喝茶的文化差異

(2016年9月28日星期三) 

小時候並不喝茶,家裡只提供開水,更不會有「凍飲」。喝茶是上茶樓的事,但機會不多,每年只有三數次。


學會喝茶,喝的是「港式奶茶」。年青時曾在工廠工作,經常隨伙伴外出到茶餐廳午膳,餐後總會有「咖啡或茶」,自始嚐出奶茶香濃滑的滋味。後來才知道,泡茶的竅門不只於用錫蘭茶葉,或加點普洱,還在於那來來回回「沖」的過程。

及後在工作崗位認識一些從英國來的同事,英國人既然也是愛喝茶的民族,且愛喝濃茶,乃帶他們到茶餐廳品嚐港式奶茶,可惜沒有多少人對道地奶茶有好感,試過有人喝了一口,把茶也吐了出來,認為太苦太澀。連那些長期居港,對鳳爪牛雜也有同好的「老外」,似乎也不大欣賞港式奶茶。

又試過到英國作客,發現家家戶戶都有一個煮開水的小壺。朋友到來,把壺注水,放在爐上煮滾,才注入盛茶葉或茶包的瓷壺泡沖。我介紹港人常用的恆溫電熱水壺,直接把熱水注入已放茶包的茶杯,可省卻步驟和時間,只換來白眼,說這不是方法。餐廳裡喝茶,通常也是給你一小壺熱水,附上茶包或茶葉,從不會端上一杯杯已泡好的茶。

Erin Moore2015)在 That’s Not English書中談過英美喝茶之別,北美洲人似愛喝咖啡多於喝茶,茶也比較淡,最常見的並不是熱茶,而是「冰茶」(iced tea) ,即在泡好的茶加入檸檬汁和大量冰粒。我有同感,冰茶不算可口,猶如開淡了的港式「凍檸茶」,我似乎還沒喝過他們加奶的「凍奶茶」呢!。當然,美國人最愛喝的凍飲也不是冰茶,而是可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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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in Moore (2015) That's Not English - Britishisms, Americanisms, and What Our English Says About Us.  Gotham  Books. 

人文學科無用?

(2016年9月21日星期三)

華人孩子 Irene Han 最近在《紐約時報》寫了篇文章,叫「美籍華人為何不太支持孩子學文科?」,提及自己自小對人文和藝術最感興趣,卻在父母的慫恿和期望下,跑進大學主修工程科,並指出海外華人社區普遍的信仰是:讀人文學科 Humanities)沒有實際用途,工作前景暗淡,工資微薄,父母鼓勵子女讀STEM Science, Technology, Engineering, Mathematics),認為這些科目才有前途。

從前大學教育的理想是培養學生的識見、視野、人格素養,今天則多視作一種職業訓練和投資;大學變成一盤生意,依從市場規律辦學,結果人文學科如文史哲收縮,相反,以職訓為本的學科如商業、法律、工程、電腦科技等,則越見興旺。為縮短顧客的投資期,英國有大學推出兩年可畢業的法律專業學位課程,三年的學業可在兩年完成。

人文學科真的無前途?Han引述《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期刊文章,談及「九位讀哲學出身的著名公司總裁」,其中包括香港人認識(也懼怕)的基金大鱷索羅斯(Soros)。其實,該雜志還另有其他文章,質疑「人文學科無用論」,例如有文章指出,今天職場需要能夠與人互動(Interactions),精於講、讀、寫的人士,多於接指令進行生產(Production)的僱員。

翻查資料,政界的奧巴馬和希拉里原來都是讀「政治學」本科畢業的,其後才攻讀法律(美國學制堅持醫學法律等為研究院課程);加國總理杜魯多是主修「文學」和「教育」的;現任英國首相文翠珊在牛津主修「地理」,前首相卡梅倫讀「哲政經」畢業,白高敦則是讀「歷史」的。

忍住笑裝認真

(2016年9月14日星期三)

陳漢森上星期談到「教育潮流」,指不少所謂創新,只是潮流術語,或給已有的工作改個新名字。這令我想起一件往事。

80年代香港政情變化,「公民教育」炒熱,焦點之一是公民教育應否獨立成科。隨後教育署製作《學校公民教育指引》,獨立成科與否學校自決,但鼓吹利用「隱蔽課程」(Hidden Curriculum)推動公民教育。「隱蔽課程」原屬左翼教育社會學用語,批評學校存在一些不明文甚至是不自覺的安排,複製和延續社會上不平等的現象,如種族、貧富等。《指引》拈來一個負面批判性的「隱蔽課程」概念,用來指導學校推行自覺性的「公民教育」,張冠李戴,相信是認為這個名詞比「滲透式教學」更高級吧!

當年我是學校教務主任,年底接獲官方問卷,調查推行公民教育情況及《指引》是否有用。我據實填報:學校情況如常,《指引》已交付各科組討論,未有結果。數日後接獲督學來電,說要為此事訪校,嚇了一跳。會面時對方說我填報不夠詳細,板起臉問:學校是否有早會?有無班主任課?有無課外活動?活動中有無替慈善團體賣旗籌款?若有即有推動公民教育啦!亦即有按《指引》辦事,換句話說,應填《指引》有效。我按其意思重新填問卷後,對方即滿意地離去。

我無意揶揄教署官員,明白上面有命令,他們只好執行,況且該行動只是要確保取得一些「正面」數據,學校說句好話也只是舉手之勞,管它甚麼「隱蔽課程」?大家忍住笑裝認真了事,就可以把精神時間放回學生和教學工作上。

放生之害

(2016年9月7日星期三)

愛護動物協會在海邊救起近300隻巴西龜,懷疑龜是來自有人祈福進行放生。把動物「放生」,念及生命可貴,抗衡殺生行為,本出於善意;但淡水龜在鹹水海裡只有死路一條,放生變成造孽,相信首要原因是無知。當事人連一點常識也沒有,既令人唏噓,也使人懷疑他們受過甚麼基礎教育?

記得月前在加拿大湖邊釣魚時,到處都豎起告示牌:提防亞洲鯉魚 (Asian carps) 入侵,釣魚者若發現要舉報,因牠們會吃掉湖裡所有食物,令原有魚類沒法生存。亞洲鯉魚從何而來?當然是有人從亞洲帶到北美洲去!是否「放生」不得而知,但可見人的力量愈大,對生態環境的威脅也越嚴重。

幾百隻巴西龜一時間從哪裡得來?聞說今天只要放生者能說得出的,不管是巴西龜,青蛙、福壽螺、甚至毒蛇,通通都有供應,由主持放生的法師,到捕捉、繁殖、飼養「放生物」,暗藏著一條商業供給鏈。放生「異化」已成事實。

又記得天主教教宗在梵蒂岡陽台祈福時,曾放出兩隻白鴿,喻意和平,但旋即惹來廣場烏鴉的血腥襲擊,連續兩年信眾皆目睹驚心的一幕,教宗遭批評沒有充份保護鴿子,因此從今年起改放氣球,不放鴿子。中國每逢元旦、五一、十一慶典,天安門升旗儀式也總包括放鴿子的一幕,每次放鴿的數量,不是兩隻,而是一萬隻,並成為民眾觀賞項目!據說這些鴿子都是養飼的信鴿,就算得以自由飛翔,也自會找路回家。但一萬隻鴿子究竟每次失掉多少,遭烏鴉海鷗或大自然殺害或吞噬,就不得而知了。

由漫畫談起

(2016年8月31日星期三)

年幼時父母親不准我們當「街童」,空閒時也得留在家裡,活動只限於看書捉棋。那是電視還未普及的年代,連有圖片的讀物也不多。當年出版的《兒童樂園》和《小朋友畫報》很好看,但每本售壹圓,家貧只能間中買本看看。剪髮的地方會放置一些「公仔書」(即連環圖)如《財叔》、《神筆》等,讓輪候者解悶。《財叔》題材多是抗戰故事,每次打倒日本鬼子就令人血脈沸騰,我的「愛國心」亦可能由此培養。

初中時流行的漫畫是《老夫子》,女孩子還愛看《13點》。這些漫畫幽默輕鬆,雖然沒有甚麼微言大義,卻頗能反映當時都市現象和大眾文化,故亦覺有趣,也喜歡看。及後出現以黑社會作背景和渲染暴力的漫畫潮,我已脫離漫畫的歲月,踏入「老餅」之齡,但每當看見同年或30歲過外的「大朋友」還經常購買《小流氓》、《龍虎門》等漫畫,且看得津津有味,就覺奇怪,不明白這些漫畫對成年人為何吸引。香港隨後興起的日本漫畫,已是跟我絕緣,偶爾看看亦只是出於好奇,及對青少年次文化的關注而已。

個人電腦興起,互聯網發展至今只25年,誰能預料由此衍生的電玩、動漫、網上遊戲的發展,弄到連成年人也會出街找「精靈」?潮語稱「電漫遊戲」為「ACG」(A是日本動畫Anime, C是漫畫 Comics,G是遊戲 Games),內裡魔法鋼彈齊飛,令人真幻莫辨。聞說日本不少男女動漫迷沉醉在「二次元」的世界,竟對動畫裡面的異性角色比現實中的異性更感興趣,因此不打算結婚。科技對生活的影響,令人吃驚!

真誠的討論

(2016年8月24日星期三)

教育局長吳克儉下令,港獨主張或活動不應在校園出現;梁振英更把港獨比作「毒品」,說自己經常呼籲年輕人遠離毒品,並認為任何有教育責任的人,都應對年輕人表達清晰「反港獨」的立場。他的追隨者即說:非常反對將港獨議題放在校園討論!但亦有較開明的建制派表示,港獨不應進入校園,但不能禁止學生討論。

這場戲漸漸由不准「討論」港獨演進至反對「鼓吹」,但我看問題依舊,理由是師生間若要真誠地「討論」問題,就要有開放的胸襟,不能預設結論,縱認為自己極有道理,也要用謙卑的態度,從對方的思路和角度看問題,並保留最終可能被對方說服的可能,否則討論變成虛偽的說項,失掉意義。一早把門關上,像梁振英說清晰地表達「反港獨」立場,誰會跟你討論?此外,把刀架在老師的頭上,要他們擔心「討論」隨時會被視作「鼓吹」港獨而失掉教席,誰願承擔這樣不公平的風險?最終「港獨」只變成一種言論禁區罷了。

談到吸毒,教育局從沒有威脅吊銷教師註冊來解決校園毒品問題,這是由於大家對毒品有共識,不會有老師「鼓吹」吸毒;這亦同時反映「港獨」問題缺乏共識,當權者只好耍威嚇手段完事。校園若出現毒品問題,內行人都知道不能單靠表達立場,或教學生說句「向毒品說不」解決 ,輔導工作總涉及找出學生吸毒的社會背景和個人心理因素。由此推演,若以毒品喻港獨,那麼製毒的機關還不是那漠視年輕人民主訴求的政府及其高壓政策?光喊禁毒不揖毒,行麼?

又關學校和教師的事

(2016年8月17日星期三)

港英年代下令「學校不准談政治」,擺出的道理是:教師在學校傳播政治知識,學生年幼無知,容易受到不當的影響。當然,愛國左校並不聽命,長期對他們的學生進行「政治教育」。

到了回歸過渡期,學生年幼無知易受影響的說法收起了。相反,學校和教師被批評為「政治冷感、迴避現狀」,因此要大力推行「公民教育」、「國民教育」,謂教師只要保持客觀持平中立,在學校向學生講述政治並無問題,甚至是應該的。直至年前「愛國教育」指引出現,教師又被指導,要令學生有感情的投入,看見五星旗時就掉淚。教師應客觀持平中立之說又實際上被擱置。

今天有人說要宣揚「港獨」,立刻有人掣出港英年代「學生年幼無知,容易受到不當的影響」之說,甚至威脅學校和教師必須「清晰地反港獨」,否則就是支持港獨了。唉,連當年冷感和迴避的權利也沒有了!

我的觀察是:一,學校和教師是最沒有權力的一群,在政治議題的教學上任由吩咐和擺布;二,負責吩咐和擺布的人把學校的政治能力誇大了,從來沒有證據說明教師灌輸政見有多大的成效。君不見,某些學校有極鮮明的政治立場,天天講愛國,學生還不是左耳入右耳出,甚或反感和出現反效果?三,在政治圈中宣揚要學校和教師做些甚麼和不做些甚麼,可能是最舒服和最 cheap的政治表態方法;把童齡自殺、學校鉛水、港獨等問題一於推由學校解決,就可避談問題的根源和社會背景,不當的管治政策更可視而不見了。

洗腦認罪

(2016年8月10日星期三)

林榮基寫文詳述他被關押囚禁認罪的經過。人治到法治是多麼遙遠!他的「罪」輕,只失尊嚴和自由,沒經歷嚴重的肉體折磨,但電視上每看到法庭認罪的場面,就聯想起 Costa Gavras 的電影:「大迫供」 The Confession。

故事背景是1952年著名的Slansky審訊。當時南斯拉夫鐵托走獨立之路,史太林害怕捷克跟從,發動清洗捷克共黨內異見份子,結果捷共第二把手Slansky以叛國罪提審判死。審訊還牽涉14人,其中11人同判絞刑,3人終身監禁。

電影的主角就是其中一人:Arthur London(下稱「倫頓」)。他是猶太裔,法國抗戰英雄,曾被俘入納粹集中營,戰後加入捷克共產黨,當上副外交部長。

倫頓某日在上班途中遭人擄去,擄走他的人自稱屬於「比黨還大」的機關。倫頓被囚20個月,不能聯絡家人,經歷長期蒙眼、飢餓、恐嚇、獨囚苛待,卻不知自己犯了甚麼罪。審訊官最後使出辦法:要他先承認寫在字條上的片言隻語,並在每張字條上劃押,把字條收集後重新組合,編織出他「顛覆叛國、托派、鐵托信徒、錫安主義、西方間諜」等罪行,並告訴他若真的對黨忠誠,必須認罪。

在重複審訊下,倫頓的腦袋變了,先是懷疑自己,最後竟然相信自己真的犯了那些罪,並在法庭上說認罪伏法,最後判終身監禁。若有人問「洗腦教育」用甚麼手段,此片啟示豐富。

倫頓在史太林死後獲釋,1963年恢復名譽,移居法國,某日在街上竟碰上當日的審訊官,他叫倫頓別怪他,說只是按規矩辦事而已。倫頓和妻子把這段往事寫成書,Gavras在1970年拍成電影。

甚麼是美?

(2016年8月3日星期三)

南韓選美,參選者皆整形至相同模樣,個個儼如複製人,趙志成寫了一篇「教育與整形」文章,把整形喻教育,謂學校如工廠,教育制度如選美。結語趙兄問:甚麼是「美」?

這是世上最令人頭痛的問題。整容的醫生哪管?要甚麼你告訴我吧!雙眼皮、長睫毛、高直鼻、瓜子臉,點吧!我都會。

甚麼是美?龔自珍在「病梅館記」這樣說:文人畫士認為「梅以曲為美,直則無姿。以欹為美,正則無景。梅以疏為美,密則無態。」於是賣梅者「斫其正,養其旁條;刪其密,夭其稚枝,鋤其直,遏其生氣。」結果令蘇浙一帶的梅樹都病殘了,龔自珍希望把病梅都收留,悉理於地,復之全之。我想,賣梅的人哪有龔自珍的講究?健梅病梅誰管?老闆你話事,你認為應該怎樣斫刪鋤,我照辦。

教育制度運作暢順,也是建立在這種「我都會、我照辦」的基礎之上。教育署考試局要的TSADSE,校本評核,國民教育,普教中,一帶一路,… …,我都會、我照辦。不要問我好不好、美不美?

其實,教育的好和美並非沒有討論,沒有標準。有人認為教育與龔自珍的梅一樣,目的是讓孩子順天性順自然地成長,有人認為教育的主要任務是歷史和文化的傳承,有人認為教育是為將來投入工作作技能的準備,有人認為教育是為了建構民主公義的社會,… …

只是不知怎樣,我們都放棄了討論和自主,讓別人來作主,來管,把自己放到「我都會、我照辦」的位置上。

蒙特梭利學校

(2016年7月27日星期三)

蒙特梭利 (Maria Montessori) 本是意大利人,她創立了一套教學方法,實行以兒童為中心的教育,方法是強調環境佈置,誘發兒童好奇心,鼓勵自行探索和按興趣學習。世界各地均有學校遵照她的教學方法辦校,稱為「蒙特梭利」學校(下稱蒙校)。

蒙校在學前教育和低年級教育較普遍。由於自訂課程,班裡人數少,教師又要接受特別訓練,故各地的蒙校多是學費昂貴的私立學校,香港的蒙校學費就要每年十多萬元。最近在加拿大聽聞一則笑話:有人參觀當地一所高級老人宿舍,地方寬敞,用餐講究,服務備至,然收費也極貴。他問負責人:有多少子女能供養老年父母入住?對方笑答:那要看子女年幼時你有否送他們入讀蒙校囉!

傳統教學是由老師主導講解,實物只用作輔助,蒙特梭利方式則相反,由學生自行對實物摸索和探究開始,強調自由、分享、合作、培養內在紀律 (inner discipline) 反對用競爭或獎懲手段改變兒童的行為。亦有人相信,入讀蒙特梭利學校,孩子會贏在起跑線,最終成績會勝過入讀傳統學校,可惜還沒有嚴謹的研究證明這看法。

送子女入讀蒙校的家長,由於學費太貴,不少在幼教階段後便轉回傳統學校去。我有一朋友也是這樣,傾談間她對蒙校教育讚不絕口,說女兒很喜歡上學,由於基礎打得好,女兒在轉回傳統小學後成績的確名列前茅,但在小三以後,優勢卻逐漸消失,故懷疑是否物有所值。我補充說:今天填鴨教育處處,你替孩子找到一個真能愉快學習的地方,享受童年之樂,還要算嗎?

把睡眠還給學生

(2016年7月20日星期三)

在香港,學校的第一節課多在8時半前已開始。由於早禱和集會等還安排在上課之前,故學生要在8時前抵達學校。有人認為,上課時間應該早點好,因為早睡早起身體好,早晨空氣較清新,校車路程長,又要避開上班繁忙時間,學校亦因此可增加課時等。為了培養守時的習慣,遲到的學生會受處分。

近年對生理時鐘(circadian rhythms)的研究,挑戰上述的看法。研究發現,人體分泌「褪黑素」(melatonin)助眠,但在青春期,身體生產褪黑素的時間會越來越晚,成年期後才逐漸移回較早時間;從生理角度看,青少年的理想睡眠時間是晚上11時至翌日8時。按這道理,要學生早上6時甚至5時起床趕車上學,難令他們獲取充足的睡眠,在堂上打瞌睡難免,故學校應推遲上課時間。

在美國曾有這樣的研究:某社區由於人口遷移原因,接載初中學生的校巴要在早上走兩轉,部份學校被迫延遲上課一小時。研究員發現,遲上課的學生在閱讀和數學的成績較早上課的學生為佳。其他類似的研究也有相近的發現,有人估計延遲上課一小時,中學生的成績可提高 0.175標淮差。

有些學校參加了一個叫「延遲上課計劃」(School Start Time Study) ,把早上上課時間延至8:40,結果發現學生不但遲到和缺課少了,連情緒和行為問題也減少。其實,睡眠不足引起的諸多問題,如辦事提不起勁,缺乏動機,反應遲鈍,善忘,易發脾氣等,已是常識。如果上述青少年「生理時鐘」的說法屬實,則推遲上課時間,可能比甚麼教改措施更有效用。

全村系統性評估

(2016年7月13日星期三)

從前有一條村,村民都務農為生,生活安定,可惜都不注重公共衛生,傳染病時有發生,以致平均壽命不長。

新村長上任,希望有一番作為,為村民的「年壽」作出貢獻。恰巧有一外省商人到訪,知道新村長的心事,就對他說:問題在於村民缺乏新思維。外面世界的想法是:運動可以強身,強身可以防病,病少就會命長,因此發明一種叫「健身單車」的東西,人只要每天都踏車一小時,便會有足夠的運動。

村長聽畢有所覺悟,乃推出新政,用公帑購入大量健身單車,每戶派給一輛,強制每人每日必須踏車一小時,並在完事後登記儀表上的讀數,又派巡察人員收集和核對數據,說這是為了進行「全村系統性評估」,證明運動與年壽的關係,和把有關數據跟外省比較。

對於日間種田的農民來說,哪有運動不足之理?但誰能證明健康與運動無關?故反對無效。既然官命不可違,大家都在想辦法:有人虛報數字;有人拆開單車,調校儀表提高轉速;但最普遍的做法是,把單車加裝兩輪,用來載人拉貨,令單車有實效。

村長嘆息道:新政只是為了增進村民的福祉,村民的反應污染了評估數據,並把單車異化了,故呼籲「拆輪」,還單車的原貌。村民反駁說:單車不應該是有輪的嗎?有輪豈不更像單車嗎?村長無奈,乃頒下禁輪令,禁止任何有輪胎的車在路上行走。

從前的外省商人又來訪,對村長說:事實證明你沒有錯,只是村民缺乏新思維而已,好,讓我再替你想想辦法!

捉到—放掉

(2016年7月6日星期三)

加拿大安大略省湖多,是垂釣好地方,但海鹹河淡,釣到的只是淡水魚。然而,這裡的淡水魚如 Sea bassWalleyePerch Sunfish等,都很美味。

當地規管釣魚的法例很多,規定每年甚麼時間可以釣魚,不同的牌照准許可帶走魚獲的種類和數量也不一樣,超過了限額,魚不能取走;魚太小,要放回水裡,給它長大的機會;魚太大,即屬魚中強者,有利發揮汰弱留強的自然定律,助魚生產,因此也要放回水裡;魚鉤不可以有倒刺,以免影響放回水裡的魚存活的機會等。

不過,加拿大和不少國家一樣,在推廣 「捉到放掉」(catch-and-release)的釣魚方法,勸人把釣到的魚放回水裡去,不要帶走。試想想:釣魚的人越來越多,工具越來越有效,大家都把魚取走,魚在湖裡的成長和生產,哪裡追得上?魚少了,要吃魚的海鷗缺糧,,最終破壞生態平衡。「捉到放掉」是享受垂釣之樂之餘,同時負起保護環境之責。但叫醉翁意不在酒,只在乎山水之間,容易嗎?

上星期跟朋友到湖邊釣魚,也讓我一睹實況。大清早湖邊已有不少釣客,但這裡的魚不難釣,兩小時內已有相當收獲,但其中有一年輕釣客,先釣得一條超過兩磅的大魚,不久又有一條一磅多的魚上釣,令人側目。有人垂問,他只說並無特別方法,運氣好而已。臨走前他把魚都放了,說已享受過釣魚之樂。我跟朋友說:很感動,這裡的公民教育很成功。說罷,有一對說粵語的夫婦跑來看我們的魚獲,然後跟我們說:這些小魚你們還要嗎?若然不要,送給我們吧!煲湯很甜呀!

移民三十年後

(2016年6月29日星期三)

探望加拿大的一對夫婦朋友。他們在80年代由港來加定居。丈夫原從事實業生產,中國改革開放,香港工業北遷,但他不願意到內地工作。移民時他們帶著2個孩子,還在唸小學。決定移民除香港前途問題外,還有子女教育;太太是個會計師,認為香港教育不好,不利孩子成長。移民後夫婦二人都轉了行,找到新工作。據說收入比從前少了,加拿大稅重,但工作穩定,醫療社保周全,家庭生活愉快,因此落地生根,90年代的回流潮並沒有打動他們。子女後來都上了大學,畢業後成為當地的專業人士。

今年他倆已60多歲,退了休,子女亦已成家,兩人認為使命已達,現在閒來種花看書,含飴弄孫,也覺寫意。回顧過去,他們說在香港認識的朋友中,不少立志高遠,或要成就事業,或要為國為民;結果有人如願,成為名商巨賈,或政壇顯赫,但亦有人仍在奮鬥中,也有人遇上風險以致身敗名裂。

他倆在香港都曾受過高等教育,這是不是一種浪費?他們回應說,每個人都有生命自主的權利;他們選擇放棄事業,把目光放在養兒育女之上,既是一種意義也是權利。高等教育對他們並非無價值和影響,恰恰相反,受過的教育令他們更覺民主自由平等的可貴,因而更珍惜當下。他們又說,多年來仍關心香港新聞,正因如此,相較一個國立不能寫、港獨不准談、李波隨便拉、新聞自審查、政府無公信、民意如流水的地方,當年的決定沒有錯,加國生活雖非毫無缺點,仍是他們的樂土。

人口前景

(2016年6月22日星期三)

發達國家生育率低,但會靠外來移民補充人口和勞動力。例如,加拿大現有人口3500萬,人口不收縮,主因是移民。據說過往10年加國已吸納移民百多萬人;美國人口3億2千萬,人口呈正增長,主因也是吸納外來移民。

Atlantic Monthly 雜志近期指出,中國現有13多億人口,但正朝向收縮和老化。2000年時年齡中位數為30歲,長者人口是1億;預測2050年,該中位數會升到46歲,長者人口3億3千萬;現時工作年齡人口對長者比例是 5:1,到了2040年,該比例將跌至 1.6:1。2100年的中國人口會跌破10億,同期美國人口則會升至4.5億。2010年至2050年間,美國由於吸納移民,工作年齡人口會增加31%,令經濟增長,稅收穩定;但其間中國的撫養比率會不斷上升,工作人口下降,出現勞工短缺,到了某一刻,中國可能要像西方國家一樣,輸入移民作補充。移民從哪裡找?嗯,可能是非洲,…

香港又如何?按政府推算,香港人口會在2043年見頂,達833萬,然後回落,但長者比例則會持續上升,2014年是15%,2034年30%,2064年36%,前景不樂觀。

既然中國人口老化,勞工短缺,若單程證配額制度仍存在,相信配給香港的移民多是老齡人士。今天我們抗拒內地孕婦來港產子,明天不但要設法讓她們過來生產,還可能令她們連人帶嬰留下來。今天跨境學童上學成問題,他朝可能要在邊界建專門收錄他們的學校,吸引他們來港上學,繼而留在香港生活。

當然,要吸引外來者願意來港定居,如何保留香港自由開放,公平廉潔的舊貌和核心價值,將更重要。

這邊廂、那邊廂

(2016年6月15日星期三)

這邊廂,公屋食水發現含鉛超標,引起恐慌。食水含鉛,會損害人體功能及兒童智力發展,居民情緒激動,政府最後委出獨立調查委員會,進行全面調查。

那邊廂,系統性評估TSA發現造成操練現象,致學生功課過多,壓力過大,戕害學生身心健康。數萬名家長簽名支持取消小三TSA,局長乃發出「嚴禁操練」通告,結果還惹怒學校,最後只成立「檢討委員會」作檢討云。

這邊廂,鉛水調查報告指出,食水不應該含鉛,但有關部門明知鉛有害,卻沒有想辦法防止鉛滲入供水系統,報告狠批這是一種嚴重紕漏。

那邊廂,TSA由2000年教統會的報告書提出,說目的是為了改善教學和學生學習,因為評估不計分,故不應存在操練。然而,負責執行政策的教育局,明知TSA有操練的風險,卻坐視不理,甚至利用TSA成績向學校和辦學團體施壓;考評局出題目越出越深,越出越刁鑽,懶理這是「基本」能力測試。最後負責檢討的委員會,不但沒有叫停TSA,還指題目只須稍作調整,考試即可繼續推行。

這邊廂,公屋發現鉛水後,街坊還可得到樽裝水、街喉上樓的待遇,以暫時確保食水品質,直至問題解決。那邊廂,TSA只改作「邀請」50所小學應考一年,但幾經波折才集齊50所學校,其中只有20間願意公開校名。

這邊廂,鉛水報告書發表後,一眾高官雖然沒有引咎下台,也會鞠躬道歉;那邊廂,教育局不但沒有半句道歉,還在沒有任何保證下,要求學校在行事曆預留明年考TSA的日期,宣布TSA全面恢復推行。

記者應問尖銳問題

(2016年 月 日星期三)

加拿大記者在記者會上問人權問題,包括李波失蹤事件,遭中國外長王毅訓斥,我剛身在加拿大,看到這段新聞幾乎成為所有當地傳媒的頭條。被訓斥的記者 Amanda Connelly 隸屬加國網媒 iPolitics,但她的提問其實並非一已之見,而是事前跟如路透社、華爾街日報等各大傳媒綜合商議後由她代表提出,所以王毅問她本人有沒有去過中國,大概是不知情的話。

兩日後,總理杜魯多說已就記者被罵事件向中國表示不滿,並公開回應說:「言論自由極重要,我們認為傳媒的職責就是要提出尖銳問題 (to ask tough questions),我們鼓勵傳媒這樣做。」杜魯多之前也說過類似的話。在2015年選舉期間,他的競選主任曾涉操守問題辭職,他在記者會上被追問,支持者對記者報以噓聲,杜魯多轉身向支持者說:「請不要噓,我們這國家是尊重記者的,他們問尖銳問題是應該的。」不過,年輕的杜魯多在2013年也曾說過欣賞中國「基本獨裁」的一番話,故他在記者提問是其天職方面表示立場,真情假意,很難判斷。

然而,在西方社會,記者向政要或權勢人士提出與公眾利益相關的問題,不顧他們的面子,甚至窮追猛打,視作理所當然。記者提問的好壞,只在於能否一針見血,找出事實真相;回應者若感覺冒犯,亦不可動氣訓斥別人,只能以唇槍舌劍據理力爭。

香港近年注意「傳媒教育」,但回歸後主流傳媒不斷噤聲,自我審查,炒人封口,究竟我們還要否接受或繼續西方這種「記者應問尖銳問題」的觀念,看來在傳媒教育上還應有所討論。

貧窮的印記

(2016年6月1日星期三)

近日到美國的紐約市辦事,地點是市內較貧窮的「牙買加」區。居民多是有色人種,房屋和道路欠維修,破破爛爛的,在街上走也得加倍小心。我發現當地人一大特點,就是不論男女,肥胖的很多。我說的並不是普通的肥胖,而是非常的肥胖,以至舉步維艱;我想若電梯壞了,他們跑不上或落一層樓。雖說美國胖子多的是,但跟白人和富裕地區如曼哈頓或布魯克林相比,這裡顯然有較多極度超重的胖子。

從前說窮人營養不良,多是瘦峭的,富人營養過剩,容易肥胖;但據說在今天西方社會,情況相反:新鮮的食物昂貴,貧窮家庭難以負擔,再加上工時長,無暇煮食,因此傾向購買較便宜的加工和高熱量食物,結果窮人更易肥胖。孩子在這樣的家庭長大,亦容易養成對高熱量食物的偏好,就算兒時不肥胖,中年後代謝速率改變,肥胖難逃。

相信華人社會也如此。窮孩子就算能力爭上遊,長大後變成中產,兒時形成的飲食偏好也難改變。童年愛吃街上的魚蛋牛雜、吃肥肉碗仔翅,幾乎可以是一種「貧窮的印記」,終生相隨加上華人「食得唔好嘥」的信念,經常飲食過量,肥胖和相關的疾病容易出現。

雖然我不太喜歡新加坡的教育,但他們有一極為可取的地方,就是規定學校要為每一學生每年記錄身高體重指數(BMI),並列在成績表上,按年比較檢討,編制個人的飲食運動方案;學校亦要把數字統計,形成學校的肥胖 (obesity)率,並列為學校的業績指標。香港的教育當局有興趣跟隨嗎?

校董願花多少心機和時間

(2016年5月25日星期三)

香港學校的一大特色是津貼學校制度,學校經費由政府資助,管理則交由辦學的社團和宗教團體負責。津貼學校的校董會,雖經歷「法團校董會」條例立法,校董會的成員主要還是來自辦學團體。校董會是學校的最高權力機構,擁有校長的任命權,校長要向校董會負責。辦學團體有大有小,校董會運作方式差異也很大,有些較有制度,有些則人治氣氛濃厚。

但無論是人治或制度治校,校董們對學校的態度如何,提供甚麼協助,往往是學校好壞的關鍵。這裡又有兩個問題。首先,校董們多是社會名流或商界人仕,事務繁多,能真正關心學校的很少,多只求學校不出現甚麼問題打擾他們。其次是學校對他們的回報是「面子」,學校成績好,出了多少個會考狀元,今年榮升 Band One,就是最好的答謝。至於最影響學校成績的因素,如原初建校的理想和理念,學校所處的地區和歷史,社區人口變化帶來生源的改變,家長學生是否愛護學校,教職員士氣等,一概是校長的事,與他們無關。他們不明白,校長並非三頭六臂,改變和進步總是漸進的,成績亦可以按當年學生情況出現反複或倒退;而上述最能影響成績的因素,雖然校長需要自由處理空間,但也需要校董的關懷和協助。不願意花心機時間去了解學校,每年開幾次例會就自以為很了解學校的校董,其實是最差劣的校董。

有些校董甚至認為,好的校長不難找,一個要走,按例招聘另一個便行。他們把學校當作政府機構:鐵的衙門、流水的官。

發考試瘟

(2016年5月18日星期三)

演藝界有樣東西,叫「發台瘟」,指表演者平日表現很好,但承受不了舞台的壓力,無法發揮應有的水準。在學校裡,也有不少「發考試瘟」的學生,平日被老師稱讚為勤力用功,但到了試場臨門一腳,水準驟降,成績遠遜預期。

我自己就是個會「發考試瘟」的學生。會考成績我遠差過我的太太。可是,我對求學時唸過的書,讀過的數學經濟地理,了解和記憶都比她好。這一點,在家裡教導女兒功課時可見。功課上遇上困難,她找我居多;太太總問:為甚麼你還記得這些年代久遠的東西?倒霉的我連考車牌也會「發瘟」,學車時間已不少,但到了考場,就手腳失靈,因此「肥佬」多次,太太和女兒卻頭一次考就車牌到手。

有說這是應付壓力的問題。這點我也知道,如讀書時流行使用「計數尺」(slide rule),計起數來本比查「對數表」方便快捷,我亦用得頗熟,但臨場卻不敢用,生怕壓力下會看錯格。

我們的制度相信考試是公平競爭,成績結果是能力的標記。我當校長時,儘管自己不盡信考試成績,但實際上也不能不依從屈服。收生時若不以考試成績為主,上至校監校董下至主任老師,都不會放過我。

亦遇上過平日跟同儕談笑風生、說話有紋有路的學生,會考中國語文科的「說話能力」和「口語溝通」竟考得「第一級」,理論上獲評此級的學生說話用詞只能「大多數正確」,溝通只會是「基本達意」,心裡就充滿疑惑;究竟眼前的學生,是否跟我一樣,會發考試瘟?還是考試本身出了問題?

教師的兩難

(2016年5月11日星期三)

Larry Cuban 在近日的網誌寫過一篇短文,叫「教師面對的兩難」(Fundamental Dilemma Facing Teachers)。所謂兩難,是指魚與熊掌不能兼得,或追求的價值此消彼長,選擇不能不帶妥協。

生活上兩難的例子很多,如時間分配:一方面工作永遠不會停止和做得完美,另一方面又有家庭朋友需要照顧交往,我們總得兼顧,不能只擇其一。

但作為教師,無論是新手老手,教幼稚園班或高中預科,還會遇上一種教師獨特的兩難。這兩難產生於教師既有「學術」(academic)的角色,但對學生又有「情感」(emotional)的責任,兩者經常沖突,製造困難。

學術角色要求老師要掌握知識和教學法,懂得學生如何學習,且能公正客觀地評估學生的成績。在這角色下,老師要有疏離的空間,講理不講情,例如無論學生如何努力,合格就是合格,不合格就是不合格。然而,我們又要求教師要親近學生,要了解學生的性格需要、優點缺點、處境感受,甚至跟學生亦師亦友,因為感情關係是學習的基礎和動力。因此,我們對那些冷冰冰地說「我只是來教書的」投以鄙視的目光,也認為某些「一頭栽進學生裡」的老師不是味道。兼顧「學術」與「情感」,找出平衡點並不容易,過程中學生會看出老師的品格與真誠流露。


Cuban的這番話令我想到教育現象學家 Max van Manen 談過的「教學機智」(pedagogical tact):當教師的困難,在於既遠且近;作為學生的領路人,教師要能登高望遠,但我們同時也是學生的伙伴,因此要聆聽學生脈搏的聲音。兩者如何處理並無定法,只靠人心。

普通話國語印象記

(2016年5月4日星期三) 

早年陳漢森借給我候寶林的相聲錄音帶,令我愛上了相聲,有某段時間,晚上總要聽一兩段才能入睡。

陳漢森和我都最喜歡他的《夜行記》,故事諷刺一個不拘小節的傢伙,不願意「走路受限制,坐車也受限制」,最後花了28元買了輛「除了鈴兒不響、哪兒都響」的舊自行車,夜間出遊結果「掉溝裡去」!據說這相聲寫於1955年,當年北京交警的文宣隊為推廣剛實行《城市交通規則》,集體創作這段子,結果大受歡迎,故也是寓教於樂的好例子。

候寶林常跟郭啟儒拍檔,精彩相聲頗多,如《關公戰秦瓊》、《改行》、《戲迷》、《妙手成患》等。他們的相聲百聽不厭,是由於說話含蓄、幽默(不是滑稽)、用字精煉,又經常利用諧音字製造笑料,例如「不寫作的作家也算是作家,因為他正在家裡『坐』著」。

候寶林說相聲,抑揚頓挫,滑音漂亮,也一度令我愛上了北京腔,並認為台灣的國語平板不好聽。可是這種感覺近年完全改變過來。君不見,今天的某些治港京官和所謂法律學者,個個一口流利的北京腔,發言就是滿嘴歪理,實在難聽;北京國務院新聞發布會上的發言人,也人人字正腔圓,但不時加上:不存在這問題、不存在那問題等句語,給人趾高氣揚的感覺。相較之下,電視看競選台北市長時的柯P,說話誠懇親切;聽「失敗了再站起來」的蔡英文勝選演說,雖沒有甚麼偉大言詞,作為民選總統,只要求公職人員「謙卑、謙卑、再謙卑」。他們的話不斷在耳中迴響,台灣國語原來幾好聽!

博士的虛與實

(2016年4月27日星期三)

城中不少名人喜歡稱作博士,一旦獲授「榮譽博士學位」(Honorary Doctorate),即加在自己名字上。

大學頒發「榮譽博士」名銜,多是對授予者在學術界的成就表示認同;頒給社會人士,則是表揚對方對社會或大學有突出的貢獻(包括捐款)。領取此銜者,當然不用寫論文考試;相反,大學還會贈送「贊詞」一篇,在頒授典禮上朗讀。

在歐美,可能大家都知道「榮譽博士」只是個贈銜,故不會有人因此自稱博士,或接受別人稱自己為博士。香港的文化可算特別,然而,叫他們一聲「博士」我亦不以為忤,就視為他們尊重知識,因而引發一種特殊偏好罷了!

「攻讀式博士」(earned doctorate)則不同,這種博士並沒有得「贈送」,必須老實地讀回來。一般要求嚴格,尤其是「哲學博士」Ph.D.:先要完成課程,在指導下完成研究和論文,導師滿意,乃呈上由其他大學的教授組成的考試委員會,進行評審,再經口試及格,方能畢業。

因此,導師也不能自把自為,說學生畢業就畢業,他評估論文的眼光要準確,如論文質量能否通過評審?學生能否應付口試?估計錯了,論文評為不合格或無法改進,除影響自己的聲譽外,學生多年的努力更會白費。較「仁慈」的大學或會給這些學生頒個「哲學碩士」 M.Phil. 作安慰。

當然,大學水準有高低之分,如導師是否高明?考試委員來自哪些大學?導師在行內有多少份量?同一篇論文,甲大學不通過,乙大學通過,並非不可能。不過,一般規矩是,論文不准重複向兩所大學提交,以防一箭雙雕。

暫停

(2016年 4月 20日星期三)

病倒了,停稿一次。

懷疑TSA的改進教學論

(2016年4月13日星期三)

我從前熱衷「課堂學習研究」(Lesson Study)。每次計劃開始時,我都會跟老師先猜想學生在學習某課題時的「難之所在」,又設計各種小測驗,進行探索確定,然後才開始設計教學工作。研究結束前又再有小測,看看學生有否進步,困難是否克服,老師亦藉此掌握教學的關鍵和原理。

當然,與大型測考如TSA相比,我們的測考設計或不及周密,卻更到位,因為測考數據直接用來指導教學,並用在同一班學生身上。我們又發現,參加計劃的老師多是真誠為了改進教學 ,故有種自發幹勁;但也偶有老師由校長指派參加,壓力擋不住,就在表面上下點功夫,實際上是找捷徑敷衍了事,這些情況最難搞。

教育官員常說全港性考測如TSA具有「改進教學」(improvement) 及「學校問責」(accountability)雙重效用。但測考舉行到成績發放已是下一學年,數據並不能令當時的學生受惠;難聽地說,所謂改進教學,僅屬賊過興兵、亡羊補牢而已。因此我相信,問責才是主調。不是說「問責」就是不好,但教局官員常問:「貴校學生達標率是在全港平均數之上還是之下?」就是不妥當。須知全港學校無論進步了多少,既然是平均數,約半數學校會在上,半數在下。問這種問題就是拿TSA數據把學校進行分類、比較、施壓,違反TSA原意和承諾。

從前我曾寫過,面對問題,人的反應有「高路」與「低路」之別。縮班殺校令教師人人自危,考試操練是自然不過的「低路」反應。「改進教學」屬長線的高路回應,但成績壓力就在跟前,講改進教學,豈非奢談?

進步教育觀怎敵成績問責?

(2016年4月6日星期三)

學童自殺問題日趨嚴重,發現不少個案與學業成績有關。

香港在2000年推行的教育改革建議,標題是「終生學習、全人教育」,文本(text)批評香港學校過份集中於應付考試,欠缺能力培育,沒有思考、探究、創新空間,於是提出「樂於學習、善於溝通、勇於承擔、敢於創新」的口號;文本還提出「以學習為本」的理想,內容跟西方杜威的「進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觀點相去不遠。

可是經歷16年教改實踐,香港學生的快樂指數卻愈來愈低,功課愈來愈多,壓力愈來愈重,學校依然操練,只為考試成績,低風險的測考也變成高風險。

這境況怎樣造成?不要忘記,當年教改的主事者同時也是「學校以表現問責」運動的推手。這邊廂講拆牆鬆綁、創造空間、傳統考試思維不可取;那邊廂又製造表現評量 (key performance measures)架構 ,學校通通要交出亮麗的TSADSE成績表,否則縮班殺校自理。

學者 Stephen Ball 曾以英國經驗為例,叫人不要被教改文本的言詞騙到,某政策出台,經常有其它政策在醞釀或操作中 (other policies and texts are in circulation) ,產生矛盾甚至相互抵消的效果。在香港,成績表現與教改言詞相比併,東風壓倒西風,進步教育觀怎敵成績問責壓力?

有趣的是,世界並沒有如香港教改文本所預言:21世紀的學校教育潮流將是「溝通自學應變合作創新」。今天英美兩國的教育政策,不謀而合地聚焦在增加考試和提高成績,當然也同時惹來廣泛的反對;反對的聲音,又與我們教改文本的說法吻合:求學不是求分數,學校不是考試工廠!

參考資料:

Ball, Stephen NJ  (1994) Education Reform: A  Critical and Post-structural Approach.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UK.

一本談考試的兒童讀物

(2016年3月30日星期三)

Miriam Cohen 是美國作家,1980年出版過一本兒童插圖書叫 First Grade Takes a Test,該書在2006年再版。故事開始時說某天一年級上課做測驗,幾個小朋友邊做測驗邊談話的內容。

其中有條題目,插圖畫了兩個站著的小朋友 :Sally 及 Tom,他們在分享一份夾肉三文治 (baloney sandwich)。題目答案有兩選項:A. Sally高過 Tom;B: Tom 高過 Sally。

班裡的 Jim把題目看了又看,他想:誰高過誰跟三文治有甚麼關係?那真是夾肉三文治嗎?看來好像是蕃茄三文治吧!… … 他久久不能作答。

時間到了,老師收回測驗。過了幾天,成績送回來了。Anna Maria成績最好,即日送到「天才兒童」班上課。其餘的同學都埋怨自己不及她聰明,都是蠢貨 (dummies)。

老師就跟他們說:測驗成績並不說明一切,也不能說明你是否「聰明」,因為聰明是多方面的,例如:砌模型,閱讀,畫畫,思考。還有,測驗測不出你是否心地善良,是否願意幫助別人。這些東西都很重要啊!… …

過了一段時間,某天早上Anna Maria 突然在課室裡出現,大家都很奇怪。她說:我不上天才班喇!我想過了,捨不得你們,覺得這裡最好。

這書是美加小學常見的讀物,老師借此主動跟學生探討對測考的看法,不但給予學生一個持平看待成績的角度,還糾正他們對何謂聰明的誤解。香港學生屢因學業問題自殺,有人歸究心理學家不足,生命教育缺乏,但有否想過,學業成績發展到成為對「生命」的威脅,發芽期早在孩子幼年,我們給他們種下甚麼價值觀,教導他們如何看待考試、成績、聰明等概念呢?

是蘋果,不是樹葉

(2016年6月23日星期三)

英國兒童書作家 Michael Rosen 寫過一首詩,叫 Guide to Education (教育指南)。該詩的閱讀對象並不是小朋友,而是收錄在他寫給成人讀者的詩集 Don't Mention the Children 之內。英國政府害怕學生在國際測驗如TIMSSPISA中成績落後,近年推行以提升考試分數為本的教育政策,這詩可算是對政策的諷刺。詩的內容如下(我的翻譯):

你上學會得到教育。要找出你將會得到多少教育,政府先要你參加考試。但在考試之前,政府喜歡先把你歸類,以便預知你會在考試得到甚麼成績。這些考試,既測出有沒有把你歸類歸錯了,也同時測出你該懂的懂不懂,但絕不會問:耳垢如何形成,或怎樣煮湯這類問題。

要知道自己該懂的懂不懂,就要做模擬考試的習作。做了這些習作,你會學懂這些考試要你怎樣思考。操練得多,你就只會從考試要求的方式進行思考,不會因胡亂思考而犯錯。

舉例說,樹上有蘋果。樹上有甚麼?要答蘋果,答「樹葉」就是答錯了。若想:蘋果樹上不是通常還會有樹葉的嗎?是無用的。答案只有一個:蘋果。其餘的答案都是錯的。認為「樹葉」也是合適答案的那種人,只要多操練,就會停止思考「樹葉」這答案。其實,為了趕做模擬考試習作,你極可能沒有時間外出看看蘋果樹是甚麼樣子,也不會知道蘋果樹上還有螞蟻和槲寄生。

我們的教育越來越進步,就是因為越來越多考試。記著:是蘋果,不是樹葉。

由這詩想到香港的TSAPreS1DSERosen 曾朗讀這詩,讀者可在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s-F87JZnPg找到。

安全網穿了洞

(2016年3月16日星期三)

這星期的新聞特別令人沮喪。又發生老人在院舍內懷疑遭虐待事件。雖然事主已過身,曾否受虐還待調查,但生老病死無人能免,由事件想到自己不能自理的一天,到時是否要活在港式的老人院裡?還是應否早些推動安樂死立法?

公家醫院經常爆滿,病床使用率極限原來不是100%,年前高峰是122%,但前兩天已有醫院破紀錄達 131%  ,情況叫「極度嚴峻」,經急症室診斷入院,輪候病床也要超過24小時!想有天自己或家人患急症,應否打999叫救傷車?還是召的士送私家醫院較妥當?

這些並非社會褔利多寡的問題,而是安全網穿了洞、人命攸關的制度失誤。令人氣餒的是,問題存在已久,二十年前,政府已知道人口會老化、老人需要院舍照顧、醫院病床會不足,卻把財力心力去搞連接境外的基建,立志貢獻一帶一路!

還有青少年自殺消息,這學年至今已破紀錄達20人,其中過半與學業成績有關,並有近半是大學生。教育局長只說痛心關注,叫家長學生加把勁,然後邀請教育團體開會。叫人加把勁或開次會解決甚麼問題?


2000年的教改誇稱要推行「全人教育」,但制度操作仍是一面倒成績掛帥,香港在PISATIMSS成績好,官員歸功於教改,至於學生學業壓力大,精神健康出問題,不出事就不用理;外評「學生表現」欄總是以成績為主,須知學校沒有「不願上學」(school refusal) 個案、學生沒有自戕企跳、還熱愛學校生活,今天已是重要成就,但報告就是免提;就算提出了,家長都會當是「碎料」,還是先問成績如何?派 Band 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