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啟示


應明報要求,我在「教育心語」欄的文章已停止在這博客更新。各方好友如有興趣繼續閱讀,請直接閱讀明報。謝謝支持。

Bloom 的分類法

(2019年2月28日星期四)


教育界常討論「低階思維」與「高階思維」之別。最常使用的是 Benjamin Bloom 的分類法:知識(即記憶,最低等)、理解、應用、分析、綜合、評鑑(最高等)。

利用上述分類法作教學設計,本無可厚非,由低往高走,先從「知識」層面 (即事實的陳述和記誦)出發,逐步走向應用、分析等高層次活動。

但這分類法又跑進考試裡,考試必須有深淺不同的題目。考記憶的叫到「淺題目」,考應用或以上的叫到「深題目」。何謂「應用」題?按 Bloom 的定義,「應用」的要點是學生面對一「新穎情況」(novel situation) ,在無提示下利用相關的知識,把問題解決。

但問題來了。某題目是否「新穎」,其實並不取決於題目本身,而是學生的經歷。例如,該題目如已用過作例題,或在習作裡操練過,對學生來說就不再「新穎」,亦不再是「應用」題了。

我早年曾做過點研究,把香港高考經濟科試題給外國大學的教授打分。他們極驚訝,認為題目很深,很多是應用題,我們的學生很棒。但他們有所不知的是,這是都是香港學生常見的題目,並操練久已!這有點像猜謎語,若你遇上過該謎語,看過謎底,那就不用「猜」了。

這是香學校港追求分數的弊端之一,老師都拼命找題目、估考題,讓那些本來真可測試「高階思維」的題目,統統都變成低等的背誦題。

給孩子多留點白

(2019年2月14日星期四)


為響應教育局建議,避免在長假期給予枯燥重複練習,有官小推出讓學生「自行設計圖書」作為年假功課。這是踏出值得令人贊賞的一步。

美國學者Vatterott 曾作研究,指出理想的家課有三條件:一、有清晰的目的而非無謂的勞碌;二、毋須別人支援下可自行完成;三、學生對成品產生滿足感(ownership)、意義、美感。

「自行設計圖書」作為功課並非很新鮮。記得多年前女兒讀幼稚園時常做。學生先把兩張白紙對摺,中間穿孔釘好,就成一本8頁的書。老師著各人按自己的喜好畫圖畫上顏色,條件只有一個,成品是一個故事。大家都喜歡這份功課,因為班裡每天早上有「Show and Tell」時間,各人輪流拿自己完成的書,翻頁講自己「很隨意」的故事。

一切都很隨意,老師只在偶然間給點意見,沒有規定字數,或展示甚麼「教訓」,也不指定要講健康生活、中華文化、STEM。更重要的是:從來都沒有甚麼「比賽」,看誰得到「最佳圖書」的稱號。

我不敢以偏概全,但香港的教育設計似乎過份結構化(structured),連小朋友講故事都放不開手。「最佳圖書比賽」,最易讓家中「怕孩子平庸」的父母介入和參與。有些父母,就算讓孩子塗鴉,也先要他們學畫隻像樣的鴉,且不准塗出界!

要培養創意、意義、美感,不能不給孩子多留點白。

他們不給我禮物

(2019年1月31 日星期四)


Laurie 第一天上學回家,母親問學校情況。他說:我不喜歡,他們不給我禮物 (present)!母親問:禮物?甚麼禮物?他答:他們說給我禮物,總是沒給!母親很奇怪,Laurie 續說:他們問我叫甚麼名字,然後叫我坐下等禮物 (You just sit there for the present) ,但整天都沒有派禮物給我。明天我不想上學了!

上述故事出自 Margaret Donaldson Children’s Minds1978)。她指出,不少成年人(包括師長父母)並不嘗試了解孩子的心靈。Donaldson本身是皮亞傑 (Jean Piaget) 的學生,可是她的研究,卻處處證明皮亞傑的「思維發展階段」想法有誤。例如,Piaget說孩子要經歷「自我中心」(ego-centric) 的階段,放棄自我中心 (de-centring) 就是進步。 可是,從上例說明,最自我中心的,可能還是父母師長的話語。他們不察覺自己的語言和孩子的差距,不明白自己的話在孩子那方有何意義,因此誤判孩子沒給你「正確」的反應,是由於缺乏某些「能力」或未達到某「思維發展階段」。隨之而來的就是大量的操練,小一小三也不放過。

Donaldson常說:孩子生下來便會主動探索世界,根本無需用出動糖果利誘,關鍵在於照顧者明白語言和思維的關係。換個設計和給予適當的語言引導,孩子經常可以完成超過其年齡的思維任務。反之,若父母或老師對語言不敏感,或兒童在語言匱乏的環境成長,發展容易滯後,將來亦很難補回。

原理知識

(2019年1月17日星期四)


STEM熱潮下,學校為了配合,在相關科目舉辦應用活動的情況多了,如編寫機械人程式,設計滑板車,發射水火箭、甚至搞年宵攤檔,口號如發現學習、合作學習、 解難學習、體驗學習等,高唱入雲。

這些「從做中學」的想法,大抵是要矯正傳統教學過分重視「陳述性知識」(declarative knowledge) 的弊病。亦有人說,書本知識是死的,學了也沒多用,你看,某某只小學程度,自小在商場打滾,今天已是大富豪 。結論是,實踐比理論重要。

這些想法容易跌進一個盲目地「做」的陷阱。試過在家裡教菲傭做飯,她按著步驟做,甚至用紙筆記錄下來,卻從不問「點解」,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是缺了某材料,或找不到某廚具,她就站著不動了。

用活動提高學習興趣,並沒有錯,但活動並不是教學的目的,而是通往問「為甚麼」的手段。要回答「為甚麼」,就要懂得「原理知識」 (principled knowledge) 。因此,要設計滑板車活動不難,引導學生讓「原理知識」適當地和自然地呈現,那才是難。玩完滑板車設計,卻不明白慣性運動、摩擦力、位動能、速度等關係,那只是白幹,不是學習。

「原理知識」通常源自一個概念系統 (conceptual framework) ,這叫物理、數學、經濟、地理、。帶引學生通往這些學問,掌握並欣賞其解釋事物的能力 (explanatory power),那才是學校教學的目的,學習的意義。

知識、技能、動機

(2019年 1月 3日星期四)

(趙志成兄減產,星期四的「教育心語」,此起由他和我輪流供稿。)


孩子跟父母參加飯聚,可是似乎沒有學過多少餐桌禮儀,咳嗽時向著餸菜,飛象過河挑菜等。我沒當面指正,怕令父母難過,但心裡不舒服。幼時家裡吃飯,兄弟姊妹同桌,美食當前大家都依足規矩,不然引來父親的「嚴肅處理」:用筷子敲打手背,甚至罰站。

今天多是一孩家庭,父母都上班,工時長,晚飯時間亦難趕及回家,孩子獨自吃飯,家裡有傭人的就由傭人照顧。傭人自然是遷就居多,餐桌禮貌和知識因此零落。

也有不是「知識」的問題。某日在餐廳用膳,一對父母帶著孩子進來。父親坐在孩子對面,母親則坐在孩子身旁,她還帶著個水樽,寫著二年級某某。孩子坐下來即專心打機,旁若無人。餐點送來,父親不發一言,吃過幾口便離去,母親則拿起匙羹,給孩子餵食。她一羹一羹的餵,孩子雙手不停按鈕,吃甚麼不屑一顧。

很難相信二年級的學生還不懂拿羹筷吃飯,這顯然並非「知識」和「技能」問題。因此,聽我講這故事的朋友說:「這是動機問題,這孩子不餓,沒想吃的動機!」

我們往往把教育視為獲取「知識與技能」的問題,解釋不通時就聯想到「動機」。然而,由社會文化培養出的個人習慣,可能才是主宰行為的力量。




後園觀鳥

(2018年9月13日星期四)


香港舊一輩有人喜歡提籠遛鳥,早上起來拿個鳥籠上茶樓。時至今天,可能是害怕禽流感之故,養雀的人少了。喜歡觀鳥和欣賞自然生態的,多跑到塱原米埔等地尋雀。

我居住在加拿大的朋友,以住屋為主,家家戶戶都有個後花園。有些也喜歡觀鳥,就在後園放個「餵鳥器」(bird feeder),裡面放一些雀粟,或設個雀浴盆(bird bath),鳥兒自然飛到,人安然坐在屋裡看雀。喜歡攝影的更常備相機,可以在近距離「打雀」,拍得美照。

但朋友告訴我,對於這些「餵鳥器」,他們很小心打理。飛來進食的鳥兒,某隻可能患病,因聚在餵鳥器進食而把病毒傳播,更可能令不同種類的雀鳥甚至小動物非自然地聚集,令病毒交叉傳播,因此必須按時進行消毒清潔,包括清理餵鳥器範圍內的穀殼和雀鳥糞便。雀粟如貓糧狗糧,有特別的供應商。下雨天要收好雀粟,怕受潮令細菌滋生,害鳥兒生病。他們稱這是「後園觀鳥」(backyard bird-watching)者應負的責任。這種認真的態度,令人肅然起敬。


我上了很好的一課,也令我想起,香港也有某些拍鳥照的人士喜歡「放蟲影雀」,俗稱「開壇」。有些為求拍得理想照片,不惜在壇上放些膠水,希望把鳥黏著。每逢有人開壇,例必聚集一群拍友,可是誰也不管壇上放些甚麼,拍完就走,「愛鳥」變成「害鳥」!

趙志成小休,由龐永欣供稿。

借債讀書

(2018年9月6日星期四)


最近閱讀 John Grisham 的新作 Rooster BarGrisham 寫的多是以法律為題材的懸疑小說,除了具娛樂性外,還令人多了解美國的司法制度和運作。但上述小說稍異,是寫美國私立法律學院四個學生的遭遇。

私立學院學費昂貴,但為追逐當高薪律師之夢,每人不惜向銀行借下二十萬美元的「學生貸款」。學校收生水平低,教學苟且,他們不管,但畢業前才發現,學校成績差,能通過執業試和找到工作的機會甚微。他們上當了。

借了一身債,一畢業就要開始償還,怎辦?他們發現,原來專營學生貸款的銀行和學院老闆同屬一人。他開了多間同類學校,學生貸款由政府擔保,他所經營的銀行因此賺個盤滿;學生借下巨債怎還?他不管。

故事雖虛構,但令人注意今天高等教育情況。美國政府對學生的支援,就是貸款。既然學生會有錢交學費,美國不少大學看準這點,不斷加費,加強設備,好讓學生玩得開心、住得舒適。至於學業要求,為討好學生,盡量遷就,提升教學就更不必了。因此,不少人視讀大學為消費、活動、文憑買賣。美國大學生有六成人靠借債讀書,畢業時人均借下三萬美元。當然,畢業與否,找到工作與否,債都是要還的;拖欠還款銀行會出動追數公司,甚至申請借款者「破產」。雖然如此,據說美國學生拖欠還款的人數超過10%

(趙志成小休,由龐永欣供稿。)

45號

(2018年8月30日星期四)

幾乎每級每班每個學生都有一個學號,方便學校行政。在課堂上,有些老師會隨機抽個學號,叫學生答問題,以示並無針對或偏好(或老師記不了太多學生的名字)。在我曾經教書的學校,有校長給所有老師發個編號,用編號安排當值工作,甚至呼喚老師。他還給自己一個編號:1號。

據說紀律部隊很重視編號,警察同僚常以編號相稱。警務處長不容他的車牌編號:1號,作公開拍賣,說若給黑道中人買下,將標示黑權大於警權。

在西方社會,號碼也有不少標示作用。媒體對一些公眾人物,尤其是不受歡迎的政治領袖,常以代號稱呼。例如 45是指現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CNN的網頁有45一欄,內容全是關於特朗普的新聞。稱特朗普作 45(指他是美國第45任總統),並非尊稱,而是不屑叫他的名字。《Atlantic》雜志曾分析這現象,認為民眾不願意叫他「特朗普」,只呼他為45,是對他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表示不贊同或不屑,甚至認為他不配當總統。也有連名字代號都不提的,例如去年影星梅麗史翠普 (Meryl Streep) 在金球獎(Golden Globe Award) 頒獎禮上演講,尖銳批評特朗普,但只稱此人為「在公共領域有權勢的人」(someone in the public platform, someone powerful) 。全文沒提名字,卻誰都知道她在談誰。

談到香港政壇代號,如689 777,相信誰也知道他們是誰吧。

(趙志成小休,由龐永欣供稿。)

擦膠文化

(2018年4月25日星期三) 

擦膠,是標準文具。最初只附在鉛筆頭上,後來才出現獨立的擦膠。

「整潔」被視為良好習慣,因此訓練得從幼稚園開始,整潔的功課得白兔,凌亂的得黑豬。學生也因此要學用擦膠,錯了或寫得不夠美觀的字,擦掉重寫。高年級學生改用原子筆,麻煩來了,墨液很難擦去,一不小心可能連紙張也擦破,那便更難看了。後來出現塗改液和改錯帶,簡直是學生恩物:不用擦,一按一拉,錯誤全遮蓋,原來字跡消失了,曾經寫過甚麼錯過甚麼,無人知道,一切重新開始。

老師批改作業,誰也喜歡整齊美觀的。但換個角度看,整潔的功課老師只看到最後成果,學生在獲得正確答案之前,花過多少力氣,犯過甚麼錯誤,遇上甚麼困難,走過甚麼怨枉路,最後如何自我更正,這些資料都可能擦走或遮蓋了。

我們常說,老師要明白學習的難點,學習也貴乎過程而非成品,Carol Dweck 也指出,要幫助學生養成「成長心態」(growth mindset) ,故要多讚賞努力而非天聰,鼓勵踏實學習而非「表現醒目」( look smart) 那麼擦膠或改錯帶幫不了忙,擦膠文化要改一改。使用「便利貼」(Post-it note)或會好一些,老師起碼可以看到舊有答案的痕跡。

(我寫此欄已十年,大概是由其他教育有心人接力的時候了,故就此擱筆,暫別讀者,由下星期開始,周三稿件由張銳輝老師提供。)

家課的質和量

(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


教育局曾發出「家課指引」,指出家課的質比量重要。雖然如此,總覺仍需有一個「量」的提示,讓大家對多與少有個概念。好幾年前,指引曾規範初小每天功課上限為30分鐘,高小為60分鐘,後來不知何故這些數字消失了。

英美澳的家課上限雖有差異,但仍比香港短。美國實行的是「十分鐘遞增政策」 :小一每天上限是10分數,每升一級加10分鐘,至小六為60分數;英國小一二是10分鐘,小五六為30分鐘,到中學會考級是2.5小時;澳州小四以下不超過30分數,周末和假期不給功課。

香港學校不少在網頁列出完成家課所需時間,但一般都比較長:小一二是3045分鐘,小三四4560分數,小五六6090分鐘。又學生實際上要花的時間,相信比上述開列的時間更長。

美國學者Cindy Vatterott 曾對家課作研究(香港的課程指引亦列作參考文獻)。她指出,「熟」不一定生「巧」,可能只導致僵硬的反射反應。家課貴乎有清晰的學習意義,而非勞碌耗時的操練 (busywork) 。其次,好的家課應給予學生滿足感(ownership),令他們覺得事既可為(doable)且有價值。此外,家課應該簡潔易明,學生可自行完成,並覺得成果有組織和美感(aesthetically pleasing)。因此,家課不宜作為「學習新項目」(new learning) 的工具,又如要在別人支援下才能完成的功課,亦非理想的設計。


囚徒的抉擇

(2018年4月11日星期三)
  

教大的霍秉坤,近日引用博奕理論 (Game Theory),解釋學校為何視「考試操練」為必要,分析頗發人深省。

霍引用了「囚徒的抉擇」(prisoner’s dilemma) 。囚徒甲乙都知道,彼此合作不認罪,兩人都只會輕判監半年;但如對方背叛認罪,則對方會獲釋,自已則會被重判10年;若彼此都認罪,則會獲得中度判刑,各坐監兩年。結果呢?甲乙若理性,應選擇認罪,坐兩年監算了。兩人明明有半年刑期的選項不揀,就是要提防被重判之虞。這是個「雙輸」的結局。

學校無法擺脫「應試教育」,原因之一是:若所有學校都合作,不進行操練,則大家都會得到應有的成績。雖然彼此的成績都不會因操練而取得優勢,但仍會拼命進行操練,理由是如果自已不操練而其他學校操練,則會嚴重吃虧,讓自已的成績比下去。

由「升中試」到「學能測驗」,到今天的「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Pre-S1),每次改變都說是希望降低考試風險,移除操練誘因,但操練之風不止,連原意是低風險的TSA,也變成操練對象。

這是成績競爭帶來的苦果,既說明制度設置的困難,但同時也由於某些官員的心態和癖好,火上加油。例如公開說:「就算沒有TSA,學校仍會有操練」,一方面把學校描寫為有「嗜操」DNA的怪物,自已卻私底下拿TSA成績去見辦學團體,向他們施壓,叫他們去「捽」學校。

參考資料:

霍秉坤(2017)「香港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的操練:囚徒困局的銓釋」,《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第十六卷,103-123頁。(網上公開)

我係不可以輸的

(2018年4 月4日星期三)

大家在等乘電梯。一個爺爺帶著約四歲的孫兒走進大堂,也在等乘電梯。不久,電梯到了,孩子拉著爺爺的手,一個箭步搶在眾人之前,跑進電梯。

在電梯內,爺爺輕聲對孩子說:「你不應該這樣做。大家都在等電梯呀!我們是遲來者,應該讓先來者入電梯。」孩子回應說:「他們並沒有排好隊喎!」爺爺說:「我們進來時,已看見有人在等候,所以讓他們先進電梯,才算有禮貌。」我心想,爺爺說得好,懂得利用機會教導孩子禮貌,真難得!

可是孩子不服氣,臉背著爺爺說:「那麼我會輸!我要贏不要輸!你想我輸嗎?我不想!」爺爺說:「這是有其他人在等候時應有的禮貌呀!大家都這樣做,才有秩序,跟贏輸沒有關係。」

孩子哭起來了,嚷著說:「我要贏不要輸!爸爸媽媽都話我係不可以輸的。」

孩子的「贏輸」想法何來?春天百花齊放,我們常用「爭妍鬥麗」來形容花的美態。其實,跟孩子的發展一樣,花只是各按自然規律成苞發放,花與花之間本無爭鬥!爭、鬥、贏、輸,都只是人們刻在他們身上的符號記號。可是,花又與人不同,花開花謝,懶理得你說甚麼;成年人若把爭鬥概念種在孩子的心裡,處處要他跟別人比,只可贏不可輸,這些概念可變成一種慣性和壓力,主宰或摧毀他的一生。

對TSA復考的回應

(2018年3月28日星期三)


TSA塵埃落定,將以「三不一抽」(不記名、不記校、不發學校報告、抽樣考)進行,但仍留下一條尾巴:學校可申請全級應考,然後索取學校報告。未知有多少學校會這樣做,如申請學校眾多,那麼所謂「抽樣」將名存實亡。

眾多復考回應中,最矚目的是聖公會小學的總幹事謝振強。他指學校稍讓學生認識考試和練習本無妨,但過往操練之風,成因之一是有教育局官員拿TSA成績向辦學團體施壓,間接令辦團求成績「捽」學校。言之鑿鑿,我認為應寫成個案研究,說明學校「隱蔽課程」形成的經過。

侯傑泰教授對TSA的新安排不以為然。他認為基本能力是應該操練的,無得操學生很「淒涼」。但他沒說明,現行的操練並不針對「能力」,而是應付「考試」。若是針對基本能力,學習可以很有趣,很多樣化,適可而止;但為了應付一個考試,把學生長期放置在一個認題形、不求甚解、機械式操作的環境,是否更「淒涼」?答案不說自明。此外,課程時間總是有限的,為求高分數過份關注「基本能力」,學生會失去些甚麼呢?這些得與失,是否值得衡量思量呢?

宣布復考後,即聞有學校開展「模擬考試」,甚至舉行「TSA求恩彌撒」。楊潤雄局長只淡淡說句:「學校心急了」,往後如何遏止操練之風,還看他的領導能力。

南生圍失火

(2018年3月21日星期三)


年青時常去南生圍旅行。當年的南生圍,綠樹林蔭,遍地魚塘,附近還有稻田,由於魚糞滲入農田,令土地肥沃,種出來的「元朗絲苗」是著名的上等米。

時至今天,元朗絲苗絕跡,魚塘熱鬧不再,南生圍只有橫水渡、獨木穚、蘆葦矮林、幾間荒廢木屋。但香港位於遷徙候鳥的飛行航道,每年過境成千上萬的雀鳥,仍以南生圍、米埔、后海灣、深圳灣一帶為過境棲息地。

經濟發展是「硬道理」,如今深圳灣以北的濕地已建成公路大穚、高樓大廈,雀鳥擠在香港的這一邊。每次到南生圍米埔等地,幾乎都碰到內地的學生團隊,手持相機望遠鏡,原來他們是過境來「觀鳥」的。

但南生圍的農地早已被收購,若沒有保育人士的反對,早已變成有錢人家的豪宅。亦據說因此南生圍經常「失火」。一旦燒成焦土,趕走雀鳥這些「低端戶」,保育人士也再沒有理由反對,於是建造酒店豪宅的理想便可達到。過往十年南生圍錄得火災七八次,每次都說有多條火線,懷疑縱火,卻從沒有捉到縱火者。

我曾對學生說,香港的文化與文明,要建築在忘記一已之私,培育在廣闊的眼界和世界的關懷之上。毀掉了這片雀鳥土地後,不但深圳學生沒法南下觀鳥,我們也無鳥可觀了。希望縱火者和操控縱火的人士高抬貴手。

精巧的造假

(2018年3月14日星期三)


看罷一齣有關德國大眾汽車 (Volkswagen)如何「造假」的影片。燃燒柴油會釋放二氧化硫和微粒,會導致氣喘、癌症、白血病等疾病,但大眾謂其TDI柴油引擎有突破,高效能低排放,已通過美國環保測試。消費者於是爭相購買。

但經一番曲折的調查後,發現所謂低排放,是因為車內電腦裝了「減效裝置」(defeat device)。車在測試室空轉時,軑盤不動,減效裝置會讓車進入測試狀態,放出減排數據;車在路上行走時,軑盤會轉動,測試狀態關閉,實際硫的排放量高出標準40倍!

多精巧的造假!你要數據就給你數據,只要造假沒被發現就行。要防止作弊,惟有設計更精密的監察,要求更複雜的數據,訂立更嚴厲的罰則。這些攻防戰所虛耗的人力物力,並沒有增加社會的幸福,卻計進國民生產總值裡,又成為數字的一部分。

對數字的信任和嗜好,變成了現代管理術。雖然學校是以人為本的地方,加上自評外評還不夠,生怕校長老師不努力,統統拿出TSA數字來,說明你比鄰校更高級、更勁!

並非說成績數字不重要,但學生在學校的生活如何?是否快樂?遇上哪個好老師?得到甚麼鼓勵和啟發?完成甚麼數字以外的成就?都顯得卑微不重要,因為監察數字的人很少會跑到學校裡看。可是,畢業後學生懷緬惦念的,視為重要的,卻是這些數字以外的東西。

近側發展區

(2018年3月7日星期三)

像TSA/BCA這樣的評核,其作用只是在成績線上,指出學生所站的位置。例如,學生答過了多少題,考過了多少張卷,平均成績若干。要賦予這數值意義,就要跟別人相比,或與該生往日的成績相比,或跟預設的水平相比,孰高孰低,先進或落後,滿意或不滿意。

要達到上述目的,該評核必須覆蓋寬闊的內容和能力程度,這猶如發射霰彈槍,務求覆蓋大面積,有殺錯無放過!

這種工具跟「促進教學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 的想法並不吻合。評估若要能幫助老師,指導教學,先決條件是要在學生的「近側發展區」操作。所謂「近側發展區」,是指學生尚未懂,但若在適當的教導下,有潛力可懂的東西。例如,一個三歲的孩子,都已懂得叫外公外母了,還要教他叫爸媽,就是多餘;但要教他吟詩作對,就遠超越了其可發展區了。

針對學生的「近側發展區」教學,不徐不疾,不過不失,才叫因材施教。要達到這目的,老師必須使用多種方法,多重手段,了解學生的進度,診斷學習困難的所在,不時調整教學。

現行的TSA/BCA,若描寫為評估「整個教育系統成績」的工具,我無異議。但說這評核有為學生提供學習回饋之功,用莫慕貞教授語:實屬過譽。說因為要提供「學習回饋」而堅持不可以取消 TSA/BCA,或不可以不記名考、抽樣考,那就是無稽。

再談「作用成零」

(2018年2月28日星期三)

有人提議 TSA/BCA要不記名、不記校、抽樣考,以減輕老師學生的壓力,減少學校的操練誘因,旋即又有坊間名人謂:零壓力、零操練,TSA的作用將成零。名人又害怕TSA像從前小學會考、升中試般,遭受淘汰。

去年跟一位小學校長朋友談過TSA,他說早幾年老師曾把歷屆TSA題目反覆研究,個個都變成TSA專家,然後按發現把學校課程重編,只教考試內容。學生不用買補充練習,也無TSA標籤,因為深入骨髓,每天的教學和功課,都已TSA化。結果,學校成績確有進步,幾年後,達標率是全區之冠!

他續說,必須明白,TSA測試的是學生的「基本能力」,把課程收窄至此不難,但教學原地踏步,鮮有突破,學習變得枯燥無味。也由於測考頻密,平日好動的學生都不再活躍了。教師反思,縱使達標率上升,學生變得呆鈍,是得不償失,因此學校逐步放棄這種課程規劃,然TSA作為頭上的一把刀,不能不關注、不操練。

名人謂:無壓力老師就不會認真參與,評估作用成零,相信此說不確。一般來說,香港教師都盡力負責,可以提高成績的方法,都願意試願意做。又香港的教育,已是高度以考試為中心。過往操練考試,只在高年級和升學關口進行,如大學入學試、中學會考、小六升中試等,這文化現隨TSA有下延至幼教和初小之勢,應予制止才對。

作用成零?

(2018年2月21日星期三)


近日坊間有名人謂:TSA若不記名、不記校,作用將成零。

誰都知道,TSA 2000年教改產物。當年提出的TSA有兩大目的:「系統評估」和「改進教學」。

所謂「系統評估」,是指定期監察全港學生中英數的基本能力, 知情者田北辰曾說,納稅人有權知道教育制度的表現;此外,學生如在某範疇較弱或落後,資源就可以調整,例如,小學生英文達標率落後,就有提議小學一校一NET作補救等。

這種評估功能與美國 NAEP評估相若,它數十年來監察美國學生的整體成績,不記名,不記校,抽樣考,並無引發操練,不但沒人說作用「成零」,相反還被教育界視作權威指標。

至於「改進教學」,請先閱讀梁錦松的教改文件。他開宗明義說,香港教育弊在過分以考試為中心,缺乏「全人教育」。他構想中的TSA應是低風險評估,其 「改進教學」部分,主力在於「學生評估」:即教師指導學生,經網上進行測試 (Web-bas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Support),即時得知學生學習困難所在,調整教學。相對地很難想像的是,現行TSA經一年後才發放的成績表,學生都升級去了,竟可負起「改進教學」之任。

該名人又謂: 不記名、不記校,作用將成零,因為教師不會認真參與評估過程。且慢:別忘記TSA的任務在於評估學生是否達到「基本」水準,並不是選拔比賽,那你想要怎麼樣的「認真」?

勿把「解釋」當「因由」

(2018年2月14日星期三)


趙志成談老師教作文,規定學生要依循某公式:三段、四素、五感、一種感情、兩項手法。

這種教學手法,是把作品和表現 (products and performances) 視作「基本技巧」(underlying skills)的併湊,以為有了技巧,作品和表現自然就會好。評判看奧運跳水比賽,運動員做出美妙的姿勢,或專家評審藝術作品,從來都是從表現和作品本身打分數的,運動員或畫家經歷了多少技巧訓練,並非評審的標準或範圍。

對於毫無頭緒的學生來說,教授一些寫作技巧,無可厚非,甚至可予訓練、量度成績;可是勿把技巧化身為「好文章」,那是制止學生對好文章的欣賞,窒息他們閱讀的興趣,阻礙他們對好文章的投入,限制他們的想像力。

我們可以把好的文章分析,看「好」在哪裡,但從深一層看,這些都是「推論和解釋」(inferences and explanations),而不是「因由」(causes)。正如甲問:「你怎麼知道外面下雨?」乙答:「看,他拿著雨傘!」我們總不會以為,天下雨是由於某人拿著雨傘吧!

機械式的操練,令學生誤以為三段四素五感就是好文章的「因由」。其實,讀者對文章的領悟,與人生經歷不無關係。例如,還未當父母的和當上父母的,對龍應台的《目送》,很難有相同的感悟,年輕學生要看出作品的美麗和深邃,恐怕還是看老師對作品的感性投射,而非對文章進行語法修辭解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