用咭、參加本小利大的投資、以至帶合約的電訊電視服務等,如果對方是年青人的話,我會勸他轉工,不要為了微薄的佣金而被人利用,輕率地為那些「無良公司」進行推銷。可知道有些公司的產品質素差劣,有些還附帶侵害消費者權益的條款,如果他們成功替公司爭取多一個顧客,就多讓一個人折騰受罪。

賣香薰油輸掉畢生積蓄、模特兒求職遭騙、青年墮傳銷陷阱連累家人等新聞不時重覆出現。騙子的技倆不但依然有效,那些似是而非、走法律隙,或針對一般人的認識不足而推出的金融產品,也日新月異地在市場銷售,以至各種金融衍生工具,原本是行內人才懂的東西,都成為引君入甕的工具。

最不幸是連銀行也假「財富管理」之名全力向大眾推銷高風險產品,又要職員完成銷售配額,連小市民的儲蓄也不放過。因此,我們縱能避開「累計期權」之劫,也有機會墮入「迷你債券」的陷阱。理由很簡單,連銀行的前線職員也把「迷你債券」有意或無意地當作定期存款推介,顧不了人家的死活。

看來學校在經濟教育上的防疫工作越來越重要,也越來越艱鉅,因為病毒還在變種。因此,教導學生一些重要的經濟金融概念,如機會成本、槓桿原理,利息、風險、淨現值等,除了讓他們多點知識傍身,以應付將來生活需要之外,也叫人明白胡亂推銷的後果可以很嚴重,是缺德行為。

是浪費資源嗎?

(2008年10月2日星期四)

為甚麼被殺的總是收容第三組別學生的學校?

現時中學的派位制度是按學生的成績優次排序。表面上看,這制度可以鼓勵學生力爭上游,又相信家長的眼睛是雪亮的,希望競爭能淘汰質素較差的學校。

家長的眼睛真的個個雪亮?不。很多家長明知子女屬第三組別,卻仍千方百計跑到第二組別;而第二組別的卻希望能擠進第一組別學校去。「人望高處」,人之常情是也!

於是,由此產生的「賣剩蔗」學額,就多在第三組別學校。它們就是辦得差的學校?又未必!既然收納的是第三組別學生,學業成績不夠好應是意料中事,但它們中有些是辦得不錯的,因為學校裡很多「有心人」,把教導和關懷成績稍遜的學生視作使命,其教育情操比那些「只收叻學生,然後叫他們自學」者要高尚得多。

某大學講師透過電台說:「讓收生不足的第三組別學校繼續『生存』是浪費公帑,是資源運用不當。」

此說我不同意。首先,他應知第三組別學生多來自沒有「社會資本」的父母。其次,收生踴躍的第一、二組別學校亦有不少是資源運用不當的。就好像某「名校」校長胡塗、校政渙散,只靠數名資深老師支撐,行內人皆知,只是沒有宣之於口。我想:徒靠具名氣的校友作招徠,再由「人望高處」的家長去追捧,讓學業基礎較佳的學生去「自學成功」的學校,難道它們的存在就不是資源錯配嗎?問題只是現制度缺乏一面照妖鏡,令它們「現形」罷了。

第三組別學校

(2008年10月1日星期三)

她是個名校老師,是我在師訓班上認識的,像很多香港人一樣,移民外國後回流返港。再見她時赫然一驚,原來她正在新界某第五組別中學任教(當時學生分五組,後來才分三組)。以她的資歷,要選第一組別學校,絕無困難。為何「淪落」至此?她說:這是我心儀的學校,這裡有我想教的學生!

她再解釋說:我對輔導工作很有興趣,而這學校需要輔導的學生特別多,所以一試。屈指一算,她在那兒至今已十多年,可見這「一試」並非一時衝動!每逢該校有學生出事的新聞,我都替她擔心,但電話中她總是有說有笑,無畏無懼,令人欽佩不已。心想:我們還有多少像她一樣的老師?

年前參加過教育局的外評工作,對象是新界區一所第三組別學校。它規模不大,但學生的家庭背景複雜,情緒問題多,也不愛返學。如果學校是培育精英之地,他們一定沾不上邊。因此,用會考成績作「增值」指標,或以課堂教學果效作評估標準,學校都難達標。可是,校長和老師對學生的關顧卻無微不至,令人感動;學生缺席數天,他們便會四出「搵仔」;校內還設有宿舍,收容那些無法歸家的學生。

城中那些公開鼓吹「精英主義」的名人學者,是否應來這校看看?我不擁護「平庸」主義,但明白有些孩子的「不長進」,也不一定是他們的錯。試想,如果香港沒有上述的「有心人」,或者把這些學校全「殺掉」,我們的社會,將會變成怎樣?

鐵與鋼皆可愛

(2008年9月25日星期四)

XX老師:

我要退休了,你比我年輕,請多「撐」幾年,為學校多作育幾個英才。

最欣賞你的地方,不是你比我更能得到學生和家長們的愛戴,而是你能從平凡中看出不平凡。就算是最頑劣的學生,也可以從他們的身上找出優點而去激勵他們,改造他們。

很多畢業或離校的同學回來探訪時,總要找你談談天,給你送點小心意,過後你便有話跟我說了:「校長,看看!這是某某的畫,美呀,想不到吧!」「這頑皮小子剛從澳洲回來就探望我們,人長大了,說要認真的學好中文!」「某某雖然成績麻麻,輟了學去學化妝,還說要回來給我免費做美白」…我想,就算他們送你一串小珠子,你都會當是寶物!

你處理學生違規個案時,其實也不見得特別寬鬆。可是你從不會把學生看為敵人,對犯事者總是心存厚望,因而很多時你愛來問我:「可以給他個翻身的機會嗎?」還有,你的情緒智商高,不容易發怒,就算前天有個學生把你氣真能得七竅生煙,今天下課後,你又會跟我說:「他剛才上課時很認真,提出了個很好的觀點!」

關心學生、「恨鐵不成鋼」的老師不少,但某些看見鐵在自已的手上不能鍊成鋼時就不愛了。你可不是這樣:不管鐵與鋼,孩子都可愛。

每天放工的歸途上,我總會想想,今天學校裡有無一些「好人好事」,該感謝誰?與你共事五年,我差不多每天都有要感謝你的事,你知道嗎?

請保重,不要捱壞了。

要退休的校長啟

邊青要當教師

(2008年9月24日星期三)

遠望近看都覺得這小子有點不順眼:年紀輕輕,頭髮長長,打扮新潮,每天騎着電單車回校。放學後跟籃球隊一塊練波,身手雖然不錯,可是叫聲粗獷,我聽不慣。雖然沒有紋身和粗金項鍊,但總教人覺得他不是學校裡的好職工!

同學們卻不分男女都如蟻附膻的擁着他,家長們也對他很信任,還稱呼他為「John sir」。

他原是學校裡的一名電腦技術員,對於老師們千奇百怪的要求也能應付下來。他說起話來頗斯文,又有些音樂才華,會彈結他會唱歌。更出人意表的是他熱愛學校工作、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一下課便參加課外活動。聞說他還經常通宵達旦地留在電腦室裡工作。

「校長,請給我一個當教師的機會!」看着這個站在眼前的年輕人,耳邊又響起了他昔日的說話,「我這個已改過的『邊青』要當教師,除了教書,更要用我的人生經驗去警惕下一代!」我隨口的告訴他,當老師要有相應的大學學位和師訓文憑。他說正在修讀遙距學位課程。

兩年後,他拿來給我看的竟是一張成績優異的師訓證書,還多了一張教育碩士文憑。我驚喜萬分,這幾年來他沒有請過甚麼假,工作依然出色,音樂會上照樣又彈又唱,籃球隊的訓練沒有停過,還打進了校際賽,究竟他是怎樣熬過去的?我當然不敢食言,給他當上了老師。

常云:看新一代的儀表和他們的過去可以寬容一點,他們憑著信念和毅力,可以很快趕過舊的一輩,世界真的是他們的。信焉。

「廁紙」的供應

(2008年9月18日星期四)

事情發生在非典疫症還未在香港出現的一次學校行政會議上。議程是:在學生使用的廁所內,應否供應廁紙?有老師說不適宜,因為大部分學校都不會為學生提供廁紙。還有,廁所通常都是學生肆意破壞和塗鴉的地方,擺放了的廁紙難保不被濫用或作為搗蛋的工具,後果值得考慮!

贊成的老師則認為多花數千元便可以讓學生享用到文明社會的基本設施,甚是值得,並說這是給學生教育的好機會。估計搗蛋的情況初期必會發生,但不會嚴重。而且任何一間學校都會有些頑皮學生,相信很快他們便會玩厭,所以應該一試,但卻要低調,以免引起頑皮學生搗蛋的動機。

在學生廁所內擺放廁紙只是一小件事,卻是文明的表現;「與人方便」,更符合人道精神,最後我們決定一試。初期真的有些學生用水弄濕廁紙,擲向天花板上等惡作劇,工友也有點埋怨。作為校長的我,要求大家稍為忍耐,並調查是那些學生的「傑作」,又要求班主任向他們條陳利害。三個月後,惡作劇終於停下來,工友不再埋怨了,我也心裡高興了,以後學生在急需時有廁紙可用了。這是一次文明的勝利,儘管知道惡作劇還是會零星地出現的!

朋友到訪,偶爾會參觀校舍,當看到學生專用的廁所內竟然有廁紙提供時,多會一臉狐疑的表示懷疑。

現在還有很多學校,學生廁所內仍然沒有廁紙供應的。教育局的「外評」觀察表應否加上「學生廁所有無廁紙供應」 這一項呢?

忽然的資優教育學院

(2008年9月17日星期三)

對香港資優教育政策有較明確論述的,是1990年教統會的四號報告書,其中一項議題是:應否為資優生設立天才學校?其結論是否定的,它這樣說:「委員會(在考慮後) 仍然反對為天才學生設立特殊學校,…(因為)會令他們喪失學習與能力較差的同學相處的機會,結果會在成年時產生適應社會的問題。」

由於教統會反對開辦天才學校,香港過往的十多年來實行的是「非抽離」政策:即讓資優生留在原校就讀,然後替他們安排校本的增潤課程,只有極資優的才有機會參加一些由大學專家小組開設的校外活動。及後成立的馮漢柱資優中心,也堅持只是給學校提供資源和支援。

2006年的特首施政報告卻公布成立「資優教育學院」。當局打算花逾億公帑(另加一億私人捐款)來打造一所規模宏大的「資優教育學院」。這所學院收生將以萬計,並自行設計和組織課程,專為資優生提供「抽離式」學習。還有,它將來是獨立的和自負盈虧的,我們應否問:它是否實質上就是一所四號報告書所反對的、隱藏的「天才學校」?

且不談設立資優教育學院的利與弊,破舊立新我也不反對,但認為政策的改變方式,大有「暗渡陳倉」之嫌。新政策對從前有關「天才學校」的憂慮,隻字不提,也沒有對實施近二十年「非抽離」政策進行全面檢討,亦無公開對現有課程效用的評估。政府要改善資優教育,原意很好,但採用這種方式來改變卻令人憂慮。

通識科模擬試題

(2008年9月11日星期四)

新高中通識科模擬試題曝光,題目包括「女生遭男友要求穿舌環」、「家庭糾紛」等,有人認為題目與知識無關,流於「吹水」,但又有人說可以有效評估學生的能力。究竟所謂「能力」是甚麼?怎樣培養?你可相信,有超越學科知識的「共通能力」?

著名的Carl Bereiter教授曾經指出,在七十年代,認知學習研究興起,很多學者都設想,如果把研究集中在思維技巧方面 (例如:「認知策略」、「學會學習」等),我們很快就可以擺脫知識快速更新的限制,教人超然地「聰明」。

可惜,接下來二十多年的研究都說明這是謬誤。閱讀方面的研究顯示,對內容的背景知識,是閱讀能力表現的關鍵。「專家能力」(Expertise) 的研究發現,專家的一般思維能力並不特別強,而是他們對本科的知識豐富,並精於運用本科的工具使然。至於學校教學方面的研究,則顯示表面能考試過關的學生,很多其實仍對學科知識存有深層的誤解。因此,今天的認知研究,把焦點全放在如何令學生能夠深刻地掌握「學科知識」上 (如數學、科學、語文等)。

Bereiter 的研究結論是:應讓學生追求深層次的學科知識,因為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有效地培育他們的創造、合作、解難、溝通技巧、學會學習等能力。

要用一張試卷或一道試題測驗學生「已具備的基本知識」和「超越學科知識」的能力,恐怕還沒有這麼便宜的東西吧!

全球暖化與通識

(2008年9月10日星期三)

朋友傳來的一個故事。某通識科老師做了一次示範教學,目的是要讓初中生明白全球暖化現象和原因。大抵老師的本科不是科學,所以上網找了很多資料,還設計多種課堂活動,包括閱讀、討論、工作紙等。表面上看,這是相當活潑充實的一課。

可是,觀課的科學老師大不以為然,因為該老師的知識出錯了。他引導學生探討各式各樣的污染,然後把所有的污染排放,一廂情願地都連到全球暖化上去。其實,全球暖化的人為主因,是人類各種活動釋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甲烷等,讓大氣層增加這些氣體含量所致。所以,沒有氣體排放的污染,如光污染、聲音污染等,並不構成全球暖化的原因。還有,並不是所有排放二氧化碳的行為,都會構成污染,否則我們連呼吸也不可以了。

教授通識教育,並不僅在於引導討論,提供思維技巧;更重要的是教學內容有無合適的深度,有無足夠的準確性。而這一責任,就落在老師身上。不然,教得越好,學得越糟。內地有句話說:「要給學生一碗水,老師先要有一桶水」。

在教育局某次的新高中校長培訓會上,有講者說:「新高中通識好,因為它是跨學科的;只有主題,無特定的學科知識,因此把老師和學生都釋放出來。」我聽了心裡發慌,怕「釋放」後的局面是師生「鬥吹水」。學生可以善於表達,但對事物的了解,哩闊吋深。學習有別於辯論比賽,要有穩紥的知識基礎才能啓動批判思維。

學者的虛偽

(2008年9月4日星期四)

米高富蘭 (Michael Fullan) 是國際知名學者,發表過不少教育改革的論著,目的在提醒決策者必須知道教育改革的過程是曲折的、非線性的。改革要成功除了良好的規劃外,還要聆聽其他教育工作者的意見,考慮他們的處境,鼓勵「價值認同」等。

富蘭遊走各國,推銷他的教改理論;又接受禮聘,為他們出謀獻策。他接受教育局的邀請,三度來港,替香港的「教改」診脈處方。可惜的是他來去匆匆,怎會有時間對香港的教改進行分析和研究?

香港的教育改革早為市民大眾所質疑,前線教育工作者所詬病,反觀富蘭竟於本年四月來港時在記者招待會上盛讚香港的「教改」成功,其成就可以列入全球十大云云。我想問:你的論點,是根據甚麼研究和數據而得出來的呢?香港的「教改」果如所言的成功,市民大眾和教育工作者又為何會搖頭嘆息呢? 年前本地某「著名」教授還不是說過「香港的教改亂過巴勒斯坦」麼?(為此,我發了個電郵給富蘭,至今未有回覆。)

更令人震驚的是,他說香港的「教改」,應著眼於校長的培訓。我曾參加過這些培訓,內容淺薄無味。除非富蘭先生能提供真知灼見,而當局又能「從善如流」,否則免提也罷。還不止此,記者會上他手持其新書(《改革的秘密》)讓記者拍攝,掌握硬銷他的「秘密」的機會。

學者當然不是不吃人間煙火的,因而必有口裡說崇拜古巴的哲古華拉,而行動上卻配合智利的皮諾治的人物:虛偽!

樹會倒下來嗎?

(2008年9月3日,星期三)

某天早上工友通報說:「校長,校舍近街一帶的樹木給白蟻蛀了,有些還會有傾倒危機。」我慌忙巡視,發現不少樹木都有蛀跡,翻開泥土後還看到一巢巢蠕動中的白蟻。樹塌會釀成事故,須即時處理。先請工友用鐵絲抓緊樹斡,但樹高數米,這非良策,故囑咐職員立即向政府部門求助。

兩天了,電話遍及建築署、土拓署、路政署、漁農署、食環署,都說樹和蟻都在校內,非其工作範圍。唯一得到的忠告竟然是:「環保規定,不得斬樹」。

問題來了,樹內傾危及師生,外倒禍及人車,「已知」的危機是不可能不理的。法律上校舍物業權屬於政府,我便撥電話給教育局的分區辦事處,通報情況和擔憂。翌日回電說:教育局幫不了忙。我再三解釋這會對師生和公眾構成危險。可能對方聽得厭煩,官腔來了:「龐校長,你又不是生物學家,怎能一口咬定所見到的是白蟻?」

自求多福,我只得自己動手。我反覆「研究」,了解過白蟻築穴繁殖過程,認識甚麼蒜頭驅蟻法、火攻水灌法、又接見過多家滅蟲公司,比較過噴藥滅殺、帶藥傳染、召伴吃餌等方法……半年後,在職員和熱心家長的幫忙下,終把問題解決了,而我也成了半個白蟻專家,也明白到無奈的困境會迫你學習。

朋友說,既然教育局給學校的編制中沒有管理物業的專才,可否訓練一位老師專管這些?很多學校已是這樣做了。我說:「不要煩老師了,他們的任務應是把學生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