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誠的討論

(2016年8月24日星期三)

教育局長吳克儉下令,港獨主張或活動不應在校園出現;梁振英更把港獨比作「毒品」,說自己經常呼籲年輕人遠離毒品,並認為任何有教育責任的人,都應對年輕人表達清晰「反港獨」的立場。他的追隨者即說:非常反對將港獨議題放在校園討論!但亦有較開明的建制派表示,港獨不應進入校園,但不能禁止學生討論。

這場戲漸漸由不准「討論」港獨演進至反對「鼓吹」,但我看問題依舊,理由是師生間若要真誠地「討論」問題,就要有開放的胸襟,不能預設結論,縱認為自己極有道理,也要用謙卑的態度,從對方的思路和角度看問題,並保留最終可能被對方說服的可能,否則討論變成虛偽的說項,失掉意義。一早把門關上,像梁振英說清晰地表達「反港獨」立場,誰會跟你討論?此外,把刀架在老師的頭上,要他們擔心「討論」隨時會被視作「鼓吹」港獨而失掉教席,誰願承擔這樣不公平的風險?最終「港獨」只變成一種言論禁區罷了。

談到吸毒,教育局從沒有威脅吊銷教師註冊來解決校園毒品問題,這是由於大家對毒品有共識,不會有老師「鼓吹」吸毒;這亦同時反映「港獨」問題缺乏共識,當權者只好耍威嚇手段完事。校園若出現毒品問題,內行人都知道不能單靠表達立場,或教學生說句「向毒品說不」解決 ,輔導工作總涉及找出學生吸毒的社會背景和個人心理因素。由此推演,若以毒品喻港獨,那麼製毒的機關還不是那漠視年輕人民主訴求的政府及其高壓政策?光喊禁毒不揖毒,行麼?

又關學校和教師的事

(2016年8月17日星期三)

港英年代下令「學校不准談政治」,擺出的道理是:教師在學校傳播政治知識,學生年幼無知,容易受到不當的影響。當然,愛國左校並不聽命,長期對他們的學生進行「政治教育」。

到了回歸過渡期,學生年幼無知易受影響的說法收起了。相反,學校和教師被批評為「政治冷感、迴避現狀」,因此要大力推行「公民教育」、「國民教育」,謂教師只要保持客觀持平中立,在學校向學生講述政治並無問題,甚至是應該的。直至年前「愛國教育」指引出現,教師又被指導,要令學生有感情的投入,看見五星旗時就掉淚。教師應客觀持平中立之說又實際上被擱置。

今天有人說要宣揚「港獨」,立刻有人掣出港英年代「學生年幼無知,容易受到不當的影響」之說,甚至威脅學校和教師必須「清晰地反港獨」,否則就是支持港獨了。唉,連當年冷感和迴避的權利也沒有了!

我的觀察是:一,學校和教師是最沒有權力的一群,在政治議題的教學上任由吩咐和擺布;二,負責吩咐和擺布的人把學校的政治能力誇大了,從來沒有證據說明教師灌輸政見有多大的成效。君不見,某些學校有極鮮明的政治立場,天天講愛國,學生還不是左耳入右耳出,甚或反感和出現反效果?三,在政治圈中宣揚要學校和教師做些甚麼和不做些甚麼,可能是最舒服和最 cheap的政治表態方法;把童齡自殺、學校鉛水、港獨等問題一於推由學校解決,就可避談問題的根源和社會背景,不當的管治政策更可視而不見了。

洗腦認罪

(2016年8月10日星期三)

林榮基寫文詳述他被關押囚禁認罪的經過。人治到法治是多麼遙遠!他的「罪」輕,只失尊嚴和自由,沒經歷嚴重的肉體折磨,但電視上每看到法庭認罪的場面,就聯想起 Costa Gavras 的電影:「大迫供」 The Confession。

故事背景是1952年著名的Slansky審訊。當時南斯拉夫鐵托走獨立之路,史太林害怕捷克跟從,發動清洗捷克共黨內異見份子,結果捷共第二把手Slansky以叛國罪提審判死。審訊還牽涉14人,其中11人同判絞刑,3人終身監禁。

電影的主角就是其中一人:Arthur London(下稱「倫頓」)。他是猶太裔,法國抗戰英雄,曾被俘入納粹集中營,戰後加入捷克共產黨,當上副外交部長。

倫頓某日在上班途中遭人擄去,擄走他的人自稱屬於「比黨還大」的機關。倫頓被囚20個月,不能聯絡家人,經歷長期蒙眼、飢餓、恐嚇、獨囚苛待,卻不知自己犯了甚麼罪。審訊官最後使出辦法:要他先承認寫在字條上的片言隻語,並在每張字條上劃押,把字條收集後重新組合,編織出他「顛覆叛國、托派、鐵托信徒、錫安主義、西方間諜」等罪行,並告訴他若真的對黨忠誠,必須認罪。

在重複審訊下,倫頓的腦袋變了,先是懷疑自己,最後竟然相信自己真的犯了那些罪,並在法庭上說認罪伏法,最後判終身監禁。若有人問「洗腦教育」用甚麼手段,此片啟示豐富。

倫頓在史太林死後獲釋,1963年恢復名譽,移居法國,某日在街上竟碰上當日的審訊官,他叫倫頓別怪他,說只是按規矩辦事而已。倫頓和妻子把這段往事寫成書,Gavras在1970年拍成電影。

甚麼是美?

(2016年8月3日星期三)

南韓選美,參選者皆整形至相同模樣,個個儼如複製人,趙志成寫了一篇「教育與整形」文章,把整形喻教育,謂學校如工廠,教育制度如選美。結語趙兄問:甚麼是「美」?

這是世上最令人頭痛的問題。整容的醫生哪管?要甚麼你告訴我吧!雙眼皮、長睫毛、高直鼻、瓜子臉,點吧!我都會。

甚麼是美?龔自珍在「病梅館記」這樣說:文人畫士認為「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為美,密則無態。」於是賣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結果令蘇浙一帶的梅樹都病殘了,龔自珍希望把病梅都收留,悉理於地,復之全之。我想,賣梅的人哪有龔自珍的講究?健梅病梅誰管?老闆你話事,你認為應該怎樣斫刪鋤,我照辦。

教育制度運作暢順,也是建立在這種「我都會、我照辦」的基礎之上。教育署考試局要的TSADSE,校本評核,國民教育,普教中,一帶一路,… …,我都會、我照辦。不要問我好不好、美不美?

其實,教育的好和美並非沒有討論,沒有標準。有人認為教育與龔自珍的梅一樣,目的是讓孩子順天性順自然地成長,有人認為教育的主要任務是歷史和文化的傳承,有人認為教育是為將來投入工作作技能的準備,有人認為教育是為了建構民主公義的社會,… …

只是不知怎樣,我們都放棄了討論和自主,讓別人來作主,來管,把自己放到「我都會、我照辦」的位置上。

蒙特梭利學校

(2016年7月27日星期三)

蒙特梭利 (Maria Montessori) 本是意大利人,她創立了一套教學方法,實行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方法是強調環境佈置,誘發兒童好奇心,鼓勵自行探索和按興趣學習。世界各地均有學校遵照她的教學方法辦校,稱為「蒙特梭利」學校(下稱蒙校)。

蒙校在學前教育和低年級教育較普遍。由於自訂課程,班裡人數少,教師又要接受特別訓練,故各地的蒙校多是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香港的蒙校學費就要每年十多萬元。最近在加拿大聽聞一則笑話:有人參觀當地一所高級老人宿舍,地方寬敞,用餐講究,服務備至,然收費也極貴。他問負責人:有多少子女能供養老年父母入住?對方笑答:那要看子女年幼時你有否送他們入讀蒙校囉!

傳統教學是由老師主導講解,實物只用作輔助,蒙特梭利方式則相反,由學生自行對實物摸索和探究開始,強調自由、分享、合作、培養內在紀律 (inner discipline) 反對用競爭或獎懲手段改變兒童的行為。亦有人相信,入讀蒙特梭利學校,孩子會贏在起跑線,最終成績會勝過入讀傳統學校,可惜還沒有嚴謹的研究證明這看法。

送子女入讀蒙校的家長,由於學費太貴,不少在幼教階段後便轉回傳統學校去。我有一朋友也是這樣,傾談間她對蒙校教育讚不絕口,說女兒很喜歡上學,由於基礎打得好,女兒在轉回傳統小學後成績的確名列前茅,但在小三以後,優勢卻逐漸消失,故懷疑是否物有所值。我補充說:今天填鴨教育處處,你替孩子找到一個真能愉快學習的地方,享受童年之樂,還要算嗎?

把睡眠還給學生

(2016年7月20日星期三)

在香港,學校的第一節課多在8時半前已開始。由於早禱和集會等還安排在上課之前,故學生要在8時前抵達學校。有人認為,上課時間應該早點好,因為早睡早起身體好,早晨空氣較清新,校車路程長,又要避開上班繁忙時間,學校亦因此可增加課時等。為了培養守時的習慣,遲到的學生會受處分。

近年對生理時鐘(circadian rhythms)的研究,挑戰上述的看法。研究發現,人體分泌「褪黑素」(melatonin)助眠,但在青春期,身體生產褪黑素的時間會越來越晚,成年期後才逐漸移回較早時間;從生理角度看,青少年的理想睡眠時間是晚上11時至翌日8時。按這道理,要學生早上6時甚至5時起床趕車上學,難令他們獲取充足的睡眠,在堂上打瞌睡難免,故學校應推遲上課時間。

在美國曾有這樣的研究:某社區由於人口遷移原因,接載初中學生的校巴要在早上走兩轉,部份學校被迫延遲上課一小時。研究員發現,遲上課的學生在閱讀和數學的成績較早上課的學生為佳。其他類似的研究也有相近的發現,有人估計延遲上課一小時,中學生的成績可提高 0.175標淮差。

有些學校參加了一個叫「延遲上課計劃」(School Start Time Study) ,把早上上課時間延至8:40,結果發現學生不但遲到和缺課少了,連情緒和行為問題也減少。其實,睡眠不足引起的諸多問題,如辦事提不起勁,缺乏動機,反應遲鈍,善忘,易發脾氣等,已是常識。如果上述青少年「生理時鐘」的說法屬實,則推遲上課時間,可能比甚麼教改措施更有效用。

全村系統性評估

(2016年7月13日星期三)

從前有一條村,村民都務農為生,生活安定,可惜都不注重公共衛生,傳染病時有發生,以致平均壽命不長。

新村長上任,希望有一番作為,為村民的「年壽」作出貢獻。恰巧有一外省商人到訪,知道新村長的心事,就對他說:問題在於村民缺乏新思維。外面世界的想法是:運動可以強身,強身可以防病,病少就會命長,因此發明一種叫「健身單車」的東西,人只要每天都踏車一小時,便會有足夠的運動。

村長聽畢有所覺悟,乃推出新政,用公帑購入大量健身單車,每戶派給一輛,強制每人每日必須踏車一小時,並在完事後登記儀表上的讀數,又派巡察人員收集和核對數據,說這是為了進行「全村系統性評估」,證明運動與年壽的關係,和把有關數據跟外省比較。

對於日間種田的農民來說,哪有運動不足之理?但誰能證明健康與運動無關?故反對無效。既然官命不可違,大家都在想辦法:有人虛報數字;有人拆開單車,調校儀表提高轉速;但最普遍的做法是,把單車加裝兩輪,用來載人拉貨,令單車有實效。

村長嘆息道:新政只是為了增進村民的福祉,村民的反應污染了評估數據,並把單車異化了,故呼籲「拆輪」,還單車的原貌。村民反駁說:單車不應該是有輪的嗎?有輪豈不更像單車嗎?村長無奈,乃頒下禁輪令,禁止任何有輪胎的車在路上行走。

從前的外省商人又來訪,對村長說:事實證明你沒有錯,只是村民缺乏新思維而已,好,讓我再替你想想辦法!

捉到—放掉

(2016年7月6日星期三)

加拿大安大略省湖多,是垂釣好地方,但海鹹河淡,釣到的只是淡水魚。然而,這裡的淡水魚如 Sea bassWalleyePerch Sunfish等,都很美味。

當地規管釣魚的法例很多,規定每年甚麼時間可以釣魚,不同的牌照准許可帶走魚獲的種類和數量也不一樣,超過了限額,魚不能取走;魚太小,要放回水裡,給它長大的機會;魚太大,即屬魚中強者,有利發揮汰弱留強的自然定律,助魚生產,因此也要放回水裡;魚鉤不可以有倒刺,以免影響放回水裡的魚存活的機會等。

不過,加拿大和不少國家一樣,在推廣 「捉到放掉」(catch-and-release)的釣魚方法,勸人把釣到的魚放回水裡去,不要帶走。試想想:釣魚的人越來越多,工具越來越有效,大家都把魚取走,魚在湖裡的成長和生產,哪裡追得上?魚少了,要吃魚的海鷗缺糧,,最終破壞生態平衡。「捉到放掉」是享受垂釣之樂之餘,同時負起保護環境之責。但叫醉翁意不在酒,只在乎山水之間,容易嗎?

上星期跟朋友到湖邊釣魚,也讓我一睹實況。大清早湖邊已有不少釣客,但這裡的魚不難釣,兩小時內已有相當收獲,但其中有一年輕釣客,先釣得一條超過兩磅的大魚,不久又有一條一磅多的魚上釣,令人側目。有人垂問,他只說並無特別方法,運氣好而已。臨走前他把魚都放了,說已享受過釣魚之樂。我跟朋友說:很感動,這裡的公民教育很成功。說罷,有一對說粵語的夫婦跑來看我們的魚獲,然後跟我們說:這些小魚你們還要嗎?若然不要,送給我們吧!煲湯很甜呀!

移民三十年後

(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

探望加拿大的一對夫婦朋友。他們在80年代由港來加定居。丈夫原從事實業生產,中國改革開放,香港工業北遷,但他不願意到內地工作。移民時他們帶著2個孩子,還在唸小學。決定移民除香港前途問題外,還有子女教育;太太是個會計師,認為香港教育不好,不利孩子成長。移民後夫婦二人都轉了行,找到新工作。據說收入比從前少了,加拿大稅重,但工作穩定,醫療社保周全,家庭生活愉快,因此落地生根,90年代的回流潮並沒有打動他們。子女後來都上了大學,畢業後成為當地的專業人士。

今年他倆已60多歲,退了休,子女亦已成家,兩人認為使命已達,現在閒來種花看書,含飴弄孫,也覺寫意。回顧過去,他們說在香港認識的朋友中,不少立志高遠,或要成就事業,或要為國為民;結果有人如願,成為名商巨賈,或政壇顯赫,但亦有人仍在奮鬥中,也有人遇上風險以致身敗名裂。

他倆在香港都曾受過高等教育,這是不是一種浪費?他們回應說,每個人都有生命自主的權利;他們選擇放棄事業,把目光放在養兒育女之上,既是一種意義也是權利。高等教育對他們並非無價值和影響,恰恰相反,受過的教育令他們更覺民主自由平等的可貴,因而更珍惜當下。他們又說,多年來仍關心香港新聞,正因如此,相較一個國立不能寫、港獨不准談、李波隨便拉、新聞自審查、政府無公信、民意如流水的地方,當年的決定沒有錯,加國生活雖非毫無缺點,仍是他們的樂土。

人口前景

(2016年6月22日星期三)

發達國家生育率低,但會靠外來移民補充人口和勞動力。例如,加拿大現有人口3500萬,人口不收縮,主因是移民。據說過往10年加國已吸納移民百多萬人;美國人口3億2千萬,人口呈正增長,主因也是吸納外來移民。

Atlantic Monthly 雜志近期指出,中國現有13多億人口,但正朝向收縮和老化。2000年時年齡中位數為30歲,長者人口是1億;預測2050年,該中位數會升到46歲,長者人口3億3千萬;現時工作年齡人口對長者比例是 5:1,到了2040年,該比例將跌至 1.6:1。2100年的中國人口會跌破10億,同期美國人口則會升至4.5億。2010年至2050年間,美國由於吸納移民,工作年齡人口會增加31%,令經濟增長,稅收穩定;但其間中國的撫養比率會不斷上升,工作人口下降,出現勞工短缺,到了某一刻,中國可能要像西方國家一樣,輸入移民作補充。移民從哪裡找?嗯,可能是非洲,…

香港又如何?按政府推算,香港人口會在2043年見頂,達833萬,然後回落,但長者比例則會持續上升,2014年是15%,2034年30%,2064年36%,前景不樂觀。

既然中國人口老化,勞工短缺,若單程證配額制度仍存在,相信配給香港的移民多是老齡人士。今天我們抗拒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明天不但要設法讓她們過來生產,還可能令她們連人帶嬰留下來。今天跨境學童上學成問題,他朝可能要在邊界建專門收錄他們的學校,吸引他們來港上學,繼而留在香港生活。

當然,要吸引外來者願意來港定居,如何保留香港自由開放,公平廉潔的舊貌和核心價值,將更重要。

這邊廂、那邊廂

(2016年6月15日星期三)

這邊廂,公屋食水發現含鉛超標,引起恐慌。食水含鉛,會損害人體功能及兒童智力發展,居民情緒激動,政府最後委出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全面調查。

那邊廂,系統性評估TSA發現造成操練現象,致學生功課過多,壓力過大,戕害學生身心健康。數萬名家長簽名支持取消小三TSA,局長乃發出「嚴禁操練」通告,結果還惹怒學校,最後只成立「檢討委員會」作檢討云。

這邊廂,鉛水調查報告指出,食水不應該含鉛,但有關部門明知鉛有害,卻沒有想辦法防止鉛滲入供水系統,報告狠批這是一種嚴重紕漏。

那邊廂,TSA由2000年教統會的報告書提出,說目的是為了改善教學和學生學習,因為評估不計分,故不應存在操練。然而,負責執行政策的教育局,明知TSA有操練的風險,卻坐視不理,甚至利用TSA成績向學校和辦學團體施壓;考評局出題目越出越深,越出越刁鑽,懶理這是「基本」能力測試。最後負責檢討的委員會,不但沒有叫停TSA,還指題目只須稍作調整,考試即可繼續推行。

這邊廂,公屋發現鉛水後,街坊還可得到樽裝水、街喉上樓的待遇,以暫時確保食水品質,直至問題解決。那邊廂,TSA只改作「邀請」50所小學應考一年,但幾經波折才集齊50所學校,其中只有20間願意公開校名。

這邊廂,鉛水報告書發表後,一眾高官雖然沒有引咎下台,也會鞠躬道歉;那邊廂,教育局不但沒有半句道歉,還在沒有任何保證下,要求學校在行事曆預留明年考TSA的日期,宣布TSA全面恢復推行。

記者應問尖銳問題

(2016年 月 日星期三)

加拿大記者在記者會上問人權問題,包括李波失蹤事件,遭中國外長王毅訓斥,我剛身在加拿大,看到這段新聞幾乎成為所有當地傳媒的頭條。被訓斥的記者 Amanda Connelly 隸屬加國網媒 iPolitics,但她的提問其實並非一已之見,而是事前跟如路透社、華爾街日報等各大傳媒綜合商議後由她代表提出,所以王毅問她本人有沒有去過中國,大概是不知情的話。

兩日後,總理杜魯多說已就記者被罵事件向中國表示不滿,並公開回應說:「言論自由極重要,我們認為傳媒的職責就是要提出尖銳問題 (to ask tough questions),我們鼓勵傳媒這樣做。」杜魯多之前也說過類似的話。在2015年選舉期間,他的競選主任曾涉操守問題辭職,他在記者會上被追問,支持者對記者報以噓聲,杜魯多轉身向支持者說:「請不要噓,我們這國家是尊重記者的,他們問尖銳問題是應該的。」不過,年輕的杜魯多在2013年也曾說過欣賞中國「基本獨裁」的一番話,故他在記者提問是其天職方面表示立場,真情假意,很難判斷。

然而,在西方社會,記者向政要或權勢人士提出與公眾利益相關的問題,不顧他們的面子,甚至窮追猛打,視作理所當然。記者提問的好壞,只在於能否一針見血,找出事實真相;回應者若感覺冒犯,亦不可動氣訓斥別人,只能以唇槍舌劍據理力爭。

香港近年注意「傳媒教育」,但回歸後主流傳媒不斷噤聲,自我審查,炒人封口,究竟我們還要否接受或繼續西方這種「記者應問尖銳問題」的觀念,看來在傳媒教育上還應有所討論。

貧窮的印記

(2016年6月1日星期三)

近日到美國的紐約市辦事,地點是市內較貧窮的「牙買加」區。居民多是有色人種,房屋和道路欠維修,破破爛爛的,在街上走也得加倍小心。我發現當地人一大特點,就是不論男女,肥胖的很多。我說的並不是普通的肥胖,而是非常的肥胖,以至舉步維艱;我想若電梯壞了,他們跑不上或落一層樓。雖說美國胖子多的是,但跟白人和富裕地區如曼哈頓或布魯克林相比,這裡顯然有較多極度超重的胖子。

從前說窮人營養不良,多是瘦峭的,富人營養過剩,容易肥胖;但據說在今天西方社會,情況相反:新鮮的食物昂貴,貧窮家庭難以負擔,再加上工時長,無暇煮食,因此傾向購買較便宜的加工和高熱量食物,結果窮人更易肥胖。孩子在這樣的家庭長大,亦容易養成對高熱量食物的偏好,就算兒時不肥胖,中年後代謝速率改變,肥胖難逃。

相信華人社會也如此。窮孩子就算能力爭上遊,長大後變成中產,兒時形成的飲食偏好也難改變。童年愛吃街上的魚蛋牛雜、吃肥肉碗仔翅,幾乎可以是一種「貧窮的印記」,終生相隨加上華人「食得唔好嘥」的信念,經常飲食過量,肥胖和相關的疾病容易出現。

雖然我不太喜歡新加坡的教育,但他們有一極為可取的地方,就是規定學校要為每一學生每年記錄身高體重指數(BMI),並列在成績表上,按年比較檢討,編制個人的飲食運動方案;學校亦要把數字統計,形成學校的肥胖 (obesity)率,並列為學校的業績指標。香港的教育當局有興趣跟隨嗎?

校董願花多少心機和時間

(2016年5月25日星期三)

香港學校的一大特色是津貼學校制度,學校經費由政府資助,管理則交由辦學的社團和宗教團體負責。津貼學校的校董會,雖經歷「法團校董會」條例立法,校董會的成員主要還是來自辦學團體。校董會是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擁有校長的任命權,校長要向校董會負責。辦學團體有大有小,校董會運作方式差異也很大,有些較有制度,有些則人治氣氛濃厚。

但無論是人治或制度治校,校董們對學校的態度如何,提供甚麼協助,往往是學校好壞的關鍵。這裡又有兩個問題。首先,校董們多是社會名流或商界人仕,事務繁多,能真正關心學校的很少,多只求學校不出現甚麼問題打擾他們。其次是學校對他們的回報是「面子」,學校成績好,出了多少個會考狀元,今年榮升 Band One,就是最好的答謝。至於最影響學校成績的因素,如原初建校的理想和理念,學校所處的地區和歷史,社區人口變化帶來生源的改變,家長學生是否愛護學校,教職員士氣等,一概是校長的事,與他們無關。他們不明白,校長並非三頭六臂,改變和進步總是漸進的,成績亦可以按當年學生情況出現反複或倒退;而上述最能影響成績的因素,雖然校長需要自由處理空間,但也需要校董的關懷和協助。不願意花心機時間去了解學校,每年開幾次例會就自以為很了解學校的校董,其實是最差劣的校董。

有些校董甚至認為,好的校長不難找,一個要走,按例招聘另一個便行。他們把學校當作政府機構:鐵的衙門、流水的官。

發考試瘟

(2016年5月18日星期三)

演藝界有樣東西,叫「發台瘟」,指表演者平日表現很好,但承受不了舞台的壓力,無法發揮應有的水準。在學校裡,也有不少「發考試瘟」的學生,平日被老師稱讚為勤力用功,但到了試場臨門一腳,水準驟降,成績遠遜預期。

我自己就是個會「發考試瘟」的學生。會考成績我遠差過我的太太。可是,我對求學時唸過的書,讀過的數學經濟地理,了解和記憶都比她好。這一點,在家裡教導女兒功課時可見。功課上遇上困難,她找我居多;太太總問:為甚麼你還記得這些年代久遠的東西?倒霉的我連考車牌也會「發瘟」,學車時間已不少,但到了考場,就手腳失靈,因此「肥佬」多次,太太和女兒卻頭一次考就車牌到手。

有說這是應付壓力的問題。這點我也知道,如讀書時流行使用「計數尺」(slide rule),計起數來本比查「對數表」方便快捷,我亦用得頗熟,但臨場卻不敢用,生怕壓力下會看錯格。

我們的制度相信考試是公平競爭,成績結果是能力的標記。我當校長時,儘管自己不盡信考試成績,但實際上也不能不依從屈服。收生時若不以考試成績為主,上至校監校董下至主任老師,都不會放過我。

亦遇上過平日跟同儕談笑風生、說話有紋有路的學生,會考中國語文科的「說話能力」和「口語溝通」竟考得「第一級」,理論上獲評此級的學生說話用詞只能「大多數正確」,溝通只會是「基本達意」,心裡就充滿疑惑;究竟眼前的學生,是否跟我一樣,會發考試瘟?還是考試本身出了問題?

教師的兩難

(2016年5月11日星期三)

Larry Cuban 在近日的網誌寫過一篇短文,叫「教師面對的兩難」(Fundamental Dilemma Facing Teachers)。所謂兩難,是指魚與熊掌不能兼得,或追求的價值此消彼長,選擇不能不帶妥協。

生活上兩難的例子很多,如時間分配:一方面工作永遠不會停止和做得完美,另一方面又有家庭朋友需要照顧交往,我們總得兼顧,不能只擇其一。

但作為教師,無論是新手老手,教幼稚園班或高中預科,還會遇上一種教師獨特的兩難。這兩難產生於教師既有「學術」(academic)的角色,但對學生又有「情感」(emotional)的責任,兩者經常沖突,製造困難。

學術角色要求老師要掌握知識和教學法,懂得學生如何學習,且能公正客觀地評估學生的成績。在這角色下,老師要有疏離的空間,講理不講情,例如無論學生如何努力,合格就是合格,不合格就是不合格。然而,我們又要求教師要親近學生,要了解學生的性格需要、優點缺點、處境感受,甚至跟學生亦師亦友,因為感情關係是學習的基礎和動力。因此,我們對那些冷冰冰地說「我只是來教書的」投以鄙視的目光,也認為某些「一頭栽進學生裡」的老師不是味道。兼顧「學術」與「情感」,找出平衡點並不容易,過程中學生會看出老師的品格與真誠流露。


Cuban的這番話令我想到教育現象學家 Max van Manen 談過的「教學機智」(pedagogical tact):當教師的困難,在於既遠且近;作為學生的領路人,教師要能登高望遠,但我們同時也是學生的伙伴,因此要聆聽學生脈搏的聲音。兩者如何處理並無定法,只靠人心。

普通話國語印象記

(2016年5月4日星期三) 

早年陳漢森借給我候寶林的相聲錄音帶,令我愛上了相聲,有某段時間,晚上總要聽一兩段才能入睡。

陳漢森和我都最喜歡他的《夜行記》,故事諷刺一個不拘小節的傢伙,不願意「走路受限制,坐車也受限制」,最後花了28元買了輛「除了鈴兒不響、哪兒都響」的舊自行車,夜間出遊結果「掉溝裡去」!據說這相聲寫於1955年,當年北京交警的文宣隊為推廣剛實行《城市交通規則》,集體創作這段子,結果大受歡迎,故也是寓教於樂的好例子。

候寶林常跟郭啟儒拍檔,精彩相聲頗多,如《關公戰秦瓊》、《改行》、《戲迷》、《妙手成患》等。他們的相聲百聽不厭,是由於說話含蓄、幽默(不是滑稽)、用字精煉,又經常利用諧音字製造笑料,例如「不寫作的作家也算是作家,因為他正在家裡『坐』著」。

候寶林說相聲,抑揚頓挫,滑音漂亮,也一度令我愛上了北京腔,並認為台灣的國語平板不好聽。可是這種感覺近年完全改變過來。君不見,今天的某些治港京官和所謂法律學者,個個一口流利的北京腔,發言就是滿嘴歪理,實在難聽;北京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的發言人,也人人字正腔圓,但不時加上:不存在這問題、不存在那問題等句語,給人趾高氣揚的感覺。相較之下,電視看競選台北市長時的柯P,說話誠懇親切;聽「失敗了再站起來」的蔡英文勝選演說,雖沒有甚麼偉大言詞,作為民選總統,只要求公職人員「謙卑、謙卑、再謙卑」。他們的話不斷在耳中迴響,台灣國語原來幾好聽!

博士的虛與實

(2016年4月27日星期三)

城中不少名人喜歡稱作博士,一旦獲授「榮譽博士學位」(Honorary Doctorate),即加在自己名字上。

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名銜,多是對授予者在學術界的成就表示認同;頒給社會人士,則是表揚對方對社會或大學有突出的貢獻(包括捐款)。領取此銜者,當然不用寫論文考試;相反,大學還會贈送「贊詞」一篇,在頒授典禮上朗讀。

在歐美,可能大家都知道「榮譽博士」只是個贈銜,故不會有人因此自稱博士,或接受別人稱自己為博士。香港的文化可算特別,然而,叫他們一聲「博士」我亦不以為忤,就視為他們尊重知識,因而引發一種特殊偏好罷了!

「攻讀式博士」(earned doctorate)則不同,這種博士並沒有得「贈送」,必須老實地讀回來。一般要求嚴格,尤其是「哲學博士」Ph.D.:先要完成課程,在指導下完成研究和論文,導師滿意,乃呈上由其他大學的教授組成的考試委員會,進行評審,再經口試及格,方能畢業。

因此,導師也不能自把自為,說學生畢業就畢業,他評估論文的眼光要準確,如論文質量能否通過評審?學生能否應付口試?估計錯了,論文評為不合格或無法改進,除影響自己的聲譽外,學生多年的努力更會白費。較「仁慈」的大學或會給這些學生頒個「哲學碩士」 M.Phil. 作安慰。

當然,大學水準有高低之分,如導師是否高明?考試委員來自哪些大學?導師在行內有多少份量?同一篇論文,甲大學不通過,乙大學通過,並非不可能。不過,一般規矩是,論文不准重複向兩所大學提交,以防一箭雙雕。

暫停

(2016年 4月 20日星期三)

病倒了,停稿一次。

懷疑TSA的改進教學論

(2016年4月13日星期三)

我從前熱衷「課堂學習研究」(Lesson Study)。每次計劃開始時,我都會跟老師先猜想學生在學習某課題時的「難之所在」,又設計各種小測驗,進行探索確定,然後才開始設計教學工作。研究結束前又再有小測,看看學生有否進步,困難是否克服,老師亦藉此掌握教學的關鍵和原理。

當然,與大型測考如TSA相比,我們的測考設計或不及周密,卻更到位,因為測考數據直接用來指導教學,並用在同一班學生身上。我們又發現,參加計劃的老師多是真誠為了改進教學 ,故有種自發幹勁;但也偶有老師由校長指派參加,壓力擋不住,就在表面上下點功夫,實際上是找捷徑敷衍了事,這些情況最難搞。

教育官員常說全港性考測如TSA具有「改進教學」(improvement) 及「學校問責」(accountability)雙重效用。但測考舉行到成績發放已是下一學年,數據並不能令當時的學生受惠;難聽地說,所謂改進教學,僅屬賊過興兵、亡羊補牢而已。因此我相信,問責才是主調。不是說「問責」就是不好,但教局官員常問:「貴校學生達標率是在全港平均數之上還是之下?」就是不妥當。須知全港學校無論進步了多少,既然是平均數,約半數學校會在上,半數在下。問這種問題就是拿TSA數據把學校進行分類、比較、施壓,違反TSA原意和承諾。

從前我曾寫過,面對問題,人的反應有「高路」與「低路」之別。縮班殺校令教師人人自危,考試操練是自然不過的「低路」反應。「改進教學」屬長線的高路回應,但成績壓力就在跟前,講改進教學,豈非奢談?

進步教育觀怎敵成績問責?

(2016年4月6日星期三)

學童自殺問題日趨嚴重,發現不少個案與學業成績有關。

香港在2000年推行的教育改革建議,標題是「終生學習、全人教育」,文本(text)批評香港學校過份集中於應付考試,欠缺能力培育,沒有思考、探究、創新空間,於是提出「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口號;文本還提出「以學習為本」的理想,內容跟西方杜威的「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觀點相去不遠。

可是經歷16年教改實踐,香港學生的快樂指數卻愈來愈低,功課愈來愈多,壓力愈來愈重,學校依然操練,只為考試成績,低風險的測考也變成高風險。

這境況怎樣造成?不要忘記,當年教改的主事者同時也是「學校以表現問責」運動的推手。這邊廂講拆牆鬆綁、創造空間、傳統考試思維不可取;那邊廂又製造表現評量 (key performance measures)架構 ,學校通通要交出亮麗的TSADSE成績表,否則縮班殺校自理。

學者 Stephen Ball 曾以英國經驗為例,叫人不要被教改文本的言詞騙到,某政策出台,經常有其它政策在醞釀或操作中 (other policies and texts are in circulation) ,產生矛盾甚至相互抵消的效果。在香港,成績表現與教改言詞相比併,東風壓倒西風,進步教育觀怎敵成績問責壓力?

有趣的是,世界並沒有如香港教改文本所預言:21世紀的學校教育潮流將是「溝通自學應變合作創新」。今天英美兩國的教育政策,不謀而合地聚焦在增加考試和提高成績,當然也同時惹來廣泛的反對;反對的聲音,又與我們教改文本的說法吻合:求學不是求分數,學校不是考試工廠!

參考資料:

Ball, Stephen NJ  (1994) Education Reform: A  Critical and Post-structural Approach.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UK.

一本談考試的兒童讀物

(2016年3月30日星期三)

Miriam Cohen 是美國作家,1980年出版過一本兒童插圖書叫 First Grade Takes a Test,該書在2006年再版。故事開始時說某天一年級上課做測驗,幾個小朋友邊做測驗邊談話的內容。

其中有條題目,插圖畫了兩個站著的小朋友 :Sally 及 Tom,他們在分享一份夾肉三文治 (baloney sandwich)。題目答案有兩選項:A. Sally高過 Tom;B: Tom 高過 Sally。

班裡的 Jim把題目看了又看,他想:誰高過誰跟三文治有甚麼關係?那真是夾肉三文治嗎?看來好像是蕃茄三文治吧!… … 他久久不能作答。

時間到了,老師收回測驗。過了幾天,成績送回來了。Anna Maria成績最好,即日送到「天才兒童」班上課。其餘的同學都埋怨自己不及她聰明,都是蠢貨 (dummies)。

老師就跟他們說:測驗成績並不說明一切,也不能說明你是否「聰明」,因為聰明是多方面的,例如:砌模型,閱讀,畫畫,思考。還有,測驗測不出你是否心地善良,是否願意幫助別人。這些東西都很重要啊!… …

過了一段時間,某天早上Anna Maria 突然在課室裡出現,大家都很奇怪。她說:我不上天才班喇!我想過了,捨不得你們,覺得這裡最好。

這書是美加小學常見的讀物,老師借此主動跟學生探討對測考的看法,不但給予學生一個持平看待成績的角度,還糾正他們對何謂聰明的誤解。香港學生屢因學業問題自殺,有人歸究心理學家不足,生命教育缺乏,但有否想過,學業成績發展到成為對「生命」的威脅,發芽期早在孩子幼年,我們給他們種下甚麼價值觀,教導他們如何看待考試、成績、聰明等概念呢?

是蘋果,不是樹葉

(2016年6月23日星期三)

英國兒童書作家 Michael Rosen 寫過一首詩,叫 Guide to Education (教育指南)。該詩的閱讀對象並不是小朋友,而是收錄在他寫給成人讀者的詩集 Don't Mention the Children 之內。英國政府害怕學生在國際測驗如TIMSSPISA中成績落後,近年推行以提升考試分數為本的教育政策,這詩可算是對政策的諷刺。詩的內容如下(我的翻譯):

你上學會得到教育。要找出你將會得到多少教育,政府先要你參加考試。但在考試之前,政府喜歡先把你歸類,以便預知你會在考試得到甚麼成績。這些考試,既測出有沒有把你歸類歸錯了,也同時測出你該懂的懂不懂,但絕不會問:耳垢如何形成,或怎樣煮湯這類問題。

要知道自己該懂的懂不懂,就要做模擬考試的習作。做了這些習作,你會學懂這些考試要你怎樣思考。操練得多,你就只會從考試要求的方式進行思考,不會因胡亂思考而犯錯。

舉例說,樹上有蘋果。樹上有甚麼?要答蘋果,答「樹葉」就是答錯了。若想:蘋果樹上不是通常還會有樹葉的嗎?是無用的。答案只有一個:蘋果。其餘的答案都是錯的。認為「樹葉」也是合適答案的那種人,只要多操練,就會停止思考「樹葉」這答案。其實,為了趕做模擬考試習作,你極可能沒有時間外出看看蘋果樹是甚麼樣子,也不會知道蘋果樹上還有螞蟻和槲寄生。

我們的教育越來越進步,就是因為越來越多考試。記著:是蘋果,不是樹葉。

由這詩想到香港的TSAPreS1DSERosen 曾朗讀這詩,讀者可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s-F87JZnPg找到。

安全網穿了洞

(2016年3月16日星期三)

這星期的新聞特別令人沮喪。又發生老人在院舍內懷疑遭虐待事件。雖然事主已過身,曾否受虐還待調查,但生老病死無人能免,由事件想到自己不能自理的一天,到時是否要活在港式的老人院裡?還是應否早些推動安樂死立法?

公家醫院經常爆滿,病床使用率極限原來不是100%,年前高峰是122%,但前兩天已有醫院破紀錄達 131%  ,情況叫「極度嚴峻」,經急症室診斷入院,輪候病床也要超過24小時!想有天自己或家人患急症,應否打999叫救傷車?還是召的士送私家醫院較妥當?

這些並非社會褔利多寡的問題,而是安全網穿了洞、人命攸關的制度失誤。令人氣餒的是,問題存在已久,二十年前,政府已知道人口會老化、老人需要院舍照顧、醫院病床會不足,卻把財力心力去搞連接境外的基建,立志貢獻一帶一路!

還有青少年自殺消息,這學年至今已破紀錄達20人,其中過半與學業成績有關,並有近半是大學生。教育局長只說痛心關注,叫家長學生加把勁,然後邀請教育團體開會。叫人加把勁或開次會解決甚麼問題?


2000年的教改誇稱要推行「全人教育」,但制度操作仍是一面倒成績掛帥,香港在PISATIMSS成績好,官員歸功於教改,至於學生學業壓力大,精神健康出問題,不出事就不用理;外評「學生表現」欄總是以成績為主,須知學校沒有「不願上學」(school refusal) 個案、學生沒有自戕企跳、還熱愛學校生活,今天已是重要成就,但報告就是免提;就算提出了,家長都會當是「碎料」,還是先問成績如何?派 Band 幾?

欣賞招牌大字

(2016年3月9日星期三)

翻開書店裡的香港圖片集,總會駐足一番,尤其是翻到6070年代,看到我成長時期的香港照片,就憶起當年。

香港街道特色之一是「招牌」特別多。我每天上學放學,都要走路或乘巴士,不會不注意到招牌廣告。當年店鋪的招牌是手寫的,字的點劃結體變化多,最值得欣賞。對我來說,看招牌既是娛樂,也是書法教育。記得區建公寫的招牌最多,不少還註明「區建公題」。他的近北魏體大字,既有動感氣魄,又端莊嚴密,真是好看。其餘如蘇世傑、華戈等書法家的招牌也不少;也見過有于右任寫的,當年不太懂看,只覺得他的字簡單奇絕。今天地鐵港島線月台的書法大字,據說是當年建築師區傑棠寫的,建築師寫得這樣漂亮的字,令人佩服。

除了欣賞書法外,招牌也多中英對照。中文是單聲字,看到「顯興行」譯作 Hin Hing Hong,就不難從中學習拼音;我亦會自己先作翻譯,再看看有否譯錯,故招牌也是我的學習材料。也從招牌中學到不少香港用字,例如國貨公司喜歡譯作 Chinese Products Emporium,藥房叫 Dispensary,士多原來就是 Store等。

昔日手寫的招牌字,今天已多換作美術字電腦字,書法欣賞一項被剔除了,告示上的「一億元」也竟可錯寫作 1 billion  dollars,令人目不卒睹。還有,絕大部分商鋪只顧把招牌弄大,省去街道和門牌號數,陌生人拿著地址也沒法按號找門,徒添找路的困難。

今天「上街」的意義也不同了。大家真在「街道上」走動的時間,可能不及在地鐵的地下通道或接駁天穚行走的時間多呢!

自學簡體字不難

(2016年3月2日星期三)

相信不少上一輩的人跟我一樣,簡體字是自學的。

我求學時的教科書,全是繁體字,老師曾叮囑,會考答卷時字體潦草點還可以,但切勿寫簡體字,因為評卷者不會接受簡體字。

那時書報也全是繁體字,只有中華商務等書店,才有國內簡體字書籍。文革期間,也曾有人在港推廣簡體字,例如文匯報曾一度轉用簡體排印,但不久便轉回繁體。六七暴動後,不少人對「左派書店」抗拒,眼見擺滿簡體字的《毛選》、《毛語錄》,就不敢進去,怕被誤當「左仔」,簡體字就是一種社會禁忌。

進大學以後,讀到魯迅《關於新文字》的「漢字不滅中國必亡」論,覺得話雖然誇張,但說「勞苦大眾沒有學習和學會方塊字的可能」卻有道理,明白簡體字對國內早期掃盲工作功不可沒。我開始接受簡體字,朋友間亦有以用簡體為時髦。其實已懂繁體的,自學簡體並不難,也毋需太刻意,多看幾本簡體字書,三幾個月已懂八九。懂得簡體字後,能讀通國內親友的來信,寄郵包寫地址也挺方便,不但父母高興,鄰居也登門求助。

有教育學家認為,繁體字保存了字的形音義,更有利於學習;這些年來,我是捨簡取繁,除覺得繁體字美外,還因為它記載了這社會的歷史和傳統。回歸以來,我們沿用繁體字,並以為這是「保持原有生活方式不變」的實踐。究竟今天的香港應否轉用簡體?我不介意有公開的討論,但對那些用企圖用「滲漏」方式把簡體字栽種到教育制度裡,或以此作政治取悅手段,既感厭惡,亦感可惜。

操練、壓力、成就

(2016年2月24日星期三)

我4歲入讀幼稚園,當時老師堅持的頭一件事,是學寫自己的姓名。我姓龐,筆劃多困難大,老師也感難過無奈,只說沒法子,要捱過去。

父親是個店務員,從沒上過學,自學識字。他喜歡寫毛筆字,跟他一起時他故意把字寫得很慢,寫得好看,是逗我跟他寫。學校放暑假他間中會帶我到店裡,然後攤開筆墨,著我抄一遍《滿江紅》或半篇《長恨歌》。寫得較好的他就拿去給店伴看,說是我寫的。寫字的愛好就是這樣傳給了我。

初中時有位國文老師,上課過半時間他用在黑板上寫筆記。他寫得慢,但字極美,大家都懷疑他是在練字。我不覺地也模仿他寫字,並寫進簿裡。某天他在桌前改簿,輕聲問前面的同學:這字寫得好,是誰的?同學不敢回應,但我聽到了,眼角看到是自己的簿子,突然一片飄然感覺,令我更喜歡寫字。

高中時趕會考,老師改派油印講義。我的名字不脛走傳,老師都著我當抄寫助手,拿針筆臘紙替他們抄寫講義。同學笑說這是老師的懶惰病,我卻看是一份光榮,用心地寫。

也可能是喜歡寫字,大學時經常替學生會寫活動布條,甚至論壇大字,也曾跑到藝術系上過書法課,可惜旁騖太多,未能跑進書法門檻。

由困難的「龐」字開始,寫字演變成為我的一種嗜好和樂趣;這興趣由觀賞模仿、輕聲讚譽、光榮任務、實際使用中續漸建立。退休後我再學寫字,每天都寫一點,已有好幾年。奇怪,沒有操練,沒有壓力,只有享受!噢,亦可能會有人笑說我因此不會有甚麼成就吧!

施壓可禁嗎?

(2016年2月17日星期三)

見到已屆婚齡仍單身的世侄或世侄女,有人會問:「幾時請飲?」這句關心話,對不少年輕人來說,卻是種壓力,尤其是年紀稍長的,更覺刺耳。當回敬一句「你覺得我會嫁唔去嗎?」之時,大家就很難下台了,故不問為妙。

說話或行動是否構成壓力,決定於受者。例如,學校今年TSA成績不理想,分區教育局官員來電詢問:「你們的成績不好,有改善計劃麼?需要甚麼支援嗎?」這話表面上是善意,但在校長耳裡,就是壓力。

困難就在這裡。教育局官員可能認為,成績數據擺在眼前,不向學校「關懷」一下或提供協助,就是沒有盡責。不過,大家亦很明白,如學校在聯校運動會比賽成績欠皆,或學生向圖書館借書閱讀的紀錄差,教育局是不會打電話來查問的。

為求平息撤考TSA的風波,局方建議一道「嚴禁籍TSA成績向學校施壓」新命令,但這就像教改文件說「TSA是低風險考試,無須操練」一樣,極難落實。理由一是香港一向以考試至上,甚麼「全人教育」教改也改變不了。理由二是教育局是個經常左手不知右手在幹甚麼的機構,數據流傳給誰就由誰自行運用。理由三是甚麼行為屬於「施壓」,是要看情景紋理的,例如,梁振英上京述職,18年來與領導人並排坐,如今改作靠邊坐,表面上只是座位安排改變,內藏的卻是種顯示權力和地位的訊息,這種言下之意,只能靠人用「心」來解讀。


學校將來要經甚麼途徑接收「施壓」訊息,相信只有將來才知道。但肯定如繼續TSA,「施壓」禁不了。

局長你追蹤些甚麼?

(2016年2月10日星期三)

TSA考試每年在6月的中下旬舉行,考試成績經統計、整理,有關報告送抵學校已是下一學年,學生已升了班甚至轉了校。

學校這個時候收到達標率數據,哪條題目答對答錯,然後檢討教學,極可能只能影響下一學年的課程和教學。這不能說資料毫無用處,科組老師若能認真地討論有關課題的難點所在,重整教學,對學生亦非無益處。

但問題是,教育局標榜TSA是「促進學習的評估」,即老師可利用評估資料進行教學調適、補充教學之不足。這概念的關鍵在於「量體裁衣」:給「這些」學生量體,給「這些」學生裁衣,教學調適才會適切,發揮快速回饋對學習的作用。現在是量上一屆學生的體,給下一屆的學生裁衣,兩屆學生或許有類近的特徵,但程度若干,不能只基於假設,還需求證,否則就是刻舟求劍,所謂「促進學習的評估」就變成有名無實。

吳克儉局長多番說過,TSA有追蹤效用。但追蹤些甚麼呢?小三學生升上小四後,並不是回顧暑假前TSA考試錯了些甚麼?弱項在哪?如何補救?而是把焦點放在下一回合的考試,開始三年後小六學生應有的所謂「基本能力」題型操練,內容操練!

媒體「香港01」曾翻查考評局TSA報告,認真地「追蹤」不達標學生的軌跡,發現全港學生TSA小三時不達標,完成小六後仍不達標的比率,長期維持不變,英文科是16%,中文10%,數學8%;尤有甚者,學生小三時不達標到小六時達標的比率各科均下跌。教育局若真有所謂追蹤、學校支援、教學調適,成效可見一斑。

捱罵

(2016年2月3日星期三)

朋友女兒決定給公司遞上辭職信。回想當初她找到這份工作時,是充滿期盼,現在卻是失望而回。

我們早前曾談過工作感受。她說工作明明是行政職位,上司卻把她視作信差牛馬,要她終日出差送遞文件。工作通常要加班至晚上,卻沒有補償或補假。她說可能是公司一時缺人,只要忍耐,守得雲開見月明。

辭職是甚麼原因?她說無法忍受的是兩上司。一個喜歡罵人,動輒破口大罵,經常當眾羞辱下屬,令人難堪,並已養成習慣;較高級的一位就是終日黑口黑面,對那位天天罵人的,視而不見,從不干涉。她還說,從前任職的,就是捱不住這種經常高聲囂叫、無故捱罵的環境,不出一年便跑了;她做了一年零八個月,是項紀錄。

常人遇事不順,偶爾會發脾氣甚至罵人,但天天都有要罵人的激氣事,實在不可思議。有人可能相信,罵是對後輩的訓練,不罵不成才,但說穿了,其實只是放縱自己求發洩而已,結果變成狂躁病,是活該!

但職場上亦有不少「經計算」的罵人者,他們對上司畢恭畢敬,逆來順受,毫無怒跡,一旦回到部門或家裡,就出言不遜,拿下屬或家人作出氣袋,找些小錯盡情大罵。不能說這些人沒有「憤怒管理」,只是其倫理觀和社會觀出了問題,遲早搞出家變或變精神病。

或說今天職場部份年青人工作紀律差,該懂不懂,應學不學,但罵只能令人「驚」而遠之,並非辦法,成功始終要靠團隊合作,應從這角度出發,思考誘發積極性的途徑。

為TSA重溫教改文件

(2016年1月27日星期三)

「在現實中評估已變成學與教的指揮棒,學生學習是為應付測驗考試。大家重視的不是學生學會多少,而只是分數至上、論排名、講等第。為方便評卷和計算分數,評估只講求標準答案,窒礙了學生的批判性思維,以及自發學習的興趣。」

以上是2000年教統會發表的《終身學習、全人發展: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其中倡議設立「基本能力評估」的段落(8.2.41段),用意是批評社會對評估的誤用。

請問:「基本能力評估」發展至今,有否改變上述「分數至上、論排名、講等第」情況?若說其目的不在於改變,那麼又有否想過有甚麼措施,遏抑、防止或不助長上述情況?

當前發生的TSA操練、狂補課、大量補充練習,學校課程TSA化,是否說明「基本能力評估」這措施本身,正是追逐分數排名等第的工具?

談到TSA時,該報告說:「評估旨在反映全港學生水平,而並非個別學校或學生的表現,因此不帶有任何風險」(8.2.36.a段)。但這個「旨在」的實施措施,包括各級官員自行運行TSA數據對學校進行的施壓,點只是反映全港學生水平咁簡單?怎會不帶任何風險?上述報告的說法還不是理論措詞,眼高手低,或眼手運用不協調的證據?

該報告很清楚地說:「學生以抽樣形式參加」( 8.2.36.b段)。可見TSA應該是抽樣的,但不知何故,實行起來就是全民參考,一個也不能少,連個別學生因病缺考也要校長親自上報解釋。TSA「抽樣」跑掉了,又變成今天大眾要爭取和「檢討委員會」要研究的焦點!

教學專業議會去了哪裡?

(2016年1月20日星期三)

長久以來,香港教師希望與其他專業看齊,有一個專業自主的管理組織。82年的「國際教育顧問團」報告書支持成立「教師專業議會組織」,94年鑼鼓聲中「教師專業操守議會」宣布成立,當時政府還稱這只是中期措施,會跟進成立「教學專業議會」(General Teaching Council, GTC) ,可見態度積極。教統會在97年發表的《第7號報告書》中,表明支持成立該議會,董建華政府還撥二千萬元作籌辦費;98年發表的《諮詢文件》清楚說明,謂將要成立的GTC,「擁有執行內部紀律、處理投訴、調解紛爭的權力,並在有需要時進行調查和紀律聆訊」。美麗藍圖在前,大家翹首以待。

到了99年,時任教統會主席的梁錦松,說因為忙於學制檢討,未克兼顧成立GTC一事,但聲言不會無限期押後,一旦完成檢討學制,定必處理GTC籌備工作。後來梁離開政府,成立GTC一事遭擱置,政府無解釋也無下文。近日梁錦松又跑出來大談「世界變了教育非變不可」一套,唱甚麼「普教中」有助寫作,對當年跑了數的GTC就是隻字不提。

原來教統會在2013年曾成立工作小組,但目的並非完成GTC承諾,而是要改變「操守議會」的結構,令人聯想這是種「殺掉GTC於無形」的做法,但更令人不安的是,教育局在毫無諮詢下,接納該小組的建議,把操守議會處理投訴的權力削掉,並加入由「委任」產生的家校會代表,削減由教師普選產生的代表數目,對「操守議會」實行無聲的閹割,做法欠公平和光明磊落。

政府對GTC的承諾不是落實,而是落空!


參考資料:

教育局網頁尚有1998年的《成立教學專業議會諮詢文件》,網址:
http://www.edb.gov.hk/tc/about-edb/press/consultation/general-teaching-council/index.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