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你知所改善,怕你滑落不自知

(2017年4月19日星期三)

校長召見甲老師:「我們對大考作過統計,你教的 D班,成績比 A, B, C班都差。你要調整教學,成績若不改善,可能 ……

甲老師向乙老師訴苦。乙安慰他說:「校長用心良苦呀!TSA給學校派成績表,他當然也要給老師做「體檢」喇!這是讓你清楚自己的教學問題,怕你滑落而不自知。

「不過,校長並沒有說,學校是按成績編班的,整體學生叻極,總會有人派去讀 C D班,而每年派給我教的,不是C班就是D班。年尾就召見我,話我班表現最差,不用做研究都知喇!」

「替教師作成績「體檢」,是一種新型TSA,也非我校獨有,大勢所趨呀!有些校長還頂著千百倍壓力,在學校門口貼出個別老師和學生的「成績排名榜」,好讓落後的「知所改善」!我們校長算仁慈,沒有這樣做;不過據他說,有學校做開的,只停了幾年,全校成績即下跌喎!」

「怎樣可以「改善教學」呢?D班表現總比不上 A B班。我並非不重視成績,但不是說過,求學不是求分數嗎?我努力班級經營,培育學生自尊自信,師生關係不錯,同學都愛回校,無人要自殺,有些還開始對讀書有興趣。當然,這些不算是「成績」吧!」

「我們都是老師,對學生的表現其實最清楚,哪用等大考才知道?不過,既然上頭有這樣的嗜好,我們只好對準目標,一開學就操練歷屆試卷,專心研究題形,隔天模擬大考一次,天天練習,學生低分都難。看,我現在年年都派去教 A B班了。」


(上述是虛構故事。)

測考成績與學校質素

(2017年4月12日星期三)

趙勇(Zhao Yong)去年再次在美國獲選10大最有影響力的教育學者。他在四川長大,到美國求學,現為堪薩斯大學教授。

趙勇說美國自1983 A Nation at Risk 出版後,經過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形成一股「測考問責」文化。政客拿亞洲國家的成績比較,產生落後恐懼,於是通過法例令每州實行統一考試,以成績向學校問責。可惜20年後,成績目標沒達到,美國的「國際」排名也沒進步。

這段歷史,講過的人很多,趙勇文章吸引,是由於他來自中國。在《誰怕那條大惡龍?》裡,他說各國都在爭「國際排名」,上海排名高,大家都說要學上海;但PISA成績發放日,他正在上海,領導並沒有為成績慶祝;相反,他們問:究竟「高分」真否顯示有價值的學習?為了爭成績,學生沒時間花在哪些事物?那些事物是否更有價值?為甚麼成績這樣好卻出不到一個 Steve Jobs

趙勇勸告美國人不要盲目抄襲別國,也不要搞 standardised tests讓學校跑成績,或誤信「測評成績」就是學校質素。要問:贏了排名,輸了甚麼?中間產生了甚麼不良後果 (side effects)

香港TSA爭論中,近日又有人宣揚美式的測考文化。其實,要製造一個標準測試(PISA也好,香港的TSA也好),替教育系統作「體檢」,並非不可能,但切勿誤信這些成績可用來論斷個別學校的教學效能。著名學者 James Popham (1999) Why Standardised Tests Don’t Measure Educational Quality中解釋過,這樣做猶如把鐵匙羹用作溫度計,非常不準確;影響學校成績的因素眾多,教學只是其一,還有學生本身的能力高低,在學校以外得到的學習機會等。


所謂的TSA「外國經驗」


(這篇文章是特稿,刊於 2017年 4月6日星期四《明報》的觀點版)

吳克儉局長最近舉例,謂加拿大Manitoba(緬省)在1999年取消了類似TSA的評估工具,學生表現因而跌至全國最差。

在加拿大,要找跟香港TSA類似的「系統性評估」,應是由Council of Ministers of Education Canada 負責的Pan-Canada Assessment Program (PCAP)。立法會秘書處的資料研究組,曾研究各地的「全國性系統評估」,發表的《資料摘要》(下稱《摘要》)亦以PCAP 為代表。該試3年一次,隨機抽選學生進行,是個低風險測試。

據我所知,緬省參與了所有年份的PCAP2007, 2010, 2013, 2016),從沒間斷過,未知吳局長所指緬省取消了的是哪個試?

州內的統一測試

身兼檢討TSA委員會成員的中大侯傑泰教授曾謂:「美國的TSA/BCA,會貼出評估成績,令很多學校困擾,壓力比香港大千百倍。」那又是甚麼一回事?

在美國 (也按《摘要》),可與香港TSA相類比的,應是 National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Progress (NAEP)。該試是全國性系統評估,始自1969年,也是抽樣進行。NAEP地位崇高,但從不報告個別學校或學生的成績,實行了半世紀,並沒有引起太大的爭議,也沒聽過該試引發操練壓力。

日前侯教授再發文,大家才知道,原來他所指的(同時又謂葉建源不懂的),並非NAEP,而是在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ESSA) 法例下美國各州自行舉辦的統一測試。

美國各州本無統一課程考試,2001年通過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NCLB) 法例,原意是幫助弱生達到一定學業水平,卻演變成一種「測考問責制」(assessment accountability) 。法例下各州必須對指定年級學生進行統一測試,並公布個別學校的成績。

然而,各州的考試內容仍不相同,達標分數不一,但新制度把個別學生的分數連繫到學校甚至老師身上,學生成績不好,可辭退個別教師,關掉學校,故有說這是「懲罰性的測考問責」(punitive assessment accountability)。NCLB本稱要全國學校在2014年全達標,但證實做不到。2015年通過ESSA,是NCLB的延續,只是給各州政府多一點彈性和時間。

侯教授並沒有指出這種「測考問責制」引起了嚴重的社會分化。美國學校的確想出多種辦法「改善」成績:操練學生,大量家課,因考施教,減教非測考科目,借故不收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老師通水作弊等。不少家長也不滿,認為測試扭曲學習本質和妨礙子女正常成長,又無助改善教學,故發起「罷考」運動。

與香港TSA/BCA理念不符

回看香港的TSA,侯教授的說法有兩大問題。

一、香港的 TSA,原意只在於追蹤學生的整體表現,並無打算用成績評估作工具對學校施壓(雖然的確有官員這樣做)。侯教授不選擇 NAEP而談ESSA(或NCLB)下的懲罰性考試,並稱之為各省自行舉辦的「TSA」,這類比是否恰當?

二、或許有人認為,美國的教育過份鬆散,教師不濟學生懶惰,因此得用方法修整鞭策。但請明白NCLB下的考試,目的已超越了「系統性評估」,而是耍手段要學校加強成績表現。近年我們嚐過了TSA操練異化的苦頭,還希望TSA/BCA變成美國的NCLB ESSA嗎?再者,就算今天當局改變了想法,要跟從美國的做法,是否也應該先清楚交待,讓公眾討論?

香港的具體情況

相信大部分人會同意,香港的課程統一,學生成績不錯,國際成績比較中經常佔優,學校的成績壓力不是太輕而是太重,測考功課不是過少而是過多,競爭不是過弱而是過劇,教師太辛勞而不是懶閒;學生若果成績不好,香港教師會慚愧自責。我們還需要多一個試,加強個別學校的成績問責嗎?
香港學校收生,基本上已是成績為先,而非歐美般的按居住地區入學。已當上 Band 1 學校的,要它們貼出學生成績,支持成績問責,當然容易。但社會上總有收容 Band 2 Band 3 學生的學校,要貼出他們的成績,用成績進行「學校間比較」,真會提升成績,消滅「落後」的學校嗎?

社會心理學家Donald Campbell曾說:「愈多使用量化指標來制訂社會決策,就愈容易令這些量化指標腐化,同時也就愈容易曲解和破壞原本該指標所要關注的事物。」(The more any quantitative social indicator is used for social decision-making, the more subject it will be to corruption pressures, and the more apt it will be to distort and corrupt the social processes it is intended to monitor.

TSA原初以為是「基本能力」的忠實指標,卻被扭曲引發操練,結果它測量的,再不是「基本能力」了。以為有了數據就有政策的依歸者,請勿忘Campbell 定律。


罷考越勁,成績越好?

(2017年4月5日星期三)

吳克儉局長稱,加拿大有省份在數年前取消他們的 TSA/BCA測試,結果該地區學生表現「排全國尾二」,他相信香港若取消,這個後果數年後就會見到。

這種「因果關係」真奇特。建議局長也看看美國紐約州情況。長期以來,美國已有 NAEP進行全國抽樣的「系統評估」,但近年各州又每年自辦「標準測試」(standardised tests),令學生和學校進行比較;家長反對並發起罷考 Opt Out),去年120萬名學生中,24萬不應考。

結果收集回來的數據,學生的英語達標率升了7%,數學也上升1%。我們可否接受以下荒謬的「因果」結論:有罷考的地方,學生成績就越好?紐約州的罷考運動已進入第4年,今年更多罷考個案,可否因此預測,今年的成績會更好?

類似香港,州政府為求平息罷考風波,曾對考試作出「改善」,例如把試題改淺、減少題數、保證分數不會用來向學校施壓等。

也類似香港,家長並不領情,政府說數據有助學校問責,家長則認為該試干擾學校課程,只肥了出版試題的書商;成績分發之日,子女已升了級甚至轉了校;考試給學生徒添壓力,無助學習或改進,弊大於利。

美國心理學會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訂明,專業者在測試前必先取得接受測者的「知情同意」(informed consent)。紐約教育局也「公道老實」,雖然宣傳考試,仍告訴家長,送不送子女考試,權在家長手裡。

香港似乎並沒有這回事,TSA/BCA收集個人數據和成績後,交到誰的手裡,會作甚麼分析,事前並沒有徵求家長「知情同意」,家長若不同意,看來只有轉私校一途。

學習都是苦事?

(2017年3月29日星期三)

很多課程指引,都用上一時髦詞語:「學習經驗」(learning experience) 。細看之下,所謂「學習經驗」,其實只是「學習活動」建議而已。經驗是主觀的,從學生的角度看,讀同一首詩或在球場跑一圈,因各人的背景、動機、關注點不同,「經驗」亦會各異。稱能完全控制學生的「學習經驗」,相信是把話說過頭了。

一般人都可能有這種想法:學習是攀越困難,No pain no gain,吃苦才有收獲。我曾在某年的師訓班上請學員(都是在職教師)寫下「最難忘的一次學習經驗」,幾乎全部人寫下的,都是吃苦的往事。難道沒有「愉快」的學習經驗嗎?

我記得讀書的時候,我和鄰座同學都喜愛詩詞歌賦,當年的國文都是範文教學,功課也不多。放學無人後,我倆常跑到學校後樓梯間,輪流朗讀心愛的篇章,如彭端淑的《為學一首示子侄》:蜀之鄙,有二僧,其一貧,其一富,貧者語於富者曰:吾欲之南海,何如?;又如歸有光的《項脊軒志》: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幾十年後,昨天我和這友人相聚,他主動提及此事,謂記憶猶新,並引為樂事。

不錯,深刻的學習需要專注和毅力,但並不等於說學習必然痛苦。Csikszentmihalyi 提出「暢態」(flow)理論,說有人全程投入工作,並非求名求利,亦非刻意,而是從專注和浸淫中得到欣賞和喜悅,甚至達到廢寢忘餐和忘我境界。

究竟學校裡的學習可以有「暢態」嗎?有多少老師能為「暢態」創造條件,讓學生能享受讀書之樂?

抽測

(2017年3月22日星期三)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最近比較了澳、加、韓、英、美五國的「系統評估」,製成《資料摘要》。從該報告看,各國的評估設計,目的在於監察整體成績,故多採用抽樣辦法。由於學校不能預知哪一級哪一科哪一個學生會被抽中,操練難行,因此亦成就「低風險」評估。

抽樣的方式多樣,例如澳韓英每年只選某些年級或某些科目進行,美加跟本不打算得出個別學生或學校的成績,故對學校和學生進行隨機抽樣。加拿大的評估,還每三年才舉行一次。在澳洲和美國,學生就算抽中,亦可選擇不參加。

部份國家的學校也出現「因試施教」現象,多因政府或傳媒製造學校「排行榜」,把學生和學校成績作比較;幸好這些政府亦意識問題所在,因此或廢除某些敏感階段的評估,或減少測考科目和測考時間等。

《資料摘要》沒有包括台灣。有說台灣的TSA類似香港,並謂其測試下延至小二。此說值得商榷。台灣其實有兩種評估:系統評估由「台灣學生學習成就評量」(TASA)負責,只選定小四、小六、中二,高中職二級,對學校和學生進行抽測,三年一輪,抽中的學生只考5科中的兩科,亦不發個人成績。另設「縣市學習能力檢測」(即所謂下延至小二的評估),對二、三、五、七、八年級進行中英數普測,雖是普測,但目的不在於整體成績評估,而在於找出學生常犯的錯誤,促進教學,並追蹤「待加強」的學生進行補底。

既是普測,年年考,又無科目輪流,自稱既能「系統評估」,又能「促進教學」的,就只有香港的TSA/BCA

媽媽的一封信

(2017年3月15日星期三)

「成績掛帥」之風由東方吹到西方。美國的中小學教育近年趨向測考化,教學針對考試,學生成績可決定學校的存廢和教師的去留。不少家長對這種「成績文化」存疑,認為是過份強調競爭,學生承受過大壓力,學校功課過多,無暇「自主」學習等。Vicki Abeles 製作了兩套紀錄片:Race to Nowhere (2010) Beyond Measure (2014),訴說家長和孩子的故事。

Abeles又把寫給升讀大學的女兒的一封信,放在網上,語句感人,亦說明她對今天大學教育的觀感,節錄如下:

去年我跟你一起走訪各大學,結果發現大學只是「競爭」的一環節。原初以為大學教育目的在於引導思考,培育能力,尋找個人路向,但原來它們只關心收錄多少名超級分數學生 (super-scorers),最好能讀兩個甚至三個主修科;那些非長春籐大學,竟以安排學生到哥大或MIT做訪問生作宣傳。

我知你喜歡讀理科,但留意今天的理科生有40%最終轉系或放棄學畢業。報章稱這為「數理死亡列操」 (math-science death march) :學生在大講堂上課,教學枯燥,學習沒有支援

從前以為大學是教育的高峰,今天的大學真能完成其育人的使命,讓年青人快樂、健康、全面成長嗎?不少大學跟中學一樣,只強調競爭而非學習過程,大量筆記和考試,只求讓學生填滿履歷表。

我希望你能切記,學習不等於考試,最好的學習可能不在課堂上,而是在與教授和同學的對話;要努力讀書但別忘記平衡生活,健康比成績重要,要有睡眠、吃飯、社交、運動的時間。

我仍相信大學是思考、交友、成長、追夢的地方,別忘記通往成功的路總是多條的。

流水不因石而阻

(2017年3月8日星期三)

新的《幼稚園教育課程指引》明令:幼稚園 K1 不應教執筆寫字,K2 K3 不應進行操練。當局態度頗強硬,說會以視學方式監察學校,違反事項會列於學校的質素評核報告,學校甚至會因此喪失免費幼教資格等。

「幼教階段不應教執筆寫字、不應操練,教學應以培養興趣為主」,教育界早有共識,支持的理論和研究也不難找。從幼兒學習和發展的角度看,新《指引》是值得支持的,局方的努力也應予讚賞。但往深一層想,今天《指引》要作出這樣強硬的指令,究竟我們的幼稚園教育,經歷了一個怎樣的過程,形成需要「撥亂反正」的局面?

其實在《指引》發表後,有幼稚園已表示它們並非無知,而是無奈。家長對子女學業要求高,功課少的幼稚園不受歡迎;但又有家長解釋,他們選擇學業要求高的幼稚園,是怕子女考不上心儀的小學,理由是小學為了確保成績,擇優取錄,希望收回來的小一學生已經「樣樣都識」;小學則認為成績好是將來升中「派得好」的保證

在競爭環境中,幼稚園也要為「派得好」而努力,操練壓力傳遞到幼教階段,並成為一種教育文化。雖然新《指引》維護了幼教原則,但一如過往的教改措施,無論想法如何進步美好,依靠「指令」和「監察」推行,並非善法。流水不因石而阻,只要文化風氣不變,升學選校依然困難,幼稚園仍會設法越過關卡完成其「催谷」任務。相信《指引》之外,遏止這種層層推進,收生要求過高的風氣,也是當前急務。


關愛學生,繼續TSA

(2017年3月1日星期三)

吳克儉局長堅持續推TSA,全面復考。時至今天,他應深知學校的操練和壓力,並不會因改換名字叫BCA或把題目淺化而減少,誰也不會被這種粗糙的「掩眼法」蒙蔽。不少學者都指出,從過去的經驗看,說TSA能發揮回饋和促進教與學,是謊言;TSA只是一個「總結性的系統評估」。

可是,吳局長又屢屢囑咐學校,要關愛學生,並為學童自殺而難過。但何謂「關愛」?學者 Nel Noddings 曾指出,關愛並非單向的,或推行甚麼計劃、活動、加強輔導人手,就可達到或完事。師生間的關愛,是一種持久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caring relation),建立在師生間的聆聽和互信之上。教學上的關愛,在於老師明白學生的興趣、需要、專長而設計教學,而非趕課程、研究考試題形,強迫學生為回答練習的選擇題而「閱讀」,為成績而操練。

局長一方面要求老師關愛學生,促進互信;另一方面又堅持進行一個意義只在於系統評估、向學校問責、打擊互信的TSA (或BCA)。究竟他能否看出其自相矛盾的地方?

今天這個「評估獨大,數據萬能」的局面,正好折射教育裡互信和關愛的凋零。當家長無暇親近子女了解他們的在學情況,教師只能以成績說明自己的工作,學校只能羅列數據反映教育的成效,「成績問責」必大行其道,互信和關愛寸步難行。

尤有甚者,作為家長的,竟然要靠TSA數據提醒,為甚麼子女每天都要吃早餐,或晚飯時跟子女交談的好處。你會說這是個關愛的家庭,關愛的社會嗎?

老師的禮物

(2017年2月22日星期三)

某年觀課,中四經濟科老師正在講解一個主要課題:供給與需求。老師利用黑板,畫出供需曲線,說明如何決定均衡價格。她舉股票市場為例,解釋價格如何隨供需的變化波動。

這是個標準的教學設計。突然有個學生問:我知道股票價格是浮動的,但按道理,市場上的人不都是希望價格上升的嗎?價格上升才有錢賺嘛!既然無人想股格下跌,股價豈不應該有升無跌才對?

老師停了一停,想了一想。這時她大可說:這問題 out of syllabus,為保持進度,課後談吧!可是她沒有這樣做,相反,她解釋了股市裡「做好」、「做淡」概念,做淡者如何利用先沽後買的方法獲利,並舉98年外資向銀行借進港元,然後拋空港元港股為例,企圖打跨聯系匯率;港元若真的跌了,他們才以低價購進平倉圖利。

疑惑得到了解答。學生都聽得津津有味!

若從「目標為本」或「考試為本」的角度看,「沽空做淡」不是考試範圍,她這一課就是浪費時間了。但從學習興趣來說,她的回應送給了學生一份很好的禮物,滿足了他們求知的欲望;雖然有點複雜,她給「供需理論」提供了很好的實例。

有能力送出這種「禮物」的老師不多,基本要求是老師對所教的東西有深入的認識,留心時事,儲得相當多的好例子,能信手拈來,靈活運用,切合學生的需要。


這也是為甚麼教學雖然要有目標、計劃、事前預備之外,還需要預留空間,迎接「意料之外」的好問題。學生提出意料之外的問題,往往正是學習興趣和動機之所在呢!

必修中史科的種種謬誤

(2017年2月15日星期三)

有位教育局負責中史科的前高級官員,炮製了一個精彩的簡報,指出硬要初中中史成必修科的謬誤。內容如下:
  1. 有些人說:教改輕視中史科。真相是:教改前初中中史是「選修科」,相反,教改文件列明:初中生均須學習中史及中華文化。
  2.  又有人說:近年中史科被削弱了。從數字看,學校開設初中獨立中史科的比例,以20022015年計,一直維持在85%89%水平。絕大多數初中生都有讀獨立中史科,餘下來的亦在綜合課程中讀過中史。
  3.  又有種說法:年輕一代未能建立國民身份認同,是因為教育局未有強制中史為獨立必修科。這說法與上述數字不吻合。
  4. 「國民身份認同」並非中史科唯一目標,也非獨有;初中其他學科,包括中文、視藝、人文科,均有與「國民身份認同」相關的目標和內容。
  5. 「國民身份認同」不能全靠認識歷史,其他如經濟關連、維權遭打壓的消息,家庭朋輩對時事的討論,媒體消息等,都是重要因素。
  6.   據調查資料,今天的中史課程仍以治亂興衰為主,不教文化史,少涉近現代史;一般觀察,中史科教學呆板重記憶,試問又怎能提高學生的「國民身份認同」?
  7.  不反省中史課程和教學的問題和困難,單聚焦在「獨立成科」之上,是毫無幫助。
  8.  綜合地說,「國民身份認同」的成敗,因素眾多,請不要賴有沒有初中獨立的中史科,事實剛好相反,絕大部份學校已開設初中獨立中史科。教改文件也沒有輕視中史科。
有興趣閱讀上述簡報原稿者,請來電郵索取。

不濟的中國歷史科

(2017年2月8日星期三)

這篇文章源自聽D100網台由倫爺講的《反斗歷史》,再翻查資料。

商朝紂王是個暴君,罪行多不勝數,建酒池肉林,寵坦己,濫殺無辜,殺害忠臣比干,將他剖腹剜心。周姬替天行道,與諸侯合力討紂,紂王戰敗自殺,周朝建立。壞蛋死掉,好人當王。我讀書時讀過中國歷史,小學、初中、高中各一次,每次老師都如是說。

紂王故事出自《尚書》、《史記》。但按《尚書》年份,紂王自殺於公元前1046年,又從為比干鐫刻的銘文中發現,比干卒於公元前1029年,即比紂多活17年,紂怎能剜比干的心?這疑問其實並不新鮮,愛好科學質疑的學者顧頡剛(1893-1980)早已提出過。

《尚書·牧誓》中,武王伐紂(當時稱紂為「商王受」)時列出罪狀: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換句話說,紂王的罪行是: 1. 聽婦人言;2. 不認真祭祀;3. 不重用親戚;4. 任用逃犯做官。請問:這4條罪能說明紂王是應被推翻的暴君嗎?

連毛主席都讚過紂王有本事,他統一了東夷和中原,有貢獻。

我並非要替紂王討平反,而是批評學校的中國歷史不濟。今天的教科書仍在講如紂王是暴君的故事,似乎對金石學、考古學、地下掘出的史料毫不動容;對真偽、証據、多元搜索,全不感興趣。《課程綱要》雖說要鼓勵學生懷疑和批判思考,但教學實踐是叫學生聽故事和背誦經批准的原因、經過、教訓。

質疑抗戰是8年還是14年?隨他們說算了罷!

也談「休養生息」

(2017年2月1日星期三)

梁振英競選時曾說過,教育界「改革」過多,因此許下教育界「休養生息」的諾言。但過去幾年,教育界被受「政治任務」干擾。他上場不久硬推「國民教育」,弄得爸爸媽媽要上戰場,搞出一場「國教風波」。政改失敗普選無望,激化青年人,梁營造出「港獨思潮」進行打壓,校長教師又成磨心。以至近日初中中史強制成獨立必修科,指定學校教授基本法時數等,凡此種種,不但跟「休養生息」背馳,更令近日所謂「政綱基本上已全部落實」成為笑話。

2000年的教改,談甚麼學習範疇共通能力,解難能力比學習知識更重要,不能一試定生死,校本評核勝過一次考試,TSA只限「基本能力測試」等,聽來還以為香港進入了比歐美更甚的「進步教育」年代。但實行起來,眼高手低,家長教師學生疲於奔命,學校功課越來越多,考試壓力越來越重,考試操練滲入至小學幼稚園的課程結構和日常教學,「為考而教、為分數而學」局面變本加厲。然上述教改推手今天又蠢動,推銷新的「教育大平台」,話自有辦法改變「應試文化」。我只能借俗語說句:「頂佢唔順」!

因此,任何有志於「休養生息」教育政策的特首候選人,請正本清源,頂著歪風,拒信讒言。我完全同意同文趙志成兄的看法:不要再搞大龍鳳項目,勿令學校覺得要「人有我有」;毋需依靠大量測考監察教育,不必超英趕美;只要讓學校回歸基本教學,讓教師有時間好好備課和理解學生,提升學習動機和好奇心,教育即能「中流自在行」。

誰會是下任教育局長?

(2017年1月25日星期三)

曾俊華宣布參選,看罷他誦讀「競選宣言」,在網上找出文本仔細看了一遍,覺得這是近年讀過文章中難得之作。

雖然我不盡同意曾的看法,例如中國人在外國受欺凌故應愛國,但他說出來的故事,有情有理,誠懇老實。此外,他總算是不迴避問題,例如他說不願意看到香港再次出現移民潮,很明顯的,這話間接承認了近年政府管治失誤,歪離港人核心價值,令社會撕裂。他曾是主要官員,有勇氣說出這樣的話,令人耳目一新。

反觀林鄭月娥參選,先找來神的呼召,已令人反感。她不願意跟現任特首切割,還聲稱若梁振英尋求連任,她不會參選。究竟她知否梁有多少不得人心?記者會上她又讓其競選辦主任上台給她推介,絮絮不休,說多餘的話,令人厭煩。

兩人紛紛落區親民探訪,贏得掌聲,這些看來只是競選的指定動作。我急不及待最想知道的,是他們的政綱,尤其是在教育方面,有甚麼具體的想法,例如還要不要TSA?如何改善這個「考試主導」的教育制度?如何令學業壓力不致令家庭不和諧甚至學童自殺?如何回應有關教師職業保障的訴求?如何令「政治」不凌駕教育,讓學校得到適當的尊重和自主?

我還想知道的,是他們一旦當選,誰可能是主要官員,尤其是教育局局長。經過梁振英時代,我們深刻體會到,局長人選是何等重要。能不能找到一個有腰骨、不左藏右竄、政治上不偏頗,真心關心教育、對教育有通透認識的教育局長?

我點解要向你交待?

(2017年1月18日星期三)

上星期和太太到超級市場購物,到收銀處排隊付款。差不多輪到我們的時候,突然有位男士,拿著兩株花,從隔鄰的隊跳出來,就站在我們的前面。我拍拍他的膊頭跟他說:「對不起,我是在這裡排隊的,你為甚麼站在我的前面呢?」

他回頭還以非常不悅的神色,大聲回應道:「我點解要向你交待?」

排在我們前面帶著小孩的一位女士,這時毫無歉意地開腔說:「他是和我們一起的!」噢,原來他們是一家人,為求省時分開兩路排隊,看誰先到付款位置,另一人就跑來歸隊。我太太回應:「先生說句話,話我們是一家人分開排隊,不就可以嗎?不哼一句站在人家隊前不是令人誤會嗎?」她擺出一副「睬你都儍」的樣子回應。

這位男士再重複那句:「我點解要向你交待?」

從前若遇上這樣的事件,我會說這男士「㒼塞」傲慢,可能是由於沒有受過足夠的教育。今天香港教育普及,社會開明,這種事件應該非常罕見。猝然傳來西九要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新聞,說好的表演場地改作博物館,原來可以祕密行事;展館設計,籌備工作已完成十之八九,錢既然由馬會捐,只公報便行。董事局成員還說:「唔存在諮唔諮詢嘅問題!」最後舉行的所謂公眾諮詢,就只得12塊展板而已。整件事儼然是「我點解要向你交待?」的翻板!

令我最不安的,還是想到那小孩,想她在這樣的家庭長大,接受這樣的教養,想她在這樣的社會長大,接受橫蠻的管治,她將來會是甚麼樣子?給培養出甚麼性格?

只要能升空,管它哪裡墜

(2017年1月11日星期三)

1943年二次大戰希特拉頻臨戰敗之際,接見了科學家 Wernher von Braun (布勞恩)。布勞恩是個物理、數學、航天工程的科學家,1937年加入納粹黨,因替納粹德國發展長程火箭 A-4,軍階升至SS衛隊少校。看過A-4成功發射的短片後,希特拉大喜,下令全力製造改良型號火箭 V-2,把彈頭炸藥由1噸增至10噸。他想,有了火箭,炸彈無需由飛機投放,被轟炸的地方亦因此無法響警報,居民無從躲避,不但轟炸倫敦易如反掌,整個世界都要向他低頭。

為避轟炸,布勞恩強迫戰俘挖掘長達42英里的隧道建造地下火箭工廠,情況慘酷,死了2萬人。但一切來得太遲了,1944年盟軍登陸諾曼第,1945年蘇聯攻入柏林,希特拉自殺。布勞恩帶著火箭設計圖案,投奔美國,不但沒有因戰爭罪行被起訴,還給洗底,成為美國公民,在軍方工作。

布勞恩開始替美國效勞,發展由火箭發射核武,長程火箭亦成為了美蘇軍備競賽的標準裝置。為了爭取公眾支持太空研究,布勞恩曾上電視主持迪士尼兒童節目。為了滿足科學研究興趣,實現火箭夢想,要做納粹軍官,殺戮戰俘,或替 NASA工作,甚至粉墨登場,主持兒童節目,布勞恩都毫不計較。

歌手Tom Lehrer唱過一首歌,叫 「布勞恩」,歌詞中有句:「布勞恩說:只要火箭能升空,誰理它在哪兒墜下?這可不是我部門管的。」

希望熱衷STEM的教育家,也想想這個問題。今天說要增強科學科技工程數學教育,甚至培養火箭專家,目的何在?為誰服務?要不要多幾個布勞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