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A數據不是保密的麼?

(2016年12月5日星期)

每天都吃早餐的學生,成績會比一星期只吃一天早餐的學生有所提升,可見每天吃早餐的對學業成績有十分大影響,最近一份中大的研究有這樣的發現。

過往也有對學童早餐的研究。以前的調查,雖然有提及早餐對學習的影響,多從理論層面推斷,例如睡眠後腦部糖份下降,若無早餐的熱量補充,人的集中力會下降等。今天中大的報告卻有所突破,它使用個別學生的TSA成績數據,跟學生吃早餐的數據作研究,得出吃早餐提升成績的結論,更有報章吹噓為吃早餐好過搵補習!

這些結論立即引來質疑:數據有相關性並不代表一定有因果關係。例如,天天吃早餐並顧及食品營養的家庭,可能比較富裕,父母學歷較高,比較關心子女的學業,較有能力指導子女完成功課等,導致成績較好。吃甚麼早餐能提高學能成績30分甚至50分,在閱讀該研究的詳細之前,我以神話故事看待。

還有一個更大的問題。上述研究拿取的是學生的TSA成績數據,但不是說過TSA數據是保密的麼?個別數據也不是說過只作成績評估和學校改進用途的嗎?如何會落在早餐研究員的手上?

學生的個人TSA成績數據,是私隱和高度敏感的資料。因此請問:儲存數據的機構究竟是「教育局」還是「考評局」?儲存多久後會銷毀?這兩局若要對其他機構發放這些數據,如何確保資料不會被不當洩露或利用?


此外還要問研究倫理 (research ethics) 的問題:有關家長是否知悉調查機構會拿取其子女的個人TSA成績作研究?他們是否事前同意?

往事的記憶

(2016年11月30日星期三)

偶然聯絡上多年前的兩名舊學生,她們來我家探望我。這倆都是我頭幾年當中學教師時教過的學生。我只比她們大十多歲。今天見面,她們都已是近50的中年人,有家庭和相當的閱歷。

坐下來不久就談到往事。一個說還記得當年我曾經處理她的「抄功課」事件。她告訴我,我召她見面,告訴她班裡很多人都抄功課,但源頭來自她,即她把做好的功課借給其他同學抄。她當時很害怕,問我怎麼會發現?

她提出後我就記起來了。我告訴她我發覺幾個同學的功課相似,就拿來比較,抄功課的學生通常都會字體潦草,抄得不足或抄錯,所以最完整的那一份多是源頭。我說,這證明她是個勤力可靠的學生,否則不會被別人盯上商借功課,也說明我有改簿,否則不會有此發現。

另一個同學說她有用心聽我的課。當年我教經濟課 supply and demand時曾經用過的例子,她還記得。為甚麼這麼好記性?她說因為當時的老師,大都是上課講過就算,不理會學生是否學會,我比較認真備課。

她們還批評了一些其他老師的言談舉止,和跟學生相處的行徑,。我聽得有點不舒服,也不禁替她們難過,原來當年的同事給她們帶來如此不快的經歷。


不少人都說,兒時的記憶最深刻,大人忘記了的事,孩子卻記得很清楚;記得學校時期的人和事,因為這是他們當時的世界。我回想自己的學校生活,不錯,其中最好的老師和最差的老師,都還歷歷在目,班主任老師的姓名,我還可以由幼稚園數到高中呢!

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2016年11月28日星期一)

葉兆輝教授在《防止學生自殺最終報告》發表前,傳媒曾報導他謂自殺與制度有關,以下是舉隅:

【防學童自殺 做好迎新工作】:葉兆輝認同,學生自殺問題或與制度有關,「在香港這個注重考試的地方而產生的壓力不容忽視,」(星島日報 2016.08.14

【升中難適應,僅兩成學校教抗壓防自殺】:葉兆輝建議改善銜接課程,並擬於委員會終期報告建議檢討教育制度 (蘋果日報 2016.09.01

【學童遺書致歉多, 專家籲家長少說負面話】葉兆輝昨表示,學生自殺涉及系統性問題,本港教育制度過份着重操練、以考試主導, (頭條日報 2016.09.18

【專家籲檢討學制, 防學童自殺】:葉兆輝 表示,「本地『操練式』以『升學導向』的教育制度間接影響學童精神健康,… …,促請政府檢討學制及學程安排。」;他承認學生自殺涉及系統性問題 」(星島日報 2016.09.18)。

防止自殺終期報告於117日發表,在「檢討教育制度」一段內,葉教授說:「 根據現有數據和資料,教育系統所造成的學習壓力與學生自殺之間,並無明顯和直接關連。儘管如此,部分委員認為處理學生生活上的壓力是重要的,教育局應考慮把檢討教育制度以減輕學生負擔列為長遠措施。」

有報章隨即報導:【26招防自殺 減功課紓壓 委會報告:輕生與教育制度無直接關係】… 報告指出,學生自殺涉及精神健康、朋輩關係、學習壓力等因素互相影響,與教育制度無直接關係,…(文匯報 2016.11.08)

不知道是否傳媒的報導不確,葉教授似乎是前言不對後語。他的言論是否「高高舉起、輕輕放下」,讀者請自行判斷。


評防學生自殺報告(五)(完)

提高收生門檻風

(2016年11月23日星期三)

葉兆輝教授的防止學生自殺報告,提出了學生自殺問題複雜,部份自殺與生理因素有關(例如精神疾病),部份與環境產生的心理因素有關(例如適應困難),因此不能寄望於單一對應措施。這說法是成立的。然而,他所提出的預防和支援建議,軟弱無力,這跟葉教授否定教育制度造成的「學習壓力」導致「學生自殺」有關。這好像某地方火災頻頻,研究報告卻只建議增加消防和滅火工具,不考慮獲批准的建屋材料,是否過於易燃?甚至是否有人縱火?

例如,葉教授報告中建議「大專院校收生不應過於著重公開考試成績」。可是那邊廂,不少大學院系正刮起「提高收生門檻風」,把篩選門檻由往日文憑試的5科「3322+2」,提高至6科「3322+33」,目的是為了收錄更優質的學生,提高競爭水平。可預料成績中游的學生,將更難入學,成績的壓力只加不減。你看,報告不檢討制度,只給大學一句「溫馨提示」,能有甚麼作用?

再者,葉教授提出的具體防治建議,如「好心情@學校」、為教師家長提供「守門人」訓練等,均已存在。要強化這些措施,是否現在的落實情況有所不足?如果是的話,那麼它知道執行者的困難在哪裡?又例如家校溝通,實情並非「活動津貼」數額是否足夠。不少有問題的學生,他們的家長根本怕溝通,故意迴避,不想學校知道家裡情況,而不是對輔導服務無知。因此,報告建議若要有用,還應說清楚如何令「活動」有效。


本對葉教授領導的這份報告充滿期待,現在主要是失望。

評防學生自殺報告(四)

自殺念頭

(2016年11月21日星期一)

學生自殺,葉兆輝的報告說研究了自2013年起的71宗(33名大專生和38名中小學生),結論是:自殺原因複雜而非單一;傳媒報導傳染;自殺與教育制度造成的學習壓力無直接關係等。

死者已矣,自殺原因只好從遺物和周圍人的描述推算。但人言人殊,從中得出「自殺原因並非單一」的結論,不足為奇。同理,要把自殺連繫到廣闊的4大範疇:精神健康、心理因素、關係、適應,亦不困難。然而,若要循防止學童自殺方向著手,總不能只分析已死者,還應明白學生為何興起「自殺念頭」 (suicide ideation)

10年前中大的Margaret Lee Catherine McBride-Chang等曾對有「自殺念頭」的學生做過研究,她們利用路徑分析 (path analysis),發現學業自我形象低落 (academic self-concept)  ,感覺父母對自己的成績不滿意 (perceived parental dissatisfaction in academic performance),測考壓力 (test anxiety),三者均容易導致抑鬱 (depression),由抑鬱產生「自殺念頭」。三者相比,測考壓力與抑鬱的關聯最大。

葉的報告指在38名中小學生中, 36名是中學生,其中24人為高中生;其餘為2名小學生,均讀小六;這些年級的考試壓力最大,故數據亦算與上述研究的結論吻合。

有自殺念頭者不一定會尋短,也可能得到若干幫助放棄念頭。因此,葉的報告中提及「及早識別及介入」是正確的。但怎樣的支援最有效?Lee McBride-Chang從數據中發現,父母子女因成績問題而沖突常是主因,因此家庭關係是關鍵。

但考試是我們教育制度的一部份,如果學業成績經常令家庭產生沖突,導致學童抑鬱或萌死念,那麼檢討這個教育制度的設計和運作,還不是必須的嗎?


評防學生自殺報告(三)

你怎樣得出「無關連」的結論?

(2016年11月16日星期三)

葉兆輝教授在「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最終報告》中說:「根據現有數據和資料,教育系統所造成的學習壓力與學生自殺之間,並無明顯和直接關連。」

無關連?這是一項超乎常識的結論!這也不打緊,只要有充足的證據和和嚴謹的分析,打破常識看法是應該受到歡迎的。從研究方法看,要得到「無關連」的結論,應由對立的「零假設」(null hypothesis) 開始。換句話說,應先假設兩因素(即「學習壓力」和「自殺傾向」)有關連,然後在數據和個案中努力搜尋,看看有沒有足夠的反面證據 ,「打倒」這個稻草人。

可惜從報告中找不到任何由數據資料推演出「無關連」結論的章節。講來講去,只是說自殺原因很複雜、並非單一。既然如此,報告又怎能說「學習壓力」與「自殺傾向」無關呢?接著報告又有建議「設立諮詢委員會全面檢討教育制度,特別是識別可能存在過大壓力的地方」。大家可看出,這建議是如何軟弱無力,教育局反對是如何容易!

報告的建議只在於提早識別,防止自殺。但它提出世衛建議的普遍性、選擇性、針對性的3層面支援理論,早已在教育局網頁使用,所提活動亦多已存在多時(如「健康校園政策」),現在說要加強,只會增加已疲於奔命的社工、老師、校管人員的工作和壓力。總體而言,報告講的學童自殺原因,社署的「兒童死亡個案委員會」已講過,分析又欠深入,說教育制度學習壓力與自殺「無關連」又建議檢討制度,只能幫助爭議「軟著陸」,實在沒看頭。


評防學生自殺報告(二)

由學業問題引起的自殺

(2016年11月14日星期)

讀過「防止學生自殺委員會」發表的《最終報告》,有些感想。

該委員會的成立,原因是2015-16年學童自殺較過往頻密,而單在3月的9日間就有7宗。突然的增加令人不安,吳克儉局長推出「每校派5000元」,又叫家長老師「加把勁」,遭到揶揄。結果教育局成立上述委員會,由葉兆輝任主席,希望認真地研究學童自殺,找出解決方法。

葉的報告指學童自殺原因並非單一,這一點其實社署在「兒童死亡個案委員會」報告中已講過,不是新聞。「社署報告」涵蓋自2006201185宗自殺個案,清楚列出「學業問題」為原因之一,按年的分佈頻率為1030%

葉的報告指2013起的3學年中小學及大專自殺個案共有71宗。他無歸因分析,只平列4個「關注範疇」的分佈率:心理因素是其一 (63%),內含「自我傷害行為及萌生自殺念頭」(34%) 及「負面思想」(45%) ;適應困難又是其一 (82%),內含「學習適應」(58%) 及「家庭適應」(53%) 。但誰都知道,這些項目並非獨立,因此研究還應包括其中的關聯從屬狀況,例如:「學習適應」問題既然如此廣泛,究竟有多少由此引起「負面思想」或「萌生自殺念頭」,或令「家庭關係」惡化,成為自殺因素?

報告在這方面全缺,隨後卻稱「教育系統所造成的學習壓力與學生自殺之間,並無明顯和直接關連」,這結論不何來。誰也知教育系統不會直接殺人,學童自殺也非單一原因,但如果在某個制度下,「學習適應」或「學業問題」在自殺原因中屢屢佔幅廣泛,難道我們對這制度還不應作出檢討嗎?


評防學生自殺報告(一)

中史科改革欠甚麼?

(2016年11月9日星期三)

教育局發表《初中中史課程修訂諮詢稿》,謂舊有課程需要革新。然需要何來?《諮詢稿》提出的原因是:1. 配合歷史教育和學校課程的最新發展;2. 切合學生未來的需要。但究竟這些東西是甚麼?全稿都無再談。

因此,要了解實質的改變,只能從新舊課程的對比中找。可找到的是:精簡了政治史,壓縮了古代史,減少了講治亂興衰的王朝歷史,增加了社會文化史;但不變的是:1. 欠缺認識歷史學如何以判別是非真偽,最後還原為遵照權威觀點 (orthodox historical perspective)(簡麗芳語)講歷史,不自覺地用歷史傳遞傳統價值觀;2. 以漢人為中心的文化觀點和民族融合論不變,例如,漢武帝就有「文治」和「武功」,征伐匈奴是增加「國力」;秦始皇強攻百越三征嶺南,死人無數血流成河,叫做「秦始皇開發嶺南」。

《諮詢稿》並沒有觸及中史科現存的實踐困難,即我上周談的課程配合(alignment)問題。此際中史教學的困難是:課程內容太多、課時嚴重不足、兼教情況普遍等。相信局方對此並非不知情,卻選擇先搞課程內容修訂。課改要有意義,得回應原則問題,《諮詢稿》既說不清楚所謂「課程最新發展」、「學生未來需要」是甚麼,又沒有對「現存範式」作自覺反省,令人失望。此外,改變要有實效,得回應實踐問題,局方卻又對現存的教學問題視而不見。悠久以來,中史科已是政客相爭甚至是表忠之地,這樣搞課改,我看只能重興中史應否「獨立成科」、「初中必修」等爭議,對中史科的教學實踐,難有甚麼意義或影響。

高問責低配合之弊

(2016年11月2日星期三)

不少課改官員,以為預備好課程大綱,學習目標,測考標準等政策文件,教師就會跟隨執行。美國學者 Coburn 等人近日在 Educational Researcher 發表文章,她們翻看美國歷史,發現80 和 90年代的大型改革,對學校教學的影響極其輕微,主因是任何政策必須交由學校執行,結果大家都只按自己對政策的理解辦事,並以緩震為原則,故沒有預期的成效。

其後政府改變策略,教改加上強烈「問責」(accountability) 制:統一考試,若學生成績不達標,學校會受到處分甚至殺校。教師因此針對考試內容進行教學,但集中只教「可造之才」,放棄能力稍遜的學生;課改的確產生一些影響,但全國成績只錄得輕微改善而已。

Coburn等認為:真正的教改,要有細緻的「配合」(alignment) ,如適當的教材、測考工具、教師培訓、內部組織、防止工作氾濫措施等。從前是「低問責、低配合」,結果大家都敷衍了事;今天的教改是「高問責、低配合」,帶來壓力和反感,大家只求過關跟政策搏奕。他們預測若實施「低問責、高配合」制度,或許能給某些熱心的學校帶來改變,但將拉闊學校間差距;只有在「高問責、高配合」制度下,教師才真能明白課改的意義,實踐改變。

香港教育崇尚競爭,但競爭的內容只是學生成績,學校升Band,可說是實行無形的「達標問責」制。近年的教改謂要撥亂反正,減輕考試對學習的影響,但結果在措施不配合、想法粗疏的情況下,教師工作量大增,考試壓力如唧筒水柱左竄右竄,甚至蔓延到初小,情況比美國更嚴重呢!

參考資料:

Coburn, C., Hill, H.,  & Spillane, J. (2016)  Alignment and Accountability in Policy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The Common Core State Standards and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er, Vol 45 No. 4, pp 243-251

年輕戒狂妄

(2016年10月26日星期三) 

梁頌恆游蕙禎立法會的宣誓風波不息,各界對兩人的譴責之聲不絕。我曾為他們當選雀躍和充滿期盼,這並不由於他們港獨的立場或言論,而是因為他們是年輕人,應給與年輕人機會。作為教育工作者,這情懷就像一般人看見初生嬰兒一樣,感到新生命可貴,年輕人代表無限的可能,無限的成就。


令我失望的是:宣誓只是項儀式,明知過不了關,何必採用粗口和支那等字眼?兩人既然選擇從政,就該知道工作的重點,並不在乎展示個人姿態,而是在這個惡劣的政治環境裡尋求一條可行的出路。

可是,狂妄、反叛、熱情,又是年輕人的特質。公認的天才,也見年輕狂妄。例如,莫言坦言年輕時偏激,他說寫《紅高梁》時:「釀酒是很神聖的事,我偏要一個孩子撒進一泡童子尿,然後一缸劣質的酸了的酒反而變了佳釀。」他說再寫就不會這樣寫了。才19歲的圍棋手柯潔,贏了韓國的李世石,即自稱「以此年齡有如此成績者前無古人」,並揚言超級電腦程式AlphaGo可打敗了李世石,但贏不了他。柯潔至今還未有和AlphaGo作賽。

今天梁游的行為,狂妄得令人感到冒犯,但以成就計,兩人跟莫柯相去甚遠。但誰能預測將來?我只知道,狂妄自負或給人帶來膽量,卻非優點。梁游也應明白,今天只在起步點,還須證明自己有能力駕馭立法會的工作,在此時爭口舌的上風,實在無謂。我認為較妥當的做法是:尊重權威,但同時要挑戰權威。錯了就向人道歉,千萬不要像今天的特首一樣:死不認錯。

有權別用盡

(2016年10月19日星期三)

雨傘運動失敗,真普選無望,令不少人在立法會選舉中把求變寄託在走抗爭路線的年青人身上。但新一屆立法會開始即變成鬧劇。這邊廂宣誓變成政治宣言和粗口遊戲;那邊廂主席候選人遲遲不放棄英國國籍,只在最後一刻才勉強地展示放棄文件,機會主義本質不言而喻。奇怪的是,明言不放棄多間公司受薪董事的他,在混亂中當選後,郤恐嚇取消其他議員的就任資格。本應莊嚴的立法會,變成上演荒謬劇諷刺劇之地,看來情況只會惡化。香港如何弄到如斯地步,實在是公民教育和通識的好題目。

是屆特首被批評為「有權用盡」。但既然權在我手,又在法律容許範圍內,為甚麼不可以用盡呢?既然我有權委任大學校委會主席,我委任最不受歡迎、師生齊反對的人物又如何?權力讓我打電話給機場人員處理行李,為甚麼不打?… 既然在立法會已數夠票通過議案,為甚麼還要理睬反對者?

文明社會解決權力運用的方法是實行「制衡」制度,但制度以外其實還要求權力使用者同時展示「可見的公平」,例如各國在多黨制下,立法機關下的委員會,其主席和委員人選分配,會依各政黨的整體席佔比例安排,換句話說,委員會主席的人數,須反映各黨派在議會中所佔席位。這並非謙讓,而是令反對派有一定的權力和空間。獲得認同和尊重,才是真正的權力。

遭前蘇聯政府流放迫害的作家索善尼津曾說:要對人們行使權力,就別把他們的一切都奪去。你若把某人的所有都掠去,他就不受你的權力約束 — 他再次自由了。

實事求是的態度

(2016年10月12日星期三)

香港教育界近年興起「反轉課堂」式教學。所謂「反轉課堂」,就是先由教師把要講解的內容先拍成短片 (video lectures) ,學生在家中觀看,上課時可立即進入深層次的討論和互動,同時完成課堂習作。這種做法把傳統「先來上課聽講解,放學回家做習作」的位置次序顛倒,因而得名。

這種教學模式好不好?有人立即給它聯上大量悅耳的概念名字,如互動學習、投入學習、自主學習、強化動機、運用科技學習、多媒體使用、提高學習效能 … 。「反轉課堂」真有如此神效?對不起,我是個懷疑主義者。

有說東方的「反轉課堂」意念可追溯至山東杜郎口中學的「把課堂還給學生」,當年學校因成績差面臨殺校因而興起救亡運動;西方則源自美國兩名中學教師 Bergmann & Sams,為便利經常缺課的學生因而拍下教學短片,讓學生自行觀看補課。兩者其實都不是由教學概念出發形成的模式。

這並不是說理想的教學模式必先由概念出發;相反,被視為優秀的教學,多有其故事性,不少甚至是誤打誤撞、因地制宜的產物,故單冠以花巧的名稱,並無助學習,細觀他們如何克服限制尋求洞識,去走水份保留實例,更能使人明白成功因素。

一位校長朋友對我說,他也曾隨大隊在學校推行「反轉課堂」,結果老師發現,甚麼「高階思維」並沒有出現,但課堂教學凸顯了學生在學習進度上的差異,因而令教師更好了解個別學生的需要,救回不少在放棄邊緣的高中學生。我看就是這種實事求是的態度,令學校進步。

為甚麼他們還反對我?

(2016年10月5日星期三)

還記得1963年甘迺迪被刺殺後,當上美國總統的詹森 (Lyndon Johnson) 嗎?那是美國公民平權和反越戰運動的年代。詹森其實並非不回應社會的訴求,任內通過了「公民權利法」、「投票權利法」,黑人從此有投票權,又以洪荒之力,提出「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 計劃,把大量資源投入教育、醫療、扶貧、治安、城市重建等。然而,年輕人總是不滿,示威遊行無日無之。詹森很失望,在68年不競逐連任。他曾抱怨說:我為人民做了這麼多的事,為甚麼他們還反對我?

詹森不理解的是,他正是把美國帶入越戰深淵的人。他深信打敗北越,才能維護世界安全和和平,否則就是懦夫,並認為以美國軍力,壓服北越比踩死一隻螞蟻還容易。可是年輕人不同意,認為他們有決定自己的生命和前途的權利,反徵召的公民抗命此起彼落。「偉大社會」計劃,修補不了社會的撕裂。

縱觀歷史,當權者不會自動放出權力,其實他們自己也曾年輕過,卻忘記了年輕人嚮往民主自由的特質,因此年輕人常要為爭取民主自由而付出代價。念及此,有自省能力和尊重多元的政府,對年輕人出自關心社會的行為,縱使稍為魯莽,每以諒解的態度看待,這並不叫做姑息。

當年的美國青年不願當兵,實行公民抗命,還可說是帶點私利的考量,但香港民眾尤其是年輕人的真普選訴求,並無私利可言;黃之鋒等三人年前衝擊公民廣場被判緩刑和社服令,律政司要求改判監禁,並說是唯一合適的判刑,我看是不必要的,幸好法官最後維持原判。

喝茶的文化差異

(2016年9月28日星期三) 

小時候並不喝茶,家裡只提供開水,更不會有「凍飲」。喝茶是上茶樓的事,但機會不多,每年只有三數次。


學會喝茶,喝的是「港式奶茶」。年青時曾在工廠工作,經常隨伙伴外出到茶餐廳午膳,餐後總會有「咖啡或茶」,自始嚐出奶茶香濃滑的滋味。後來才知道,泡茶的竅門不只於用錫蘭茶葉,或加點普洱,還在於那來來回回「沖」的過程。

及後在工作崗位認識一些從英國來的同事,英國人既然也是愛喝茶的民族,且愛喝濃茶,乃帶他們到茶餐廳品嚐港式奶茶,可惜沒有多少人對道地奶茶有好感,試過有人喝了一口,把茶也吐了出來,認為太苦太澀。連那些長期居港,對鳳爪牛雜也有同好的「老外」,似乎也不大欣賞港式奶茶。

又試過到英國作客,發現家家戶戶都有一個煮開水的小壺。朋友到來,把壺注水,放在爐上煮滾,才注入盛茶葉或茶包的瓷壺泡沖。我介紹港人常用的恆溫電熱水壺,直接把熱水注入已放茶包的茶杯,可省卻步驟和時間,只換來白眼,說這不是方法。餐廳裡喝茶,通常也是給你一小壺熱水,附上茶包或茶葉,從不會端上一杯杯已泡好的茶。

Erin Moore2015)在 That’s Not English書中談過英美喝茶之別,北美洲人似愛喝咖啡多於喝茶,茶也比較淡,最常見的並不是熱茶,而是「冰茶」(iced tea) ,即在泡好的茶加入檸檬汁和大量冰粒。我有同感,冰茶不算可口,猶如開淡了的港式「凍檸茶」,我似乎還沒喝過他們加奶的「凍奶茶」呢!。當然,美國人最愛喝的凍飲也不是冰茶,而是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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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n Moore (2015) That's Not English - Britishisms, Americanisms, and What Our English Says About Us.  Gotham  Books. 

人文學科無用?

(2016年9月21日星期三)

華人孩子 Irene Han 最近在《紐約時報》寫了篇文章,叫「美籍華人為何不太支持孩子學文科?」,提及自己自小對人文和藝術最感興趣,卻在父母的慫恿和期望下,跑進大學主修工程科,並指出海外華人社區普遍的信仰是:讀人文學科 Humanities)沒有實際用途,工作前景暗淡,工資微薄,父母鼓勵子女讀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認為這些科目才有前途。

從前大學教育的理想是培養學生的識見、視野、人格素養,今天則多視作一種職業訓練和投資;大學變成一盤生意,依從市場規律辦學,結果人文學科如文史哲收縮,相反,以職訓為本的學科如商業、法律、工程、電腦科技等,則越見興旺。為縮短顧客的投資期,英國有大學推出兩年可畢業的法律專業學位課程,三年的學業可在兩年完成。

人文學科真的無前途?Han引述《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期刊文章,談及「九位讀哲學出身的著名公司總裁」,其中包括香港人認識(也懼怕)的基金大鱷索羅斯(Soros)。其實,該雜志還另有其他文章,質疑「人文學科無用論」,例如有文章指出,今天職場需要能夠與人互動(Interactions),精於講、讀、寫的人士,多於接指令進行生產(Production)的僱員。

翻查資料,政界的奧巴馬和希拉里原來都是讀「政治學」本科畢業的,其後才攻讀法律(美國學制堅持醫學法律等為研究院課程);加國總理杜魯多是主修「文學」和「教育」的;現任英國首相文翠珊在牛津主修「地理」,前首相卡梅倫讀「哲政經」畢業,白高敦則是讀「歷史」的。

忍住笑裝認真

(2016年9月14日星期三)

陳漢森上星期談到「教育潮流」,指不少所謂創新,只是潮流術語,或給已有的工作改個新名字。這令我想起一件往事。

80年代香港政情變化,「公民教育」炒熱,焦點之一是公民教育應否獨立成科。隨後教育署製作《學校公民教育指引》,獨立成科與否學校自決,但鼓吹利用「隱蔽課程」(Hidden Curriculum)推動公民教育。「隱蔽課程」原屬左翼教育社會學用語,批評學校存在一些不明文甚至是不自覺的安排,複製和延續社會上不平等的現象,如種族、貧富等。《指引》拈來一個負面批判性的「隱蔽課程」概念,用來指導學校推行自覺性的「公民教育」,張冠李戴,相信是認為這個名詞比「滲透式教學」更高級吧!

當年我是學校教務主任,年底接獲官方問卷,調查推行公民教育情況及《指引》是否有用。我據實填報:學校情況如常,《指引》已交付各科組討論,未有結果。數日後接獲督學來電,說要為此事訪校,嚇了一跳。會面時對方說我填報不夠詳細,板起臉問:學校是否有早會?有無班主任課?有無課外活動?活動中有無替慈善團體賣旗籌款?若有即有推動公民教育啦!亦即有按《指引》辦事,換句話說,應填《指引》有效。我按其意思重新填問卷後,對方即滿意地離去。

我無意揶揄教署官員,明白上面有命令,他們只好執行,況且該行動只是要確保取得一些「正面」數據,學校說句好話也只是舉手之勞,管它甚麼「隱蔽課程」?大家忍住笑裝認真了事,就可以把精神時間放回學生和教學工作上。

放生之害

(2016年9月7日星期三)

愛護動物協會在海邊救起近300隻巴西龜,懷疑龜是來自有人祈福進行放生。把動物「放生」,念及生命可貴,抗衡殺生行為,本出於善意;但淡水龜在鹹水海裡只有死路一條,放生變成造孽,相信首要原因是無知。當事人連一點常識也沒有,既令人唏噓,也使人懷疑他們受過甚麼基礎教育?

記得月前在加拿大湖邊釣魚時,到處都豎起告示牌:提防亞洲鯉魚 (Asian carps) 入侵,釣魚者若發現要舉報,因牠們會吃掉湖裡所有食物,令原有魚類沒法生存。亞洲鯉魚從何而來?當然是有人從亞洲帶到北美洲去!是否「放生」不得而知,但可見人的力量愈大,對生態環境的威脅也越嚴重。

幾百隻巴西龜一時間從哪裡得來?聞說今天只要放生者能說得出的,不管是巴西龜,青蛙、福壽螺、甚至毒蛇,通通都有供應,由主持放生的法師,到捕捉、繁殖、飼養「放生物」,暗藏著一條商業供給鏈。放生「異化」已成事實。

又記得天主教教宗在梵蒂岡陽台祈福時,曾放出兩隻白鴿,喻意和平,但旋即惹來廣場烏鴉的血腥襲擊,連續兩年信眾皆目睹驚心的一幕,教宗遭批評沒有充份保護鴿子,因此從今年起改放氣球,不放鴿子。中國每逢元旦、五一、十一慶典,天安門升旗儀式也總包括放鴿子的一幕,每次放鴿的數量,不是兩隻,而是一萬隻,並成為民眾觀賞項目!據說這些鴿子都是養飼的信鴿,就算得以自由飛翔,也自會找路回家。但一萬隻鴿子究竟每次失掉多少,遭烏鴉海鷗或大自然殺害或吞噬,就不得而知了。

由漫畫談起

(2016年8月31日星期三)

年幼時父母親不准我們當「街童」,空閒時也得留在家裡,活動只限於看書捉棋。那是電視還未普及的年代,連有圖片的讀物也不多。當年出版的《兒童樂園》和《小朋友畫報》很好看,但每本售壹圓,家貧只能間中買本看看。剪髮的地方會放置一些「公仔書」(即連環圖)如《財叔》、《神筆》等,讓輪候者解悶。《財叔》題材多是抗戰故事,每次打倒日本鬼子就令人血脈沸騰,我的「愛國心」亦可能由此培養。

初中時流行的漫畫是《老夫子》,女孩子還愛看《13點》。這些漫畫幽默輕鬆,雖然沒有甚麼微言大義,卻頗能反映當時都市現象和大眾文化,故亦覺有趣,也喜歡看。及後出現以黑社會作背景和渲染暴力的漫畫潮,我已脫離漫畫的歲月,踏入「老餅」之齡,但每當看見同年或30歲過外的「大朋友」還經常購買《小流氓》、《龍虎門》等漫畫,且看得津津有味,就覺奇怪,不明白這些漫畫對成年人為何吸引。香港隨後興起的日本漫畫,已是跟我絕緣,偶爾看看亦只是出於好奇,及對青少年次文化的關注而已。

個人電腦興起,互聯網發展至今只25年,誰能預料由此衍生的電玩、動漫、網上遊戲的發展,弄到連成年人也會出街找「精靈」?潮語稱「電漫遊戲」為「ACG」(A是日本動畫Anime, C是漫畫 Comics,G是遊戲 Games),內裡魔法鋼彈齊飛,令人真幻莫辨。聞說日本不少男女動漫迷沉醉在「二次元」的世界,竟對動畫裡面的異性角色比現實中的異性更感興趣,因此不打算結婚。科技對生活的影響,令人吃驚!

真誠的討論

(2016年8月24日星期三)

教育局長吳克儉下令,港獨主張或活動不應在校園出現;梁振英更把港獨比作「毒品」,說自己經常呼籲年輕人遠離毒品,並認為任何有教育責任的人,都應對年輕人表達清晰「反港獨」的立場。他的追隨者即說:非常反對將港獨議題放在校園討論!但亦有較開明的建制派表示,港獨不應進入校園,但不能禁止學生討論。

這場戲漸漸由不准「討論」港獨演進至反對「鼓吹」,但我看問題依舊,理由是師生間若要真誠地「討論」問題,就要有開放的胸襟,不能預設結論,縱認為自己極有道理,也要用謙卑的態度,從對方的思路和角度看問題,並保留最終可能被對方說服的可能,否則討論變成虛偽的說項,失掉意義。一早把門關上,像梁振英說清晰地表達「反港獨」立場,誰會跟你討論?此外,把刀架在老師的頭上,要他們擔心「討論」隨時會被視作「鼓吹」港獨而失掉教席,誰願承擔這樣不公平的風險?最終「港獨」只變成一種言論禁區罷了。

談到吸毒,教育局從沒有威脅吊銷教師註冊來解決校園毒品問題,這是由於大家對毒品有共識,不會有老師「鼓吹」吸毒;這亦同時反映「港獨」問題缺乏共識,當權者只好耍威嚇手段完事。校園若出現毒品問題,內行人都知道不能單靠表達立場,或教學生說句「向毒品說不」解決 ,輔導工作總涉及找出學生吸毒的社會背景和個人心理因素。由此推演,若以毒品喻港獨,那麼製毒的機關還不是那漠視年輕人民主訴求的政府及其高壓政策?光喊禁毒不揖毒,行麼?

又關學校和教師的事

(2016年8月17日星期三)

港英年代下令「學校不准談政治」,擺出的道理是:教師在學校傳播政治知識,學生年幼無知,容易受到不當的影響。當然,愛國左校並不聽命,長期對他們的學生進行「政治教育」。

到了回歸過渡期,學生年幼無知易受影響的說法收起了。相反,學校和教師被批評為「政治冷感、迴避現狀」,因此要大力推行「公民教育」、「國民教育」,謂教師只要保持客觀持平中立,在學校向學生講述政治並無問題,甚至是應該的。直至年前「愛國教育」指引出現,教師又被指導,要令學生有感情的投入,看見五星旗時就掉淚。教師應客觀持平中立之說又實際上被擱置。

今天有人說要宣揚「港獨」,立刻有人掣出港英年代「學生年幼無知,容易受到不當的影響」之說,甚至威脅學校和教師必須「清晰地反港獨」,否則就是支持港獨了。唉,連當年冷感和迴避的權利也沒有了!

我的觀察是:一,學校和教師是最沒有權力的一群,在政治議題的教學上任由吩咐和擺布;二,負責吩咐和擺布的人把學校的政治能力誇大了,從來沒有證據說明教師灌輸政見有多大的成效。君不見,某些學校有極鮮明的政治立場,天天講愛國,學生還不是左耳入右耳出,甚或反感和出現反效果?三,在政治圈中宣揚要學校和教師做些甚麼和不做些甚麼,可能是最舒服和最 cheap的政治表態方法;把童齡自殺、學校鉛水、港獨等問題一於推由學校解決,就可避談問題的根源和社會背景,不當的管治政策更可視而不見了。

洗腦認罪

(2016年8月10日星期三)

林榮基寫文詳述他被關押囚禁認罪的經過。人治到法治是多麼遙遠!他的「罪」輕,只失尊嚴和自由,沒經歷嚴重的肉體折磨,但電視上每看到法庭認罪的場面,就聯想起 Costa Gavras 的電影:「大迫供」 The Confession。

故事背景是1952年著名的Slansky審訊。當時南斯拉夫鐵托走獨立之路,史太林害怕捷克跟從,發動清洗捷克共黨內異見份子,結果捷共第二把手Slansky以叛國罪提審判死。審訊還牽涉14人,其中11人同判絞刑,3人終身監禁。

電影的主角就是其中一人:Arthur London(下稱「倫頓」)。他是猶太裔,法國抗戰英雄,曾被俘入納粹集中營,戰後加入捷克共產黨,當上副外交部長。

倫頓某日在上班途中遭人擄去,擄走他的人自稱屬於「比黨還大」的機關。倫頓被囚20個月,不能聯絡家人,經歷長期蒙眼、飢餓、恐嚇、獨囚苛待,卻不知自己犯了甚麼罪。審訊官最後使出辦法:要他先承認寫在字條上的片言隻語,並在每張字條上劃押,把字條收集後重新組合,編織出他「顛覆叛國、托派、鐵托信徒、錫安主義、西方間諜」等罪行,並告訴他若真的對黨忠誠,必須認罪。

在重複審訊下,倫頓的腦袋變了,先是懷疑自己,最後竟然相信自己真的犯了那些罪,並在法庭上說認罪伏法,最後判終身監禁。若有人問「洗腦教育」用甚麼手段,此片啟示豐富。

倫頓在史太林死後獲釋,1963年恢復名譽,移居法國,某日在街上竟碰上當日的審訊官,他叫倫頓別怪他,說只是按規矩辦事而已。倫頓和妻子把這段往事寫成書,Gavras在1970年拍成電影。

甚麼是美?

(2016年8月3日星期三)

南韓選美,參選者皆整形至相同模樣,個個儼如複製人,趙志成寫了一篇「教育與整形」文章,把整形喻教育,謂學校如工廠,教育制度如選美。結語趙兄問:甚麼是「美」?

這是世上最令人頭痛的問題。整容的醫生哪管?要甚麼你告訴我吧!雙眼皮、長睫毛、高直鼻、瓜子臉,點吧!我都會。

甚麼是美?龔自珍在「病梅館記」這樣說:文人畫士認為「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為美,密則無態。」於是賣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結果令蘇浙一帶的梅樹都病殘了,龔自珍希望把病梅都收留,悉理於地,復之全之。我想,賣梅的人哪有龔自珍的講究?健梅病梅誰管?老闆你話事,你認為應該怎樣斫刪鋤,我照辦。

教育制度運作暢順,也是建立在這種「我都會、我照辦」的基礎之上。教育署考試局要的TSADSE,校本評核,國民教育,普教中,一帶一路,… …,我都會、我照辦。不要問我好不好、美不美?

其實,教育的好和美並非沒有討論,沒有標準。有人認為教育與龔自珍的梅一樣,目的是讓孩子順天性順自然地成長,有人認為教育的主要任務是歷史和文化的傳承,有人認為教育是為將來投入工作作技能的準備,有人認為教育是為了建構民主公義的社會,… …

只是不知怎樣,我們都放棄了討論和自主,讓別人來作主,來管,把自己放到「我都會、我照辦」的位置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