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園觀鳥

(2018年9月13日星期四)


香港舊一輩有人喜歡提籠遛鳥,早上起來拿個鳥籠上茶樓。時至今天,可能是害怕禽流感之故,養雀的人少了。喜歡觀鳥和欣賞自然生態的,多跑到塱原米埔等地尋雀。

我居住在加拿大的朋友,以住屋為主,家家戶戶都有個後花園。有些也喜歡觀鳥,就在後園放個「餵鳥器」(bird feeder),裡面放一些雀粟,或設個雀浴盆(bird bath),鳥兒自然飛到,人安然坐在屋裡看雀。喜歡攝影的更常備相機,可以在近距離「打雀」,拍得美照。

但朋友告訴我,對於這些「餵鳥器」,他們很小心打理。飛來進食的鳥兒,某隻可能患病,因聚在餵鳥器進食而把病毒傳播,更可能令不同種類的雀鳥甚至小動物非自然地聚集,令病毒交叉傳播,因此必須按時進行消毒清潔,包括清理餵鳥器範圍內的穀殼和雀鳥糞便。雀粟如貓糧狗糧,有特別的供應商。下雨天要收好雀粟,怕受潮令細菌滋生,害鳥兒生病。他們稱這是「後園觀鳥」(backyard bird-watching)者應負的責任。這種認真的態度,令人肅然起敬。


我上了很好的一課,也令我想起,香港也有某些拍鳥照的人士喜歡「放蟲影雀」,俗稱「開壇」。有些為求拍得理想照片,不惜在壇上放些膠水,希望把鳥黏著。每逢有人開壇,例必聚集一群拍友,可是誰也不管壇上放些甚麼,拍完就走,「愛鳥」變成「害鳥」!

趙志成小休,由龐永欣供稿。

借債讀書

(2018年9月6日星期四)


最近閱讀 John Grisham 的新作 Rooster BarGrisham 寫的多是以法律為題材的懸疑小說,除了具娛樂性外,還令人多了解美國的司法制度和運作。但上述小說稍異,是寫美國私立法律學院四個學生的遭遇。

私立學院學費昂貴,但為追逐當高薪律師之夢,每人不惜向銀行借下二十萬美元的「學生貸款」。學校收生水平低,教學苟且,他們不管,但畢業前才發現,學校成績差,能通過執業試和找到工作的機會甚微。他們上當了。

借了一身債,一畢業就要開始償還,怎辦?他們發現,原來專營學生貸款的銀行和學院老闆同屬一人。他開了多間同類學校,學生貸款由政府擔保,他所經營的銀行因此賺個盤滿;學生借下巨債怎還?他不管。

故事雖虛構,但令人注意今天高等教育情況。美國政府對學生的支援,就是貸款。既然學生會有錢交學費,美國不少大學看準這點,不斷加費,加強設備,好讓學生玩得開心、住得舒適。至於學業要求,為討好學生,盡量遷就,提升教學就更不必了。因此,不少人視讀大學為消費、活動、文憑買賣。美國大學生有六成人靠借債讀書,畢業時人均借下三萬美元。當然,畢業與否,找到工作與否,債都是要還的;拖欠還款銀行會出動追數公司,甚至申請借款者「破產」。雖然如此,據說美國學生拖欠還款的人數超過10%

(趙志成小休,由龐永欣供稿。)

45號

(2018年8月30日星期四)

幾乎每級每班每個學生都有一個學號,方便學校行政。在課堂上,有些老師會隨機抽個學號,叫學生答問題,以示並無針對或偏好(或老師記不了太多學生的名字)。在我曾經教書的學校,有校長給所有老師發個編號,用編號安排當值工作,甚至呼喚老師。他還給自己一個編號:1號。

據說紀律部隊很重視編號,警察同僚常以編號相稱。警務處長不容他的車牌編號:1號,作公開拍賣,說若給黑道中人買下,將標示黑權大於警權。

在西方社會,號碼也有不少標示作用。媒體對一些公眾人物,尤其是不受歡迎的政治領袖,常以代號稱呼。例如 45是指現任的美國總統特朗普。CNN的網頁有45一欄,內容全是關於特朗普的新聞。稱特朗普作 45(指他是美國第45任總統),並非尊稱,而是不屑叫他的名字。《Atlantic》雜志曾分析這現象,認為民眾不願意叫他「特朗普」,只呼他為45,是對他所代表的意識形態和價值觀表示不贊同或不屑,甚至認為他不配當總統。也有連名字代號都不提的,例如去年影星梅麗史翠普 (Meryl Streep) 在金球獎(Golden Globe Award) 頒獎禮上演講,尖銳批評特朗普,但只稱此人為「在公共領域有權勢的人」(someone in the public platform, someone powerful) 。全文沒提名字,卻誰都知道她在談誰。

談到香港政壇代號,如689 777,相信誰也知道他們是誰吧。

(趙志成小休,由龐永欣供稿。)

擦膠文化

(2018年4月25日星期三) 

擦膠,是標準文具。最初只附在鉛筆頭上,後來才出現獨立的擦膠。

「整潔」被視為良好習慣,因此訓練得從幼稚園開始,整潔的功課得白兔,凌亂的得黑豬。學生也因此要學用擦膠,錯了或寫得不夠美觀的字,擦掉重寫。高年級學生改用原子筆,麻煩來了,墨液很難擦去,一不小心可能連紙張也擦破,那便更難看了。後來出現塗改液和改錯帶,簡直是學生恩物:不用擦,一按一拉,錯誤全遮蓋,原來字跡消失了,曾經寫過甚麼錯過甚麼,無人知道,一切重新開始。

老師批改作業,誰也喜歡整齊美觀的。但換個角度看,整潔的功課老師只看到最後成果,學生在獲得正確答案之前,花過多少力氣,犯過甚麼錯誤,遇上甚麼困難,走過甚麼怨枉路,最後如何自我更正,這些資料都可能擦走或遮蓋了。

我們常說,老師要明白學習的難點,學習也貴乎過程而非成品,Carol Dweck 也指出,要幫助學生養成「成長心態」(growth mindset) ,故要多讚賞努力而非天聰,鼓勵踏實學習而非「表現醒目」( look smart) 那麼擦膠或改錯帶幫不了忙,擦膠文化要改一改。使用「便利貼」(Post-it note)或會好一些,老師起碼可以看到舊有答案的痕跡。

(我寫此欄已十年,大概是由其他教育有心人接力的時候了,故就此擱筆,暫別讀者,由下星期開始,周三稿件由張銳輝老師提供。)

家課的質和量

(2018年4月18日星期三)


教育局曾發出「家課指引」,指出家課的質比量重要。雖然如此,總覺仍需有一個「量」的提示,讓大家對多與少有個概念。好幾年前,指引曾規範初小每天功課上限為30分鐘,高小為60分鐘,後來不知何故這些數字消失了。

英美澳的家課上限雖有差異,但仍比香港短。美國實行的是「十分鐘遞增政策」 :小一每天上限是10分數,每升一級加10分鐘,至小六為60分數;英國小一二是10分鐘,小五六為30分鐘,到中學會考級是2.5小時;澳州小四以下不超過30分數,周末和假期不給功課。

香港學校不少在網頁列出完成家課所需時間,但一般都比較長:小一二是3045分鐘,小三四4560分數,小五六6090分鐘。又學生實際上要花的時間,相信比上述開列的時間更長。

美國學者Cindy Vatterott 曾對家課作研究(香港的課程指引亦列作參考文獻)。她指出,「熟」不一定生「巧」,可能只導致僵硬的反射反應。家課貴乎有清晰的學習意義,而非勞碌耗時的操練 (busywork) 。其次,好的家課應給予學生滿足感(ownership),令他們覺得事既可為(doable)且有價值。此外,家課應該簡潔易明,學生可自行完成,並覺得成果有組織和美感(aesthetically pleasing)。因此,家課不宜作為「學習新項目」(new learning) 的工具,又如要在別人支援下才能完成的功課,亦非理想的設計。


囚徒的抉擇

(2018年4月11日星期三)
  

教大的霍秉坤,近日引用博奕理論 (Game Theory),解釋學校為何視「考試操練」為必要,分析頗發人深省。

霍引用了「囚徒的抉擇」(prisoner’s dilemma) 。囚徒甲乙都知道,彼此合作不認罪,兩人都只會輕判監半年;但如對方背叛認罪,則對方會獲釋,自已則會被重判10年;若彼此都認罪,則會獲得中度判刑,各坐監兩年。結果呢?甲乙若理性,應選擇認罪,坐兩年監算了。兩人明明有半年刑期的選項不揀,就是要提防被重判之虞。這是個「雙輸」的結局。

學校無法擺脫「應試教育」,原因之一是:若所有學校都合作,不進行操練,則大家都會得到應有的成績。雖然彼此的成績都不會因操練而取得優勢,但仍會拼命進行操練,理由是如果自已不操練而其他學校操練,則會嚴重吃虧,讓自已的成績比下去。

由「升中試」到「學能測驗」,到今天的「中一入學前學科測驗」(Pre-S1),每次改變都說是希望降低考試風險,移除操練誘因,但操練之風不止,連原意是低風險的TSA,也變成操練對象。

這是成績競爭帶來的苦果,既說明制度設置的困難,但同時也由於某些官員的心態和癖好,火上加油。例如公開說:「就算沒有TSA,學校仍會有操練」,一方面把學校描寫為有「嗜操」DNA的怪物,自已卻私底下拿TSA成績去見辦學團體,向他們施壓,叫他們去「捽」學校。

參考資料:

霍秉坤(2017)「香港中一入學前香港學科測驗的操練:囚徒困局的銓釋」,《香港教師中心學報》第十六卷,103-123頁。(網上公開)

我係不可以輸的

(2018年4 月4日星期三)

大家在等乘電梯。一個爺爺帶著約四歲的孫兒走進大堂,也在等乘電梯。不久,電梯到了,孩子拉著爺爺的手,一個箭步搶在眾人之前,跑進電梯。

在電梯內,爺爺輕聲對孩子說:「你不應該這樣做。大家都在等電梯呀!我們是遲來者,應該讓先來者入電梯。」孩子回應說:「他們並沒有排好隊喎!」爺爺說:「我們進來時,已看見有人在等候,所以讓他們先進電梯,才算有禮貌。」我心想,爺爺說得好,懂得利用機會教導孩子禮貌,真難得!

可是孩子不服氣,臉背著爺爺說:「那麼我會輸!我要贏不要輸!你想我輸嗎?我不想!」爺爺說:「這是有其他人在等候時應有的禮貌呀!大家都這樣做,才有秩序,跟贏輸沒有關係。」

孩子哭起來了,嚷著說:「我要贏不要輸!爸爸媽媽都話我係不可以輸的。」

孩子的「贏輸」想法何來?春天百花齊放,我們常用「爭妍鬥麗」來形容花的美態。其實,跟孩子的發展一樣,花只是各按自然規律成苞發放,花與花之間本無爭鬥!爭、鬥、贏、輸,都只是人們刻在他們身上的符號記號。可是,花又與人不同,花開花謝,懶理得你說甚麼;成年人若把爭鬥概念種在孩子的心裡,處處要他跟別人比,只可贏不可輸,這些概念可變成一種慣性和壓力,主宰或摧毀他的一生。

對TSA復考的回應

(2018年3月28日星期三)


TSA塵埃落定,將以「三不一抽」(不記名、不記校、不發學校報告、抽樣考)進行,但仍留下一條尾巴:學校可申請全級應考,然後索取學校報告。未知有多少學校會這樣做,如申請學校眾多,那麼所謂「抽樣」將名存實亡。

眾多復考回應中,最矚目的是聖公會小學的總幹事謝振強。他指學校稍讓學生認識考試和練習本無妨,但過往操練之風,成因之一是有教育局官員拿TSA成績向辦學團體施壓,間接令辦團求成績「捽」學校。言之鑿鑿,我認為應寫成個案研究,說明學校「隱蔽課程」形成的經過。

侯傑泰教授對TSA的新安排不以為然。他認為基本能力是應該操練的,無得操學生很「淒涼」。但他沒說明,現行的操練並不針對「能力」,而是應付「考試」。若是針對基本能力,學習可以很有趣,很多樣化,適可而止;但為了應付一個考試,把學生長期放置在一個認題形、不求甚解、機械式操作的環境,是否更「淒涼」?答案不說自明。此外,課程時間總是有限的,為求高分數過份關注「基本能力」,學生會失去些甚麼呢?這些得與失,是否值得衡量思量呢?

宣布復考後,即聞有學校開展「模擬考試」,甚至舉行「TSA求恩彌撒」。楊潤雄局長只淡淡說句:「學校心急了」,往後如何遏止操練之風,還看他的領導能力。

南生圍失火

(2018年3月21日星期三)


年青時常去南生圍旅行。當年的南生圍,綠樹林蔭,遍地魚塘,附近還有稻田,由於魚糞滲入農田,令土地肥沃,種出來的「元朗絲苗」是著名的上等米。

時至今天,元朗絲苗絕跡,魚塘熱鬧不再,南生圍只有橫水渡、獨木穚、蘆葦矮林、幾間荒廢木屋。但香港位於遷徙候鳥的飛行航道,每年過境成千上萬的雀鳥,仍以南生圍、米埔、后海灣、深圳灣一帶為過境棲息地。

經濟發展是「硬道理」,如今深圳灣以北的濕地已建成公路大穚、高樓大廈,雀鳥擠在香港的這一邊。每次到南生圍米埔等地,幾乎都碰到內地的學生團隊,手持相機望遠鏡,原來他們是過境來「觀鳥」的。

但南生圍的農地早已被收購,若沒有保育人士的反對,早已變成有錢人家的豪宅。亦據說因此南生圍經常「失火」。一旦燒成焦土,趕走雀鳥這些「低端戶」,保育人士也再沒有理由反對,於是建造酒店豪宅的理想便可達到。過往十年南生圍錄得火災七八次,每次都說有多條火線,懷疑縱火,卻從沒有捉到縱火者。

我曾對學生說,香港的文化與文明,要建築在忘記一已之私,培育在廣闊的眼界和世界的關懷之上。毀掉了這片雀鳥土地後,不但深圳學生沒法南下觀鳥,我們也無鳥可觀了。希望縱火者和操控縱火的人士高抬貴手。

精巧的造假

(2018年3月14日星期三)


看罷一齣有關德國大眾汽車 (Volkswagen)如何「造假」的影片。燃燒柴油會釋放二氧化硫和微粒,會導致氣喘、癌症、白血病等疾病,但大眾謂其TDI柴油引擎有突破,高效能低排放,已通過美國環保測試。消費者於是爭相購買。

但經一番曲折的調查後,發現所謂低排放,是因為車內電腦裝了「減效裝置」(defeat device)。車在測試室空轉時,軑盤不動,減效裝置會讓車進入測試狀態,放出減排數據;車在路上行走時,軑盤會轉動,測試狀態關閉,實際硫的排放量高出標準40倍!

多精巧的造假!你要數據就給你數據,只要造假沒被發現就行。要防止作弊,惟有設計更精密的監察,要求更複雜的數據,訂立更嚴厲的罰則。這些攻防戰所虛耗的人力物力,並沒有增加社會的幸福,卻計進國民生產總值裡,又成為數字的一部分。

對數字的信任和嗜好,變成了現代管理術。雖然學校是以人為本的地方,加上自評外評還不夠,生怕校長老師不努力,統統拿出TSA數字來,說明你比鄰校更高級、更勁!

並非說成績數字不重要,但學生在學校的生活如何?是否快樂?遇上哪個好老師?得到甚麼鼓勵和啟發?完成甚麼數字以外的成就?都顯得卑微不重要,因為監察數字的人很少會跑到學校裡看。可是,畢業後學生懷緬惦念的,視為重要的,卻是這些數字以外的東西。

近側發展區

(2018年3月7日星期三)

像TSA/BCA這樣的評核,其作用只是在成績線上,指出學生所站的位置。例如,學生答過了多少題,考過了多少張卷,平均成績若干。要賦予這數值意義,就要跟別人相比,或與該生往日的成績相比,或跟預設的水平相比,孰高孰低,先進或落後,滿意或不滿意。

要達到上述目的,該評核必須覆蓋寬闊的內容和能力程度,這猶如發射霰彈槍,務求覆蓋大面積,有殺錯無放過!

這種工具跟「促進教學的評估」(assessment for learning) 的想法並不吻合。評估若要能幫助老師,指導教學,先決條件是要在學生的「近側發展區」操作。所謂「近側發展區」,是指學生尚未懂,但若在適當的教導下,有潛力可懂的東西。例如,一個三歲的孩子,都已懂得叫外公外母了,還要教他叫爸媽,就是多餘;但要教他吟詩作對,就遠超越了其可發展區了。

針對學生的「近側發展區」教學,不徐不疾,不過不失,才叫因材施教。要達到這目的,老師必須使用多種方法,多重手段,了解學生的進度,診斷學習困難的所在,不時調整教學。

現行的TSA/BCA,若描寫為評估「整個教育系統成績」的工具,我無異議。但說這評核有為學生提供學習回饋之功,用莫慕貞教授語:實屬過譽。說因為要提供「學習回饋」而堅持不可以取消 TSA/BCA,或不可以不記名考、抽樣考,那就是無稽。

再談「作用成零」

(2018年2月28日星期三)

有人提議 TSA/BCA要不記名、不記校、抽樣考,以減輕老師學生的壓力,減少學校的操練誘因,旋即又有坊間名人謂:零壓力、零操練,TSA的作用將成零。名人又害怕TSA像從前小學會考、升中試般,遭受淘汰。

去年跟一位小學校長朋友談過TSA,他說早幾年老師曾把歷屆TSA題目反覆研究,個個都變成TSA專家,然後按發現把學校課程重編,只教考試內容。學生不用買補充練習,也無TSA標籤,因為深入骨髓,每天的教學和功課,都已TSA化。結果,學校成績確有進步,幾年後,達標率是全區之冠!

他續說,必須明白,TSA測試的是學生的「基本能力」,把課程收窄至此不難,但教學原地踏步,鮮有突破,學習變得枯燥無味。也由於測考頻密,平日好動的學生都不再活躍了。教師反思,縱使達標率上升,學生變得呆鈍,是得不償失,因此學校逐步放棄這種課程規劃,然TSA作為頭上的一把刀,不能不關注、不操練。

名人謂:無壓力老師就不會認真參與,評估作用成零,相信此說不確。一般來說,香港教師都盡力負責,可以提高成績的方法,都願意試願意做。又香港的教育,已是高度以考試為中心。過往操練考試,只在高年級和升學關口進行,如大學入學試、中學會考、小六升中試等,這文化現隨TSA有下延至幼教和初小之勢,應予制止才對。

作用成零?

(2018年2月21日星期三)


近日坊間有名人謂:TSA若不記名、不記校,作用將成零。

誰都知道,TSA 2000年教改產物。當年提出的TSA有兩大目的:「系統評估」和「改進教學」。

所謂「系統評估」,是指定期監察全港學生中英數的基本能力, 知情者田北辰曾說,納稅人有權知道教育制度的表現;此外,學生如在某範疇較弱或落後,資源就可以調整,例如,小學生英文達標率落後,就有提議小學一校一NET作補救等。

這種評估功能與美國 NAEP評估相若,它數十年來監察美國學生的整體成績,不記名,不記校,抽樣考,並無引發操練,不但沒人說作用「成零」,相反還被教育界視作權威指標。

至於「改進教學」,請先閱讀梁錦松的教改文件。他開宗明義說,香港教育弊在過分以考試為中心,缺乏「全人教育」。他構想中的TSA應是低風險評估,其 「改進教學」部分,主力在於「學生評估」:即教師指導學生,經網上進行測試 (Web-based Learning and Teaching Support),即時得知學生學習困難所在,調整教學。相對地很難想像的是,現行TSA經一年後才發放的成績表,學生都升級去了,竟可負起「改進教學」之任。

該名人又謂: 不記名、不記校,作用將成零,因為教師不會認真參與評估過程。且慢:別忘記TSA的任務在於評估學生是否達到「基本」水準,並不是選拔比賽,那你想要怎麼樣的「認真」?

勿把「解釋」當「因由」

(2018年2月14日星期三)


趙志成談老師教作文,規定學生要依循某公式:三段、四素、五感、一種感情、兩項手法。

這種教學手法,是把作品和表現 (products and performances) 視作「基本技巧」(underlying skills)的併湊,以為有了技巧,作品和表現自然就會好。評判看奧運跳水比賽,運動員做出美妙的姿勢,或專家評審藝術作品,從來都是從表現和作品本身打分數的,運動員或畫家經歷了多少技巧訓練,並非評審的標準或範圍。

對於毫無頭緒的學生來說,教授一些寫作技巧,無可厚非,甚至可予訓練、量度成績;可是勿把技巧化身為「好文章」,那是制止學生對好文章的欣賞,窒息他們閱讀的興趣,阻礙他們對好文章的投入,限制他們的想像力。

我們可以把好的文章分析,看「好」在哪裡,但從深一層看,這些都是「推論和解釋」(inferences and explanations),而不是「因由」(causes)。正如甲問:「你怎麼知道外面下雨?」乙答:「看,他拿著雨傘!」我們總不會以為,天下雨是由於某人拿著雨傘吧!

機械式的操練,令學生誤以為三段四素五感就是好文章的「因由」。其實,讀者對文章的領悟,與人生經歷不無關係。例如,還未當父母的和當上父母的,對龍應台的《目送》,很難有相同的感悟,年輕學生要看出作品的美麗和深邃,恐怕還是看老師對作品的感性投射,而非對文章進行語法修辭解拆。


教師業績

(2018年3月7日星期三)

韓裔第二代的美國人Michelle Rhee 曾登 2008年《時代雜志》封面。相片是她站在課室前,手上拿著掃把。早一年Rhee被華盛頓市長委任為公校總監,矢言要進行教育改革,把業績低劣的校長老師掃出門外。在她治下三年,炒掉市內數以百計的教師,關掉了24所學校,並打破了公校的鐵飯碗制度。結果,華市成績迅速上升,速度全國居首。但由於支持她的市長在中期選舉輸了,Rhee2010年離職。

Rhee的方法是:把教師薪酬與「業績考核」掛鉤,而所謂「業績」,是指學生的考試成績。她說:好的教育就必須要有好的教師,把成績「搞上去」。在一次訪問中,她說在家時如弟妹功課成績不好,拿不到 A,母親責罵她,因為由她負責檢查功課,而她們是 Asians, 不是 Bsians Csians

單以學生成績獎懲教師,決定學校存廢,真能令教育「改進」?教育的業績就是「分數」?當年華市學生的分數的確提高了,但校長老師個個都怕得要死,不但改變策略「為考而教」(teach to the test),還接連發現學校在試卷和分數上做手腳。雖然其間有人舉報,但舉報者竟然一一被炒。

好的教育就是成績分數,這邏輯簡單、誘人!若嫌「分數」二字太低級,就請向香港取經,改用「學習」一詞。不過那只是裝飾,說穿了還是訓練考試最重要,看政府抓住小三TSA/BCA死不放手就知道。

談觀鳥影雀

(2018年1月31日星期三)

陳漢森談觀鳥,我也來插一嘴。

我喜歡郊游,但體力不好,故多行平路。最初只帶部便攝相機拍風景照,但數年前買下一部單鏡反光機,開始學影花草樹木,辨認名稱。後來影蝴蝶,同時也學習蝴蝶的種類特徵習性等。

最近有友人學影雀,我又跟從。加入觀鳥會,也曾隨他們觀鳥,雖然大都是業餘人士,不少背著如大炮般的長鏡頭和昂貴腳架,這些我負擔不了,只能手持一機一鏡,看來有點寒酸。

影雀界的術語多,影雀叫「打雀」,專影飛翔姿態的叫「打飛」,為參加比賽而攝影的叫「打龍」(沙龍);雀照靚否,要看能否「數毛毛」,有沒有「綠底」(綠色底色);餌誘雀鳥前來拍照的叫「開壇」「放蟲」,相片叫「壇相」「蟲照」;一群人活動最忌經常霸頭位,因為你在前面發現雀鳥和拍到照後,雀鳥會飛走,隨來的沒有機會。

有朋友對「放蟲」很反感,我看有道理。觀鳥的目的是認識自然,維護尊重自然,應自覺地作出最少的騷擾。為拍一張照片而改變雀鳥的行為,甚至死亡(如吞下固定蟲餌的釘),有違道德和目的。政府在拍鳥熱點亦有告示,餌誘雀鳥違法。記得在加拿大居住時,政府也常警告遊人,勿帶麵包到湖邊餵鴨,不要以為這是好的親子活動,因為鴨子吃飽了,該南飛的不飛,結果留到冬天凍死。

強制舉報

(2018年1月24日星期三)

臨臨之死,令人感到婉惜和悲憤,也引發了討論,應否為「強制舉報(強報,mandatory reporting)立法。

美、加、澳、德、瑞典等發達國家,均實行強報。專業人士如校長教師醫生護士,遇上懷疑兒童受侵害的個案,必須呈報,否則要負刑責,葡萄牙還把責任擴展到所有目擊者。未立法的有英國、新西蘭、香港。英國在2016年經廣泛討論仍未立法,有說是害怕會令舉報個案大幅上升,處理不了。

按各國經驗,強報後「錯報」和「濫報」情況的確有所增加,反對者因此認為是浪費資源,給有關的兒童服務拖後腿。負責舉報的專業人士,部分亦指受訓不夠、責任過重,也有認為強報影響了他們和被虐者家庭的關係,弄巧反拙。美國有地方要求「即時舉報」,但有校長認為應先知會家長,結果遭控遲報受罰,也有教師因與家長結怨而誣告的案例。

據多項研究顯示,縱有強報法例,一般教師還是不大願意「舉報」,多指對虐兒的認識不足(師訓課程沒有教),不熟悉法例,因此對自已的判斷力無信心。

然而,Mathews & Bross (2008) 指出,強報加強了各方對問題的意識和重視,令很多隱蔽的個案曝光,救回性命,故利多於弊。反對立法者提出的問題,其實不在於應否強報,而在於法例是否完善,配套是否足夠,社會為此投放多少資源,令個案獲得怎麼樣的處理。

參考資料:

Mathews, B. & Bross, D. (2008) Mandated reporting is still a policy with reason: Empirical evidence and philosophical grounds. Child Abuse & Neglect, Vol 32, Issue 5, pp 511-516. 

Centre for Social Research and Evaluation (2012) Mandatory Reporting, Literature Snapshot. Ministry of Social Development, Government of New Zealand. 

inBloom 的啟示

(2018年1月17日星期三)

時至今天,大部份學校都把學生資料電子化,但學校在電腦儲存的資料,格式內容每有差異,很難共通或交換傳送。

在美國,有人看準形勢,在2013年成功游說蓋茨基金撥出一億美元,成立一所叫  inBloom 的機構,專門挖掘、收集、統一各州各校的學生數據,作雲端儲存,並謂數據庫完成後,學校和老師可以隨時瀏覽,亦可利用數據追蹤個別學生,設計「個人化」的軟件和課程,量體裁衣,改善學習。

 inBloom 於是跟家長和學生簽訂協議,追蹤他們的成績,評定學習表現,其數據庫儲存的資料達400多項,包括個人資料、歷年成績、違規紀錄、轉學理由、學習障礙、家庭狀況、家長和學生填過的問卷答案等。

但原來 inBloom只收集數據,甚麼課程個人化、改善學習軟件,係指望將來交由其他開發商或技術分司供應。換句話說,數據將傳到第三方手裡。家長意識到私隱、數據保安等問題,問若有人拿了資料不當使用,怎辦?在一片反對聲中,各州政府撤回與inBloom合作協議,一億美元的inBloom 結果在2014年倒閉。

香港的TSA/BCA數據,包括成績和問卷調查,現安排由一非官方機構收集,偶爾還用來發表吃早餐改進成績等言論。須知這些資料具敏感性,如何界定其使用權,保障私隱,不讓官員或機構作不當使用、轉移、分析,甚至公開,我看存在漏洞。

參考資料:

Bulger, M., McCormick, P., Pitcan, M. (2017) The Legacy of Inbloom. Working Paper 02.02.2017. Data & Society. 34 pages. Online access at: https://datasociety.net/pubs/ecl/InBloom_feb_2017.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