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讀了

(2017年7月26日星期三)

貌似「開放」,其實是「封閉」的問題,不單在課堂提問找到,還在功課作業裡。Kathy老師傳來一篇小六「閱讀理解作業」,其中一段這樣說:

赫赫有名的愛因斯坦,在語文方面的表現向來不出色,亦曾經在應考一所理工學院時名落孫山,但他沒有放棄,第二年終於通過了入學試,之後更在科研領域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成就。誰會因為愛因斯坦曾經考不上理工學院就否定他是一個天才呢?

閱讀後學生要回答、號稱「創意」的問題是:「如果你是愛因斯坦,第二次投考後還沒有被取錄,你會怎麼辦?」但誰都知道,這是偽開放問題,因為大家都希望學生寫「我會以他為榜樣,努力不懈,堅持到底,直至成功」等;給教師的「參考答案」也是提供這類答案。

不料一個學生的回答只有三個字:不讀了。

Kathy 說看後頓時大笑。她想:既然一連考了兩次都考不上,為甚麼還不放手呢?雖然這三個字答案不算「具體清晰」,但比那長篇大論談努力的「參考答案」,不是言簡意賅,甚至更具「創意」嗎?

但問題來了,學生做「閱讀理解」,是為了預備將來考公開試的。在這前題下,誰敢鼓勵學生面對「偽開放」問題運用真創意?公開試考砸了怎辦?Kathy說很想給這個學生加上剔號,最後還是審慎地加上括號,要求學生重答問題。

設立「閱讀理解」,原意可能是要培養學生語文上分析、創造等能力。但考試壓力下又究竟有多少空間,讓教師和學生運用真的創意和說出心裡話呢?

開放式問題

(2017年7月19日星期三)

姬旦、關羽 姜子牙,三人都是歷史上有名的人物,請問他們有甚麼共通點?

答:都是人。錯,再試。答;都是男的。錯,答案是:後人都給他們「公」的尊稱。姬旦是周公,關羽是關公,姜子牙是姜太公。

上述問題被稱作是鍛煉和考驗「創造力」的題目。吓!為甚麼能考創造力?大概是因為這問題屬於「開放式」(open question),開放式問題通常可以有多個合理的答案。但既然是開放題,為甚麼答案一定是「公」呢?這種做法叫做把開放式題目當作「封閉式」問題(closed question)處理。

觀課時也遇過這種情況。有些課堂問題,貌似「開放」,好像容許學生發揮,但由於老師心中只有一個答案,學生要「估中」才算答對。這情況其實比問封閉式問題,或索性不問問題更糟糕,因為久而久之,有觀察力的學生都會明白,這是個不好玩的遊戲。誰願意做老師肚裡那條「蟲」?問題都不回答了!

我們常說要培養學生的「創造力」,他們多想像,逆向思維、跳出框框思考、… …,卻很少留意自己問題的性質和處理答案的手法。有些老師根本沒有把課堂問題預備好,又過份著意於「正確答案」,不懂得應付學生正當但不合意的答案,甚或聽而不聞。他們不知道自己的課堂教學正跟「培養創造力」背道而馳。

卡通片IQ博士主題曲有句話說:創造力量同幻想,會嚇你一跳!假如你的課堂問題,從沒有學生給你一點令你驚訝的回應,那麼檢討一下自己的教學有多少「培養創造力」的成份,此其時矣!

專業與常識

(2017年7月5日星期三)

交通擠塞,幸運地找到的士。附近發生了事故?司機說沒有,只是工人在修樹,把道路堵塞了。他說觀察了很久,以前以為「修樹」是個專業,但看來指揮者和工人根本不懂修樹:樹哪一枝伸出馬路,就把哪一枝鋸去,毫不理會樹的重心會否偏移,會否栽倒。

他對康文署頗有微言,提及早前大埔有人投訴雀糞,他們就去鋸樹,不理破壞雀巢,害死幼鳥。他說:「大自然的動植物也有生存權嘛!」又舉自己為例,駕車幾十年,抹車時經常要清理雀糞,但從無怨言,「雀鳥是不會上廁所的,這是常識!」

他慨歎今天不少人以「專業」自居,就連常識也沒有。受過醫療訓練的怎會利用治癌的方法給人美容,令人永久傷殘或死亡?執法的怎會檢控一元售賣紙皮的婆婆,卻對星期日在外傭聚集區叫喊擺賣的小販,視而不見?… …

他說朋友帶他回內地吃鯇魚魚生,賣者竟說邊吃邊喝點烈酒「殺菌」便不用怕染病;又有友人專業養蟹,准養二萬隻的地方他養夠四萬隻。不怕蟹擠死嗎?不怕,每年給牠們餵一噸抗生素。

他續說,今時今日,人們工作就只懂執行上司的命令,但求了事,不分是非黑白;不然就是為了跑數、追逐佣金利潤,懶理破壞倫理、危害生命。

這司機是個六十出外的老頭,好像很久沒有找到傾訴的對象,滔滔地談了近半小時。下車後我再想想,覺得香港人真是進步了。幾十年前,你可以找到一個上了年紀的的士司機,能說出如此有洞見的一番話嗎?

BCA/TSA米最好吃,你知道不知道?

(2017年7月5日星期三)

報載對家長的TSA調查問卷,有預設立場和誤導。問卷問:BCA/TSA有下列功能和安排,你是否已經知道 / 不知道:  學校可用來優化學校課程和教學安排;教育局不會用BCA/TSA成績決定學校組別及派到該校新生人數;… BCA/TSA不顯示學生個人成績,對學生在學校的成績沒有影響。

被查詢時,負責的侯傑泰教授立即把波踢給教育局:「上述問題只是教育局一向的說法…  教育局有不同的研究,請向教育局查詢。」但報章和侯教授都沒告訴大家的是,調查還帶著一封給家長的邀請信。信這樣寫:

「系統評估可以為學校多提供一項客觀評估的參照,協助學校了解整體學生在各主要學習階段達到基本能力的水平,藉以回饋教學,優化課程設計和改善教學策略,不會考核學生個人成績,亦非作為學生或學校排等級或篩選的工具。

信的下款是侯傑泰教授,並由他親自簽署。請問:1. 這算不算是侯教授向家長展示他個人對 BCA/TSA的立場呢?抑或「只是教育局一向的說法」?2.看完這封信後,跟著要回答上述「知道 / 不知道」問題的家長,會否覺得發問者是希望你答「知道」呢?

打個譬喻。街上遇上市場調查,調查員說:BCA/TSA牌白米,最香最好吃,煮飯煲粥都得。然後問你:「你知不知道,BCA/TSA牌白米最香最好吃?」倘若你答「不知道」,會否覺得很儍,人家不是剛告訴你,BCA/TSA最好吃嗎?但假如你答「知道」,那麼我向你洗腦成功了!

這種問卷安排和設計水平,本不值一哂,卻成為香港最富爭議的教育議題:BCA/TSA的數據來源!

對翻轉教室的反思

(2017年6月28日星期三)

翻轉教室 (flipped classroom) 已流行了一陣子,香港有些學校都對此做過實驗,但結果並不一致。

翻轉教室的理論很簡單:先把課堂上要「教」的內容抽出來,錄影製作成電腦短片,學生上課前先行觀看,完成預習,上課時就無需再「教」,可把課堂時間花在互動、討論、思考、解難這些活動。

然而,從耳聞目睹和學術期刊的閱讀中,我仍找不出「翻轉教室」必然達至較高教學水平的道理。原因之一是翻轉教室只是一種教學安排 (teaching arrangement) ,其定義廣闊,並由實踐者按自己的理解豐富其內容,各施各法,大家都稱在實踐「翻轉教室」,但差異極大。

例如,同稱課前的教學短片,有些跟老師平日上課時的獨白無異,有些卻短小精悍,還帶互動元素,學生的興趣和注意力自然不同,影響預習效果,再而影響課堂活動的成效。又例如,無論課堂設計如何「互動」,始終還取決於課堂問題是否合適,老師如何由預習作導引討論,如何處理不同意見的表達和歸納等。把不同的東西同放在「翻轉教室」的一個籃子內,予以評鑑,並與傳統課堂教學作對比,既不合理也不公平。

這跟早年鼓吹教學「視聽化」(audio-visual) 或「電腦化」(computer-assisted) 的情況相似。不是說這些工具不好,但好與不好,還要看內容和運用,無法一言蔽之。時至今天,課堂學習遭劣質的工作紙或PowerPoint淹沒的情況還多的是呢!

我並非反對教學新嘗試,只是要求不要單從教學形式或安排考慮,老師的教學內容和實踐才是關鍵,那裡才見真章。

打風

(2017年6月21日星期三)

當校長的時候,每逢打風季節,都多了一點頭痛。除了要注意颱風消息,看風打不打成,估計會否或何時會掛8號風球,黃雨警告會否變成紅雨黑雨,還要預備一旦有需要,安排學生和教職員「疏散」,例如確定校巴能否行駛,留心地鐵是否正常運作,對未能歸家的學生,誰在學校留守等待接送等。

曾經試過颱風下學校停課,學生都已歸家去了,數小時後仍有兩名學生因打不通電話,找不到家長,困在學校裡。有老師因此提議駕車送學生回家,我不贊成,就是怕途中如遇上意外受傷,誰來負責?學校的保險在這些情況下會否失效?

教育局的停課決定完全依賴天文台,不到掛出8號風球一刻,不會宣布停課,而天文台是科學機構,掛甚麼風球要看颱風位置和風力,還沒有達到每小時63公里風力,就不會掛出8號風球。也遇過這樣的情況:早上起來,颱風已臨近,看趨勢不久便要改掛8號了,教育局還說照常上課;轉眼間改掛8號風球,教育局又立即宣布停課;但到了這時候,因風而提早出門的學生,已在途中,他們不知是繼續返校好,還是掉頭回家好?

在今天,大部份人都依賴單一的集體運輸系統,為免過份擁擠,部份機構亦實行分段式上下班時間,但要疏散因掛8號風球突然齊齊湧入的下班和放學乘客,只會製造超級混亂和乘客的痛苦。因此,建議教育局做決定時多一點彈性,不應機械地看颱風訊號行事。風若臨近或有可能打成,為免生意外,縱使仍是3號,亦應看情況及早宣布停課。

畢業齊齊丟筆記

(2017年6月14日星期三)

朋友傳來一段網上短片。影片是美國一所中學,學生畢業了,一起把一箱箱的筆記,像倒水般從樓梯倒下,紙張滾動的沙沙聲混著學生的歡呼聲,以此慶祝「畢業」。從前畢業向天空拋帽,現在改為掉筆記。

「丟筆記」這玩意,可能只是貪玩,但想深一層,學生選擇以此方式表達對學習終結的感覺,是否很負面?一切都不值得保留?

記得當年讀書的時候,很想保留一些讀過的書卻沒法子,一來沒空間,二來我是用「舊書」的,要賣掉上年的課本拿錢買下年的新書(仍是舊書),但不少筆記本還是保存下來,尤其是數學科,內裡解決的疑難雜題,是努力不易得來的成果,最後還傳給弟妹親友。

近年到朋友家探訪,知道不再稀罕課本和作業的想法普遍。不但不稀罕,還視為必須清除的東西。朋友的子女多已完成學業,家裡可能收藏玩具、模型、漫畫書、小說,卻沒有半本讀過的教科書。據他們說,保留這些東西非常 uncool ,除非你是書呆子或笨蛋!

學校教育所代表的「知識」,真的那樣不值得珍重?細想下可能也毋需傷感。眼看近20年的香港教育,改來改去,表面宣揚「學會學習」,骨子裡不但「考試主導」依然,考試的索帶還越箍越緊,範圍伸展到初小;天天模擬試題, 晚晚「閱讀理解」,官員還稱這不是操練,甚至乾脆謂「操練不能或缺」;還有,課程指引經常被政治侵蝕,校長教師經常要挺身要求尊重他們的專業決定,… …。我們真能怪責年輕人對學校知識的輕蔑嗎?

多做閱讀理解作業之弊

(2017年6月7日星期三)

每次看到傳媒的照片,課室的家課板寫上「閱讀理解作業」多少篇的時候,心裡就不自在。

不錯,TSA/BCA是要考「閱讀理解」的,學生有需要熟習考試的形式和運作,做點模擬測驗無妨,但今天學校把這些測驗模式視作日常教學,學生購買一本本的「測驗」作業,天天當家課做,那並不是學習,是操練。在這個自詡以「學習」為基本的香港教改中,這是諷刺。

我們每年都做點身體檢查,如檢查牙齒、視力;年紀大了,還檢查聽覺等。聽覺測驗時要戴上耳筒,聽高低頻、聲響大小、測完左耳又測右耳、甚至測試單字讀聲的聽力。這些測驗的目的是要確定我們能否聽到別人說話,過馬路聽到車聲等,而不是叫我們天天聽音叉頻率,或錄音機的單字,多聽多測亦不會改進聽力。若果不會享受音樂,不能看電影,不能欣賞自然風光,上佳的聽力和視力也是多餘。同理,天天做閱讀理解測驗,危險不只在於奪去學生的時間,還可能殺掉自發閱讀的興趣。能做測驗卻不愛閱讀,那是甚麼「學習」?

不過,操練對分數確是有效的。讀書時班裡有些打算到外國升學的同學,要考托福(TOEFL)。由於試題是多項選擇題,又多詞義辨別 (如 adventurous adventuresome的分別),不少因此猛做「近義詞」作業,結果平日英語水平很差的,竟然也考得高分。成功考進心儀學校的,試後煙消雲散,不成功的再練再考。當然,英文差的仍舊是英文差,操練並沒有增進他們英語的能力。

閱讀理解作業

(2017年5月31日星期三)

打開坊間小學的TSA「閱讀理解」作業簿,幾乎本本如是、篇篇如是:先來一段短文字,然後是填充題、選擇題、短問答題。雖然有些還煞有介事地介紹閱讀理解的「層次」理論,例如問題要由淺入深,先問字詞意義,或從文章中提取資料,然後是「聯繫生活或情景」的短答問題。

可是,不少家長發現,子女完成「閱讀理解」作業,原來是先看題目,才開始閱讀文章找答案。有些根本沒看文章,直接看題目,然後才在字裡行間找答案。時間有限,越快完成作業越好。

或有人會問:這種閱讀策略有何不妥?既然能找出正確的答案,不就是「理解」嗎?老師也發現這種閱讀方法較快捷,學生容易取得高分,為甚麼不可以「教」?為甚麼不可以「練」?

這問題難回答,因為我們已習慣把學習都視作分數成績。在這想法下,閱讀的目的就是「理解」,理解的證據就是取得答案。家長教師若認為篇章太長、文字太深、回答問題的時間太少,有商量,可增減;但這個框框不能改,改了就「無法評估」,學校就無法問責喇!至於學生用甚麼方法閱讀,先看文章再看問題,或先看問題再看文章,不甚重要,重要的是在指定時間內有效完成作業。

但我們沒察覺的是,這些作業做多了,久而久之,由此建立起來的意識和習慣,是把閱讀變成一種過眼雲煙、文字處理的差事。要求學生對閱讀或文章發生興趣,或追求所謂的「深層」閱讀,甚至愛上閱讀,豈非緣木求魚?

勿單靠成績論教學優劣

(2017年5月24日星期三)

我曾經提出過,成功教學 (successful teaching) 和優質教學 (good teaching)是兩個不同的概念。

教學是否成功,只看學生的學習效果。例如,目標是要學生學會「退位減數」,那麼成功與否就要看學生能否完成「退位減數」的任務 (tasks)。當然,是兩位數還是三位數的的退位減數呢?所需要的認知要求 (cognitive demand) 也有明顯分別。

教學的優劣,主要還依賴老師的識見、經驗、預備、表現,例如能否掌握課題的要求、學生的已有知識、班裡狀況、學習困難、按學習目標設計教學等。然而,最優良的教學也不保證每次都能成功。影響學習「成功」的因素眾多,並非全由教師控制,例如學生睡覺晚,弄到上學遲到或打瞌睡;下一堂是另一科的測驗,學生都在擔心試卷深淺和成績;家裡有人生病或出了問題,致上課心不在焉等。

長遠來說,優良的教學,會有較大的「成功」機會,學生也會有較佳的「成績」,但不要相信有「必定成功」的教學策略,那是吹噓。若以「成績」作為唯一評價教學是否「優良」的指標,那是短視。還有,如只要求保著成績,很多實驗性質的教學方法將難以推行。

那麼,教學的優劣如何評價?個人認為,觀課是較合適的方法。當然,這也要考慮到「觀課者」本身的修養和能力:既要能明白老師的出發點,又能敏銳地觀察實際課堂情況。若只拿個「項目清單」(check-list) ,記個 作評鑑,就很難作深入分析;同儕觀課也是好方法,條件是大家都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下觀課,而不是互相吹捧,或交差了事。

再問普教中的理據何在?

(2017年5月17日星期三)

審計署又出報告,指教育局和語常會對「普教中」的研究,不盡不實,花了錢資助和推行普教中,卻不知道有甚麼成效。

請勿忘記,提出普通話教授中國語文科為香港教育長遠目標的,是官方的課程發展議會,時年為2000年。當年已有人問:這是個「政治」決定?「經濟」決定?還是純粹基於「教育」和「學習」的考量?

語常會曾在2007年撥出了2.25億元,資助160間學校推動普教中,引起全城騷動。我曾在2008年本欄問:普教中的理據何在?有甚麼研究和證據,說明普教中能提升學生的中文水平?要花這麼多錢,不是應該先完成研究,確定可期待的成效嗎?

當年的主席田北辰曾以個人印象式回應說:普通話聽說能力比用廣州話學習的學生有進步,寫作也較流暢。

要留心的是,語常會在1996年接管了「語文基金」,目的之一正在於加強其研究功能,可惜,這個語常會原來只是個大花筒,連自己花了的錢有甚麼「成效」,也闊佬懶理。2007年拋出2.25億,到了2012年,錢都差不多花光了,才找來4間學校來做相關的「研究」,結果是「研究對普教中沒有明確的結論」!

有支持TSA的某校長說,其學校上學年收到2,800萬元政府公帑資助,認為拿了這麼多公帑做事,「有一個問責精神有咩不妥呢?」上述的普教中2.25億元帳單,大概是她學校8年的經費,如果用相同的問責精神,10年間當語常會的主席共有三人:田北辰、程介明、黃嘉純,究竟誰該負責?

講教學要些怎樣的測評?

(2017年5月10日星期三)

NCLB以來,「標準考評」和「測考問責制」興起,但美國教育界並沒有停止過進行反思和研究,甚至跟政府唱對台戲,這是美國學界可愛可貴之處。

高風險測考的興起,Nichols & Berliner (2008) 歸因於政商界從「生意管理」看教育。做生意講效率,用分數做個指標,製造一張學校成績表,就能揪出懶惰的教師,令他們受壓而改進,不費分毫就可以提高效率,豈不快哉?至於教育其他目的,或學校無法控制的因素(例如學生能力水平),就無關宏旨了。

香港的侯傑泰教授,原來也嚮往這種測考文化,並相信學校的TSA/BCA成績差,就是教學差,故也要給學校弄張成績表,令其「知所改進」。某校長又謂:學校使用公帑,須「自覺提升學與教的效能」,但其所謂提升效能,原來是指「應用BCA數據」。

應用 BCA 數據,真有如此神效?誰都知道,這類測試目的不在於教學,而是統計常模 (norms)。莫慕貞教授 (2017) 曾指出,對個別學生來說,這些題目不是太深,就是太淺;要講教學,正確的策略是「因材施測、因材施教」。

其實,留心學生的老師,拿試題上手,大概心裡已知道,班裡誰會答對,誰會答錯。改進教學所需的,是「診斷性」的測考(diagnostic tests),即在開授某課題之前,能告訴老師,學生已懂些甚麼,會錯在哪裡,從而確定教學的進路,及授課後的考評 (trailing indicators),告訴教師教學的成效。

這也是我從前從事「課堂研究」(lesson study)之時,堅持由老師設計「前測」和「後測」的原因。這些由任教老師製作的測試 (teacher-made tests),可能不盡善盡美,卻最管用。


References:

Nichols, S. & Berliner, D. (2008) Why has High-Stakes Testing So Easily Slipped into Contemporary American Life? Phi Delta Kappan, 89, 672-676

莫慕貞 (2017) 「後TSA」評估策略:因材施測 因材施教,明報2017420日觀點版

TSA若認真,成績表這樣做

(2017年5月3日星期三)

當大家遏力阻止異化操練之風再起,倡議TSA 要「不記名不記校、抽樣考隔年考」,現屆政府卻堅持復考!

支持者侯傑泰教授說,TSA追蹤全港學生整體成績外,還要有對個別學校「進行回饋、促進教學」功能,因此堅持每年每校發給一張「TSA成績表」,讓學校知所改善。他說抽考就達不至這目的喇!

候又列舉英美流行的「學校排行榜」做法,說政府頂著千百倍壓力也要推行。當然,他沒說這種以成績論斷學校質素、甚至殺校的政策,令英美學校產生了前作未見的「操練文化」和摧谷作弊歪風。在侯熟識的「測考學術界」,對這種政策的批評尤為猛烈。

然而,我看就算要讓學校得到一張TSA成績表,理論上亦不必「不抽測不取樣」,問題在於這張成績表是否真要有「回饋教學」功能,還是表面以競爭之名,用羞辱威嚇方式向學校施壓問責。若只是前者,以下方法是否可行?

堅持取樣抽測,中央立即計算各科各卷各題的全港常模(Norms),連考卷分發給學校,學校再拿考卷給有關學生做,接著按常模計算自己學生、年級、科目、全校的成績。這張成績表是由學校自己做、自己看,教務組和科組同事純粹用來分析學生成績,看學生錯在哪裡,其間如覺有需要,局方亦可設有支援組提供意見,看看教學能否更有效。

既然只求「回饋教學」,可立例禁止這張成績表交給校董會或教育局,或故意向外泄露,由於無人可以做學校間成績表的比較,消除操練的壓力,但學校仍得到所需資料,知所改進,完成侯教授的「心願」。

NCLB弊大於利

(2017年4月26日星期三)

美國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NCLB) (至 Every Student Succeeds Act (ESSA))帶來各州統一測考,強令學校公開成績作比較,好聽的措詞上是「促進學校改進」,其實是推行高風險測試政策,學校為存亡要跟制度「搏奕」(gaming the system),「分數高低」與「教學改進」證實毫無關係。

學者在期刊批評NCLB的「測評問責制」,二十年來文章不斷,其中包括測評學者 Robert LinnJames PophamLorrie ShepardEva Baker,擅長研究教學的David Berliner,教育政策學者Diane Ravitch等。Ravitch 還當過副教育部長,掌管NAEP長達7年。

Shepard 在去年的Educational Researcher 文章中這樣說:在1990年代,發展勢頭很好,學科專家都在設計較有深度的課程,希望強化學生思考、解難、概念理解,讓他們追求深層學習 deep learning)而非忙碌於機械式操練,他們又鼓勵教師多使用開放式考題、專題探究等測評工具。這時卻來了一個 NCLB,就是因為要訓練學生考統一標準試,把一切美好的都打翻了。

她續說:今天的教育研究者,應設法說服政府,高風險測試給教育帶來破壞性影響 corrupting effects)。這些測試的負面作用早已人所共知,只是政策辯衛士和反對者對問題的嚴重性看法不一致。但時至今天,我們已可以斷定,弊大於利。若時光倒流,專家應把力量放在設計課程和教師培訓上。要真有成效,應以課程設計為主體,而非獨自發展測評工作;政府也應放棄懲罰性措施,少舉行測試,把資源放在課程和非為公布成績的測試工具上。

我想,那些以提供「學校報告」為擋箭牌,嚮往 NCLB式測考,或希望把 TSA /BCA變為學校「知衰、故知所改進」的人,請讀讀上述學者金石之言。

讓你知所改善,怕你滑落不自知

(2017年4月19日星期三)

校長召見甲老師:「我們對大考作過統計,你教的 D班,成績比 A, B, C班都差。你要調整教學,成績若不改善,可能 ……

甲老師向乙老師訴苦。乙安慰他說:「校長用心良苦呀!TSA給學校派成績表,他當然也要給老師做「體檢」喇!這是讓你清楚自己的教學問題,怕你滑落而不自知。

「不過,校長並沒有說,學校是按成績編班的,整體學生叻極,總會有人派去讀 C D班,而每年派給我教的,不是C班就是D班。年尾就召見我,話我班表現最差,不用做研究都知喇!」

「替教師作成績「體檢」,是一種新型TSA,也非我校獨有,大勢所趨呀!有些校長還頂著千百倍壓力,在學校門口貼出個別老師和學生的「成績排名榜」,好讓落後的「知所改善」!我們校長算仁慈,沒有這樣做;不過據他說,有學校做開的,只停了幾年,全校成績即下跌喎!」

「怎樣可以「改善教學」呢?D班表現總比不上 A B班。我並非不重視成績,但不是說過,求學不是求分數嗎?我努力班級經營,培育學生自尊自信,師生關係不錯,同學都愛回校,無人要自殺,有些還開始對讀書有興趣。當然,這些不算是「成績」吧!」

「我們都是老師,對學生的表現其實最清楚,哪用等大考才知道?不過,既然上頭有這樣的嗜好,我們只好對準目標,一開學就操練歷屆試卷,專心研究題形,隔天模擬大考一次,天天練習,學生低分都難。看,我現在年年都派去教 A B班了。」


(上述是虛構故事。)